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五

译又重新规定制钱搭配发放兵饷，改为每两个月一次，每两银配钱八钱二，发给京畿道。御史戴芝上奏说：户部发放兵饷，只有二月、八月银钱各半搭配发放，每逢发饷时，民间钱价暂时平稳，过后仍然昂贵。请把二月、八月搭配发放制钱的旧例，改为每两个月一次，每次配银八钱二一同发放。都察院议覆：户部支放兵饷，每月约需银三十四万两；若每次配发银八钱二，则每次需要钱六万六千九百五十六串有余。每年六次，共需要钱四十万一千余串。现在宝泉局每年开铸四十额期，除去工料钱外，尚有钱四十万五千一百六十八串，完全足够搭配发放。应当依照所请，改为每两个月搭配发放一次，使兵民知道饷钱陆续发放，市场价格就不会上涨。皇帝批准了这一议案。不久户部又议准：除每年双月以银八钱二搭配发放之外，再命令工部移送钱二十万串，于春、秋二月、八月再增加搭配发放的饷钱，每月各十万串。又禁止云南收铜中的弊端，命令商民可以把余铜自行贩卖。户部议称：云南自康熙四十四年设立官铜店，由官府收购厂铜，这项做法实行已久，每次交易都故意压低数量、提高秤头，以致矿民亏累。应命令该督抚严厉实行禁绝、革除，凡官府收买，都按照市场秤和市场价格统一办理。至于额定抽税的铜，也命令公平抽取缴纳，不许压制勒索商民。至于所产铜，除去抽税以及官府收买供本省鼓铸之外，有余铜听任民间自行贩卖流通，不得禁止阻遏。皇帝批准了这一议案。又停止稽察钱局，重新确定满、汉科道官监督两个钱局的办法，仍然任满一年更换。大学士马齐上奏说：“宝泉、宝源二局每年派满、汉科道官各一员稽察，自从派设以来，对钱法没有什么帮助，只是白白增加人员，造成需索，不如停止，专门责成管理钱法的侍郎，并让监督等官更加谨慎地鼓铸。”户部、工部会同议定，应当依照所请，停止派遣科道官。至于两局满、汉监督，仍应任满一年更换，以整顿钱法。皇帝批准了这一议案。二年，命令宝源局每年开铸四十额期。此前，工部钱法侍郎萨尔纳上奏说：“宝源局每年按额铸造的钱，只够支付匠役工价，还剩有余钱，铜、铅也有很多剩余。如果增加铸钱，除去本局炉役钱外，每年可以得到二十一万一百九十余串。留下钱一万余串，用来准备发给各项工程，其余全部交给户部，增加搭配发放的兵饷，对兵丁非常有益。”经户部议准，命令宝源局增加铸造，将二十万串移送户部，在每两个月一次、每次配银八钱二的定额之外，作为每年春、秋两季增加搭配发放饷钱之用。到这时，于是增加额期开铸。又议定减少江苏承办五省铜的额数，命令福建、广东承办，并确定承办铜官员逐年更换的例规。署理江苏巡抚何天培上奏说：“从前各关差官等承办铜时，是洋铜、滇铜一同购买；后来由商人承办，专门取给于洋铜。历年以来，东洋出产的铜有限，购买筹办不齐，于是积欠越来越久。自康熙五十五年改归八省分办后，江苏虽偶有迟延，还能办完，但各省仍有缺额。到六十年又改为江苏、浙江总办，江苏独自承认五省铜额，都是先发帑银交给商船出洋采买。如今彻底清查，有康熙六十一年的铜八十四万六千觔，是捏造已经起程的报告。雍正元年上下两运中，还欠铜二百余万觔，到现在仍未能办到。详细查访得知，东洋开采日久，铜矿日益减少，每年江浙二省铜商出洋的不过三十六船；从前每船装铜九万五千觔，近来因为采铜逐渐减少，每船只能得到铜七万五千觔；约有十八九船由江南海关收取，合计可以得到铜一百三四十万觔，只够承办额数的一半，尚需另一半，实在无从采买。请江苏也照浙江的例子，承办三省铜额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觔；另外两省铜额一百一十万八千八百觔，应当另行派产铜的省承办。至于承办铜的官员，应命令每年更换，不让他们连续多年积压欠额，以杜绝用新欠掩盖旧欠的弊端。”户部议准，命令江苏承办本省以及安徽、江西三省的铜额；其余福建、广东二省的额铜，因为两省土地都靠近海边，可以收买洋铜，应交给两省巡抚从雍正三年开始，仍照旧额承办，分别解送户部、工部两个钱局。至于承办铜的官员，命令各省一律逐年更换，作为固定规定。又重新确定办理铜材逾期的处分。户部钱法侍郎托时上奏说：从前八省分别办理铜材时，曾拖欠一百一十余万觔。自归江浙两省办理以来，到现在又已经亏欠铜三百八十八万余觔。这都是因为第一次、第二次逾期时，不过只将承办官降级留任，对其原委上司却没有明确规定议处的条例。至于已经起运以后，也没有按照路程确定期限。请再次严格确定处分办法。户部议覆：今后办理铜材，每年分上下两次运输，仍在四月、十月起运解送。如果申报起解第一次逾期，承办官革职留任，委办上司官降二级留任，宽限四个月，戴罪办理。如果仍未办完，承办官革职，交刑部治罪，另委贤能官员接办。如果有亏缺，责令以家产追赔；委办上司官降二级调用，并令其分担赔偿。如果限后六月内办足，准许恢复原职。第二次限期内四个月能够办完三分之二的，免于革职，再限四个月照数办足。如果仍未办完，承办官从重治罪，委办官降职调任并分担赔偿。至于该巡抚已经报告起解以后，上运准许在本年九月到部，下运准许在次年三月到部。逾期未到的，领解官革职，戴罪负责押解；委解上司官降三级留任，并将沿途官员照催促粮船不力的条例题报处分。铜材如果有亏缺，责令本解官追赔，委解上司官分担赔偿。如果限后六月内解送到部交清，也准许恢复原职。皇帝准行。

译又颁行收买旧铜的命令。户部、工部议奏说：京局每年铸钱四十夘，需要铜材很多；现在办理铜材的省份不能按期供应，应当依照康熙五十五年的例子收买旧铜掺用。除偏远省份运输艰难、不必行文通知，以及成色不足六成的低质铜不准收买以外，应令京城附近各省，并行文通知顺天府及京局监督，张榜晓谕：不论旗人、民人，凡愿意把旧器皿、废铜运送到京的，不论多少，随到随收。钱法侍郎预先向银库领取银两，存放在京局，每觔给银一钱一分九厘九毫。等各省解运的红铜足够使用之日，立即停止。如各省在采办定额铜材之外收有废铜，也准许解送户部，按照废铜价格题报销账。皇帝准行。不久又议定，商人可以自行准备资本收买废铜交纳；从外省收买运送到京局的，每觔给银一钱五分；在本京收买的，仍按前定价格。如有红铜，每觔给银一钱七分五厘。户部发给路引，准许前往各省收运。又议定减少浙江办理铜材的定额，令湖北、湖南承办。此前，浙江巡抚黄叔琳认为洋铜出产不足以承担三省的数额，云南省距离楚地很近，请求分别令湖北、湖南派员办理云南铜材并解送。户部议奏：云南省现在已经开铸，就有铜材出产，不同于从前完全听任商贩办理的情形，应当不必再议。到此时，因为办理铜材的洋船都是预先领取价银，浙江先后已经发出银六十余万两，而解送到户部的铜材很少，不仅铜材的期限长期耽误，而且铜价也虚悬无着。巡抚请求再设法变通办理。户部议准：自雍正三年开始，将浙江的铜数分给两省办理，交湖北、湖南承办；每省仍各解送宝泉局铜三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三觔、宝源局铜十八万八千九百七十七觔。浙江既然只办理一省的定额铜材，减少的数额已经很多，令其把历年积欠全部解完。禁止各直省收纳钱粮时银匠估定成色的弊端。刑部尚书励廷仪上奏说：按照完缴钱粮的条例，民间应买银上纳；民间买卖的成色银未必就是足纹银，必须送到银铺倾镕以后才能入库。官银匠在倾镕时，常常苛刻估定成色，横加勒索，并各自刻有戳记作为凭认。州县拆封后再发给银匠另行镕铸成大锭，才解送布政司。银匠看到不是自己的戳记，必定说成色低劣。于是禀告官府，责令完户重新补交，造成重复损耗，累及百姓。今后请严禁银匠借口成色而包揽需索的弊端。九卿议奏说：各直省州县解送布政司的钱粮，按例刻有州县以及银匠的姓名，或者店号。银匠的戳记确实不可缺少，应令地方官根据钱粮多少，选择诚实可靠、有家产的人，选用数人或十余人，听任百姓自行到银铺倾镕，不许银匠包揽代纳。如果有不肖州县设立专为官府服务的总银匠，非其戳记便不准收取，造成扣克等弊端，督抚立即指名题报处分。皇帝准行。臣等谨慎考按：各直省解送银两，由布政使起解的，叫作地丁银；由运使起解的，叫作盐课银；由粮道起解的，叫作漕项银；由关监督起解的，叫作关税银。都必须倾镕成锭以后才能起解。解送银两的器具叫作鞘，每银一千两为一鞘。有时由委员押解，有时由吏胥直接押解。按例填发勘合、火牌和兵牌，在经过的地方拨派民夫抬送、拨派兵丁防护，以此慎重帑项。考察古代，金银都有固定形制，必须铸成货币以后才能使用。颜师古注《汉书》说，旧时的金虽然以觔为名称，但官府有固定的形制，也如同现在吉字金挺之类。汉武帝想用来显示祥瑞，所以改铸成麟趾、褭蹏的形状，以取代旧制。这样说来，麟趾、褭蹏就是当时金币的式样。汉代的白选和银货，也就是银币的式样。旧《唐书》记载内库发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可见唐代的银也都是铸成的。《金史·食货志》记载，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后来改铸银币，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这就是今天重量五十两的称为元宝，重量十两、五两、三两的称为中锭的由来。元至元三年，把银五十两铸成锭，铸文为“元宝”。此后有的铸重四十九两，有的铸重四十八两，又有扬州元宝、辽阳元宝等名称，这是元宝命名的开始。大概古代多把“元宝”这个名称铸在钱面上，自元代以后，银才开始沿用钱文“元宝”的称呼，于是钱面才专门铸“通宝”二字。把银称作“锭”，考察“锭”字，《说文》说是灯；《广韵》说，有足的豆叫锭，无足的叫镫。又《博古图》中有虹烛锭，当时都把它作为器物的名称。古代称银，多称作“鉼”。《三国志》记载，魏嘉平五年，赐给郭修的儿子银千鉼；《水经注》记载，岭南林水石室中有银，有奴仆偷取其中三鉼带回，就是这种情况。也有称作钣、笏、版的，意思与称作鉼相同。所谓鉼，是因为倾镕的银像饼，所以与现在所称的锭，原来的形制并不相同。大概今天所称的锭，就是古代所称的铤。《南史》记载，梁庐陵威王萧续的儿子到内库，看见金铤；《唐书》记载，唐太宗赐薛收黄金四十铤【旧《唐书》作挺】；《南唐书》记载，耿先生把雪握成铤，烧炼后成为金。《五代史》记载，贾纬说桑维翰死后有银八千锭。自宋代以后，于是转而把银称作锭。三年，命令云南各局鼓铸制钱，听任其流通到各省，以便利民间使用，不必禁止出境。又重新申明禁止私铸钱币的命令。上谕：京局每年鼓铸，制钱本应日益增加，但各省却没有流通，必定有人销毁官钱用来私铸。听说湖广、河南等省私铸的风气尤其严重，着令各省督抚告诫所属地方官，严格加以禁止查缉。关于私铸者治罪的条例应如何严格制定法律条文，着三法司详细议定后具奏。不久议奏说：从前所定条例中，凡私铸的罪犯，分别按照首犯、从犯治罪，以及各级官员……

译失察处分不能说不严密，而且秘密查禁最终仍不能完全禁止，大概是因为私铸的利润丰厚，奸民畏惧法律的心理抵不过趋利之心。查官局铸造每文钱，重量为一钱四分；鼓铸的方法，是经过红炉、翻沙、刷灰、锉边、滚边、磨洗以后才成为钱。现在私铸的钱每文只重八九分，除出炉以外，根本没有锉边、滚边、磨洗等工序，俗称沙板、锤扁；既节省铜材，又节省工力，所以不法之徒宁可冒死也不肯悔改。臣下考虑，私铸的钱不能自行使用，必须借助经纪商贩运，铺户掺和使用，这些钱才能流通。现在应再次通行文告给八旗提督、五城以及大兴、宛平二县，并直隶各省，张榜晓谕：凡经纪、铺户等人，今后不许掺和使用一文私钱。从前已经收买在家的，限一个月内到官府自首说明，酌量按官钱半价收买销毁。如果逾期仍敢掺和、使用，不论钱数多少，一律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这样，私铸者知道私钱没有用处，这种风气自然可以逐渐平息。至于地方官知情故意放纵的，固然应从重治罪；至于不知情的，有的起初是由于疏忽，后来又害怕触犯严厉条例，所以多半因循观望、徇情隐瞒。今后凡地方发生私铸事件，从前即使一直没有察觉，如今只要能够捕获，无论年月远近，一概免除处分。果真能够尽心查缉的，不限于本管辖地方或其他州县，准许根据捕获数量交户部酌量议叙。如果仍然怠慢玩忽，或者另经查出，都按照旧定失察条例处分。皇帝准行。四年，确定宝泉局分设四厂鼓铸，增设大使各一人。户部上奏说：宝泉旧局在东四牌楼街北面，如今鼓铸数量增加，请分为四厂。旧厂改作公署，只用来收贮铜铅，不再设置炉座。东厂设在东四牌楼的四条胡同，设置炉十二座；南厂设在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设置炉十四座；西厂设在北锣鼓巷千佛寺后，设置炉十四座；北厂设在新桥北三条胡同，设置炉十二座，共为正炉五十座。又在东、南、西三厂各设置勤炉三座，北厂设置勤炉一座，共十座，以备铜铅有余时增加夘数鼓铸。旧局原来设置大使一员，如今既然增加四厂，应增设大使四员，分别管理各厂。皇帝准行。又命令宝泉、宝源二局每年各开铸四十一夘。又严格禁止制造和使用黄铜器皿，命令交官收买。此前正月，大学士、九卿等议奏说：“奸民销毁制钱，改铸铜器。从前立法十分严厉，却始终不能禁止，是因为制定条例时，只禁止将来新造的铜器，而已经制成的铜器则不加过问。民间即使总有新造的，也一定假托为已经制成的。又新造器物只禁止五觔以上的，五觔以下的不加过问，所以法律久而久之被玩忽，仍然泛滥铸造，弊端发展到销毁制钱。如今想杜绝毁钱的源头，关键在于严禁黄铜器皿。今后除红铜、白铜不禁，以及黄铜制的乐器、天平、法马等子和五觔以下的圆镜不禁以外，其余一切器皿，无论大小、轻重，都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倘有违犯，制造、贩卖的人依照违例制造禁物的法律治罪，买来使用的人依照不应得为的条例治罪。已经制成的铜器，有愿意出售的，一律作为废铜交官，每觔给价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官吏不得扣克。江苏、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现在正在办理铜材，这些省的废铜由办理铜材的官员收买；如果红铜不足，就把这类铜器解送户部，按六成红铜折算补足定额，剩下四成铅准许扣除，另行给价；都依例每觔给水脚价三分。成色不足六成的铜器，也准许收买，总按成色递减价格，在解送户部时报告明白。至于安徽、江西、广西、贵州四省，虽然不办理铜材，但与江苏、湖广、广东接壤：安徽、江西的废铜归江苏，广西的废铜归广东，贵州的废铜归湖广，令这三个省的委派官员收买并解送户部。云南现在开炉鼓铸，所收黄铜掺入红铜，按成色折算鼓铸。直隶、山东令各州县收买废铜，交布政司汇齐后解送京局。直隶解送的，每觔给水脚银一分；山东解送的，每觔给水脚银一分五厘。至于山西、陕西没有水道可通，河南也有一半需要陆运，脚价不轻；四川有川江险阻，解运也困难。这四省的废铜暂时收存在本省，等一二年以后，根据所收多少，或由本省开铸，或采取何种方式解送，由各督抚再次议定具题。这样，私自毁钱的弊端就可以平息，对钱法确实有益。准行。” 限期依照议定办法办理。到此时，因为民间交官的铜器很少，而各铺户也仍然照常贩卖。上谕：钱文是民间日常使用所必需的东西，鼓铸日益增加，而钱却没有明显增多，必定是奸民图利，有毁钱铸造器皿的事情。如果不禁止铜器，钱价终究不能平稳。今后京城内，除三品以上官员准许使用铜器外，其余一律不得使用黄铜器皿。限定三年，命令将所有黄铜器皿全部申报出来，由官府按价收买。经九卿遵照议定，除乐器等项以外，京城官民所有旧存的黄铜器皿，都交官领取价银：旗人交本旗佐领，汉人交五城御史衙门，随交随收。收买所需银两，各自先从户部领取存贮。收买的铜，每季解送钱局。超过三年期限不交官的，依照私藏禁物的法律治罪。铺户仍用黄铜制造器皿的，依照销毁制钱为从犯的法律治罪。命令各主管衙门不时稽查。各直省应当请求的，都依照京城条例定期限交纳收买。皇帝命令先在直隶各府以及各督抚驻扎的省城试行收买。不久，又恢复……

译再次申谕都察院、五城御史及八旗官员等：朕是因为销毁制钱的弊端，所以禁止使用黄铜器皿，命令交官领取价银，专门是为了给民间提供资生利用的便利，并不是朕有需要使用，想把铜器广泛收进内府。民间本应踊跃急公，欣然交纳，哪里还需要等待上官稽查催迫呢？况且民间器皿不一定非要黄铜不可；有财力的人家，白铜、红铜都不是难以得到的东西；至于中等人家，瓷器、木器价格便宜、制作省工，也未尝不适用。钱不像铜器，钱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与其把黄铜器皿藏在家中，三年期限届满以后触犯禁令获罪，哪里如同早些交出，既得到价钱，又享受钱价降低的好处呢？着令将这一谕旨通行晓谕，使大家知道。至五年四月，命令各省所属府、州、县地方一体禁止。” 九月，又 谕令各督抚等：此前禁止铸造黄铜器皿以及官民不得滥用，朕曾经反复详尽地降谕，京城如今奉行得很谨慎，钱价已经稍稍平稳。可是近来听说各省省城的铜器铺中，仍有很多使用黄铜铸造器皿的，这明显是督抚没有切实奉行，只拿告示这种空文来掩饰罢了。朕时时告谕内外诸臣，如果所颁布的禁令有不便于百姓的地方，就应当据实陈述，请求放宽禁令，绝不可以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以致失去为政的体统。督抚等难道没有听见吗？朕从前因为制钱日益减少，就知道有销钱铸器的弊端。后来在京城内多次捕获销毁制钱的人，钦差官到甘肃地方，也见有毁钱铸器的事情。省城是督抚驻节的地方，耳目最近，政令容易施行，不像远乡偏僻之地难以稽查。朕为制钱筹划操劳，各地方官办理、运输铜材，也非常辛苦跋涉，然后官局才能鼓铸来供应百姓使用。铸钱已经如此艰难，而奸徒为了谋利，竟然把已经铸成的钱再次销毁，损害国家、祸害百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所以禁止使用铜器，就是为了堵塞毁钱的源头。今后各督抚务必诚心遵奉；如果仍像以前那样疏忽，必定严加处分。至于从前曾议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使用黄铜，现在仍觉得滥用的人很多，以后只有一品官员之家中的器皿准许使用黄铜，其余一律普遍禁止。有藏匿私自使用的，一概按违禁论处。此后执行。各省遵行。仿照奉行将所收铜器的斤两在年终汇总题报，并以三年为期限的条例。由于交纳铜器尚未全部完成，便陆续议定，延长期限收买。臣等谨慎考察：自贾谊认为收铜可以带来七种福益以来，唐代刘秩的《货泉议》也以“铜不流通”为由，提出禁止铜器的命令，古人这样实行的很多。但是其中也各有区别。考察前代史事，宋孝建三年，曾经禁止使用铜器。唐开元十七年、大历七年、贞元九年、元和元年，都重申这一禁令。太和三年，下诏只有铜镜、钮、钉、环可以使用铜，其余一律禁止。会昌年间，把铜像、钟、磬都收归巡院。晋天福三年，也禁止百姓制造铜器。周显德元年，命令民间的铜器全部输送给官府，由官府按价给钱。宋绍兴二十八年，命令将公私铜器全部交给铸钱司，民间不输送的治罪。大概当时都以缺乏铜为忧患，所以主张收取民间的铜，作为官府铸钱之用。贾谊所说的“君主掌握并积存铜，用来调节物价，货物就一定会平价”，刘秩所说的“在民间禁用铜，铜就更加便宜，而钱的使用也会充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 国家的铜产丰富，采矿冶炼的收益自然足以流通而不会枯竭，本来没有必要借用民间所有的铜来充作铸钱之用。只是为了断绝毁钱取铜的来源，不得不严格禁止铜器。当时每百斤铜器，官府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还有余；铸钱除去工料外，每串按银一两计算，实际只得到银八两四钱有余。各省奏销的数额中，江南铸钱二十串需要银二十四两一钱有余，浙江铸钱二十串需要银二十五两五钱有余。这同样都是禁止铜器，古代专门想为国家谋利，而我 朝暂时实行于一时，只是专门想制止民间的弊害，所以即使多耗费帑金来加以调剂也不吝惜。前代那种权宜之术，又怎么能够与此相提并论呢？又规定各官收缴禁止私钱不力的处分。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上疏说：“民间使用私钱，应当由官府负责收买，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过去从未议处。按照旧例，年终向户部报告时，并没有将私钱起解，请严格制定处分。”经户部议定，按照失察私铸的条例办理，准行。若像这样制定条例，地方官只顾自己的考成，必然会奉行得过于严厉，惹事扰民。听说一向以来晋省民间使用的大多是小钱，只应设法逐渐收缴禁止。如果下令把小钱收买，而对于大钱还没有议定如何流通，民间日常使用就会不方便，着令另行议定具奏。不久议定，命令该巡抚试行收买，宽限三年，等将来大钱流通后，再全部收禁。如果超过期限仍有私钱案发，将奉行不力的地方官按失察办理，每发生一起降职一级，直到四起降四级，都留任，等另有缉获私铸案件时再行处理。对这类案件仍按照次数恢复官职；如果失察五起以上，降一级调用。各省收缴禁止私钱，都照此条例办理。

译又停止云南大理府霑益州的鼓铸，增加云南省城和临安府钱局的炉座，铸钱发运到各省，并准许在鼓铸正额之外加铸带铸钱和外耗钱。此前三年已经议定削减大理府霑益州钱局炉座七座，到这时总督鄂尔泰认为所铸的钱难免积压，题请一概停炉，已交户部议定。后来又请求裁去大理府霑益州两个钱局，保留两个钱局铸钱发运外省，兑换银两运回云南，这样或许没有阻滞。省城一局负责疏通本省，既便于兑换又便于运到，通往蜀地至楚地的道路都容易通达。原来设置炉座二十一座，现在拟增加炉座四座。临安一局靠近粤西，通往广西最为便利，原来设置炉座六座，现在拟增加炉座五座，共设置炉座三十六座。至于运送到各省还需要脚价，拟在每炉每卯增加铸造铜铅一百斤，名叫“带铸”，所得的息钱用作运输脚价。又从前开设钱局时，每炉每卯铸造正额铜铅一千斤，准许耗损九十斤，只作为正铸九百一十斤，此外仍加铸铜铅九十斤，名叫“外耗”，所得息钱用作增加在局官役的养廉和工食之费。带铸钱只供给物料而不给工食，外耗钱只供给铜铅而不给工料，都请按照正额的条例一体支用银两，作为购买铜铅的本钱。经户部议定，同意所请。云南鼓铸的制钱除在本省搭放流通外，拨出四万串发运到四川、湖广、广西等省，命令各督抚动用藩库银，每串制钱兑换银一两，交云南解送官员领回，以接济工本。各省把所收钱搭放作为兵饷，如果钱质轻薄不合规格，准许各督抚奏报，将云南监局官交户部议处。照准。又增加户部宝泉局笔帖式二人。五年正月，命令宝泉、宝源二局将收取的铜器在规定数额之外增加炉卯鼓铸。臣等谨慎考察：两局加铸，起初从六卯逐渐增加到十五、十六卯不等，各自设置勤炉加铸，每年没有固定数额，都在正卯之外。每年配给铸造的铜铅正额，仍为四十一卯。自雍正十年以后，宝源局将正额减为三十七卯，到雍正十三年又各自恢复为四十一卯。又规定以铜、铅各半配合铸造制钱。臣等谨慎考察：这一年宝泉、宝源二局按照条例配合铸造。云南各局以及后来开设的贵州局、四川局，因为铜的质量高低不一，加上砂、火等条件不同，仍按铜六、铅四的比例配合。到乾隆五年改铸青钱，才按照京局的同一规定配合铸造。又议定转运云南铜斤，命江苏、湖北、湖南收买后解交京局。云南总督鄂尔泰上奏说：云南自从增加开采汤丹等矿厂以来，采铜已有成效，上一年已经题定额课。现在矿产日益丰富，除供应本省鼓铸一百多万斤外，核算雍正五年所产铜斤还可以剩余二百几十万斤。但是铜多而本钱不足，不能满足官府收买，请动用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到江南等省，命令各省收买后归还款项。户部议称：现在只有江苏一处还承担三个省的铜额，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各承担一个省的铜额。除福建、广东二省从来没有迟误，浙江已经开洋，不必另外购买云南铜外，湖北、湖南采买困难，常常超过规定期限，而江苏积欠很多，正应赶快设法变通。应当将云南省剩余的铜，命该督动用盐务银六万两，委派人员收买：将一百多万斤运到汉口，供湖北、湖南采办使用；将一百多万斤运到镇江，供江苏采办使用。各省采办铜的定价，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水脚三两。现在云南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加上运到汉口、镇江的水脚，需要十三两以上，将来再由汉口、镇江转运到京，还需要水脚三两，比原定数额也稍有节省。江苏、湖北、湖南所购买的云南铜，都作为雍正六年的额办，不必拘泥于旧例分为上下两运；如果数量不足，另行补足，总以不缺额数、不超过六月到达户部为准。江苏在雍正六年所收的洋铜，用来抵充历年旧欠。云南以后出产的铜，增减难以预先估计，命令该督限定年限，将所获得的铜数预先题明，以便通知各省采办。至于这批铜斤既然是官府收购、官府出售，经过关津时不得抽取税课，应当立即验明放行。照准。又重新规定宝源局移交户部发放饷银的钱额数目。从前规定户部在二月、八月发放饷银时，取用宝源局钱二十万串，配合银两增加发放。四年因工部支用不足，议定每年只交给户部钱二万串，停止户部在二月、八月增加搭放饷钱的条例。到这时工部又议定，每年留存十万串，供各工取用，其余全部移交户部发放饷银。如果遇到大工程，需要钱达到十万串仍不够使用，另行奏请。又施行各省将旧欠钱粮折收为铜器的命令，户部奉行。上谕说：先前命令各省设立收买铜器的公所，选派官员专门负责，在司库先行拨给银两作为收买价格；但恐怕各州县与所设公所相距遥远，交纳不方便，想命令民间用铜器抵作钱粮，着令详细议定具奏。又听说外省官员想捐资购买铜斤，这绝对不能实行。地方官只要真心实意办理，对公事便有益处；如果有人已经用自己的资财收买铜器，着令按数给价。不久议定，各省有旧欠钱粮的，准许用黄铜器折抵交纳；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没有民间欠项，安西民欠不多，其余各省命令各督抚在旧欠中酌量，以二十万两为限，命令欠户交纳铜器抵扣。抵充应当完纳的数额。至于所收铜器，熟铜照规定价格，每斤按一钱一分九厘有余；生铜的价格比熟铜减二厘，每斤按 九分五厘有余，分别按照成色和斤两折算。州县官不得克扣价格，也不得加重秤量收兑。每季度将征收数目报明督抚，年终汇总题报。没有民欠的省份和没有民欠的州县，以及没有旧欠的钱粮户，有用铜器交给官府的，也按照生铜、熟铜的成色照例给价。如果地方官借捐资购买的名义，以低价收买民间铜器，该督抚立即题报并议处。

译开设甘肃鼓铸局。甘肃巡抚石文焯上奏说：甘省流通的钱币很杂，请动用库银二万两，收买各属百姓和工匠所持的一厘字小钱以及古旧钱、废钱。在省城开局，设置炉座十二座，钱面铸满文“宝巩”二字。用所铸的大钱收换小钱，源源不断地改铸，等小钱收尽后停止。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照准。臣等谨慎考察：甘肃布政使司先前驻在巩昌，康熙六年在钱面铸满文、汉文“巩”字，后来康熙九年停止，钱局随布政使迁到兰州；到这一年就在兰州设局，钱面仍沿用旧日的“巩”字，称为“宝巩”。六年，规定办理解送额定铜并分别确定成色的条例。户部、工部议称：各省承办两局的额铜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余斤，每斤定价一钱四分五厘，过去一向按同一标准支销，并没有分别成色。但是解到的铜斤不能全都纯熟，如果不予收受，不仅解送人员往返劳累，也恐怕各省出产的铜不同。请今后除净铜照例给价外，如果有块铜以及广条、蟹壳等类不足成数的，就命令监督同解送人员估定成色，弹验收兑，并行文令办铜的本省减价报销。至于钱局，也按照所估定的成色分别搭配；每开铸铜铅一百斤，例如九成铜以铜六十斤、铅四十斤配合铸造，九五成铜以铜五十五斤、铅四十五斤配合铸造。照准。又规定宝源局增设新厂，进行鼓铸。工部上奏说：宝源旧局一向在朝阳门内西南，现在鼓铸增加，请按照户部划分厂的条例，在崇文门内东面的泡子河旧厂增设一厂。旧厂设置炉座十二座，新厂设置炉座十三座，共为正炉二十五座。仍在旧厂设置勤炉六座，以备铜铅有余时增加炉卯鼓铸。照准。又停止甘肃宝巩局鼓铸。署理甘肃巡抚张廷栋上奏说：“甘省收买小钱改铸大钱，终究不免扰民，请暂时停止鼓铸。”户部议定同意所请，准行。此前，石文焯请求收买小钱并开铸，朕曾谕示，开铸一事应当详细斟酌。如果因为不能禁止小钱，想借此作为补救办法，恐怕未必能使所毁坏的铜足够铸钱使用。禁止小钱不能操之过急，应暂缓等待再行议定。于是石文焯又具文请求，才准许实行。没想到收钱开铸的弊端竟然如此烦扰，着令立即停止。七年，申明规定钱价，户部奉行。上谕说：钱是国家的财宝，固然贵在流通以便利百姓，但必须权衡轻重，使它达到平衡，才能让百姓使用而没有弊端。近来听说直隶及奉天等地，钱价过于低贱，民间贸易的物价必然受到损失，而且恐怕奸弊会由此产生。着令该督及奉天府尹命令地方官广泛晓谕，今后每银一两只 准许兑换制钱一千文，并着令该部行文各省，一律遵行，作为 长久保持平准的定则。又规定宝泉局大使由户部笔帖式办理，五年更换一任。户部上奏说：宝泉旧局及新分出的四局，共设置大使五员。他们约束工匠、看守物料，都关系重大。但由户部选派的人员多是吏员出身，钱法是重要之地，恐怕会有贻误。请按照三库大使的条例，在户部笔帖式中挑选干练谨慎的人，命其到各局分厂办理大使事务，移文咨送吏部登记，以五年为满更换。五年以内勤勉谨慎而没有过错的，由户部保奏，按应当升用的官员补用；如果有疏懒怠忽，就交户部区别议处。照准。又规定解运铜铅在正额之外报税的条例。户部议定，今后凡有铜铅运到关口、运到钱局，命主管官员查验批文；如果与原解送的数目相符，免其缴税；如果在正额之外多出斤数，就是私贩，命令按数报税。又增加设置宝源局大使二人，交由工部笔帖式办理。工部上奏说：“宝源局从前除笔帖式一员以外，只有局吏四人。现在分设新、旧两个钱局，请按照宝泉局的条例，设置大使二员，分别负责局务，在本部笔帖式中挑选补用，五年更换一任，一如户部的制度。局内原来设置的笔帖式一员，仍按旧例一年更换一任。”照准。又命令江西、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山西各自开设鼓铸局。此前正月，户部奉 上谕命各省收买铜器，屡次降下谕令，该督抚酌量可以鼓铸的，就立即奏报。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奏报送到，于是再次行文各省。但凡所收铜斤可以设局开炉，就应当立即鼓铸，使钱法流通，不必拘泥于足额拨放一成、二成兵饷。此后各省陆续奏请开铸，经户部议定各局钱面：满文江西南昌府局铸“宝昌”二字，浙江杭州府局铸“宝浙”二字，湖北武昌府局铸“宝武”二字，湖南长沙府局铸“宝南”二字，河南开封府局铸“宝河”二字，山东济南府局铸“宝济”二字，山西太原府局铸“宝晋”二字。臣等谨慎考察：雍正年间各省鼓铸，只有宝云局以及八年 所开设的宝黔局、十年所开设的宝川局，都是因矿产开采而铸造，配用铜铅。其余如宝巩局，是收买小钱改铸，随即议定停止。这一年开设的宝昌、宝浙、宝武、宝南、宝河、宝济、宝晋局，以及后来开设的宝苏、宝安局，也都是收买旧铜器，分别将生铜、熟铜搭配鼓铸。熟铜器每斤价银一钱一分九厘有余，生铜器每斤价银九分五厘有余。也有每八斤铜中仍加用七、八斤铅的，都是由各省酌情题定。后来由于废铜铸完，各局在雍正十三年以前陆续停止。宝济局在乾隆三年停止。自乾隆五年以后，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山西各省分别利用水路、陆路的便利，分头购买东洋、滇南等地的铜，又重新开局。

译又命令增加拨发云南局的钱，运往广西。户部议称：“粤西距离京城遥远，制钱从来没有运到粤地，民间使用的多是私铸钱。每年虽然有云南拨发的钱二万串，但不够流通使用，应命令滇省增加拨发钱文。”不久，云南总督鄂尔泰奏定：从前原议定每年将钱四万串分别运往四川、湖广、广西。现在湖广两地已经开设钱局，四川钱价平减，也已经停止运输。请在省城临安的两局每年拨钱六万二千串，发运粤西；沿途经过该省右江、左江地方时，便酌定数目，顺便截留，用于搭放兵饷、俸禄和工食。等运到桂林省城后，即由司库照例兑换成银，交给滇省人员领取，带回归还原本。雍正八年，确定广东办理解送滇铜的条例。广东总督郝玉麟奏称：“广东从前承办洋铜，近来因为洋铜竟然运不到粤地，承办官员都领取价银前往滇地购买毛铜，运到粤地后熔化铸成铜条，然后起运。每百觔防需银二十两，赔累实在很多。而且运到户部的铜，成色仍然有损耗折减。况且从粤地到滇地，关山相隔万里，势必不能按期限完成解送。请酌情增加水脚费用，干脆命令从滇地购买铜后直接起运至京城。铜成色不足的，照例补足，这样可以免除重复亏折，也不至于往返耽搁。”户部议称：“滇省每年剩余的铜约一百六七十万觔不等，除湖北、湖南收买的以外，其余运到镇江，供江苏收买使用。近来因为江苏认为滇铜成色和重量不足，已经议定全部购买洋铜。此后请命令云南将每年剩余铜中扣除广东的额数，仍然拨运到汉口，命广东委员收买，再从汉口起运。水脚仍按规定数额支销。”皇帝准奏。又议定减少江苏办理铜的额数，命令安徽、江西承办，并确定八省分办洋铜、滇铜的规定。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江苏额定办理三省的铜觔，必须分派官员承办；而今年的铜觔尚未办完，来年发放帑银的期限又到了。全省各官人人都在办理铜务，尚且不够，怎么能够选择人员来委派？查福建现有委员在江苏办理，请命令安徽、江西也按照旧额分办。”户部议准：从雍正九年开始，将江苏的铜数分给两省，交由安徽、江西选派大员，领取本省司库银两，也到江南海关招募商人采办。此后八省仍各自办理一省的铜数，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分办洋铜，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分办滇铜，各自按期限足额起解。又在贵州毕节县开设鼓铸局。此前，贵州在雍正元年议定开采铜矿鼓铸，督抚认为黔省汉人、苗人杂居，使用银两沿袭已久，如果用钱文搭放兵饷并负责领取运输，既难以流通又没有固定时日，于是请求停止开采。到这时，又因为威宁州采铜有效，而大定府境内又产有铅矿，巡抚张广泗奏请在毕节县城开设钱局，设置炉十座，钱幕上用满文铸“寳黔”二字；每年开铸三十六夘，每炉每夘按照云南的例子，铸造正额铜铅一千觔，带铸铜铅一百觔，额外耗用铜铅九十觔。该县与铜铅各厂路程相近，并且邻接滇省的汤丹等厂，如果数量不足，就采买滇铜补足，用所铸钱配给官兵俸饷。户部议定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准行。雍正九年，设立寳泉局铜色对牌。户部奏称：各省办理解送寳泉局的额定铜，按照旧例，洋铜作为十成，广条作为九五成，块铜、蟹殻作为九成，均匀搭配鼓铸。如今各省解到的铜觔，每种成色各有高低，收兑时如果只按照铜的名称核算成色配铸，必然导致亏折。此后请设立铜色对牌，以八成、八五、九成、九五、十成分为五牌。凡铜觔到局，命解送官与监督公正比较核对；八成以下的不收，八成以上的都按照成色称收，核算价钱，但只按照牌子确定估价。恐怕这样过于苛细，应将估定八成以上的作为八五成，八五成以上的作为九成，九成以上的作为九五成，九五成以上的作为十成。对于包裹铅渣以及黑暗灰色的铜，命办理铜务官的家人会同解铜官熔化成净铜，按照觔数作十成兑收，亏折的补解。这样，办理官员不至于滥收低成色铜，解送官员可以免于争执，工匠、差役等也可以永远杜绝包揽需索的弊端。”皇帝准行。臣等谨慎考案：这一年寳泉局设有铜色对牌；其中有应当交给寳源局的铜觔，就由寳泉局估验成色，移文告知工部。到雍正十一年八月，寳源局也照这个样式设立了铜色对牌。又确定制钱搭放饷银的成数以及每季具奏的条例。此前规定每两个月一次，以银八钱二配给兵饷。雍正八年改为每月以银九钱一搭放。到这时，户部再次议定：本年饷钱单月以一成搭放，双月以二成搭放。此后每月搭放饷钱，要根据钱数的多少酌定一成、二成，或者增加到三成，按季度具奏后配给。

译臣等谨慎考案：各省制钱搭放兵饷，也根据铸钱盈亏来确定数额。自雍正五年户部奏明，各省兵饷多的达到一百四十万余两，少的达到三十万余两，其余都在百万两上下。饷银多的省，以一成钱搭放，需要钱十四万余串；饷银少的省，以一成钱搭放，需要钱三万余串；二成钱就各自加倍。例如云南在雍正四年规定，省城局的钱配给在省的督标以及城守等八营、附近的奇兵武定等营，搭放二成兵饷；临安局的钱配给临元镇标以及新增的元江等营，搭放二成兵饷。驿站、堡寨夫役的工食等项，均以银七钱三配给。贵州在雍正八年规定，除新开辟的苗疆暂缓搭放钱外，其省内防守通衢的地方，以银九钱一搭放；地处腹里、汉人和夷人相间的地方，以银九五钱一成之半配给；逼近苗疆、夷人多而汉人少的地方，从减配给；全省官役俸工，以半成配给，只有各官养廉银一概以二成配给。到雍正十三年，因为增加营制官兵后搭放不够，又规定原议搭放二成的改为一成，搭放一成的改为半成。四川在雍正十年规定，省城满汉兵饷以银八钱二配给；各营距离省城近的，以银八五钱一五配给；稍远的，以银九钱一配给；更远的，以银九五钱一成之半配给；各官养廉银也按照远近分别配给。不久因为发放钱不够，又规定省城等处各标营兵饷均以一成之半搭支。以后随着情况随时增减，都听任各省自行核定并奏报。又重新确定江苏、浙江办理解送洋铜展期的条例。户部议定：江苏、浙江采买洋铜不能按期起解，已经屡次将规定期限拖延。如今如果仍照原定四月、十月起解的期限，势必不能赶上洋船，必须趁西北风出海，等东南风才回航。大致每年都是冬天前往、秋天返回，应将采办洋铜的江、浙二省上运期限一律展延四个月，于八月内起解。下运铜觔本来与上运一同领取银两出海，即使洋船到达有先后，到十月内也可以买足。应放宽期限两个月，于十二月起解。若逾期不解，照例议处。至于安徽、江西、福建三省以及办理滇铜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尚没有迟误，仍照规定期限起解。又命令江苏、浙江兼办滇铜，户部议称：滇省每年产铜，除留存本省鼓铸以及供湖北、湖南、广东采办外，还有剩余，可以供江、浙收买。只是江、浙办理铜时，每百觔十四两五钱以内有节省银一两五钱；洋铜每百觔定价银十三两；滇铜运到镇江口，每百觔价银和脚费共十三两二钱。又有铜成色不足、平秤稍轻的情况，因此江、浙办理官员只购买洋铜，宁愿承担迟延的处分，也不能在十三两之外另行赔补。此后应命江、浙督抚每年除办理额定洋铜外，再预先发给银两，兼采滇铜。如果成色和秤量不足，总以节省的银两补算，每百觔以十四两五钱为标准。布政司发放价银时，不得预先扣除节省银。安徽、江西、福建三省办理铜务本来没有节省银这一项，也应听任其兼采滇铜，以补足洋铜的不足。皇帝准行。又严格禁止贩运和囤积制钱。户部议称：民间钱多，钱价就降低；钱少，钱价就上涨。应命顺天府提督衙门、五城御史不时巡查。凡有贩运钱出京城的，立即查究处理。至于京城内有奸民勾结经纪，预先把本银发给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囤积居奇，等钱价上涨后才出售，名为“长短钱”的，也应严加查禁。皇帝准行。又开设江苏、安徽鼓铸局。户部议定：江苏在苏州府开局，设置炉十二座，钱幕上用满文铸“寳苏”二字；每月开铸二夘，每夘使用对搭的生铜、熟铜二万八千八百觔，铸钱二千九百九十四串有余。安徽在江寕府开局，设置炉四座，钱幕上用满文铸“寳安”二字；每月开铸二夘，每夘使用对搭的生铜、熟铜九千六百觔，铸钱九百九十八串有余。臣等谨慎考按：当时安徽布政使司驻扎在江寕府城，所以江寕局钱幕使用“寳安”二字。又停止河南寳河局、山西寳晋局鼓铸。雍正十年，规定工部寳源局监督任职满二年，并确定满、汉二员新旧互相更代的条例。工部奏称：“寳源局监督专门负责收纳铜铅、鼓铸制钱，必须任用熟悉业务的人员，才能胜任。按照旧例任满一年就另行派员，应改为任满二年。至于每逢差满之时，如果满、汉二人一同更换，恐怕新派人员仍然不能熟悉事务，请求今后满、汉二员实行新旧互相更代。”皇帝准行。又开设四川鼓铸局。此前，四川在康熙四十二年奏请开采寕逺府所属各铜厂，到雍正元年已经请求鼓铸，后来因为矿砂产量不旺，又经议定停止。到这时，巡抚宪徳奏请在省城成都府开局，设置炉八座，钱幕上用满文铸“寳川”二字；每年开铸二十四夘，使用铜铅三十二万觔，采买滇铜和黔铅使用。如果本地采得矿铜，也立即凑足供应铸造，用所铸钱配给兵饷以及各官养廉银。户部议定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准行。停止江苏寳苏局鼓铸。雍正十一年，规定各省办理铜务时预先颁发部定法马。户部、工部奏称：各省解到的铜，赴局交收时使用部定法马弹兑，每每比解送批文上的数目短少。其原因是从前采办都使用市秤，比部定法马较轻，所以数目不相符。对于缺少的铜，命令补解，往往承办人与领解官员互相推诿，以致不能按期交纳。请今后江苏等八省都依照部里保存的经制法马，每省铸给四副；命令各督抚将上、下两运的额定铜都按照部颁法马兑收、兑解，不得再使用市秤，并命令领取解送任务的官员随身将所颁法马带到钱局。收铜时，监督将局中保存的法马校准一致，然后兑收。至于云南省，也应铸给法马一副，各省到滇地办理铜务时照此收买。”皇帝准行。

译又议定开设云南东川府钱局铸钱，运往陕西。户部议称：陕西钱价昂贵，应命云南每年铸钱十万串，发往陕西兑换成银后运回滇省。至于开设钱局，命该抚察看水陆交通适中的地方。不久，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请在东川府开局，设置炉二十八座，每年使用铜铅一百一十九万九千五百觔有余。铜由东川府所属的汤丹厂采办，铅由曲靖府所属的卑淅块泽厂采办。钱幕也铸“寳云”二字，定于雍正十二年正月开铸。铸钱发运陕西，分为头运、二运、三运，命陕西委员接收解送。每串合计工本、脚费银一两一钱一分六厘有余。又确定查验采办洋铜的条例。户部议称：各省出洋办理铜务的商人，常常因为期限宽裕，拿当年领取的帑银经营牟利，挪移新旧款项。此后命各督抚严令办理铜务的官员秉公发放价银。对于承办的商人，先查明从何处出洋，通知出口处的汛弁和地方官。从该商领取银两之日起，限期两个月备齐货物，报告该汛官；并查明是否确实是采买兑换铜货物，验明后放行出海。同时报告督抚，并取得有关官员的印结备案。如果逾期仍没有货物出海，或者所载不是采买兑换铜的货物，就严加查究该商，责令以家产追赔帑银。至于洋船进口之日，也命该汛弁和地方官查明是哪个省的铜商以及载铜数目，通报该督抚。限期一个月内，将铜船进口日期及觔数先行报告户部查核，同时立即委派官员起解。皇帝准行。又停止江西寳昌局、浙江寳浙局、湖北寳武局、湖南寳南局鼓铸。雍正十二年，重新确定钱币制度，每枚钱重一钱二分，奉 上谕：“鼓铸钱文，专门是为了便利百姓使用。铜重就会助长销毁，本钱轻就会增加私铸。原本应当随着时势随时更定，筹划变通，这样才可以平抑钱价并杜绝各种弊端。”顺治元年，每枚铸钱重一钱；顺治二年改铸为一钱二分；顺治十四年增加到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为销毁的弊端很多，仍改为一钱。后来因私铸竞相兴起，到康熙四十一年又恢复一钱四分的制度。后来铜价增加，以致工本更加沉重。朕考虑，钱重而用铜多，只会助长销毁，而且奸民不必投入重本就可以随时熔化，查缉尤其困难。这不同于私铸，私铸必须有财力的人，同时还要设置炉座、器具，比较容易查拿。如果按照顺治二年的例子，每枚铸钱重一钱二分，对于销毁者没有利润，而私铸者也困难，似乎权衡得当。着令九卿详细议论后具奏。”不久，九卿议称：“寳泉、寳源二局，现在每年正额铸钱六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串有余，每串需要工本银一两四钱三厘有余。按一串钱折合银一两计算，每年约亏折银三十万两，以致不肖奸民肆意销毁制钱。此后应改铸为每枚重一钱二分，这样钱的本钱稍轻，每年可以节省铜铅。大约各节省五十一万觔，计算下来总共可以节省银十二万八千七百余两。这样，无论销毁制钱制造器物，还是购买铜料私铸，都没有利润，确实可以长久实行。请将钱样颁发给开铸钱币的各省，一律照样鼓铸，务必使分两足额，磨锉精工。至于现在流通的一钱四分钱，如果分别提高价格，恐怕不便于百姓；如果重新改铸，对国家的财计也没有帮助，应当仍然一体通行使用。若有私自销毁制钱的，随时查获治罪。”皇帝准行。此后经户部、工部议定，现在寳泉局正额四十一夘，寳源局正额三十七夘。按照旧例，寳泉局每夘使用铜铅十二万觔，寳源局每夘使用铜铅六万斤；每铜铅百觔铸钱十串四百文，给匠工物料钱一串九百五十九文。如今新制钱每文减轻二分，寳泉局每夘节省铜铅一万七千一百四十三觔，寳源局每夘节省铜铅八千五百七十一觔。除铸造匠役的工食应照旧支领外，所用铜铅减少，熔化铜铅所需的煤、罐及物料也比从前减少。核算寳泉局每夘应减物料钱一百四十七串六百文，寳源局每夘应减物料钱七十三串八百文，按夘交库备用。此后寳泉局每夘使用铜铅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七觔有余，铸钱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串有余，给付工料钱二千二百三串二百文。寳源局仍按寳泉局的一半核算。又制定贵州办理解送京局定额铅的规定，停止商人承办的旧例。京局改定铜铅配合铸钱后，每年增加办理铅三百六十六万觔，过去由商人采办，每觔给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三分。到雍正十一年，因铅价平减，各商呈请每觔节省银一分五厘，定价为四分七厘五毫。到这时，户、工二部遵 防议称：贵州莲花、硃砂等矿厂所产白铅，每年不少于四五百万觔。各矿厂定价为每百觔银一两三钱，比商人办理确实节省很多。请从雍正十三年起，命贵州巡抚委派官员按照定额收买，分别解送户、工二局；每百觔给水脚银三两，照办理铜的例子，分为上下两运：上运于四月起解，十月到部；下运于十月起解，次年三月到部。如有迟误，将承办官员照例议处。商人办理的铅，停止采买。又，湖南桂阳州、郴州的铅矿，每年抽取税铅约五六万觔，过去一向附带商人定额铅解送户部；如今商人办理既已停止，应命湖南巡抚委派官员运解。皇上允准。到雍正十三年，因湖南铅矿厂的矿砂逐渐减少，题请暂时封闭。京局鼓铸所用的铅，全部采用贵州铅。又议准开设云南广西府局铸钱并运往京城，停止湖北、湖南、广东办理解送滇铜。奉

译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六 钱币考【四】乾隆元年颁行《乾隆通宝》钱。此前，雍正十三年九月，大学士等因 皇上登基，定于明年改元乾隆，所有开铸的钱文，应使用“乾隆通宝”，请命钱法衙门通知寳泉、寳源二局改铸。不久到了十月，户部、工部将铸成的钱式进呈，到这时颁行天下，命各省钱局按照式样鼓铸。又重新确定办理解送京局的铜数，并制定江浙海关分办洋铜的命令。署理江苏巡抚顾琮上奏说：京局所需铜觔现由滇铜、洋铜共同办理，请今后洋铜一项减少数十万觔，这样东洋出产宽裕，商船返航也会更快。至于各省承办洋铜，过去一向由委派官员前往江浙海关采办，每年由道府轮流派员；隔省的地方情形不了解，常常导致招商不实。查洋船出港、入港都由江苏上海、浙江宁波两海关查验，这两个海关是办理铜务的关键之地，过去一向委派道员管理，请立即给该道员加授兼管铜务的职衔，责令其招商办理并解送洋铜，这样才不会贻误。户部议称：此前规定五省办理洋铜二百七十七万二千觔、三省办理滇铜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觔，共计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余觔；但两局铸钱从前每文重一钱四分，后来改轻二分，每年只需铜三百三四十万觔。现在两局还有余铜，应依照该巡抚所请减少定额，每年以四百万觔为标准，滇铜、洋铜两处各办理二百万觔。除湖北、湖南、广东应办理的铜数已经留在云南铸钱并解送京城外，命云南省每年再解送铜三十三万六千八百觔交给钱局，以足二百万觔的数额。额定解送的洋铜交给江苏、浙江管理海关的道员承办，每处各办理一百万觔；在管理海关道员的官衔中加上“监督某处海关兼办铜务”的字样，换发关防。至于安徽、江西、福建三省，即停止办理铜，以归于统一。今后洋铜既归江浙海关专门办理，由本省官员管辖本省商人，不仅呼应灵便，即使众商的家产有无，也容易查考。应命该道员选择家产殷实且没有拖欠者，吊验倭照，委任其承办。洋船进口时所载铜觔如果超过二百万觔，还准许将余铜听凭各商自行出售，以平抑民间铜价。皇上允准。又停止设置铜色对牌。户部议称：解送钱局的铜觔，从前原本没有设置铜牌。后来因八省分别采买，不能统一办理，导致奸商滋生欺骗舞弊，多掺杂低劣铜，因此设置铜牌进行磨验比对。如今既然将八省的铜归云南、江苏、浙江三处采办，原设铜牌一律停止。命办理铜务各省的督抚严令承办官员，务必选择足色纯净的铜交给户部，仍命户部、工部二局监收的官员，按照未设置铜牌以前的办法秉公称量收取。如果有掺杂低劣铜、不适合鼓铸的，该堂官、委员会同钱局监督及解送官抽验熔化，并将承办官员参奏处分。亏折的铜，仍命补足解送。至于炉头称手，不得任意压低或抬高，违犯者追究治罪。皇上允准。又废止黄铜器皿的禁令。户部尚书海望上奏说：“钱文是民间日常使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不缺，价格昂贵。” 提出建议的人无不多方寻求禁止铜器的办法，但执行不当，容易造成各种弊端。铜器散布民间，民众相沿已久，一旦禁止使用，民情就会感到不便，往往拖延而不交纳；交纳了又不 交尽，缓催就会彼此观望，催逼过急则各种弊端丛生。因此，请求展期的奏章屡屡听闻，而收买完毕却遥遥无期。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诈；得到贿赂就徇私放走，无法从法律上免罪就入罪。搜括难以完尽，执法又不公平，这是第一项弊端。民间的隐情既难以上达，有司也未必都是贤能。民间缴纳铜器，有的遭到侵蚀克扣，只得到半价；有的扣除各种使费，空手而归。名义上是收铜，实际上是勒索，这是第二项弊端。这些铜的质量本来极其粗杂，再加上锈坏，一经钱局熔化，损耗很多，而工价并不减少。收买时原本耗费国库钱财，所得抵偿不了损失，对鼓铸毫无益处，这是第三项弊端。何况黄铜是用红铜和白铅搭配制成的，所以一百万觔黄铜器皿中，其中就有红铜五六十万觔。如今禁止使用黄铜却不禁止红铜，与未禁之前相比，铜的耗费反而更多，恰好会使铜价上涨，直接促使人们私自毁钱。正因为这样，在禁止黄铜以前，白铜很少；禁止黄铜以后，白铜很多。这都是奸诈的工匠销毁制钱，掺入药物煮成白色，制成器皿造成的第四项弊端。” 以上四项弊端，都必须追究根源，以寻求变通的办法。自古以来，铜价贵而钱价重，就容易发生私自销钱；铜价贱而钱价轻，就会滋生私铸。因此钱文轻重，必须随着铜价的低昂而增减。上年 世宗宪皇帝因私销的弊端，命九卿议定减轻钱的分量，每文重一钱二分，用来调剂。铜贵钱重，成效自然可观，本来就不必拘泥于禁止铜器这种尚未办妥的事务。今后请放宽铜禁，凡民间买卖，都听凭民便。只在云南、江浙办理铜务的地方设置官员、分派职务，统计户部所需铜觔数目后采办。如果有余铜，任凭百姓贩卖，那么鼓铸自然能够充裕。对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都有益处。九卿等遵 防议定：收铜及禁铜的各项规定全部停止。又增加确定云南饷钱折银的数额。奉 上谕：“朕听说云南兵饷有搭发钱文的地方，每一千文制钱折作饷银一两，而兵丁领取一千文钱，实际上不足银一两的数额，未 免不了用度拮据。应当如何变通办理，以便惠养云南省的弁兵，着云南督抚会同议定具奏。不久议定：从乾隆二年开始，每一千二百文钱折作银一两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