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史藏中国哲学史五十三

第二十六章 湛甘泉

史藏 · 史评 · 已译 · 第 147–148 段

第二十五章 罗整庵

  当阳明之世,有守其学以与阳明相难,而始终不相合者,则罗整庵钦顺是。钦顺字允升,吉之泰和人,整庵其号也。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擢南京国子司业。嘉靖中,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改礼部。丁父忧,致仕。年八十三,卒。谥文庄。整庵尝自叙为学云:“昔官京师,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佛在庭前柏树子(本赵州和尚语,见《传灯录》。赵州名从谂,唐末时人)。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证道歌》(永嘉禅师所作)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圣览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困知记》)盖整庵先耽于禅,而后舍而去之者。故龂龂于儒、佛之辨,而指象山、慈湖、白沙、阳明胥为禅学。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答欧阳南野书》。南野名德,泰和人,阳明门人。二语本之程伊川,见《二程语录》)曰:“吾儒以寂感言心,而释氏以寂感为性。”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故其为教,始则欲人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空即虚也。既则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觉即知也。觉性既得,则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神即灵也。凡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曰:“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赞《易》,言性屡矣。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圣人作《易》,以顺性命之理。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但详味此数言,性即理也明矣。于心亦屡言之。曰:圣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后语。曰:能说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说,洗心而曰以此。试详味此数语,谓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以上并《困知记》)其区别心、性,以为儒、佛不可相混,可谓凿然有见之言。而又谓:“胡敬斋力攻禅学,但于禅学本末未尝深究,动以想像二字断之,安能得其心服。盖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实见。禅学之有得者,亦是实见。但所见有不同,是非得失,遂于是乎判。”今《困知记》所论,《楞伽》《华严》诸经义,以及禅宗古德之语句,皆能穷其源流,析其同异。则知整庵之主儒黜释,而必与象山、阳明立异,固非颟顸而为之也。且自唐以来,如韩昌黎之徒,号为儒者,无不辟佛。然唐人辟佛,不若宋儒。何者?唐人辟佛者,无得于佛;而宋儒辟佛者,则皆有得于佛也。而宋儒又不若明儒。何者?宋儒得于佛者尚浅,而明儒得于佛者益深也。高景逸称:“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整庵之明且悉者。”夫整庵则诚卓然矣。然亦岂非时为之哉!

  整庵之学,与朱子为近。然立论亦有不同于朱子者。朱子分理气为二,而整庵则曰:“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理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困知记》)夫朱子之论理气,盖与其言心性一贯。理与气为二,斯心与性为二。有理则有性,有气则有心。故曰:“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曰:“为知觉为运动者,此气也。为仁义为礼智者,此理也。”曰:“性只是理。”曰:“心者气之精爽。”(并见《语类》)今整庵于心性之别甚严,而于理气则混而为一,亦可异矣。是故梨洲讥其矛盾。而蕺山则谓:“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整庵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明儒学案·师说》)以子矛,攻子盾,虽整庵复生,固无以自解也已。虽然,有晦庵,即不能无象山。有阳明,亦即不能无整庵。道固有以相济为用者。若阳明、整庵,正亦未可轩轾耳。整庵所著,有《困知记》《整庵存稿》。

译第二十五章 罗整庵 在阳明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守持自己学说而与阳明相互辩难、始终不能与阳明相合的人,就是罗整庵钦顺。钦顺字允升,是吉之泰和人,整庵是他的号。弘治六年考中进士,授官编修。后来升任南京国子司业。嘉靖年间,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父亲去世后服丧,辞官归居。八十三岁去世,谥号文庄。整庵曾经自述求学经历说:“从前我在京师做官时,遇到一位老僧,随意问他凭什么能够成佛。他也随意举出一句禅语回答:‘佛在庭前柏树子。’(这是赵州和尚的话,见《传灯录》。赵州名从谂,是唐末时人。)我料想其中必定有所含义,便精心思索直到天亮。披衣将要起身时,恍然有所领悟,不知不觉间全身出汗。后来得到《证道歌》(永嘉禅师所作)来读,觉得与自己的领悟完全契合。自以为这是天下最奇妙的道理,再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后来在南雍做官,圣人阅览的书没有一天离开过手。暗中玩味研究了很久,渐渐觉得它趋于真实。才知道以前所见的,不过是此心虚灵的妙处,而不是性的道理。从此研磨体认,积累了几十年,用心十分艰苦。年近六十岁时,才明白地认识到心性真实的道理,并确实因此能够自信。” (《困知记》)大概整庵先是沉溺于禅学,后来才舍弃它离开它。所以他对儒佛之辨争论得很细密,把陆象山、慈湖、白沙、阳明都指为禅学。他说:“圣人以天为根本,佛教以心为根本。”(《答欧阳南野书》。南野名德,是泰和人,阳明的门人。这两句话本于程伊川,见《二程语录》。)又说:“我们儒家以寂与感来说明心,佛教却把寂与感当作性。”又说:“佛教所谓明心见性,与我们儒家所谓尽心知性相似而实质不同。虚灵的知觉,是心的妙处;精微纯一,是性的真实。佛学大体上只是认识到了心,没有认识到性。所以它的教法,开始是要人完全离开一切相,寻求它所谓的空。空就是虚。后来又要人即相即空,契合它所谓的觉。觉就是知。既已获得觉性,空与相便洞然通达,精神作用便没有固定的方所。神就是灵。凡是佛教谈论性,穷究它的始末,终究不超出这三者。然而这三者都是心的妙处,哪里能称作性呢!”又说:“程子说性就是理,陆象山说心就是理。最终应当归于一致,精微的义理并没有两样。” 这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就是错误的;另一方是正确的,这一方就是错误的,怎么可以不把它们辨明呢?我的老师孔子赞述《易》,多次谈到性。他说:‘乾道的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又说:‘使万物成就的就是性。’又说:‘圣人制作《易》,是为了顺应性命的道理。’又说:‘穷究事物的道理,竭尽人的本性,以达到天命。’只要详细体味这几句话,就清楚知道性就是理了。孔子对于心也多次谈到。他说:‘圣人用这个来洗涤内心。’又说:‘先改变自己的心,然后再发言。’又说:‘能够使众人对自己的内心感到愉悦。’心却说洗、说改变、说愉悦,洗心又说要凭借这个。请详细体味这几句话,说心就是理,难道能够说得通吗?”(以上都见《困知记》。)他区别心与性,认为儒佛不可混同,可以说是见解明确有力的话。但他又说:“胡敬斋竭力攻击禅学,只是没有深入研究禅学的始末,动不动就用‘想像’两个字来否定它,怎么能使禅学者心悦诚服呢?我们儒家有所获得的人,固然是确实有所见;禅学有所获得的人,也确实是有所见。只是双方所见不同,是非得失也就由此判定。”如今看《困知记》所论述的《楞伽》《华严》等经的义理,以及禅宗古代大德的言语,都能穷究其源流,分析其相同与不同。由此可知,整庵主张尊崇儒学、排斥佛教,却一定要同陆象山、阳明立异,确实不是糊里糊涂地这样做的。而且自唐代以来,像韩昌黎一类人,号称儒者的,没有不排斥佛教的。然而唐人排斥佛教,比不上宋儒。为什么呢?唐人排斥佛教,是因为没有从佛教中有所领悟;宋儒排斥佛教,却都是从佛教中有所领悟的。宋儒又比不上明儒。为什么呢?宋儒从佛教中获得的还比较浅,明儒从佛教中获得的则更加深入。高景逸称道说:‘自唐代以来,排斥佛教的人,没有像整庵这样明白而周详的。’整庵确实是卓然不凡的。然而这难道不也是时代造成的吗!整庵的学说与朱子较为接近,但立论也有不同于朱子的地方。朱子把理和气分为两种,而整庵说:‘贯通天地、横亘古今的,无非是一气罢了。气本来是一个。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合一开、一升一下,循环不止。由细微积累而显著,由显著又回复为细微,成为四时的温凉寒暑,成为万物的生长收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常规伦理,成为人事的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繁交错,却最终不能混乱;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如此而自然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理。起初并没有另外一种东西,依附在气上而成立,附着于理而运行。有人因为《易》中有‘太极’一语,便怀疑阴阳的变化中,仿佛有一种东西在其中主宰。这是不对的。’(《困知记》)朱子关于理气的论述,大概与他关于心性的说法是一贯的。理与气是两种东西,那么心与性也就是两种东西。有理就有性,有气就有心。所以他说:‘被感知的,是心中的理;能够感知的,是气的灵性。’又说:‘形成知觉、使事物运动的,是气;形成仁义礼智的,是理。’又说:‘性只是理。’ 又说:‘心,是气的精明爽利之处。’(都见《语类》。)现在整庵对心性区别得非常严格,对于理气却混同为一,也很奇怪。因此梨洲讥讽他自相矛盾。蕺山则说:‘心性这两个名称不能混同,正如理与气一样;但它们最终又不能分开,也同理与气一样。整庵既不赞同宋儒关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又用“理一分殊”一句话概括它。说理就是气之理,这是对的;但为什么偏偏不说性就是心之性呢?心就是气聚集在人身上的表现,性就是理聚集在人身上的表现。理气是一体的,心性就不能是两种东西。’(《明儒学案·师说》)这是用你的矛去攻击你的盾,即使整庵复生,也确实无法为自己辩解了。虽然如此,有了晦庵,就不能没有象山;有了阳明,也就不能没有整庵。道理本来就有通过相互补益而发挥作用的地方。像阳明与整庵,确实也不能说谁高谁低。整庵所著有《困知记》《整庵存稿》。

第二十六章 湛甘泉

  白沙之后,有湛甘泉。其门下之盛,殆与阳明相埒。故当时多以王、湛并称。又非整庵闭门著书,不交徒众比也。甘泉,名若水,字元明。广东增城人。以从白沙学,不赴计偕。后登弘治十八年进士。历官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致仕。嘉靖三十九年,卒。年九十五。有《甘泉集》。阳明在吏部讲学,甘泉首和之。其宗旨在体认天理,煎销习心,与阳明之存天理,去人欲,盖极相近。尝曰:“天理是一大头脑。千圣千贤,共此头脑。只是此一大事,更无别事。体认,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销习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个好心,本来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顾人立志与否耳。”(《语录》)然《与阳明书》力言其以正念头训格物之非,而谓:“格物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又谓:“格物之意,以物为心意之所著。意只恐人舍心求之于外,故有是说。不肖则以为人心以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而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并《与阳明书》)盖天理即良知,原无同异。但所争者,阳明以心外无物,故工夫必在心上用。甘泉以心体万物,故功夫当在物上用。观甘泉自云:“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杨少默书》)斯其不合之故,可以见矣。且体认天理之说,出于李延平,而甘泉与延平亦异。延平体认天理,盖在默坐澄心时。而甘泉则主随处体认,不分动静。故于《论语》言“居处恭,执事敬”,尤爱举“执事敬”一语,曰:“吾人切要,只于执事敬用功。”(《答徐曰仁》。曰仁名爱,阳明门人)曰:“大抵至紧要处,在“执事敬”一句。若能于此得力,如树根著土,则风雨雷霆,莫非发生。”(《答陈维浚》)曰:“执事敬,最是切耍。彻上彻下,一了百了。致知涵养,此其地也。”(《答邓瞻兄弟》)夫阳明未尝不曰:“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未尝不曰:“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传习录》)然以随事致力,为彻上彻下,一了百了,则阳明所不然也。夫白沙有云:“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则甘泉之随处体认,犹是其师之教欤?甘泉与阳明争,在格物。整庵与阳明争,亦在格物。然有同而不同者。甘泉曰:“心体物而不遗。”整庵曰:“格物之格,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困知记》)其以即心即物,则所同也。然整庵曰:“人心之体,即天之体。本来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谓之心。若谓其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范围天地。则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谓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乃统体之太极。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则物物各具一太极矣。其所为太极则一,而分则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别。若谓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而以发育万物归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有分之殊,又恶可语天理之一哉!盖发育万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与焉?虽非人所得与,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赞大哉圣人之道,而首以是为言。明天人之无二也。此岂蔽于异说者之所能识哉!”(《困知记》)而甘泉曰:“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心性图说》)曰:“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体,即以身当天地万物看。”(《语录》)其以即心即物,或推本于天,或即推本于心,则所异也。是故甘泉之说,虽非阳明之比,而自整庵视之,则皆所谓心学耳。昔者朱、陆对立,而南轩厕其间,与朱时有异同,然自近朱而非陆。今者王、罗对立,甘泉在其间,与王虽有异同,亦自近王而非罗。夫甘泉之学,出于白沙。而整庵于白沙“斯理无一处不到,无一处不运,才觉便我大而物小”云云,皆极讥之。则与甘泉,复何怪其径庭乎!

译第二十六章 湛甘泉 白沙之后,有湛甘泉。他门下的盛况,大概同阳明相当。所以当时常把王、湛并称。他又不像整庵那样闭门著书、不与门徒交往。甘泉名若水,字元明,是广东增城人。因为跟随白沙学习,没有参加计偕。后来考中弘治十八年进士。历任南京礼部、吏部、兵部三部尚书。辞官归居。嘉靖三十九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有《甘泉集》。阳明在吏部讲学时,甘泉首先应和他。他的宗旨在于体认天理、煎熔销蚀习染之心,这同阳明所说的保存天理、去除人欲,大体非常接近。他曾说:‘天理是一个最大的根本。千圣千贤共同拥有这个根本。这只是一件大事,再没有别的事。体认,是求得这个根本的工夫;煎销习心,是去除妨害这个根本之物的工夫。心只是一个本来良善的心,本来天理完完全全存在,不需要向外寻求,只在于人是否立志罢了。’(《语录》。)然而,他在《与阳明书》中极力说明阳明以端正念头来训释格物是不对的,并说:‘格物,就是达到事物的道理。所谓达到事物的道理,就是体认天理。’又说:‘格物的意思,是把物看作心意所着落的地方。心意只是担心人舍弃自己的心而向外寻求,所以才有这种说法。我却认为,人的心以天地万物为自身的本体,心体察万物而不遗漏。认识到心体广大,万物就不能被排除在心之外。所以格物不在外物上。’(都见《与阳明书》。)大概天理就是良知,本来没有不同。双方所争论的,只是阳明认为心外没有物,所以工夫必定要在心上用;甘泉认为心体察万物,所以工夫应当在万物上用。看甘泉自己说:‘阳明和我对于心的看法不同。我所说的心,是体察万物而不遗漏的心,所以没有内外;阳明所说的心,是指身体腔子之内而言,所以把我的说法看作心外之说。’(《答杨少默书》。)他们不相合的原因,就可以看出来了。而且,体认天理的说法出自李延平,甘泉与延平也不同。延平体认天理,大概是在默坐澄心的时候;甘泉则主张随时随地体认,不区分动和静。所以对于《论语》中‘居处恭,执事敬’的话,他尤其喜欢举出‘执事敬’一句,说:‘我们最切要的工夫,只在办理事务时保持敬意。’(《答徐曰仁》。曰仁名爱,是阳明的门人。)又说:‘大体上,最紧要的地方,就在“执事敬”这一句。如果能在这一点上得到力量,就像树根扎进土里一样,那么风雨雷霆,没有一样不是促成生长的。’(《答陈维浚》。)又说:‘办理事务时保持敬意,是最切实要紧的工夫。它贯通上下,一通百通。致知和涵养,就在这里。’(《答邓瞻兄弟》。)阳明也未尝不说:‘必须在事务上经受磨炼、下工夫,才有益处。’也未尝不说:‘离开事物来做学问,就是落在空虚上。’(《传习录》。)然而,把随事用功说成贯通上下、一通百通,却是阳明所不赞同的。白沙曾说:‘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道理充塞其中。’那么甘泉所谓随处体认,仍然是他老师的教法吗?甘泉同阳明争论,在于格物;整庵同阳明争论,也在于格物。但二者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甘泉说:‘心体察万物而不遗漏。’整庵说:‘格物的“格”,是通达透彻、没有间隔的意思。工夫达到极致,就能通达透彻而没有间隔。物就是我,我就是物,浑然成为一体。’(《困知记》。)他们都认为心与物相即,这是相同之处。但整庵说:‘人心的本体,就是天的本体。本来是一物,只是它主宰于我身上的,称作心。如果说心的贯通,是洞见天地人物都在我的性量之中,并且此心可以包容、规范天地,那么就是心大而天地小了,也就是把天地看成有边际了。本来想使它们成为一体,反而成了两个东西。把这称作懂得道,可以吗?《易》说“太极,是生两仪”,这是统摄整体的太极。乾道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性命,那么每一物就各自具备一个太极。太极的本体是一个,但分布开来就各有不同。正因为各有不同,所以作用也各不相同。如果说天地人物的变化,都是我的心的变化,并把生长万物归于我的心,那就是不知道各物之间有分别。既然不知道各物之间的分别,又怎么能谈天理的一致呢?生长万物,本来就是造化的功用,人能参与其中吗?虽然不是人能够参与的,但其中的道理就是我心中的道理。所以《中庸》赞叹圣人之道广大,开头就以此为说,说明天与人并没有二致。这难道是被异说蒙蔽的人所能认识的吗!’(《困知记》。)而甘泉说:‘所谓心,是包容于天地万物之外,同时又贯通在天地万物之中的。’(《心性图说》。)又说:‘圣人把天地万物当作自己的本体,就是把自身看作与天地万物相当。’ (《语录》。)他们都认为心与物相即,但一个或许把根本推到天,另一个则直接把根本推到心,这就是二者的不同。所以甘泉的学说虽然不能同阳明相比,但从整庵看来,二者都属于所谓的心学。从前朱子与陆象山相对立,南轩处在两者之间,虽然有时同朱子意见不同,但总的说来亲近朱子而不属于陆象山。如今王阳明与罗整庵相对立,甘泉处在两者之间,虽然同王阳明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但总的说来亲近王阳明而不属于罗整庵。甘泉的学说出自白沙,而整庵对于白沙所说‘此理没有一处不到,没有一处不运行,才一觉察便觉得我的心大而万物小’等话,都极力加以讥讽。那么他同甘泉相去悬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