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
第四章 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鲁人也。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周灵王二十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年七十三。《史记·孔子世家》载孟僖子之言，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历叙孔子之先德甚详。又载适周问礼老聃，及学琴于师襄事。而《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孔子之学之所自，盖可见也。少尝为委吏，为乘田。定公时，为司空，继为司寇。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后摄行相事，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孔子知鲁之终不能用也，去而之卫。由是历游各国。及归鲁，年六十八矣。乃叙《书》、传《礼》、删《诗》、正乐，因史记而作《春秋》，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盖自来私门传业之盛，未有过孔子者云。今其说可见者，自六经外，有《论语》《孝经》，爰并而论之。一 仁孔子言仁，犹老子之言道也。老子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孔子亦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并《论语》)此其言甚相类。但以天言之，则曰道；以人言之，则曰仁。不言天而言人，其事尤切。故曰：“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论语》言仁之言甚多。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仁之兼摄礼乐也。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是仁之兼摄知也。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仁之兼摄勇也。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是仁之兼摄恭宽信敏惠诸德也。后之释仁者，或曰：“仁者功施于人。”(何晏《论语集解》“依于仁”注)或曰：“博爱之谓仁。”(韩愈《原道》，然晋袁宏《后汉纪》卷三已先有此语)或曰：“爱曰仁。”(《周子通书》)皆只言其一偏，非仁之全也。至近人引郑氏(玄)相人偶之言，谓通彼我斯谓仁(见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盖又袭陈氏之说者)，而不知“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不忧”(并见《论语》)，不必对人而始有仁，离人而即无仁也。或问仁于程子(伊川)，程子曰：“当合孔孟言仁处研穷之，二三岁得之，未晚也。”(见《二程语录》、《近思录》)斯言得之矣。二 忠恕仁之全体难见，而其所从人之路，则惟忠与恕。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此言由忠以求仁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并《论语》)此言由恕以求仁也。而其言之最详且尽者，莫过于《大学》。《大学》言：“一家仁，一国兴仁。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而即续曰：“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其所称述，必出于孔子无疑。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亦可见也。抑忠则未有不恕，恕亦未有不忠者。忠者尽己，恕者推己。己之不尽，何有于推？苟不能推，又何所尽？故忠恕多并言，或单言恕，而忠即在其中，单言忠，而恕即在其中。不得歧而二之也。三 孝弟
译第四章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鲁国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周灵王二十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享年七十三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孟僖子的话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其祖先在宋国失去了爵位。他的祖先弗父何最初承有宋国，后来把君位让给厉公。到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时，三次受命，态度反而更加恭敬。因此鼎上的铭文说：‘第一次受命时弯着腰，第二次受命时更加弯曲，第三次受命时俯着身子，沿着墙根快步走；也没有人敢侮辱我。用这个鼎煮饭，用这个鼎煮粥，以此来填饱我的口腹。’他就是这样恭敬。我听说圣人的后代即使当时不得志，也一定会有通达显贵的人。如今孔丘年少而喜好礼仪，难道就是那个通达的人吗？”这里把孔子的先祖德行叙述得很详细。又记载孔子到周地向老聃请教礼，到师襄那里学琴等事。《仲尼弟子列传》还说：“孔子恭敬地侍奉的人：在周国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齐国是晏平仲，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鲁国是孟公绰；又多次称赞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都排在他们之后，他们并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孔子学问的来源，大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年轻时曾任委吏，后来任乘田。鲁定公时，任司空，接着任司寇。他辅佐定公在夹谷会见齐侯，齐国人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后来孔子代理行使相国职权，鲁国大治。齐国人送来女乐，季桓子接受了，孔子知道鲁国最终不能任用自己，便离开鲁国前往卫国。从此周游各国。等到他回到鲁国时，已经六十八岁了。于是整理《书》，传授《礼》，删订《诗》，订正乐，并依据史书编作《春秋》；晚年喜好《易》，为《彖》《系象》《说卦》《文言》作序。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亲自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大概自古以来，私人门下传授学业的盛况，没有超过孔子的。如今孔子的学说可以见到的，除六经以外，还有《论语》《孝经》，这里把它们合在一起论述。一 仁 孔子谈仁，就像老子谈道一样。老子说：“我的话很容易知道，也很容易实行；天下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能够实行。”孔子也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实行仁，仁就会来到。”又说：“有没有人能在一天之内把力量用在仁上呢？我还没有见过力量不足的人。”（以上均见《论语》）这些话十分相似。以天道来说，称为道；以人的方面来说，称为仁。不谈天而只谈人，事情更加切近。因此说：“有人实行道，却离开人本身很远，这不能称为道。”（《中庸》）又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够弘扬人。”（《论语》）《论语》中谈仁的话很多。说：“一个人如果不仁，怎样对待礼呢？一个人如果不仁，怎样对待乐呢？”这说明仁兼摄礼和乐。又说：“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是美；选择住处却不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怎么能算明智呢？”又说：“仁者安于仁，智者利用仁。”这说明仁兼摄智。又说：“仁者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这说明仁兼摄勇。子张问仁，孔子说：“能够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就可以称为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敏捷、慈惠。” 这说明仁兼摄恭、宽、信、敏、惠等各种德行。后世解释仁，有人说：“仁，就是把功业施加给别人。”（何晏《论语集解》“依于仁”注）有人说：“广泛地爱人就叫仁。”（韩愈《原道》；但晋代袁宏《后汉纪》卷三已经先有这句话）有人说：“爱就叫仁。”（《周子通书》）这些都只说到了仁的一个方面，不是仁的全部。近人又引用郑玄关于“相人偶”的话，认为能够贯通自己和他人，这就叫仁（见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大概又沿袭了陈氏的说法），却不知道“君子没有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仓促急迫时一定依靠仁，颠沛困顿时也一定依靠仁”，“仁者不忧”（以上均见《论语》）。仁并不一定要面对他人才存在，离开他人也不会就没有仁。有人向程子（伊川）问仁，程子说：“应当把孔子、孟子谈仁的地方合起来深入研究，过两三年得到它，也不算晚。”（见《二程语录》《近思录》）这话说得对。二 忠恕 仁的整体难以直接看见，而人由此通向仁的道路，只有忠和恕。樊迟问仁，孔子说：“平日居处恭敬，办理事务严肃认真，同人交往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丢弃这些。”这是说通过忠来求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就像去接待贵宾一样恭敬，役使百姓就像承当大祭一样谨慎；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在诸侯国做事没有人怨恨，在卿大夫家做事也没有人怨恨。”（以上均见《论语》）关于这一点，说得最详细、最完备的，没有超过《大学》。《大学》说：“一家人实行仁，整个国家就会兴起仁德。尧、舜用仁来率领天下，百姓也跟随他们。”紧接着又说：“君子自己具备了某种品德，然后才要求别人具备；自己没有某种过失，然后才责备别人。自己不能推己及人，却能使别人明白道理，这是从来没有的。”又说：“所以君子有以己度人的絜矩之道。自己厌恶上级对自己的做法，就不要用来对待下级；自己厌恶下级对自己的做法，就不要用来侍奉上级；自己厌恶前面的人对自己的做法，就不要用来对待后面的人；自己厌恶后面的人对自己的做法，就不要用来对待前面的人；自己厌恶右边的人对自己的做法，就不要用来交往左边的人；自己厌恶左边的人对自己的做法，就不要用来交往右边的人。这就叫絜矩之道。”《大学》是孔氏遗留下来的著作，其中所称述的内容，必定出自孔子，这一点无疑。考察曾子说：“夫子的道，只不过是忠和恕罢了。”（《论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忠实在没有不包含恕，恕也没有不包含忠。忠就是竭尽自己，恕就是推己及人。自己尚且没有竭尽，怎么能够推及别人？如果不能推己及人，又哪里谈得上竭尽自己？所以忠和恕常常并称；有时单说恕，而忠也包含在其中；单说忠，而恕也包含在其中。不能把二者割裂成两个彼此分开的东西。三 孝弟
忠恕之施何始乎？曰：始于孝弟。孝弟者，人之性也，天之德也。由孝弟而充之忠恕，由忠恕而极之仁，一贯之道也。故《孝经》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明孝弟之推于忠恕也。又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明忠恕之反于孝弟也。又曰：“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而有子衍之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明孝弟之极于仁，而仁之本于孝弟也。孔子曰：“下学而上达。”孝弟者，下学之事。故教弟子，即曰：“入则孝，出则弟。”仁者上达之事，故以由之可使治赋，求之可使为宰，赤之可使与宾客言，皆曰“不知其仁”。以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皆曰“未知，焉得仁”，而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以上并见《论语》)，上达极高明，而下学道中庸，此孔子所以立人道之极。而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也。四 五伦五伦之教，始于舜之命契。而儒者实出于司徒之官，故亦曰：“天下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然契但立其品，至孔子则定其界。何者谓之界？君尽君之道，而不以责臣；臣尽臣之道，而不以责君；父尽父之道，而不以责子；子尽子之道，而不以责父；至夫妇昆弟朋友亦然。此所谓界也。故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其在《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止之云者，即止于其界也。不特此也。知夫为子之难，则父无不慈矣；知夫为父之难，则子无不孝矣；知夫为臣之难，则君无不仁矣；知夫为君之难，则臣无不敬矣。故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报，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听，亦非恕也。”(见《荀子·法行》篇)其在《文王世子》曰：“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知己之界，故责躬不得不厚；知人之界，故望人不敢不薄。由前言之谓之忠，由后言之谓之恕。是故五伦之道，统之于忠恕，其始为孝弟，而其极则为仁。五 成己成物极仁之量，万物皆吾怀抱之内。故匹夫匹妇，有一不得其所，即于吾仁有所欠缺。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言仁必以立人达人，天下归仁为究竟，非务为高远也。不如是，即不足尽于仁也。故子之言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栖栖皇皇，席不暇暖，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以上并《论语》)圣人之情，殆见乎辞矣。而《中庸》言之尤为详尽，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成己曰仁，仁之体也；成物曰知，仁之用也。有体有用，故曰合外内之道。此岂腐儒硁硁自守，或貌为大言者所可得而冒窃者哉！六 富教成物非托诸空言也。昔者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之教之，后之言治国平天下者，盖莫能外也。富之道奈何，道千乘之国一章尽之矣，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教之之道奈何，道之以政一章尽之矣，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冉有之言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子路之言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并见《论语》)观于冉有、子路而能若是，孔子不益可知乎！七 小康大同
译忠恕的施行从哪里开始呢？回答是：从孝弟开始。孝弟是人的本性，也是上天的德性。由孝弟充实为忠恕，由忠恕达到仁，这是贯通一致的道理。所以《孝经》说：“爱自己的亲人，就不敢厌恶别人；尊敬自己的亲人，就不敢怠慢别人。”这说明孝弟可以推及忠恕。又说：“不爱自己的亲人，却去爱别人，叫作违背德性；不尊敬自己的亲人，却去尊敬别人，叫作违背礼。”这说明忠恕反过来也要落实到孝弟上。又说：“侍奉亲人，在上位时不骄傲，处下位时不作乱，和众人相处时不争斗。”有子把它发挥说：“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种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来没有。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孝弟，大概就是实行仁的根本吧！”（《论语》）这说明孝弟最终通向仁，而仁以孝弟为根本。孔子说：“下学而上达。”孝弟是下学的事情。所以教育弟子时，就说：“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仁是上达的事情，所以说由之可以使冉求管理赋税，让他求取仁却可以使他担任宰，让公西赤参与接待宾客，却都说“不知道他是否仁”。即使像令尹子文那样忠诚、陈文子那样清白，孔子也都说“还不能确定，怎么能说是仁呢”；而他说：“颜回啊，他的心长达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不过每天或每月偶尔达到仁罢了。”（以上均见《论语》）上达达到极其高明的境界，下学则遵循中庸之道，这就是孔子所确立的人道的最高原则。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人的。四 五伦 五伦的教化，始于舜任命契的时候。儒者实际上出自司徒这一官职，所以又说：“天下共同遵行的道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种，是天下共同遵行的道。”（《中庸》）但是，契只是确立了五伦的类别，到孔子才确定了各自的界限。什么叫作界限？君主尽君主的道，却不拿这个要求臣下；臣子尽臣子的道，却不拿这个要求君主；父亲尽父亲的道，却不拿这个要求儿子；儿子尽儿子的道，却不拿这个要求父亲；至于夫妇、兄弟、朋友之间也是如此。这就叫作界限。所以孔子说：“君子的道有四项，我孔丘一项也没有做到。要求儿子做到的，用来侍奉父亲，我没有做到；要求臣子做到的，用来侍奉君主，我没有做到；要求弟弟做到的，用来侍奉兄长，我没有做到；要求朋友做到的，自己先对朋友施行，我没有做到。”（《中庸》）《大学》说：“做君主，要止于仁；做臣子，要止于敬；做儿子，要止于孝；做父亲，要止于慈；同国人交往，要止于信。”所谓“止”，就是止于各自的界限。不仅如此，知道做儿子的困难，父亲就没有不慈爱的；知道做父亲的困难，儿子就没有不孝顺的；知道做臣子的困难，君主就没有不仁的；知道做君主的困难，臣子就没有不敬的。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推己及人的恕道。有君主却不能侍奉他，反而要求臣下供自己驱使，这不是恕；有父母却不能报答，反而有了子女便要求他们孝顺，这不是恕；有兄长却不能敬爱，反而有了弟弟便要求他听从，这也不是恕。”（见《荀子·法行》篇）《文王世子》说：“懂得怎样做儿子，然后才可以做父亲；懂得怎样做臣子，然后才可以做君主；懂得怎样侍奉别人，然后才能役使别人。”懂得自己的界限，所以要求自己不得不严格；懂得别人的界限，所以对别人不能不宽缓。从前一种说法来看，叫作忠；从后一种说法来看，叫作恕。因此，五伦之道，总归于忠恕；它的起点是孝弟，它的最高境界则是仁。五 成己成物 仁德达到极致时，天下万物都在我的胸怀之中。所以，即使是普通男女，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就是我的仁德有所欠缺。孔子说：“仁人，就是自己想要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又说：“一旦能够约束自己，使一切归于礼，天下就归于仁了。”这里说仁，必定把使人立身、使人通达以及天下归仁作为最终目标，并不是专门追求高远玄虚。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充分体现仁。所以孔子谈自己的志向时说：“使老年人得到安宁，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轻人得到关怀。”他又奔波不息、忙碌不安，连坐席都来不及坐暖，说：“鸟兽不能和人同群；我不和这些人相处，又和谁相处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孔丘就不必参与改变它了。”以上都见于《论语》。圣人的真实情怀，大概已经充分表现在这些话中了。《中庸》说得尤其详尽：“所谓诚，不只是使自己成就而已，也是用来使万物成就的。使自己成就，就是仁；使万物成就，就是智。这是本性的德行，是贯通外在与内在的道。”说使自己成就是仁，是说仁的本体；说使万物成就是智，是说仁的作用。有本体也有作用，所以说这是贯通内外的道。这难道是那些拘泥自守的腐儒，或表面上说大话的人所能冒充窃取的吗？六 富教 使万物成就，并不是寄托在空洞的言语上。从前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已经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使百姓富裕并教育他们，后世谈论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没有能超出这个范围的。使百姓富裕的方法是什么？《道千乘之国》一章已经说尽了：“节约财用而爱护人民，按照农时役使百姓。”教育百姓的方法是什么？《道之以政》一章已经说尽了：“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约束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有羞耻之心并且归服。”冉有说：“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如果让我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富足。”子路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处在大国之间，又受到军队侵扰，接着还遭遇饥荒。如果让我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人民勇敢，并且懂得做人的道理。”这些话都见于《论语》。看冉有、子路尚且能够这样，孔子的才能不是更加可以了解了吗？七 小康大同
富教之施，先于一国，而后及于天下。孔子去鲁，迟迟吾行，曰：“去父母国之道也。”(见《孟子》)而又曰：“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礼·檀弓》)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故其欲用鲁者，非为鲁而已也，将以为天下也。为天下者，大同之事也；为鲁者，小康之事也。而为天下不得不有望于鲁者，鲁一变可以至道，大同必由小康而进，未可一蹴几也。斯其意见于《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是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而公羊家本之，乃有《春秋》张三世之说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见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下何休《解诂》)呜呼！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本《礼运》语)，圣人怀抱之大如此，岂易及哉！八 知命之学孔子之志在天下，然天下用我与否，未可知也。岂惟未可知，固将莫我容矣。(子路曰：“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见《家语》)莫我容而有怨尤之心，则是其志益大，其心亦益苦。果仁义之为桁杨桎梏也，若是，岂得为圣人之学哉！且孔子尝阨于公伯寮矣，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尝畏于匡矣，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尝绝粮于陈矣，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盖自五十而知天命之后，固无入而不自得者。是故九夷可居，疏食饮水可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以上并见《论语》)斯其意于《易》屡发之。《讼》之九四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否》之九四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姤》之九五曰：“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而《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巽》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系辞》总之曰：“乐天知命故不忧。”《说卦》申之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圣人之于命，盖不啻反复言之。说者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之一言，遂以为命之义微，虽门人有不得闻者。不知“君子三畏，首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皆载之《论语》。然则知命之学，固圣人造道之极功，而亦君子修身之枢要。苟命之理有所未明，欲以臆测圣学之精微，奚以异于不由其户，而冀升其堂入其室哉！其不能至，固有不待言者矣。
译富裕百姓、教育百姓的施政，先从治理一个国家开始，然后推及天下。孔子离开鲁国时，迟迟不肯动身，说：“这是离开父母之国的态度。”见《孟子》。他又说：“我孔丘是四处奔走、无所定居的人。”见《礼记·檀弓》。还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见到成效，三年就会取得成就。”见《论语》。所以，他希望鲁国任用自己，并不只是为了鲁国，而是想借此治理天下。治理天下，是实现大同的事业；治理鲁国，是实现小康的事业。然而要治理天下，又不能不寄希望于鲁国，因为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大道。实现大同必定要由小康逐步发展而来，不可能一下子达到。这些思想表现在《礼运》中：“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共天下。选拔贤能的人，讲求诚信，修习和睦。因此，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来抚养。使老年人有善终，使壮年人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使幼年人得到成长，使鳏夫、寡妇、孤儿、无依无靠的人以及残废病弱者都得到供养。男子各有自己的职分，女子都有归宿。对于财物，厌恶它被丢弃在地上，却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手里。对于力量，厌恶它不从自身发挥出来，却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杜绝而不再兴起，盗窃、作乱和害人的事情不再发生，所以外门也不必关闭。这叫作‘大同’。” 如今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各家的天下，人们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抚养自己的子女，财物和力量都只为自己所有。大人把世代相传、父死子继作为礼制，把城郭、护城河和护城池作为坚固的防御。以礼义作为纲纪，用来端正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深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协调，用来建立各种制度，划定田地和里居，尊重勇敢和有智慧的人，以功劳作为自己的私有资本。因此，阴谋诡计由此兴起，战争也由此发生。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是由此制度中选拔出来的人。这六位君子，没有不谨慎遵守礼制的。他们用礼来彰明道义，用礼来考察信用；彰明有过错的行为，惩罚违背仁爱的人，讲求谦让，把常道显示给民众。如果有人不遵循这些原则，身居权势的人就被罢黜，众人都把他看作祸害。这叫作‘小康’。公羊学派以此为依据，于是有《春秋》推演三世的说法：“在传闻所及的时代，可以看到治理从衰败混乱中开始，尊重自己的国家而把其他诸夏视为外部。在亲自听闻并见到的时代，可以看到治理上升而达到升平，尊重诸夏而把夷狄视为外部。到了亲眼见到的时代，彰明治理达到太平，夷狄也进而获得爵位。天下无论远近、大小，都一视同仁。”见《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何休《解诂》。唉！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个人——这句话本于《礼运》——圣人的胸襟竟然如此广大，哪里是容易达到的呢！八 知命之学 孔子的志向在于天下，但天下是否任用他，却无法预知。不仅无法预知，天下本来就将没有容纳他的地方。（子路说：“先生的道太广大，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他。”见《孔子家语》。）如果天下不容纳他，他还心怀怨恨，那么他的志向越大，内心也就越痛苦。假如仁义竟然成了像桁杨、桎梏一样的束缚，若是这样，怎么能称为圣人之学呢？况且孔子曾受到公伯寮的陷害，说：“道将要施行吗？这是天命。道将要废弃吗？这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他曾在匡地受到围困，说：“周文王已经去世了，周文王所传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没有要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曾在陈国断粮，说：“君子固然会处于困境，但小人一遇到困境就会胡作非为。”大概自从五十岁知道天命以后，他本来就没有到哪里而不能自得的。因此，他说九夷也可以居住，吃粗粮、喝白水也可以感到快乐；又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以上都见于《论语》。他的这种思想，在《易经》中也多次表现出来。《讼卦》九四爻说：“返回而依从天命，改变原来的做法，安守正道，就不会失误。” 《否卦》九四爻说：“有天命就没有灾祸，志向得以施行。”《姤卦》九五爻说：“有物从天上坠落，志向是不舍弃天命。”《困卦》的象辞说：“君子由此领会，应当献出生命以完成志向。”《鼎卦》的象辞说：“君子由此领会，应当端正自己的位置，凝聚并承受天命。”《巽卦》说：“君子由此领会，应当反复申明天命并施行政事。”《系辞》总括说：“乐于顺应天道而知晓天命，所以没有忧虑。”《说卦》进一步说明说：“穷尽事物的道理，充分发挥人的本性，从而达到天命。”圣人对于天命，真是不止一次反复谈到。有人因为《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利、命和仁”这一句话，就认为孔子关于天命的义理隐微，甚至连弟子也有不能听闻的。不知道“君子有三种敬畏，首先敬畏天命”和“不懂得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这些话都载在《论语》中。这样看来，知晓天命的学问，本来就是圣人达到道的最高功夫，也是君子修身的关键。假如对天命的道理还有所不明，却想凭主观臆测来探求圣学的精微，这同不经过门户，却希望登上厅堂、进入内室，有什么不同呢？他不能达到那种境界，本来是不必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