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黄梨洲
其平生得力，仍偏于经世为多。所作《明夷待访录》，自比于王冕(明初人)之著书，谓待遇明主，不难致伊、吕之业。而顾亭林亦称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亭林《与梨洲书》)。即其书可知也。然吾以为其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而足令当时硁硁之儒，为之舌挢而不下者，尤莫如《原君》、《原法》之篇。《原君》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理，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倍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孰与众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下略)抑不独《原君》而已，其《原臣》、《置相》即皆推本此意以为之说。曰：“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曰：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置相》。明太祖以胡惟庸之变，定制不置宰相，故梨洲云然)且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又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自民贵君轻之义不显，天民大人之迹，遂绝于后世。得梨洲而复申明之。则梨洲者，亦为天民大人而已矣。
译的君主，成就伊尹、吕尚那样的事业并不困难。顾亭林也称赞它说，历代君王的弊政可以重新振兴，三代的盛况可以逐步恢复（顾亭林《与梨洲书》）。从这部书本身就可以看出来。然而我认为，他能够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足以使当时那些拘谨浅陋的儒者惊讶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的，尤其没有比《原君》、《原法》两篇更突出的了。《原君》说：“人在出生之初，各人都只顾自己的私利，各人都只求自己的利益。天下有公正的道理，却没有人去兴办；天下有共同的祸害，却没有人去除掉。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他不把个人的利益当作利益，而让天下人都得到他的利益；不把个人的祸害当作祸害，而让天下人都解除他们的祸害。这样一个人的辛劳，必然要超过天下所有人千万倍。既然辛劳超过天下人千万倍，而自己又不能享有其中的利益，这必定不是天下人心甘情愿处于的境地。所以古代的人，估量了这种情况而不愿进入其中的，许由、务光就是这样的人。” 进入其中以后又离开它的，尧、舜就是这样的人。起初不想进入，却不能离开的，禹就是这样的人。难道古人有什么不同吗？喜欢安逸、厌恶劳苦，也同样是普通人的性情。后世做君主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利害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把天下的利益全部归于自己，把天下的祸害全部推给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们使天下人不敢谋求自己的私利、不敢追求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大私看作天下的公利。开始时还感到惭愧，久而久之便安然接受了。把天下看成一项无比巨大的产业，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汉高帝所说的‘我的产业同众人的产业相比哪个更多’，那种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经流露在言辞中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古代把天下当作主人，把君主当作客人，凡是君主一生经营的事情，都是为了天下。现在却把君主当作主人，把天下当作客人，天下人没有一处可以获得安宁，都是为了君主。因此，君主还没有得到天下时，就残害天下人的肝脑，离散天下人的子女，用来扩大我一个人的产业，竟然毫不感到惨痛，还说：我本来就是在替子孙创立基业。他已经得到天下以后，又敲骨吸髓般地剥削天下人，离散天下人的子女，用来供奉我一个人的淫逸享乐，却把这些看成理所当然。” 还说：这就是我的产业所产生的利息。这样看来，成为天下大害的，只是君主罢了。假使没有君主，各人都能谋求自己的私利，各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置君主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吗？”（下文略）不只是《原君》如此，《原臣》、《置相》也都推究这一根本道理来立论。他说：“我出来做官，是为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是为了万民，不是为了一个姓氏。”（《原臣》）又说：古代不把君位传给儿子，而传给贤能的人。那时人们看待天子之位，认为它的去留同宰相之位一样。后来天子把位子传给儿子，而宰相却不传给儿子。天子的儿子不一定都贤能，还可以依靠宰相传贤来补救，这样天子也没有失去传贤的本意。宰相制度废除以后，天子的儿子一旦不贤，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与他一起选择贤者了。”（《置相》。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变，制定制度不再设置宰相，所以梨洲这样说。）孟子又说：“百姓最为重要，君主相对轻微。”又说：“有侍奉君主的人，只把讨好君主、博取君主欢心当作侍奉君主；有安定国家的大臣，把安定国家当作乐事；有天民，只有等到自己的道理可以在天下推行之后，才去推行它。” 有大人，能够端正自己而使外物也归于端正。”自从“百姓尊贵、君主轻微”的意义不再显明以后，天民、大人的事迹也就在后世断绝了。幸而有了梨洲，才重新申明这些道理。那么，梨洲也不过就是一个天民、大人罢
吾尝读吕伯恭《论语说》谓：“总统一代谓之政，随事设施谓之事。前汉之政，尚有三代遗意。光武所设施，则皆是事耳。故前汉有政，后汉无政。”颇以其见为不犹人，然未若梨洲《原法》之论之快也。梨洲《原法》曰：“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可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竦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又曰：“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夫古今之论法者，多矣，其见即罔不囿于法之中。若梨洲者，上明立法之本，下究用法之意，言法而独不为法所囿，使得有所藉手，其设施必有可观者。而惜乎其仅以空言而终也！
第五章 顾亭林 张蒿庵附见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本名绛，乙酉后，改名炎武。幼出后世父。母王氏，闻国变不食而卒，戒后人不得事二姓。先生既与同志举义兵不成，屡为怨家所构。乃漫游南北，关塞险阻之处无不至。尝垦田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欲效马伏波田畴从塞上立业。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怀也。”已，苦其地寒，去之。晚年，卜居华阴，置田五十亩以供晨夕。徐立斋(元文)相国弟兄，先生甥也。买田宅，迎之南归。卒不返。词科史馆之荐，并以死拒。以康熙二十年，卒于华阴。距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年六十九。学者称亭林先生。所著有《左传杜解补正》、《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文集》、《诗集》等。而《日知录》尤为一生经意之作。其与人书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亭林文集》)盖自许如此。然于当世贤达，如桴亭、梨洲，皆邮致其书，求为订正。其虚怀纳善之心，亦自未可及也。
译我曾读吕伯恭《论语说》，其中说：“统摄一个时代的，叫作政；随着具体事情分别施行的，叫作事。前汉的政治，还保留着三代的遗意；光武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就都只是具体事务罢了。所以前汉有政治，后汉没有政治。”我很认为他的见解不同于常人，但还不如梨洲《原法》的议论痛快。梨洲《原法》说：“三代以前有法，三代以后无法。这话可以这样说：二帝三王知道天下不能没有供养，于是给百姓授田让他们耕种；知道天下不能没有衣服，于是给百姓授地让他们种桑麻；知道天下不能没有教化，于是设置学校来兴办教育，制定婚姻礼制来防止淫乱，规定卒乘之赋来防止祸乱。这就是三代以前的法，本来从来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制定的。后世的君主取得天下以后，只怕自己的国祚不能长久，子孙不能保有天下，于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考虑防备，制定相应的法。那么，他们所谓的法，就是一家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因此，秦朝改变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是因为郡县制可以使天下归私于我；汉朝分封庶孽，是因为他们可以替我屏藩；宋朝解除方镇的兵权，是因为方镇对我不利。” 这些法什么时候有过一丝一毫为天下着想的心意呢！这样也可以称作法吗？三代的法，是把天下收藏于天下之中的法。山林川泽的利益，不一定要全部取尽；刑罚和赏赐的权力，也不担心旁落；尊贵不只在朝廷，卑贱也不只在民间。后世正在议论它的法过于疏略时，天下人看不见上层有什么值得贪求的，也看不见下层有什么值得厌恶的；法越简略，动乱反而越不发生，这就是所谓‘无法之法’。后世的法，是把天下收藏在箱笼中的法。利益不愿遗留给下层，福泽一定要聚集到上层。任用一个人，就怀疑他会谋求私利，于是又任用另一个人来制约他的私利；办理一件事，就担心其中可能有欺诈，于是又设置另一件事来防止欺诈。天下人都知道箱笼在哪里，而我也每天战战兢兢，只担心箱笼受到损害。因此，法不能不严密；法越严密，天下的动乱就越从法中产生，这就是所谓‘非法之法’。”他又说：“论者说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善于治理的法；我认为先有善于治理的法，然后才有善于治理的人。至于非法之法，它束缚天下人的手脚，即使有能够治理天下的人，最终也敌不过各种牵制、拉扯和猜疑顾忌。有所施行，也只能按照自己权限中所得的范围去做，安于苟且简略，而不能建立超出常规的功名。” 假使先王的法还存在，那么其中无不保留着法之外的深意。任用的人如果合适，就可以有无所不行的意志；任用的人如果不合适，也不至于用苛刻的法网伤害天下。所以说，先有善于治理的法，然后才有善于治理的人。”古今议论法制的人很多，但他们的见解无不被局限在法制本身之中。像梨洲这样的人，对上说明立法的根本，对下探究用法的意旨，谈论法却唯独不受法的束缚，使人能够有所凭借施展；如果他的主张能够施行，必定会有值得称道的成就。可惜他最终只是以空言结束罢了！第五章 顾亭林 附带叙述张蒿庵 顾炎武，字宁人，是江苏昆山人。原名绛，乙酉年以后改名炎武。幼年过继给伯父。他的母亲王氏听到国变的消息后绝食而死，并告诫后人不得侍奉两个姓氏的君主。顾炎武与志同道合者起兵举义没有成功，又多次被仇家诬陷构害，于是漫游南北，关塞险阻之地无不前往。他曾在雁门以北、五台以东开垦田地，想仿效马伏波、田畴，凭借塞上土地建立事业。他说：“假使我在水泽之地有一千头牛羊，江南也就不值得留恋了。”后来苦于当地寒冷，便离开了那里。晚年选择居住在华阴，置办五十亩田地来供给日常生活。徐立斋（元文）相国兄弟，是顾炎武的外甥。他们买了田地房屋，迎请顾炎武南归，但他最终没有回去。对于词科和史馆的举荐，他都以死拒绝。康熙二十年，在华阴去世。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著有《左传杜解补正》、《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文集》、《诗集》等。其中《日知录》尤其是他一生用心经营的著作。他给别人写信说：“《日知录》上篇讲经术，中篇讲治道，下篇讲博闻，共三十多卷。” 如果有圣王兴起，我将把这些内容落实到实际行事中，使这个时代达到古代太平盛世的高度；但现在还不敢把这些话说给今人听。”（《亭林文集》）大概他就是这样自许的。然而对于当时的贤达，如桴亭、梨洲，他都把自己的书邮寄给他们，请求订正。他这种虚心接受善言的胸怀，也确实是别人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