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张杨园

译一　论学书 亭林的治学宗旨，完整地见于《与人论学》一书。他说：“关于天命和仁，孔子很少谈到；关于人性和天道，子贡没有听孔子讲过。关于性命的道理，写在《易传》中，孔子也从未多次拿来对人讲。他回答士人的问题，只说‘行己有耻’；讲到求学，只说‘好古敏求’。他对门下弟子说话时，把尧舜相传的所谓‘危微精一’之说全都不谈，只说‘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唉！圣人用来做学问的道理，是多么平易而可以遵循啊！所以说，要从下学开始而达到上达。颜子几乎接近圣人了，却还说孔子以广博的文献来充实我。孔子告诫哀公时，说明了明辨善恶的功夫，而把博学放在前面。自曾子以下，笃实没有谁比得上子夏；可是他谈到仁，也只是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聚集几十、上百名宾客和门人中的求学者，就好比草木分区区别一样，却一概对他们谈心谈性。他们舍弃广泛学习和记识，去寻求一以贯通的方法；对四海百姓的困穷置之不言，却整天讲‘危微精一’之说。这一定是他们的道理超过了孔子，他们的门弟子贤过了子贡，越过东鲁而直接承接二帝的心传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不敢说自己知道。《孟子》这部书，谈论心性，也已经反复恳切了。至于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所问，以及孟子所回答的，常常都在出仕、退处、离去、任用、辞让、接受、取舍等问题上。以伊尹这样的元圣，以及尧舜作为君主、作为百姓时所表现的盛德大功来看，他们的根本就在于，即使拥有千辆马车，也不屑一顾；即使只是微小的东西，也不肯取用。伯夷、伊尹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而他们相同的地方，则是都不肯为了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因此，关于性、命、天，是孔子很少谈到的，而今之君子却常常谈论；关于出仕、退处、离去、任用、辞让、接受、取舍的辨析，是孔子、孟子经常谈论的，而今之君子却很少谈论。有人说忠和清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却不知道不忠不清而能够谈仁的人，从来没有。有人说“不嫉妒、不贪求”还不足以穷尽道，却不知道终身嫉妒并且贪求而能够谈道的人，也从来没有。我不敢说自己知道。我所说的圣人之道究竟怎样呢？就是广泛学习古代文献，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从自身一直到天下国家，都是学习的事情；从作为子、臣、弟、友，一直到出入往来、辞让接受、取舍给予之间，都是有羞耻之心所涉及的事情。羞耻之心对于人太重要了！不以穿坏衣、吃粗食为耻，却以普通男女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为耻。所以说：“万物都完备于我自身，只要反省自身而做到真实诚恳。”唉！读书人如果不先谈羞耻，就会成为没有根本的人；如果不喜好古代典籍而又见闻广博，所学就会流于空虚。以没有根本的人去讲空虚的学问，我看他虽然每天都在从事圣人之学，却会离圣人越来越远。”（《文集》）大概先生极力纠正当时好高骛远、没有实际内容的弊病，所以说得如此切近。然而张蒿庵给先生写信，说：“关于性命的道理，夫子本来从未轻易拿来向人显示。他同门弟子众人谈论而反复说明的内容，哪一件不是性命之理明显地、零散地表现出来的？如果能够广泛学习并具有羞耻之心，真实地践履，自然就能由显露的标志看见根本，把分散的内容合起来了解总体。心、性、天、命这些道理，将会有不必用语言说明而也差不多能够遇见它们的时候。因此，性命之理，不可以滔滔不绝地宣说，却未尝不可以默默领会；不可以向别人夸张炫耀，却未尝不可以在自己身上验证；不可以在一天之内强行探究、竭力求索，却未尝不可以从容宽裕地逐渐浸润，等待自己觉悟。如果说这与求学者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要穷尽天下万物的道理，反而遗漏自身以内的道理了。恐怕认识有不到之处，行为也就有未能尽到之处。这样将使异学中那些直指本体的说法，反而得到机会夸耀自己的长处，诱导我们这一类人离开正道。这也是关心世道人教化的人应当考虑的事情。”（《蒿庵文集》）蒿庵名尔岐，字稷若，是山东济阳人。顾亭林作《广师》（见《文集》）中所说的“唯独精通三礼，卓然是经学大师，我不如张稷若”，指的就是他。像蒿庵这样的说法，亭林本来就没有办法驳难。后来的汉学家常常喜欢举出亭林这篇文章，把它作为攻击宋儒谈心谈性的有力武器。却不知道这只是一时针对病症的药方，他们竟把它看成万世不变的方剂；这不只是不了解宋儒，也未必真正了解亭林。

译二　郡县论 自古以来儒者喜欢谈论封建，而亭林在《郡县论》（见《文集》）中说：“封建制的废除，不是一天造成的。即使圣人兴起，也将改变它而实行郡县制。”又说：“封建制的弊病，在于权力集中在下；郡县制的弊病，在于权力集中在上。”所以他认为，假如有圣人兴起，能把封建的用意寓于郡县制之中，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当时陆桴亭也说：“封建制虽然足以维持长久，但君主仅仅保存着名位，而中原百姓没有一天不争夺土地、城池，肝脑涂地。郡县制虽然足以苟且维持太平，但盗贼一旦发生骚乱，天下就会像瓦片一样分崩离析。所以不如有封建的实际而没有封建的名义，保存郡县制的好处，去掉郡县制的弊病。”（《桴亭文集·答王登善封建郡县问》）他的见解正与亭林相同。然而，这只是谈论制度本身罢了。我之所以赞取亭林的说法，还不在这里。亭林说：“天下人各自顾念自己的家庭，各自偏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人的常情。为天子、为百姓考虑的心，必定不如为自己考虑的心。这一点在三代以前就已经如此了。圣人顺应这一点而加以利用，利用天下人的私心来成就一个人的公心，于是天下得到治理。假如让县令能够把方圆百里的土地看作自己的私有之物，那么县里的人民都是他的子弟；县里的土地都是他的田地；县里的城郭都是他的藩篱和墙垣；县里的仓廪都是他的储藏之所。既然是子弟，就一定会爱护他们而不伤害；既然是田地，就一定会治理而不抛弃；既然是藩篱、储藏之所，就一定会修缮而不损坏。从县令自身来说，这是私心；从天子来说，他所要求的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一旦发生意料不到的变故，必定不会出现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流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的情形。于是才会有拼死守卫、至死不离开的守军，也才会有联合结交、共同抵抗的行动；这不是为了天子，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正因为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也就是为了天子。因此，天下人的私利，就是天下的公利。”（《郡县论》五，参看《郡县论》二）关于公与私的说法，很难讲清楚。任凭天下人各自谋求私利吗？形势就会发展到彼此争夺；断绝天下人的一切私利吗？形势又必然发展到彼此抛弃。彼此争夺就会混乱，彼此抛弃就会困穷。困穷和混乱，都是公利的祸害。所以，有私利就没有公利，这是人们知道的；没有私利也就没有公利，这是人们不知道的。只有私利而没有公利，是专制制度所以倾覆的原因；没有私利也没有公利，是共产制度所以无法实行的原因。孔子谈大同，也只是说“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罢了。如果想不亲爱自己的亲人而只亲爱别人的亲人，不疼爱自己的子女而只疼爱别人的子女，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亲爱自己的亲人、疼爱自己的子女，是私；亲爱别人的亲人、疼爱别人的子女，是公。然而，要亲爱别人的亲人、疼爱别人的子女，就一定要从先亲爱自己的亲人、疼爱自己的子女开始。如今亭林说：“利用天下人的私利，来成就一个人的公利。”又说：“天下人的私利，就是天下的公利。”世上有些人虚张高论，认为最高的治理境界是只有公而没有私，却天天责求人们讲公，实际上正好借此成就他个人或他一党的私利。懂得这两句话，本来就足以让他们闭口了。我因此特意把它们标举出来。

译第六章　张杨园 张履祥，字考夫，号念芝，是浙江桐乡人。他居住的地方叫杨园里，所以求学者称他为杨园先生。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沈氏教他《论语》《孟子》，并告诉他说：“孔子、孟子也都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只因为肯努力学习、做好人，便成为圣贤了。”长大后，他跟随黄石斋求学。后来拜访刘蕺山，接受他的教导，成为弟子。不过，他虽然出自蕺山门下，所学却不一定与老师相同。他曾编纂《刘子粹言》一书，专门记录蕺山纠正王阳明的言论。他给沈上襄写信，直截了当地说：“关于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那一段的疑义，我起初从先师的语录中听到这种说法，感到很高兴。后来又以朱夫子给湖南诸公的一封信加以验证（此信见《朱子大全集》），深深后悔以前的见解有错误。”（《杨园文稿》）由此可见，杨园的学问实际上得力于朱熹。那个时期他也称道蕺山，只是不肯公开违背老师的学说罢了。后来梨洲以继承蕺山为己任，鼓动天下，杨园便说：“这是名士，不是儒者。”陈乾初名确，是海宁人，是蕺山的高足弟子。他作《大学辨》来申述王阳明的意思，杨园已经写信同他争辩；他给别人写信时，更为乾初沉溺于姚江学说而不能返回正道而叹息不已（这些都见《杨园文稿》）。从他对梨洲、乾初的不满来看，就知道他有不能完全与蕺山相同的地方。然而我读他的《初学备忘录》《备忘录》，其中说：“求学最喜欢真实，最忌讳浮泛。”（《初学备忘录》）又说：“用心要实在，努力也要实在。”又说：“道理必须是抬眼就能看见、抬脚就能实行的，才是真实的道理。功夫必须是当下就能做得到的，才是真实的功夫。”（以上见《备忘录》）大概他看见当时流行的讲学风气，开始于浮夸泛滥，终于崩溃败坏，所以想用笃实来矫正它。因此闭门潜心修养，断绝交往。即使有读书人前来求学，他也一概只按照朋友之道对待，不敢接受他们的跪拜。他说：“一旦加入一个人的声气关系，就会增加一个‘傲’字，就会养成一个‘伪’字，百般罪恶都从这里开始。”（《备忘录》）又说：“我私下奇怪近来的求学者，轻易就自以为高大，动不动拿韩愈的抗颜、程颐的尊严来作比较。却不知道韩愈自己已经在这方面失误了，程颐的德行又哪里是我们能够赶得上的呢？”（《文稿·与凌渝安书》。渝安名克贞，是乌程人，是杨园讲学的朋友）由此看来，杨园约束自身的谨慎、内心的谦虚，确实足以成为一代人的典范。不过，他的学问又不只是停留在亲身实践上。他在《与王寅旭书》中说：“今天谈论学问的人，往往都有人。概括地说，不过两种罢了。重视致知的人，轻视亲身实践，认为没有什么可取；这就是所谓穷究深奥、探极幽微，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的人。尊崇践履的人，忽视穷究道理，认为那是不值得做的事；这就是所谓浅陋固执、停滞不前，不能进入高明境界的人。”（《文稿》。寅旭名锡阐，是吴江人。亭林《广师》中说“学问穷究天人之际，确实坚定不移，我不如王寅旭”）《备忘录》中也说：“我们平日求学的大旨，只专守孔门广泛学习文献、以礼约束自身的教诲，终身如此罢了。读书穷理，是博文的事情；切实实践，是约礼的事情。”这就是说，亲身实践和穷究道理兼顾并重，谈论本体而一定涉及作用。杨园在当时，与桴亭、亭林诸位先生相比，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同。只是他指斥王阳明过分严厉，说：“看他的言论，没有不是自欺欺人的话。”又说：“一部《传习录》，用‘吝’‘骄’两个字就足以概括它。”杨园曾称述康节的话：“凡人求学，往往失误在自作主张过多。” 他认为，平和宽恕可以破除纷纷争论同异的说法。如今他对王阳明这样做，难道不也有违于平和宽恕吗？不过，他说：“求学者开始迈出的第一步，道路方向不能错。在这里一旦错了，终身都会受到损害。贤者能够悔悟并知道返回正道，不贤的人却会固执得更加厉害。悔悟而知道返回正道，会使以前的功夫白费；固执得更加厉害，就会害己并且殃及他人。”（以上都见《备忘录》）后来的学者，确实又不能不深思这番话。杨园屡次称许许鲁斋“求学者应当把谋生作为急务”这句话。他说：“能够谋生，就能不向别人求取。能够不向别人求取，廉耻就可以树立，礼义就可以实行。”（《备忘录》）因此，他以自身实践为根本，写成《农书》。他说：“农事不加治理，就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停止蚕织，就不知道衣服从哪里来。《豳风》陈述王业的根本，《七月》八章，专门详细说明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谈王政的要点，没有比田地、桑树和畜牧更优先的。今天一谈到这些，动不动就笑它们鄙陋。因此廉耻不能树立，风俗不能变得淳厚，祸乱接连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农书》）我看《文稿·与吴仲木书》《与许大辛书》《与吴汝典书》《与颜孝嘉书》，都把坐享其成、靠别人养活作为戒条，并且深深担心因为不能自立而损害自己的志气。先生曾说：“人们知道经营家计，必须辛苦地吃苦、辛苦地挣扎，却不知道读书求学以及立身行事，也都不能不辛苦地吃苦、辛苦地挣扎。”（《备忘录》）“苦吃苦挣”这四个字，正是先生做人教人的关键所在。而且自从士人与农民分开以后，求学者把仰赖别人供养看作理所当然，把劳作推给低贱之人去做。于是庄生有《诗》《礼》使人发家致富的讥刺（《庄子·外物》），荀卿有讥刺先王呼唤儒者来求取衣食的话（《荀子·儒效》）。古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所以陆梭山居家时制定用度（见《象山全集》），吴康斋亲自耕作、靠劳动取得食物，都是想扭转浮华懒惰的风气，使人回到根本的事务上。正不只是鲁斋用“以谋生为急”这句话教导求学者。杨园的教导，大概也只是出于同样的用心。杨园所著有《经正录》《愿学记》《问目》《初学备忘录》《备忘录》《训子语》《言行见闻录》《近鉴》《农书》《文稿》等，门人将它们编成《杨园全书》。甲申之变时，杨园曾穿着丧服、不进饮食；进入清朝后，最终以布衣身份终老，享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