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近世哲学史第一章　清儒之标榜汉学

译第三十一章　刘蕺山　黄石斋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天启初年，任礼部主事。历任右通政。因为上疏弹劾魏忠贤和客氏，被削去官籍，成为平民。崇祯二年，起用为顺天府尹。当时皇帝正用苛刻严厉的手段约束臣下，刘宗周以仁义之说进谏，又请求废除诏狱、免除新饷，皇帝没有采纳。他以病为由辞职归乡。崇祯十五年，再次起用，授任吏部左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当时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因为进言获罪，被下入诏狱。刘宗周因此奉召面对皇帝，论说并营救他们，触怒皇帝，又被削职。弘光帝在南都即位后，起用他担任原官。他陈述兴复国家的策略，请求定都凤阳；又弹劾马士英，争辩阮大铖绝对不可任用，都没有被采纳。他再次上疏请求告老归乡。杭州失守后，他绝食二十三日而死，享年六十八岁。著有《古易钞义》《圣学宗要》《学言》《人谱》《文集》等。他曾修筑证人书院，在蕺山讲学，学者因此称他为蕺山先生。黄道周，字幼玄（《明史》作幼平，这里依据《明儒学案》），又字螭若，号石斋。天启二年考中进士，补任编修。崇祯初年，他上疏营救钱龙锡，又上书言辞触犯首辅温体仁，被斥退为平民。崇祯九年，起用为右中允，升任少詹事，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来杨嗣昌以夺情的方式入阁，陈新甲以夺情的方式起任宣大总督，方一藻担任辽东巡抚而与清朝议和。黄道周连续上了三道奏疏，一并弹劾他们。皇帝在平台召见他，他又竭力争辩，被贬为江西布政司知事。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上疏推荐地方人才，称黄道周足以担任辅导之职。皇帝怀疑他们结党，又逮捕黄道周、解学龙加以审讯治罪。最终黄道周被贬谪戍守辰州卫。过了一年，因为周延儒进言，恢复原官起用。还未赴任，京师就陷落了。南都建立后，任礼部尚书。不久，他奉唐王入闽，便成为首辅政府的成员。他看出郑氏没有经略大局的打算，请求亲自率军出关。到达婺源时，被清兵擒获。他绝食十四日，仍未死；又引颈撞击磬，还是没有死。于是被杀害，享年六十二岁。著有《易象正义》《三易洞玑》《洪范明义》《春秋揆》《石斋集》等。念台、石斋两位先生以身殉国相同，谈论学问也极其接近。《明儒学案》称念台的学说以慎独为根本。现在看《蕺山文集》，其中说：“《大学》的道理，只在诚意。诚意的功夫，只在慎独。所谓意，是至善归宿的地方。它作为事物并不分二，所以称为独；它作为事物并不分二，却能生发万物而变化莫测，这就是所谓事物有本有末。格物、致知，总是为诚意而设，也总是为慎独而设。”（《大学杂辨·诚意》）又说：“君子的学问，只在慎独。没有事情时实行慎独，就是存养的要领；有事情时实行慎独，就是省察的功夫。独之外没有理，穷究这个独，就叫穷理；并通过读书来验证它。独之外没有自身，修养这个独，就叫修身；并通过言语行为来实践它。其实这只是一件事。懂得这一点的，称为复性之学。”（《来学问答·答门人》）他对于慎独的重要性，大概不止一次地郑重说明。石斋也说：“圣门最紧要的入手处，只在慎独。”（《石斋集·榕坛问业》）又说：“诚意只是慎独。” 所谓慎独，就是从一个事物看见万事万物，显现出来而加以承受。就像喜爱美色、厌恶恶臭一样，眼睛一接触、鼻子一闻到，自然就明白了，不用凭借推求。这就是所谓“知至”。“知至”就是明诚。’（同上）那么，这些话说得多么彼此吻合啊！然而，两位先生所说的“慎独”，大概与《大学》的本意有所违背。朱子注解《大学》《中庸》时说：“独，是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如果只就文字解释意义，朱子的注解本来应当如此。但念台认为，朱子所说的慎独，专属于省察这一方面，未免把动与静分开而视为二事。他解释“独”字，说：“无极而太极，是独的本体。”（《语录》）又说：“所谓未发以前的气象，就是独之中真正的消息。”（同上）还说：“‘独’字是一个虚位。从性体上看，就说是‘莫见莫显’，即思虑尚未兴起，鬼神也无从知晓。从心体上看，就说是‘十目十手’，即思虑已经兴起，而只有我的心独自知道的时候。”（同上）他这样说的“独”，与禅宗所说的“本来面目”，大概没有什么不同。石斋也是如此。他说：“性包含动静，只是中和。中和所藏之处，只是一个‘独’。”（《榕坛问业》）又说：“认识独，就能统摄万物；认识万物，最终仍归于独。”（同上）大概自从阳明单独提出良知作为教旨以来，当时讲学的人没有不摘取一两句语录来标榜自己的宗旨的。他们又把这当作万种差异归于一本的根本、体用出于同一源头的源头。因此，阳明说致知，凡是格物、诚意、正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致知。泾阳说格物，凡是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格物。念台、石斋说慎独，凡是格物、致知、正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慎独。所以念台说：“心、意、知、物是一条路。”（《语录》）又说：“知善知恶的知，就是喜好善、厌恶恶的意；喜好善、厌恶恶的意，就是无善无恶的本体。”（同上）石斋说：“请问各位贤者，家庭、国家、天下与我自身，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请问我自身，有心、有意、有知，梦与觉、形与神，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自然茫然，摸索也还不明白。这正是万物同一本源、却无法推究透彻的地方。

译能够格究透彻时，麒麟、凤凰、虫、鱼全都一起作揖起舞；不能格究透彻时，四面都是墙壁，连藏身之处也没有。”（《榕坛问业》）抓住一根头发，就等于牵动全身；明代儒者所谓简易直接，不过如此罢了。又，念台说：“心只有人心，而所谓道心，就是人之所以成为心的方面。性只有气质之性，而所谓义理之性，就是气质之所以成为性的方面。”（《会语》）石斋却说：“气有清浊，质有敏钝；这本来就是气质的事，与性有什么关系？性贯通天地，只是同一个东西。在运动达到极点的地方看见不动，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看见看见和听见。这里容不得丝毫气质的成分。”（《榕坛问业》）两人的意思似乎不相合，但他们不承认性有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归根到底是一致的。大概主张简易的人，没有不把分别看成夹杂支离的。由此看来，宋、明儒者治学的不同，也可以略略看见了。第四编　近世哲学史 第一章　清儒标榜汉学 自从王学衰落而专门从事空泛议论以后，人们很少有实学。虽然有东林诸君子振兴它，但有气节的人多，有经世济民才能的人少。因此，等到流寇兴起，满清乘机而入，进入中原成为统治者时，士大夫前仆后继，接连赴死，甚至割断脖子、磨破脚跟，也始终没有挽救灭亡。于是，当时有见识的人，甚至把亡国的罪过归给讲学的人。顾亭林说：“刘裕、石勒扰乱中原，本来是清谈流弊造成的，这一点人人都知道。谁知道今天的清谈，比前代还要严重呢？过去的清谈谈老子、庄子，今天的清谈谈孔子、孟子。还没有得到精髓，就已经抛弃粗浅部分；还没有探究根本，就先放弃末节。不学习六艺的文章，不考察历代帝王的典章，不综合当代的事务；凡是孔夫子谈论学习、谈论政治的大原则，一概不问，只说什么‘一贯’，什么‘无言’。用谈论明心见性的空话，取代修己治人的实学。大臣懈怠，万事荒废；爪牙丧失，四方都乱。中原覆亡，国家社稷成为废墟。从前王衍很会谈玄理，把自己比作子贡，等到被石勒杀死时，临死回头说道：‘我们这些人虽然比不上古人，假如当初不尊崇浮华虚无的东西，而是齐心协力匡救天下，难道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今天的君子，难道不应当对他这番话感到惭愧吗？”（《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他又说：“凭一个人改变天下，这种流风延续一百多年之久，古代也有过。王夷甫的清谈、王介甫的新学说，放到今天来说，就是王伯安的良知学说。孟子说：‘天下出现生民已经很久了，总是一治一乱。拨乱世而使它回归正道，难道不在后来的贤者吗！’”（《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条）他这样指斥阳明，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他还没有把罪责追究到宋代的程颐、朱熹身上。所以他在《下学指南序》（《亭林文集》）中说：“辨别它的源流，而以朱子的学说作为裁断。”又说：“由朱子的话，来通达圣人下学的宗旨。”大概亭林立身行事，对紫阳极为信服。因此，江藩（甘泉人，号郑堂。年轻时曾受学于惠栋门下）作《汉学师承记》，按照树有根本、水有源头的意思，把亭林附在书末。他认为，清代各位儒者深究经书旨意，与两汉有相同的风气，实际上是由亭林开启的。但他仍然不能不被批评为有许多骑墙观望的见解、模棱两可的话，原因就在这里。专门攻击程、朱，始于毛大可奇龄（萧山人。生于明代，死于清康熙年间。著有《大学知本图说》《中庸说》《论语稽求篇》，都攻击宋儒，而《四书改错》诋毁朱子尤其厉害）。李恕谷曾向颜习斋学习，同时也出于大可门下；他在《与方望溪（苞）书》中说：“宋代以后，程、朱二氏的学说兴起。儒者逐渐沉溺于这种学说，静坐内视，谈性论天。这与孔夫子的话，一一相违。”（见《恕谷集》）又说：“宋儒关于内外、精粗的一切说法，都与圣道相反。养心，必定要养成无用的心，追求虚无、守住寂静；修身，必定要修成无用的身，慢慢说话、缓缓行走；做学问，必定要做无用的学问，关起门来诵读。”（《恕谷年谱》卷上）颜习斋说：“朱子的道，盛行了一千年，使天下没有一个儒者、没有一个人才、没有一个真正安定的时代。”（《朱子语类评》）他与程、朱诸儒一样，不遗余力地加以诋毁。然而，颜、李的学说在当时传播并不广。等到惠氏（士奇，字天牧；子栋，字定宇）、戴氏（震）出现，便专心致力于训诂之学。他们认为：“通过文字来通晓语言，通过语言来通晓古代圣贤的心志。譬如到达厅堂和坛台，必须沿着台阶上去，不能越级跳过。”（《东原集·古经解钩沈序》）于是说：“所以，故训明白，古经就明白；古经明白，贤人圣人的道理和义理就明白。把故训和理义分开为二，若故训不是用来说明理义，那么为什么要训释故训？理义不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就势必流入异端学说和曲解之说而自己还不知道。”（《东原集·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到了这时，所谓汉学才开始夺取宋学的席位。后来年轻人稍微学习章句，就没有不把诟病理学当作能事的。然而我看清代诸儒，对于训诂、考据以及名物、象数的义理，确实多有发明。至于能够自成一家之言，探究天下的道理，又不失规矩法度的，像顾炎武、像黄宗羲、像孙奇逢、李颙、像张履详、陆世仪，都是承接宋学流风的人。而所谓汉学家，除了东原戴氏一两个人以外，很少有人能以议论表现自己的见解。至于颜、李一类人，又不是汉学所能包容的。所以有人说，汉学兴盛而宋学衰落；宋学衰落，中国便不再有自身固有的哲学，这样说并不过分。再说，汉学大师首推惠氏、戴氏。而惠天牧亲手书写的楹联，仍然说：“六经尊崇服虔、郑玄，百行效法程颐、朱熹。”他对于程、朱学说的空疏，确实有所不满；但对于程、朱的践履，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非议的话。即使江藩作《汉学师承记》，极力标榜汉学，也选取孙、李诸儒，编成一篇“宋学渊源”。他说：“担心这种道统将要坠落，惭愧亲身实行还没有做到。愿求学的人找回自己放失的心，反省自身、约束自己，或许可以共同向善。”（《宋学渊源记序》）他想调和两家的意思，委婉曲折地显露出来了。到了道光、咸丰以后，政治已经失去纲纪，士人的习气也败坏了。有人乐于汉学不涉及身心，便可以放纵恣肆而无所顾忌，于是钻进其中，专门拾取宋儒的小毛病，把它当作效忠汉学的高明本领。才智高明的人陷入排斥异端，平庸守常的人流于卑劣软弱；到这时，宋学已经不复存在，汉学也完全不是原来的汉学了。因此，方东树（桐城人，字植之。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卒于咸丰元年。

译曾从姚姬传鼐学习，最终以诸生身份终身）著《汉学商兑》，竭力辨析训诂考证的支离破碎，以及程、朱之学不可诬蔑之处。然而，他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争辩不休，但学力不够，最终也没有建立起什么成就。至于那些孤僻之人和奇异之士，隐迹于荒野，闭门讲习，虽然也有这样的人，却只是潜龙般的事业，他们的道理尚未光大于天下。早先汉学之徒斥责宋、明诸儒，说他们除了以死报国以外再没有什么表现；而自清末直到今天，士大夫寡廉鲜耻，只求苟且免于一时祸患，与宋、明气节的盛况相比，相差竟不知有多少里路。那么，学术的盛衰消长，不也就很明显了吗！可是没有见识的人，仍想把已经死去的汉学灰烬重新扬起，认为它与欧美科学精神相吻合，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泛滥无所归依。我不知道所谓科学，果真是这样的吗？然而，若想依靠它来作为立国的根本，那么有些话我是实在不忍心说出口的。宋、明诸儒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其源头大都出于佛氏，大概凡是受到一种风气影响的人，没有不随之发生变化的。唯独令人奇怪的是，基督教自明代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与它的教徒交往；但从明代直到清代，儒者的著作很少谈到它。按我所见，陆桴亭《思辨录》中说：“天地之间只有阴阳，阴阳之中只有五行。佛氏所说的地、水、火、风，邵子所说的水、火、土、石，西教所说的天地、气、火（原本是地、水、气、火，桴亭误写成天地、气、火，想来是从传闻中得到的，所以有这种错误；否则，就是刊刻他书的人弄错了），总归都不合乎自然。”（《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二“天道类”）其次，应潜斋作《性理大中》（潜斋名撝谦，浙江仁和人。生于明代，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在论述天地气候变化时，很称许西方士人熊氏的说法（即熊三拔），推崇为精确恰当（《性理大中》卷二十一、二十二）。他又作《天教论》，说：“我曾经想到，佛教产生于中国的坤方，那么西北乾方一定有一种偏于阳的教说，与它的道理相反。听说欧罗巴人在中国西北方向，尊崇天而轻视地，大概就是这种教说吧。等到向两个人询问，果然得知那就是所谓天主教。它产生于汉哀帝时期的如德亚国。由一个平民起步，该国的民众全都一致跟从他，教化影响远近各地。他死后过了几百年，西北各国全都信奉了他的教法。我看《几何》一书，用点、线以及曲直来说明万物形态的变化；天下容易理解的学问，确实没有比它更容易的了。然而它的道术并不简易，从事于此，必定会达到耗竭精力的地步。我看《金刚》一书（这里指《金刚经》），以不执著于任何处所来生起本心，教化遍及一个区域；天下简约而能有所成就的学问，确实没有比它更简易的了。然而它的道术并不容易，从事于此，最终必定会达到消灭精神的地步。天主教在西北遭受祸患，是因为阳气过盛；释迦在西南剥落自身，是因为阴气过盛。西北的人以无所不知为可贵，所以乐于运用心思；从事于此，便会自行产生神。西南的人以无知为可贵，所以乐于使心休息；从事于此，便会自行产生精。把他们的教法推到极端，阳气过盛的会耗竭，阴气过盛的会消灭。西北，是天道失去中正的地方吗？西南，是地道失去中正的地方吗？”这是根据《易》的道理来评论释迦和基督的教法，认为两者各有可取之处，也是儒者中少见的看法。但他自己也说没有多见过相关书籍，对它的道理不能详细了解，所以所说的全都出于推测。至于把《几何》一书与基督教合在一起谈，更是可笑。我私下曾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明代从西方来的士人，如利玛窦、熊三拔这一类人，他们拿来向我国人炫耀的，是他们的技艺，而不是他们的宗教。即使说到敬天爱物，也与中土旧有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李之藻为利玛窦的《天主释义》作序（之藻，浙江仁和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他所翻译的《名理探》，是名学最早的译本），称赞它：“谨慎地明白侍奉上天的大旨，与经传所记载的内容，像契券两半相合一样。”庞迪我所作《七克》一书，把贪婪、傲慢、贪食、淫欲、懒惰、嫉妒、愤怒称为七种贼害，想用施舍、谦让等来克制它们，文章极为优美。熊明遇为它作序（明遇，江西进贤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也是东林党人），也说：“遏制欲望、保存天理，归根到底在于侍奉上天。想不到西方的士人，也是我们素王的功臣。”等等。因此，当时的学士大夫对于那种教法，乐于称道其历法、数术、星象之学的很多，而向往其洁身自修、祈禳之术的很少；进入他们的教门、戴上他们的帽子来招引他们的人多，放弃自己的学问而去学习他们学问的人少。他们不能给我们增加什么，是因为我们从他们那里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并不一定是我们深闭门户、坚决拒绝他们。至于天堂、地狱的说法，是从佛氏那里偷来的，我们早已听得厌烦；这种糟粕之谈，不值得看一眼。何况自1704年起，罗马教廷下令不许承认和奉祀祖先，这与中土的习俗更加发生冲突。于是康熙四十六年，便把教皇使臣幽禁在澳门，各地教士也遭到驱逐。那些历法、星象、几何、制造等学问，过去本来曾使人震惊、以为能够穷尽神妙而达到化育境界；到了这时，人们把它们看得像毒虫螫伤一样，更何况是他们的宗教呢！所以，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不能与齐、梁以来的佛教相比，既是因为两种教法不同，也是因为所处的形势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七百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