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龚定庵

译经学家中，还有一位能够进行深刻精湛思考的人，名叫洪稚存。稚存名亮吉，号北江，是苏州阳湖人。乾隆五十五年，以第二名考中进士，授官编修。第二年，奉命担任贵州学政。贵州一向偏僻遥远，缺少书籍。稚存出资购买经史、《通典》《文选》等书，放置在各府书院中，贵州人争相知道并喜爱古学，这大概是他的力量。嘉庆初年，担任教习庶吉士。因上书指斥皇帝而获罪，被谪戍伊犁。获赦回来后，自号更生居士。嘉庆十四年，在家中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著书很多，《诗文集》有六十四卷，另有《意言》二十篇。其中《真伪》篇认为，真实的未必可以实行，虚伪的未必不可以实行，这与世俗谈论真伪的说法大不相同。它很接近荀子关于人性本恶、善是人为造作的学说，文中说：“如今世人选取人才，没有不喜欢人的真实、厌恶人的虚伪的。这样说来，虚伪就不可以实行了；但事实也并非如此。人在襁褓中时，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然而不能说这不是襁褓时期的真实本性。人在孩提时期，只知道饮食而不知道礼让，然而不能说这不是孩提时期的真实本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章〕 到了有知识以后，才知道家人中有严父的道理。侍奉父亲，有些方面应当比侍奉母亲更加尊重。饮食方面，有三次作揖、百拜的礼仪；酒虽清美却不能饮，肉虽干美却不能吃，已经有不能任性直行的地方了。那么，究竟应当以孩提、襁褓时期为真实，还是以有知识时期为真实呢？一定会有人说：孩提、襁褓时期虽然真实，却苦于没有知识。这样看来，没有知识时是真实的，有知识时反而是虚伪的。我认为，圣人制定礼制，虽然不是引导人作伪，实际上也确实是在禁止人率直地表现真实本性。为什么呢？上古时代，人躺卧时傲慢随意，起身时斜眼张望，各人把自己当作马，各人把自己当作牛，行走时跌跌撞撞，目光昏昧，可以说是很真实了。然而圣人一定制定尊卑上下、寝卧起居、坐立行动等曲折繁重的礼仪，使人感到困苦；这说明真实也有不能实行的时候，必须参杂一些虚伪才可以。再说，士人相见的礼，本来应当直接会面，却一定要请示一次、再请示一次，直到坚持请求之后，才得以相见。士人婚礼，本来应当给随从饮醴酒，却也一定要请示一次、再请示一次，直到坚决请求之后，才得以入席。乡射礼中，明知自己不会射箭，却一定要借口说自己有病。甚至在聘礼中，明明没有辱没使命，却要自称辱没了使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五年、二人、十四年、六十四卷、二十篇〕 朝会的礼仪中，明明没有犯死罪，却一定自称死罪。这不都是在禁止人率直地表现真实本性吗？总的说来，上古时代的人真实，圣人不愿让人过分率直，所以一定制定曲折繁重的礼仪使人感到困苦。孩提、襁褓时期的人虽然真实，圣人又认为真实不可直接实行，所以一定用多种方式诱导、扶助、鼓励、劝勉，使人改变。这样看来，礼教兴起以后，知识逐渐开启之时，本来就已经是真实与虚伪相杂了；却还一定战战兢兢地用真伪来评判人，这也是行不通的。”（《北江文集》，此处有所节录）然而，《形质篇》又说：“嗜欲越发开放，形体资质就越发脆弱；智巧越多出现，性情就越发浇薄。”（同上）这样看来，他又好像认为虚伪之道不能长久，而希望人重新回归真实。这是有意调和两种说法吗？还是前后没有自觉到其中的矛盾呢？还无法知道。《意言》论述生死祸福，不相信有鬼神赏罚，很像《论衡》；但论述天下治理和生计问题，又很像《潜夫论》。《潜夫论·爱日》篇陈述诉讼使百姓受累的情况，计算每天有多少人因此荒废产业，又计算每年有多少人因此挨饿。我私下里曾经很佩服它的精密详审。《意言·治平》篇说，户口的增长与田地、房屋的增长不相称，也连续按数目加以计算。它说：“没有人不乐意做太平盛世的百姓，也没有人不乐意做长久处于太平盛世的百姓。太平延续一百多年，可以说够久了。然而说到户口，和三十年前相比，增加了五倍；和六十年前相比，增加了十倍；和一百年、一百几十年前相比，不只是增加了二十倍。试着以一家来计算。高祖、曾祖在世时，有房屋十间，有田一顷。本人一人，娶妻以后不过两人。两个人住十间房，吃一顷田的产出，宽裕而有余。假设一个人生三个儿子，到了儿子这一代，就成为父子四人。四人各自娶妻，就有八个人。八个人，就不能没有雇工来帮助劳作。这就不少于十个人了。十个人居住十间房，靠一顷田吃饭，我知道居住仅仅够用，吃饭也仅仅够用。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娶妻。其中年老衰弱的人或许会相继去世，但人数已经不少于二十多人。二十多个人居住十间房，靠一顷田吃饭，即使按每个人的食量分配粮食、按脚的大小安排居处，我也知道一定不够了。再由此产生曾孙，再由此产生玄孙，和高祖、曾祖时期相比，人口已经不少于五六十倍。高祖、曾祖时期的一户人家，到了曾孙、玄孙时期，分裂成十户还不止。其中有些户口减少的家庭，就有男丁繁衍的家族，形势也足以相互抵消。有人说：高祖、曾祖时期，空地还没有全部开垦，空置的房屋还没有全部住满。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过增加一倍，或者增加三倍、五倍罢了；户口却增加到十倍、二十倍。这样，田地和房屋的数量总是处在不足的状态，而户数和人口的数量总是处在有余的状态。何况还有兼并之家，一个人占有供百人居住的房屋，一户人家占有供百户耕种的田地。遭受风雨、霜露、饥寒而跌倒死亡的人接连不断，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人问：天地有办法吗？回答说：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就是天地调节、补救的办法。不过，百姓因水旱疾疫而遭遇不幸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问：君主和宰相有办法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六十年、百年、十年、四人、八人〕 回答说：使田野没有闲置的土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动力；新开辟的疆土，就迁移百姓去那里居住；赋税繁重，就斟酌古今情况加以减轻；禁止浮华奢靡，抑制土地兼并；遇到水旱疾疫，就打开粮仓、拿出全部府库财物赈济百姓。如此而已。这也是君主和宰相调节、补救的办法。总之，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天地不能不生育人口，而天地用来养活人的资源，原本不过就是前面这些数量。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君主和宰相也不能使人不生育，而君主和宰相为百姓筹划的办法，也不过就是前面这些方法。然而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遵守教诲的，常常有一两个。何况天下这样广大，那些游荡懒惰、不从事生产的人，怎么能够一个个都遵守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居处，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何况供一百个人呢？一个人的食物，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何况供一百个人呢？这就是我替太平盛世的百姓担忧的原因。”从前荀子明明白白地为天下忧虑物资不足，认为墨子的忧虑是私人的过度计虑（见《荀子·富国》篇）。如果按照稚存的论述，也可以说是所谓私人的过度计虑了。然而，稚存生于清代乾隆、嘉庆极盛之时，却能够在安定时考虑危机、在太平时考虑动乱；若不是有超过常人的见识，是想不到这一层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户、百户〕

译而且，他所忧虑的事情，正是当今哲人学者苦苦思考、劳心焦虑，却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的问题。稚存在一百几十年前，还不知道有所谓经济学、统计学，却能思考得如此周密，尤其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叹和诧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一人、百人〕 第十四章　龚定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第十四章 龚定庵 汉学兴盛起来后，便同宋学相争；后来，汉学内部的今文派又同古文派相争。今文派的领袖是刘申受逢禄（武进人，嘉庆进士，官至礼部主事，道光年间去世），他传承外祖父庄存与的学问（存与，字方耕，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表彰何休的《公羊春秋》，著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继承他的是龚定庵。定庵名自珍，原名巩祚，字璱人，浙江仁和人。幼年跟随外祖父金坛段懋堂玉裁学习经书。懋堂是东原戴氏的弟子，所以定庵在经学上有深远的师承。他又广泛涉猎周、秦诸子的书，晚年尤其喜好佛学。他所著的《定庵集》内容深厚博大、幽深畅达，确实足以代表一家之言。他取用《公羊》家的三世说，贯通各部经书，大略可见于所谓《五经大义终始答问》。有人问：“三世之法，是效法什么？”回答说：“三世，并不只是《春秋》的法则。《洪范》的八政配合三世，八政又各自有三世。”“请问八政怎样配合三世？”回答说：“食货，是据乱世而创设的。祭祀、司徒、司寇、司空，是治理升平世的事务。宾师，是文治造成太平的事务。孔子的法则，也是箕子的法则。”有人问：“太平和大一统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宋、明两代隐居山林的偏僻士人，多谈夷夏之防，把自己的说法附会于《春秋》，其实并不了解《春秋》。《春秋》写到所见之世时，吴、楚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征伐我国不说是攻打边鄙，说明我国已经没有外部界限了。《诗经》说：‘不要再分什么疆域界限，应当在这中原陈明常道。’（《周颂·思文后稷》）圣人没有外部界限，上天也没有外部界限。”有人问：“哪一部书是纯粹讲太平的？”回答说：“《礼》。古代经典对礼节仪式讲得详细，对宾礼尤其详细。宾师，是八政中最后的一项。《士礼》十七篇，是纯粹讲太平的言论。”汉学家研究经书，可以说是用力勤苦了。然而大多只是疏通训诂，能够阐明大义的却很少。阐明大义的，只有今文家中谈《公羊》的人能够做到。这就是我取法定庵的原因。不过，定庵的话还有尤其触动我内心的地方。他说：“我听说，深通《春秋》的人谈论历史时说：自从有文字契券以来，世道有三等。三等世道，都要看其中的人才。人才有差别，治世是一等，乱世是一等，衰世又是另一等。衰世在文饰上像治世，在名义上像治世，在声音笑貌上也像治世。黑白混杂，却可以废弃五色，像治世的太素；宫音羽音混乱，却可以销毁五声，像治世的稀声；道路荒芜，田界堤岸毁坏，像治世的广大平坦；人心混浊，却没有言语上的过失，像治世的无人非议。左边没有有才的宰相，右边没有有才的史官，宫门内没有有才的将领，学校里没有有才的士人，田野中没有有才的百姓，市廛中没有有才的工匠，街道上没有有才的商人，偏僻小巷中没有有才的小偷，市场上没有有才的经纪人，薮泽中没有有才的盗贼。这样就不只是君子很少，小人也非常少。当这样的时代到来，有才能的士人和百姓出现时，众多没有才能的人便督责、捆绑他们，直到把他们辱害。所谓辱害，不是用刀锯，也不是用水火；用文辞也能辱害，用名声也能辱害，声音笑貌也能辱害。这种辱害的权力，不向君主报告，不向大夫报告，也不向司市宣布；君主和大夫也不肯承担。它的惩罚也不伤及要害，只是辱害人的内心：辱害他能忧虑的心、能愤慨的心、能思考谋虑的心、能有所作为的心、能知廉耻的心、能没有杂质的心。而且也不是一天就把他辱害掉，而是逐渐进行：有的三年才辱害他，有的十年才辱害他，有的百年才辱害他。有才能的人自己估量将要遭到辱害，便从早到晚呼号，寻求治理之道；求治而不得，悖逆强悍的人便从早到晚呼号，寻求制造动乱。那种悖逆而又强悍的人，还斜着眼、瞪着眼，只想着为世道寻一条方便自己的道路，这样一来，人才就不可问了。因此，聪明人接受三千年史家的著述，就能用优秀史家的忧患来忧虑天下。忧虑没有才能的人庸碌，就像忧虑有才能的人悖逆；忧虑没有才能的人众多而受人怜悯，就像忧虑有才能的人众多而受人畏惧。刚踩到霜时所穿的草鞋，比结成坚冰还令人寒冷；尚未下雨时的鸟，比在风雨中飘摇还忧惧；麻痹痨病，比痈疽还危险；将要凋萎的花，比枯木还惨淡。三代的神圣之人，不忍心让浅薄而狡诈的士人和勇夫受到损害，却优厚地豢养驽劣羸弱之人，是因为他们洞察世道的变化，这是圣人中的至高境界。”（《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唉，这难道不能说是忧虑深、思考远的话吗？定庵的学问，又不只在《公羊春秋》方面。他谈公与私，同北江谈真与假的说法相类似。他说：“狸交配、禽鸟交媾，白天也不避人，这是没有私情。人却一定要有闺房的遮蔽、房帷的设置、枕席的隐藏以及脸红羞惭的拒绝。禽鸟交配，直接坦率，哪里有什么私情，谁亲谁疏，一视同仁。它们尚且不知道父子关系，哪里会有朋友关系？人却一定有谁应薄待、谁应厚待的情谊。因此才有来往宴游、相互援引以及亲密燕私之事。如今说大公无私，那么这是人呢，还是禽兽呢？《七月》的诗人说：‘先把小猪作为私有，才把大猪献给公家。’这是先私后公。《大田》的诗人说：‘雨水先降到我的公田，于是也降到我的私田。’《楚茨》的诗人说：‘详尽地说到燕私之事。’这是先公后私。《采苹》的诗人说：‘祭服整齐庄重，早晚都在公事上；祭服宽大舒展，稍稍说要回去了。’这是公私并举。《羔羊》的诗人说：‘羔羊皮袄，配以白丝缝成的五道缝；退朝用餐自公家而出，从容自得。’这是公私相互举说。”（《论私》）而且用《诗经》来证明这些说法，可见他对《诗经》确实有深厚造诣。

译他谈均平，类似于铸万的《大命》。他说：“如果贫者彼此倾轧，富者彼此炫耀；贫者处于危境，富者安稳；贫者日益倾覆，富者日益壅塞。有人因此羡慕，有人因此愤恨，有人因此骄纵放肆，有人因此吝啬悭贪，于是浇薄诡异的风俗层出不穷，无法制止。到了极点，不祥的气息便郁积在天地之间。郁积久了，必然爆发为战争和火灾，成为疫病。百姓和其他生灵没有一个能够遗留，人与牲畜都悲痛，鬼神也想着改变这种局面。起初不过是贫富不相等造成的罢了。小的不相等逐渐变成大的不相等；大的不相等，便达到丧失天下。唉！这贵在掌握根本，并随着时势调节补救。上面有五气，下面有五行，百姓有五种丑恶，万物有五种才能；它们或消减、或增长，或停滞、或决溃，全在君王的心意。因此古代天子的礼制是：年终，太师拿着律管报告音律；月终，太史观测天象报告气候。东方没有陼水，西方没有陼财，南方没有陼粟，北方没有陼土，南方没有陼民，北方没有陼风。君王的心平正，就听平和的乐曲，百官都承受福祉。太史报告说：东方有陼水，西方有陼财，南方有陼粟，北方有陼土，南方有陼民，北方有陼风。君王的心不平正，就听倾斜的乐曲，乘坐欹斜的车，手握偏斜的衡木，百官都受到警戒。观察天下积聚的轻重，调节改变它们。”（《平均》篇）而且用《礼》来证明这些说法，可见他对《礼》确实有深厚造诣。他谈人的本性，采取告子的说法，说：“龚氏谈人的本性，只不过宗奉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的观点罢了，认为善恶都是后来产生的。本性根本没有善，就可以成为桀；本性没有不善，就可以成为尧。知道尧的本性根本同桀没有不同，荀卿的说法便兴起了；知道桀的本性根本同尧没有不同，孟子的辩说便兴起了。成为尧，本性并没有更加滋润；成为桀，本性并没有更加枯槁。成为尧，本性中的桀并没有逃走；成为桀，本性中的尧也没有逃走。本性既不更加滋润，也不更加枯槁，又不曾逃走，所以尧与桀互相作为主客、互相潜伏，谁也不能偏执地断绝谁。古代圣帝明王制定五礼，设置五刑，辛勤不懈地希望百姓背离不善、趋向善。他们只能攻击、磨治那些表现为不善的东西，却不能攻击、磨治本性；只能崇尚表现为善的东西，却不能崇尚本性；只能治理人，却不能治理人的本性；只能在教化上有功，却不能在本性上有功；只能使百姓和万国中的丑类进退升降，却不能使本性进退升降。告子说：‘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又说：‘本性如杞柳，仁义如杯圈。把本性说成仁义，就如同把杞柳说成杯圈。’进一步说明：假如把杞柳做成门户、篱笆，假如把杞柳做成桎梏，假如把杞柳做成虎子、威俞，杞柳知道什么呢？又进一步说明：把杞柳做成杯圈，并不能改变它也可以做成虎子、威俞；把杞柳做成虎子、威俞，也不妨碍它做成杯圈，杞柳又知道什么呢？所以，本性不能直接作为一个确定的名称，只能勉强给它命名；本性不能说像某种事物，只能勉强加以形容。扬雄不能把这一说法引申开来，便勉强把它命名为‘善恶混’。扬雄暗中说出了这个道理，却没有湮没它的根源；扬雄虽然像盗取他人之言，却没有脱离告子的宗旨。告子认识到了本性，只是所阐发的端绪还没有完成。”（《阐告子》）这又是他从佛学中得到的东西。至于探究诸子学说的渊源，辨析百家流派的分别（见《古史钩沉论》），在清代前期是章实斋（名学诚，会稽人，乾隆进士，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后期是龚定庵，他尤其没有可以匹敌的人。如今士大夫谈论定庵的著作，口中不离，但特别只是看重他的文章罢了；能够表彰他的学问的，又有谁呢！定庵生于乾隆五十七年。道光年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死于道光二十一年，享年五十岁。定庵以后，学习《公羊》之学的有蜀人廖平，但其学说支离怪诞，有见识的儒者都不谈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