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

译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从前子夏为《诗》作序，说端正得失、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没有比诗更接近的。先王用诗来规范夫妇关系，成就孝敬，敦厚人伦，美善教化，移易风俗。这样看来，诗的作用真是广大啊！周公继承、述作唐虞之道，尊崇辅翼文王、武王，制定礼制来教导天下；著有《尔雅》一篇，后世为它作序的人说，《尔雅》是用来贯通训诂的旨归、叙述诗人的兴咏的。为它作疏的人说：‘《尔雅》所解释的遍及六经，却唯独说它叙述诗人的兴咏，是因为《尔雅》的创作大多是解释《诗》的。’由此可见，同一事物有多个名称，片言有不同训释，都是为了说明虫鱼草木的细微之处，阐发天地万物的道理，而六义、四始的道理也由此得以彰明。所以诗的作用达到极致，足以贯通天地、类比万物，而不超出虫 鱼草木这些细微事物的范围。诗歌咏物，从《三百篇》开始就已经如此了。孔子说：‘近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侍奉父亲、侍奉君主，是忠孝的大节；鸟兽草木，是极其微小的事物。我们的夫子把两者并举而极力说明。既然如此，诗的道理，所称说的名称虽小，所取譬的类别却很大。即使是一种事物的情状，也关系到忠孝的旨趣。自从骚体、赋体以来，从未改变。这大概就是前人咏物诗创作的由来吧？朕自从在经筵进讲，经常精研六经，即使在燕居闲暇时，也未曾放下书本；对于诗的道理，时时尽心研求。于是从古代散佚的诗歌，到汉、魏、六朝，直到唐代，以及宋、元、明代的作品，广泛观览、沉浸玩味，采撷其中的精华，选取其中的英华。命大学士陈廷敬、尚书王鸿绪校理；翰林蔡升元、杨瑄、陈元龙、查升、陈壮履、励廷仪、张廷玉、钱名世、汪灏、查慎行、蒋廷锡编录。书名叫《佩文斋咏物诗选》。因为搜集广泛，义类完备，又不仅限于先前所说的虫、鱼、鸟、兽、草木之类。凡天文经纬、地理志物、人事中可以用事物命名的，没有不列入的。于是雕刻书板刊行于世，与天下学习文章的人共同使用它。将使他们从名物、度数之中，寻求符合温柔敦厚的旨意，充实诗的内容，达到卜商所说的境界，也不辜负古代圣人反复训诂的用心。对于诗教，是有益处的啊。编修高舆进呈表文，校刻大略说：“上自远古开始，下至前代，诗歌形成了各种物类，犹如五种色彩相互映衬；按体制分类选择，犹如四时依次形成秩序。大的方面，可以观览文章、考察义理，取法高远深厚之象；细的方面，连张口呼吸、跂足爬行的生物，以及细微毫末的形状，都有所描摹。其中包罗各种品类，汇集群材；服食器用的需要，都归入优美的诗篇；音律、权衡之事，也一并写入华美的词章。农牧樵渔，使人仿佛看见野人的情趣；图书药物，足以抒发大雅的胸襟。以及仙人、释子的遥远踪迹，将帅的行军布阵，奇异花卉名花的怡悦性情，细鳞弱羽的生长繁衍，无不依次铺陈，分辨先后。既吸取芳香而倾注精华，又按部类排列而有条不紊，群服。” 圣上的胸襟和鉴赏文采的精妙，也由此可见作者经营编纂的完善。如今，承蒙…… 九重宫中的诏令把全书交付雕刻刊行，拜 奉诏命后惶恐地捧着书函，谨慎校订鲁鱼相混的异体字；还担心承袭讹误，校正凤凰相似的同文，只求没有差错。谨慎校定六十四册，分为四百八十六类，古今各种体裁的诗一万四千五百九十首。

译《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二年，翰林院侍讲彭定求等奉 敕令校订。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诗到了唐代，各种体制都已完备，各种方法也都具备，所以谈论诗歌的人一定把唐人作为标准，就像射箭要合于箭靶，治理器物要合于规矩一样。大概唐朝开国之初，就采用声律来取士，聚集天下才智杰出的人，都从事于六义之学，作为进身的阶梯，因此学习它的人本来就专心而勤奋。又有朝廷君臣的唱和、朋友之间的赠答交往，以及登临游赏时触景感怀，劳苦之人、迁谪之客因接触外物而寄托兴致，都一概寄托在诗中。虽然困穷与显达道路不同，悲伤与欢乐境界各异，但说到抒写性情，其情致是相同的。性情所寄托的内容，千年都可以相合，哪里有时代运数可以区别而排列次序的道理？唐人论唐诗，往往拘执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划分疆界，而褒贬高下过于严重；这些都是后人强行加上的名称，并不是通行的论断。自古以来，唐人编选唐诗，有殷璠、元结、令狐楚、姚合几家，卷帙还不算完备。到了宋初编纂《英华》，收录唐代篇章极其丰富，然而诗歌按类别归从，仍多有脱漏，尚未成为一代诗歌的宏大总览。朕现在取出内府所藏《全唐诗》，命令词臣合并《唐音统签》等编，互相参校勘正，搜集补足缺遗，略去初、盛、中、晚的名称，一律依照时代编排次序。其中有人已经取得仕籍、入朝任官，年月可以考核的，就以年月先后作为断定依据；无法考核的，就依据诗中所咏之事以及与其同时代的人来确定其年代。共得到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总计二千二百余人，编为九百卷。这样，唐代三百年诗人的精华都采集汇聚在一部书中，也可以说大为完备了。诗有数万首，格调各不相同；追溯其学问的本源，虽然都有师承传授，但其中精深的思考和独到的领悟，不肯苟且求同的人，都能够竭尽才力所达到的境界，沿着风雅的道路探寻，卓然形成自己的流派。更有甚者，宁可写得幽僻奇诡，混杂在变风变雅之外，也绝不造成蹈袭剽窃的弊病，这正是唐人学问造诣深厚、达到极致的才能。学习者从这里询问门径，在深海中探取明珠，在邓林中选择良材，广泛收取而约束持守，不丧失自己性情的正道，这才是真正善于学习唐人的人。难道那些毫无持守选择、泛泛追求优孟般外在相似的人，可以同他们谈论诗吗？”因此把这篇序置于卷首，用来说明刊刻《全唐诗》的意义，嘉勉并与后来求学者共享。海内诵读学习此书的人，希望能够体会朕的用意。”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圣祖仁皇帝认为胡震亨辑录的《唐音统籖》有许多错漏，特命人删削增补这部书，刊定为完整的一套。全书目录十二卷，帝后、宗室、诸王、公主、宫嫔的诗九卷，郊庙乐章七卷，乐府十三卷，王珪以下一千三百九十四人的诗七百三卷，五代诗三十三卷，爵位、籍贯、世系、次序无从考察者二十一卷，联句七卷，逸句二卷，名媛九卷，释子四十六卷，道士四卷，神仙鬼怪十三卷，谐谑四卷，判、歌、诔、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词、蒙求各一卷，补遗七卷，词十二卷，共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搜罗精细考核，纤悉无遗；诗歌正变的源流，灿然完备。汇集诗歌总集的盛大面貌，确实没有超过这部书的了。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翰林院编修陈邦彦奉 敕编纂。圣祖仁皇帝所作序文说：“考察虞舜时设置掌管彩色、制作绘画的官职，绘画之事便由此兴起。周礼冬官中设有掌管设色的工匠，负责典掌绘画彩绘的职务。传记所说的火龙纹、黼黻纹彰显其文采，日月星辰纹和旌旗彰显其光明，说的就是这些。到了汉代，绘制功臣的画像，用来表示褒奖和区别，这又是人物肖像灿然显现在史册上的事了。” 此后从事绘画的人日益增多，从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到宫室、器用，以及一切登临游览的胜景，都借助图画流传于世。晋、宋以后，没有比唐、五代更盛的，直到宋代，作者成批出现。金、元、明之间，也代代都有闻名的人物。正当他们技艺精妙、深入事理，足以体现阴阳、蕴含飞动之势，成为考察古代、博识万物的人取证的材料时，他们并不只是以绘画擅长而已。能够探究画作的意义、发挥其中旨趣的，尤其要借助题画诗。历代各种体裁的题咏诗以万计，散置在各个文集中，没有统一的编纂。翰林陈邦彦搜集编纂、汇录抄写，得到八千九百余首，分为三十类，编成一百二十卷，抄写成书进呈御览。朕嘉许他用心勤勉，命令交付工匠刊刻梓行。如今已经刊成装潢，进呈上来。朕在处理万机的闲暇时，时常翻阅一下；凡天地之间的各种形象、万类纷繁的事物，没有不收载其中的，而且不用走出几席之地，就能纵览山川险易的形势；近在眼前，便可以考察借鉴前代遗留下来的事迹；以至农耕蚕织，纤细琐碎的情状都具备陈列，鸡犬桑麻宛然如同亲眼看见。或许同古人《豳风》《无逸》的图画有相互发明之处吧。” 图画本是技艺之事，却接近于道；题画诗只是其中一类，却能够通达治理之道。杜甫诗说：“绘画的功力格外卓绝，幽深的胸襟兴致激昂。”读这部书的人，可以由此类推而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于是作序题写在卷首，用来说明事情的始末。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仿照孙绍远《声画集》的体例，将历代题画诗分类编次。然而孙绍远的书只有八卷，分为二十六类，归类编排多有错漏。本书则分为天文、地理、山水、名胜、古迹、故实、闲适、古像、写真、行旅、羽猎、仕女、仙佛、神鬼、渔樵、耕织、牧养、树石、兰竹、花卉、禾麦、蔬果、禽类、兽类、鳞介、花鸟、合景、草虫、宫室、器用、人事、杂题等三十类，共收诗八千九百六十二首，条理分明，包罗概括，都是由于 圣明裁定精审，所以虽然属于技艺末流，却能即物寄托道理，洞察根本，确实体现了圣人的心胸，能够见到事物的大道。

译御定《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沈辰垣等奉 敕编纂。圣祖仁皇帝所作序文说：“诗余这种作品，大概是古代乐府遗留下来的声调，也是后人审辨声律、选择曲调的由来。而归根到底都发端于诗，那么它的 本末源流，是有话可说的。古代帝王舜命令典乐的官员夔说：‘诗是表达志意的，歌是延长语言的声调，声音依照延长的歌声，音律使声音和谐。’由此可见，唐虞时代就已经有诗，而诗必定要同声律和谐。这就是近代依照声律创作的词，其道理本来已经包含其中。到了殷、周，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乐章端正，雅、颂各得其所。考察当时，郊庙、明堂、升歌、宴飨，以及乡饮、报赛，没有不作诗来配合笙、箫、琴、瑟的。诗由此变为骚，骚又发展为赋，虽然主旨兼有六义，但声调不受八音拘束。到了汉代，郊祀、房中、铙歌、鼓吹、琴曲、杂诗，都由乐官统领，于是开始有了‘乐府’这一名称。直到六代，执笔作文的人按照曲调拟定篇题，征集文辞以配合节拍，逐渐趋向婉约华丽，以协调宫商。唐代兴起以后，古诗之外，创作近体诗，而五言、七言绝句有的流传到乐工那里，但其他诗歌不全都能配合乐部。其间如李白的《清平调》《忆秦娥》《菩萨鬘》，刘禹锡的《浪淘沙》《竹枝词》，以及温庭筠、韦庄等人相继创作，新声不断出现，当时都被配入管弦演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这样看来，诗流变为词，在唐代已经开始了。宋初这种风气逐渐扩大，到周邦彦掌领大晟乐府，依照声调精密制作，篇目颇为繁多。柳永又增加创制词调，于是有了专门的词家，一时华美的作品，可说达到极盛。虽然体制不同于乐府，但句句相接、字字相对，声律节奏丝毫不差。它同古人依声咏唱、使声音和谐的道理，确实相合。那么词又怎么可以废弃呢？朕在处理万机的清闲时间，广泛综览典籍，对于经史诸书中有关政教、能够补益身心的内容，已经全部编纂，不使遗漏。于是流览《风》《雅》，广泛认识名物，想要穷尽赋学的全貌，便有了《赋汇》；想要汇集诗学的丰富内容，便有了《全唐诗》刊本和宋、金、元、明四代诗选；又认为词是继承诗而来的，于是命词臣辑录其风华典丽、全部归于正声的作品，编成若干卷，并由朕亲自裁定。诗歌歌扬功德、铺陈政事，自不必说。至于《桑中》《蔓草》等篇，孔子用一句话概括说：‘思想没有邪念。’大概香草可以比喻贤人，鸟儿嘤鸣可以比喻朋友。如果读这些词并加以引申，由同类事物推求其规范，使其超脱的志向砥砺自己的贞正之心，那么这部书含英咀华、如敲击金玉般的作品，哪里不能用‘思无邪’一句话来概括呢？” 至于一唱三叹，配入丝竹管弦，清浊高下彼此不夺其秩序，大概就是宇宙的原始声音。由此推求并沿着流变探究源头，从词追溯诗，从诗追溯音乐，即使是《箫韶》九成，也不过是回到人的本心，以求得自然的声音罢了。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以曲调多少为次序，每一调之中又以时代为顺序，从十六字到二百四十字，共一千五百四十调、九千余首，分为一百卷。后面附有词人姓氏十卷，自唐至明，共九百五十七人。词话十卷，共七百六十三则。它完全洗去了旧本的陋弊，独自集词选之大成，作为依声填词的法则，确实既博大又精审。

译御选四朝诗二百九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右庶子张豫章等奉 敕编纂。圣祖仁皇帝所作序文说：“百姓诞生之初，禀受天地阴阳的精气，含有五常的本性，而这些道理都具备于一心之中。人的心灵，每天显现出来而没有穷尽。《诗大序》说：‘情意蕴藏在心中就是志，发为言语就是诗。’它阐明虞廷所说表达志意的含义，并把根本归结到内心，意义深远。大概时运推移，质朴和文饰屡次变化，言语发出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内心所存的道理没有差异，那么诗所体现的道理，怎么能说古今之人互不相及呢？考察宋、金、元、明四代的诗，这个道理尤其明显。世上谈论诗的人说，唐代以诗赋取士，所以唐诗独盛。唐诗确实盛大；至于宋代取士，起初以诗赋为科目，熙宁年间专门以经义为主而废止诗赋，元祐初年恢复诗赋，到绍圣年间又废止，此后又恢复，并同经义一同实行。” 金代大体上同宋代制度相似。元代自仁宗废止诗而保留赋。明代则诗赋都废止。士人在当时利用余力兼习有韵的文辞。专门学习它就容易写得优美，兼学则难以精工；但其中达到高境界的，也往往可以比肩北宋、追及三唐。这难道不是人的心灵每天显现而没有穷尽吗？这也可以看出古今之人相距并不很远。朕早起晚睡，长久谋求天下安治，想到养士育才是国家的盛大典章，考察言论、询问政事，也是前代的良好制度。已经试行八股文，使士人通晓经术，又兼试论、表、判、策，使其通达古今；在科举科目之外，又时常以诗赋取人。每当巡行各地、观察民情时，士人进呈的诗赋古文，朕就停止车驾加以观览，停舟延请询问，亲自考试并选拔其中优秀者，也有很多次了。大概是要把天下人都置于礼乐陶冶和教化完善之中，使他们接受温柔敦厚的教育，因此用来奖励劝勉他们的措施无不做到极致。近来得到《全唐诗》，已经命儒臣校订后刊布天下。唐代以来一千多年，流传自古而过去未曾见到的书，能够得到这部书，也可以说是斯文的深厚幸运了。于是又命人广泛采集宋、金、元、明四代的诗，每代按体裁分别编纂，从著名篇章和巨大家集直到残篇断章，没有遗漏，稍加选择后予以著录，交付刻工刊刻，用来标举诗人的最高成就，扩充后学的见闻。” 譬如六代依次演奏八音的音律，没有差错；九流并行而追溯到同一根本道理，也同归一致。那么唐代以后之诗，也从今天起流传下去了。诗歌随着时间日益久远却日益新鲜，就是如此，而这一切都根本出于人的一心。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孔子所说的是诗法，也就是心法。子夏品味‘绚素’一章，子贡领悟‘琢磨’一句。子夏以文学列于四科，子贡以见闻广博而达到闻一知十。朕由此看到了上天赋予人的东西：这颗心和其中的道理，随处都在流通。希望学习的人谨慎守护自己的内心，并审察自己的发言，将由此上达根本大道，充实扩展到万事万物。难道只是诗的道理如此吗？” 臣等谨慎考察：本书宋诗七十八卷，金诗二十五卷，元诗八十一卷，明诗一百二十八卷。每一代之前，各附作者的姓名、爵位、籍里；先录帝王制作，其次四言，其次乐府，其次歌行，其次古体，其次律诗，其次绝句，其次六言，其次杂言，按体裁分别编排，汇合四朝七百余年的著作，编成巨帙。这是由于搜罗丰富、取舍精严，实在是我 圣祖仁皇帝留心艺苑，亲自阅览而没有遗漏，所以能够汇集四代诗歌的盛大面貌，为万世留下规范。不只是诗家正变的源流灿然完备，就连各朝盛衰治乱的根由，也都昭然显现了。

译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康熙五十年，中书郭元釪奉 敕编纂。圣祖仁皇帝所作序文说：“金朝拥有天下，武功文治灿然明盛；人才聚集，大多在大定、明昌年间，逐渐达到了兴盛。然而北元、南宋在金朝整个时期相互争战、遣使往来，几乎没有一天空闲；其中的典章名物，在当时湮没而未能流传后世的，不知有多少。太原元好问撰写《中州集》，按人编诗，按事系人，后世有称它为诗史的；浑源刘祁也著有《归潜志》，可以同《中州集》相互参照、互相验证。大概金代人物文献之所以还可考察，仍然依赖这两部书的保存。朕曾经阅览《金史》，其中多采用元好问的《中州集》，更加相信所谓诗史并非虚称。因此也想得到金诗的全本，以补足《金史》未完备之处，卓然编成一代之书。适逢有《全金诗》进呈，于是命令再加搜集编辑。凡金人诗集中的残简断篇，有可以保存的，都令附入；以及各类山经地志、川泽记闻，也缀集采录，大小不遗，使读者不因详尽而厌烦，并且都能自行选择。金代的德泽长久而深厚，涵养人才，俊杰辈出，直到今天反复阅读这部书，也可以看到国家的光辉和人才繁盛了。” 只是金朝距今将近六百年，它的礼乐声教，记载在文苑诗歌中的，如果不是《中州集》《归潜志》两部书，后代之人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何况补足两部书尚未完备的地方，难道可以不让它永远流传吗？中书郭元釪的奏疏大略说：“臣曾经读金人元好问选编的《中州集》，清新纯正、淡泊豪宕，有宋诗的新意，却没有宋诗的鄙俗；有元诗的华丽，却没有元诗的纤巧。文质相宜，正变各有体制。元好问所作小传，文辞意义斐然有文采，足以供史官采择。然而其中所载诗歌不完备，记事同刘祁《归潜志》往往不相符合。元代郝经称元好问著《中州集》一百卷，而今天保存的只有十卷，并不是完整的书。臣私下想到，金朝拥有天下一百一十七年，大定、明昌年间承平安定，文治的盛况不比其他朝代逊色。如今唐、宋、元、明诗都有完备的选本，唯独金诗没有。如果不汇集表彰，那么山河间的精华，时间越久就越会散失。臣不顾才疏学浅，留心收集整理，采辑遗逸，渐渐编成卷帙。小传之下，参照《归潜志》以及金、元人的铭、表、题、跋，并参考说部诸书。凡金人进入元朝而不出仕的，都附在书末，并以元好问、刘祁的作品作为终卷，希望一代文献历历可考。臣浅陋无学，金人遗集恐怕还有未见之书，或许会导致疏漏。恭请 赐予刊正，使一代人的文献如同千年之后仍能亲见，不只是保存诗歌而已。臣等谨慎考察：元釪增补的诗，比旧本增加了一倍；增补的人，比旧本增加了三倍。金源一代的歌咏，搜集编录几乎完尽，但仍有疏漏之处，承蒙 圣上裁定指授，汇集编排，才达到了极其精详的程度；而卷首仍保留元釪的署名，更能 仰见圣上对于哪怕一点长处也必定予以收录的 深切用意。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圣祖仁皇帝所作序文说：“古代六艺的学习，都是用来涵养性情，作为道德修养的助力。而从容讽诵吟咏、感动人最深的，没有比诗更接近的了。所以虞廷掌管音乐，依照歌声延长语言、使声音和谐，由帝王亲自命令。周成王时，六义由乐官掌管，成为教育的首要事务。自三百篇以下，到了汉、魏、六朝，体制逐步 增加，到唐代才大为完备，所以谈论诗的人以唐诗为法则。当时的选本，如《河岳英灵》《中兴间气》《御览才调》等集子，它们的收录取舍各有意旨，但读者常有不周遍、不完备的感叹。朕在处理万机的闲暇时留心诗篇，广泛搜求博采，已经刊刻《全唐诗》一部。过去阅览时，又曾选取其中最优的汇为一编，古风、近体各按类别归并，共三十二卷。搜求考察贵在详尽完备，但用来吟咏性情，则应当吸取其中的精华，品味其中的芬芳。每当临朝听政、巡行狩猎之余，展开书卷流连阅读，没有不悠然有所收获的。因此命儒臣依次编注，朕亲自加以考订；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定追溯其源流，分条辨析。其中有引用错误和脱漏的，随时下谕改定，经过一年多告成，于是交付开雕，用来示范后学。孔子说：‘温柔敦厚，是诗教。’本书所选，虽然风格不一，但都以温柔敦厚为宗旨。那些忧思感愤、倩丽纤巧的作品，虽然工巧也不收录，使阅读者能够抒发志意、表达情感，以此归于和平，大概也是采用古人以正声感动人的意义。” 《礼记》中说：‘君子坐在车上，就听到鸾铃和车铃的声音；行走时就使佩玉发出声响，因此邪僻的心念没有从外面进入的途径。’仔细考察这句话，便可以看出朕寄托于诗歌以及刊布这部书的旨意了。这就是序。臣等谨慎考察：自明代以来，选编唐诗的书屡次变化，大体上都根据编选者性情所接近的方面，各自抱持偏见，很少能够做到公平。我 圣祖仁皇帝权衡六义，陶冶铸造三唐，已经 敕令编纂《全唐诗》九百卷，以汇集唐诗的盛大面貌，又 亲自审定这部编纂，以此表明正确的准则，广泛搜集而有所取舍，辨别瑕疵与美善。至于注释，则仿照李善注《文选》的体例，只解释训诂和名物，而不涉及作者的旨意，大概是宽容并防止过度干预，使读者自己有所领会，从而把历来谈论唐诗者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的弊病全部洗除罢了。《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 敕命选编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编纂所收录的，是前明文化治以上的一集，正德、嘉靖为一集，隆庆、万历为一集，天启、崇祯为一集，共四百八十六篇。本朝文章总为一集，其中作者尚在世的没有收入。共二百九十七篇，合计七百八十三篇。经义，是代替圣贤立言，其义理 与经传注疏具有同样的功用，规范法度追溯源头于古文；自从揣摩经义以求取科名的人借此猎取功名，终于流为末等技艺，却不知道宋代刘安上等人都已载入集中，原本并没有将其分隔在外。这部编纂谨慎遵守 圣训，以清纯真实、典雅端正为宗旨，所录文章都足以传之后世、流行久远，并且 在分别裁定、精细审定方面，更加仰承 皇上的裁定。《易》说：“君子因此教化思虑无穷”，又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 下。圣人的心意，正是用来端正士人的习尚、端正文风，使其成为千万世永远遵守的法则。的，难道没有完整地著录在这部编纂中吗？

译《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乾隆三年 皇上亲自审定 皇上亲自撰写序文说：“不朽有三种，立言是其中之一。言语如果没有文采，即使流传也不能久远。这样看来，言语有文采，才能在后世立足。文章的体裁并不只有一种，谈论文章的人说法也很多。各种说法混杂紊乱，应当以圣人的正确标准来衡量，必定要以周公、孔子的言论为归依。周公说：‘言语要有次序。’孔子说：‘文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没有次序固然不能表达清楚，想要使文辞表达清楚却失去次序，那么这样的言语怎么能称道呢？文章像细密的波纹起伏，与天地的文采相似。然而如果义理浅薄，言辞徒有枝叶，讲求青白相配，雕琢柔曼的辞藻，那么所谓八代文章的衰败，其过错也都归结于没有次序、不能通达。还可以进一步说：文章是用来充实言语的，而言语本来是用来充实心志的。心志已经荒芜，文章将依附于什么呢？所以孔子又说：‘言语要有实际内容。’有次序而通达，通达而有实际内容，这本来就是天下最好的文章了。”昌黎韩愈出生在周、汉以后，距离古人将近五百年，远远继承古人立言的规范，他的文章可以说是有次序而且能够通达。然而一定还要使他的言语有实际内容，像布帛可以使人温暖、豆类粮食可以使人饱腹那样，那么李汉编纂的七百篇中，尚且不到十分之三四，何况昌黎以后的人呢？文章达到最高境界，实在很难得到。明代茅坤选取唐、宋两朝中昌黎、柳州、庐陵、三苏、曾、王八大家，汇集他们的文章各若干篇刊行于世。直到如今，执笔作文的人还把它们视为美味而传诵；本朝储欣认为茅坤的选本便于科举应试，而弊病恰恰就在这里，于是又有所增删，附加李习之、孙可之，成为十大家，希望使读者受到古人的激发奋起，不只是用来发科取士，心意确实很美好。不过，他的见识不够中正，判断也不够恰当，那么取舍之处与茅坤相比也没有根本不同。朕读他的书，嘉许他的心意，同时也未尝不以他的过失为戒。所谓十大家，是说他们不是八代的骈体文而已。骈句固然属于文章体裁的弊病，然而像唐代魏郑公、陆宣公，他们的文章也多用骈句，但辞意通达、义理完备，足以为世所用，那么骈句又有什么可视为弊病的呢？日月附丽于天空，是天空的文采；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地，是土地的文采。大自然的造化，难道有固定的形态吗？造化形成各种形态，却不拘泥于某一种形态，那么能说文章可以有固定的形式吗？关键只在于它所确立的言论究竟如何罢了。朕在处理政务的闲暇，偶然取来储欣所选的十大家文章，抄录其中格调尤其雅正的若干篇，合编成书，以便阅览。唐、宋以来，著名儒者和博学之士有次序、有内容的嘉言，本来不只是十个人而已。即便如此，尝一尝鼎中的一块肉，也足以知道鼎中肉的滋味，何况已经斟取了雉肉的膏汁呢？【臣】等谨慎考察：储欣最初因袭明代茅坤的《八家文钞》，增加李翱、孙樵，成为十家。然而取舍不能严谨，评论有的多有偏颇驳杂。我 皇上指示并授意儒臣，删去芜杂，采录精华，定为这部集子。共 圣祖仁皇帝的御评，用黄色恭敬地书写在卷首。皇上的御评，则用朱笔写在篇末；至于各家评论、题跋以及有助于考证的姓名、字迹，各用紫色、绿色作标识。由此，唐、宋的规范完备地集中于十家，十家的精华汇聚在这部集子中。圣明的裁定精细周详，纯粹到了纯粹的程度；其中足以流传后世、树立法则的内容，确实可以回想书名而思考其意义。并思考其中的意义罢了。《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 乾隆十二年，大学士张廷玉等奉 敕命编纂 皇上亲自撰写序文说：我大清承受 天命已有一百多年 列祖的德行教化浸润天下、光照四海，崇尚文治的盛况显著昭明，与三代同一风尚。朕继承听闻、谦逊治学，以此作为学习的准则，也以此作为治理的准则，发誓以文德治国，到现在已经十二年。《易》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大概自从天地形成以来，人就在天地之间安排经纬；士人君子的一言一行，国家的制度文饰、礼乐、刑法、政令，施行起来成为教化，落实下来成为事功，没有不是文的。于是其中的精华汇聚，蔚然成为国家的光华，用辞藻来错综它，用声律来使它长久，用音律来调和它，使六律协调，彰显施布五色，于是典谟兴作，雅颂兴起。《诗经》不是说过吗：“反复雕琢它的文采，金玉般坚实它的本质。”这就是文章的盛美。接着又说：“勤勉不懈的是我的君王，纲纪遍及四方。”这就是所谓风教从上而下。过去我 皇祖命大学士陈廷敬选辑《皇清文颖》，收藏在宫中高阁，还没有来得及刊刻。颁布 皇考又答应廷臣的请求，开馆编纂，随时增补，时间久了仍未完成，朕于是 命令先把乾隆甲子以前的内容编次完成，共有 御制诗文二十四卷，臣工的赋、颂以及各种体裁的诗文一百卷，抄录完成并在卷首作序。从前评论文章按时代编次的，汉代有《西汉文类》，唐代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代有《文海》《文鉴》，元代有《文类》，明代有《文衡》，都广泛综合一代著作，文体无不完备。现在这部编纂只选取进呈经进的作品、朝廷馆阁的文章，与那些书略有不同，但用来观察这种文章风尚，应当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易》涣卦的卦象说：“风行水上”，善于立言的人把它看作天地自然的文采；卦序承接涣卦而为节卦，说文章不能过度。接着是中孚卦，说言语要有实际内容。节制而不流失，以诚信来验证，有典章、有法则，能够长久的道理，难道就在这里吗？朕勤勉学习典籍，寻求善于持守它的方法，于是把它作为作文者的目标，使大家共同勉励。【臣】等谨慎考察：此前康熙年间大学士陈廷敬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卷〕 敕命编纂辑录，雍正年间又继续增修，到这时才开始编成一部书。卷首恭敬地录入圣祖仁皇帝御制诗文六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卷〕 世宗宪皇帝御制诗文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卷、二十四卷〕 皇上御制诗文十四卷，共二十四卷；其余各位臣子的作品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卷〕 百卷，仰承 圣训，截取到乾隆甲子以前，巨大的制作、宏篇大作，无不甄别收录，大多义理醇厚、文辞端正，充满太平盛世的声音；至于分别选择的精审程度，取舍的折中标准，尤其足以看出权衡取舍，完全秉持至公之心，像《宋文鉴》《元文类》等

译编纂之书，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七卷〕 《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乾隆十五年 皇上亲自审定 皇上亲自撰写序文说：“文章有唐宋八大家的称目，而诗歌却没有这样的称目，是因为宋代的文章足以匹敌唐代，而诗歌实际上不足以匹敌唐代。既然不足以匹敌，却一定要编成这部选本，是因为按照《唐宋文醇》的体例，有《文醇》就不 可没有《诗醇》，而且可以借此看出两代盛衰的大概，向千秋万代显示风雅的正当准则。《文醇》的选编，是把从前在书房校阅而尚未完成的部分，交给张照补足完成的。这次《诗醇》的选编，则是因为唐、宋两代的风采，以这六家最为突出。朕在处理政务的闲暇，偶尔浏览一下，而取舍、评论、品评，都出自梁诗正等几位儒臣之手。诗与文，难道不是同一道理吗？昌黎说过：“气势充盛，那么言语的长短和声音的高下都适宜。”然而《五经》《六经》中流传下来、用言语训导后世的内容，不是依靠文章而是依靠诗歌，难道不是因为文章还有铺陈张扬的痕迹，而诗歌则使人从容领会、充分满足，深入人的内心吗？既然如此，有《文醇》尤其不可没有《诗醇》。六家的品格以及他们各自所遭逢的时代，都见于本集的小序。这部编纂汇成后，梁诗正等请示其大概，所以为它写了这篇总序。”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编纂在唐代选取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在宋代选取苏轼、陆游，共六家，确实已经概括了诗歌源流和正变的全部，显示了诗坛衡量取舍的标准。大概诗歌的正宗，没有比得上李白、杜甫的；白居易平易近情，韩愈奇特峻拔而有法度，苏轼天才超逸精妙，陆游人工精密，都足以辅助李白、杜甫，成为后学的津梁。我 皇上处理万机之余没有别的嗜好 皇上所作的文章诗章累计达到三万多篇，所以对于诗学的源流，权衡判断极其恰当。这部编纂又依据尼山删定诗书的宗旨 品评鉴别六家，确定为正当轨范，使家家歌弦、户户诵读，奉为玉律金科，确实不是各家选本所能仰望推测的。至于评论注释，仍然用不同颜色作标识，也大致仿照《唐宋文醇》的体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卷〕 《斯文正统》十二卷 刁包编纂。刁包，见《经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 《太仓十子诗选》十卷 吴伟业编纂。吴伟业，见《史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编纂所选的，是周肇《东冈集》、王揆《芝防集》、许旭《秋水集》、黄与坚《忍庵集》、王撰《三余集》、王昊《硕园集》、王抃《健庵集》、王曜《升东皋集》、顾湄《水乡集》、王摅《步蟾集》，共十人；他们都是吴伟业的同乡，各选取他们的一部集子编成这部书，大概仍是明朝末年诗社遗留下来的风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 《乐府英华》十卷 有孝在自序中说：“自汉代至唐代，乐府著作有几十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郭茂倩的《乐苑》、左克明的《乐府》、吴兢的《乐录》、郄昻的题解、沈建的《广题》、徐献忠的《乐府》，各家都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我取来相互参照并加以订定。” 臣等谨慎考察：自序所说的郭茂倩《乐苑》、吴兢《乐录》，都是错误的。郭茂倩的书名是《乐府诗集》，吴兢的书名是《乐府古题要解》。书名为《乐苑》的，是梅鼎祚编纂的。至于它所分的各类，大多沿袭郭茂倩的旧目，在体制方面没有考订，每章下面略加注释，间或附有评论。大概它的体例主要在于选诗，与吴、郭诸家的用意本来就不相同。《唐宫闺诗》二卷。费密编纂。费密见《别集类》。《牍隽》四卷。萧士琦撰写。士琦，字季公，泰和人，前明贡生。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选录了从汉代至宋代的尺牍，分为三十二门。然而所录的往往只有一两句话，并不是全文。《乐府广序》三十卷。朱嘉征编纂。嘉征，字岷左，别号止溪。圃人，海宁人。前明崇祯壬午举人，入 国朝后任徽州府推官。《三苏谈》十卷。高阜撰写。阜，字康生，号萝栖，祥符人。《萧氏世集》【无卷数】。萧伯升编纂。伯升，字孟昉，泰和人。臣等谨慎考察：这部集子全都收录他先世的诗文。考察其自序，称它与萧士玮的《春浮图集》以及士玮弟弟士琦的《陶庵杂记》《牍隽》等书同时合刻，称为《萧氏世集》。然而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萧岐的《正固先生集》、岐之子萧遵的《垣行自志》和萧晅的《雪崕诗集》三种。《姚江逸诗》十五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读》六十二卷。黄宗羲撰写。宗羲见《经类》。《诗纪匡谬》一卷；冯氏校定《玉台新咏》十卷，冯舒撰写。舒，字己苍，号默庵，又号癸巳老人，常熟人。臣等谨慎考察：冯舒因冯惟讷辑录的《古诗纪》中错误很多，以致李攀龙的诗被删削，钟惺、谭元春的诗被归入其中，辗转沿袭错误，于是撰写此书加以纠正，所以命名为《诗纪匡谬》。至于校定《玉台新咏》，则以宋嘉定乙亥年永嘉陈玉父的本子为主，并以各本相互参照核验。《二冯评防才调集》十卷。冯舒、冯班共同辑录。冯班见《子类》。王士祯跋文说：“赵执信崇信这部书，竟至于铸金呼佛，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杭世骏《榕城诗话》说：戚进士▯言，是德清人，每每替二冯辩护。我在《才调集》防本后题跋说：冯老头谈诗真是固执啊！承接、转折、开合，不停地提倡，这是村夫子的长处。至于缘情绮靡，难道也在于此吗？古人中或许有细心通才之人，却一定不应当作这种迂腐的论调。推崇西昆而贬低西江；西昆盛行于晚唐，西江盛行于南宋。如今若要禁止晋宋诗歌不作齐梁风格，禁止齐梁诗歌不作开元、大历风格，这一定是办不到的。风气流转，人声也随之变化。把三千年的人都合并为一朝的诗，哪有这样的道理？二冯可以说能够持守诗歌的正道，却不能说已经穷尽了诗歌的变化。” 《柳邨诗集》十卷。陈增新等编纂。《增新字子》更，嘉善人。《溯洄集》十卷。魏裔介编纂。裔介见《经类》。《高言集》四卷。田茂遇、董俞共同编纂。茂遇，字髴渊，顺治戊子举人。俞，字苍水，二人都是华亭人。《古文辑略》【无卷数】。曹本荣编纂。本荣见《史类》。

译《续宛雅》八卷。蔡蓁春、施闰章共同编纂。蓁春的生平事迹不详。闰章见《子类·宛雅三编》二十四卷。施念曾、张汝霖共同编纂。念曾号竹窗，是闰章的孙子。汝霖见《史类》。臣等谨慎考察：明代梅鼎祚有《宛雅》十卷，大概收录了从唐代至明代宣城的诗，所以蔡蓁春、施闰章又选录嘉靖以后至崇祯末年的诗，共六十五家，作为续编。后来施念曾、张汝霖又搜集《二集》遗漏的前代诗歌，增入 国朝的各种作品，作为三编所补的内容，较为完备。《临川文献》八卷。胡亦堂编纂。亦堂，字二齐，慈谿人。顺治辛卯举人，任临川县知县，后来行取为主事。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专门辑录自宋代以来临川一县的文章，每一集仍标明原来的名称，并分别在卷首附有小序。《江左十五子诗选》十五卷。宋荦编纂。荦见《史类》。荦在《诗选》自序中说：“我出任巡抚，掌管吴地，已经将近一纪，每天有较多闲暇，于是得以振兴风雅。前后在大江南北鉴别、选拔有名的人才，共有十五人。我和朋友邵长蘅共同精选他们的诗，得到原作的三分之一，交付刊刻。诗不分甲乙，按照年龄次序排列。” 臣等谨慎考察：荦任江苏巡抚时，甄别选拔境内擅长文章的士人王式丹等十五人，各自选其诗一卷，交付刊刻。诗原有二十五卷。顾大申撰写。大申见《诗集类》。《宋元诗防》一百卷。陈焯编纂。焯，字默公，桐城人。顺治壬辰进士，任兵部主事。焯自述说：“这部书大概都是散落的零抄本，有的从山水图经中得到，有的从崖壁碑刻的拓本中得到，还有的来自市坊、村塾、道院、禅宫中的破旧竹箱和残缺蹄迹，穷尽一切搜求，积累多年，才完成这部巨帙。” 潘江作序说：陈焯过去有《古今诗防赋防》的选本，十年以来，又取宋元合金诗加以考论。从合稿专集，到山经地志所记载的，从稗官野乘所收录的，没有不搜集、采择的。既广泛搜集，又严格选择。而且《宋史》成于托克托，《元史》成于景濓，叙述前朝名贤事迹，大多荒疏简略，稍微涉及忌讳，便施加曲笔。这部集子在评论诗歌之中寄寓正史的意义，仿照遗山《中州集》的体例，每人立一传，不只是详细记载其爵位和里籍，而且一定考核其品行，使诵读其诗的人可以由此评论时代、了解人物。” 王士祯《香祖笔记》说：“甲子年祭告南海，当时年末到达桐城，陈焯带着他所辑的《宋元诗防》来商议，使我能够纵览一整天。《甬上耆旧诗》三十卷。” 胡文学编纂。文学见《史类》。《滕王阁集》十三卷，《滕王阁续集》【无卷数】。蔡士英编纂。士英，字伯彦，奉天人，官至漕运总督。《宋金元诗》永二十卷，补遗二卷。《选声集》三卷，附《词韵简》一卷。吴绮选编。绮见《史类》。凡例说：所选各篇，在品格、气韵、意味、规矩、方圆等方面，总之不与李唐诗歌的丰格相差到天壤之别。《澄远堂三世诗存》八卷。李绳远编纂。绳远见《史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弇州标举前后五子，在此之外又扩为四十子，好像此外就没有遗漏的贤才了。谈论诗歌的人遇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士人，有时放置不看，却不知道隆庆年间的诸人已经竭力挽回喧嚣的习气，使之归于平淡。而定陵初年，人人都在修饰辞藻、雕琢文句，出入于风雅之林，像李伯远这一类人尤其卓然成为名家，不能看出万历初年不如嘉靖末年。” 《唐贤三昧集》三卷，《二家诗选》二卷，《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古诗选》三十二卷，《十种唐诗选》十七卷，《载书图诗》一卷，《新安二布衣诗》八卷。王士祯编纂。士祯见《史类》。士祯在《唐贤三昧集》自序中说：“康熙戊辰年春末，我从京师归来，居 住在宸翰堂，每天取开元、天宝年间诸公的篇章来阅读，抄录其中尤其隽永超逸的作品，从王右丞以下共四十二人，编成《唐贤三昧集》。合并《文粹》《英灵》《间气》等选本和《诗通》，编为《唐诗十选》，不收录李白、杜甫二人。“称‘公’，是仿照王介甫《百家》选本的体例。张曲江开创盛唐的开端，韦苏州终结盛唐的末尾，二人都没有收录，是因为已经见于《五言选》诗，所以不再重复收录。” 《昭明文选越裁》十一卷。洪若皋编。洪若皋见《别集类》。若皋自序说：“所谓《越裁》，是因为当时避居越城，既是记述此地，也是记述僭越之意。”《姑苏杨桞枝词》一卷。汪琬编。汪琬见《别集类》。《樵川二家诗》四卷。朱霞编。《浙江通志》记载：朱霞是建德人，顺治乙未进士，疑即此人。臣等谨按：《樵川》指今天的邵武县；所谓二家，是宋代的严羽和元代的黄镇，成书。二人各分为二卷，卷末附有《沧浪诗话》。《十五家词》三十七卷。孙黙编。孙黙，字无言，休宁人。臣等谨按：此编收录吴伟业《梅村词》、梁清标《棠村词》、宋琬《二乡亭词》、曹尔堪《南溪词》、王士禄《炊闻词》、尤侗《百末词》、陈世祥《含影词》、黄永《溪南词》、陆可求《月湄词》、邹祗谟《丽农词》、彭孙遹《延露词》、王士祯《衍波词》、董以宁《蓉渡词》、陈维崧《乌丝词》、黄俞《玉鳬词》，共十五家。《宋四名家诗》【无卷数】。周之鳞、柴升同编。周之鳞，字雪苍，海宁人；柴升，字锦川，仁和人。《杨氏五家文钞》十二卷。这是杨长世及其侄子杨以叡、杨以俨、侄孙杨兆鳯、杨兆年合刻的稿本。杨长世，字延防，瑞金人，官任兴安县训导。杨以叡，字维明，邑中诸生。杨以俨，字维庄，贡生。杨兆鳯，字尔翔，官任上饶县训导。杨兆年，字尔逢，官任宜黄县训导。

译《宋诗钞》一百六卷。吴之振编。吴之振见《诗集类》。之振自序说：“自明代嘉靖、隆庆以后，诗家尊崇唐诗而贬抑宋诗。宋人的文集被用来封酒瓿、糊墙壁，抛弃它们还唯恐不能彻底，因此今天搜集购买宋诗最为困难。贬斥宋诗的人说它腐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宋诗。宋人的诗是在唐诗基础上变化而来，又写出了自己的所得；剥落尽了皮毛，只留下精神。不懂的人有时认为它腐朽，后人喜欢这种说法的省事和地位高，便群起奉行一个‘腐’字，以致废弃整个宋代的诗歌。所以如今贬抑宋诗的人，都是没有见过宋诗的人。即使见过却不能辨明它的源流，也等于没有见过。这种弊病不在于贬抑宋诗，而在于尊崇唐诗。因为所尊崇的是嘉靖、隆庆以后所谓的唐诗，而不是真正的唐诗。唐诗若不是本来的唐诗，宋诗也就不是本来的宋诗；把它看作腐朽，当然是应当的。宋代距离唐代很近，而宋人学习唐诗尤其精深。正如曹学佺为《宋诗》作序所说，宋诗取材广泛而立意新颖，不抄袭前人的一个字。这样看来，诗歌不腐朽的，没有比宋诗更突出的了。如今尊崇唐诗的人，眼睛没有看过完整的唐诗，只守着嘉靖、隆庆年间固陋的版本，那些全都是宋人已经用过的刍狗，践踏它们的头背、拿来烧火，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们又把这些东西取回来放在箱子里，用文采加以装饰，陈陈相因，众口一词，这才是真正所谓腐朽。” “拿肉脯和烤肉来作比喻，能够翻出旧意而创造新意，把烹调加工的技巧发挥到极致，就成为珍美的食物了。如果三朝三暮，反复进食而不改变，臭味都已经败坏了，却还认为是珍美。究竟腐朽不腐朽呢？这部选本大概穷尽了宋人的长处，使各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所以门户非常广博，不用一种说法蒙蔽古人。它并不是要把宋诗置于唐诗之上，而是想让天下贬抑宋诗的人看见宋诗之所以为宋诗，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或许由此会怀疑，这数百年间，文臣老儒费心劳神、寝食不安地研究唐诗的人，不止是后人的十倍，为什么偏偏只求与嘉靖、隆庆时期的说法有一点相合却不可得？因而忽然明白其中的原因，那么，这部集子未必不是唐代以后诗道的巫阳啊！” 《翠楼集》三卷。刘之份编。刘之份，字平胜，籍贯不详。《诗苑天声》二十一篇。范良撰。范良，字眉生，徽州人。《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八。《经籍考》【二十八】。集【总集】。《练音集补》七卷。《国朝练音集》十二卷。王辅铭编。王辅铭，字翊思，嘉定人。臣等谨按：明代翟校认为嘉定一地历代都有作者，但诗篇多有散失，于是采录自宋天圣至明弘治的作品，合编为一书。嘉定是古代的练祁市，因此命名为《练音集》。后来书版毁于倭寇，只存抄本。王辅铭认为其中遗漏还很多，又重新采集补充，并且另选 本朝诗人的作品，另编为一集。《金华文略》二十卷。王崇炳编。王崇炳见《史类》。凡例略说：“此书取《金华文征》的十分之五、《金华文统》的十分之二，又从其他书中取十分之三。”又说：“《文统》的体例是，凡是论及军事机要、政务方术以及为佛教而作的文章，一概不收录。” 毛竒龄作序说：“金华自颜乌、许孜以后，多有忠孝节烈之士，而且各自都有文章。唐代有骆丞最为著名，舒侍郎和冯节度继承其后，但他们专以诗歌闻名。到了宋、元直到今天，道学方面有吕伯恭，史学方面有陈同甫，以及元代的金、许，明代的王、宋，光辉灿烂、声名显赫，屈指难以数尽。然而金华的文章不容易辑录，从前如《文统》《文宪》《文征》《婺书》之类，又大多有所缺失散佚。王崇炳于是出来选编，又得到唐中含为之校订、抄录。” 《尺牍新语》二十四卷。徐士俊、汪淇同编。徐士俊，字野君，钱塘人。汪淇见《子类·蕉雨轩诗余汇选》八卷。陈澍选编。陈澍，字雨夏，嘉兴人，岁贡生。《东白堂词选初集》十五卷。佟世南编。佟世南，字梅岑，辽阳人。《名家词钞》【无卷数】。聂先编。聂先，字晋人，庐陵人。《林下词选》十四卷。周铭选编。周铭，字勒山，松江人。《说唐诗》二十二卷。徐增撰。徐增，字子能，长洲人。《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魏宪编。魏宪，字惟度，福凊人。《皇清诗选》三十卷。孙鋐编。孙鋐，字思九，江南华亭人。凡例略说：“评论诗歌的人必定以初唐、盛唐为规范，实在像优孟穿戴衣冠那样模仿。然而如果凭借轻佻机巧的姿态，以舒缓的声调、急促的节拍，便自认为掌握了中唐、晚唐的奥秘，那么风气就会更加低下。”又说：“这些年来，又有家家奉南山为宗、户户尊剑南为师的情况。南山、剑南在那里天真烂漫，完全没有固定的门径，这确实是诗家上乘之作。假如衣冠不整、举止放纵、面貌颓唐，或者穿着宽大衣袖的方领长袍，迂腐疏阔而令人厌恶，却动辄想要夺取宋人的地位，怎么会不被七子彻底排斥呢？” 《国雅初集》【无卷数】。陈允衡编。陈允衡见《史类》。《宋诗删》二十五卷。顾贞观编。顾贞观，字华封，无锡人，由监生考授秘书院中书。中康熙丙午举人，迁典籍。《历朝赋格》十五卷。陆葇编。陆葇，字义山，平湖人，康熙丁未进士，授内阁典籍，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改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 郎。《续垂棘编》三集十卷，四集九卷。范鄗鼎编纂。鄗鼎见《史类》。【臣】等谨按：鄗鼎的父亲范芸茂曾选辑山西文章二十卷，题名为《晋国垂棘》。鄗鼎因循此例，汇辑其乡里及附近人士的文章，作为续编，前后共成四集。如今仅存第三、第四两集。《传是楼宋人小集》【无卷数】。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戴范云作跋说：“这是昆山徐氏所辑，所以仍题名为《传是楼宋人小集》。” 《榕村讲授》三卷，《古文精藻》二卷。李光地编纂。光地见《经类》。《羣雅集》十二卷。李振裕编纂。振裕见《别集类》。《瑞竹亭合稿》四卷。王愈扩和他的弟弟王愈融撰写。愈扩字若先，泰和人，康熙庚戍进士。愈融字侣新，是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