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陆桴亭　附陆稼书

译第三章　陆桴亭　附陆稼书 当孙夏峰在北方以阳明之学调和贯通程、朱之学而讲学时，陆桴亭也在南方以紫阳之学调和贯通陆、王之学而讲学。桴亭名世仪，字道威，是苏州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年少时就有经世致用的志向。南都建立时，他曾上书陈述政事；又曾参与军幕。离开军幕后，便掘地，面积宽达十亩，在其中建造亭子，高卧其中，闭门谢客。他自号桴亭，就是因为这件事。起初在东林讲学，后来又在毗陵讲学，之后回到乡里讲学。有关官员多次想推荐他，他极力推辞而免受荐举。清康熙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所著有《思辨录》《思辨录后集》《性善图说》《诗文集》《儒宗理要》《治通》《治乡三约》《礼衡》《易窥》《诗鉴》《书鉴》《春秋讨论》《读史笔记》《城守要略》《八阵法门》等。其中《思辨录》是先生记录自己所得的著作，尤其足以观察他的学问功力。书中说：“只提出一个‘敬’字，便觉得自身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处在明镜之中。”“敬如同日月在胸中，万物没有不被完全照见的。” “能够观察事物的道理，便能看见虚空充塞于天地之间，完全没有空隙的地方。”他的心得体会就是如此。所以他论学、教人，完全以朱子居敬穷理的宗旨为根本。他说：“居敬、穷理四个字，是学者学习圣人的第一功夫。上至最高深处，下至最浅近处，从开始到结束，总不过就是这四个字。”又说：“君子尊崇德性而以学问为路径，也就是把居敬做到最大、把穷理看得最重要。”陆稼书为《思辨录》作序，称赞它“辨明异同，分析疑似，一概以程、朱为准”，说的就是这个。然而先生也说：“陆象山的人物气度非常伟岸，他的语录、议论非常高明，气象非常宏阔。初学者读他的著作，可以开拓心胸。”又说：“陆象山说：‘这是大丈夫的事业，那种卑小琐碎的小家子气，不能承担它。’又说：‘广大的世界不去享有，却偏要占据一条狭小的路径；大人的事业不去做，却偏要摆出小孩子的姿态，实在可惜。’又说：‘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人处在天地之间，必须真正做一个人，才不算枉费一生。’读了以上几句话，都可以使人受到感发而振作，立志于圣人之道。”又说：“王新建在致知中增加一个‘良’字，对后来的学者极有功劳。” 又说：“阳明先生的社学方法最好。想要教童子唱诗、习礼，用来启发他们的志意，端肃他们的威仪。”（以上都见《思辨录》）可见，他对于陆象山、王阳明都极为倾倒。他稍微说出一些不足之处，是因为想防止后学流弊，不得不说得更加谨慎罢了。而且我曾读过《桴亭诗文集》，其中《与张受先论学书》说：“我曾读先儒语录，读到鹅湖一会，没有一次不踊跃向往，惊叹这是极为盛大的盛会；但也没有一次不叹息追悼，痛惜它开启了千古争辩的大门。大概由于时代久远、言论湮没，天下后世仰望孔氏门墙而前往求学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在这些共同前往的人中，又有走向不同道路的，这是不幸之处。自孔子在上位执掌教化以来，颜、曾、游、夏都出自他的门下，却已经不能保证他们志向一致、学业相同，何况相隔数千百年之久，学问和师承各不相同，入门和得力之处各有见解呢？稍有不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我认为，友朋相遇时，应当各自说明自己的所得。如果志向相同、所学相同，师承和得力之处又相同，就应当坦然尽情倾诉，不敢稍微隐藏自己的私见。如果不是这样，也应当谦抑而不自满，退让而不自胜，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各自实行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把一切交给天下后世的公论罢了。彼此相互争辩，使两位贤者彼此困厄，难道是有道之人所希望看到的吗？”他知道入门和得力之处各有不同，有不同并不值得奇怪。所以他虽然以程、朱为宗，也兼取陆、王之学，这正是先生之所以成就其广大之处。然而唐镜海（名鉴，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官至太常卿）作《学案小识》，却一定要推尊先生，说他谨守程、朱的家法。这只是见解狭隘的一孔之见，实在不值得同他谈论大儒的事业。桴亭鉴于明代儒者空疏的弊病，所以他的学问涉及天文星象、律历、兵、农、礼、乐，以及当代的刑政、河漕、盐务、屯田等事务，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他曾说：“圣人生在末世，确实是责任重大。假使他通达而处在上位，那么凡是井田、学校以及前人已经败坏的制度，都是他的职责；假使困穷而处在下位，那么凡是理学、经济以及前贤尚未完备的著作，都是他的职责。”又说：“六艺的古法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今天所应当学习的，实在不止六艺。比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一类，都切合经世之用，不可不讲习。庸俗的儒者不知道内圣外王之学，只是高谈性命，对世事没有补益。这就是当世把他们讥为迂拙的原因。”如今《思辨录》中有《读书目录》，把读书分为十年诵读、十年讲贯、十年涉猎。从经史、诗文、诸儒语录，直到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法等书，都有涉及；尤其重视《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书下注说：这三部书最是了解当今事务的要领。像先生这样的学问，确实无愧于经世致用之学了。然而，博学的功夫仍然必须归结到专心实行上。所以他又说：“从求知获得的学问较为浅，从努力实行获得的学问较为深。这就是所谓亲身实行而获得心得。”（以上都见《思辨录》）又说：“儒者宁可行动超过言语，也不可文饰超过实质。”（《思辨后录》）这是从体与用来说，二者都不可废弃。所以说：“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德，是本体的建立，是内圣之道由此积累而成；业，是作用的显现，是外王之道由此成就。”（《文集·讲学纪事序》）从本末来说，就是尤其重视根本。所以说：“道之外没有学问，道学之外也没有人。”（《思辨录》）因此，桴亭的学问既不同于腐儒的空疏，也不同于俗学的泛滥。荀子把‘以浅持博，以一持万’称为大儒，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了。

译桴亭论说性，有与前代儒者不同的地方，详情见《性善图说》。但大概内容则集中在他评论高、顾两位先生（即景逸、泾阳）的语录大旨中。这是他在东林讲学时所写的文章。他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不必从天命上看，正应当从气质上看。为什么这样说呢？‘性’这个字是公共的。人有性，物也有性；禽兽有性，草术也有性。如果从天命上看，它还没有落实到人，也没有落实到物。人的性就是物的性，物的性就是人的性，没有什么分别。既然没有分别，却说它是至善，那么人是至善，物也同样是至善。怎么能看出至善必定应当归属于人呢？只有从气质之性上看，人的性才不同于物的性，禽兽的性不同于草木的性。人得到的是完整的，物得到的是偏而不全的；人得到的是灵明的，物得到的是愚钝的；人得到的是通达的，物得到的是闭塞的。它是至善，必定毫无疑问地属于人。人如果确实看到了这个道理，那么天命之性固然是至善，气质之性也同样是至善。学习的功夫就更加不可缺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天命之性浑然至善，本来不需要学习，却也无法落实学习。气质之性幸好不同于草木鸟兽，然而如果不学习，那么其中的善也会归于不善。且看禽兽草木，同样都是受气质所成，只是因为不知道学习、不能学习，最终不能成为善。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人的气质之性也是至善的。”（《文集》）桴亭自己说，他是从《易·系辞》中“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句话悟入的。我却认为，他是感受到明代儒者自龙溪、心斋以后谈论性的问题陷入渺茫，所以转而从气质这一有形的地方寻找落脚点，以挽救当时的弊病。他说：“近来谈论性，只是两种。一种是遵循程、朱的说法，一步也不偏离；谈义理，谈气质，只是在文字意义上照样模仿，没有见到真实情况。这样造成的弊病似乎有两种：一种是离开气质，只谈本然之性，极其高明；但其下乘之处往往完全是在调和佛教、老子之学，离经叛道。两者的过失相同。然而高明之说造成的危害更大，学者不可不知道。”（《思辨录后集》）由此看来，他的用意本来是可以明白的。然而他又说：“‘气质’二字，自从张子把它同天地之性区别开来以后，各位儒者都把它解释成不好的东西，后来又相互传习。人只要一说到气质，便说它是不好的东西，只想把它离弃，却不知道气就是天气，质就是地质。除了天，就没有气；除了地，就没有质。气质就是天地所赋予的。只是上天赋予人这样的气质，所以才有这样的理。但圣人能够践履并实现自己的形体本性，普通人却不能践履并实现罢了。怎么可以把形色说成不是天性呢！”这足以堵住历来把理和气分成两端来谈的人的嘴，对于理学家很有功劳。与桴亭一同讲学的，有盛圣传敬、陈言夏瑚、江虞九士韶，当时称为“四先生”。圣传、虞九曾取桴亭《思辨录》分类汇编，编成《辑要》。言夏有《确庵文》，有人把它和《桴亭文》合在一起刊刻，名为《陆陈两先生文钞》。清初的儒者中，有“二陆”并称：一个是桴亭，另一个就是陆稼书。但陆稼书实际上不能与桴亭相比。稼书名叫陆陇其，是浙江平湖人。他生于明崇祯三年，清康熙九年考中进士。被授任江南嘉定县令，后转任直隶灵寿县令，都有治理政绩。被征召入都，授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因为争论捐纳之事，受到政府排斥打击，便以生病为由辞职回乡，隐居在华亭泖水边。居住的是几间茅屋，穿布衣、吃粗蔬，足迹从不进入城市。康熙三十一年，因晚年疾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乾隆元年，赐谥号“清献”。著有《三鱼堂文集》。他任灵寿县令时，曾在每月初一、十五与诸生讲论学问，将讲论内容辑录成《松阳讲义》。稼书的学问，一贯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宗旨，并极力攻击王阳明。他曾作《学术辨》说：“阳明借用了禅学的实质，却把它寄托在儒学之中。它流传造成的祸害，本来就说不尽了。然而，他所说的禅究竟是什么呢？答道：明白心与性的区别，就知道什么是禅；知道什么是禅，也就知道什么是阳明之学了。程颢说：性就是理。邵雍说：心是性的外郭。朱熹说：灵明之处是心，不是性。所谓心，是性所寄寓的地方，并不是性本身。” 性寄寓在心中，却不是心本身。至于禅学，则把知觉当作性，把知觉的发动当作心。所以，他们所说的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心；他们所说的心，就是我们所说的意。王阳明说性无善无恶，大概也是把知觉指作性。他所谓良知、所谓天理、所谓至善，无非都是指这个罢了。所以他说：佛氏的本来面目，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又说：良知就是天理；又说：无善无恶，就是所谓至善。虽然他的言论纵横变化，无法穷究，但其大致宗旨也可以看出来了。把这种说法推到极端，那么人伦和万物本来就与我无关了。他只是因为受到圣人教法的束缚，不敢公然彻底决裂而已。于是又替自己解释说：只要良知存在，自然能够应付万般变化，不像禅家那样遗弃一切事物。话虽这样说，但求学者如果没有穷究事物、推求义理的功夫，却想凭借这颗心的知觉去应付万般变化，那么他所认为正确的，果真正确吗？他所认为错误的，果真错误吗？何况他的心本来就认为人伦万物与自己毫无关系，只是不得已才去应对。用这种不得已而应对的心，去处理那些从未彻底探究过的事情。”

译这样做而不至于颠倒错乱，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初倡导这种学说的人，虽然不敢把自己归入禅学，实际上暗中相合而表面上分离；后来继起的人，就直接以禅学自任，不再有任何顾忌。这就是阳明之学给天下造成祸害的原因。”（《三鱼堂文集》）他对于心性以及儒学、佛学区别的辨析，可以说是很清楚了。然而，说阳明把人伦万物视为不存在，只是因为受到圣人教法的束缚而不敢公然彻底决裂，这恐怕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吧！当时汤潜庵有《答清献书》说：“我不敢诋毁斥责姚江，并不是笃信姚江之学，也不是为了博取宽厚的声誉。我认为，想要阐明程朱之道的人，应当存有程朱之心，学习程朱之学。假如上天稍微多给我一些年寿，果真有所见解，然后慢慢说出几句话，拿来请海内君子订正，也还不晚。此时我确实不敢贸然附和。”（《潜庵遗稿》，文字有删节）像潜庵这样的人，他的意气平和，大概还胜过清献。清献为桴亭的《思辨录》作序时说，自己居家时听闻先生的学问，却没能亲自接受教诲；等到自己任职嘉定，距离先生的家乡只有咫尺之遥，而先生已经成为古人。潜庵能够拜夏峰为师，清献却不能拜桴亭为师，这难道果真是清献的不幸吗？第四章　黄梨洲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是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他的父亲忠端公黄尊素，因为以御史身份弹劾魏珰，死于诏狱。庄烈帝即位时，黄宗羲十九岁，便把长锥藏在袖中进入京城，为父亲申诉冤屈。到达京城时，魏珰已经被肢解处死，于是他便与各位忠臣的子弟一起在诏狱门口设祭，并用锥子刺杀了那个把忠端公送进死狱的狱卒。回乡后，他遵照父亲临终遗命，到蕺山先生门下求学。蕺山专门讲论心性，黄石斋则兼及象数，当时人把他们比作程、邵两家，于是黄宗羲又到黄石斋那里相互质疑考证。他还广泛涉猎经史诸子之学。凡是江浙藏书之家，没有不去访问的。明朝灭亡后，鲁王在绍兴即位，他召集乡里子弟数百人跟随，号称世忠营。后来又作为冯侍郎京第的副使，前往日本请求援助。事情没有成功，鲁王也覆亡了。但黄宗羲恢复明朝的志向并未停止，他在东西各地奔走，与旧日将领和遗臣相互联络结交，希望有所成就。官府点名追捕他，他多次濒临险境，最终却得以逃脱，这也是上天的幸运。事情平定后，他回到故乡，专心著述。创办证人书院，继承并发扬蕺山的学统。他曾说：“明代人讲学，承袭语录的糟粕，不把六经作为根本。” 教导求学者，必须先穷究经书，然后从各朝史书中寻求事实。他又说：“读书不多，就无法验证这些道理的变化；读得多却不从内心体会，就成了庸俗的学问。”论者推崇梨洲的学问，认为他综合会通了濂洛一系的学统和各家学说。比如横渠的礼教、康节的象数、东莱的文献、艮斋和止斋的经术、水心的文章，无不旁征广引、融会贯通，是历来儒林中所未有的。这确实是实录。清朝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出仕。康熙三十四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他一生著述很多，其中重要的有《明儒学案》、《易象数论》、《明史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南雷文定》等。他又和儿子百家一起编纂《宋元儒学案》，但没有编完。后来由鄞县全谢山祖望最终完成。黄宗羲的弟弟宗炎、宗会，也都有学问和品行，世人称为“三黄”。宗炎字晦木，著有《图书辨惑》，极力斥责《先天太极图说》出自道家，清代儒者中有很多人称许他。一　原君 梨洲遵守他的老师蕺山的学说，把慎独作为进入德行境界的要旨，但归根结底没有超出阳明良知一脉。他一生学问中真正得力的地方，仍然更多偏重于经世致用。他所作《明夷待访录》，自比于明初人王冕的著书，认为如果遇到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