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八

译却不知道庄有恭替段成功巧妙开脱，并同臬司、知府等有意从宽处理，彼此只在默契中相互配合，尚没有明显授意指使的情节，仍属于外省官吏沿袭已久的习气，因此定案示惩后，不久仍施恩录用。与李因培任意舞弄文书、乖张欺诈相比，完全不同，并不是对庄有恭从轻、对李因培从重。再如汤聘，身为巡抚，亲眼看到总督杨应琚欺骗上司、败坏政事，却没有一句话上报，不能不加以重罚。然而汤聘不过是一个庸碌怯懦、随人俯仰的人；假如换作别人处在这种情形，也未必不会重蹈他的旧辙。若要一到云南境内任职，就能立即具奏、依法惩办，只有鄂宁等忠于国事的人才能做到，难道可以据此严责汤聘吗？因此他的罪还可以酌量，朕从未减免他的罪，只是已经命令法司改列缓决，以彰明公平允当。四人都是大臣，但治罪的等差明显不同，难以一概而论，所以不得不明确地说明，使各省督抚知道朕赏罚分明、严守法令，一概秉持大公，即使是朕也不能自行决定，只看各人自己所作所为；希望大家都知道警戒，符合朕整饬官场、澄清吏治的至意。将此谕旨通告中外，使大家知道。三十三年，制定各省秋谳责成所属道员、府官巡历审勘的条例。谕旨：阿思哈奏请各省每年秋审照京师按册覆谳的条例，停止提犯到省，这一条意见很是正确；但其中还有谋划议定得不够周全的地方。这类罪犯的案情，早已由督抚、臬司等确实核查并详细定案；到了秋审之期，也不过沿用旧例，依照招册分别列为情实、缓决、可矜三项，而在省城过堂时，从未听说有声冤平反的事情，徒然使囚徒辗转提解，造成纷扰，疏忽差错也种种难免，自然应当酌议停止，以省去具文。不过各属已经结案的案件很多，查考研究务必详细慎重；如果一概免除提解，而掌管刑法的官员只知道抱着文牍办理，在表面查核、听取词供这一意义上仍不相合于朕意。自古以来按部录囚本有旧典，督抚统辖全省，臬司又总汇刑名事务，势必难以亲临各州县逐一按问。至于所属道员、府官，职掌专一，分辖的地方又不是十分遥远；如果命令他们每年审录之前，巡历所属各地，逐案细心审勘，情节和罪行确实相符、毫无疑义的，自然可以汇编成册申报上司。偶尔遇到案件已经定案而仍有犯人临时喊冤的，也不过十人中一两人，仍应据实另行缮写招册，将本案犯人、证人一并解送司、院覆讯定拟。这样在减少陋规的同时，也兼有慎重刑罚的用意，立法才算尽善【互见刑制门】。制定详谳秋审官犯的规定。谕旨：今年朝审官犯勾到时，像高恒、普福这样身为盐政大员，却对本应提解归入官帑的银两任意侵吞，数额达到数万，都属于依法不能宽免的罪。但普福用心狡猾，预先设法弥补；高恒却一味愚钝憨直，毫无顾忌，行为虽然不同，所犯却相同。如果对他们稍有姑息，那么此前凡是因贪污而被正法的官犯，如何显示其中没有冤屈？将来那些侵吞亏空、败坏法纪的人，是要执法惩治，还是要废弃法令、助长奸恶？又如达色一案，起初认为他的罪不过是短发价值的银两，同高恒、普福侵贪入己略有不同。等到阅看招册中各项供词，发现有商人送的门礼不合意，便压制不准进见的事情，这就是借机示威，贪欲如溪壑而永不满足。假如把河东盐政换成两淮盐政，他的狼藉难道会在这两人之下吗？因此一并勾决。至于通武一案，虽然冒领销毁银两达到七千多两，按条例本应勾决，他又有什么可辩的？但此人本是工匠出身，又因制造器具时浮报侵用而获罪，以玩物之罪置人于死地，朕又怎么忍心这样做？至于提引案中的顾蓼怀，虽然是受高恒怂恿，也已经从中牟利，酿成大案，本来很难曲意宽免。只是该犯不过是商贾中的末流，贪图眼前利益、爱财，这是他的常情。而且他即使能够诱使别人犯法，假如高恒不能听任愚弄，又怎么能让他的伎俩得逞？因此将这两名犯人都暂缓勾决。试想朕看待高恒，难道反而不如通武、顾蓼怀等人吗？然而情理和法律所在，罪责等差自然有清楚而不可改变的区别。海明、素棫、阿拉克、多尔济、阿尔锡等人的罪行情节，还有一线可以原谅之处，着令在次年朝审时一并改列缓决，以彰明公平允当。审察囚犯是彰明国法、端正人心的大典，关系重大。朕对各种案件权衡得如同铢两般精细，只是虚心推勘，务必使该轻则轻、该重则重，各自同其人实际相称，情节和罪行都由其自身行为招致。这里的裁断，全都依据 上天至大的公正，并不是朕所能自行决定的，又怎么会稍存成见，故意在其中分出高下呢？将此谕旨通告中外，使大家知道。三十四年，制定详细审查并减等秋审缓决人犯的规定。谕旨：一向以来，朝审、秋审的缓决人犯，每隔几年就降旨命刑部查办，酌情减等，以免长期羁押。如今自乾隆三十年查办以后，又过了四年，人犯的数量逐渐增多。这些罪犯在秋谳中固然难以立即得到宽恤减等，但既然屡经议定缓决，说明情节和罪行还不是很重，徒然使他们长期滞留监狱，审判文书反而越积越多。着令该部将朝审、秋审各犯中曾经三次缓决的，核实其案情，分别奏请减等，以符合朕矜恤各种案件的至意【互见赦宥门】。三十五年，改正私铸钱币人犯立即正法的案件。谕旨：今日三法司核覆江西省私铸钱文的袁槐毓、吴显四两名犯人，拟定斩决的奏折，实在不合适。这类私铸钱币的重犯，藐视法律、触犯禁令，当然是自取罪责；但核究其情节和罪行，终究同叛逆不法以及行劫盗窃的犯人不同，又有什么不能等待秋审的呢？定案时依律拟为斩监候，秋审时列入情实，已经足以表示警戒。至于拟定立即正法 的处理，未免过重，而且会使无知之人妄加猜测，以为有意从严，实在没有必要。袁槐、毓、吴显四，都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制定详谳受贿私放刨参人犯案件情节的规定。

译谕刑部：改拟捕获刨参人犯后受贿私放一案，将额尔图、孟忒两犯拟判绞刑，请立即正法。这样办理又过当了。此案此前因为该将军傅良定罪过严，不加区别，所以降旨交刑部另行办理。然而该部堂官却存有宽纵之意，一概以发遣、枷责了结。经朕当面训诫，命令他们按律改正。如今又在定律绞候之外加判立即处决，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都不合情理之公允。额尔图身为佐领，同骁骑校孟忒都是职官，既然查获偷挖人参的犯人，就应当解送审究治罪，却竟敢受贿故意放纵，实在是藐视法律、营私舞弊。他们的罪就在这里，并不应同在官人役因事受贿者一样，只按赃款数额定罪。但额尔图等虽然确实犯了死罪，即使赃款数额超过满贯，终究同贪婪索取、数额超过千万的罪犯不同，只应列入秋审情实；如果急于立即处决、不等待秋审，又怎么能说同情节和罪行相称呢？整饬对诬告罪情审问拟议过当的弊失。谕令：据德福奏报审理拟定的安仁县仓书刘本忠等盗用空白印纸，捏造款项诬告揭发一案，拟将刘本忠绞死，请将他立即正法。所拟罪名未免过重。刘本忠因为与同房书役一同被该县长随斥责侮辱，平素已有嫌隙，便擅自使用印纸捏造款项，写成详文诬陷本官，情节本来确实可恶。但是，这类胥吏作奸犯科，自应依照本律科罪判处，起初并不是身犯谋逆大恶以及强盗、光棍等案犯，不能稍有迟延就必须立即处死的情形可比。即使是引用匿名文书告发他人罪行的案件，定拟绞刑监候，因为事理较重，列入本年秋审情实，已经足以表示警戒。如果也对他立即处决，在情理和法律上都未能做到公平，而且恐怕内外审理刑狱的衙门因此妄自揣测，转而互相援引比附，实在不符合辅佐教化、协和中正的道理。此案交刑部办理，等该抚题疏送到后另行改拟具奏。不久，依照法律议定，予以准行。乾隆三十六年，规定审查详议威逼致死一家五人而问拟失当的案件情形。谕令：据永德奏报，监生段兴邦威逼佃户周德先父子五人，他们先后投塘、服毒而死，按照成例拟定发往边卫充军，请将田亩判给周德先的孙子一半一事，已经批交该部议奏了。段兴邦因为田土这点小事，便捏造词状控告佃户，又用言语恐吓，导致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后自尽，实在是豪强凶恶之徒，仅仅拟处军罪，哪里足以遮蔽他的罪行？据说现在正在咨送刑部核结，刑部是怎样核议的？是准许还是驳回，是否已经咨复完结？而过去遇到威逼一家五人的案件，部里是怎样定拟的？有没有分别另行办理？如果果真全都以军罪问拟，在道理上哪里能算公平？着传谕大学士刘统勋等，立即查明复奏。至于永德明知段兴邦的情节和罪行较重，却仍照常拟定充军，咨送刑部完结，反而专门就科断田产这一末节单独上折陈奏，表面像是严惩，实际上却有意从轻放纵，未免近于取巧，这哪里是封疆大臣尽心任事的道理？永德着传谕申饬。规定详细审议秋审罪案。谕令刑部：将秋审情实各犯中情节和罪行重大的，按照成例摘录叙述事由，请将其正法，缮写奏折具奏。朕详细加以阅看，官犯中如王钲、佘子良，都是将铅斤工力银两扣克入己；段宏深擅自动用铜斤运费，都属于侵蚀官项。色赫讷因为俸满进京，借故征敛，得到银二千余两；长福包揽事务、替人说情，从中收受贿赂；甘广向银厂课书索取津贴，加平到六千余两之多，都属于违法贪赃。陈师愈身为大使，却在铸印时授意匠役，用铅灌注后抵换银两，虽然数目不多，但情节和罪行十分可恶。以上七犯在法律上都难以宽贷，都着照刑部所拟立即正法。至于钱嵩芝，虽然也有虚报通关的罪行，但和王钲等侵吞入己的情形不同；戈济预先买进米石归仓，事后折钱时多收钱二百余串，固然属于贪图小利、见利忘义，但还不能和枉法剥削百姓的罪犯相比。三格在工程银两中扣留一部分营运，贪鄙不堪，但管工人员这类弊端大多难以避免，三格只是因为事情败露，自可暂且免死。至于罗源浩、陈昌元、程之章、孙焯承管铜厂，办理不善，以致积久形成无法着落的赔项，又不能按照期限清偿完毕，这是罪有应得；考虑到他们终究没有侵吞入己，而且本年又属于停勾之年，不妨缓到来年秋审时再行核办，都仍着牢固监候。他们中的普通犯徐三、黄氏、覃见文、赵珍吉、洪玉、杨成桂、张廷桂、张五汉、乔士宏、卢裕荣、黄彦廷、白扬兴、刘士英、崔登节十四犯，核查其情节和罪行，都没有可以宽免的，也都着照部议立即正法。秋谳是重大的典礼，关系到刑罚；其中情节和罪行重大的，不应因为停勾之年而长久拖延立即处死；只要还有一线可以延缓的余地，仍应宽缓其处决期限。朕总理各种刑狱，只希望做到明察慎断，不仅罪行轻重要看其自身所招致的后果，办理的缓急也要一概以公平为准。将此通谕内外知悉。乾隆三十七年。敕令督抚审理刑狱，要根据案件本来的情状，不得有意迁就。谕令：今日三法司核覆熊学鹏审拟管关织造寅保家人高尚德踢死徐二一案，该抚原拟高尚德逞凶踢死平民，拟处绞刑立即正法。经法司核拟，高尚德是因为徐二漏税而发生争执，踢打致死，这与无故殴打致死平民不同，应仍依斗杀律拟绞监候。所驳十分正确。熊学鹏并未仔细核查案情，便拟定立即处决，实在过重。立即处决、不必待时的罪犯，原本是因为罪恶重大，法律不能姑息等待，例如强盗罪情无可原宥，以及谋叛、大逆、邪教、妖言之类，自然不能稍有迟延而不立即处死。至于近日钱度一案，因为大员败坏操守、贪赃数额超过数万，远远超出情理之外，不依法严惩不足以表示警戒。高尚德所犯与这些情形完全不同，怎么能突然拟定立即处决？看来该抚因为前次奏报没有把寅保是否知情故纵，或者是否属于失于察觉而应受处分，分别清楚地说明，曾经降旨令他尽心研究审理，因而领会错误。却完全没有想到，封疆大吏办理刑名案件，竟然不衡量事理轻重，任凭私意揣测，导致引用断例失当，这可以吗？熊学鹏着交部议处。朕对于一切谳牍都秉持公心审理拟定，应当宽缓还是应当严惩，从来不预先存有成见。

译其中有原拟过轻、经朕命令刑部另行拟定的，或者原拟过重、又驳回命令改拟的，都应当分别就案件罪犯的真实情状反复推究，务必一件件做到公平恰当，全部根据本人自身所招致的后果，正如明镜空悬、秤衡平正，事物来到便顺应处理，起初并不是预先存有某种意向；这样，各督抚又从哪里去揣摩朕的心意呢？何况一旦涉及揣摩，事理就已经不能公平，又怎么能称得上辅佐教化、协和中正的意思？各该督抚等只应根据案件本来的情状，彻底破除私心迁就的见解，使各种刑狱都归于明察慎断，以符合委任你们的期望。将此通谕知悉。乾隆三十八年，规定秋谳。规定对予勾、停勾人犯揭示罪由的成例。谕令：秋谳大典，经九卿会同核定拟罪，缮写册籍进呈，朕亲自反复阅看，核查其情节和罪行轻重，分别勾决、留存。其中稍有一线可以原谅的，必定替他寻求可以生存的理由，予以停勾；而确实情真罪当的，也不能曲解法律、卖恩市惠，稍有姑息，以求做到不枉不纵。并且在勾到时，将应当勾决、应当免勾的原因，详细明白地谕示大学士、刑部等官员，使他们全都知道。这是因为百姓的生命最为重要，朕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只是国家明定刑罚、申明法律，本来是为了符合以刑罚达到不用刑罚的道理。如今秋审招册中情实应勾的人犯，每年总是不见减少，难道朝廷的教化还有没有能够感化百姓的吗？还是愚民不知道犯法的缘由，轻易触犯重法呢？古人说：“在市上处刑，把他交给众人抛弃。”本来是想让家家户户都知道，共同懂得警戒畏惧。如今刑部以及外省接到秋审勾到的谕旨，不过是遵照办理，却没有让民间周知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依法应当正法的原因，难怪每年举行彰明刑罚的典礼，而犯法的人仍然很多。自然应当在秋后处决时，把该犯必定应当正法的情节摘录出来，用简明几句话在交通要道张榜公布，使愚民看见后警醒内心，这样或许不至于轻易触犯法律。但是，今年各省应当勾决的人犯已经办理完毕，已经来不及了。着从朝审勾到开始，大学士会同刑部，将予以勾决和不予勾决的各犯，经过朕酌情核定前项罪行、分别办理的地方，节录其情由呈览，随时在市曹张榜公布，使众人知道朕明察慎重地使用刑罚的本意。今后办理各省秋审勾到时，也着大学士、刑部每次将各犯应当勾决、应当缓决的情节，一并摘录叙述几句话，奏闻并通知各该督抚，在处决时张示晓谕，以彰明警戒，使穷乡僻壤都知道“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意思，着作为定例。规定详细审察救亲情切以及独子按照成例得以留养的案件情形。山西巡抚巴延三审理拟定：民人李治国，因为他的母亲高氏被同母异父的石通拉走，手腕和脊背擦伤。李治国担心母亲年老伤重，便拿刀威吓并刺扎，导致石通死亡。该犯确实是救母情势急切，按照成例两次请示，并奏明他是独子，家中没有其他男丁，按照成例可以留养。奉准。奉谕准许施行，后来又奉到谕旨。上谕说：“成例中记载的救亲情切一条，原本是父母被人殴打，情势危急，儿子听到声音前来救护，确实有迫不得已的情状，因而致使他人受伤，这种情形确实有可以原谅之处，所以旧例准许在奏疏中两次请示，等候谕旨。如果父母与人寻衅斗殴，儿子随后赶到又加力致人死亡，这是父子逞凶共同殴打，不能说是出于情急救亲，难道可以不严查实情，照法律论罪抵命吗？如果又巧妙援引条文加以开脱，竟然使助长恶行的重犯侥幸逃脱法律制裁，怎样才能显示严明法律的公平？又如独子奉养父母一条，定例必须先查核死者并非独子，而凶犯确实家中没有其他男丁，才准许声请。但是也必须核查案件情节本来较轻，而且完全没有其他过错，才可以按照成例援引请示。至于其中案情稍重，虽然已经声请，却不准留养的，朕以前认为这类案件还不是谋杀等重大情节，常赦不能原宥，曾经降旨说等他拘系多年，使他的桀骜之气受到驯服，再酌情减轻末等罪罚；也不必在定案时就把命案正犯立即释放，这是在明察慎重用刑之中，更包含法外施行仁慈的意思。只是恐怕愚民没有知识，倚仗有留养的成例，凡是独子就动辄轻率地逞强斗狠，容易触犯法律；所以随着案件办理留养，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害了他们。与其急于释放，使百姓轻视犯法，不如稍微慎重一些，反而能够得到怜悯保全吗？今后内外审理刑狱的衙门遇到这两类案件，务必确实核查罪行缘由，审慎斟酌，做到最为恰当、妥善办理，不得心存姑息，以符合明察、公允、协和中正的本意。” 乾隆三十九年，因为京畿地区发生轻微旱情。命令刑部酌情减免秋审缓决人犯的罪等。谕令：过去秋审人犯如果合计达到万人，便命令刑部将三次缓决者分别减等，以表示法外的仁慈。如今自乾隆三十六年以来，到今年秋谳时，大约计算人犯又有一万多人，其中缓决三次以上者，到期本来属于应当查办的成例。但距离办理还有几个月，此时仍须滞留囹圄。现在因为京师及京畿附近地方甘霖尚未普降，农田急切等待雨水，已经降旨将刑部及直隶省军流以下罪名减等发落。至于这些缓决人犯，不仅三次缓决者今秋应当减免；就是缓决一二次者，其情节和罪行本来较轻，再过几年也仍然会归入宽减。如果现在及早查办，使刑狱清理一空，更足以彰显体恤刑狱、招来和气甘雨。着刑部堂官立即把曾经缓决一二次以上的人犯查明，根据所犯案件情节酌量办理，奏闻后分别减等，以符合朕怜悯慎重、详慎用刑的至意【互见赦宥门】。乾隆四十年，申饬外省办理秋审草率的弊端。

译谕令：本年刑部进呈的勾到册中，四川省从缓决改入情实的共有五起，其中徐兴德、鲜绍冕两起，朕在阅看该省题本时，因为其情节较重，便交批本处秘密记下，等秋审招册进呈时，看他们如何核办。如今这两案正在九卿等拟议改入情实的案件之内，可见刑部九卿办理认真，而四川省办理草率错误了。往年各省秋审中经九卿改拟过多的，每次都降旨申饬，但每省不过二三起，从来没有像今年四川省这样改到五起的。秋审是臬司专门负责的事务，该省臬司李世杰现在章谷办理军粮等事，臬司印务本应由该督委派熟悉刑名的杜玉林署理，却竟委派顾光旭署理，以致办理错谬到这种程度。然而没有先学会养子然后再嫁人的道理，不能不加以惩戒警告。顾光旭着交部严加议处。至于文绶身为总督，在秋审事务上草率地核转，本来就是不对；但考虑到他现在办理军需等事务，经手事务很多，难以专心办理秋谳，文绶着从宽交部察议。乾隆四十一年，规定各直省秋审缓决人犯解送审查一次以后，停止再行解审。成例规定，刑部奏准各直省每年应当列入秋审的案犯，到应当勘验时，仍命各督抚提解到省城，率同在省的司道共同会勘，定拟后具题。至于缓决人犯解审一次以后，情节和罪行没有可以再行改定的，只命有司叙明缘由详细报告，停止解审。那些曾经拟入情实但尚未勾决的罪犯，以及先前拟缓决后来改入情实的罪犯，和缓决人犯中情形值得怜悯或有疑问的，仍照旧例解审。规定详细审察兵丁酗酒滋事、由本管上司依法责罚而致死的案件情形。谕令：据齐克勒特奏称，昌平州披甲尼雅哈因饮酒醉后，在防守尉阿尔绷阿门前肆意吵闹，命人将他捆绑看守。尼雅哈不知畏惧，反而胡乱辱骂。经防守尉阿尔绷阿、防御五什共同用板责打。尼雅哈回家后死亡，请将阿尔绷阿、五什交部，分别查议等语。齐克勒特的办理不对。尼雅哈是披甲，醉后胡乱辱骂，十分无法无纪。阿尔绷阿、五什共同用板责打，理所当然，而且是依法责处，并不是任意施用酷刑。尼雅哈的死，实在是他自己招致的。阿尔绷阿等有什么罪？何况各处将军大臣、防守尉等管辖所属兵丁，本来就是他们分内的事务。如今尼雅哈这样醉酒、胡乱吵闹，如果不惩罚责处，怎么足以向众人表示戒惧？阿尔绷阿、五什都不必交部议处。将此通谕各驻防将军大臣等，今后如果有这类事件，都照此办理。敕令刑部查核秋审缓决人犯，减等发落。谕令：过去秋审、朝审人犯中，缓决三次以上、人数积累很多的，每隔几年便命令刑部酌情减等，以表示法外仁慈。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因为祈雨而清理刑狱，曾经降旨，将乾隆三十八年以前缓决一二次以上的各犯一概减等发落，使监狱空虚。如今自查办以后，计算到本年秋谳拟入缓决的人犯，又积累有六千余名，数目已经不少。着刑部堂官将本年秋审、朝审中缓决达到三次的各犯，逐一查明各案所犯罪行情节，按照成例分别减等发落，以彰显怜悯体恤【互见赦宥门】。规定知府、直隶州平反审转重大案件后，送部引见。现行成例中，安徽英山县知县倪存谟枉断杜如意用斧砍杀其父杜得正、拟处凌迟一案，经该州倪廷模提审，审讯出凶僧广明诱使儿媳通奸，因为受岳父管束，便连续砍杀杜得正致死；该县任凭听信串供、捏造掩饰，反而将尸亲之子刑讯逼供，造成冤狱。御史李廷钦请将倪存谟按照诬告人死罪而尚未执行的成例，杖一百，徒刑三年。皇上认为法律处罚太轻而情节罪行太重，不足以遮蔽罪责，改发伊犁，永远不准回籍。随后又奉到谕旨。奉。谕令说：此案如果不是该州倪廷模审讯出实情，恐怕奸僧就会漏网，尸亲之子含冤。倪廷模可以说是能办事的人，着立即送部引见。过去各省地方官有拿获邻省盗犯的，尚且命令引见录用，以表示奖励。如果知府、直隶州能够把关系生死、出入大案的审转案件，秉持公心详细审讯，立即平反，那么所属地方就可以没有含冤的百姓，这比诚心缉捕盗贼更加有益于吏治。今后凡知府、直隶州将关系生死、出入的大案审出实情，改拟恰当，经上司核定题报、交部议准施行的，交部查明后奏请送部引见，着作为定例。乾隆四十二年，申定借口复仇、逞凶、妨碍法律，按照故杀拟罪的成例。刑部奏报：直隶总督周元理咨报，吴桥县民沈万良殴打王廷修致死，依照子孙报仇成例拟流，法律上和情理上都没有做到公平，应当命令该督另行拟定。奉。谕：此案中，沈万良的父亲沈三行窃并拒捕，原本是有罪之人，被事主王廷修察觉后追赶殴打致死，依法拟判徒刑，案件已经结案，按照法律不应抵命，按情理也不应复仇。可是他的儿子沈万良，竟在十多年后，乘机杀害已经认罪伏法的王廷修。该督援引子孙报仇的条例，拟判杖刑、流刑，经刑部议驳，十分正确。从前各省办理复仇案件，例如广东省曾士标殴死曾防昌，依法拟判斩候；而曾防昌的儿子曾朝宗又杀死曾士标的儿子曾亚二，依法拟判斩决，朕特地下谕旨，改为缓决。又如河南省智洪义因父亲智顺被赵二殴死，赵二审拟绞候，智洪义借口报复，竟杀死赵二的儿子赵仓，依法拟判斩候，九卿和内阁大臣在勾到招册中夹签说明，朕又特地下谕旨，通谕各问刑衙门。我国朝代明确刑罚、整饬法律，审理案件慎重周详，生杀之权全由审判机关决定，岂能容许一个不法之徒私自报复？况且国法既已彰明，私仇已经得到宣泄，复仇杀人的先例绝不能开启，这一训示最为清楚。即使是子孙复仇的条例，如果因为其父亲非正常死亡，而凶手竟然漏网，冤屈无从伸张，这种复仇还可以说有一定理由。

译如今沈三是罪人，王廷修又已经伏法结案，那么国法已经伸张，王廷修就属于无罪之人；沈万良却再次逞凶故意杀人，就应当按照故杀律审问拟罪。如果像该督所拟判杖刑、流刑，将来一旦开了这个风气，谁不是人子的身份，都可以挟带自己的愤恨，借口复仇，逞凶扰乱法律，哪里会有止境？这难道是以刑罚制止刑罚的道理吗？把这些通谕内外各问刑衙门知悉。确定详细审理秋审中持金刃伤人致死案件的办法。谕刑部：进呈云南、贵州秋审案件后，朕详细披阅，发现有双方持械斗殴各致一人死亡，以及持金刃伤人的案件，同一案件却分别拟为情实、缓决，实在不妥，已经交给该部另行改拟了。杀人者死，汉初约法时就是如此；如今选择情节较轻的列入缓决，已经属于宽大的刑典。如果纠集众人持械斗殴，各致一人死亡的案件，也都予以勾决；至于斗殴案件，情形本来各不相同，有的并非互相斗殴，却也援引互斗律条审问拟罪，这是因为长期沿袭旧例，姑且仍按旧例办理。然而秋审时分别定为情实、缓决，轻重应当有所权衡。比如双方都用手脚相互殴打，或者各自持金刃交锋，因为伤势严重而死亡，双方情形相等，原本可以列入缓决。若死者只是因为辱骂引发争端，或者先用手脚殴打，而凶犯竟然拿金刃抵抗并将其杀伤，这显然是逞强致人死亡。况且金刃本来就是能够杀人的器物，死者如果并未持械，哪里能够徒手相当？即使不是突然产生杀机，与故意杀人也只差一线。对于这类案件如果不列入情实，又用什么来惩治暴徒、治理凶恶？何况执掌司法的官员，只应当依据情理斟酌，务求判决公平。如果曲意宽纵开脱，便违背公正明确的原则。况且死者有什么罪过，难道能让他含冤于地下吗？今后内外各问刑衙门办理秋审斗殴案件，都应当遵照谕旨，尽心定拟，不得枉法宽纵，希望好勇斗狠之徒都知道警戒，不敢轻易触犯法网，这样实际挽救的生命会很多。不久，刑部奏请：将本年已经列入缓决的各案中查明死者并未持械、凶犯以金刃斗殴致其死亡的案件，一律补写入黄册，改拟为情实后进呈。皇上认为刑部所办理的事情过于严厉，断不可行。谕曰：朕昨日颁下谕旨，通令斟酌确定情实案件，原因是近年金刃伤人案件较多，而秋审时往往列入缓决，并且几年后还可以减等发落，于是好勇斗狠之徒妄以为杀人可以侥幸活命，不知道警戒，轻易触犯法网，不能不明确严惩，使他们知道用金刃杀伤徒手之人，断然难以免罪，这样才可以稍稍收敛其逞强之心，避免犯下必被诛杀的罪。因此前一谕旨有‘嗣后’之语，是想让众人都知道，敬畏刑法而不敢再犯。如果已经教导却仍不听从，那就是自取死亡，按情理都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如今刑部请求在本年立即改正，竟像是朕急于多勾决一百多人，实在是误解了朕的旨意。况且立法自有次序，有什么不能等待的，却为什么这样急迫？着刑部转令各督抚，将前后两道谕旨遍行张贴晓谕，即使穷乡僻壤，也都要使其听到。今后如果仍有使用金刃杀伤徒手之人的案件，就应拟入情实。朕斟酌确定其情节，即使不予勾决，对用金刃斗殴杀人的，也一概不予减等，这才是以刑罚制止刑罚的道理。把这些通谕知悉。确定：详细审查大逆案件中应当实行缘坐的人，即使是被诬陷的人，也免除其罪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谕旨：杨景素奏报查讯陆丰县民郑防通、周维玉因怀有私怨，捏造匿名揭帖，企图倾陷他人的一折，已经批交三法司核拟，限期迅速奏报。这些逆犯因为怀挟私怨，竟敢以谋逆这一重罪匿名诬陷一百多人，罪情十分可恶，自应按律审问拟罪。至于其中应当缘坐的犯人，如郑防寅、郑会礼、郑防衷、郑阿洪、郑阿果，正是被该逆犯因怀怨而诬控的人。如今此事幸而得以昭雪，却反因为他们是逆犯的兄弟而一个个遭受重刑，这样一来，该逆犯虽然本人受到显戮，而他原本想要倾陷的人也不能免罪，使无赖之徒竟然可以拼死一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实在不公平。而且该逆犯既然忍心以大逆之罪诬陷自己的兄弟，可见他蔑视天性亲情和恩义，早已断绝，又何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属于期亲便一概缘坐呢？本案除郑防通的妻子、儿女仍照大逆缘坐律定拟外，其本人被倾陷的郑防寅等人，着与审讯后查明无关的众人一并释放，使悖逆奸徒知道害人最终只会害己，希望刁悍风气可以稍稍收敛。命令将秋审、朝审中未被勾决的官员犯人改列为缓决。谕：今后秋审、朝审中未被勾决的官员犯人，如果有连续十次未被勾决的，着刑部查明，改列为缓决。但官员犯人不能与普通犯人相比，改为缓决后，如果遇到应当查办缓决三次以上的情形，不得和普通犯人一样减等。四十三年。敕令：各省因金刃伤人而应列入情实的犯人，再限定五年后予以勾决。谕刑部：会同九卿秋审完毕后，应当依次编写册籍具题上报。今年各省情实犯人比上年多了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因金刃伤人而拟入情实的较多，这说明各督抚都未能深刻体会朕的旨意。朕上年已经明降谕旨：在双方斗殴的案件中，如果死者仅使用手脚，而凶犯竟然拿金刃杀伤他，这类好勇斗狠之徒不能不严加惩戒警示，自应列入秋审情实。但是如果不先教导便杀戮，朕还不忍心，因此命令各督抚遍行张贴告示，使众人都能知晓，让各地都畏惧法律并悔改，同时限期一年，等到下一届秋审时再分别办理。如果教导后仍不听从，那就是自取死亡，情理上都没有可宽恕之处。朕又想到，今年的秋审案件都发生在尚未奉到谕旨以前，愚民还没有普遍知道，如果立即予以勾决，如何符合朕先前所说以刑罚制止刑罚的道理？今年秋审中列为情实的金刃伤人案件，着刑部在黄册中夹签说明；已经具题的，进呈时交行在刑部夹签进呈。原本可以因此扣除而不予勾决，但这类案件的情节较重，即使不予勾决，也只能按照情实未勾的犯人办理，不得援引通常缓决犯人的条例，三年后立即减等。这是在宽大的处理之中已经包含了警戒好勇斗狠的意思。恐怕偏僻乡村一时难以做到家喻户晓，着定五年期限，命令各督抚将朕这一谕旨明确晓谕并切实劝导，务必使人人都警醒畏惧，以改变其桀骜不驯的习气，不要轻易触犯刑法。如果五年后仍然执迷不改，又有用金刃杀死徒手之人的案件，就应一概勾决，不得稍有怜悯。各自都应感动悔悟，不要辜负朕恳切教导、移风易俗的深意。四十四年。敕令司法官员详细慎重审阅招册，其中的看语务必恰当妥协。

译谕：今天勾到江南省情实犯人中有曹守祥一人，他因为向缌麻服叔曹振荣索讨欠款而发生争执，导致殴打曹振荣，使其死亡。刑部把曹守祥拟入情实，而册中的看语却说‘死者理曲’，实在错误。曹振荣是曹守祥的缌麻服叔，虽然赊欠钱财，曹守祥本来就不应向他索讨。普通人在乡党之间尚且应当遵循敦睦亲善、患难相通的道理，何况是有服制关系的叔侄，怎么能因此发生争执？曹守祥犯有冒犯尊长并将其殴打致死的罪，情理上都没有可以宽免的地方，更不必讨论死者是否理亏。况且叔父使用侄子的财物，按道理本来并不理亏，刑部无缘无故加入这句话，难道还想为冒犯尊长的凶徒开脱吗？明确刑罚本来是为了辅助教化，像这样妄加看语，如何整饬风俗、端正伦理纲常？今后刑部办理秋审，务必斟酌妥当，举一反三，不要再发生错误。刑部堂官着传旨申饬。确定杀死一家六人的凶犯，其子女按年龄分别处以立决或监禁的条例。谕：前日勾到湖广省秋审犯人中，有王成砍杀江文珍一家六人，其子王喜娃应当缘坐，年仅十岁。今天勾到山东省秋审犯人中，有冯吉杀死冯文炜一家六人，其子冯大甫年仅六岁，冯二甫年仅二岁。刑部都拟入情实、应当斩决，本来符合条例。但王成、冯吉凶恶成性，砍杀一家六人，残毒已经达到极点，即使让他们全家抵命，也仅仅足以相抵，确实是罪情相当。刑部定拟时规定，杀死六人且已经绝嗣的凶犯，其子均拟斩决；尚未绝嗣的，拟斩监候，却没有区别缘坐者的年龄。朕想到，两名凶犯的缘坐之子在犯罪发生时年仅四岁，还处于幼年无知阶段，如果一概并诛，终究让人不忍，因此都未予勾决。不过，这类凶恶罪孽之人的子女能够留下一口气，已经属于法外的仁慈。如果他们长大以后，或者遇到赦免而减等释放，仍然允许婚配，留下后代罪孽，将如何彰明公平，也如何安慰受害者的心？今后遇到这类凶犯的缘坐之子，年龄在十一岁以上的，仍照现行条例办理；如果在十岁以下的，一律审问拟判斩候，永远监禁，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准减刑释放，令其老死在监狱中，这样在酌情处理的同时，仍然不废弃法律。此次未被勾决的王喜娃、冯大甫、冯二甫，即照此条例办理，著为定例。四十六年，确定各省秋审中问拟失出、失入的督抚、司道分别处分的条例。谕：今年秋审，刑部将各省情实犯人的招册进呈，朕详细披阅，其中四川省经刑部改入情实的有七案，湖广省经刑部改入情实的有七案。审理案件是重大典礼，内外承办官员都应当尽心详细核查，以期不枉不纵。如果刑部驳回改拟仍不能妥当，朕也不会准行。如今这次刑部改拟的各案，核查其情节和罪名，都属于公平妥当，显然是外省问拟不当，不能不明确规定处分，使他们知道警戒反省。治狱之道，只在依据情理斟酌，务求公平，固然不可稍存姑息、有意宽纵；如果想要避免宽纵的名声而过于严苛，那么关系到百姓性命就非常重大。因此，失入的罪过比失出更重，也不能不明确区别。今后各省秋审案件，如果经刑部驳回达到五案以上，并且全是问拟失出的，着交刑部议处；如果五案之内有一案问拟失入，着交刑部严加议处，以表示慎重审理案件、明确刑罚的意思。不久，刑部议请：今后各省办理秋审，失出未达到五案的，遵照谕旨免予议处；失出达到五案以上的，将督抚、司道一律按照承审案件失出的条例，降一级调用；达到十案的，降二级调用；超过此数的，依次递加。所有加级记录，准许抵销。至于五案以内有一案失入的，就按照承审案件失入的条例，实降一级调用；有二案的，实降二级调用；超过此数的，依次递加。即使有加级记录，也不准抵销。皇上依从了这一议请。四十八年，确定详细审理尊长逞凶故意杀害卑幼案件的情形。刑部议覆：直隶总督英廉题奏，老王邢氏用盐卤灌死她的儿媳小王邢氏，审拟杖一百、流二千里，情节特别凶残，应请按实际罪情发配，不准收赎。奉谕旨。谕旨：本案中，老王邢氏与小王邢氏分别属于姑母和儿媳，该部核议回复，按照尊长谋杀卑幼律拟判杖刑、流刑，并且不准折赎，固然是依例办理；但核查其情节，仍不恰当。姑母与儿媳终究不同于亲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如果平日不遵守教训，或者有忤逆情形，自然应当教管责罚，但也不能任意凌虐，肆意残忍。如今小王邢氏因为身体虚弱不能劳作，并没有大的过错，老王邢氏却因为她出言顶撞，蓄意谋杀，竟然用盐卤灌她，又用刀撬掉她的门牙，凶残到了极点。如果不严加惩罚警戒，那么凡是做姑母的，不论儿媳是否忤逆，竟然倚仗尊长的名分，任意谋杀，到了官府审问拟罪，又能侥幸得到宽减，这种风气也不能助长。老王邢氏的罪行虽然不至于抵命，但仅仅拟判杖刑、流刑，不足以掩盖其罪责。老王邢氏着改发伊犂，赏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戒。这样依据情理定罪，那么凡属尊长的都知道慈爱，卑幼也更能尽到孝敬之道，希望不至于使恩义完全泯灭，这也是明确刑罚、辅助教化的一端。今后如有这类案件，就着照此办理，将此通谕内外各问刑衙门知悉。敕令督抚详细慎重审理案件。谕：秋审这一重大典礼，各省巡抚分别将案件定为情实、缓决，核准后具题上报。其中罪名有出入，经九卿核议改定，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朕起初认为大学士阿桂新近奉命管理刑部，秋审招册由他制定，未免有意从严。于是朕在勾到前详细披阅那些被改入情实的各案，都属于情节属实、罪责相当，法律上没有可以宽贷之处。比如手持金刃杀伤他人，以及持械逞凶造成一死一伤，盗窃赃物达到满贯等案件，按照旧例一向拟入情实。这次河南、山西等省却列入缓决，九卿依照旧例驳正，难道也能说是有意从严吗？朕详细阅看秋审犯人的招册，像明镜一样鉴察、像秤一样公平，不稍存偏重偏轻的看法。如果此人还有一线生路，朕就免除其勾决，以体察上天爱惜生命的意思；

译但对于情节严重的人，断不能屈曲法律而施行仁慈。所谓以刑罚制止刑罚，既不是有意从宽，也不是有意从严。确定详细审理秋审官员犯人的办法。谕：今天勾到朝审官员犯人中，国栋任浙江藩司时，在陈辉祖抽兑抄没产业、私自更换金两一案中，其罪在于伙同包庇隐瞒，究竟没有分取赃物据为己有，还算可以宽免，因此没有勾决，并且加恩释放，等到新疆有革职官员的缺额时，令他前往效力赎罪。至于王士澣、杨仁誉跟随陈辉祖抽换舞弊，私自改动印册，而且侵占官物据为己有、收受赃私，都在一千两以上，他们的罪与国栋相比轻重悬殊，本来应当勾决；但他们与国栋同属一案，如果将二人正法，恐怕外间无知之人会认为朕偏袒旗员，因此免除他们的勾决。这二人的情罪本来很重，将来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准援引赦令免罪。又苏隆阿、常清、安临三人，因为禁地值房失火而疏于防范，属于意外，而且火势并未蔓延，免除勾决，着加恩释放回旗。金蟾桂、郑瑞、苏泰三人，在台湾刁民聚众焚烧、抢掠、复仇杀人的重案中，没有立即迅速擒拿，因循拖延而造成贻误，但终究与失陷城池土地的罪过有区别，也着免除勾决。又刘得一一人，由陆路出身，连续升任水师游击，巡洋时因风阻航，又不熟悉水师事务而畏缩观望，尚未贻误地方，也着免除勾决。又如明亮、巴林太、舒成、冨通四人，心存偏袒包庇，竟敢私自宽纵被长期戴枷示众的重犯，酿成重大案件。舒成接受冨通的嘱托，欺骗蒙蔽明亮，侵吞查抄所得赃银一千两以上据为己有，都没有可以宽免的理由。至于明亮被舒成蒙混欺骗而获重罪，所有金银尚未审讯查明是否入己，而且现已交图思义查奏，所以暂缓勾决。巴林太接受冨通嘱托，罪行只是徇私包庇，所以没有勾决。以上各项情节，朕详细阅看供册，仔细加以审查，只要这个人还有一线生路，没有不酌情宽贷的，以体现 上天好生的意思。朕临御四十八年以来，审理各种案件都谨慎怜悯，务求彰明刑罚、辅佐教化，使应当施刑的得到刑罚，以刑止刑。在秋审大典中，一概秉持大公至正之心，如明镜般空明、如权衡般公平，生死都看作是罪犯自己造成的结果，从不肯稍有偏重偏轻的看法。像今天勾到朝审的案件，寅刻就焚香告 天，斋戒诚心自我发誓，当然不肯有意宽纵而屈法施仁，多活一个人来求积累阴德，又怎么肯多杀一个人而有意从严呢？所有办理这些案件的缘由，已经明确地向中外宣谕，使大家知道。详细审察拒奸杀人案件的罪情时，奉天府题奏，民人张成功。挤死柴明玉，姜连殴打吴麻子致死，又因强行鸡奸而发生争斗致人死亡，拟判斩刑。等待原案未经详细叙述，死者生前的确切供词，又没有旁人作证，奉 谕令今后各省遇到拒奸杀命案件，地方审讯时，必须详细核对凶手与死者的年龄。如果死者比凶手年长十岁以内，那么凶手欺凌死者年幼体弱、图谋奸污，按情理本来可以成立。若二人年龄相等，或者只大三五岁，又怎么知道不是凶手图谋奸污而将人杀死灭口，仗着没有见证，反而诬赖死者，希望借此脱罪呢？将此谕令告知掌管审判刑狱的衙门。四十九年，详细议定州县官因公依法责打胥吏而致其死亡的处分。谕令福崧参奏石门县知县朱麟征一事：因地保张奕高承办催收钱粮而有许多没有完纳，朱麟征命差役责打张奕高；张奕高推诿不服并出言冒犯，该县将张奕高一并责打三十板，随后因伤势过重死亡，请求将朱麟征革职等语，未免过分。知县身负治理百姓的职责，如果对所管人役因私怨挟忿责打而致死，当然应当参奏革职治罪。如今朱麟征是因为地保催征钱粮而有许多没有交纳，并且又顶撞本官，责打本来就是职分内应办理的事；这个地保既然已经承办催征不力，又出言顶撞，已经有应得的罪责。何况该县令责打地保三十板，也是依法实施杖责，不能说是滥用刑罚。如果因此一概请求革职，那么将来州县所管的吏役、保甲等人都可以有所倚仗，挟制本官，这对于尽力办公十分不便。今后如果是挟嫌逞忿而致人死亡，仍按条例办理；此外，若事情属于因公依法责打所属人役致死，督抚只须奏请交部议处，部议时也不过降级留任，已经足以表示惩罚，不得立即革职，以免助长胥役刁恶的风气。此案朱麟征应得的处分，即照此办理，著为定例。告诫民间诉讼，经过府、州、县审理后，又到上司处控告的，不得仍然发回原审官办理。谕令各省督抚、藩臬：你们都是朕特别选拔任用的，委任并不轻，当然应当体察朕的心意，勤于防察民间隐情，才不至于有负职守。然而近年来民间诉讼经过州县审理后，又到上司衙门控告的，该督抚、司、道等往往仍批示交给原审的府州县审理办理。对该府州县来说，既然心存回护，绝不会自行推翻前案；即使办理得当，情形之间也容易涉及嫌疑，实在不足以使控告者心服。又怎么能责怪小民纷纷反复诉讼呢？今后各省案件有到上司衙门控告的，距离省城较近的地方，该督抚就应亲自提取人证和卷案，发交藩司、臬司二司，亲自率领秉公审理办理。或者道路遥远、人证较多，恐怕拖累全省，难道没有公正精明、熟悉刑名的道府大员吗？就应当选派他们前往审讯，查明实情，使民情各得其平，自然不会借口含冤而再次烦琐控告。将此谕令各督抚转告所属官员，都应勤勉奉公，详细谨慎地听取审断，才不辜负朕谆谆告诫的用意。如果仍然重蹈隐瞒包庇、故意纵容的旧路，把案件发回原审官，导致案情判决失实，小民受到压抑而请求申冤，进京控诉者，一旦经钦派大臣审出实情，唯该督抚是问。五十年，详细议定家奴徇私营利、挑起事端，导致本主酿成重罪的案件情形。

译谕宗人府：朕阅看了已革镇国公永芝的朝审黄册，仔细审阅此案情节。永芝防守三达子时，三达子曾向木匠吴国祥借钱。吴国祥承办房屋，刚刚停工，永芝气愤，命三达子责打吴国祥，吴国祥受伤死亡。这件事是永芝年幼无知、听人煽动所致，永芝著加恩改为缓决。至于三达子侵占使用钱财，吴国祥借口停工，该犯是否有挟嫌致死之处，刑部并没有把这一情节详细查究叙明，就草率定案，已经是不对的。又本年刑部复核浙江省已革金衢严道德克进布侵盗海塘桩木银两一案，他的家人刘三扣留银两多达一千二百两，就与实犯窃盗满贯没有区别。该督仅将刘三拟判杖刑、流刑，刑部本应按条例驳回改判，却只加定为外遣，也属于从轻纵容。已经发遣的三达子，著刑部提回另行审拟。该犯侵用钱财，以致他的主人犯下杀人之罪，本应拟判绞刑监候。朕体谅他的情状，也不至于勾决。至于已经发往伊犁的刘三，他假借其主人的名义，向木商骗取银两，以致德克进布受其欺骗而身犯重罪，实在是本案的罪魁。刘三本来是家奴，如果仅仅发遣新疆，也不过是继续为奴，又还有什么可畏惧的？著刑部另行定拟，具奏后执行。知伊犁将军奎林，将刘三就在当地正法，作为家奴轻视法令、酿成事端的警戒。朕办理各种刑狱，从不稍存成见，并不是对三达子从轻而对刘三从重，只是根据情理定案，务求刑法公平。承办这两案而出错的刑部堂官以及浙江省督抚，著交部严加议处。《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