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二

译以上属于载记。臣等谨按：《麟经》的删削编定，即使游、夏也不能增添一句。自从《史记》撰成以后，班固又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史评日益繁多的原因。孔子删定黄帝、颛顼以来的史书为一百篇，实际上是史钞的开端。此后，节录删钞的少了，而议论评说的多了。晁公武《读书志》曾经评论说：不知道这两者原本相互为表里，所以马端临《通考》把它们一并保存而没有废弃。只是同一门类之中混杂出现而没有区别，在义理上不够妥善。因此这里特意遵照《四库全书》的体例，各按类别归入，希望编排不至于混乱。《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康熙四十七年，吏部尚书宋荦奉 诏令校订刊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朕认为，自古帝王的言语行动必定加以记载，史事也因此得以兴盛。但考察《周礼》所说外史掌管的事务，卷帙逐渐繁多，即使是纪传体史书也各不相同。千百年来，微妙的言论和深远的义理昭示于天地之间，必定以尼山删削《春秋》作为判断标准，其渊源已经很久远了。自龙门（司马迁）以后，历代国史的体制大致相同。涑水司马氏改变分类体例，编成合编，大概仍然采用了左氏的体例。紫阳朱子特意兴起，振兴并整理这一体例，以纲提挈要领，以目备载详尽；年岁时序列于上，天统由此明晰；章程系于下，人伦纲纪由此确立。他增删精审切当，褒贬取舍谨慎严格，或许可以防止《春秋》大居正的宗旨被偏失吧？虽然其中事理概括之处稍有脱漏错误，大多是门人一时采辑造成的过失，实在不是晦庵的本意。自此以后，有《前编》《外纪》《大纪》，以及《续编》和《考证》《集览》《发明》《质实》之类，各家的论著多得不可胜数。大体上都是互相商榷、折中取舍，彼此参照订正。明代儒者陈仁锡搜集诸书并付梓刊刻，不能说不是先哲的功臣。朕在军务之余，留心翻阅 广泛考察，详细核查，考究纤细之处而无所遗漏；取义一定抉发其精微，征引文辞一定搜求其深奥；分析疑义，纠正浅陋，厘清差异，阐明幽微，务必使法戒昭彰，质实与文采融会贯通。前后所撰写的论断，共有一百多篇。现应允诸臣的请求，一并交付刊刻，颁布天下，使士子流传诵习，打开书卷便能明白。不仅天人、理欲之间的防范，以及古今治乱兴衰的原因，都能一一陈列得如同指掌；即使子朱子继承宣尼的学说、维持世道人心的苦心，也可以在数千年以后暗中相合、默然相契。这就是朕敦厚崇尚古学、使众民更新的深切用意。于是撰写此序置于篇首，以昭示无穷后世。” 臣等谨按：朱子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作《纲目》，纲仿照《麟经》，目仿照左氏。朱子的门人依照他亲自制定的凡例编成此书。后来有伊起莘的《发明》、刘友益的《书法》、王幼学的《集览》、徐昭文的《考证》、陈济的《集览正误》、冯智舒的《质实》、汪克宽的《考异》，都各自成为一部书。明代黄仲昭把各家的书分散收入各条之下，专门取其便于阅览。本朝张自勋开始撰作《纲目续麟》，芮长恤撰作《纲目指遗》，于是又各自固执个人见解相互争论，我。圣祖仁皇帝英明精审地裁断，便取用陈仁锡的刊本 亲自加以评定。由于众说纷纭混乱，全部加以厘清订正。又因为金履祥认为刘恕的《通鉴外纪》喜好多闻、好尚奇异，于是搜集经传，从帝尧起，至周威烈王止，撰成《通鉴前编》。又概括全书纲领，撰成《举要》，再在前面冠以《外纪》一编。陈仁锡改题为《通鉴纲目前编》，与《纲目》合刊，以补足朱子未曾涉及的部分。至于商辂等人所作的《通鉴纲目续编》，依据朱子的凡例，记载宋、元两代的事迹。明代人也有《发明广义》，附在各条之下。如今对于《前编》仍保留旧本。御笔特意加以品评。其《续编》虽然议论肤浅，考订粗疏，也因陈仁锡已经把它缀接刊刻在《纲目》末尾，均得以上呈御览 并蒙皇上阅览 以及另行裁定。这不仅使《纲目》全书顿时改变了旧有面貌，而且对于得失相互显现、瑕瑜错杂呈现之处，也订正得井然有序，丝毫不差，尤其足以开启千古读史者的心胸和眼界。” 《御制评鉴阐要》十二卷 乾隆三十六年，大学士刘统勋等奉 诏令编录 臣等谨按：此前馆臣恭敬编纂《通鉴辑览》时，分卷撰写稿本，按日进 呈 皇上亲自加以评定，随条发表评论，使法戒昭然；其中有 奉诏令馆臣撰拟贴签一同进呈的，也都经过 圣明裁定而改定，删改增损，原稿十篇中只保存了二三篇。全书完成后，共有数千条，全部刻在书页前端。现在又选辑成此书，共分十二卷，恭敬抄录 御批七百九十八则，无不 训示精详，折中裁定极为恰当。比如关于贾充、禇渊等人的记载，以及关于狄仁杰之死的记载，辨正周代正朔与南北朝之事，称许防之的文章，订正辽、金、元人的姓名、官名、地名错误，而关于纪年系统、关系到保卫邦国、凝聚天命根本的地方，尤其反复申说。反复告诫，使是非丝毫不差，即使曲解之说也无从插嘴，使读者既能广泛阅览《辑览》，又能得到《阐要》的阐发而简约持守，确实足以 垂教万世而无穷。《汉史亿》二卷 孙廷铨撰。孙廷铨见于传记类。孙廷铨自序说：“荀悦的《汉纪》详略适中，次序安排有意旨。我读到一处，偶然有所触发，就写下几句话，用来防备遗忘。其中有十分之一与于东阿的《读史漫录》意义暗合，也不删去。” 《论世八编》十二卷 华庆远编。华庆远是无锡人。华庆远自序说：“这部书略像竟陵钟氏的《史怀》，有正史，有野史，有文集，有论说，并不专取一部史书。时间久了写满了册子，题名为《寒窗叹》。后来改名为《论世八编》。” 《历代甲子考》一卷 黄宗羲撰。黄宗羲见于经类。臣等谨按：此编本是黄宗羲与朱朝瑛所作的书，因曹溶收入《学海类编》，改题为今名。书中论述《史记》的甲子纪年与《尚书》不相符合，认为应当遵从班固的史书，反复详细辨析，多有引证。《鉴语经世编》二十七卷 魏裔介撰。魏裔介见于经类。《读史吟评》一卷，《史评辨正》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卷〕 黄鹏扬撰。黄鹏扬，字远公，晋江人。顺治丁酉举人，官知县。《读史矕疑》十卷 张彦士撰。张彦士，字龙弼，定陶人。顺治初年为岁贡生，官任黄县训导。《史折》三卷，《续》一卷 贺裳撰。贺裳，字黄公，丹阳人，康熙初年为诸生。

译志愿和事业，而凡是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朝觐飨礼、贡赋、钱币等各项重大 政务，属于六曹各部门掌管的事务，无不包括在内；而且我 皇考励精图治，在十三年之间建立纲领、陈列法纪，也不可以没有记载，以传留后世。于是咨询馆局，依次拟定草稿。夜深时亲自披阅，订正并告诫他们说：“从前编排体例、安排纂修，大都采用原来的议论和旧有仪制，连篇合并记载，因此典与例没有区别。例可以变通，典却不可改变。如今将依据典来附列例，后来或许会摘取例来混淆典，这可以吗？”于是分别防范、区分典与则例，各自编为一部，并以施行情况作为辅助。诸臣都说：“这就像网附着纲，全部端正而没有缺漏。”但朕不敢独断。因为今天所辑录的则例，仍然是我 皇祖 皇考所辑录的则例，而恭敬勤勉地从事于此，难道只是取“述而不作”的意思吗？实在是因为怀有不得不加以记述的深切心意，更要阐明不容轻率记述的本旨。考察典制的人，应当明白治理天下、驾驭万物的由来，不要自行疑惑，只把每个朝代反复修订作为旧例罢了。至于治国的方法和治心的方法，表里兼备，精研它便能贯通天人，扩大它便能包容古今，正如往代文献所说“只有睢麟足以行官礼”一样；这又是各种典制的根源、嘉美政典的根本。朕难道敢不努力于此吗？难道敢不与子孙、臣民共同勉励于此吗？臣等谨慎地考察 本朝《则典》于康熙三十三年初次修纂，雍正五年续修，到此共三次厘定，典章条目灿然完备了。从前《周礼》一经，被称为周公治理天下的书，所以流传万世，尊奉为法度。至于历代流传的典籍，如《唐六典》《元典章》《明则典》，虽然法制随着时代有所增减，但所谓以官统领事务、以事务隶属于官的体例并没有改变。编纂工作的优劣，关系到政令的废置和修订；我 国家 历代祖先相继 圣明的德行和神奇的功业昭著并流传于四海 规划谋划既然都已经尽善，我 皇上励精图治，执持两端而取其中，教化裁成无不合乎道理，增删也全都适宜。那么这部书的体例精密严谨，像网附着纲，足以与《周礼》并驾齐驱，都是实际政务制定出来的，本来不是任意凭主观增删的。至于《则例》原本分散附在各条之下，仍沿用旧体例；如今则分别编录，使大纲和细目彼此交织贯通，条理更加清楚。就像《周礼》六官所掌管的职务，包含一代的典制；而度数、礼节仪文却往往见于其他说法，大概是因为当时官府所记载的材料不止一部，都是与六典相辅相行的。如今以《则典》作为不可改变的大经，而《则例》内容繁多，可以随时增损，正与三代的古义相符合。这部书，也可以用来仰观 皇帝心中无穷的筹划和权衡，文事武备的张弛，全都体现在这里，又哪里只是用来完备掌故而已呢？所以仅仅如此而已吗 钦定《续通典》一百五十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 敕命撰修 臣等谨慎地考察：此书所续，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起，至明崇祯末年止，篇目仍然沿用杜氏旧制；但其中稍有不同之处，是杜氏把兵制附在刑法之后，如今则将兵、刑各自编为一篇，也仿照《周礼》夏官、秋官的体例。至于简略的加以详述，繁琐的加以节略，是因为唐代距今年代稍远，旧典很少有可考的材料；五代和辽代的史书又过于简略，所以旁征博引图籍，以备考核。明代则见闻距离最近，宋、金、元也有许多遗漏，于是精细辨别是非，以彰明传信之意；凡此都遵循 裁成取舍的妙处，斟酌繁简的适中，分条列项、各有归属，使人觉得九百七十八年间的典制和谋略都了然如在掌中，确实是提纲挈领、探取精微，非杜氏之书所能相比。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 敕命撰修 臣等谨慎地考察：此书把事务分隶于八门，其中的条例酌情作了变通。钱币附在食货门，马政附在军礼门，兵制附在刑法门，凡是道理相通的仍沿用旧制。至于古今制度不同、不能强行相同的，如食货典中的榷酤、算缗，礼典中的封禅，都是当时的弊政。圣代全都删除了，哪里适宜再保留空洞的名目？又如地理一门，旧典用来统括历代，其中分合没有常规，沿革彼此不同，所以以九州作为纲领。如今天下四方同一风俗，版图广大深厚，区区九州的旧界，哪里足以涵盖职方所掌管的全部事务？所以一概以 《大清一统志》作为裁定依据，至于 历代圣祖的宏大谋略 皇上的法令典章和史事，无法全部书写，卷目比旧典繁多，也就理所当然了。钦定《皇朝通志》二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 敕命撰修 臣等谨慎地考察：郑樵《通志》列有二十略，此书的分目相同；但纪传、年谱则加以删略而不编，大概 实录 国史尊藏在金匮之中，与考求前代、删削撰述旧文，其体例和义理本来不同。至于二十略，相对于原本，删除冗杂的共有三处，补充疏漏的共有两处，删并琐屑内容的共有三处，扩充增益原来未记载内容的共有三处。广泛考证、详细搜求，独自彰显完备之美。又此编虽名为《通志》，但纪传既然从实录、国史中删缺不作，与《通志》《通考》属于同类，所以按照《四库全书》的体例，恭敬地列入政书之中。钦定《吏部则例》六十六卷 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公傅恒等奉 敕命纂修 臣等谨慎地考察：各部则例，每十年奏请纂修一次。《吏部则例》自乾隆三十二年修成后，尚未刊刻，现又增加编纂，辑成此书。共分品级考六卷、铨选则例十三卷、处分则例四十七卷。书成后刊行颁布。《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 孙承泽撰写。承泽事迹见经部类。以上属于政书类通制。

译《幸鲁盛典》四十卷 康熙二十三年，袭封衍圣公孔毓圻等恭敬撰述。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朕认为，自古帝王声教广泛而周遍、风俗兴盛美好，无不由于崇尚儒学、尊重正道，重视典籍、崇尚文教，因此能够发扬《诗》《书》的润泽，宣示道德的深奥。推究其渊源，都本于洙泗；所以追崇先师的典礼，历代相沿，有的亲自前往阙里，举行拜谒、祭奠的仪式，洁净心志、端肃仪容，竭尽诚意、完备祭品，其中礼数随着时代而有所增减。至于仰慕遗风、服膺教化，成为百代的典范，不同时代而准则相同，没有什么能够与之相比。美好啊，这盛大的典礼！”朕即位以来，将近三十年，追溯艰难创业的统绪，思念使百姓安生的圣哲，常常担心自己德薄，不能恭敬承继，因此早晚专心致志，勤勉不倦。惟有我至圣先师孔子，配享天地，参赞阴阳，作为历代帝王的模范，万世师表。朕每当研求至道，涵泳六经，便觉得孔子宪章祖述、删定赞修的功业，如日星高悬、江河流行。我内心向往，私下怀有希望学习的志向。此前东巡，越过泰岱，渡过泗水、沂水，于是前往阙里，亲自举行释奠，得以瞻仰庙貌、仰视圣容，认为孔子德盛功高，对他的尊敬崇奉应当达到极致。所有这些典礼，比前代更加隆重；又亲自撰写文辞，亲笔书写，刻在坚固的石碑上，务求用来宣扬至圣之教，为后来之人树立风范。” 追怀过去的圣哲，继承前贤的足迹，尚且还想看看他们遗留的器物、接触他们居住过的地方。何况先师遗留的风范和功业，时间越久越显得新鲜；加上朕早晚思念，如同面对羹墙，仿佛可以看见先师。等经过杏坛、相圃之间，只见山川依然庄严，桧树、楷树也和从前一样，恍惚间仿佛听见金石之声和弦歌诵读之声，传到千年以前；流连往返，不能自已。衍圣公孔毓圻上疏陈谢，并且认为礼仪隆重，不只是孔氏一家的荣耀，便请求编修一部《幸鲁盛典》。朕批准了他的奏疏，过了很久书编成了，他又请求朕撰写序言置于卷首。朕利用万机之余的时间，勉力撰写而不敢懈怠，实在是想默默契合先师的精神，尊重听闻的道理并付诸实行，以此使万物丰足、人民和睦，使天下风俗同归于正道，希望将世道提升到唐虞之治，把治理方法提高到三代的境界。这部书，难道只是让天下后世知道朕如此无休止地敬仰先师吗？还更足以使人看见圣人的道覆盖万类、养育万物。即使是车服、礼器等遗物，也都足以使人感动奋发而受到激励。因此赐下这篇序文。” 臣等谨慎地考察，康熙二十三年 圣驾向东前往拜谒 阙里，举行祭祀 在孔庙庭院中留下 宝伞作为明证，并镌刻丰碑以记载盛事；又分别 撰制御文，刻石于周公、孟子的庙中，登记圣贤的后裔，授予世袭官职，使他们 奉行祠祀 国库优厚拨发钱财，使庙貌焕然一新。孔毓圻认为，凭借 圣天子尊师重道的盛大典制，超越古今，应该刻成一部书，以传留永久。得到皇帝俞允后，书编成进呈，又奉皇帝 训示改订后刊行，共有记载事迹二十卷、艺文二十卷。自从有文字契券以来 从来没有 像这样崇高尊奉圣教、加礼 先师这样隆重的，已经 《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 康熙五十二年，户部侍郎王原祁等奉 诏搜集编纂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共分六个门目，分别是 宸藻 圣德、典礼 恩赉、庆祝：歌功颂德的文字全部记述，普天之下山呼万岁的盛况，确实达到了古今从未有过的隆盛。书前又附有宋骏业等绘制的图二卷，摹画极其精工，细微之处无不完备，流传在典籍府库中，使后人共同瞻仰。圣祖仁皇帝长久施行教化而使天下治理有成，普天之下都充满欢乐，大概是由于 深厚的仁德恩泽，深入骨髓、浸润肌肤，所以当时百姓拍手起舞、歌唱吟咏的盛况，确实远远超过了道路上的歌谣。以及华封三祝的祥瑞 《钦定大清通礼》五十卷 乾隆元年奉 诏撰修 皇上御制序说：“自古以来，承受上天之道、治理人的情性，没有比礼更好的了。但礼的实际运用，往往在朝廷宗庙中记载详尽，在乡里间记载简略。及至考察《仪礼》十七篇所记，独有士礼较多。自从刘向、后苍有了推演推广礼制的学说，儒者便奉为根本经典。礼制的等级差别和节度，分别见于《周官》《戴记》。然而其中有时相互抵牾，朱子曾建议请求修订《通解》，却没有完成。这项事业确实说明编成完备书籍很难，而凡是推行典礼、考察礼制纲要、记载正道、治理世务的人，都应当对此加以重视。”三百条经礼、三千条曲礼，礼制典章大概是经礼遗留下来的法度，而通礼也是曲礼的 开端。朕即位之初，命儒臣搜集考订前代旧闻，斟酌取舍现行法令，依据时制的适宜，权衡质朴与文饰的制度，整理成完整书帙，用来昭示后世。到了己卯年，编排纂辑将要完成。难道只是认为副本存放在有关官署，由他们拿来办理事务就算了吗？朕曾深思，大顺大同的教化，起初并不超出使自身纳入轨范、使事物合乎法则，并与天下共同实行而已。三代以后，汉代称得上接近古代；考察叔孙通制定朝仪、公玉带说明明堂，不过像车轮的初步制作，粗略具备而已。此后如唐代《开元礼》、宋代《太常因革礼》、元代《通礼》、明代《集礼》，也只足以考证一代掌故。及至沿用日久，风俗逐渐流变，精微的本意远去，弊病和疲敝便随之而来；既然苟且简略、轻慢易行，就无法符合礼所要表达的情意；甚至还更改错乱、违背规矩，胆敢奢侈放纵而冒犯上位。因此，礼制要通行于天下，从这时起就开始困难了。六经之士虽然想阐明教化、端正风俗，但身居下位而不能施展；如考亭《家礼》、涑水《书仪》，只在乡党学校之间被当作供儿童读的陈旧书籍，其事务又不涉及功令。因此，礼制要通行于天下，从这时起就更加困难了。这部书，简约而完备，详尽而不繁琐，以群经为准则，以礼典为辅助，使家家诵习、户户熟悉，借此把礼推行到人伦日用之间，培养孝悌而端正风俗，那么朕改善世道、启迪百姓的心意，或许就在这里吧？” 或许就在这里吧！因此因礼官的请求，便作序来说明它的端绪。臣等谨慎考察，《通礼》与礼典互为表里，奉 诏与礼典一同编纂，按次序进呈。卷首为礼纪。朝 廷、宗庙的大典以及各种通行的仪制，都依照类别分别附列其中；贵贱的等级差别、仪节条目的先后、器物的名称和数量、陈设的方位，细微之处全部具备，考订极其详尽，书于是编成。赐名为《通礼》，内容广博，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使上下都能通行，并足以作为准则。纲领和细目都具备规程，大概我 皇上以圣人的德行居于 天子之位，理应斟酌适中、制定制度，远远超过《周官》《仪礼》的经制。此后，又钦定《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奉 诏撰修，二十四年增修。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开头是 训谕，其次是典礼，再次是宫殿、经费、官制、书籍，共六门。我皇上奉行并铭记。祖宗的训诫，纲纪已经修治明备，仍然又 再次郑重申明诰命，编成这部书帙，用来流传 宏大的规制于亿万年，继承 家法于万年之后，这难道不是多么深切而显明吗？

译《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 乾隆十二年奉 诏撰修 臣等谨慎考察，我 国家创立以来，祭祀典礼有所传承，始终彰明虔诚恭敬。只是靠口耳相传，不免有小的差异，我 皇上敬重、恭敬畏慎地奉事上天，唯恐 特意命王公大臣详细考核订正，确定编成书籍。开头为祭祀仪式二篇，其次为汇记故事一篇，再次为仪注、祝词、赞词四十一篇，末尾为器用数目、图式各一篇，都是由 圣明厘定、纠正典章制度，精细详尽。乾隆四十二年又 命令依照正文加注音义解释，并与《通礼》相辅相成地施行。崇尚德行、报答功绩的典礼，到这时 才灿然完备了 《钦定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 乾隆二十四年奉 诏撰修 皇上御制序说：“五礼、五器的文字记载，开始见于《虞书》。如璿玑玉衡，如制作绘画、絺绣，如笙、镛、柷、敔，都灿然排列完备。到了成周《考工记》，才详细记载长度、周围、尺度，以及方圆、颜色、轻重、圆方、精密疏阔、奢侈俭约等差别。论说者认为，器物有图，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汉代儒者谈论礼图的，首先推重郑康成。自阮谌、梁正、夏侯伏明等人以来，都没有能超过他的人。宋代聂崇义汇辑礼图，而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又接续对其进行穿凿考究。这些书多得汗牛充栋。然而朕曾想到，前代作者本着精微的本意来制作器物，所以器物能够流传；后代论述者拘泥于器物而不探求精微本意，所以器物便败坏。归根结底，不外乎臆说和传闻两种罢了。我朝” 列代圣主相承，法度器物修治明备，斟酌折中而极为完备，只是敬 天尊 祖、颁行朝会和军事的典礼，从不懈怠，反而更加严密。只是主管官员办理事务时，具体仪式间或沿用前代旧式，方位、名称、形象、数目有时不相协调。于是询问礼官，从郊坛祭器以及卤簿、仪仗、辇辂，依次加以厘正；至于冠服，用来彰显器物的文采；乐器，用来完备声音和仪容。应当以常法为准，确实符合既定规范。而观象台的仪器，自从 皇祖亲自制定以来，至今已历数十年，刻度次序不免出现岁差。又有武备器物旧有而礼典尚未详细载录的，都以此为范本、以此为准则，进呈御览审定，借以崇尚整饬。祭祀、宴飨、朝会、军旅等各项大政，如果不汇集编成书帙，恐怕就无法把它们流传到典册府库之中；于是按照器物编谱、图式和说明，分为八部，交付刻印，使其永远流传。笾、豆、簠、簋，是用来侍奉 神明的，前代用碗盘充数，朕便依照古制改正。至于衣冠，是一代彰明的制度；夏代的冕服、殷代的衣服，本来就不是互相承袭的，朕便依照我朝旧制，不敢更改。恐怕后人执着于朕这次改定器物的举动，进而议论衣冠，那么朕就会获罪于 祖宗之人了，这是万万不可的。而且北魏、辽、金以及元朝，凡是改换汉人衣冠的，无不经过一两代便灭亡。后世子孙如果能够把朕的志意作为自己的志意，就一定不会被流言迷惑，从而使国运延续，承受 上天的佑助于万年之久，永不废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难道可以不戒惧吗？这就是序。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分为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六门，左边附列论说，右边绘制图式。凡是形制、材质、尺寸、数量、色彩纹饰，无不一一详细陈列，丝毫不差。大概是根据器物绘图，不像阮谌、聂崇义等人那样凭揣测仿佛描摹，借此奉 清净的宗庙而进献馨香，流传成法而彰明法度守则。在清庙中进献馨香之物，垂示成文法典，彰明法度和守法之规。圣明时代的宏大制度，理应树立为万古尊崇的典范。《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一年，大学士、署理两江总督高晋等编述。皇上亲自撰写序文说：“编纂《南巡盛典》，并不是朕的本意。两江总督高晋编成此书后，才开始上报。朕想到事情既已做成，不能中止；只是南巡所经过的地方，不仅有江南。如果其他省份也接连这样做，岂不是更加繁琐累赘吗？于是下令军机大臣议定，他们请求令浙江、山东、直隶的督抚抄录与南巡有关的事迹，汇集交给高晋，合编成一部书。这样体例完备而文字简省，于是朕予以批准。过了一年，汇集编纂完成，又通过驿站送来请朕作序。请朕把南巡的典制，也继承遵循我……”。恭敬奉行皇祖所定的成法。以慈宁宫宣扬福祉、引导安乐为意，而民间的隐情却相隔遥远。朕以勤勉使民安定，不以闲适自娱。于是从冀、兖开始，直到淮海一带。自乾隆辛未年至乙酉年，共亲临四次。对于各地的风土物产，吏治的好坏，民生的利弊，朕都已经询问察看并筹划处置了。各地的老年人、百姓、妇女和儿童，也都纷纷欢欣祝颂。前后相接，众多身影相望。对于这些地方的总督，朕亲近爱护的诚意，每次见面都更加深厚，然而…… 恭敬地想到 皇太后年事已高，而江浙之间的道路长达数千里，沿途频繁停驻设置，并不是用来调养身心的办法。因此在第四次南巡回銮时，朕当面告诫东南各位大臣，不要再以南巡之事请求，众人也已经明白了。编书的人却因此进言说：“从前皇上的车驾不时到来，庆典恩惠接连举行，恩泽浸润到臣民的肌肤骨髓。如今臣民仰首企盼，恳切请求，既然不能再施行，那么宏大的典制、盛美的仪式非此书不能记载，皇上的恩泽和良政非此书不能彰显，宏远的谋划非此书不能遵循，辉煌的文章非此书不能完备。”朕说：不是这样。朕所效法的是祖宗巡视四方、承继其志、尊崇奉养的实际，而不是文辞。承继祖宗巡视四方的志向，尊崇奉养，重在实际。至于所颁赐的庆典恩赏、所举出的治理要务、所周详咨询衡量的事项，无不公布在诏令中，深入人心。至于观察风俗、察听民声，按时连续记载；重要的刻在碑石上，其余也把诗文刻印在各个文集中，尚且不愿同文士争较长短，为什么还要以此来铺陈夸饰呢？只是江河汇合、沿海而行的地区，都关系到水乡泽国，百姓安宁之事极为重大。朕亲自踏察测量，制定清口水志来保护下河，培修海塘、平整篓工以检验沙滩涨积；以及徐州的堤防、湖泊的闸门和各条河道的兴修工程，全都希望达到疏洩安定、康乐太平。把这些事情汇总编纂，使有关官府知道可以考查仿效，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并且使各地大小官吏都警醒于巡守的本意，各自谨慎履行职责，使百姓富足，这就不只是朕亲自进入地方考察询问了；不要忘记，不要懈怠。朕有空闲披阅此书时，看到这些，也就如同百姓仰望前来、依恋不舍，时时都在眼前。因此，这部书也未尝不可以编成。然而朕的志向实际上在于那些施政实事，而不在于这部书。既然请求朕作序并交付刊刻，那就依从他们。《皇祖序幸鲁盛典》是成例。臣等谨按：从乾隆辛未年至乙酉年。六次巡行。四次亲临江浙，首先留意海塘，防护修筑湖泊河道，谋划疏导蓄水的方法，其次慰问东南各地。以防备臣民延颈跂足的期望，率先…… 遵循皇祖所行，汇集当时的答问；正当此时…… 巡视农事、询问风俗，施行庆赏、推行仁政，即使用尽竹简恭敬书写，哪里能够详尽叙述？高晋等只略作陈述。大概情形已经刻入宏大的编书，承蒙…… 赐作序文，使之交付刊刻。直到今天庚子年，甲辰年又再次经过。两次巡幸，眼见新编续纂更加增益。这已经是盛典的光辉了。

译《钦定礼部则例》一百九十四卷。乾隆四十九年，礼部尚书德保等奉 敕命编纂。臣等谨按：《礼部则例》自乾隆二十九年纂修以后，后来又陆续恭奉 谕旨以及内外臣工条奏议准，得到…… 准许施行的，共积累到六百多条。德保等奏请续纂，辑成这部书。上奏。奉旨刊印颁行。《钦定学政全书》八十卷。乾隆三十九年，理藩院尚书、署理礼部尚书素尔纳等奉 敕命编纂。臣等谨按：原书自乾隆五年奉 诏命编纂，续增至乾隆二十年。后来因为条例还很简略，没有广泛分列门类、详细厘清分析，与现行事例多有不一致，于是重新辑成此书，上奏。奉旨刊印颁行。《学典》三十卷。孙承泽撰。孙承泽见《经类》。《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一卷。郎廷极撰。郎廷极是镶黄旗汉军人，官至江西总督。《頖宫礼乐全书》十六卷。张安茂撰。张安茂，字蓼匪，松江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佥事。琉球入 太学始末一卷。《国朝谥法考》一卷。王士祯撰。王士祯见《传记类》。《历代建元考》二卷。钟渊映撰。钟渊映字广汉，秀水人。《北郊配位议》一卷，《辨定嘉靖大礼议》二卷，《制科杂录》。一卷。毛奇龄撰。毛奇龄见《经类》。臣等谨按：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珙奏报现行祀典。北郊既已改为面向北方，而…… 三祖的配位仍然首东次西，请求…… 酌情改定。毛奇龄当时任检讨，于是撰写此书，依据汉元始年间的礼仪，批评其被《曲礼》的文辞所迷惑，并详细反复地申明以东为上的道理。他所辨定的《嘉靖大礼议》一编，极力诋斥杨廷和的说法，又不拾取张璁、桂萼的余绪，辨论颇为典正确实。《庙制图考》一卷。万斯同撰。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汇征录》一卷。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国学礼乐录》二十四卷。李周望、谢履忠共同撰写。李周望字渭湄，蔚州人，康熙丁丑进士。谢履忠字方山，昆明人，康熙癸未进士。臣等谨按：此书辑录孔子世系、先贤、先儒列传以及历代祀典礼乐图谱，并附有石鼓的潘迪音训，最后以祭酒、司业题名收尾。所列内容颇多疏漏错误，征引也不免稍显简略。《纪元汇考》三十五卷。黄琳撰写。黄琳见于经类。《圣门礼乐统》二十四卷。张行言撰写。张行言字躬先，江浦人。《学宫备考》十卷。彭其位撰写。彭其位字素君，吴县人。《四译馆考》十卷，《太常纪要》十五卷。江蘩撰写。江蘩见于奏议类。《纪元要略》二卷，《补遗》一卷。陈景云撰写。陈景云见于编年类。景云自己说明说：“年号始于汉武帝，所以编纂从汉代开始，并且涉及高、惠、文、景诸帝，是想完备一代的始末。三国、南北朝，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宋、辽、金、元，也分别有四部史书流传。所以所编各自系属于相应的国家，不统合为一部；而在本国改元之下，仍分别注出历代各国年号，以便查考。至于历代兴亡的大概，以及各朝享国年数的长短，也一并附载。”《历代帝王年号》二十卷。刘宗魏撰写。刘宗魏字友韩，号柚航，赣州人。乾隆戊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上为政书类仪制。钦颁《赋役全书》【不分卷】。世祖章皇帝御制序说：“我认为古代帝王统治天下，必定把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作为首要事务。所以《禹贡》按照土地等级制定赋税，《周官》全面规划国家和田野，制度最为完备。明朝初年，向百姓征取赋税有一定制度，使百姓休养生息。到了万历年间，天下富足，家家衣食充足。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因为战争而增加饷银，加派赋税的事情繁多，贪官又借此作奸，百姓不堪其苦，国运也随之衰败，实在值得深切鉴戒。我承受”},{ 上天托付的重大责任，来养育百姓。哪怕有一个人不能获得所需，我也会感到愧疚。凡是服饰、御膳等用度，我都深自节约减省；然而 祖宗、百神、军旅、宴飨、犒赏赐予等各种费用，以及百官和百姓服役者的粮饩俸给，无不取自民间。我实在担心有关官员在定额之外加派，豪强蠹虫侵吞掠夺，从中饱私囊，使百姓生计先受困、国家财政也受损，这还凭借什么呢？现特命户部右侍郎王▯祚把各直省每年规定的征收、起运、存留总数及实际数额编成书册，详细查考旧有文牍，参考斟酌当前情况，凡有参差遗漏之处，全部驳正。钱粮则例都按照万历年间的规定；天启、崇祯时期增加的数额，全部蠲免。地丁项目先列明原额若干、除荒若干；原额以万历刊书为准，除荒以覆奏御防为凭。清核地丁之后，接着列明实际征收数，再列明起运、存留数；各部、寺、仓口的项目逐一分析，存留部分的款项细数也逐条说明。至于九厘银，旧书没有记载的，现在已经增入。宗禄银过去属于存留，现在改为起运。漕粮、白粮确实依照旧额，运丁的行月钱必须使之均平。胖袄、盔甲过去解送实物，现在都改为折色。南粮的本色、折色过去留在南方使用，现在用来抵充军需。官员经费另有新规，为防止议论裁减冗费，改归正项。本色绢、布、颜料 银、珠、铜、锡、茶、蜡等项目，已经改为折色的，按照督抚题报的价值列入；解送实物的，按照刊书所载价值编入。每年督抚确实查察当时价格，题报明确后填入《易知单》，照数办理解送。还有过去未解送而现在应当增加的，以及过去过于繁冗而现在应当裁减的，都详细加以清核，条理贯通井然有序。此后若有续增的地亩钱粮，督抚、按察使汇总题报，造册报送户部，以凭查核；纲目分明，编成一书，名叫《赋役全书》，颁布天下。这样或许可以使小民遵照这一法式，便于输纳，官吏奉行这一章程，不敢苛刻搜刮，成为一代的良法，流传万世的成规。虽然，这只是它的大概。至于在催征赋税之中寓有抚恤爱民之意，广泛招徕流民，杜绝欺骗隐瞒的奸弊，这是守令的责任。端正自身、率领属吏，承接政令、宣扬教化，核实收支数额，谨慎防止挪移，这是布政司的职务。举荐廉能、惩治贪污，兴利除害，根据荒地开垦考核官员的优劣，对赋税完欠彰明奖惩，谨慎遵守成法，不辜负我充实国库、使百姓富裕的心意，这是督抚的责任，尤其重大。你们应当恭敬承办，不要忽视。”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始编于顺治十一年，到顺治十四年成书刊布，此后又陆续编纂增补，篇目日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