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三

译田赋制度 雍正元年 谕令户部：国家太平日久，人口繁盛，土地的产出仅仅能够供给人口。如果遇到荒歉，百姓的食物就会困难。将来人口一天天增加，靠什么谋生？只有开垦这一件事，对百姓最有好处。但历来开垦的弊端，从州县直到督抚，都要索取陋规，导致开垦荒地的费用超过购买土地的价格，百姓畏惧退缩，不敢向前，往往使肥沃的土地荒废不用，这难道不可惜吗？今后各省凡有可以开垦的地方，听凭百姓自行察看地势是否适宜，自行开垦、自行申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书吏也不得阻挠。至于升科的规定，水田仍按六年起科，旱田按十年起科，著为定例。府、州、县官能够劝导百姓开垦地亩较多的，准许议叙；督抚大员能够督率所属各处开垦地亩较多的，也准许议叙。务必使田野没有荒地，家家富足、人人丰足，以符合朕使百姓富裕、风俗敦厚的心意。户部议准：山西、河南、山东等处闲置荒芜的土地，命令各省督抚转令各州县卫所确实查明；如有未开垦的荒地，无论从前有没有人在那里种过地，都要劝导开垦。有力量的，命令自行准备耕牛和种子；没有力量的，由官府借给耕牛和种子，秋收后归还官府；起科以后，由官府发给执照，永远作为其产业。又因为濒临江河、靠近海边的地区，定例每十年清丈一次，担心不到十年就有坍塌或淤涨的，命令各州县卫所官员随时清查，坍塌的立即豁免，淤涨的立即升科，不得让书吏借端索取钱财。这一年又议准各省督抚，在州县开始征收钱粮时，命令该府选拔贤能官员，与主管官员共同封存银柜；过十日或二十日，另行委派贤能官员或佐贰、教职官员，当众拆封，立即起解。如有徇私隐瞒，该府连同所委官员一并题报，议定处分。二年 谕令直省督抚等：朕认为抚养百姓的道理，以使物资充足为首要。自朕登基以来，没有一刻不挂念百姓的生活，重视农业、致力于根本，已经三令五申了。但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只有这些数量。若不率领天下农民竭力耕种，兼收并获、加倍收成，想使家室富足安宁，必不 能做到。《周官》所记载的巡察庄稼的官员，不止一人。又有保介、田畯，每天都在田间，都是为督课农业而设置的。如今督课农业虽然没有专职官员，但是从督抚以下，谁不兼任这个职责呢？各自督率所属官员，尽心尽力地劝导，并且不时访察百姓的疾苦；凡有丝毫妨碍农业的事情，一定要替他们除去。仍要在每乡选择一两个勤劳耕作的老农，优厚地给予奖赏，以表示鼓励。这样，农民知道受到劝勉，懒惰的人也可以转变为勤劳的人。又要在房屋旁、田地边，以及荒山等不能耕种的地方，考察土地适宜性，种植树木；桑树、柘树可以供养蚕，枣树、栗树可以补助食物，乌桕、梧桐可以供给使用，即使榛树、楛树等杂木，也足以供烧火和防备之用。命令有关官员督率、指点，督促种植；仍要严格禁止不合时令砍伐、牛羊践踏和奸徒盗窃，这对百姓的利益也不小。至于繁殖饲养牲畜，如北方的羊、南方的猪，都要依法牧养，按时繁殖，对生计也不是没有好处。总之，平民非常愚昧，经营衣食并非不迫切，但对于眼前自然存在的利益，反而多有忽略。所依靠的是亲民之官，应当周详委曲地从多方面劝导，使百姓踊跃争先，不遗余力，而土地的利益才可以充分发挥。这样不但可以使百姓的生活富裕，风俗也可以恢复淳厚。该督抚等官员，都要体察朕恳切爱民的心意，诚心实意地奉行。如果把它看作具文，敷衍塞责、粉饰应付，或者反而因此扰民，那就尤其不可以了。又 谕令：百姓完纳钱粮，应当让每一户都到官府缴纳，不许里长、甲头巧立名目。听说有不肖的生员、监生倚仗自己有功名，动辄包揽同姓人的钱粮，把它当作自己的钱粮。秀才自称儒户，监生自称宦户，每逢征收时便拖延拖欠，不立即缴纳。该督抚立即向纳粮户晓谕，取消儒户、宦户的名目；如果再有抗拒顽抗的，立即严惩。又 谕令：朕认为四民以士为首，农居其次，工商业居于其下。汉代有力田、孝悌的科目，而市井人家的子孙不得出仕做官，重视农业、抑制末业的意思，大概接近古代。士子读书修养品行，学业有成后出仕为国家效力，国家用爵位俸禄来荣耀他们；而农民辛勤劳作，手掌生茧、脚底结痂，用来供应租赋，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他们敦厚淳朴的行为，哪里只是工商业者赶不上，也不是不肖士人所能达到的。虽然荣宠并非他们所向往的，但奖赏应当有所增加。命令州县有关官员选出勤劳俭朴、本人没有过失的老农，每年推举一人，给以八品顶带，用来荣耀本人以示鼓励。到了七年，因为直省所推举的老农中有冒滥生事的，命令督抚查明后全部革退，另行选人题报补授。过去有的或许因行贿请托、谋求营求而得到这一资格的，准许老农和保送的官员自行首告，但只革去老农的顶带，免除治罪。又 谕令户部：听说州县亏空钱粮，有全属百姓代为赔补的，名义上叫作乐捐，实际上是强行摊派。今后著令禁止。总理王大臣覆议【原文作“防议”】：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火耗提解归公的一道奏疏，议定采纳。谕令说：州县的火耗，本来不是应有的款项，但全省的公费、各官的养廉银，有不得不从这里取得的；然而这件事不能公开明说。朕并非不愿天下州县分毫不向百姓取用，只是形势上有所不能。而且历来的火耗都在州县，加派横征，侵蚀国库，亏空的数额不下数百余万。推究其原因，州县征收火耗后分送上司，各上司日常使用的资财都从州县取得，以致火耗之外，各种馈送名目繁多，所以州县有了借口而肆意贪婪，上司有所顾忌徇私而不肯参奏【原文作“防奏”】。这是从来积累下来的弊病，是应当剔除的。与其让州县留存火耗来供养上司，

译哪里如同由上司拨出火耗来供养州县呢？你们奏称火耗的分数不能不分别酌定。朕想一省之内，州县有大小，钱粮有多少。土地大、钱粮多的州县，少收一些火耗就足以供给养廉；如果在土地小、钱粮少的州县实行，就不行了。火耗不规定固定分数，地方遇到差役多、事务繁重的时候，可以酌量收取以补助使用；如果这一年差役少、事务简便，耗羡就可以减少。又或者遇到不肖官员，一时增加火耗；遇到清廉自守的官员，自然可以减免。如果酌定固定分数，将来竟会成为定额，必然导致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就是火耗分数不能酌定的原因。又奏称提解火耗时，州县应得的款项听任按数扣存，不必解上去后再拨回等语。如今州县征收钱粮，都是百姓封好投入柜中，拆封起解时，由同城官员共同验看，耗羡和正项一同起解，一分一毫也不能落入自己手中。州县都知道增加火耗对自己没有好处，谁肯额外加征呢？因此提解火耗，既可以供给上下官员的养廉费用，又可以留作弥补亏空，对国家的财政有益。如果把州县应得的数目扣存在州县，势必在额外增加的基础上又增加，私下巧取，超过应得的数目，使百姓受到负担。何况归属于督抚的火耗，显然有依据；归属于州县的，却难以保证不被贪官侵吞【原文作“贪防”】。这就是州县的羡余不能扣存的原因。法令有根据时势而制定、灵活变通的，例如人有疾病，就根据病症用药，病好了就停止用药。如今提解火耗，本来是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理完毕，府库充裕，有关官员都知道自我约束，提解自然不必实行，火耗也可以逐渐减少。朕对臣下的期望非常殷切，即使是州县官员，也希望他们成为皋陶、后稷、契这样的贤臣，从此各自更加勉励，不要侵蚀官府钱财，不要贪婪剥削百姓。各省火耗逐渐减轻，直至全部革除，这是朕的愿望。各省能够实行的，听任其举行；不能实行的，也不必强行。自山西提解火耗以后，各直省依次举行，以供给官吏养廉以及其他公用。钱粮少的地方，有的用税课盈余来补助。由此，有关官员不能再向百姓滥取钱财，而公用也不至于匮乏。实行数年以后，上下都认为便利。臣等谨慎考察：钱粮出自田地，火耗则加在钱粮之外。“火耗”这个名称，自明代以来才有。大概是由于实物本色改为折银，向百姓征取时数额不一，而解送户部时成色却有定额。销熔之际不免有损耗，州县催征时不得不稍微多取一些，以补足损耗的数额，这也如同粮米有耗米一样。等到这种做法实行久了，州县向小民加重征敛，上司又向州县苛索，火耗一天天增加。因循敷衍，把它看作应得之物，一遇到公务加派、私自征收，都从民间取用，又不只是加重火耗而已。这些情况的根由，都是因为有司没有养廉防费的经费，而民间又日益承受科派的负担。自从实行提解火耗的办法，有司的养廉防费从这里酌情拨给，地方的公用也从这里支取，百姓永远不会再有借名苛派的负担，而官吏也能真正做到洁己奉公。加在百姓身上的不多，给百姓带来的益处却很大。这就是所谓上面不耽误公事，下面不困扰百姓，通权达变、最为公正完善的办法。这一年，命令督抚率领府、州、县官员举行劝农活动：春天到来时劝导耕种，秋天到来时劝导收获。有轻视民间疾苦、不能切实奉行的人，按失职论处。又议定，各省州县将下一年征粮的红簿在上一年十月内申送布政司，由布政司加盖印信，在开征前发给各州县，征收时当着花户的面登记填写串票。上司盘查时，就取布政司加盖印信的红簿，核对征收卯簿。主管官员必须亲自核对完纳和拖欠情况，不得假手于户房。至于民间缴纳的银两成色不足，本来应当销熔提炼，但州县设置官匠，因而使百姓承受的负担很多。命地方官选择几名诚实可靠的银匠，联名互相担保，听任百姓投到银匠铺中销熔。又 谕令：民间缴纳钱粮，采用自行封装投柜的办法，也属于便利百姓的措施。但偶尔有短少的地方，就命令缴纳者补足。每次往往多索取，数额超过所短少的部分。按理应当把原银发还，仍在原封内按数额补足后交纳，这样才可以避免多索取的弊端。命直隶等省把发遣的犯人送往西宁开垦。西宁布隆吉尔地方遥远，愿意前往开垦土地的人很少。议定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流人犯中连同家口发遣的人，凡是能够种地的，命令他们前往开垦。刚到时，由地方官拨给田地，动用正项钱粮，购买种子、牛只分给他们。其应征收的粮草，照例从三年起征科赋。这一年，总计天下田土共六百八十三万七千九百一十四顷二十七亩有余，田赋银二千六百三十六万二千五百四十一两，粮四百七十三万一千四百石有余，草十万五千四百九十一束。各有余草三百零七束。顺天府计有六万八千四百五十顷二十二亩有余，田赋银一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九两，粟米三百八十石，豆三千四百七十石，籽粒五十八石，各有余草三百零七束。直隶计有五十五万七千四百九十二顷九十四亩有余，田赋银一百九十万六千九百三十三两，米粮一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二石，麦四十二石，豆七千七百八十六石，各有余，草八万五千六百八十一束。奉天锦州二府计有五千八百六顷五十八亩有余，田赋米三万八千七十石有余。江南江苏计有六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一顷二十七亩有余，田赋银三百七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二两，米豆二十七万六千八百三十八石，各有余。安徽计有三十二万九千九百八十六顷八十四亩有余，田赋银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六两，粮一十七万九千九百七十二石，各有余。其中折色粮三万五千二百十三石有余。山西计有四十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三顷八十八亩有余，田赋银二百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二十七两，另有地差、课程等项银一十万六千七百九十八两，粮四万五千七百七十石，各有余。

译山东计有九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一顷四十六亩有余，田赋银三百万七千九百四十六两，米四十七万四千三十七石，麦三万四千七百四十七石，谷八百八石，各有余。河南计有六十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四顷四十三亩有余，田赋银二百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五十三两有余。陕西西安计有二十五万八千四百四十二顷八十亩，田赋银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五两，本色粮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二石，折色粮八十六万九千一百四十四石，各有余，草一万五千五百四十二束。巩昌计有一十一万七千七百六顷六十三亩有余，田赋银十九万六千三百四十三两，粮二万三千七十四石，草三千五百八十二束，各有余。浙江计有四十五万六千九百三顷四十三亩有余，田赋银二百六十九万五千四百三十二两，米一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五十八石，各有余。江西计有四十七万八千六百三十一顷六十六亩有余，田赋银一百一十七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两，米一十二万七千四百五十二石有余。湖广湖北计有五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一顷一十一亩有余，田赋银九十八万八千六百五十六两，米一十五万七千二十七石，各有余，豆五十三石。湖南计有三十万五千二百七十六顷六十四亩有余，田赋银一百九万二千六百三十四两，米十四万九千六百一石，各有余。四川计有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六顷一十六亩有余，田赋银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五两，米五万七千一百十九石，各有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九石〕 福建计有三十万五千二百七十六顷六十四亩有余，田赋银一百十七万四千四百四十五两，米一十二万七千八十石，各有余。广东计有三十一万二千四百七十四顷六十四亩有余，田赋银八十六万五千九百二十七两有余，遇到闰年加征银一万九千三百一十九两有余，米二十四万七千八百四石有余，遇到闰年加征米一百五十四石有余。广西计有七万九千五百三十二顷七十一亩有余，田赋银三十万八千一百二十四两有余，米一十二万七百二十六石有余，其中折色米三万八千九百二十七石有余，每石折征银八钱，共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二两有余。云南计有六万四千一百十四顷九十五亩有余，田赋银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七两，米一十四万一千三百七十八石，杂征粮一千六百二石，各有余。贵州计有一万二千二百九十顷四十三亩有余，田赋银五万七千七百八十八两，米一十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石，豆七百五十五石，各有余。臣等谨慎考察：以上是根据雍正二年的奏销册记载，与康熙二十四年的奏销实际数额相比，共增加田七十五万九千四百八十四顷二十六亩，赋银一百九十一万二千八百十七两，粮四十万二百六十九石，草六千六百九十八束。后来江南、江西、浙江浮粮的额数蠲免至六十余万两，现在把原数记载在这里，并大书蠲免之事。诏书在后面更加说明了减损上面、增益下面的 恩德和心意，是深厚而又深厚的了。三年。谕：周礼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治理国家、规划田野。”孟子也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疆界所涉及的事情，确实极其重要。历来两省交界的地方，界限多有不清楚的，云、贵、川、广等省尤其严重；甚至一省之内，各州县的地界也有不清楚的。每逢发生命案、盗案等事情，就互相推诿；遇到矿厂、盐、茶等有利可图的事情，就互相争夺，这很不符合平息事端、安定百姓的本意。各省督抚应共同发誓秉持公心，不存私见，详细清查。如果与邻省的地界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由两省各自委派贤能官员，共同勘察确定；如果本省地界内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委派本省贤能官员勘定。土地都是朕的土地，人民都是朕的臣民，这里有余、那里不足，全都在朕的版图之内，不容分别看待。即使地界有时有难以确定的地方，只要平心静气地勘察划定，即使稍有不协调，但一旦确定以后，长久都可以遵照依据，地方上永远不再推诿争夺，益处很大。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奏请酌情减少苏松浮粮。皇上说：“苏松的浮粮，当日户部大臣从未上奏，我一直很挂念。” 皇考圣明的心意多次颁下 谕旨，本来想施恩减免，然而当时大臣以旧额沿用已久、国家赋税关系极其重大为由，多次上奏说不应裁减，固执地坚持复奏。凡是国家大事，因循或改革、减损或增加，都必须由君臣共同谋议、统一意见，才可以施行。如果 皇考违背众议而独断专行，既不符合广泛谋议、众人同意的道理，而且恐怕一时减免以后，倘若后来国用不足，又会成为引发议论的端由，因此听从众议而中止了此事；然而 圣上的慈爱又挂念苏松，广施深厚恩泽，多次蠲免旧欠以舒缓民力，数额比其他地方多，这也就与减免正额没有差别了。如今怡亲王等尽心筹划，斟酌后上奏请求，非常值得嘉奖。朕仰体 皇考爱护百姓、宽减赋税的深厚心愿，准许将苏州府正额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正额银蠲免十五万两。《论语》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周易》说：“减损上面，增益下面，百姓的喜悦没有边际。”朕只愿百姓富足，时时存有增益百姓的心意。因此特别施予恩惠，定为固定条例。可以命令有关地方知悉施行。” 这一年，又蠲免江西南昌府额征银七万五千五百五十两。四年。谕：钱粮火耗，各省旧例也有多少不同。倘若地方官员在应当收取的数额之外稍有加重，朕一定会访察得知，严厉治罪。清丈张家口以外的土地，限期招人耕种。设置张家口同知一员，管理口外田地。把田地分为十分，限期招种。如果招种达到八分以上，就上奏请求议叙；不足五分，就上奏请求议处。仍然在每年六月中造册送交户部，年末按照册籍上奏报告，以免发生捏造报告、遗漏粮额的弊端。五年。

译谕：自古帝王治理国家、使百姓和谐安定，没有不把重视农业作为首要事务的。《尚书》陈述无逸之戒，首先说明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诗经》记载豳风，详细叙述田家辛勤劳作。孟子说：“百姓的事情不可拖延。”大概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上天。农业，是帝王用来承受天意、养育人民、实现长久安定治理的根本。我国家安抚治理天下。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施行深厚的仁德恩泽，使百姓休养生息，户口日益增加，人口更加繁盛。然而直省之内土地并没有增加，近年以来，各处都有收成，遭受水灾歉收的也不过是几个州县罢了。可是米价于是逐渐显得昂贵，闽、广之间很有粮食不够的忧虑，只能希望从邻省的良田土地得到接济。所生产的粮食和从前一样，而民间需要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不足以供给支出，因此米少而价格上涨，这也是情势和道理必然导致的结果。米谷是养活生命的宝物，既然依靠它生存，就应当格外珍惜爱护，不可存有轻易丢弃的念头；况且需要它的人很多，更应当随时节约，不可放纵口腹之欲。每个人如果能够节省一勺，对自己来说不觉得少，但积少成多，就可以多养活几个人。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积存的难道不是更多、养活的人难道不是更多吗？养生家把少吃作为要诀，固然是用来调养精神、保养和气，也是在节约用度、珍惜福分。况且脾主诚信，习惯之后便会成为自然。常见少吃的人，他们的精神气力和身体从来没有不强健的，这是明显可以看见的。至于各省土地，不能种植五谷的地方，不妨种植其他东西来获利；可以种植五谷的地方，就应当把它看作宝地，勤加开垦治理。难道可以舍弃根本而追逐末务，抛弃肥沃的良田而改作果木园地，废弃供日常饮食的固定产业，只为侥幸谋求赢余的利益吗？至于烟叶这一种作物，对活人的日常使用毫无益处，而种植它又必定选择肥沃良好的土地，更是严重妨碍农业的事情。小民计较细微得失，而且只顾眼前，不替长远打算，所以在谋求利益时，如果让他们舍弃多的而取得少的、放弃重利而追求轻利，必定不是他们心里愿意的；地方官如果突然用法律约束他们，形势上也有难以实行之处。只有依靠贤能的有司恳切地劝告晓谕，使小民醒悟，知道耕种收获关系自身性命，没有农业就不能生活，其他事情都不足以依靠，那么众人的情绪就会踊跃，不等督促考核，也都会在田地里尽力耕作。朕听说江南、江西、湖广、粤东几省，有一年两熟的稻谷，风俗既然如此，却仍然到了缺粮的地步，这是土地的生产能力有余，而播种种植的功夫不足，难道不是小民习惯于懒惰，而有司的教化引导没有做到位吗？有人或许说：米谷太多，就会价格低贱而难以卖出，古人有“谷贱伤农”的说法，谚语所谓“熟荒”，这不必过分忧虑。假如小民勤于耕作，收获丰盛，以至于价格低贱、难以售出，朕一定多发官价收购，使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良民获利并有余资。朕一生爱惜米谷，每次进食时，即使一粒米也不肯抛弃。以朕享用天下供奉的珍馐美食，难道还担心天府粮仓供应不足吗？而之所以这样节约爱惜，实在出于天性自然的敬畏谨慎，并非由于勉强；况且米谷是上天赐予、用来使万民生存成长的东西，朕作为天下百姓的生身之主，只有敬慎珍重，仰望祈求风雨按时顺调，年年获得丰收，使小民家家都有储藏，人人歌唱乐土。你们士绅、读书人和百姓，难道就不替自己一身一家打算吗？如果果真用心爱惜、随时节约，那么上天一定会频频赐予恩惠，使你们长久享有丰足安宁的福分。如果放纵情欲、糟蹋天物，就一定会上触天怒，不但不会得到赐予，水旱灾害和灾异之事也都不能避免。这个道理难道会有差错吗？又听说江西、广西地方，竟然有用米谷喂养猪豕的。试想，谷物和肉食相比，哪一种重要，哪一种轻微；哪一种紧急，哪一种缓慢？却把上天所赐、由小民终年辛苦所得的东西，用来豢养牲畜，难道不是触犯天和、轻视民命吗？朕这样恳切地训诫晓谕，只希望天下人专心从事根本行业，以杜绝浮华靡费，爱惜物力，以谋求长远，共同体察朕的心意，那么你们的家室一定会达到丰饶，你们的子孙一定会绵延享受福泽。要思考这些，要思考这些，不要忽视朕的话。命令把这些话晓谕内外官员、士绅和百姓等，并通行于远方乡村偏僻地区，使所有人都听闻知晓。又命令直隶州县劝导百姓在村坊种植枣树、栗树，在河堤旁种柳树，在陂塘、淀泽中种菱、藕，蓄养鱼和鳬；土地适宜种桑麻的地方，更应当勤于栽种。每年地方官将某村某坊种树的数量申报上司。又 谕令：开垦土地，本来应当随开垦随申报，隐匿不报的罪责，定例规定得非常严厉。只是法令实行久了弊端就产生了，于是出现开垦多而申报少的情况，有的是被民间隐漏了，有的是被官吏侵吞渔利了。积久相沿，直到多年以后，奸民猾吏担心一旦主动申报，势必追究从前欺骗隐匿的地方，因而想方设法回避，百般掩藏。在隐瞒粮税、漏报科税之外，又增加了欺骗规避的重罪。现在朕特意施行宽大的恩典，准许各省官民自行首报，将从前侵吞隐匿的罪责一概宽免。从前尚未缴纳的钱粮，也不再追究。限定一年期限，令其首报，统一从雍正七年起列入赋额征收解送。倘若超过期限仍不首报，后来又被查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一定从重治罪。此前户部议准山东开垦土地而由官民隐匿未报的，限令一年，准其自行首报。后来山东巡抚上奏，首报土地一千七百四十余顷，于雍正五年列入赋额征收解送，所以有了这道谕令。谕令：明年又把期限延长六个月。又。谕令：各省之中，赋税最多的，没有比得上江南的苏、松二府和浙江的嘉、湖二府的；每府多到数十万，地方百姓免不了难以输纳。查考苏、松、嘉、湖赋税加重的原因，大概始于明初洪武年间：四府百姓曾替张士诚坚守，所以平定以后，登记这些富民的田地作为官田，按照民间租额定为赋税额。张士诚据险固守的罪过，在张士诚一人，但却归罪于百姓，增加他们的赋税，这是洪武时期的苛政。明朝二百多年间，减免和恢复的情况不一；我朝定都以来，也照明朝旧例征收，大概是因为陆续办理军需，所需经费有其用途，不便立即裁减。朕的 皇考圣祖仁皇帝常常谈到这件事。雍正三年，朕仰体 皇考多年宽减赋税的

译圣心，将苏、松二府额定征收的浮粮豁免。当时颁发的谕旨说得很清楚，本来想对嘉、湖二府一体施恩；因为浙江风俗浇薄败坏，正需要教化引导，不便使他们产生希望蒙受恩泽的心，所以暂时停止。如今看到浙江风俗逐渐转变，将来有希望改行迁善，朕心深感欣慰，特意施行恩惠。嘉兴府额定征收银四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着减十分之一，计算免银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两有余；湖州府额定征收银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余两，着减十分之一，计算免银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两有余。两府共免银八万七千二百两有余，永远作为定例。着令该督抚督率所属官员恭敬谨慎地奉行，以符合朕减免赋税、体恤百姓的心意。臣等谨按：苏、松、嘉、湖的赋税比其他省份特别沉重，是由于明初登记富民的田地作为官田，按照民间租额定为官粮额，于是出现每亩征收一石以上的情况。宣德以后多次减少官田的赋额，但官田和民田的轻重始终相差悬殊，租种官田的人不堪其负担。到了嘉靖时期，才实行权宜办法，将官田、民田合并计算，把官田的重税摊入民田，于是佃种官田者的困苦稍有缓解，但赋税额高于其他省份的情况始终不能议定减免。我 圣祖加恩于东南，旧欠新欠屡次 下诏予以豁免。世宗仰承 先帝的志愿，依次豁免四府的浮粮，减少每年赋额五十余万两，革除明朝二百多年沿袭下来的弊政，三吴百姓感戴恩德、怀念仁政，永远没有穷尽。《周易》说：“损上益下，其道大光”，这难道不是盛德之举吗！准许云南、贵州二省广泛开垦土地。凡由地方招募开垦以及官员、贡生捐资开垦的，按照户数多少议定叙用；开垦成熟的田地归佃户所有，从第二年开始征税。民间自行开垦的，按照规定年限开始征税；这些田地都发给执照，作为永久产业。将江南河流淤积形成的土地交给百姓耕种。江南省安河淀至水家墩一带，新近淤积形成的肥沃土地有数千余顷，派部院司官一员，会同该地方官和河务官逐亩丈量查勘。山阳县、盐城县近年海口深深疏通，水流沿正道通行，所有低洼积水地和水淀都已经干涸成为高地；又丈量出海口新近干涸的土地六千余顷，共计土地一万八千余顷，令查丈官员会同该督抚共同丈量查勘，分别确定年限，均交给士民等领种并缴纳租税。又因各省州县有些荒地难以开垦恢复，例如积盐尚未消除、浮沙漫涨、山石贫瘠、低洼积水的地区，令该督抚将实际情形说明，仍令所属设法开垦，不列入年限之内。六年。谕令各省督抚、布政使等：根据土地情况征收贡赋，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遵守法令、奉公办事，是百姓的一贯本性。绝没有享有土地利益却不愿缴纳正当赋税、以致触犯法律获罪的人。为什么钱粮亏空拖欠的弊病积久相沿，难以整 治呢？这是因为书吏从中饱私囊的祸患还没有除去。有的由于包揽钱粮并据为己有，有的由于涂改、洗换串票，有的把投入柜中的银两钩封后盗取，有的把应当比照追究的欠户匿名而免于追查，各种弊端不胜枚举。其原因在于钱粮完纳、拖欠的详细数目，官府从未向百姓公开；官府方面认为是百姓拖欠，百姓方面却以为自己已经缴清，所以书吏得以作奸，而官府和百姓一同受到蒙蔽。应当责令州县官，每年令各庄、各里的书手，将所管欠户名下已经缴纳的银粮多少、尚欠多少，逐一开列清楚，呈送州县官核对无误后，立即盖印公布，张贴在各里，使欠粮百姓家喻户晓。若有书吏中饱等弊端，允许持串票具状控告，这样书吏就不能肆意进行奸盗了。又如不肖有司借端侵吞渔利、以新账掩盖旧账的弊端，也不可不察。朕因各省旧欠很多，恐怕民力难以输纳，格外施恩，准许分年带征。应征数额中，有限定在十年以内的，也有宽限到十年以外的，斟酌数额多少，分别远近办理，这是朕爱护养育百姓的至意，期望百姓的欠项容易缴清，而民力可以得到宽解。可是听说有些不肖州县官，另立私册，在每年应征的分数之外，超过额数多收。到了报送解缴的时候，只按照分年分数起解，该管上司因为已经按数起解，便不再进行查核，于是这些多征的数额就任由他们侵吞挪用，又形成亏空欠项。而且民间看到已经缴纳的数额只是供官吏侵吞渔利，也就怠于急公奉上的心意，抗拒、拖延欠缴的事情由此发生。朕认为分年带征的项目，也应当把每户名下每年应缴多少详细开列，张榜晓谕，令其按数缴纳，违者以抗拒缴粮之罪论处。倘若有急公奉上的良民在分数之外多缴，所在州县官应当加以奖励，并据实详细上报。若州县官确实能够劝导百姓按照应征分数多缴若干，着令督抚具文题报，照例议叙。这以上两条，是根据朕所听闻的情况书写公布的；至于应当如何因地制宜，以及斟酌制定法律的地方，总在地方大员详细察看弊端，权衡利弊，督率所属官员，真心实意办理。如果真能得到忠诚而能防止奸弊的人，自然没有不能清理整顿的事情。治理赋税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革除弊端才能建立政务；承担地方重任的人，应当慎重思考。这一年实行顺庄编里的办法。议定顺庄编里，编造确实的户名。比如一人拥有数甲、数都的田地，却分立为数个户名的，合并为一户；或者原本一户而实际上是数人共有的产业，就分别立为确实的户名。田亩尚未卖出而迁居他处的，在征收钱粮时申报改正田地所属。人在此县而田地属于彼县的，就按照本籍名目另立名册，限期逐户催缴。规定沿江、滨海的田地五年丈量一次；新开垦的升入赋税等则，坍塌的免除赋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准许宁夏所属插汉托辉地方招募百姓开垦种植。宁夏东北的插汉托辉地方，南北延伸一百多里，东西宽四五十里，宽窄有二三十里不等。东至黄河，西到西河；土地平坦肥沃，可以开垦成田。派大臣会同督抚疏浚治理河渠，招募百姓开垦种植，官府借给建房、牛具、种子的费用。凡陜西各属没有产业而愿意前往的民户，按照路程远近给予路费，每户按一百亩作为世代产业。又

译谕令说：过去因为四川田地隐匿的很多，以致奸猾之徒侵凌百姓、互相告发，所以派科道官员前往清查丈量。又颁发谕旨：如果有额定粮税稍重的州县，就比照附近适中的征税等级，令其核减，以宽解民力。大概土地多而粮税少的，应当按照等级增加；土地少而粮税多的，应当查明减免。这就是朕的本意。近来听说该省州县中有土地少而粮税多的地方，竟是历年地方官勉强加增造成的，这次清查丈量并未酌情减免。比如成都、华阳、郫县、温江等处都是这样，其他州县或许还有类似情况，着令巡抚宪德责令布政使高维新等再次确实查核；若有粮赋稍重的地方，就据实上奏减免，以符合朕均平赋税、体恤百姓的心意。户部议准四川成都等二十州县，上等田每亩以四分六厘至八分四厘有余起征，中等田每亩以三分六厘有余至七分八厘起征，下等田每亩以二分二厘有余至五分八厘起征。新增加的上等地每亩以一分五毫至一分三厘有余起征，中等地每亩以七厘五丝至八厘九毫有余起征，原册记载的中等地每亩以一分七厘至四分二厘有余起征，下等地每亩以七厘八毫至二分八厘有余起征，统统按照均定的征税等级，依限征收缴纳。准许四川报告开垦的田地，分别规定年限开始征收赋税。此前，雍正四年，命令四川督抚劝告所属地方开垦荒地；如果百姓和苗民愚昧，不懂开垦的方法，就选择湖广、江西在四川的老农，供给衣食，让他们教导开垦；等到取得成效时，就上奏授予老农顶戴官职，送他们回原籍；不愿回去的，听凭其自便。雍正六年议准，各省进入四川的民人，每户酌情给予水田三十亩，或旱田五十亩；如果有子弟以及兄弟的儿子成丁，每一丁增加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确实因老少丁口多而不能养活的，临时酌情增加。除拨给的数量之外，如有多出三五亩的土地，也准许一并给予开垦。对于零散而不能连成坵段的土地，就近酌情安置，发给照票让其收执并据以管理产业。到这时，松茂道所属报告开垦荒田九百一十二顷六十七亩、荒地七千二百七十九顷一十八亩；川东道所属报告开垦荒田三千九百四十九顷三十二亩、荒地九千八百六十二顷六十八亩；永宁道所属报告开垦荒田一千九百八十一顷三十亩、荒地三千七百二十七顷六十八亩；建昌道所属报告开垦荒田一十二顷六十六亩、荒地三十七顷二十一亩。各处零散的荒田，开垦耕种六年后开始征税；荒地开垦耕种十年后开始征税。到雍正十一年，又因苗疆山林、坡冈之间仍未完全开辟，命令招募民人开垦耕种，酌情确定年限，分别开始征税。又 谕令安西、沙州等处招募民人屯田开垦。原先议定三年后升科，从民户到齐之日起计算，到辛亥年才按例应当缴纳赋税；但百姓刚刚安置下来，公事和私事难以兼顾，着令宽限两年，到癸丑年升科。重申三联串票的办法。仓场侍郎岳尔岱等说：联结三版串票的办法，应当命令有漕粮的地方统一实行。今后州县征收粮米时，预先把各里各甲花户的姓名填定，联结三版串票：一份给纳户作为执照，一份给经承登记销册，一份存留州县查对。按照户籍征收，对照册籍缴清后，立即截给票据让其归农。没有截给票据的，就是欠户，应当查明摘录并追缴考核。如果有粮没有票，或有票没有粮，就是书吏侵吞，应立即监禁严追。谕令湖南新设的永顺府，命令有产业的人家限期一年内自行申报，分别升科。永顺府过去隶属于永顺、保靖、桑植三个土司，每年秋粮共二百八十两，其中永顺一百六十两、保靖九十六两、桑植二十四两，都是由土司交纳；虽有秋粮之名，实际上并不是按田亩征收。永顺称为火坑钱，民间每设置一个炊爨火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称为锄头钱，每一把锄头进山缴银三五钱不等；桑植称为烟火钱，数额与火坑钱相同。所交的秋粮，就从这些钱中酌量拨解。至于成熟的田地，土官多选择肥沃的自行收种，或者被舍把、头人分占；民间只有零星贫瘠的土地，每年还要被杂派数次，征收轻重任意，这就是土司向百姓征取的陋规。改土归流以后，有司有的按土户平均摊派，有的按照土司田种旧册摊派，以缴足秋粮二百八十两；与土司的陋规相比，所征不到十分之一，百姓都欢欣乐意缴纳。然而没有田地的人家，有的因火坑钱等项目还没有完全革除而受累；有能力的人家又多隐瞒占有田亩，不缴纳赋税。特谕将永顺一府的秋粮免除一年。对于有产业的人家，有司要详细说明情况并加以劝谕，限一年内自行申报，由官府发给印照，作为永久产业；按照田地肥瘠分别升科。如有隐瞒漏报，照例追究治罪。一切杂派和私自征收，严令禁止革除。又 谕令陕西、四川地方民风淳厚朴实，多年来拖欠赋税很少。查照每年征收钱粮的期限，四月缴完一半，十月全部缴完，这是定例。朕考虑四月、十月既然到了缴纳赋税的期限，百姓就必须预先筹办，也就是在麦谷尚未收获时，便要筹划输纳。有的因为借贷而受富户剥削，有的因为提前出售而大大亏损价格。而且像甘肃地方有征收本色粮的，如果在粮谷尚未收获以前，更加困窘。历来四川、陕西的钱粮既没有拖欠的陋习，着令将四月缴完一半的期限宽限到六月，十月全部缴完的期限宽限到十一月，等夏麦、秋禾打场收获之后，从容缴纳赋税。雍正十年 谕令江南苏州、松江等处：这里的财赋居天下第一，但历年积欠也比其他省份最多。特地派遣大臣、官员会同地方有司，彻底清查，分别列出官员侵吞、书吏侵蚀、百姓拖欠三项，以革除含混不清的弊端。朕因江苏拖欠赋税的积弊滋生，所以举行这次清查，是为了治理国家财政，整顿吏治，消除百姓的负担。

译只是想到官员差役的侵蚀、奸徒的包揽，损害国库、危害百姓，法律所不能宽宥。而百姓拖欠累累，也都是抗拒玩忽、疲沓顽梗的习气日积月累造成的。如今如果一概予以豁免，不但贪官奸吏反而不知道受到惩戒，而且顽劣的欠户沾受恩惠，自以为占了便宜，而急公奉法的人却得不到好处，这不是使百姓富足、改善风俗的办法。今后从雍正十年开始，把侵蚀、包揽的款项分作十年带征，把确实属于民欠的款项分作二十年带征。如果本年应带征的款项缴纳了若干，就按照所缴的数额，免除次年应征的粮额。如果官吏、百姓等果真知道悔过，在每年带征额数之外多缴若干，就把次年的钱粮按照多缴的数额予以豁免；这样，朕清理积欠的钱粮并没有丝毫进入官府，实际上全都化作万民普遍得到的恩泽。该督抚要督率地方官切实奉行，如有滋生事端、使百姓受累的，治罪。此前，雍正三年，江苏巡抚张楷上疏说：臣查江苏省历年的钱粮完欠册卷，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为止，萧县、赣榆县没有欠额，泰州、砀山县、仪征县、江浦县只欠数百两。嘉定、长洲等四十七州县，尚有未完的地丁、漕项等银，积欠达到八百八十一万多两。江苏每年额定征收银三百五十三万多两，再加上历年的旧欠，共一千二百三十四万多两；耗尽百姓一年所得，也断然难以责令全部缴清。请把各属旧欠银两平均分作十份，从雍正四年开始，每年限期缴完一份，十年按数征完。嘉定一县积欠银共一百四十多万两，应平均分作十五份分年征收；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县、长洲九县，积欠从四十万到六十多万两不等，应平均分作十二份分年征收。皇上深为采纳，下令交付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六年又…… 命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清查江南拖欠的赋税，到雍正九年事情办完。合计历年各属积欠达到一千一十一万六千多两，其中侵蚀、包揽的有四百七十二万六千多两，确实属于民欠的有五百三十九万多两，于是有了这项措施。谕令 雍正十一年，命令钱粮一钱以下的准许缴纳制钱。凡缴纳粮银一钱以下的小户，每银一分准许缴纳制钱十文，每银一厘准许缴纳制钱一文。又因为大户缴纳的银两不能恰好合成零数，零数多而形成尾欠，所以应当把大户一钱以下的尾欠，以及拆封后短少的数额，一概准许缴纳制钱。到雍正十三年，命令小户钱粮数额在一两以下、住址距离县城较远的，可以把钱粮交给数额较大的户，由其附带投纳，并在纳户的印票内注明。如果数额在一两以上，或者数额虽少但愿意自行交纳的，仍遵照旧例自行封装投入柜中。雍正十三年，因广东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等处平坡山麓以及沿海一带土地平坦肥沃，可以耕种，但广东人不习惯种植旱田，以致土地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命令山东、河南两省选派善于种植旱田的人前往广东教导耕种。同年，放宽征收钱粮的期限，定例为：地丁钱粮二月开始征收，五月停止征收以避农忙，八月接续征收，十一月全部缴完。当时又因为各地土性不同，种植谷物、麦子以及纺织丝布，收获完成的早晚和多少，各省不一样，命令督抚按照地方情形酌量征收，不必拘泥于四月缴完一半的数额。至于花户钱粮在一两以下的，都是生计不足的人家；如果不能缴足数额，就宽限到八月接续征收时全部缴完；有能力缴完一半的，听凭其自便。议定：地方官报告开垦土地时，有把多报成少的，有把少报成多的，或者把已经开垦的土地重复申报，以及不区分荒田、熟田而混杂造册申报的，分别予以处分。又 谕令江南、江西、湖广等省的芦洲，都是沿江沙滩，坍塌和涨出没有定准。定例是五年丈量一次，但不肖官吏往往借此收受贿赂、营私舞弊。已经坍塌的不得豁免正赋，新涨出的反而可以漏报而不升科。今后到了丈量期限，命令该抚在全省道员中选择一名素来著称贤能的人，率领州县官员逐亩踏勘清查。凡有增减，都按照现有的实际数额升科或除免，不得使赋税漏征，也不得使百姓赔缴粮税。又，江苏所属腹地的田亩称为漕田；靠近水边的泥滩沙地称为芦洲。有的土地新涨出后已经成为漕田，却仍然申报升科为芦课；有的芦洲长久以来已经成为熟地，却不办理改报，仍按芦洲升科。都命令逐亩实地清丈，据实确定科则。确实已经坍塌冲决的，予以除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卷四 田赋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