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徐幹
以无验也。”(同上)皎然于先后本末之间，此幹之所以处乱世而能不污者耶！一 智行幹之书多本《周礼》，故言政则称乡遂之法(《民数》)，言学则推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之教(《治学》)。三物六艺首礼，六德首智。首礼，故有《法象》之论。首智，则有《智行》之篇。《法象》正容貌，慎威仪，犹贾生《容经》之俦也，兹不具述。而述其《智行》。曰：“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圣人之可及(疑当作不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又曰：“人之行莫大于孝，莫显于清。曾参之孝，有虞不能易；原宪之清，伯夷不能间。然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问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之行，不若颜渊远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闻一知十。由此观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颜渊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渊达于圣人之情，故无穷难之辞，是以能独获亹亹之誉，为七十子之冠。曾参虽质孝，原宪虽体清，仲尼未甚叹也。”又曰：“夫明哲之士，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祸于忽秒，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动作可观则，出辞为师表。比诸志行之士，不亦谬乎？”且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儒效》)今幹轩智而轾行，亦异于先儒矣。然荀子次儒之等，极于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拟怍。张法而度之，则崦然若合符节。若是而后谓之大儒(已见前)。此与幹之言禳祸于忽秒，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者，比类等量，岂有异哉！然则幹之轩智而轾行，亦以夫明圣之智，与一节之行较其长短多少者耳。不然，幹亦有言：“染不积则人不观其色，行不积则人不信其事。”(《贵验》)“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行。”(《艺纪》)岂果以行为无足重乎！《治学》篇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夫以务物名、考诂训为智，智之无取，幹固知之矣。二 谴交
译先后、本末的关系看得如此清楚，这大概就是徐幹能够处在乱世而不被污染的原因吧！一 智行 徐幹的著作大多取法《周礼》，所以谈论政治就称说乡遂之法（《民数》），谈论教育就推重三物——六德、六行、六艺——的教化（《治学》）。三物以六艺为首，六德以智为首。六艺以礼为首，所以有《法象》篇的论述；六德以智为首，所以有《智行》篇。所谓《法象》，讲的是端正容貌、谨慎威仪，与贾谊《容经》一类，今不详述，下面只叙述《智行》。篇中说：“有人问：‘士人有的明达睿智、穷究事理，有的志向坚定、品行纯厚。这两者不能兼有，圣人将取哪一种？’回答说：‘应当取明达睿智的。明哲之才发挥作用，就能使人民富足、利益增多，使万物都充分发挥其功用。圣人所能达到的（疑当作“不可及”），并不只是空有德行；关键在于智慧。’”又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没有比清廉更显著的。曾参的孝，虞舜也不能改变；原宪的清廉，伯夷也不能挑剔。然而他们不能与子游、子夏并列于四行的科目中，是因为才智不如他们。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子贡回答：‘我怎么敢奢望赶上颜回呢？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知道十件，我听到一件事只能知道两件。’子贡的品行，远远比不上颜渊。然而人们不佩服他的品行，却佩服他听到一件事就能知道十件的才智。由此看来，卓越的才才是使人折服的原因。孔子也惊异颜渊具有卓越的才智，所以说：‘颜回不是来帮助我的，对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不喜悦的。’颜渊能够通达圣人的心意，所以没有提出无穷无尽的疑难之辞，因此独自获得了绵延不绝的赞誉，成为七十弟子之首。曾参虽然质朴而孝，原宪虽然本性清廉，孔子却没有特别赞叹他们。”又说：“明哲之士，面对威势而不恐惧，处于困境而能通达，能够判决疑难、确定疑问，辨别事物并使各得其所。灾祸尚在细微之际便加以消除，福气尚未萌发便设法求取。见到变故就能通晓其中的机理，遇到常规事务就能遵循常道。巧言不能使他改变判断，伪善的脸色不能使他动摇。举止足以供人观法，言辞足以成为人的师表。拿他同志向品行之士相比，不是差别很大吗？”况且荀子说：“没有听到，不如听到了；听到了，不如见到了；见到了，不如知道了；知道了，不如实行了。”（《儒效》）如今徐幹抬高智慧而轻视品行，也与先儒不同了。然而荀子排列儒者的等级，最高达到以浅近把握博大、以古代把握当今、以一端把握万事。如果属于仁义一类，即使出现在鸟兽之中，也能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至于凭借怪异变化来说明的事，则是从未听闻、从未见过的。如果突然在某一方面发生情况，就能举出统摄同类事物的原则来应对，没有什么拟议迟疑。制定法则来衡量它，就会严密得如同符节相合。达到这样之后，才称得上大儒（前文已经说过）。这与徐幹所说在灾祸尚细微时消除、在福气尚未萌发时求取，见到变故便通晓其机理、遇到常规事务便遵循常道，按类别比较、衡量轻重，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这样看来，徐幹抬高智慧而轻视品行，也只是拿明哲圣人的智慧同一项品行比较其长短多少罢了。不然，徐幹也说过：“染色积累得不深，人们就不会相信它的颜色；品行积累得不够，人们就不会相信他的行为。”（《贵验》）“君子以只有言辞而没有行为为耻。”（《艺纪》）难道他果真认为行为不值得重视吗！《治学》篇说：“凡是求学的人，应当把大义放在前面，把事物的名称放在后面。大义被阐明了，事物的名称自然随之明白。鄙陋的儒者以博学自居，致力于考究事物名称，详察器械，考订训诂，摘取章句，却不能统摄大义所达到的极致，从而领会先王的心意。这同女史背诵诗篇、宦官传达命令没有区别。”把致力于考究事物名称、考订训诂当作智慧，这种智慧没有可取之处，徐幹本来就知道。二 谴交
韩非著书，深诋言谈游学之士，以为国之蠹害。《中论》有《谴交》，意颇近之。盖皆惩当时敝俗而发。然国之四民，各有其业。岂有群行方外，专治交游，以妨生务，以乱民听。国家不欲纳民轨物则已，如欲纳民轨物，无论世至何等，是固在所必黜者矣。幹之说有大可为后世鉴者，故录之。曰：“世之衰也，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出于阀阅。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民见其如此者，知富贵可以从众为也，知名誉可以虚哗获也。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义，不治德行。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汲汲皇皇，无日以处。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梼杌生华，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既获者，贤己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迫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汉县令铜章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然掷目指掌，高谈大语，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大交托之途盛，由幸进之门开；浮竞之士多，在节义之风丧。政教两失，实为乱阶。吾每读《谴交》之文，未尝不为之扼腕而长太息也。
译韩非著书，严厉斥责游说、谈论和游学之士，认为他们是国家的蛀虫和祸害。《中论》中有《谴交》篇，主旨与此很接近，大概都是针对当时的坏风气而发。国家的四类民众各有自己的职业，哪有成群结队地游离于本业之外，专门经营交游，从而妨碍生产事务、扰乱百姓听闻的道理？国家如果不想使百姓纳入规范、遵守法度，那就算了；如果想使百姓纳入规范、遵守法度，那么无论世道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种人本来就是应当排斥的。因此徐幹的说法有很值得后世借鉴的地方，所以抄录如下：“世道衰败时，上面没有贤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能的诸侯。君主不能辨识是非，臣子不能分辨黑白。选取士人不依据乡党，考察品行不出于阀阅。帮助的人多，就被当作贤才；帮助的人少，就被当作不肖。排列爵位时听信没有凭据的议论，分配俸禄时采纳各方国家的歌谣。百姓看到他们这样，就知道富贵可以靠随众附和来取得，知道名誉可以靠虚假喧哗来获得。于是离开父兄，离开乡里，不修养道义，不治理德行。讲说偶然流行的学说，结成朋党。急急忙忙、惶惶不安，没有一天安居。彼此互相赞叹吹捧，轮流里应外合。凶恶之人竟能装点出华美声名，憔悴的平民也能借此欺骗君主，迷惑宰相，窃取选举机会，盗取荣宠，这种人多得数不清。已经得到名位的人，自以为贤能而继续前往；羡慕他们的人一同驱驰，紧紧追逐。到处都是这样，谁能不如此呢！桓帝、灵帝时期，情况尤其严重。从公卿大夫到州郡牧守，不忧恤国事，把接待宾客当作要务。车马冠盖挤满门庭，穿儒服的人堵塞道路。饿了也没有空吃饭，疲倦了也不能停止。人声喧扰、往来不绝，使夜晚也像白天一样忙碌。下至小官和各城佩墨绶的官员（汉代县令佩铜章、系墨绶），没有不互相商议以求得到人才，并以礼待下士自我矜夸的。他们披星戴月、早早驾车，送往迎来。亭、传常常客满，吏卒传达问候。夜间举火通行，守门的宦官和寺人也不关闭门户。挽臂扭腕，叩天发誓；借口恩情交好，不计较轻重。文书堆积在官府，囚犯积在监狱，却没有空闲过问。仔细考察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想忧虑国家、体恤百姓，也不是想谋求大道、讲明德行，只是经营自己、治理私事，求取权势、追逐利益罢了。在朝廷登记名籍，却在富贵人家称作门生的人，家家都有。有的人做了老师却没有什么可教，弟子也不接受学业。然而他们处理事情时，竟然外表摆出大丈夫的样子，内里却沿袭婢妾般的姿态。有的奉送财货并进行贿赂，以此巩固关系，求取请托，谋划仕进。然而他们抛眉弄眼、指手画脚，高谈阔论，像这一类人，说出来尚且令人羞耻，做出来的人却不知道羞耻。唉！王道教化的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大肆交结请托的途径兴盛，是由于侥幸求进的门路被打开；浮夸争竞的士人增多，是因为节操义行的风气丧失。政治和教化两方面都失败，实际上成为祸乱的开端。我每次读《谴交》这篇文章，没有一次不为之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