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李二曲
第七章 李二曲
李颙，字中孚。陕西盩厔人。家在二曲之间，人称二曲先生。父可从，崇正十四年以应募从军，死于襄城之役。时中孚年十五。家贫无力就师，母彭氏教之识字。中孚心自开悟，从人借书观之。悉通经史百家二氏之学。既弃去，从事静坐观心，大有所得。故顾亭林谓“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广师》)。盖的评也。盩厔令骆钟麟闯中孚之贤，踵门请学。既，骆迁常州守，迎中孚南下，讲于东林。继讲于江阴、靖江、宜兴。及归关中，陕督部臣迭荐于朝。清圣祖必欲致之，中孚称疾不起。大吏强舁至省，中孚绝粒以死自誓，乃得放归。由是闭居土室，不与人接。唯顾亭林至，一款之而已。晚年，移居富平。年七十五卒。门人王心敬，辑其著述并讲学之语，为《二曲全集》二十六卷。又《四书反身录》十四卷，则清圣祖西巡时，中孚命其子进呈者。而早年所著《易说》、《象数蠡测》、《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帝学宏纲》、《经世蠡测》等，皆不传。
中孚之学，得自心悟，故纯然陆、王家法。其平生所持以教人者，曰悔过自新说。而曰：“同志者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夫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察，正致良知之教也。故在常州，府学博问阳明良知之说。曰：“此千载绝学也。”(《汇语》)在富平，或问良知之说何如。曰：“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圣。若以良知为非，则是以良心为非矣。”(《富平答问》)不独是也。中孚亟称王龙溪、罗近溪(近溪名汝芳，江西南城人。其学出于颜山农)。此皆当时所指为王学之末流，以禅冒儒之罪人，而独有心契，即其门户可见也。然中孚亦自有其弥缝王学之失之处。曰：“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富平问答》)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传心录》)言本体而必及工夫，此其弥缝王学者一。曰：“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盩厔答问》)曰：“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答顾宁人书》)曰：“理学经济，原相表里。”(《答许学宪书》)言体而必及用，此其弥缝王学者二。而吾以为其言之最平亦最实者，莫如平停程、朱与陆、王之争。曰：“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药亦异。孟氏而后，学术堕于训诂词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穷理。晦庵而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南行述》)又曰：“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中最为警切。令人于言下爽畅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于世教人心，不可以轻低昂者也。若中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谓善学也。”(《靖江语》)观此，则中孚之会合朱、陆，过考夫之入主出奴远矣。抑中孚讲学，以识头脑为先。尝曰：“学问贵知头脑，自身要识主人。诚知头脑，则其余皆所统驭；识主人，则仆隶供其役使。”(《授受纪要》)又问学问之道，全在涵养省察当如何。曰：“也须先识头脑，否则涵养是涵养个甚么？省察是省察个甚么？”(《汇语》)而考夫《与何商隐书》则曰：“《论语》一书，谨言慎行为多，不亟亟于头脑也。”(《杨园全书·文稿》)是又张、李二先生入手之异，而亦即朱、陆两家之分歧。学者所宜着眼者也。
中孚颇近夏峰，而较夏峰尤为俊快直截。曰：“我这里论学，却不欲人闲讲泛论。只要各人回光返照，自觅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医某病。即此便是入门，便是下手。”(《汇语》)曰：“学须剥皮见骨，剥骨见髓，洞本彻源，直透性灵，脱脱洒洒，作世间快活大自在人，方一了百了。若不窥性灵，自成自证，徒摹仿成迹，依样画葫芦，饰圣贤皮肤，为名教优孟，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答王心敬书》)呜呼！自象山、阳明而外，盖鲜有能为是语者矣。而《学案小识》乃必为中孚涂饰，称其笃守程、朱，护之而适以诬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译第七章 李二曲 李颙，字中孚，是陕西盩厔人。他家住在二曲之间，人们称他为二曲先生。父亲李可从于崇正十四年应募从军，死于襄城之战。当时中孚十五岁。家里贫穷，无力拜师求学，母亲彭氏教他识字。中孚自己内心有所领悟，便向别人借书阅读。他通晓经史、百家以及佛、道二氏的学问。后来他放弃这些学问，专心静坐观照内心，大有所得。所以顾亭林说：“刻苦努力求学，没有老师却能有所成就，我不如李中孚。”（《广师》）这确实是恰当的评价。盩厔令骆钟麟听说中孚贤能，登门请求向他求学。后来骆钟麟升任常州守，迎接中孚南下，在东林讲学；接着又在江阴、靖江、宜兴讲学。等到中孚返回关中，陕西督部大臣接连向朝廷推荐他。清圣祖一定要征召他，中孚称病不起。大吏强行把他抬到省城，中孚绝食发誓以死相拒，才得以放回。此后他闭居土室，不与人交往。只有顾亭林到来时，他才接待一次。晚年迁居富平，七十五岁去世。门人王心敬辑录他的著述和讲学言论，编成《二曲全集》二十六卷。另有《四书反身录》十四卷，是清圣祖西巡时，中孚命他的儿子进呈的。他早年所著的《易说》《象数蠡测》《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帝学宏纲》《经世蠡测》等，也都没有流传下来。中孚的学问得自内心的领悟，所以纯粹属于陆、王一派的学术传统。他一生用来教导人的，是“悔过自新说”。他说：“志同道合的人如果留心这门学问，就必须在心念刚刚生起之处，暗中体察、细密验证。如果有一个念头还没有完全合乎天理，就是过错，就应当悔悟并除去它；如果有一息稍微涉及懈怠，就不是自新，就应当振作起来。”在心念初起之处暗中体察、细密省察，正是致良知的教导。因此在常州，府学博询问阳明良知之说，他说：“这是千年以来已经断绝的学问。”（《汇语》）在富平，有人问良知之说怎么样，他说：“良知就是良心。一点良心就是性；不失去良心就是圣人。如果认为良知不对，就是认为良心不对了。”（《富平答问》）不只是这样，中孚还屡次称许王龙溪、罗近溪（近溪名汝芳，是江西南城人；他的学问出自颜山农）。这些人在当时都被指为王学的末流，被视为以禅学冒充儒学的罪人，而中孚却唯独在心中与他们契合，由此就可以看出他的学术门户。然而中孚也有弥补王学弊病的地方。他说：“以致良知来明白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作为修养功夫。” 《富平问答》说：“最高的道理，只在最切近实际的修养和才能上。”《传心录》论述本体，却必定涉及修养功夫，这是他弥合王学的第一点。又说：“只明白本体而不能用于实际，就是迂腐的儒者；只讲求实际而不以明白本体为根本，就是霸道的儒者。”《盩厔答问》说：“明白道理、存养心性，是体；治理世事、役使万物，是用。”《答顾宁人书》说：“理学和经世之学，原本就是相为表里。”《答许学宪书》论体而必定涉及用，这是他弥合王学的第二点。但我认为，他说得最平正、也最切实的，莫过于公平地调和程、朱与陆、王之间的争论。他说：“先觉倡导道理，都是根据时势加以补救，就像人患病一样，所患的症状不同，所以用药也不同。孟子以后，学术堕落到训诂和辞章，因此宋儒兴起，用主敬、穷理来挽救它。朱熹以后，学术又陷入支离烦琐，因此王阳明兴起，用致良知来挽救它。”《南行述》又说：“陆九渊教人，彻底洗去了支离、闭塞和蒙蔽的弊病，在儒者中最为警醒而切实。他能使人在听到言语时就感到畅快、明白，并有所自得。朱熹教人，循循善诱而有条理，谨守洙泗一派的家法，中正平实，最适合初学者。” 总之，这两位先生对世道人心都有很大的功劳，不可以轻率地加以抑扬取舍。如果心中先存成见，压低这一位而取用那一位，也不能说是善于学习。”《靖江语》观察这些话，就可以看出，中孚能够会通朱熹、陆九渊，远远超过考夫那种偏袒一方、排斥另一方的做法。不过，中孚讲学，把认识根本要领放在首位。他曾说：“做学问贵在知道根本要领，自己要认清主人。确实知道根本要领，那么其余的一切都归它统摄；认清主人，那么仆役就供它驱使。”《授受纪要》又问做学问的方法，完全在于涵养和省察，应当怎样做。他说：“也必须先认清根本要领，否则涵养究竟是在涵养什么？省察究竟是在省察什么？”《汇语》而考夫《与何商隐书》却说：“《论语》一书，多讲谨慎言语、慎重行为，并不急切地讲根本要领。”《杨园全书·文稿》这又是张履祥、李颙两位先生在入手处的不同，也正是朱、陆两家分歧的所在，是学者应当着眼之处。中孚很接近夏峰，但比夏峰更加俊逸爽快、直接明了。他说：“我这里谈论学问，却不希望人们闲谈泛论。只要每个人回光返照，自己寻找各自疾病所在。知道有某种疾病，就想着自己医治这种疾病。做到这一点就是入门，就是下手处。”《汇语》又说：“学习必须剥去皮而见到骨，剥去骨而见到髓，洞察根本、彻底探究源头，直达性灵，做到脱脱洒洒，成为世间快活的大自在之人，才算一了百了。如果不能窥见性灵，不能自己体察、自己证实，只是徒然摹仿已经形成的事迹，照样画葫芦，装饰圣贤的外表，做名教中的优孟，后世即使有人称述我，我也不做这种事。”《答王心敬书》唉！除了象山、阳明以外，大概很少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了。然而《学案小识》却一定要替中孚粉饰，称说他笃守程、朱，并加以维护，结果反而诬蔑了他；这种做法难道还不应该停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