第六章　伊川程子

译第六章　伊川程子 伊川名颐，字正叔，是明道先生的弟弟。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十四五岁时，和哥哥一起向濂溪求学。十八岁时，上书朝廷，劝仁宗摒弃世俗的议论，以王道为治国之本，并在书中把自己比作诸葛孔明。后来，他游学太学。当时胡安定主持太学教务，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考试学生，看到先生的文章后大为惊异，邀请他来会见，立即让他担任学职。吕希哲，字原明，是正献公吕公著的儿子，与先生住在相邻的斋舍，首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他。治平（英宗）、熙宁（神宗）年间，大臣们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出仕。哲宗初年，司马温公、吕正献公共同上疏，称颂他的品行道义。授任秘书省郎，不久召任崇正殿说书。先生每次进宫讲学，用来启发陈说、劝导君主的话都十分恳切。当时文潞公彦博以太师兼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侍奉经筵，整天庄严地站立而不懈怠。先生在皇帝面前，容貌神色庄严，也丝毫不宽纵自己。有人问：“您的严肃与潞公的恭敬相比，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先生说：“潞公是侍奉过四朝的老臣，侍奉年幼的君主，礼节上不能不恭敬。我以平民身份担任辅导之职，也不敢不自我尊重。” 先生既然把天下的事务作为自己的责任，议论褒贬便毫不回避。他又同翰林学士、蜀人苏轼不合。当时归附先生门下的人，同苏轼门下的人互相攻击，于是洛蜀党争的议论兴起。先生出任管勾西京国子监，后来离职。绍圣年间，被削去名籍，流放到涪州。徽宗即位后，移居峡州，恢复了官职。崇宁二年，言官又诋毁先生，说他的邪说惑乱众人听闻。皇帝下诏追毁他的出身文字，并命各地监司察看他所著的书。先生于是避居龙门以南。当时四方的学者仍然相继来跟随他而不肯离去。先生说：“尊重你们所听闻的道理，实行你们所知道的道理，就可以了。不必一定到我的门下求学。”崇宁五年，恢复宣议郎，随后退休。大观年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全谢山说，先生和明道虽然曾经到濂溪门下求学，但后来所得的学问实际上并不来自濂溪。他还引用吕原明（希哲）、吕居仁（本中，原明的孙子）的话作为证明（原明说，二程起初跟随濂溪游学，后来却青出于蓝；居仁说，二程起初跟随茂叔，后来更加发扬光大）。然而考察《颜子所好何学论》，其中说：“天地积聚精气，得到五行精华的人就成为人。人的根本，是正而且静。人的情感尚未发作时，仁、义、礼、智、信五种本性都具备。人的形体已经形成，外物接触他的形体，便在内心引起活动。内心一动，七种情感就产生了，即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感既然炽烈而越来越放纵，本性就被凿坏了。因此，有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正，端正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所以说要使情感合乎本性。愚昧的人却不知道控制情感，放纵情感而达到邪僻的地步，束缚并丧失自己的本性，所以说要使本性听任情感。”全篇以《太极图说》为根本，那么先生从濂溪那里所得的学问，实在不是浅薄的。因此朱熹明确认为濂溪是二程学问的源头，并且记载濂溪把《太极图说》《通书》交给二程的话。不能说他没有根据地随意这样讲。只是伊川和明道也各有不同。明道不废弃阅读佛、老的书，和学生谈论时，也常常举出佛教的话给他们看；伊川则完全排斥这些，连《庄子》《列子》也不读。明道所坚持的学说较为广阔，而伊川的操守则十分严谨。因此从气象来看，明道同濂溪较为接近，但他的言论未必依从濂溪；伊川的气象不像濂溪，但他的言语却不能超出濂溪的范围。朱熹说：“明道说话有超过恰当范围的地方，伊川则比较细密，说话较少有过失。”（《语类》）大概明道曾经从佛、老学说中转身而出，所以还看得到佛、老两家的痕迹。到了伊川，在濂溪、明道相互弥补之后继承发展，更加严密而不露破绽，因此在儒学方面格外亲切。明道早逝，所以到他门下求学的人，大多是在伊川手中成就的。然而明道所达到的境界，伊川自然比不上。明道没有著书，而伊川著有《易传》四卷；又有《春秋传》的序，但书没有完成。他平日的讲说，由门人把明道的言论合在一起记录，编成《语录》。嘉定年间，赐谥号“正公”。一　主敬 周子《太极图说》说要以主静来确立人的最高准则。明道教学生认识仁，则说：“认识这个道理，只要用诚敬之心保存它。”也就是用“敬”字替换了“静”字。不过他又说：“本性安静的人可以求学。”这仍然是把静和敬并提。到了伊川则说：“做到敬，自然就会虚静；不能把虚静叫作敬。”所以他平日教导人，只以“敬”字为主。他说：“进入道的境界，没有比敬更好的途径。”又说：“君子遇到事情，无论大小，都专一地保持敬意罢了。”还说：“圣人以敬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以笃厚恭敬的态度行事，天下就能太平。只有上下都一心保持恭敬，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得到生长。”于是后来的儒者多认为伊川把周子的“主静”改成了“主敬”。然而他对“敬”的解释，是说：“所谓敬，就是专一不二。所谓一，就是心无所适从、无所趋向。”而且还有“涵养我的专一”的说法。我私下考察，周子在《太极图说》解释主静时说：“没有欲望，所以安静。”而《通书》说：“圣人可以学习吗？回答说：可以。又问：有要领吗？回答说：有。请问是什么。回答说：专一是要领。所谓一，就是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所以安静，而专一就是没有欲望，那么主静就是主一了。

译伊川把“主一”解释为“敬”，这样一来，“敬”也就等同于“静”了。况且，伊川曾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所欲求的事未必已经沉溺其中，只要心有所趋向，便是欲望。”所谓“向”，就是趋向。有所趋向就是有欲望，那么没有趋向也就没有欲望了。濂溪说“专一就是无欲”，伊川说“没有趋向就是专一”，两者几乎像是出自同一张口。既然如此，伊川所说的主敬，正是由濂溪所说的主静而来，只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大概“静”这个字不容易体会，不明白的人往往把它理解为空、理解为无，这样就难免陷入昏暗之中。所以周子当时特意用“无欲”二字来解释它，意思也是说，只是没有欲望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无”。然而即使“无欲”二字，仍然不容易体会，因此后来的儒者就有人以“上天赋予民众生命便有欲望，怎么能说无欲”来质疑它。只有伊川亲自从身心上加以验证，知道无欲只是没有趋向；他深深担心学者不能体会到这一点，或者反而受到质疑的误导，所以果断地用“敬”来替换“无欲”。大概能得到濂溪之意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伊川。我说伊川不能超出濂溪一尺一寸，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过，濂溪说“静”，所担心的是人们把它追求得过高；伊川说“敬”，所担心的又是人们把它追求得过低。为什么这样说呢？无论事情大小都一概以敬对待，那么学者就难免把“敬”落实到具体事务上。这样做，难道符合贯通内外的道理吗？伊川知道这一点，所以谈“敬”时，必定引用“以敬使内心正直”（本于《易·文言》）来说明。他说：“学者必须用敬来使内心正直。涵养这种心意，以使内心正直为根本。”又说：“人的心不能不与万物相互感应，也很难使它不思考。如果想免除这些，只有使心中有所主宰。怎样才能有所主宰？就是敬罢了。大体说来，人的心不能同时用于两件事。心用在一件事上，其他事情就不能再进入，因为这件事成了心的主宰。以事情为主宰，尚且没有思虑纷扰的忧患；如果以敬为主宰，又怎么会有这种忧患呢！”由此看来，以事情为主宰和以敬为主宰，分明是两回事。以事情为主宰，普通人都有；以敬为主宰，则不是懂得求学之道的人不能做到。所以说：“进入道没有比敬更好的途径。”又说：“心存敬而不失，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所说的‘中’。”然而，如果有意存心于敬，这个敬最终就会成为进入道的障碍，成为失去中的根源。所以他又说：“忘掉敬以后，才会无处不敬。”（以上均见《语录》）达到忘掉敬而无处不敬的境界，就纯然是濂溪所说的主静境界了。到了这种地步还认为濂溪与伊川有所不同，真是只看到表面而没有看到实质。二　穷理 自从明道提出“天理”二字，伊川于是有了“性就是理”的说法。不过，合起来说，就是“性就是理”；分开来说，则是：“上天赋予人的叫作命，禀受于我身的叫作性，表现在事业中的叫作理。”所说的理，从来没有能够同具体事务分离的。因此，他取用《戴记·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说法，提出穷理的主张。他说：“格，就像穷一样；物，就像理一样。也就是说，不过是穷究它的理罢了。穷究它的理，然后才能达到知识。不穷究，就不能达到。”又说：“穷理就是格物，格物就是致知。”宋代儒者从佛教那里得到启发，而与佛氏不同的地方，实在就在这里。所以说：“学佛的人大多想忘掉是非。是非怎么能忘掉呢？本来就有许多道理，为什么要忘掉它呢？”又说：“人们厌恶事情太多。世间的事情虽然多，都是人的事情。人的事情不让人去做，又让谁去做呢？”然而，所谓格物穷理，又不是泛泛地观察事物之理，专门到外界去寻求。所以说：“观察事物之理来审察自己。”又说：“致知在于格物，并不是由外界灌输给我的，因为这些道理本来就是我所具有的。”大概伊川一生治学的要领，全在于看到了“理一分殊”四个字。所以说到“分殊”，便说：“有一物必有一则，一物必须有一理。”说到“理一”，便说：“天地之间，不过只有一个感应罢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呢？”因此，格物既不是忘掉事务而固守内心，也不是抛弃内在而追逐外物，所以说：“现在的人想要致知，必须格物。物不一定非要是具体事务才叫物。从自身一直到万物的道理，只要领会得多了，自然会豁然开朗而有所觉悟。”又说：“致力于穷理，并不是说必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全都穷究尽，也不是说穷究通了一条理便达到了目标。只是要不断积累，积累多了以后，自然就能看得清楚。”这同明代西方人士来到中国后所说的格致之学，又大不相同。况且伊川曾说：“涵养须要用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主敬与穷理，两者并提。因为《易》说“以敬使内心正直”，接着又说“以义使外在方正”。内外两面同时把持，不能偏废任何一方。所以有人问，“必有事焉”（本于《孟子》）是否也应当用敬？他回答说：“敬，只是涵养这一件事。‘必有事焉’，应当不断积累义。只知道用敬，不知道积累义，那就等于什么事也没有做。” 有人问：“敬和义有什么区别？”回答说：“敬，只是约束自身的原则；义，就是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顺着理去行动，就是义。”这样分开来说，敬属于内在，义属于外在；合起来说，又是敬包含义，义也包含敬。这样的说法就更加严密了。我之所以说他承接濂溪、明道之后，而比他们更贴近儒学，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过，伊川的说法也有不同于明道的地方。明道说：“事情有善有恶，都是天理。”伊川则认为理没有不善的，所谓善恶，是气造成的。所以他谈性时说：“气有善有不善，性却没有不善。”又说：“性没有不善。有不善的，是才。性就是理。理从尧舜直到普通人，都是一样的。才禀受于气，气有清浊，禀受清气的人成为贤者，禀受浊气的人成为愚者。”（以上均见《语录》）这同明道所说“善固然是性，恶也不能不说是性”不同。伊川的说法，是孟子的说法；明道的说法，是佛氏的说法（《大乘起信论》说一心有三大，其中“用大”能生出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恶因果。现在的版本没有“恶”字，大概是后来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删去的）。明道敢于说出儒者不说的话，伊川则一定要设法同孟子相合。伊川的严密，也正是他不及明道的地方。附论二程表章《大学》《中庸》

译自汉代以来，儒者所尊崇的只是孔子的书。孝文帝曾为《孟子》设置博士，后来不久又废除了。赵邠卿（岐）作《孟子注》，说：“各部经书的通用义理，能够引用《孟子》来说明事情，就叫作博文。”（见《孟子注序》）那么在当时，《孟子》也不过是六艺的辅助著作，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唐代韩愈，才开始说：“想要考察圣人的道，必须从孟子开始。”二程出现以后，又特别表彰《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朱子在《大学》《中庸》的章句开头首先引用程子的话，说：“《大学》是孔氏留下的书，是初学者进入德行之门的著作。如今还能看到古人求学次序的，只有依靠这篇书的保存；《论语》《孟子》还在其次。学者如果一定由此入学，大概就不会走错了。”又说：“不偏叫作中，不改变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这篇书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子思担心它流传久了会发生偏差，所以把它写在书中，传给孟子。这部书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间分散为万事万物，最后又合归为一个道理。” 把它推广开来，就充满六合；收拢起来，就退藏于隐密之处。它的意味无穷，全都是真实的学问。善于读它的人，反复玩味探索而有所收获，那么一生都可以运用它，而且终身也有不能穷尽的地方。”大概从此以后，儒者的学说没有不以这两部书为根本的。自元代直到清代，又把它们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子书”，与五经一同列为考选士人的科目。我私下考察，二程表彰《中庸》《大学》，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氏的学说不超出心性范围，却精深广大；在儒家书籍中，能够拿来与之抗衡的，实在只有这两篇，所以特意把它们表彰出来，以显示我们儒家自有家传珍宝，不必到异学中去寻求。这同魏晋时期老子、庄子盛行时，人们相继谈论《易》，正是同一个例子。都是因为道理相近，才把相关的内容牵连到一起。况且《中庸说》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情况，已经无法考证了。至于宋代戴颙的《中庸传》、梁武帝的《中庸讲疏》，也都是在佛教极盛之时才有这样的著作。现在书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考察戴颙和梁武帝都通晓佛教经典，便可以想见它们融合儒佛的情形。至于李习之作《复性书》，极力阐明《中庸》所说的诚明之旨，习之也从禅学那里有所获得。那么，《中庸》流传于世，确实同佛教有关，这一点尤其有清楚而可靠的证据。《大学》一篇，在唐代以前，没有专门论及它的人。在二程以前，有温公的《大学广义》，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另有《中庸广义》，都是一卷，现今都已不存）；这同范魏公把《中庸》传授给横渠一道，都是证明《大学》《中庸》并不是从洛学才开始受到重视的材料。然而温公虽然诋毁佛教（他的门人刘安世就认为，温公诋毁佛教不免失之草率），但他对明道说：“近来有一个把心安置的地方，感到很安稳。”明道问：“说的是什么？”他说：“只有一个‘中’字。把心安置在中，感觉非常安乐。”这就是禅家的方法（见《程氏外书》）。这样看来，温公的《广义》也一定是受到佛说感发而写成的，只是或许不如二程那样更加细密罢了。不过，二程既把《大学》《中庸》作为由佛学转入儒学的阶梯，也就把《大学》《中庸》当作维护儒学、攻击佛学的利剑。他们此前借助佛学取径的一段经历，于是也隐约被这一点掩盖过去了。《大学》《中庸》两篇，先前沉埋不显，后来突然显露出来，也再没有人推究其中所以然的缘故，这实在是可惜。又，《中庸》是子思所作，见于康成的《礼记注》，应当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至于《大学》是谁作的，前人没有说过，所以程子也只是认为它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到了朱子，才把它分为经、传两部分，认为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录；传是曾子的意思，由他的门人记录。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而这样说的。想来是因为他有道统的观念：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曾子没有著作（《大戴礼记》中有《曾子》十篇。《大戴礼记》自汉代以后不显著流传，到清代人才重新校订刊行），所以想用这种说法来补足这条传承。可是，仍然应当把程子的说法作为正确的。明道的《大学》有一个改本，伊川又有一个改本，朱子沿袭他们，又替它重新改订。于是古本与改本的争论（王阳明主张古本，有《大学古本序》，见于全集），便成为后世的一大公案。篡改经文来迁就自己的意思，二程不能不承担这种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