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贾生

译，是用来制御万物的东西，是行动和静止的规律。这些全都是道。”又问：“请问虚是怎样接触和应对万物的？”回答说：“像镜子一样端正地处在那里，不执着于任何事，却没有什么不能包容；美的、丑的全都来到镜前，各自得到恰当的反映。像秤一样虚静而没有私心，平稳地处在那里，轻重全都被称量出来，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英明的君主面向南方而居，持守清虚宁静，好的名声自然显扬，事物自然得到安排。像镜子一样有所感应，像秤一样有所称量，有细微的和谐随之调和，有端正的事物随之相应。万物充分显现其极致，君主便根据实际加以施行。这就是虚接触和应对万物的情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我无为，百姓就自行教化；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行端正。”也是庄子所说的：“至人的用心就像镜子，不主动送迎，只随物应照而不加以隐藏，所以能够胜过万物而不伤害自己。”（《应帝王》）又问：“请问术是怎样接触和应对万物的？” 回答说：“君主仁爱，境内就和谐了，所以他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亲近他的；君主合乎义，境内就治理好了，所以他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顺从他的；君主有礼，境内就严肃有序，所以他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敬重他的；君主守信，境内就端正，所以他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信任他的；君主公正，境内就服从，所以他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拥戴他的；君主施行法令，境内就有规矩，所以他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辅佐他的。举用贤能，百姓就转而向善；任用有才能的人，官职就能得到治理。英俊之士处在职位上，君主就尊贵；辅佐之人能够胜任，声名就显赫；操守德行而且坚定，威势就树立起来；教化顺利而且坚定，命令就能推行。广泛听取意见，就不会受蒙蔽；考查验证，就不会惊慌。明确地表达好恶，民心就会受到教化；周密地处理事务的端绪，君主就能神明般洞察。术，是接触和应对万物的途径（“队”通“遂”）。凡是权力重大的人，处理事务一定要谨慎；凡是命令能够推行的人，言语一定要谨慎。这样过错和失败就少了，这就是术接触和应对万物的道理。”（以上均见《新书·道术》）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政就是端正。您率先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也是荀子所说的：“源头清洁，水流就清洁；源头污浊，水流就污浊。上面喜好礼义，尊重贤能、任用有才干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心，下面也将非常推崇辞让，做到忠信，并谨慎地履行臣子之道。” （《君道》）贾生所说的术，与法家所说的术不同。法家所说的术，不希望把自己的好恶显露给别人，所以说：“去掉好恶，群臣就能看见真实情况。”（见前文）贾生所说的术，却希望把好恶公开给天下，所以说：“明确好恶，民心就会受到教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重大不同，而司马迁却说贾生通晓申不害、韩非之学，恐怕不符合实际。二　六理 贾生的学说，还有尤其类似道家的一面。他说德有六种道理：“道、德、性、神、明、命，这六者是德的道理。六种道理没有不产生万物的。万物已经产生后，六种道理便存在于所产生的事物之中。”（《六术》）什么叫道？回答说：“道是没有形状的。”又说：“尚未发生变化的状态，是道的容貌（‘颂’通‘容’）。”又说：“变化以及万物发生的道理，都是道的运化。”（《道德说》）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一切的起点，已经有一，却还没有形成具体形状”。什么叫德？原文说：“道凝结而成为德。”又说：“德是从无离开而趋向有。”又说：“道虽然神妙，却必须承载于德；而容貌才有所凭借，从而发动变化而成为变化。”（同上）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万物凭借它而得以产生，就叫作德”。什么叫性？回答说：“性，是道德创造万物；万物有了形体，道德的神气专聚而成为一股气。”又说：“性，是神气会聚的地方。”又说：“性一旦确立，神气就会显明地发出并向外通行。”（同上）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形体保存精神，各自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就叫作性”。

译什么叫神？回答说：“神，是道德的神气从性中发出来。”又说：“事物的道理以及各种变化的发生，都是神的运化。”什么叫明？回答说：“明，是神气存在于内部时，虽没有光却成为认识；明发展起来，就在外部显现光辉。”又说：“有光辉就叫明。”又说：“明产生认识，并以知识使认识通达。”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确立根本的源头，而认识通达于神”。什么叫命？回答说：“命，是万物都得到道德的施予而产生，于是恩泽、滋润、性、气、神、明，以及形体的位置、分际、数度，各自都有确定的极限和数量。这一切都是它们所接受的道德，并不是凭借嗜好欲望来取舍的。它们接受这些完备的禀赋后，便明确地有了定形，不能推辞。所以称为命。”又说：“命，是不能不产生。产生就有形体；有了形体，道德、性、神、明便因而承载在事物的形体中，所以坚固确定，称为命。”（均见同上）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尚未成形的事物已经有了分际，并且自然而然、没有间隔，这叫作命”（庄子的话均见《天地》篇）。先说性以前的道德，是说明性所接受的根本；接着说神、明，是说明性的作用；最后说命，是说明性具有确定性。这就是贾生论述性的精微之处。他又说：“阴阳、天地、人，全都把六理作为内在尺度。因此阴阳各有六月的节令，天地有六合的事，人有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行为和谐，音乐就兴起；音乐兴起，六理就显现，这叫作六行。”（《六术》）这又与儒者的说法相合。他又说：“人虽然有六行，但其细微之处难以认识，只有先王能够审察清楚。一般人不能自己达到这种境界，所以一定要等待先王的教导，才知道应当从事什么。”（同上）这与荀子所说的“圣人积累思考，习得人为的行为，因而产生礼义、建立法度；一定要等到圣王治理天下、礼义教化施行以后，一切才能从治理中产生，合乎善”，再没有不同了（见《性恶》篇）。所以荀子重视礼，认为饮食、穿衣、居住、处行、动作和静止，没有一件可以不遵循礼（《修身》，见前文）；贾生也说：“行动有文饰和规范，叫作礼；违反礼就是放纵。仪容服饰有合宜的意义，叫作仪；违反仪就是诡异。”（《道术》）并且制定关于仪容的规范，站、坐、行走、快步走，没有一样没有相应的仪容要求。又说：“站立时踮起脚，坐着时歪斜，身体懒散松弛，心志骄傲自满，目光急促而频频回顾，容貌神色不相称，行动静止不合尺度，随意咳嗽吐唾沫，说话急促、叹气而气息不调，这些全都应当禁止。” 大概儒学本来出自道家。只是道家多从先天立论，儒家多从后天立论。从先天立论，所以说：“天以道为法，道以自然为法。”从后天立论，所以说：“从下学开始而通达上天，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先天，是本体；后天，是修养功夫。以本体来统摄修养功夫，超过限度的人有时不免堕入空虚，这就是老子、庄子之学难以学习的原因。通过修养功夫来达到本体，即使有所不足的人，也还能循着它的道路前进，这就是孔子、孟子之学没有弊病的原因。我考察贾生的著作，由此知道汉初的学术还接近古代。三　早谕教与胎教 贾生在儒学方面，实际上与荀子最为接近，只是从未说过人性本恶。他说：“胡地和越地的人，出生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到他们长大并形成各自的习俗，即使多次依靠翻译，也不能互相通行交流；有的即使彼此死去，也不肯互相帮助，这都是教化和学习造成的。”（《保傅》）这就是荀子《劝学》篇的意思。只是贾生看重后天习染超过看重先天本性，所以《治安策》极力陈述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能否向善，在于及早进行教谕并选择身边的辅导者。他说：“殷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后来被周朝取代；周朝做天子三十多代，后来被秦朝取代；秦朝做天子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并没有相差太远，为什么殷、周的君主有道而国运长久，秦朝却无道而迅速灭亡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刚出生，就一定按照礼仪举行仪式，让士人背负他。有关官员整齐严肃、端正地戴好冠帽，到南郊去见太子，这是让他拜见上天。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行走，这是孝子的道理。因此从他还是婴儿时起，教化就已经施行了。过去周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太保，是保全他的身体；太傅，是辅导他的德行和义理；太师，是引导和教诲他。” 这也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是陪太子游燕的人。所以太子幼小时有了知觉，三公、三少就依据孝、仁、礼、义来启发、教导和训练他，逐去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坏的行为。因此，他们都从天下选取正直、孝悌、博闻而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佐太子，使这些人与太子同居同处、共同出入。所以太子刚出生就能看见正当的事情，听见正当的话，走正当的道路；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经常同正直的人居处，就不能不正，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同不正直的人居处，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不正，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因此，选择他所喜欢的东西，必须先让他学习，之后才能让他品尝；选择他所喜爱的事情，必须先让他练习，之后才能让他去做。孔子说：“年少时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长期习惯了，就会像自然本能一样。”这就是殷、周两代长久保持有道统治的原因。到了秦代却不是这样。秦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辞让，所推重的是告发、揭发；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推重的是刑罚。秦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审理狱讼；他所学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诛灭人的三族。所以胡亥今天即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进谏的人，被称为诽谤；深思熟虑地替他谋划的人，被称为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除野草一样。难道胡亥的本性不善吗？是因为引导、教育他的人不合乎道理。所以，国家的存亡、政治的治乱，其关键就在这里。”孟子谈论政治，一定首先说要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贾谊谈论政治，也一定首先说要及早教导太子。在天下作为一家、君主世代相传的时代，这确实是能够推见治理根本的人了。然而贾谊不仅说要教育太子，他说教育普通人也是如此。他说：“古代的人，年满九岁便进入小学，学习并实践小节，学习小道；束发以后进入大学，学习并实践大节，学习大道。因此，邪僻放纵和不正当的事情就没有机会进入他的内心。谚语说：‘君子层层防守，小人就没有进入的机会；正人多了十倍，邪僻就没有来到的可能。’古人对于自己接近的人，难道不是这样谨慎吗？”（《容经》）他又不只是说教导应当及早，更进一步谈到胎教的重要。他说：“为子孙娶妻、嫁女时，一定要选择世世代代孝悌而且有德行义行的人。这样，他们的子孙就会慈爱孝顺，不敢淫乱暴虐。”又说：“青史氏的记载（《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

译注文说：古代的史官记录事情）说：‘古代实行胎教的方法是：王后怀孕七个月，就住进宴室（原文作“蔞室”，依据《大戴礼》改）。太师拿着铜器守在门左，太宰拿着斗守在门右，太卜拿着蓍草和龟甲守在堂下，各位官员也都带着各自的职事守在宫门以内。到这三个月中，王后所想听的声音，如果不是礼乐，太师就抚弄乐器并说不熟习；她所想吃的滋味，如果不是正当的味道，太宰就扛着斗，不敢烹调，并说不敢用这样的东西供给王太子。’又说：‘周妃怀成王时，站立不偏斜，坐下不歪斜，笑时不喧闹，独处时不傲慢，即使发怒也不辱骂，这就叫胎教。’”（以上并见《胎教》）大概贾谊谈论人的本性，虽然以道德为根本，却也不认为人可以自然变善。所以他说：“人的本性好像未经染色的丝，染成蓝色就变青，染成黑色就变黑。”（《连语》）他认为人的善恶，完全由教育实际掌握其关键，而教育必须施行在事情发生以前。因此，他从及早教导进一步推及胎教，这种学说就更加严密了。至于他说：“有上等的君主，有中等的君主，有下等的君主。上等的君主，可以引导他向上，却不能引导他向下；下等的君主，可以引导他向下，却不能引导他向上；中等的君主，既可以引导他向上，也可以引导他向下。”（同上）虽然分为三等，实际上是取中等的来讨论。不能因此怀疑它与告子的学说相类似。第三章　董仲舒 董先生名叫仲舒，是广川人。景帝时，他因为研究《春秋》而担任博士。他放下帷幕讲诵经书，弟子们相互传授（“传”同“转”），按入门先后的次序接受学业，有的人竟多年没有见过他的面，大概持续了三年。他进退、仪容和举止，不合乎礼的事情一概不做，学者们都把他当作老师并尊敬他。武帝元光元年，他以贤良的身份应对策问，天子认为不同寻常，连续向他策问三次。后来任江都相，又任胶西王的相。等到离职回家居住，始终不问家人的产业，只以修习学问、撰写著作为事，最后在家中寿终。当仲舒在家时，朝廷有重大议论，就派使者到他家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明确的法则。自武帝即位初年，魏其侯、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朝廷已经尊崇儒学。到仲舒应对策问时，他推阐说明孔氏之学，抑制排斥诸子百家；设置掌管学校的官员，州郡举荐茂才、孝廉，这些都由仲舒发端。他说：“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君王应任用德，而不应任用刑。对待仁人，要端正他的义，不要谋求他的利；要彰明他的道，不要计较他的功。”（都见《贤良策》）这些话纯粹都是儒者的言论。只是他根据《春秋》中灾异变化的记载，推究阴阳交错运行的原因，认为求雨时应关闭诸阳、放纵诸阴；停止下雨时则反过来做。汉代儒者把阴阳学说引入儒学，确实是从仲舒开始的。但他最终因为所作的灾异记载含有讥刺、讽谏，几乎因此丧命，所以也不能不受到批评。《汉书·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的文章，都是阐明经术旨意的；上疏陈述教化等事，共一百二十三篇。至于解释《春秋》事变得失的，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类，又有几十篇。”如今流传的《春秋繁露》有八十二篇，其中有三篇文字残缺，实际为七十九篇。然而根据《汉书》来看，《玉杯》和《繁露》似乎各自是独立的一篇，而现在以《繁露》作为全书名称，疑心是后人搜集编缀而成，篇次也有不是原来次序的地方。一　天人合一说 董仲舒学说的精要，在于他的天人合一说。他说：“使万物产生生命，并不能使它们成为人；使人成为人的，是天。人的成为人，以天为根本；天也是人的曾祖父。这就是人之所以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类同于天的原因。人的形体，是由天的运行规律变化形成的；人的血气，是由天的意志变化而具有仁的；人的德行，是由天理变化而具有义的；人的好恶，是由天的温暖与清肃变化而来的；人的喜怒，是由天的寒暑变化而来的；人的禀受天命，是由天的四时变化而来的。人出生后有喜怒哀乐的回应，正如春秋冬夏的类别一样：喜，是春的回应；怒，是秋的回应；乐，是夏的回应；哀，是冬的回应。天的副本体现在人身上，人的情感和本性也有源自天的部分。”（《为人者天》篇）又说：“天地的精气用来生成万物，其中没有比人更尊贵的；人是从天那里接受禀命的，所以超然特出而有所凭依。万物有疾病，不能施行仁义，只有人能够施行仁义；万物有疾病，不能与天地相配，只有人能够与天地相配。人有三百六十个关节，与天的数目相配；形体骨肉，与大地深厚的形质相配；上面有耳目聪明，与日月的形象相配；身体有孔窍、腠理和脉络，与山川沟谷的形象相配。心中有哀乐喜怒，与神气相类。观察人的身体，怎么会比万物高出这么多，却又与天相类似呢？万物只是从旁边折取天的阴阳来维持生命，而人的一切活动却鲜明地具有其条理和文理。因此，凡是万物的形态，没有不伏从、旁取天地而运行的；只有人头部直立、身体端正而高尚，正面与天地相当。因此，取法天地较少的，就从旁边折取；取法天地较多的，就正面与天地相当。这就显示出人超越万物，并能与天地并列。”（《人副天数》篇）又说：“人的身体就像天。它的数目同天相参，所以人的禀命也同天相连。天用一年终结的数目造成人的身体。因此，小关节有三百六十六个，与太阳运行的数目相配；大关节有十二个，与月份的数目相配；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的数目相配；体外有四肢，与四时的数目相配；忽然睁眼、忽然闭眼，与昼夜相配；忽然刚强、忽然柔弱，与冬夏相配；忽然悲哀、忽然喜乐，与阴阳相配；心中有谋划思虑，与度数相配；行为有伦理规范，与天地相配。这些都暗暗附着于身体，和人一起生成，彼此配合而相偶，覆盖会合。凡是可以计数的，就与数相配；不能计数的，就与类别相配。全都应当与天相同并相配，这是同一个道理。因此，陈述有形的事物，是为了显示无形的道理；拘束、列举可以计数的事物，是为了显示不可计数的事物。按照这个道理来谈论，也应当以同类相互对应，就像人的形体一样，用数目彼此相应。”（同上）他所说人的根本源于天，就是这样。正因为根本源于天，所以不能不遵循天的道，像天那样行事。他说：“君子效法天地所尊贵的原则。天地的规律是，生发到东方中央时，所生长的东西最盛大；滋养到西方中央时，所养成的东西最完备。一年四时各有一次兴作，而且一定以中为准；凡是中正所施行的，一定归于和。所以说，和是关键。和，是天（此处疑脱‘地’字）的正道，是阴阳各占一半的状态。它的气最为良善，是万物生成的条件。确实选择中和来施行，就能得到天地最大的供养。天地的规律，即使有不和，也一定使它归于和，所作所为就能成功；即使有不中，也一定使它停止在中，所作所为就不会失误。因此，阳气的运行，从北方的中央开始，到南方的中央停止；阴气的运行，从南方的中央开始，到北方的中央停止。阴阳运行的道路不同，达到盛极之后，都停止在中；它们开始的地方，也一定在中。中，是天地最大的极限，是日月运行到那里便回返的地方。长短的极盛，都不能超过中，这是天地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