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八

译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大学士张玊书等奉 敕命撰修。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易传》说：上古时代结绳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用文字和契刻来治理百官，使万民明察。周官外史掌管把文字名称通达四方，保氏养育国子，用六书教导他们并考察文字；文字列在三重之中，大概是因为它是万事万物的纲纪，并且足以辅助推行政教。古文、篆书、隶书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到汉代许慎才有《说文》，然而它重视字义而略于字音，所以世人说汉代儒者认识文字而不认识子母，江左的儒者认识四声而不认识七音。七音的传承起源于西域，以三十六字作为字母，纵向分为四声。” 横向分为七音，天下的声音从此都总括在其中。我曾考察《管子》所载：五方之民，他们声音的清浊、高下，各自仿佛山川、原野、泉水、土地的浅深广狭而形成，所以对于五音必然各有所偏。能够完整具备七音的人很少，这就是历代相传的取音方法不能整齐划一的原因。自《说文》以后，字书中好的，梁代有《玉篇》，唐代有《广韵》，宋代有《集韵》，金代有《五音集韵》，元代有《韵略》，明代有《洪武正韵》，都流通于当世，惠及后来的学者。那些已经流传却没有显著流行的，还有几十上百家。它们编纂时，都自以为毫无缺憾；但后来的儒者推论考察，往往有许多异同。有的收字繁简失当，有的所引书籍杂乱疏略、没有准则，有的一个字有多个意义却说明不详，有的一个音有多个切法却不完备。始终没有一部兼具各种优点、可以奉为规范而不可更改的字书。朕常想到，经传极其博大，字音字义繁多深奥，只依据一人的见解、遵守一家的学说，未必能够贯通周备而没有遗漏。因此命儒臣把旧籍全部搜集起来，依次排比编纂，切定字音、解释字义，以《说文》《玉篇》为根本，兼用《广韵》《集韵》《韵略》《正韵》；其他字书中可采的一音一义，也没有遗漏。” 至于各书引证不完备的地方，就从经史百家，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的著述中广泛搜集、博采旁证，使每一项都有依据。然后，古今字体的区别、各地方言声气的不同，都分别排列清楚，打开书便一目了然，没有一个意义解释不详细，没有一个字音不完备。总共历时五年，书才编成，命名为《字典》，借此彰明文字统一的治理，使承袭学业、考察古事的人能够全面了解文字的源流，同时官府、官吏和百姓也都有所遵守。这就是序。” 钦定《篆文六经四书》，不分卷。臣等谨按：这部书全部依照小篆的字体。凡《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周礼》《仪礼学》《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十四册。汉人传授经书，大多使用隶书书写；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改写今文，于是各经全都采用楷体。古经旧本长期流传，错误已经沿袭，这部书仰承圣祖仁皇帝鉴定。圣祖仁皇帝审定此书，使学者奉为准则，从而能够沿着流传追溯本源，颇有裨益。经学确实不是浅薄微小的学问。

译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大学士傅恒等奉 敕命撰修。皇上御制序说：“庚午年，已经制定《同文韵统》，作序后颁行。大概是用梵音合国书切韵，再用国书切韵来配合华音字母。于是 字没有隐藏不明的音，书中都具备韵音；不仅支那咒语的深奥之处可以探究，而且天下各地拘泥于一隅的方言也都能得到解释。如今西域已经平定，不可以没有记载方略的书。然而，准语、回文并不是编纂文臣所了解的，因此应当向他们说明纲领，使他们有所遵循，从而避免混乱、驳杂和讹误。于是把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准部、回部以及西藏、青海等地的地名、人名分门列出，凡属提要，先用国书，其次用对音汉文，再次用汉字三合切音。又依次附列▯古、西番、托忒、回字；并在汉文下面详细注明，有的属于准语，有的属于回语。这样一来，兀格蟀自的言语就不必通过译鞮、象寄来翻译，凡是认识汉字的人，没有不通晓其文字、理解其意义的，清楚得如同列眉，容易得如同指掌。书编成后，命名为《西域同文志》。“同文”这个名称，是仍然阐明《韵统》的意义，而特别加入各部方言，用来命名这部记载西域事实的书，希望家家户户都能明白，不出现鱼鲁毫厘的错误。然而我曾这样思考：天高地低，人处在天地之间，这些所谓实在的事物是相同的。至于文字，大概只是它们的名称；实质没有不同，名称却可能有所不同。现在用汉语指称天，就说‘天’；用国语指称天，就说‘阿卜喀’；用▯古语、准语指称天，就说‘腾格哩’；用西番语指称天，就说‘那木喀’；用回语指称天，就说‘阿思满’。” 让回人指着天空告诉汉人说“这叫阿思满”，汉人一定认为不对；汉人指着天空告诉回人说“这叫天”，回人也一定认为不对。这是一个不对，那也是一个不对，怎么知道究竟谁说的是正确的呢？然而抬头仰望那明亮地处在上方的东西，汉人认为是天而敬奉它，回人认为是阿思满而敬奉它，这就是双方最大的相同之处。实质既然相同，名称也并非真正不同。通达的人能够从同一实质领会其共同源流，昧于事理的人却拘泥于纷繁不同的名称和形象。这部志书将把各地方俗纳入统一范围，消除群体疑惑所造成的界限。举一个例子来说，凡是豹纹都容易辨认；即使是世道人心，难道还能说没有裨益吗？” 臣等谨按：此书二十四卷，另有凡例、总目一卷；分为四门：地、山、水、人；分为四部：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天山南路回部、青海、西番。体例是每条开头列出 国书作为枢纽，其次用汉字详细注释名称和意义，再次是三合切音，接着是▯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如果该条属于准语，就以托忒字为主，而西番、▯古、回字只取其对音；如果该条属于回语，就以回字为主，而西番、▯古、托忒字只取其对音。这样循环相附，音义都得到审定，可以仰见 皇上聪明出于天授，对于不同风俗、不同声音，没有不洞悉其源流、使各项相互贯通的。圣明的德行、神妙的功业，确实超过上古三代。天下成为一家的盛况，实在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钦定《增订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一卷。乾隆三十六年，大学士傅恒等奉 敕命撰修。皇上御制序说：考察古代语言文字的流传，不能不随着地域和时代而变化。想要考察它们的贯通之处，只有字音、字义两端是关键。只是把它用于翻译时，既有因为字不合音而造成的错误，也有因为强行从字中求取意义而造成的更大错误。从前评论《通鉴辑览》时，纠正前代史书译本失实的问题，于是有了校正《金元国语解》的命令。后来撰制《西域同文志》序等文章，又连续推类引申这些道理。如今《增订清文鉴》编成，我再阐明其中的意义，以告示后人。字音不合的情形，例如把明安写成猛安，把穆昆写成谋克，只能说是对音尚未配合。更严重的是竟然根据字法寄托褒贬，例如《金史》把乌珠写作兀术，把贝勒写作勃极烈，或写作孛堇，就是这种情况。况且同一个▯古人名，对于承袭世爵的人就写作罗卜藏，对于列入讼牍的人却写作罗卜贜，沿袭到今天还没有改变，难道不是非常荒诞吗？至于强行从文字中求取意义的情形，例如▯古语鄂博特本是堆砌形成的统词，曲意解释的人却把鄂解释成嵯峨的‘峨’，把博解释成軷癸的‘軷’，自夸这些词出自经传；结果求它们的意义而不可得，连它们的音也一并弄错了，不是更加悖谬吗？” 大概对音本来就没有意义。比如国语称天为阿卜喀，▯古语称天为腾格哩，西番语称天为那木喀，回语称天为阿思满，用汉文去求取它们的意义，都没有可以索求的意义。再如把汉文“天”字假设用国书合音表示，就应当写成“梯烟”。“梯烟”难道有意义吗？难道“梯”一定是梯磴的“梯”，“烟”一定是烟霄的“烟”吗？穿凿附会的人又要把“梯烟”错误解释成“梯烟而上、成为天”的意义，可以吗？我曾推而论之：前代的君主，有的无暇兼治汉文，便任由承袭伪说、沿袭谬误而无人订正；有的兼治汉文，却反而被汉文牵制，不能广泛考订各地方言的差异，精心研求声律的本源。这就好比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呢？这不是虚妄之言。洪惟 皇祖圣祖仁皇帝 神灵天授的制度，考订国书于 列祖创制垂示的基础上，国书内容博大精深，贯通周备。御定《清文鉴》全部折衷取舍，已极为完备。只是当时编纂的诸位大臣，按照国语分类编排，没有列出三合切音的汉字注音。其间采录经传中的成语，用来辅助训诂。时间久了，容易助长附会穿凿的习气。朕的心愿在于切实继承发展。听说后，便指示馆臣详细加以考核校正。每一门的开头先写国语，旁边附列汉字对音，有的是一字切音，有的是二合切音，有的是三合切音，使等量的音值丝毫不差，而文字因不得其音而混淆的情况就少了。解释一律采用日常通用的语言，希望人人都能明白。至于从旧有书籍章句中搜集俗解，以及用“之乎者也”作文的，一概删去；这样，文字因强行索求意义而被曲解的情况，也就更少了。总计续入新定国语五千余句，至于古代官名、冠服、器用、鸟兽、花果等有助于参考的内容，另编为补编，附在卷末。这样或许可以使我的子孙臣民共同享有，使文字统一，使之流传后世而传播久远。这就是序。臣等谨按：本编是因为 太宗文皇帝命巴克什库尔缠创制的。

译国书用十二个字头贯通一切音，后来日益趋于精密，音义也更加详尽。圣祖仁皇帝担心口头传授、笔下传授或许会有异同，于是辑成《清文鉴》一书，而 音译方面却还没有涉及。皇上又亲自加以订定，共有三十五部，子目二百九十二。每一条以 国书为纲，左边列汉字切韵，右边列汉语。右边又以国书标注音，而 钦定《新语》也全部收入，尤其显示出详备。确实能够包罗万象，综合包括七 音 关于文字统一的盛大规范，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部书了。钦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大学士阿桂等奉 诏撰写。皇上亲自撰写序文说：“先前既已增订《清文鉴》并撰序刊行，对于那些穿凿字法、错误地寄寓褒贬、曲解方言、附会汉语，以及一味务求奇异、争强好胜的做法，也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现在《三合切音清文鉴》成书，主管此事的人请我作序。既然已经有了前序，那么这篇序本来可以不必重写。然而前书只记载国语和汉语，没有涉及蒙古语；这部书则一并记载蒙古语，这就是它不同于前书的地方，因此不能不阐明其中的意义。我国家自 太祖 太宗以来，边境附近的各蒙古部落，长期世代为臣；到今天，喀尔喀、青海以及准噶尔的四卫拉特，先后归顺，因而没有一个蒙古人不是我们的臣民。各部语言的音韵，刚柔虽然略有不同，但大体是一致的。即使国语与蒙古语不同，也还有一两处相同。我即位初年，认为各外藩每年都来朝见，不可不通晓他们的语言，于是学习它，不到几年就全部能够掌握了。到今天，则已经完全掌握其中的规律了。后来逐渐又学到唐古特语，再后来又学到回语，也都已经学习并能够运用了。既可以作为消磨闲暇的方式，又足以联结中外的性情。由此领悟到，天下的语言虽然千差万别，天下的道理却是一致的：没有谁不是头顶苍天、脚踏大地，没有谁不是以是为是、以非为非，没有谁不尊敬君上、孝顺父母，没有谁不尊重贤者、憎恶小人。他们如果在语言文字中错误地保留‘我是、彼非’，把进入的奉为主人，把出去的视为奴隶，岂不是仰头向天空吐唾沫，最后反而污损了自己的脸吗？所以从前有校正《金元国语解》的命令，以及编制《西域同文志》，都是同一个道理。即便如此，我认为也不值得深怪。撰写《金元史》的人妄加文饰，为什么呢？他们这一类人，尚且有把越人看待秦人肥瘦的说法，何况不是同类的人呢？又何况他们实际上不懂得对方的语言音义呢？那么又怎么能保证千秋万世以后不懂这部书的人，不会又像撰写《金元国史》的那些人一样呢？前书的序也一并命令载在后面，希望两篇合起来阅读，能够互相阐发说明。” 臣等谨按：乾隆三十六年 皇上已经下令增订 圣祖仁皇帝御撰的《清文鉴补注》，汉字各自都有翻切释文，而蒙古 文字还没有完备列入，于是 又命朝廷大臣继续编定这部书，使 国语与《蒙古书》《汉书》贯通为一，互相注音释义。每一句《国语》，一定完整载录蒙古语和汉语，以说明它的意义；又用蒙古文字与 国语对音来确定它的声调；有些汉字没有相应的音，就用三合切音来取得；有些蒙古文字没有相应的音，就分别采用各种读法、写法、收法来取得。贯通联系更加精密，查考阅览也更加详明，这全都依赖于 皇帝学问深厚，致力于使内容完备，使读者能够举一反三，真是巍峨光明。确实足以昭示万世。这是传播文教的最高境界了。《广金石韵府》五卷 林尚葵、李根共同撰写。尚葵字朱臣，莆田人；根字云根，晋江人。周亮工作序说：《说文》的篆体最为详尽准确，杨用修尊奉许氏，以众家之说为辅，编成《六书索隐》，但这部书流传不广。锡山朱时望所辑的《金石韵府》一书，至今将近二百年，也逐渐湮没。我从旧书箱中得到它，于是和林尚葵、李根共同考订，错误的加以订正，疑难的加以辨析；即使原书不完备的地方，也间或补上十分之一。分写这篇序文的人是郑簠。臣等谨按：本编没有列出周亮工的姓名，但序文却说与林、李二人共同考订，不知其中原因。卷首列出所采各家，接下来是《玉篇》的偏旁形体相似字释疑，再接下来依平、上、去、入四声分韵，以楷体字作为字头，朱书字类从旁附列。《他山字学》二卷 钱邦芑撰写。邦芑字开少，丹徒人。《六书准》四卷 冯调鼎撰写。调鼎字云鸥，是华亭诸生。调鼎自序说：“六书是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形、事是文字的原始意义，声是文字流转的注、假借，又补足原始意义和流转意义的不足；以形、事、意、声作为变化依据的，就是六书。汉平帝时，征召沛人爰礼等人，命他们在未央宫庭中讲说文字。扬雄采录这些内容，编成《训纂篇》。到了和帝时，又下诏命贾逵整理旧文字，于是太尉南阁祭酒许慎采集李斯、扬雄的著作，广泛向贾逵请教，撰成《说文解字》十四篇，分五百四十部，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中载有古文三百九十六字、籀文一百四十五字、重文或异体字六百二十二字。到了宋雍熙三年，命徐铉等重新校订，大体都归为形声字，对指事、会意等义理有所忽略。然而颉、籀遗留下来的文字，仍有赖于此而仅能保存下来。世间流传的《六书统》《六书略》《正讹》《本义》《索隐》《精蕴》之类的书，对于六书的六种意义已有所详述。间或曾摘取象形、指事、会意的混淆，转注、假借的错乱，以及沿袭俗说造成的错误，按六义分别作注，校正其中的差误。那些可以依照习俗组成文字、没有什么深奥意义的，已经在各书中详细记载，不再全部叙述。”

译《六书通》十卷 闵齐伋撰写。齐伋字寓五，乌程人。毕弘述作序说：“闵寓五先生辑集三代、秦、汉的篆书写法，以《说文》所载字体作为首要标准，下面列出古文、籀文，以及鼎彝、符印文字；凡有变体一定都载录，使读者了解其完整形体，掌握它的变化和通用情况。又接着编入‘附通’。所谓附通，就是如在‘东’字之后附列‘冻’，在‘先’字之后附列‘姺’；‘东’、‘先’、‘具’的各种变体，加上水旁、女旁，就没有变化了。这样看来，‘东’、‘先’的变化，参照水、女等偏旁，也不能说没有依据。附列不变的字，使它通用于无不可变的情况，意义精确而字形详尽，对后学的帮助很大。” 程炜作序说：“晟溪闵寓五先生喜好古籍、勤于读书，能够远承仓颉，在三代、秦、汉的各种篆书写法中深入探究，广泛搜寻而备列其形体，穷尽考察以追溯其本源，互相参照辨析疑似之处，耗费精力、竭尽心神达五十多年，辑成此书，题名为《六书通》。后来书稿流传散失，埋没在荒烟之中；又过了六十多年，程炜才得到它。程炜结交毕殿扬的弟弟、既明先生，既明一见便惊叹不已，说周、秦的古法如今又得以出现；可惜书稿残缺，不是全书，于是替它加以参考、篆订，使之流传后世。” 《篆隶考异》二卷 周靖撰写。靖字敉宁，吴县人，是明代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的曾孙。《隶辨》八卷 顾蔼吉撰写。蔼吉号南原，长洲人。蔼吉自序说：“编写《隶辨》是为了解释经书；文字不能辨明，经书就无法解释，而古文也就更加遥远了。汉人传授经书多使用隶书，隶书变为楷书后，更加丧失本来面貌。到了唐开元年间，开始改用俗字，名儒认为文字繁芜累赘。我于是收集汉碑，间或能够刊正经文。比如《虞书》的大鹿旧本没有‘林泰’卦，是包咸以后的人加上草字头；《郑风》的‘掺执’就是‘操执’，《谷梁传》的‘壬臣’应当作‘王臣’，像这类例子，所得益处很多。后来在北海孙氏那里见到蔡中郎石经残碑，《经典释文》所说的‘本又’字样，都是碑上的字。于是专心致志、精心思考，采集汉碑文字；有不完备的，就到《汉隶字原》中寻求，以《说文》为准，辨明它的正体和变体，有的省略，有的增加，无不兼收。错误的予以否定，疑惑的暂缺不论；古文奇字以及假借通用字，随字附在下面，注明碑名，并抄录碑文；群书中的引文依据，按四声分类，又依照《说文》的次序，编纂偏旁五百四十字，概括其中的关键。又列出各种碑刻的目录，折衷辨析隶书的说法，分别加以考证，以彰明可信之处、分析疑难。” 项絪说：“世上能够见到的古隶书，幸赖有汉碑保存；但其中多有增减、移易和替代的字。顾南原编写《隶辨》，用来印证正确之处、针砭错误之处；从前那些令人看不懂、心中疑惑的地方，如今都可以连缀读通了。前人也常常在这方面用心，但没有做到贯通明确，《隶释》各家的著作都比不上它。” 《别雅》五卷 吴玉缙撰写。玉缙字山夫，山阳人，廪贡生，官至凤阳县训导。《韵原表》一卷　《石鼓文定本》二卷 刘凝撰写。刘凝见《礼类》。《黄公说字》【无卷数】顾景星撰写。景星字黄公，蕲州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读书正音》四卷 吴震方撰写。震方字青坛，石门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臣等谨按：本书卷一把只有一个读音而有不同读法的字分门编纂；没有可以归入各门的，则附在‘通用’一门。卷二另行分类，分为‘字音清浊辨’、‘同音借义’、‘借同音不借义’、‘因义借音’、‘音借而借’、‘语词之借’。卷三多收录生僻字，按四声编排。卷四则分别依部首编列常用字，用来纠正塾师的错误。毛奇龄的序称赞此书精审，但对于古人小学之学，能够订正六书音韵源流的方面，仍然没有达到。” 《篆文纂要》四卷。陈防撰写。陈防字嘉谋，钱塘人。《字辨》七卷。熊文登撰写。熊文登字于岸，南昌人。《六书分类》十二卷。傅世壵撰写。傅世壵字宾石，归德人。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分类完全仿照梅膺祚《字彙》的体例，每个字都把小篆、古文列在楷书之后。不过，古文的真伪可信者没有多少，恐怕未必符合古代字义。《说文广义》十二卷。程德洽撰写。程德洽字学澜，长洲人。《篆字彙》十二卷。佟世男编纂。《世男》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任知县。《钟鼎字源》五卷。汪立名编纂。《立名号》西亭，婺源人，任工部主事。立名在自序中说：“《汉书·艺文志》记载，书有六种字体，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这样看来，古文和奇字又各自是一种字体。年代久远，能够作为依据的，只有彝器上的款识，或许可以据此传信，也就是篆书家所说的钟鼎文。然而历代博学雅正之士，虽然搜集编成书，有的直接载录原文，有的按韵部分隶分类，往往把碑刻和篆书的各种文字杂收其中，也总称为钟鼎文。铭器上的文字与篆刻碑文，必定有所不同，不能因为没有可征验的说法，就凭臆测认为相同。我年轻时喜好六书，几十年来没有完成这项学业，近来又查阅《金石韵府》，发现其中收录的钟鼎文，征引多有讹误，遗漏也很多。于是考察各种刻本，从商代铜盘、周代鼎器，一直到秦汉诸书，专门采录钟鼎文，仍然依照现在的韵部编排。像石鼓文这类与铭款相近的石刻，因是西京的法物，可以附录在后。其他碑刻篆文都不收录，因为它们不符合‘钟鼎’二字的意义。” 《天然穷源字韵》九卷。姜日章撰写。姜日章字旦童，如皋人。《六书辨通》五卷，《六书例解》一卷，附《六书杂说》一卷，《八分书辨》一卷。杨锡观撰写。杨锡观字颙若，无锡人。《五经字学考》五卷。成端人撰写。成端人字友端，阳城人。《六经字便》【没有卷数】。刘臣敬撰写。刘臣敬字恭邵，江阴人。《字学正本》五卷。李京撰写。李京字元伯，高阳人。《例略》说：“这部书以小篆为根本，用来订正偏旁中不正确的部分，所以取名为《正本》。”

译《字学同文》四卷。卫执防撰写。卫执防字子觐，韩城人。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的分类名目，古来从未见过，共有十三类：上类、下类、上下中类、上下左右类、上下左类、上下右类、上左类、下左类、上右类、下右类、左类、右类、左右类。每一类又统领各部。不过，其中错误很多；那么即使创立了这种分类，也没有看出它与其他书有什么不同。《文字审》一卷。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以上是小学类字书。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大学士李光地等奉命撰写。雍正四年完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说：“声音的道理，微妙啊。天地有自然的声音，人的声音有自然的节律。古代圣人掌握了节律的自然规律，因而创作依声长歌、和声相应的乐章。至于八音协调、神人和谐，也都是这个道理。文字的创制，无不讲求音韵。只是南北有不同的风土，古今有不同的音转。喉、舌、唇、齿以及清浊、轻重的分别，往往只差毫厘，却多有讹误，纷繁混淆，无法穷究。自从西域梵僧制定三十六字母，分为五音以总括天下声音，反切之学便兴起了。儒者如司马光、郑樵都奉行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音和、类隔、互用、借声等类别，体例并不一致。后人苦于它曲折繁重，难以很快弄懂，往往把类隔、互用的反切改从音和，但最终也不能得到它的原貌。我” 圣祖仁皇帝天资聪颖，首先洞察天地万物的奥秘，律历、天文、象数的精微，没有不能在心中理解、在神思中领会的，彻底通晓其根本。用国书合声的方法，出于自然，足以完全概括汉文反切的精妙。因此指示大学士李光地拟定条例、篇目，使诸生王兰生编纂辑录。后来又命尚书徐元梦主持完成此书。从康熙五十四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年，奏报完成，命名为《音韵阐防》。它的方法是：缓慢读时成为两个字，快速读时成为一个音。在音和之中，又达到极为和谐的程度，全都出于人的自然声音，没有勉强，确实简明易懂，是历来反切家无法相比的。讲求音韵的人学习它，实在十分便利。虽然如此，这也只是就切韵而言。我曾经考察《皇极经世书》，律受到吕的感应而产生声，吕受到律的感应而产生音，律吕相互倡和，彼此相生而没有穷尽。用声音统摄万物的变化，解释者说它是由声产生数、由数配合卦，于是万物的道理就完备了。我” 圣祖仁皇帝独自洞见音韵的本原，便用它来审定声音、制定律吕，制作音乐、尊崇德行，其道理没有一处不贯通。圣明睿智而深邃通达，又达到了极其精微的境界，哪里是群臣所能仰望窥见万分之一的呢？”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开头列出韵谱，确定四声的轻重，分部完全如同官韵，并附载《广韵》的子部，以保存旧制。不过，也像冬、钟、虞、模、许等韵相近而通用，并不妨碍施行。它的反切则以国书的合声为准，仍在前面列出旧音，以便考察古代读音。它的反切以国书的合声为准，仍然把旧音列在前面，用来考察古代读音。钦定《佩文诗韵》五卷。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分为一百零六部，每个字下面附列切音，并作一两句诂释。刊本有两种，其中一种注文较为详细。钦定《同文韵统》六卷。乾隆十四年，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奉命撰写。奉敕撰写。皇上御制序说：“自从字韵、字母之学兴起于西域，流传到中原，便把梵文转译为华文。然而中华文字的音韵，不仅与西域不同，即使采用切韵的方法，按照类别呼读，也仍不完备。于是有反切，有转注，甚至有音而没有字，便用空圈来影附。关于这些的言说浩大如银河，头绪纷乱如乱丝。我国朝代用十二字头概括天地间的大文章，用合声切字，使每个字都没有逃逸的读音。汉语中原本不完备的部分，合声无不全部具备，也无不吻合。确实达到了同文的极致。偶尔曾经浏览梵夹和华文，口授笔录的文字充满支那，而咒语不翻译，是为了保存印度的本音来传真谛。然而僧侣诵持的读音，与西域僧人的梵音相去甚远，这难道是咒语不翻译的本意吗？”和硕庄亲王当” 皇祖在世时亲自承受《音韵阐微》的要旨，精通字母，广泛涉猎而且辨析明白，于是命令他率领儒臣，向灌顶普善广慈国师章嘉胡土克图请教，考察西番本音，追溯它的源流，辨别它们的同异，为此排列图谱，附以图说，在极其细微幽深之处辨明阴阳、清浊，使各种音都各自得到原音所在；即使变化极多也不能混淆，即使极其幽深也不能紊乱。这样既纠正了贝叶经流传中的讹误，也使研究字母形声之学的人能够探究婆罗门书的深奥，破除拘泥一隅的偏见。书成后命名为《同文韵统》，并把编纂缘起记载如下。” 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第一卷是天竺字母谱；第二卷是天竺音韵反切配合字谱；第三卷是西番字母配合字谱；第四卷是天竺、西番阴阳字谱；第五卷是《大藏经典》字母同异考。卷 六是《华梵字母合璧谱》。其中列出天竺字母五十字，用来标明经咒各字的源流；又列出由音韵反切配合而成的一千二百十二字，各自编成字谱，以备考察经咒各字的声音。至于唐古特字母另编一谱，是为了备载番字的音声。天竺字、西番字都分为阴、阳和可阴可阳三种，义例全都详备。” 皇上敕示其源流，使华语与梵音同出一源、贯通一致，因此能够施行于四海，使天下大一统，确实应当超越三代以前了。

译钦定《叶韵彙辑》五十八卷。乾隆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梁诗正等奉命撰写。奉敕撰写。皇上御制序说：“叶韵并非古代的韵，但又就是古代的韵。有了今韵以后才有叶韵。所谓叶韵，是用古韵来协调今韵，所以说它不是古韵。然而从今天看，是用叶韵来合并不同的韵；从古代看，并非另有叶韵，而本来就是相同的，所以说它就是古韵。朕曾经学习《易》《诗》等经书，考察它们的读音，常常与今天的韵不合。长大以后广泛浏览诸子百家，它们用韵也往往不同于今天的读法。大概韵书的流行，起源于江左；到了唐代以声律取士，分部较为严格，而今天所遵循的韵部则出自宋元人的分并，当然与古韵不相符合。三代以前，讲律吕，讲谐声，讲书名，它们在音韵方面一定审辨清浊，区别唇、齿、喉、舌，有固定的分部，刻写在简策上，与律、度量衡、象魏之法相同，作为当时所遵守的规范，只可惜年代久远而没有流传下来。喜好古代的士人想要推求它，却没有途径。宋代吴棫依据《易》《诗》《史》《汉》等书编成《韵补》，朱子曾经采用它来解释《毛诗》《楚辞》。明代杨慎扩充为《古音》，号称渊博；等到用群书验证，其中疏略不完备的地方已经很多了。” 于是趁着处理政务的空暇，指示儒臣广泛考察经史诸子以及唐宋大家文章中所用的古韵，把它们全都列出，疏证其出处，编排在今韵之后。临文查找句子时，可以据此考查，能够扩大见闻，也能够增益思考。只是四库全书的编纂，浩大如深渊大海，学士终身也不能读尽；区区搜集零碎材料而详加条列，与考察星宿运行次序而追溯有虞氏的敬授时令、泛游江淮河汉而追寻禹疏导水道的功绩，有什么不同？其中能够明确指举并逐一说明的，能有多少呢？然而与品尝鼎中一块肉来推知全鼎相比，这也未尝不是汲取古书的一种帮助。于是授意刊刻印行。” 臣等谨慎考察：书中每一部的前面都列今韵，全部以《佩文诗韵》为依据，并参照订正、加以注释，使之更加精密详尽。接着按照今韵编排，虽然各部分不同，但古韵相通的字按类别相互对照。那些古韵相通而今韵没有的字，也一并附在后面。所引用的书名，全部标明并校正。有的古韵、今韵都各自独用，便以一韵自成一部，也附上与之相通的字。皇上在处理万机的空暇，详细指示儒臣，用来斟酌古韵中的资料，作为披阅吟诵的帮助，哪里是吴棫《韵补》、杨慎《古韵》等书所能比得上万分之一的呢？

译《韵蕞》一卷。徐世溥撰写。世溥见《礼类》。《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卷、正一卷〕 顾炎武撰写。炎武见《春秋类前五种》本，书名为《音学五书》。炎武自序说：“今音通行而古音消亡，是音学的第一次变化；宋韵通行而唐韵消亡，是音学的第二次变化。炎武得到《唐韵》一书后，才开始在内心理解，并旁通其学说。于是依据唐人的说法纠正宋人的错误，依据古经纠正沈氏、唐人的错误，这样三代以前的音韵部分秩序井然，极其幽深而不可紊乱。于是列举古今音韵的变化，探究它们不同的原因，作《音论》三卷；考订三代以前的音，注释三百零五篇，作《诗本音》十卷；注释《易》，作《易音》三卷；辨明沈氏划分韵部的错误，并逐一用古音确定，作《唐韵正》十卷；综合古音分为十部，作《古音表》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又有后序说：“这部书是为三百篇而作的。为什么先写《音论》？回答说：是为了考察音学的源流。《易》文不完备，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并不都是用韵的。《唐韵正》考订字音已经很详细了，却为什么不附在经文之后？回答说：因为文字太繁多。已经订正了音，却仍然遵循原来的次序，为什么？回答说：这是在记述。为什么把《古音表》另立为一部书？回答说：这是自己创作的。大概曾几次想把它分开，又几次想把它合并，经过很久以后，才编排成五部。关中的李因笃，每次同炎武谈论《诗经》，如今颇加采录，附在书信末尾作为回答。” 《韵补正》自序说：“炎武的《唐韵正》已经成书。想到考究古音的功劳，实在始于宋代吴才老；而他所著的《韵补》，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各占一半。我逐条取出加以注释，命名为《韵补正》，附在《古音表》之后。”李因笃说：“亭林顾氏广泛引用古人的押韵语句，认为《三百篇》没有叶韵，都是本音，以此驳斥吴才老《韵补》的谬误。”山阳张弨力臣刊行了这部书。《诗韵更定》五卷。吴国缙编。国缙，字玉林，全椒人，顺治壬辰进士。《声韵源流考》，无卷数。万斯同撰写。斯同，字季野，鄞县人。《谐声品字笺》，无卷数。虞徳升撰写。徳升，字闻子，钱塘人。《古今通韵》十二卷，《易韵》四卷，《韵学要指》十一卷。毛竒龄撰写。竒龄见《易类》。竒龄在《易韵》自序中说：“从《尚书》古经，以及各家传注、诸子百家、周秦时期的文章，直到《史记》《汉书》《淮南》《参同》等书，往往间或涉及押韵的文辞。在古经中，《周易》尤其多。但《周易》并不是全部用韵，其中卦辞、象辞原文也只是偶尔涉及用韵。只有孔子上下《象传》以及《杂卦传》，没有一句不押韵，就像诗歌、铭、颂、赋、诔所作的文章一样；因为它们采用赞体，赞必定全部押韵，这就是所谓赞《周易》。至于《彖传》使用韵文的有十九处，《说卦》偶尔有一两句入韵，而《序卦》则寂然无韵。” 李天馥为《韵学要指》作序说：竒龄任史官时，曾撰写《古今通韵》一书，已经刊刻流传于世；现在又概括其中最重要的议论，从三古建立韵部、太师创制韵书，到后世韵部的析分、合并和通叶，都追溯其起始、探究其终结。即使是以讹传讹的沈韵、陆韵、孙韵、刘韵、《切韵》、礼部韵、郑庠古韵、吴棫韵、补，无不备加指证，明确说明可否，使世人阅读《诗经》《易经》《离骚》、古文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时，一打开书就能像看火光一样清楚明白。《类音》八卷。潘耒撰写。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康熙己未年，被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例略说：旧有三十六字母，有重复，也有遗漏。潘耒删去五个、增加十九个，成为五十个字母；各自具备阴阳，并按喉、舌、腭、齿、唇的次序排列。旧有四呼，是根据声音配合字，缺乏固定标准。现在各母、各韵都并列四呼，字可以缺少而声音不会缺少。旧有分类互有得失，现在统摄有字、无字的声音，辨明它们的全部分类，将平、上、去分为二十四类，入声分为十类。旧有切音中，同母同韵的字都可以通用；现在同母之中必须使用同呼同转，同韵之中必须依据元音区分阴阳。李光地《榕村语録》说：潘次耕如果把他的老师所著《音学五书》撮要总纂、修订，使它精当，岂不是大快人心？可是他反而自出意见，想要超过亭林，结果暴露出破绽；凭自己的方音影响和臆测，便想武断定论，历来相传的源流怎么可以这样处理呢？” 《韵雅》五卷。施何牧撰写。何牧，苏州人。康熙己丑进士。《古音正义》一卷，《等切元声》十卷。熊士伯撰写。士伯，字西牧，南昌人，任陕西高陵县知 县。《古今韵表新编》五卷。仇廷模撰写。廷模，字季亭，宁波人。康熙辛卯举人，任知县。《唐韵考》五卷。纪容舒撰写。容舒，字迟叟，号竹厓，献县人。康熙癸巳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八矢注字图説》一卷。顾陈垿撰写。陈垿见《乐类》。臣等谨按：《八矢》把字比作靶子，用八支箭来标注它。所谓八门，就是：一，分四声；二，经声；三，确定清浊的界限；四，审察五音；五，分阴阳；六，分正变；七，分轻重；八，分留送。这就是八门。它说三十六字母是“乱道”，已经不可训解；在四声之外又增加一个下声，更是极其骇人听闻。《声韵图谱》，无卷数。钱人麟撰写。人麟，字铸庵，武进人。康熙庚子举人，任萧山县知县。《类字本意》【没有卷数】莫宏勋撰写。莫宏勋字诚斋，钱塘人。《韵学臆说》一卷，《韵学》五卷。王植撰写。王植见于《四书类》。《五方元音》二卷。樊腾凤撰写。樊腾凤字凌虚，尧山人。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分为十二部分，第一是“天”，第二是“人”，第三是“龙”，第四是“羊”，第五是“牛”，第六是“獒”，第七是“虎”，第八是“驼”，第九是“蛇”，第十是“马”，第十一是“豺”，第十二是“地”。它的字母合计为二十个，即“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全都纯粹使用方言，对古义完全没有深入考究。至于它扰乱韵部，比《洪武正韵》有过之而无不及。

译《诗经叶音辨讹》八卷。刘维谦编撰。刘维谦字让宗，自号双虹半士，是松江人。黄之隽在序言中说：“我（原文缺字） 朝文治兴盛，彰明太平的文辞尤其盛行。安溪李文贞光地论说切字的方法、分别字母的道理，以及南北古今的语音，并且认为 国书十二字头，是获得天地本原之声的，即阿、额、伊、鄂、乌；把歌、麻、支、防、齐、鱼、虞作为七韵，能够切合各韵，却不被各韵所切合。他的论说极其精微深奥，我唯独对此心悦诚服。至于顾炎武的书，我私下认为，炎武说《毛诗》四声通为一韵，似乎是拿宋元的词曲来比拟商周的雅颂。这部书也遵从顾炎武的说法而加以驳正。自从有了《诗本音》，诗就不必押叶韵而自然押韵；有了《叶音辨讹》，诗便有了一定的押韵，而没有其他的押韵。二者的道理相同，学者由此可以吟咏诗歌，可以审辨音韵，可以认识文字，所产生的效果也是相同的。” 《诗传叶音考》三卷。吴起元撰写。吴起元字复一，震泽人。《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一卷。江永撰写。江永见于《礼类》。《本韵一得》二十卷。龙为霖撰写。龙为霖字雨苍，成都人。选为贡生，官至潮州府知府。臣等谨慎考察：所谓“本韵”，是说韵必定有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乐律。音乐有五声，所以采用郝氏四声加一转音、马氏四声加一全音，以及林氏改为开、承、转、纵、合五音的说法，分为五类。其中有不能归入的，就用变宫、变徵来归属，于是成为七声。音乐有十二律，所以设立十二个字作为韵，并把各韵合并归属其中。对于《切韵》《唐韵》《广韵》等书，以及等韵、经世等各种方法，无不加以排斥诋毁，以伸张自己的学说。因为这部书有传本，所以姑且保存并加以评论，以备考查。《音韵源流》五十卷。潘咸撰写。潘咸见于《易类》。《韵歧》四卷。江昱撰写。江昱见于《书类》。《音韵清浊鉴》三卷。王祚祯撰写。王祚祯字楚珍，大兴人。祚祯自序说：“这部编著广泛探究各家学说，如扬雄的《训纂》、许慎的《说文》、《玉篇》、《唐韵》、《广韵》、《韵略》、《篇海》、《集韵》、《正韵》、《吕氏同文》、《释日月灯》，无不解释其论说，考证它们的异同。” 《声音发源图解》一卷。潘遂先撰写。潘遂先是句容人。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把四声分为六声，即初平、次平、终平，初仄、次仄、终仄。内容支离破碎、穿凿附会，完全废弃齿、腭、唇、舌，只专门用牙的一种发音来确定宫、商、角、徵、羽；又完全废弃齿、牙、腭、唇，而用十二种舌音来确定平仄六声。这些说法全无根据，是遂先自己草创的，他的儿子命世接续完成了这部书。以上是小学类中的韵书。《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八。《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九。经籍考【九】。史。臣等谨慎考察：马端临《通考》的史类，从正史以下合并编年、起居注，共分三门；杂史以下合并传记、伪史、霸史、史评、史钞，共分四门；故事以下合并职官、刑法、地理、时令、谱牒、目录，共分七门，合计十四门。这大概是以隋代《史艺文志》为宗旨，并参考宋代中兴以前各志的结果。自古以来在正史之外著录史籍，兼收博采，分列目录、分别编排，虽然各自都有归属，但由于门类分立，仍不免有出入。而且时代不同、事情各异，有的过去有而现在没有，有的过去没有而现在有，即使名称也不能不随着时代而通融变更。例如“伪史”“霸史”，是指当时僭越而撰写的史书而言。《五朝续通考》已经遵循这一做法。” 《钦定四库全书》的体例改为设置“载记”一门。如今中外同为一家，都奉行正朔，“伪史”“霸史”的名称，更应删去或改易。至于起居注，从宋代到明代，没有可以采录的。续修《通考》改为“诏令”“奏议”二类。国家 历代圣主相承 经国治世的事业广泛施行，史局尊重收藏，实在应当恭敬谨慎地编纂汇辑，昭示万世。凡属诏令，谨依马氏旧例，以起居注统摄。章奏一门，马氏原本列在集部别集之后，但论事的文章适合归入史部，现特意增设奏议一类，列在起居注之后。故事一门，史家大多记载前代事迹，这里则 国家政务和朝廷典章，已经明白垂示在典册之中，不敢仍旧沿用旧名称，于是按照《四库全书》的体例，改变名称为“政书”。至于刑法关系到百姓的性命，我 朝廷一概审慎制定制度 反复谨慎斟酌，如今所著录的内容已经恭敬地列入政书类的法令之中，因此不再另立刑法一门，其余全部沿用马氏旧例，谨列其名称为：正史、编年、起居注、奏议、杂史、传记、载记、史评、史钞、政书、职官、地理、时令、谱牒、目录，依次编纂如下。史【正史、编年】。《钦定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大学士张廷玉等奉 诏撰写。臣等谨慎考察：我 朝定都建立政权之初 世祖章皇帝命令儒臣编纂《明史》，历经康熙、雍正，直到乾隆四年才完成。全书共有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中有些地方考订尚不详尽，近来又奉 旨修改《四库全书》，谨将新订的本子著录于此。大概对于前朝三百年间君臣的事实、制度典章，期望搜集广博，褒贬恰当，经历多年，务求昭明详慎。此前康熙年间，户部侍郎王鸿绪撰写《明史稿》三百一十卷，颇称详备丰富。张廷玉等于是依据他的稿本加以增删，其中各志一概遵循旧例，只是略有变通。大概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卷〕 三朝以来，多次申明公正谨慎的防范，又经过 皇上的睿智裁定，厘清订正之后才成为定本。至于甲申以后，续载福王的年号；乙酉以后，又把唐王、桂王及其诸臣一并收入，这就是正确的。圣人那种大公至正的心胸，包容遍覆，确实与天地同流，本来就不是编 纂诸臣所能仰望窥见其万分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