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郑玄
第七章 郑玄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业太学，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而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钩党事起，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春秋》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先是西京以来，五经立于学官者。《易》有施氏、梁丘氏、孟氏、京氏说，《尚书》有夏侯氏、欧阳氏说，《诗》有鲁、齐、韩说，《春秋》有公羊、谷梁说，《礼》有戴氏说。而《易》费氏、《礼》周官、《书》孔氏、《诗》毛氏、《春秋》左氏，传于民间，谓之古学，以别异于博士所职。至于东京，古学甚盛，遂又目博士为今学。章帝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诸经，由是并行于世。然今学古学，时有争论，迄于汉末，无所是正。玄既兼通今古学，故其注经，杂采众义，不主一家。范蔚宗于玄《传论》称：“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定。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盖汉儒今古文家之说，至玄而并。虽谓之集汉儒之大成，未为过也。玄所注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其答诸弟子问五经者，则门人相与依《论语》撰作《郑志》八篇。今惟《三礼注》、《诗谱笺》尚完，余出后人掇辑，不能全矣。玄既家居，虽党禁解，不受辟举。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黄巾之起，皆相约不敢入县境。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既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又公车征为大司农。玄以疾自乞还家。后绍与曹操持于官渡，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康成之学，观礼学记注，可以见之。其言有曰：“所学者，圣人之道，在方策。”必曰圣人之道者，小家杂说，不足谓之学也。必曰在方策者，揣摩测度无实之言，亦不足谓之学也。是故其学虽无常师，而敷宣理道，颇能极其蕴奥，固不仅在训诂之详确也。特散于各书之注，不易综观其全耳。如《礼·中庸》“天命之谓性”，注云：“《孝经》说云，性者生之质。”《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注云：“此言兼气性之效也。”《诗·角弓》“毋教猱升木”，笺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也。”此其说心性之精者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此其说仁之精者也。《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注云：“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又“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注云：“寻绎天经地义，究竟人情也，行毕孝成。”此其言孝之精者也。《礼·曲礼》“毋不敬”，注云：“礼主于敬。”《孝经》“礼者，敬而已矣”，注云：“敬者，礼之本也。”此其言礼之精者也。《六艺论》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变，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耶。’又云：‘易之门户耶。’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确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简易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属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
译第七章 郑玄 郑玄，字康成，是北海高密人。他在太学学习，拜京兆第五元为老师。先通晓《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跟随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为山东没有值得请教的人，于是向西进入关中，经过涿郡卢植的介绍，拜扶风马融为师。马融的门徒有四百多人，能够登堂听讲、进入内室的学生有五十多人。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却没有机会见到马融，只是日夜诵读探究，从未懈怠疲倦。适逢马融召集诸生考订讨论图纬之学，听说郑玄擅长算术，便把他召到楼上相见。郑玄于是趁机向他请教各种疑难义理。问完以后，辞别回去。马融感叹着对门人说：“郑生今天离开了，我的学说要传到东方去了。”郑玄自行游学十多年，才回到乡里。家中贫穷，便寄居在东莱务农。跟随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数百上千人。钩党事件发生后，他与同郡孙嵩等四十多人一起被禁锢，于是隐居钻研经学，闭门不出。当时任城人何休喜好《公羊春秋》，于是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便发明义理以攻破《墨守》，针刺《膏肓》，救治《废疾》。何休见到后感叹说：“康成进入了我的学术领域，拿着我的矛来攻打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在这以前，从西汉京城以来，五经中列于学官的经说是：《易》有施氏、梁丘氏、孟氏、京氏的学说；《尚书》有夏侯氏、欧阳氏的学说；《诗》有鲁、齐、韩三家的学说；《春秋》有公羊、谷梁两家的学说；《礼》有戴氏的学说。而《易》的费氏学、《礼》的《周官》、《书》的孔氏学、《诗》的毛氏学、《春秋》的左氏学，则在民间流传，称为古学，用来与博士所掌管的学说相区别。到了东汉京都洛阳，古学十分兴盛，于是又把博士所掌的学说称为今学。章帝建初八年，下诏让各位儒者分别选拔才华出众的学生，学习《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诸经从此与今文学一起在世间流传。然而今学与古学时常发生争论，直到汉末也没有得到裁定。郑玄兼通今学、古学，所以他注释经书时杂采各家学说，不专主一家。范蔚宗在郑玄《传论》中称赞说：“拘守文字的学者，受到自己所承袭学说的束缚而固执不化。异端纷纷出现，彼此诡辩激烈。于是使一部经书有好几家传承，每一家又有好几种说法。章句繁多的，有的竟达到一百多万字。求学的人劳苦而收获很少，后来的学生疑惑不决，无法确定。郑玄囊括经学大典，网罗各家学说，删削裁正繁杂芜乱之处，刊正改订缺漏错误。” “从此以后，学习的人大致知道应该归依哪一方面。”汉代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的学说，到郑玄这里合而为一。即使称他为汇集汉代儒学大成的人，也不过分。郑玄所注的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总计一百多万字。他回答各位弟子关于五经的问题，门人彼此依据《论语》编撰成《郑志》八篇。如今只有《三礼注》《诗谱笺》还完整保存，其余都出自后人搜辑，已经不能完整了。郑玄居家以后，虽然党禁已经解除，却不接受征召和举荐。国相孔融十分敬重郑玄，甚至穿着鞋就登门拜访。他上报高密县，为郑玄特意设置一个乡，称为郑公乡。黄巾军起事后，大家都相互约定，不敢进入高密县境内。袁绍统领冀州军队，派使者邀请郑玄。郑玄被举荐为茂才后，袁绍上表任命他为左中郎将，又由公车征召他担任大司农。郑玄因病自己请求回家。后来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持，袁绍命令他的儿子袁谭派使者逼迫郑玄随军出征。郑玄不得已，带病到了元城县，病势严重，不能再前进。这一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要了解康成郑玄的学问，可以从他对《礼》及其学记的注释中看出。他说过：“所学习的，是圣人的道，记载在方策上。”一定要说是圣人的道，是因为各家杂说，不足以称为学问；一定要说记载在方策上，是因为凭空揣摩测度、没有实际依据的话，也不足以称为学问。因此，他的学问虽然没有固定拜一位老师，却能够阐明、传播义理，而且颇能探究其中深奥之处，当然不只是训诂详细准确而已。只是这些思想分散在各部书的注释中，不容易综合看出全貌。例如《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郑玄注说：“《孝经说》说，性就是生命的本质。”《礼记·礼运》“所以人，是天地的心，是五行的开端，是享用食物的滋味、辨别声音、接受颜色而出生的”，郑玄注说：“这是说兼有气和性的作用。”《诗经·角弓》“不要教猱猴爬上树”，郑玄笺说：“这是用来比喻人的心中都有仁义，教导他，他就会不断进步。”这是他论说心性最精微的地方。《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说：“‘人’，读音如‘相人偶’的‘人’，是以人的心意互相存问的意思。”这是他论说仁最精微的地方。《孝经》“孝，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由此产生的根源”，郑玄注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所以孝是德行的根本。” 《孝经》又说：“死生的道义都完备了，孝子侍奉父母的事情也就完成了。”郑玄注说：“这是寻究天地不变的常理，探究人情的终极，孝行完成，孝道也就成就了。”这是他论说孝最精微的地方。《礼记·曲礼》“没有什么可以不敬”，郑玄注说：“礼以敬为主。”《孝经》“所谓礼，不过就是敬罢了”，郑玄注说：“敬是礼的根本。”这是他论说礼最精微的地方。《六艺论》说：“《易》只有一个名称，却包含三层意义：简易，是第一层；变易，是第二层；不变，是第三层。所以《系辞》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蕴吧。’又说：‘大概就是《易》的门户吧。’又说：‘乾确实向人显示了简易，坤确实向人显示了简略。简易就容易知晓，简略就容易遵从。’这是说简易的法则。又说：‘作为道，它总是随着变化迁移；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停留，周遍流行于六个位置之中；上下没有常位，刚柔相互变易；不能制定固定的典要，只能随着变化所趋。’这是说顺应时势变化，出入移动的道理。又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定位就确定了；卑下和高处分别排列，贵贱的位置就确定了；动和静各有常规，刚和柔的界限就分明了。’这是说设置、排列而成的秩序，是不变的方面。”
此其言《易》之精者也。而康成所长，尤在于《礼》。袁宏《后汉纪》谓：“郑玄造次颠沛，非礼不动。”而当其时有修礼之议。卢植即云：“修礼者，应征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故康成于《礼》，内可践之躬行，外可为朝廷定制。其发挥旁通，尽在“三礼”之注。唐孔颖达云：“《礼》是郑学。”有由然也。又《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天子者，魏明帝)，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是康成注《礼》之余，并又注律。夫礼，所以为教也。律，所以为戒也。礼禁未然之前，律禁已然之后，皆治国之大经，防民之善器。荀子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康成注律，亦儒不废法之一证也。诸葛武侯常称昭烈之言：“吾周旋陈元方(纪)、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意康成之所以告昭烈者，必有关于治乱之大，而惜乎其语之不传也。康成之失，在于以纬释经。如《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盖本之《春秋纬·文耀钩》。其名号怪异非儒者所宜称述，故后人多讥之。然康成之注，亦有不信纬说者。如《诗·良耜》“有救其角”，《毛传》云：“社稷之牛角尺。”郑《笺》不据《礼纬·稽命》征宗庙社稷角握之说，以易《毛传》。《礼·月令》“反舌无声”，注云：“反舌，百舌鸟。”不从《通卦验》虾蟆无声之说。似其去取，亦自有择。故《戒子书》言：“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后汉书》玄本传)于六艺曰博稽，于传记曰粗览，于秘纬则曰时睹，轻重判然。故以纬释经则有之，舍经而从纬，康成亦不为也。要之汉人惑于图纬术数，无有能免者。以王仲任之推倒一切，而犹信符瑞、信骨相。况康成不失绳墨者乎？至梁许懋云：“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诋康成为专信纬候，则亦太甚矣哉！
译这是他论说《易》最精微的地方。而康成郑玄的长处尤其在于《礼》。袁宏《后汉纪》说：“郑玄即使在仓促急迫、颠沛困顿之时，也不合乎礼就不行动。”当时正有修订礼制的讨论，卢植就说：“修订礼制，应当征召有道德学问的人，如郑玄这一类人。”所以康成郑玄对于《礼》，在内可以亲身实践，在外可以替朝廷制定制度。他在各方面发挥并贯通的思想，都集中在“三礼”的注释中。唐代孔颖达说：“《礼》就是郑氏之学。”这是有道理的。又《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有的法律，后人各自发挥意思，分别编成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儒者所作的章句有十多家，使阅读的人更加困难。天子于是下诏（这里的天子是魏明帝），只采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其他各家。”可见康成除注《礼》之外，又注释法律。礼，是用来施行教化的；律，是用来进行警戒的。礼在事情发生以前加以禁止，律在事情发生以后加以禁止，二者都是治理国家的大原则、防范百姓的良好工具。荀子说：“尊崇礼而推行法，国家就有常规。”康成注释法律，也是儒者不废弃法律的一个证明。诸葛武侯常常称述昭烈帝的话：“我在陈元方（陈纪）、郑康成之间交游往来时，常常听见他们启发告诫治理与动乱的道理，真是完备了。” 想来康成郑玄用来告诫昭烈帝的话，一定关系到治理国家、平定动乱的大道理，只可惜这些话没有流传下来。康成郑玄的缺失，在于用纬书来解释经书。例如《周礼·春官·小宗伯》“在四郊祭祀五帝”，郑玄注说：“苍帝是灵威仰，赤帝是赤熛怒，黄帝是含枢纽，白帝是白招矩，黑帝是叶光纪。”这大概依据《春秋纬·文耀钩》。这些名号怪异，不是儒者应当称述的，所以后人多加以讥刺。然而，康成的注释中也有不相信纬书说法的地方。例如《诗经·良耜》“它的角弯曲有力”，《毛传》说：“祭祀社稷的牛，角长一尺。”郑玄的《笺》没有依据《礼纬·稽命》所征引的宗庙、社稷用牛角长一握的说法，来改换《毛传》。又如《礼记·月令》“反舌鸟不再鸣叫”，郑玄注说：“反舌，就是百舌鸟。”没有采用《通卦验》所说蛤蟆不出声的说法。可见他对纬说的取舍，也自有选择。所以《戒子书》说：“广泛考察六艺，粗略阅览传记，偶尔看看秘书中纬书术数的奥妙。”《后汉书》郑玄本传在六艺前说“博稽”，在传记前说“粗览”，在秘纬前说“时睹”，轻重区别得很清楚。因此，用纬书解释经书的情况他确实有；但舍弃经书而听从纬书，康成也不会这样做。总的说来，汉代人迷惑于图谶、纬书和术数，没有谁能够完全避免。王仲任王充几乎推翻一切说法，却仍然相信符瑞、相信骨相，何况康成郑玄这样没有偏离准绳的人呢？到了梁代，许懋说：“郑玄有曾参、子夏那样的遗风，却不能推究正经，专门相信纬候之书。”把康成郑玄诋毁成专门相信纬候之书，也实在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