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邵子 附司马温公
第三章 邵子 附司马温公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从父徙共城,居苏门山百源之上。时北海李挺之(之才)摄共城令,得先天图书之学于穆伯长(修),因从受学焉。故世传邵子之学与濂溪同所自出。然明道程子志其墓,谓:“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而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今《观物外篇》(《观物内篇》先生所著之书,《外篇》,门人记先生之言)亦谓:“邵某受《春秋》于尹师鲁,师鲁受于穆伯长。邵后复攻伯长,曰:‘伯长云:《春秋》无褒皆是贬也。春秋礼法废,君臣乱,其间有能为小善者,安得不进之也。况五霸实有功于天下,且五霸固不及于王,不犹愈于乱乎?安得不与之也。’”夫言《春秋》,既不必同于穆,则其后日所传象数,非尽穆、李之旧,殆可推而得之。盖在百源数年,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探赜索隐,必有自得于师传之外者。此与濂溪传种、穆之《太极图》,而其说不必遂即种、穆之说,正一例也。先生学既通,以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贤士大夫之所辐辏也,迁居之。当是时,文潞公(彦博)、富郑公(弼)、司马温公(光)皆退居在洛,雅敬先生,为市园宅,时相游从。先生岁时耕稼,衣食才给。而燕笑吟哦,未尝有拂逆之色。或乘小车出游城中。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每曰:“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故程子尝推为风流人豪,即其襟度可知也。嘉祐中(仁宗)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竟称疾不之官。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方疾,温公、横渠、明道、伊川晨夕候之。横渠喜论命,因曰:“先生论命否?当推之。”曰:“若天命,则已知之矣。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命矣。载尚何言!”元祐中,赐谥康节。所著有《先天图》、《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等。晚尤喜为诗,诗曰《伊川击壤集》,而自为之序。
译第三章 邵子 附司马温公 邵雍,字尧夫。他的祖先是范阳人,后来随父亲迁居共城,住在苏门山百源之上。当时北海人李挺之(李之才)代理共城县令,从穆伯长(穆修)那里得到先天图书之学,于是跟随穆伯长学习。因此,世人传说邵子的学问与濂溪周敦颐的学问出自同一源头。然而,明道程子为他写墓志时说:“穆氏、李氏的言论和行事,大体都可以看见;而先生纯粹专一、不杂不乱,广大浩瀚,这些多半是他自己所得。”如今《观物外篇》(《观物内篇》是先生所著的书,《外篇》是门人记录先生的话)也说:“我邵某曾向尹师鲁学习《春秋》,师鲁又向穆伯长学习。后来我又进一步研究伯长的学说,说:‘伯长说:《春秋》没有褒扬,都是贬斥。但《春秋》时代礼法废坏,君臣关系混乱,其中如果有人能做一些小善,怎么能不加以褒进呢?何况五霸确实对天下有功,而且五霸本来就比不上圣王,难道不仍然胜过天下混乱吗?怎么能不加以肯定呢?’”他谈论《春秋》,既然不必完全同于穆伯长,那么他后来所传授的象数之学,也就不全是穆氏、李氏的旧说,大概可以由此推知。他在百源居住多年,寒冷时不围炉,炎热时不摇扇,夜里不靠近席子睡觉,探究幽深隐微之理,必定有从老师传授之外自己获得的东西。这与濂溪传承种放、穆修的《太极图》,而他的学说却不必完全等同于种放、穆修的学说,正是同一个道理。先生的学问既已贯通,认为洛阳处于天下中央,是四方贤士大夫汇聚的地方,于是迁居洛阳。当时,文潞公(文彦博)、富郑公(富弼)、司马温公(司马光)都退居洛阳,十分敬重先生,为他买了园宅,常常与他交游往来。先生一年四季耕种,衣食仅仅够用;但宴饮欢笑、吟诗咏歌,从来没有流露出不快的神色。有时乘一辆小车出游城中,由一个人替他拉车,任凭自己的兴致所到之处。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安乐窝”,自称“安乐先生”。他常说:“学习如果达不到快乐,就不能称为学习。”所以程子曾推许他为风流人物中的豪杰,仅从他的胸襟气度也可以知道这一点。嘉祐年间(仁宗在位时),诏令访求遗逸之士,留守王拱辰以先生应诏,授予将作监主簿;又举荐他为逸士,补任颍州团练推官。这些职务他都坚决推辞,后来才接受,却最终称病没有赴任。熙宁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病重时,司马温公、横渠、明道、伊川早晚都来探望他。横渠喜欢谈论命,于是说:“先生谈论命吗?应当推究一下。”先生说:“如果是天命,那么我已经知道了;世俗所说的命,我却不知道。”横渠说:“先生已经知道命了。事情既然已经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元祐年间,赐谥号康节。他著有《先天图》《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等。晚年尤其喜欢作诗,诗集名为《伊川击壤集》,并亲自为它作序。
一 先天图邵氏《先天图》有四:一八卦次序图,一八卦方位图,一六十四卦次序图,一六十四卦方位图。谓伏羲所画之卦如此。因对文王后天之卦而言,故曰先天。即今朱子《易本义》列之卷首者也。然文王之八卦,其次序则乾父、坤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其方位则离南、坎北、震东、兑西、巽东南、乾西北、坤西南、艮东北。皆见之《说卦》。而邵氏《八卦次序图》,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于是阴阳之中,复分太少,而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之名。则孔子赞《易》,无有是也。然犹可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系辞》之文也。至置乾于南,坤于北,置离于东,坎于西,震于东北,兑于东南,巽于西南,艮于西北,以为方位之图。而谓:“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又谓:“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先天卦位图说》)八卦之中,而或顺或逆,恐《说卦》所谓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未必若此。且《说卦》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言其性情,非言其方位也。若以天地相对而列于南北,水火相对而列于东西,则天果在南,地果在北乎?火果在东,水果在西乎?是故黄晦木(宗炎,梨洲之弟)作《先天卦图辨略》(见《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谓:“《易》本明白简易,而康节装凑安排,全昧大道。”盖以以图合《易》,牴牾实多也。虽然,康节之图,装凑安排,则诚然矣。而谓其全昧大道,则有不可。且《参同契》曰:“牝牡四卦,以为橐籥。”四卦者,指乾、坤、坎、离也。是康节八卦方位取乾、坤、坎、离相对之本也。又曰:“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上丁,上弦平如绳。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是八卦方位取震、巽、艮、兑相对之本也。又曰:“朔旦为复,阳气始通。乾健盛明,广被四邻。”(中有省文)是六十四卦方位阳始于复而极于乾之本也。又曰:“姤始纪绪,履霜最先。道穷则反,归乎坤元。”(中有省文)是六十四卦方位阴始于姤而极于坤之本也。盖丹家以乾坤为炉鼎,坎离为药物,以六十四卦为火候。八卦方位,所以示取坎填离之法也:六十四卦方位,所以表抽添火候之功也。康节所得之于李、穆者,如是而已矣。抑康节之诗,尝有之矣。曰:“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夫乾遇巽者,姤也;地逢雷者,复也。月窟者,阴之微也;天根者,阳之发也。三十六宫者,卦之不易者八(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反易者二十八,合之三十六。犹言六十四卦也。都是春者,火候匀而药物熟也。以诗证图,则其以丹诀言《易》,康节岂自讳乎?然而康节犹虑人之不能通其意,而或以京、焦(京房、焦延寿,并见《汉书·儒林传》)之数失之也。故《图说》直揭之曰:“先天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事万化生于心也。”且以心法观丹诀,则丹诀非小术也;以心法观卦图,则卦图非异说也。康节曰:“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又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所谓善用《易》者也。”(皆《观物外篇》)由是论之,康节之图虽不与《易》合,倘亦所谓善用《易》者,非耶?二 观物篇《观物篇》者,康节推其卦图之意,以说万事者也。曰:“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观物内篇》。中有节文)其言阴阳动静,亦与濂溪《太极图说》合。
译一 先天图 邵氏《先天图》有四种:一是八卦次序图,一是八卦方位图,一是六十四卦次序图,一是六十四卦方位图。邵氏说,伏羲所画的卦就是这样。因为这是针对文王的后天八卦来说的,所以称为先天。也就是今天朱子《易本义》列在卷首的图。然而,文王八卦的次序是: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它们的方位是:离在南,坎在北,震在东,兑在西,巽在东南,乾在西北,坤在西南,艮在东北。这些都见于《说卦》。而邵氏的《八卦次序图》把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于是,阴阳之中又分别为太、少,出现太阳、少阳、太阴、少阴的名称。这在孔子赞述《易》的文字中是没有的。不过,也还可以说:所谓“《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来就是《系辞》的文字。至于把乾放在南方、坤放在北方,把离放在东方、坎放在西方,把震放在东北、兑放在东南、巽放在西南、艮放在西北,作为方位图,又说:“从震到乾是顺,从巽到坤是逆。”还说:“计算已经过去的卦数是顺行,好像顺着天运行,这是向左旋转;这些都是已经生成的卦。推知将来的卦数是逆行,好像逆着天运行,这是向右运行;这些都是尚未生成的卦。”(《先天卦位图说》)八卦之中,竟有的顺行、有的逆行,我恐怕《说卦》所说的“计算过去的顺,推知将来的逆”,未必是这样的意思。而且,《说卦》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说的是它们的性质和情状,并不是说它们的方位。假如按照天地相对而列在南北、水火相对而列在东西,那么天果真在南方、地果真在北方吗?火果真在东方、水果真在西方吗?因此,黄晦木(宗炎,梨洲的弟弟)作《先天卦图辨略》(见《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说:“《易》本来明白简易,而康节却拼凑安排,完全不明白大道。”大概是因为把图强行配合《易》,实际矛盾很多。即使如此,说康节的图是拼凑安排的,确实如此;但说他完全不明白大道,却是不对的。况且《参同契》说:“牝牡四卦,把它们作为风箱和风箱的管籥。” 所谓四卦,指的是乾、坤、坎、离。这就是康节的八卦方位取乾、坤、坎、离相对而列的根据。《参同契》又说:“第三天出现光明,震卦承受庚而位在西方;第八天兑卦居上丁,月上弦平直如绳;第十六天转而承受统领,巽卦以辛位在天明时出现;艮卦正对丙而在南方,下弦在二十三日。”这就是八卦方位取震、巽、艮、兑相对排列的根据。又说:“朔日早晨为复,阳气开始通达;乾的刚健盛大明亮,广泛覆盖四方邻近之地。”(中间有省略文字)这就是六十四卦方位图以复为阳气开始、以乾为阳气极盛的根据。又说:“姤开始记录阴气的端绪,履霜是最先出现的征兆;道走到尽头就会返回,归于坤元。”(中间有省略文字)这就是六十四卦方位图以姤为阴气开始、以坤为阴气极盛的根据。大概炼丹家把乾坤当作炉鼎,把坎离当作药物,把六十四卦当作火候。八卦方位,是用来显示取坎填离的方法;六十四卦方位,是用来表示抽添火候的功夫。康节从李氏、穆氏那里得到的,大概就是这些而已。或者康节的诗中也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乾遇巽时可以观察月窟,地逢雷处可以看见天根。天根与月窟悠闲往来,三十六宫全都是春天。” 乾遇巽,就是姤卦;地逢雷,就是复卦。月窟,是阴气开始微微显现的地方;天根,是阳气开始发生的地方。三十六宫,是不易卦八个(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反易卦二十八个,合起来为三十六个。这仍然是在说六十四卦。所谓“全都是春天”,是说火候均匀,药物成熟。用这首诗来证明这些图,那么康节用炼丹口诀来解释《易》,难道他自己还忌讳承认吗?不过,康节仍然担心人们不能通晓他的意思,或者把它误解为京房、焦延寿(京房、焦延寿,均见《汉书·儒林传》)那一类的数术。因此《图说》直接揭示说:“先天之学,是心法。图都从中心开始,万事万物的变化都产生于心。”而且,如果用心法来看炼丹口诀,那么炼丹口诀就不是小道术;用心法来看卦图,那么卦图也不是异端之说。康节说:“图虽然没有文字,我终日谈论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道理。天地万物的道理,大概全都在其中了。”又说:“懂得《易》的人,不一定要引用《易》来讲解,这才是懂得《易》。孟子的话从来没有提到《易》,但其中却存有《易》的道理,只是能看出来的人很少。人能够运用《易》,这才是懂得《易》。像孟子,就是所谓善于运用《易》的人。”(都见《观物外篇》)由此看来,康节的图虽然不与《易》完全相合,但如果他也属于所谓善于运用《易》的人,难道不是吗?二 观物篇 所谓《观物篇》,是康节推演他的卦图之意,用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著作。他说:“万物之中大的,没有什么能超过天地;然而天地也有穷尽之处。天的广大,由阴阳概括尽了;地的广大,由刚柔概括尽了。阴阳穷尽,四时便形成;刚柔穷尽,四维便形成。天,是由运动产生的;地,是由静止产生的。一动一静相互交合,天地之道也就尽在其中了。运动开始,阳就产生;运动达到极点,阴就产生。一阴一阳相互交合,天的作用也就尽在其中了。静止开始,柔就产生;静止达到极点,刚就产生。一刚一柔相互交合,地的作用也就尽在其中了。运动大的,叫作太阳;运动小的,叫作少阳;静止大的,叫作太阴;静止小的,叫作少阴。太阳就是日,太阴就是月,少阳就是星,少阴就是辰。日、月、星、辰相互交合,天的形体也就尽在其中了。太柔就是水,太刚就是火,少柔就是土,少刚就是石。水、火、土、石相互交合,地的形体也就尽在其中了。”(《观物内篇》,其中有删节文字)它所说的阴阳、动静,也与濂溪的《太极图说》相合。
然而《太极图说》阴阳之下,则有五行。而《观物篇》不用五而用四。言天则四象,日月星辰是也;言地则四体,水火土石是也。推是以言天变,则寒暑昼夜;以言地化,则雨风露雷。以言动植之感,则性情形体;以言动植之应,则走飞草木。言人,则耳目鼻口,声色气味;言时则元会运世,岁月日辰(一时为辰,十二辰为日,三十日为月,十二月为岁,三十岁为世,十二世为运,三十运为会,十二会为元)。言经,则《诗》、《书》、《易》、《春秋》;言治,则皇帝王霸。故朱子曰:“康节其初只是看得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转。久之便透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语类》)而明道亦谓:“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语录》)则其不取五行,亦因于数而然,非有他意也。抑康节虽广说万事,而仍反之于人身。曰:“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又曰:“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道之道,尽于天矣。天之道,尽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于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皆《观物内篇》)是以其言太极也,曰:“道为太极。”即又曰:“心为太极。”(皆《观物外篇》)其言性也,曰:“性者,道之形体也。”(击壤集自序》)其言圣人也,曰:“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身者焉;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内篇》)盖合内外而一之,以求无乎不贯,是康节之学也。然于《观物》曰:“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内篇》)其又斥以心观物以我观物,何也?曰:是固有说矣。《外篇》曰:“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又曰:“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此之心与我者,私心我见,障我与物而使之不相见者也。故不用之;不用之,而后物我通;物我通,而后物之理穷,我之性尽。是则其合内外之道也。虽然,康节盖有志矣,而未之逮也。其《皇极经世》欲以元会运世之数,穷古今治乱之变,亦几于劳而寡功矣。岂其所谓“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外篇》)者,犹有知之而未能蹈之者乎?有邵子之以《经世》演《易》,同时即有司马温公之以《潜虚》拟《玄》。《潜虚》之体,五十有五,而基之以五行。五行又各分二。水有原,有委;火有荧,有焱;木有本,有末;金有丱,有刃;土有基,有冢。其生数(一二三四五)五,其成数(六七八九十)亦五也。生成相配,而为五十有五之体。此《潜虚》之所以作也。其说曰:“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返于虚矣。”故自形至业,皆经之以五。辞以明其义,变以尚其占。盖欲举内而情性,外而政事,尽之于五行变化之中者也。夫《经世》不用五行,而《潜虚》则本五行以成其说。此康节、温公之不同也。然康节《先天图》谓伏羲依《河图》而作。而温公之书,有所谓《气图》者。以一(原)六(委)居北,二(荧)七(焱)居南,三(本)八(末)居东,四(丱)九(刃)居西,五(基)十(冢)居中。即《河图》之象。则其说固有相通者矣。且温公既作《潜虚》以拟《玄》,又为《太玄》作注,曰:“吾于子云,虽未能知,固好之矣。”其有得于《玄》,不必言。而康节亦称扬雄不独知历法,又知历理。(《外篇》)意其于《玄》,亦尝有究心者乎。又《虚》虽拟《玄》,而亦有异于《玄》者。《玄》虽言五行,然其首以九九为数,则袭八卦而来。五行与八十一首,错综以为用,故能成天下之至赜若虚则变化极于五行而止。虽繁称博引以为之说,而于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之义,浅矣。然而温公有云:“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
译然而,《太极图说》在阴阳之下列有五行,而《观物篇》不用五而用四。谈天,就用四象,即日、月、星、辰;谈地,就用四体,即水、火、土、石。由此推演来谈天的变化,就是寒暑、昼夜;谈地的变化,就是雨、风、露、雷;谈动植物的感应,就是性、情、形、体;谈动植物的应对,就是走、飞、草、木。谈人,就是耳、目、鼻、口以及声、色、气、味;谈时间,就是元、会、运、世、岁、月、日、辰(一时为辰,十二辰为日,三十日为月,十二月为岁,三十岁为世,十二世为运,三十运为会,十二会为元)。谈经,就是《诗》《书》《易》《春秋》;谈治理,就是皇、帝、王、霸。因此朱子说:“康节起初只是看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思一直在这上面运转。时间久了便彻底想通,一抬眼就能分成四片。他的方法是在四之外又有四。”(《语类》)明道也说:“尧夫的数,只是加一倍的方法。”(《语录》)那么,他不取五行,也是由于数理如此,并没有别的意思。康节虽然广泛解释万事万物,却仍然把它归结到人的自身。他说:“凡是分别阴阳、分别柔刚的,都是在说天地万物。能够完备地体现天地万物的,就是人。”又说:“道是天地的根本,天地是万物的根本。从天地来看万物,万物就是物;从道来看天地,天地也只是万物。道的道理,尽在天中;天的道理,尽在地中;天地的道理,尽在万物中;天地万物的道理,尽在人中。”(都见《观物内篇》)因此,他谈太极时说:“道就是太极。”随即又说:“心就是太极。”(都见《观物外篇》)他谈性时说:“性,是道的形体。”(《击壤集自序》)他谈圣人时说:“人,是万物中最完善的;圣,是人中最完善的。所谓人的完善,是说他能够用一颗心观察众人的心,用一身观察众人的身,用一世观察万世;能够用自己的心代替上天的意旨,用自己的口代替上天发言,用自己的手代替上天做工,用自己的身体代替上天办事;能够上察天时,下尽地理,中间穷尽万物的情状,通达而洞察人的自身;能够包容天地,出入于造化之中,贯通古今,表里兼顾人物的,就是这种学问。(《内篇》)大概把内外合而为一,以求没有什么不能贯通,这就是康节的学问。然而《观物》中说:“之所以称为观物,并不是用眼睛去观察它,也不是用心去观察它,而是用理去观察它。圣人之所以能够统一万物的情状,是因为他能够反观。所谓反观,就是不以我来观察万物。不以我观物,就是以物观物。”(《内篇》)那么,他又斥责用心观察万物就是以我观物,这是什么道理呢?答:这当然是有说法的。《外篇》说:“以物观物,是性;以我观物,是情。性公正而明澈,情偏私而昏暗。”又说:“任凭我意,就是情;有情就会受蒙蔽,受蒙蔽就会昏暗。顺因万物,就是性;有性就有神明,有神明就明澈。”这里所说的心和我,是指私心和自我见解,它们会遮蔽我与万物,使二者不能相互显现。所以不用这种心和我;不用它们,然后物我才能相通;物我相通,然后才能穷尽万物之理,尽明我的本性。这就是他使内外合一的道理。虽然如此,康节大概是有这个志向的,却还没有达到。他的《皇极经世》想用元、会、运、世的数目,穷究古今治乱的变化,也几乎是劳费很多而功效很少了。难道这正是他所谓“物理之学,有些地方不能贯通,不能勉强贯通”(《外篇》)的情形,即他自己还知道这一点,却没有能够践行吗?有邵子用《经世》推演《易》的同时,也有司马温公用《潜虚》仿拟《玄》。《潜虚》的体制有五十有五,以五行作为根本。五行又各分为二:水有原、有委;火有荧、有焱;木有本、有末;金有丱、有刃;土有基、有冢。它的生数(一、二、三、四、五)有五个,成数(六、七、八、九、十)也有五个。把生成之数相配,就形成五十有五的体制。这就是《潜虚》创作的原因。它的说法是:“人的出生根本在虚。虚之后才有形,形之后才有性,性之后才有行动,行动之后才有情感,情感之后才有事务,事务之后才有德,德之后才有家,家之后才有国,国之后才有政,政之后才有功,功之后才有事业。事业终结,就又返回虚。”所以从形到业,都用五来经纬安排。用辞来说明其中的意义,用变化来尊尚占筮。大概是想把内在的情感、性,外在的政事,都纳入五行变化之中。至于《经世》不采用五行,而《潜虚》则以五行为根本来建立学说,这就是康节与温公的不同。不过,康节的《先天图》说伏羲依据《河图》创作了它。而温公的著作中,有所谓《气图》的内容:一(原)、六(委)居北方,二(荧)、七(焱)居南方,三(本)、八(末)居东方,四(丱)、九(刃)居西方,五(基)、十(冢)居中央。这就是《河图》的象。因此,他们的学说本来就有相通之处。而且温公既作《潜虚》来仿拟《玄》,又为《太玄》作注,说:“我对于子云,虽然还不能真正了解,但本来就喜爱它。”他从《玄》中有所获得,那就不必说了。康节也称赞扬雄不但懂历法,还懂历理。(《外篇》)想来他对于《玄》,也曾经用心研究过吧。又,《潜虚》虽然仿拟《玄》,却也有不同于《玄》的地方。《玄》虽然谈五行,但开头以九九为数,这是沿袭八卦而来的。五行与八十一首交错综合而发挥作用,所以能够形成天下最为深奥复杂的道理;至于《潜虚》,则把变化止于五行。它虽然广泛铺陈、博引材料来立说,但对于探索深奥、寻求隐微、钩取幽深、推致久远的意义,仍然浅薄。然而温公说:“吉、凶、悔、吝,没有不是由事情产生的;事情的产生,没有不是根源于意念的。
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是乎有从有违。从则有喜,有乐,有爱。违则有怒,有哀,有恶。此人之常情也。爱实生贪,恶实生暴。贪暴,恶之大者也。是以圣人除其萌,塞其原。恶奚自而至哉!”(《迂书绝四》)知吉凶悔吝之由于意欲,而以除其萌塞其原,即圣人赞《易》之意,亦不过乎是。然则《潜虚》之作,温公亦必有其所以自得者,未可轻也。温公名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哲宗立,公为相,尽除安石新法。于学元所不览。而与邵、张、二程皆相善。康节尝称之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余种,五百余卷。而《潜虚》尤所致力。
第四章 张子张载,字子厚。世居大梁。以侨寓为凤翔郿县横渠镇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时为夏有)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文正公仲淹。文正异其气貌,而甚少,惜之。手《中庸》一编授焉。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遂翻然志于学。已未知所止也,求诸释、老者累年,乃反求之六经。仁宗嘉祐初,至京师见二程。二程于先生为外兄弟之子,卑属也。先生与语道学之要,厌服之。时方拥皋比,讲《易》京邸,听从者甚众。即撤坐辍讲。曰:“向与诸君语,皆乱道。比见二程,湛深于《易》,吾所不及。可往师也。”举进士,仕为云岩令。神宗立,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用中丞吕正献公荐,召对。问治道,对曰:“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时荆公行新法,为举朝所沮,欲倚先生以为助。而语不合。出按狱浙东。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尝曰:“吾学既得诸心,乃修其辞命。命辞无失,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所著有《东铭》、《西铭》、《正蒙》、《理窟》、《易说》等。而教学者,必于礼法。又以《周礼》为必可行于世。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即贫富不均,教养无法。纵不能行之天下,亦当验之一方。”欲与学者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兴学校,以推明先王之遗法。而有志未就。以吕汲公大防荐,召同知太常礼院。未及期,告归,竟卒于道。盖熙宁十年也。年五十八。嘉定间谥曰明。一 正蒙横渠之学,尽在《正蒙》十七篇。盖上则天道,下则人事,明则品类,幽则鬼神,大则经训,小则物名,无不阐述。庄生所谓“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者也。然观其大体,要得之于《易》为多。故所言亦不出阴阳变化之理。惟阴阳虽二,其究则一。分之曰阴曰阳,合之则曰太和,其曰“太和所谓道”(《太和篇第一》)是也。或曰太虚,其曰“太虚者气之体”(《乾称篇第十七》)是也。是以言阴阳者,以著太和太虚之实;言太和太虚者,以见阴阳之根。此其自言之甚明,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太和篇》)两不立则一不可见,《易系》所谓“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也。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易系》所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也。然乾坤不离《易》,而《易》之用惟在乾坤。故说《易》者,乾坤尽之矣。乾坤,阴阳也。故说《易》者,阴阳尽之矣。横渠惟一切推阴阳以为说,是故十七篇言。天地,则曰:“天地变化,二端而已。”(《太和篇》)言鬼神,则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同上)言人物,则曰:“动物本诸天,植物本诸地。”又曰:“有息者根于天,不息者根于地。”(《动物篇第五》)言性,则曰:“性其总合两也。”曰:“知性知天,则阴阳鬼神皆吾分内尔。”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诚明篇第六》)言学,则曰:“莫非天也。阳明胜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领恶而全好者,其必由学乎?”(同上《诚明篇》)言神化,则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神化篇》)言圣人,则曰:“大德敦化,然后仁智一而圣人之事备。性性为能存神,物物为能过化。”(同上)而《大易篇》且明示之曰:“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欤?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其说如此。则《宋史》本传称先生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盖其信矣。然而即亦有从佛氏转出者,如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太和篇》)曰:“由象识心,徇象丧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之心可乎?”(《大心篇第七》)其所谓客感,所谓存象之心亦象,非通于佛说心识之分,则不能道也。抑横渠虽不能无得于佛,而力攻佛、老,则与二程同。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
译意念一定出自欲望。欲望一旦在心中确立,于是便有顺从和违逆。顺从就有喜、乐、爱;违逆就有怒、哀、恶。这是人的常情。爱实际上产生贪欲,恶实际上产生暴行。贪欲和暴行,是恶中最大的。因此圣人在它们刚萌发时就加以铲除,堵塞它们的根源。这样,恶又从哪里到来呢!”(《迂书·绝四》)知道吉、凶、悔、吝都由于意念和欲望,而要在它们萌芽时铲除、在源头上堵塞,这就是圣人赞述《易》的意思,也不过如此。那么,《潜虚》的创作,温公一定也有他自己所得的道理,不可以轻视。温公名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哲宗即位后,温公任宰相,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原文“于学元所不览”字句疑误,含义不明。〕他与邵氏、张氏以及二程都很友善。康节曾称赞他说:“君实是脚踏实地的人。”死时六十八岁。著有《文集》八十卷,其他著述二十多种,共五百多卷;其中尤其致力于《潜虚》。第四章 张子 张载,字子厚,世代居住在大梁,因客居于此而成为凤翔郿县横渠镇人。他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甚至想结交宾客,夺取洮西(当时为西夏所有)的土地。二十一岁时,他带着书信拜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公认为他的气度相貌非同寻常,但见他年纪很轻,便为他可惜,亲手把一部《中庸》交给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以享受,为什么要从事军事呢?”于是他突然转而立志于学问。但当时还不知道应当从哪里入手,曾多年向佛、老二氏求索,后来才返回六经。仁宗嘉祐初年,他到京师拜见二程。二程对于先生来说是外兄弟之子,属于晚辈。先生与他们谈论道学的要旨,十分心悦诚服。当时他正坐在虎皮讲席上,在京城住宅讲授《易》,听讲的人很多。于是立即撤去坐席,停止讲学,说:“以前我同诸位谈论的,都是扰乱道理的话。近来见到二程,他们对《易》的理解深沉透彻,是我所不能及的。你们可以前去拜他们为师。”他考中进士,出仕任云岩令。神宗即位后,升任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因中丞吕正献公推荐,被召入朝廷应对。皇帝问治国之道,他回答说:“治理国家如果不取法三代,最终只是苟且之道。”当时荆公推行新法,遭到满朝官员阻挠,想倚重先生作为助力,但二人的言论并不相合。他出任浙东按察狱讼的官员。回到朝廷后,便以疾病为由退居南山之下。整天端正地坐在一间屋子里,左右放着书籍,低头阅读,抬头思考,有所得就记录下来;有时半夜起身坐着,拿蜡烛写作。他曾说:“我的学问既然已经从内心获得,就来修饰自己的言辞。言辞没有错误,然后才能裁断事务;裁断事务没有错误,我才会心情舒畅。”著有《东铭》《西铭》《正蒙》《理窟》《易说》等。他教授学生,必定以礼法为本;又认为《周礼》一定可以施行于世,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经界开始。经界划分不正,贫富就不均,教化和养民就没有法度。即使不能在天下推行,也应当先在一个地方验证。”他想与学者买下一方土地,划分为若干井田;对上不失去国家的赋税徭役,对下则用土地私自整治经界,划分宅地里巷,建立收敛赋税之法,兴办学校,以推明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但他的志向没有实现。后来因吕汲公大防推荐,被召任同知太常礼院。任期未满,便告假回乡,最终死在路上。大概是在熙宁十年,享年五十八岁。嘉定年间,谥号为“明”。一 《正蒙》横渠的学说,全都在《正蒙》十七篇之中。上至天道,下至人事;显明的方面讲品类,幽深的方面讲鬼神;大的方面讲经书训诫,小的方面讲万物名称,没有不加以阐述的。这正是庄子所说的“遍为万物说明道理,说个不停”。不过考察其大体,主要还是从《易》中得到的。因此,他所说的也没有超出阴阳变化的道理。阴阳虽然是二者,究其根本却是一个。分开来说叫阴、阳,合起来就叫太和;他说“太和就是所谓的道”(《太和篇第一》),也称太虚,说“太虚是气的本体”(《乾称篇第十七》)。所以谈阴阳,是为了显明太和、太虚的实际;谈太和、太虚,是为了显示阴阳的根源。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两者不能成立,就不能显现一;一不能显现,两者的作用就停止。”(《太和篇》)“两者不能成立,就不能显现一”,就是《易系辞》所说的“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一不能显现,两者的作用就停止”,就是《易系辞》所说的“《易》不能显现,乾坤或许也就接近停止作用了”。不过乾坤不离开《易》,而《易》的作用又只在乾坤之中。所以解释《易》,乾坤就足以概括它;乾坤就是阴阳。因此解释《易》,阴阳就足以概括它。横渠把一切都推演归结为阴阳来立说,所以十七篇中说到天地,就说:“天地的变化,不过是阴阳两个方面罢了。”(《太和篇》)说到鬼神,就说:“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能。”(同上)说到人物,就说:“动物以天为根本,植物以地为根本。”又说:“有呼吸活动的根于天,不呼吸活动的根于地。”(《动物篇第五》)说到性,就说:“性就是把两者总合起来。”又说:“懂得性、懂得天,那么阴阳、鬼神都属于我的本分之内。”又说:“有了形体以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反求,就能保存天地之性。”(《诚明篇第六》)说到学习,就说:“没有什么不是天。阳明之气胜过阴浊之气,德性就能发挥;阴浊之气胜过阳明之气,物欲就会流行。能够领会并改正恶、保全善,难道不必通过学习吗?”(同上《诚明篇》)说到神妙变化,就说:“气有阴阳,推移运行有渐进过程就是化,合而为一、不可测度就是神。”(《神化篇》)说到圣人,就说:“伟大的德性敦厚地推动教化,然后仁与智合一,圣人的事业就完备了。使自己的本性成为本性,从而能够存养神明;使万物各成其为万物,从而能够感化万物。”(同上)而《大易篇》又明白地说:“一物而有两个方面,这大概就是所谓太极吧?阴阳是天道,是天道形成的象;刚柔是地道,是地道产生的法则;仁义是人道,是人道确立的本性。天地人三才各分阴阳,没有哪一方面不具有乾坤之道。”他的学说就是这样。因此《宋史》本传称先生的学问以《易》为宗旨,以《中庸》为根本,大概确实如此。然而其中也有从佛氏思想转化而来的地方,例如说:“太虚没有形体,是气的本体;气的聚散,只是变化暂时呈现的形态。极其寂静而没有外感,是性的深源;有感觉、有知觉,是万物交接所产生的暂时感受。暂时的感受和暂时的形态,与无感、无形,只有穷尽本性的人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太和篇》)又说:“由形象认识心,追逐形象就丧失心;能够认识形象的才是心。保存形象的心,也只不过是形象罢了。还能称它为心吗?”(《大心篇第七》)他所说的暂时感受,以及所谓保存形象的心也只是形象,如果不是通晓佛教关于心与识的分别,就不可能这样说。可是横渠虽然不能说没有从佛教中得到某些东西,却竭力攻击佛、老,这一点又与二程相同。他说:“知道虚空就是气,那么有与无、隐与显、神化与性命就可以贯通为一,没有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