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官六艺之学
班固因刘歆《七略》为《汉书·艺文志》，而谓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九流之学，皆出于古之某官。又谓“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并《汉书·艺文志》)近人诋之，以为附会揣测，全无凭据。然《庄子·天下》篇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则百家渊源于王官六艺之学，战国时人多知之者。不得谓《七略》、《艺文志》无所凭据也。且《淮南·要略》，以为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而论儒者之学，则曰：“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
论墨子之学，则曰：“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
论管子之学，则曰：“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夫儒家无论矣，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之文。(见《庄子·天道篇》)而曾子问礼，孔子所以告之者，每曰“吾闻诸老聃”。(见《礼记·曾子问》)是老子之有得于六艺也。墨子之书，多引《诗》《书》，又言“吾见百家《春秋》”(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又《墨子·明鬼》篇亦称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之《春秋》云云)。而《吕览》称“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当染篇》)是墨子之有得于六艺也。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管子·牧民》)，而所为作内政以寄军令者，实本之周礼乡遂之制。(《小匡》)且其书言法，而曰：“法出于礼。”(《枢言》)曰：“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又《弟子职》者，《礼》之《曲礼》《少仪》之类也，而今在《管子》之书。是管子之有得于六艺也。其诋毁《诗》、《书》以为国之淫蠹者，惟商鞅与韩非耳。然商君师尸佼，韩非师荀况。佼、况皆尊先王，称孔氏(《尸子·贵言篇》有曰：“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明堂篇》有曰：“度于往古，观于先王。”其称引孔子之言尤众)。则鞅与非，即亦不能无闻于六艺之教。故苟使取诸子之书而研穷之，明其异同，详其得失之所在，其与六艺分合之迹，盖可得而复案也。夫此非谓诸之子之学，皆六艺之所已备也。又非谓诸之子学，其义无有能出六艺之外也。譬之江水，诸子者，其下流之播为九江三江；而六艺者，则其滥觞之始也。今言中国哲学，而不本之于六艺，是无卵而有时夜，无父祖而有曾弥也。恶乎可哉！
译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九流之学，都出自古代某种官职。又说：“综合考察它们的要旨和归宿，也都是六经的支流和后裔。”（以上都见《汉书·艺文志》）近代人诋毁这种说法，认为这是牵强附会、主观揣测，完全没有根据。然而《庄子·天下》篇说：“古代的人大概已经完备了吧！他们配合神明，醇厚地合于天地，养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施及百姓。他们明白根本的规律，掌握细末的法度；六方贯通，四方通达；无论大小、精粗，运行之理无所不在。那些明见而体现在法度方面的内容，旧有的法则以及世代相传的史书，至今还保留很多。至于体现在《诗》《书》《礼》《乐》中的内容，邹、鲁两地的士人和缙绅先生，大多能够说明。《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说明政事，《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人心，《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名分。这些道理散布在天下、施行于中国的，百家之学有时也会称述并加以阐明。”可见百家学说源自王官六艺之学，这是战国时代的人中有许多人知道的。不能说《七略》《艺文志》完全没有依据。况且《淮南·要略》认为，诸子都起源于挽救世俗弊病；谈到儒家的学问时说：“修明成王、康王的治道，传述周公的训诫。” 谈到墨子的学说时说：“学习儒者的事业，接受孔子的学术，背离周道而采用夏代的政法。” 谈到管子的学说时说：“尊崇天子的地位，扩大文王、武王的事业。” 儒家暂且不论，老子曾任周王守藏室之史，《庄子》记载孔子向西到周室藏书处，翻阅十二经来向老聃讲说其中的文章。（见《庄子·天道篇》）曾子询问礼，孔子告诉他时，也常说“我从老聃那里听来”。（见《礼记·曾子问》）这说明老子也从六艺中有所获得。墨子的著作多次引用《诗》《书》，又说“我见过百家的《春秋》”。（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引用《墨子》的佚文；《墨子·明鬼》篇也称说燕国的《春秋》、宋国的《春秋》、齐国的《春秋》、周国的《春秋》等。）《吕览》又说：“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求郊祀、宗庙的礼制，桓王派史角前往，惠公把他留在鲁国。后来史角住在鲁国，墨子向他学习。”（《当染篇》）这说明墨子也从六艺中有所获得。管子把礼、义、廉、耻称为国家的四种纲维（《管子·牧民》），他所制定的以国内政务寄托军令的制度，实际上本于周礼中乡、遂的制度。（《小匡》）而他的著作谈论法，又说：“法出于礼。”（《枢言》）又说：“所谓仁义礼乐，都出于法。” （《任法》）又有《弟子职》一篇，属于《礼记》中《曲礼》《少仪》一类的内容，如今却保存于《管子》一书中。这说明管子也从六艺中有所获得。诋毁《诗》《书》、把它们说成国家的淫邪蛀虫的，只有商鞅和韩非罢了。然而商君曾以尸佼为师，韩非曾以荀况为师。尸佼、荀况都尊崇先王，称述孔氏。（《尸子·贵言篇》说：“修习先王的学术，消除祸难的根源。”《明堂篇》说：“以往古为尺度，观察先王。”其中称引孔子的话尤其多。）那么商鞅和韩非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听闻六艺的教育。所以，假如取来诸子百家的著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异同，详察它们所得与所失的地方，那么它们同六艺相分离又相合的踪迹，大概是可以重新考察出来的。这并不是说诸子百家的学说全都已经包含在六艺之中，也不是说诸子百家的学说没有任何意义能够超出六艺之外。打个比方，六艺好比江水的源头，诸子百家好比江水下游分流形成的九江、三江；六艺则是江水最初的发源处。如今谈中国哲学，却不以六艺为根本，就像【原文“无卵而有时夜”，字面不明】、没有父祖却有曾弥一样。这怎么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