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四

译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臣等谨慎考察：乾隆十三年，奉敕撰修三礼义疏，这是其中的第二部。卷首有纲领一卷，其次有《释宫》一卷，都不计入四十八卷之内。经文分为四十卷，末尾附有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仪礼》一经，疑难的义理和深奥的文辞，极难阅读。唐代韩愈已经曾为此苦恼，所以宋、元以来，除李如圭、敖继公之外，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湮没昏暗了四五百年，先王的旧礼，虽屡次谈及，却茫然无从知晓。这部编书订正讹误、补足缺漏，断自 原文疑误：贾郑的精微之处，全部记录；宋、元以来的论述，也全部收录；旁搜广采重要著作，宏举纲领条目。分条缕析，仰可看见 圣人的学问深邃广大，治理事务、博通万物，其由来清楚地显著于世。《仪礼》郑玄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篇。张尔岐撰写。张尔岐见《易》类。张尔岐自序大略说：“庚戌年，我五十九岁，勉力阅读《仪礼》。经过六个月，把经文和注文按章分开，确定句读。疏文只节录其中的要旨，取足以说明注文为止。有时偶然有所心得，也附在末尾，以便省览。”顾炎武说：“济阳张君稷若所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以先儒为根本，立论简明恰当。因为他本人不求闻达，所以没有当时的名声，但他的书实际上似乎可以流传。假使朱子见到它，一定不只是谢监岳那样的称许。” 《仪礼惜阴录》八卷。徐世沐撰写。徐世沐见《易》类。《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万斯大撰写。万斯大见《周礼》类。《仪礼述注》十七卷。李光坡撰写。李光坡见《周礼》类。李光坡自序说：“谈论礼制如同聚讼纷争，这是诸儒不分经文和传文的过失。三代的礼制留存下来的，只有《周官》和《仪礼》是经。三传、《礼记》以及诸子、史书中谈论礼的文字，都是传。例如郊祀、社祀，左氏、公羊、《曲礼》都说不占卜；《谷梁》说占卜，而太宰有占卜日期之事，那么说占卜就是对的。晏子《春秋》说四时祭祀都使用孟月，而大司马明确记载使用四仲，那么使用仲月就是对的。至于诬说《周官》是莽歆窜入的文字，指责其中杂乱而以此诋毁《仪礼》，从士人推到天子，认为它规模狭小而不完备，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仪礼训义》十七卷。没有署撰写人的姓氏，原序自题为康熙庚申年。《仪礼析疑》十七卷。方苞撰写。方苞见《周礼》类。《仪礼章句》十七卷。吴廷华撰写。吴廷华原名兰芳，字中林，是仁和人。康熙甲午科举人，官至福建海防同知。吴廷华的儿子吴寿祺略述说：“《仪礼》一经，如果句读不明，那么句子可以任意移接，上下文往往宾主易位、东西方向错乱，这是第一种过失；如果篇章次序不明，那么礼制的始终和尺寸数量就会散乱而没有条理，这是第二种过失。这部书确定章句，如《士冠礼》中的筮日、戒宾，虽然仍采用贾公彦疏以及《仪礼经传通解》所分的次序，但又按照节奏分为六章，使读者知道某事在某礼之前、某事在某礼之后，十七篇的节目都清楚得如同看手指一样。它的训释大多依据郑玄、贾公彦，间或采纳其他说法，并附按语加以阐明。” 《补飨礼》一卷。诸锦撰写。诸锦见《诗》类。臣等谨慎考察：《仪礼》十七篇，唯独没有《飨礼》。元代吴澄有《补经补传》十八篇，对于《飨礼》只是在《聘觐篇》中附带提到，也没有特别著录。飨礼有祭祀天帝、祫祭的大飨，又有天子享用元侯、两国君主相见，以及通常享宴宾客等各不相同的礼制，原本不是《聘觐》所能概括的。诸锦于是取《周官》《春秋传》《礼记》等书中还可以考见的内容，辑录补充成篇。虽然篇卷不多，但有典章可以依据，实在不能少掉它。《礼经本义》十七卷。蔡德晋撰写。蔡德晋字仁锡，是无锡人。雍正丙午科举人，官为司务。《宫室考》十三卷，《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任启运撰写。任启运见《易》类。臣等谨慎考察：《宫室考》一书，在李如圭《释宫》之外另行分类编次，分为十三个条目，条理井然，可以与郑玄注文相互参照考订。《肆献祼馈食礼》则取三礼中有关王礼的内容加以推求；经文中没有的，就从注疏中寻求。书名本于《周礼》，每篇各自分列节次，每节先说明内容，再自行注出其说法的出处，广泛考核远古证据，比黄干所续的《祭礼》更加严密。《仪礼小疏》一卷。沈彤撰写。沈彤见《书》类。《仪礼释宫增注》一卷，《仪礼释例》一卷。江永撰写。江永见《周礼》类。《仪礼易读》十七卷。马駉撰写。马駉字德淳，是山阴人。《仪礼集编》四十卷。盛世佐撰写。盛世佐是秀水人，官为龙里县知县。以上是礼类中的《仪礼》。

译《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我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相同归一，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要。孔子说：‘使上位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又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没有谁敢不敬重。’确实因为礼是规范自身的工具，是兴起教化、推动教化的根源。上天生育万民，品类纷繁，无法尽行记述。圣人兴起而整齐规范他们，取法于天，效法于地，顺应人情，通达时宜，协调鬼神，斟酌损益，从而确定人们的等级、节度和限制，使天下人化除喜逸恶劳的心情，给予他们从善弃恶的道路，渐渐地每天践履中正之道，不敢逾越；这并不是有谁强迫他们，只是顺从道理所安定的方向罢了。礼的纲领有三百条，细目有三千条；大的方面在冠、婚、丧、祭、朝、聘、射、燕等礼仪的规制，小的方面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等礼节。遵循这些礼制，君臣上下就能据此有序，夫妻内外就能据此分明，父子、兄弟、婚姻姻亲就能据此和顺而成；反过来，尊卑就会倒置，等级差别就没有章法，家庭没有能够整齐的，国家也没有能够治理的。所以说：‘举止容态合乎礼，天赋的德性就完备了。’‘天下安定以后制定礼制，王道就成就了。’” 我曾经远观夏、商、周三代，禹、汤、文王、武王敦厚地叙述并推行常典，以此倡导天下；当时诸侯执守礼制来守护自己的国家，大夫、士遵循礼制来保全自己的家族，下至工匠、商人和庶民都畏惧法令、遵守纲纪，以此世代经营自己的产业。唉！当时的风俗是多么隆盛啊！我仰慕天下大治，深思天下归于仁德，根源在于恢复礼制，所以在宫中每天陈列礼经，讲习、研讨、推演其义，大概是不敢片刻离开的。可叹自嬴秦焚烧典籍以来，礼制于是灭亡。汉朝兴起，崇尚儒学，礼经才开始显明，传授它的有十三家，其中戴德、戴圣最为著名。戴圣所传的四十九篇，就是所谓《礼记》。等到程子、朱子出现，表彰《大学》《中庸》，于是开创了千古道学的统绪。其余四十七篇，虽然杂出于汉代儒生，也都是传述圣门格言，其中有切于身心的重要训诫。我反复熟读它们，不分寒暑，积累形成讲义，汇编成完整的一部，在前面加上序言，用来不忘这番勤劳。但难道只是仿效儒生咿唔诵读罢了！务必要佩戴并奉行其中的训辞，切实落实到自身修养和治理邦国之中，使群臣怀有恭敬、谦逊、礼让的真诚，使亿万百姓敬畏地遵守节制和防闲的准则，德化广泛融洽，上可比拟远古盛世，这样才大概能符合我敦厚崇尚礼教的心意。” 皇上御制序说：皇祖圣祖仁皇帝考察古制、崇尚文教，命儒臣每天在讲筵值讲，依次讲解五经、《通鉴》，汇集众家言论，阐明精微要旨，分条列为解义，逐渐编成书稿，又译成国书，颁示中外，各自撰写序言，置于篇首后付诸刻印。《易》《书》《诗》三经先行完成，《春秋》若干卷在雍正年间刻印。只有《礼记》卷帙浩繁，稿本保存在翻书房，时间久了仍未完成这项事业。朕即位之初，允准儒臣请求纂修三礼义疏，于是取出《日讲礼记解义》原本，互相校勘异同，归并为一是，并命令翻译、刻印，以备全具五经，恭敬地加以刊刻。皇祖御制原文列在前面，这里略述大概，以记载成书的年月。只是《礼记》出自汉代儒生，但其中多依据七十子所传授学习的内容。比如《大学》《中庸》二篇，既已被宋代大儒确定为孔氏遗书，作了训释并列入学官。其他精辟的言论和深奥的义理，往往与《易》《书》《诗》《春秋》相互发明，不是董仲舒、扬雄之辈所能达到的。大概它的来源自有根据，距离圣人的教诲本来就不远。虽然《月令》《王制》夹杂增益其中，因而给后人开启了疑议，但先王制度流传下来的各有不同，事情无法考证、学说也不能强求一致的地方，也已经很多了。依照文字建立训释，以保存旧有面貌，是解释经书的通例。况且班固有言：‘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一处，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要。’经礼有三百条，曲礼有三千条，难道只是它的文字而已吗？大概是要用来彰明志意、端正教化，扩大其防范，并与天下臣民共同遵行。仰惟 圣祖序言所说的‘切实落实到自身修养和治理邦国之中’，正是礼的实际内容，也是阐明经书最大作用的地方。因此要由言辞来探求其义理，再由义理来通达其作用，难道岂是仅仅章句训诂所能说明的吗？谨敢进一步申说，以加以阐发。至于训释。臣等谨慎考察：这部编书是 圣祖仁皇帝在讲筵中的御论，尚未编成完整卷帙。乾隆元年，命令奉命续修三礼的诸臣，由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重新加以校勘。完成后刊刻颁布。圣祖仁皇帝的圣德和敬意日益增进，举止容态合乎礼，每天让儒臣进讲、讨论礼经，这 片刻也不离开我。皇上亲自遵奉 至训寿梓颁行本 善于继承先志的心意，留下教化世人的典范，因此德化广被而和洽，天下归服于仁德。多么美好啊！美盛啊，这确实是万世难逢的嘉会了。《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 臣等谨按：乾隆十三年 下令编撰三礼义疏，这是其中的第三部。全书分《礼记》经文四十九篇，共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礼记》自从陈澔《集说》流行以后，古代义理逐渐衰微；这部书恭承 圣上的指示和鉴裁，对《集说》则精心取舍，既弃其瑕疵又收录其优点；对于众家言论，则兼收并采。至于百家杂说中有助于补足诸儒未备之处的，也一定广泛采录，以备考查。这样以后，郑注的精深奥妙、孔疏的博大丰富、卫湜《集说》的详尽明晰，便纯粹地汇集而成大成了。《深衣考》一卷 黄宗羲撰。宗羲见《易》类。《礼记提纲集解》四卷 邱元复撰。元复，字汉标，号嵋庵，诸城人。《礼记疏略》四十七卷 张沐撰。沐见《易》类。张沐自序大略说：“其他经书都有疏略，五经缺少其中一部都不可，所以我采集、编纂，和同道合作者共同完成，并把它分别编排成注文。” 臣等谨按：这部书中，张沐所辑录的只有《礼运》《礼器》《乐记》《学记》四篇；其余部分是武进王渭、登封冯五典、上蔡李范世以及他的侄子煓共同完成的。所以自序中有“把它分别编排成注文”的话。然而自古以来解释经书，贵在抒发自己的见解，即使专门研究某一经，也可以成为一家之言。哪里有“五经缺一不可”这种说法呢？《大学翼真》七卷 胡渭撰。渭见《书》类。臣等谨按：《大学》《中庸》二篇，本是《戴记》的旧文，自从陈澔编《集说》后，因为朱子把它们编入《四书》，于是删去而不再载录。恭读 《钦定四库全书》虽然把它们列入《四书》类中，但是 《钦定礼记义疏》则完整收录全文，以恢复古今原有的旧貌。现在谨遵照编次，凡是《大学》《中庸》单独刊行的，仍归入《礼》类，并且沿用马氏的旧例。

译《礼记惜阴录》八卷 徐世沐撰。世沐见《易》类。《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李光地撰。光地见《易》类。光地《大学古本说识略》说：“《大学》旧本，二程子各自有所改定，朱子因循二程子，又加以订正，成为今本。五百年来，各种疑问纷纷兴起。我读朱子的书，凡是像《易》的卜筮、《诗》的雅郑、周子的无极之论、邵氏的先天之传，都能够明白无疑。唯独对于这部书，也只是勉强应和，并不是所谓内心通达、默契相合。现将我所得的见解陈述出来，等待后来的朱子来裁定。” 他又在《中庸章段》自序中说：“我读《章句》五十年，知道近代讲解的错误。大概从宋元之间就已经失去了正义。这部书对于章段的分合，虽然颇有连接和断开的处理，但其义理的来源，都是私下取自朱子一生的意见。” 《礼记偶笺》三卷 万斯大撰。斯大见《周礼》类。《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十八卷〕 纳喇性德撰。性德见《易》类。臣等谨按：方苞《望溪集》说，这部书本来是陆元辅所撰，徐干学刻印《经解》时，改题为性德撰。《礼记述注》二十八卷 李光坡撰。光坡见《周礼》类。光坡自序说：“我起初读陈氏《集说》，怀疑它没有说尽；等到读了注疏，又怀疑它没有完成。比如序文中说郑氏以纬书为依据、孔氏只遵从郑氏，不载录其他说法，认为这是可恨之处。郑氏所依据的纬书，没有比《郊特牲》的郊祀、《祭法》的禘祀祖宗更重要的了；而孔氏《正义》都采用王氏、郑氏两家的说法，分别铺陈列举。其他从五礼中的大事直到零散文字、单个字，完备地载录各种解释，在各经注疏中最为详尽核实，怎么能妄加诋毁呢？又如《礼器》篇斥责后代封禅是郑氏根据纬书而启发的；秦皇、汉武在郑氏之前数百年，难道也是郑氏的注文启发他们的吗？又多半只是约略合并注疏而成，很少有新的意义，却把注疏指作旧说；像这样抵触、冒犯前人，实际上就是欺骗后人，怎么可以用来表示诚实呢？还是讥讽汉唐儒者说理如同梦呓，说这是程朱引导人认识根本的做法，而我们这些人没有资格参与其中吗？现在对《礼运》，就轻视它出自老氏；对《乐记》，就减少其中谈理的内容而说它不及谈数；其他篇章又多指为汉儒的附会。逐节都不反复推究其文义，通篇也不钩连贯通其脉络；解释《礼运》以仁为本、以聚为用时，也只是说万殊归于一本、一本分为万殊。《仲尼燕居》中说仁、鬼神、仁与昭穆，也只是说克制自己的私欲以保全心德。想要凭此超过前人，恐怕还不能使前人退让。” 他又说：“朱子教学生阅读注疏，到了宋末有陈氏《集说》，学者便把注疏放在次要地位而尊崇它。现在虽然依据朱子的教诲，但陈氏把各家儒者的说法杂糅成文，也有时仍然沿用注疏。” 《曾子问讲录》四卷，《大学证文》四卷，《大学知本图说》一卷，《大学问》一卷，《中庸说》五卷。毛奇龄撰。奇龄见《易》类。臣等谨按：萧山连山门外的讲堂，就是宋儒杨时讲学的地方。有人拿《曾子问》首章向奇龄请教，奇龄便借讲堂旁边讲解这篇，共一百三十九条。他又曾论列石经本、石经改本以及程子、朱子改本和元明各家的改本，写成《证文》《知本图说》。奇龄自称在嵩阳庙市得到《大学》古本，因而彻底领悟，亲自画成一图，二十年后又加以著述。《大学问》是因门人邵廷采的提问而作答。《中庸说》则是他的门人弟子们编次的，并且各自附上了自己的说法。《礼记章义》十卷 姜兆锡撰。兆锡见《易》类。《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 李塨撰。塨见《易》类。《礼记详说》【无卷数】冉觐祖撰。觐祖见《易》类。觐祖自序大略说：“坊间各种讲解，有的标明宗旨，剖析字句，顺应语气，联贯脉络，使板滞之处变得圆通，也足以使人耳目清醒，所以我编校考察后分别载录，并附在先儒著述之后。” 《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一卷 杨名时撰。名时见《易》类。《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 元吴澄原本，朱轼重新订定。轼见《易》类。臣等谨按：这部书的篇目和注释，全都沿用吴澄的旧本；其中在吴澄注文之后另标“轼按”二字的，是朱轼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辨析订定的部分。《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一卷 邱嘉穗撰。嘉穗，字实亭，上杭人。康熙壬午举人，官任归善县知县。《礼记析疑》四十六卷 方苞撰。苞见《周礼》类。《中庸本义》二卷 朱谨撰。谨号雪鸿，昆山人。《大学本文》一卷，《大学古本》一卷，《大学困学录》一卷，《中庸本文》一卷，《中庸困学录》一卷。王防撰。防见《书》类。臣等谨按：王防取《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分别加以评论，大意是想通过阐明章法、句法来探求书中的义理。至于《大学古本》一卷，则与朱子的改本一同加以尊奉。《困学录》两卷，阐发求学问道的功夫，不只是寻绎语脉、顺着文字进行解释，大概比坊间塾师的训诂本高明得多。《成均讲义》【无卷数】孙嘉淦撰写。孙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号文定。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专门疏解《大学》一章，以阐明章句的意义。其中讲论致知、格物，深切地指出了学者的弊病。《大学偶言》一卷。张文檒撰写。张文檒字风林，又字树声，萧山人。康熙甲午年中举人，官任成都县知县。《成均课讲》【无卷数】。崔纪撰写。崔纪见《易》类。崔纪自序大略说：“《大学》以谨慎行动为宗旨，所以所说的多显明；《中庸》以主守静默为宗旨，所以所说的多幽微。推究起来，体和用本是一源，显明和幽微并无间隔。学者只要使《大学》的显明更加微密，并阐发《中庸》的幽微，大概就可以得到二书源流旨趣的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