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南北朝儒释道三教之争

译第十八章　南北朝儒、释、道三教之争 佛法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六朝时大为兴盛。推究它流传发展的缘由，实在是因为老庄之学谈虚、谈无，同佛法所说的“空”相距不远，所以清谈盛行，佛教的象教也随之兴起。老庄学说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不能抹杀的。然而汉末的道德家和神仙家后来合成了道教，又收取佛教的各种制度设施，用来扩大和充实自己。北周天和（武帝）年间，玄都道士所呈上的经目、道经、传记、符图、论说，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见甄鸾《笑道论》）。这些都是汉代所没有的。历览史书传记，自晋代以来，奉事道教的贤士大夫颇为不少。例如《晋书·何充传》说：“郗愔和弟弟郗昙信奉天师道，而何充和弟弟何准崇信佛教。谢万讥讽他们说：‘两个郗家人向道教谄媚，两个何家人向佛教谄媚。’”南齐张融作《门论》也说：“我家世代恭敬佛教，舅氏家奉行道教。”信奉道教和信奉佛教，形势于是形成对立。这样一来，先前因为道理相近而互相援引的一方，最终不得不凭借声势逼迫并排斥另一方。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没有超过宋代顾欢（《南史·隐逸传》）的《夷夏论》。司徒袁粲已经假托道人通公之名作了驳论（见《南史·顾欢传》），此外谢镇之有《折夷夏论》，朱昭之有《难夷夏论》，朱广之有《咨夷夏论》，释慧通有《驳夷夏论》，释僧愍有《戎华论》，明僧绍有《正二教论》（均见梁代僧祐《弘明集》）。彼此排斥、互相尊奉，争论不休。然而看顾欢《夷夏论》中说：“五帝、三王的时代，没有听说有佛；国师、道士所奉行的，没有超过老庄的。儒林的宗师，谁能超出周公、孔子？如果孔子、老子不是圣人，还有谁能够担当圣人的名号？然而两部经典所说的内容，如同符契相合。道就是佛，佛就是道；他们的圣道相合，行迹却相反。有时隐藏光辉，以使近处的人明白；有时放射光芒，以向远方显示。道能够救济天下，所以没有什么地方不进入；智慧周遍万物，所以没有什么事物不施行。它们进入事物的方式不同，所做的事情必然也不同；各自成就万物的本性，不改变各自的事务。因此，端正衣冠、穿着缙绅，是中原华夏的仪容；剃发而穿宽大的衣服，是各族夷人的服饰。举手跪拜、弯腰如磬，是侯服、甸服之地的恭敬礼节；像狐狸蹲、狗坐一样，是荒远地区的肃敬姿态。用棺木埋葬，是中夏的风俗；用火焚烧、沉入水中，是西戎的习俗。保全形体、遵守礼制，是继承善道的教化；毁坏容貌、改变本性，是断绝恶行的学说。虽然船和车都能够把人送到远方，但有水路和陆路的区别；佛和道都能达到教化目的，但有夷夏的差别。如果说它们所达到的结果相同，所用的方法就可以互换，那么车能够渡过河流，船能够行走陆地吗？如今让中原人的性情去仿效西戎的方法，既不能完全相同，也不能完全不同；下面使人养妻蓄奴，上面却断绝宗庙祭祀。各种嗜欲之事，都可以凭礼制得到伸张；唯独孝敬的典礼要因佛法而屈服。违背礼制、触犯正理，却竟没有人察觉。幼年流离失所而忘记归返，谁还认识他原来的身份？况且道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是道；事情之所以可贱，在于它是风俗。舍弃华夏而仿效夷狄，义理将从哪里取得？如果是因为道，那么道本来就是相符合的；如果是因为风俗，那么风俗却大相违背。我屡次看见刻舟求剑般的沙门和守株待兔般的道士，争论大小问题，互相弹劾攻击。有的人把道划分为两个，有的人把风俗混同为一个；这就是牵强地把不同说成相同，破坏相同而说成不同，也是乖谬争端的起因、混乱的根本。考察起来，圣道虽然相同，具体教法却有左右之别；开始时没有端绪，终结时也没有末端。泥洹和仙化，各自是一种方法。佛教称为正真，道教称为正一；正一归于不死，正真会于无生。名称上虽相反，实质上却相合。只是无生之说距离现实较远，无死之教化作用更为急切；急切的教法可以使人进取谦弱，疏远的教法可以使人退除夸强。佛教的文辞华美而内容博大，道教质朴而内容精微。精微的道理不是粗浅之人所能相信，博大的教法也不是精明之人所能完全做到。佛教的言语华美而善于引导，道教的言语朴实而有所抑制；有所抑制，明智的人才会独自前进；善于引导，昏昧的人便争相向前。佛经繁多而显明，道经简约而幽深；幽深则高妙的门径难以看见，显明则正路容易遵循。这就是两种教法的区别。圣人如工匠，本无偏心，而方圆各有各的形体。器物既然用途不同，教法也应当施用于不同方面。佛教是破除恶行的方法，道教是兴起善行的方术。兴起善行，以自然为高；破除恶行，以勇猛为贵。佛教的行迹光明广大，适合用来教化众人；道教的行迹隐秘精微，适合用来修炼自身。二者优劣的分别，大致就在这里。”顾欢关于佛、老异同的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精微中肯之处，但他所以在二者之间抑扬取舍，不过是由于夷夏礼俗的隔阂，认为不应改变礼俗而改从佛教。这哪里足以堵住尊奉佛、法、僧三宝之人的口呢！至于有人依据《玄妙内篇》，说：“老子入关后，前往天竺维卫国，因为净妙夫人白天睡觉，便乘着太阳的精气进入她口中，剖开她的右腋而出生。”又引用《法华经》《无量寿经》《瑞应本起经》等经书，说：“释迦成佛，经历了尘劫之数，有时作为国师、道士和儒林的宗师。”用这些话相互作证，这种诬蔑欺骗、牵强附会，尤其给别人留下了攻击的把柄。到了梁代，又出现了所谓《三破论》。第一破说：“进入国家而破坏国家。用欺骗的话语宣扬虚妄，兴建佛寺而不计费用，苦苦压榨百姓，使国家空虚、人民贫困，活着的人不断减少。何况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田却吃饭。国家灭亡、人民断绝，都是由此造成的损失。日常所用的东西损耗废弃，没有丝毫益处。五种灾害的祸患，没有超过这个的。” 第二破说：“进入人家而破坏家庭。使父子各做不同的事情，兄弟遵行不同的法则。遗弃双亲，孝道顿时断绝。忧愁和欢乐各不相同，歌唱和哭泣也不一致。骨肉之间产生仇恨，亲属关系永远废弃。违背教化、触犯正理，却没有上天降下报应。五逆不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第三破说：“进入人的身体而破坏身体。人的身体，一是有毁伤形体的疾病，二是有剃光头发的痛苦，三是有不孝的悖逆，四是有断绝后代的罪过，五是有灭亡礼制、顺从戒律的行为。（《弘明集》原作‘体’，据文意校改。）只学习不孝，为什么还要说呢？戒令说不必向父母跪拜，人们便竟然照做。儿子先做沙弥，他的母亲后来又做阿尼，于是反而向自己的儿子跪拜。不合礼仪的教法，中国人绝不能接受，怎么可以遵从呢？”抛弃改变华夏礼俗的浅薄议论，以人伦为根本来立论，义理上更加进了一步。然而它又说：“道家的教法，妙处在于精心思索而得一，能够不死而进入圣境；佛家的教化，妙处在于三昧（译作正受）和神通，可以希望达到无生。把死亡称作泥洹（即涅槃，译作灭度），却从未见过学习死亡而不能死的人。”这仍然是神仙可以不死的妄见。因此刘勰作《灭惑论》来加以驳斥。

译他说：“佛法炼养精神，道教炼养形体。形体和气息必然终结，受限于一堵墙之内；精神和意识没有穷尽，还可以再次抚临六合之外。明智的人凭借无穷的精神，以胜慧教导自己；昏暗的人贪恋必然终结的形体，被仙术欺骗。仙术（《弘明集》原文此二字重出一次，据文意校补）的极致在于服食药物，智慧功业则从观禅开始。禅法炼养真实的意识，所以精微玄妙，可以希望达到泥洹；药物只能留住虚假的形体，所以即使精心思索，也终究不能飞升。至于舍弃精妙的宝藏，遗弃智慧而保养身体，按照道理探究它，它的虚妄就可以知道了。即使形体能够飞升，也无益于昏暗的精神。鹰飞到高天，难道就能免除作为鸟吗？泥洹是精妙的果报，道只在于永恒长存。学习死亡的说法，难道只是分析埋葬之事吗！”由此看来，用道教攻击佛教，就好比拿着戈矛去迎击飞来的弹石，双方强弱相差悬殊了。虽然如此，宗少文（《宋书·隐逸传》）作论阐明佛教，却说：“教化的兴起，各自针对所适应的对象；世道将要混乱（‘乱’就是治理，语见《庄子·逍遥游》）时，洙水、泗水之间所弘扬的教化，是应对治理之道的。纯厚的风俗越来越雕敝，于是产生这两种学说，用来平息躁动。儒家用仁德来弘扬教化，道家在于抑制躁动。它们都已经安抚教化而达到边际，没有谁不是把自身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他又说：“孔子、老子、如来，虽然三种教诲道路不同，但学习善行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弘明集》）既然如此，道教固然不能取代佛教，佛教也不能取代道教和儒教。因此当时的评论者，在竞相辩论时各自有所宗奉，而在修习上也同时涉足三门。张融的《门论》说，他专门遵循佛教的行迹，但到临终时，左手拿着《孝经》《老子》，右手拿着《小品》《法华》（《南齐书·张融传》）。陶弘景实行辟谷、修习导引，却又到阿育王塔前，发誓接受五大戒（《梁书·处士传》）。到了北周，卫元嵩作《齐三教论》七卷。此书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卫元嵩本来是沙门；现在看他所作《请造平延大寺书》，说：“唐尧、虞舜时代没有佛寺而国家安定，齐、梁时代有寺院而国运丧失，这还没有合乎道理。只要能够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国家，就同佛心相合。”他的议论如此，他必然有融通儒教和佛教的道理。况且儒教和道教本来同出一源。自从佛教东传以后，谈论老庄的人转而迎合佛教。于是把有说成无，逐渐失去了君主面南而治的宗旨。这是道教同儒教疏远、同佛教接近，算是一次变化。道教徒既然内心希望长生，又依托佛教义理，用来彼此涂饰。等到佛教无法与之抗衡，于是又改为依据周公、孔子的礼制文献，来攻击佛教所说的空寂。这种思想借用了佛教，却并不是佛教；借用了儒学，却也不是儒学。这是又一次变化。后来明智的人出现，曾想把三教贯通起来，使它们合而为一。所以孙绰在《喻道论》中写下“周、孔就是佛，佛就是周、孔”的话（孙绰是东晋人。《喻道论》见《弘明集》）。顾欢作《论》，也提出“佛就是老子，老子就是佛”的说法。然而，从最高的道理说，三者虽然相同；按照实际迹象来看，终究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到了隋、唐，最终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相互沿习已久之后，彼此的外在迹象也逐渐被忘却。这又是一次变化。这就是两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分合、盛衰消长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