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六

译又议定命商民可以自行出洋采铜。此前因洋商亏空很多，已经议定将江苏、浙江两海关应办理的乾隆三年定额铜暂停一年，以清理厘清积欠，杜绝移新款掩盖旧欠的弊端；并将亏空各商所有办理铜务的倭照分别查收存贮，按照每张确定租价。到这时，工部尚书来保上奏说：“现有户部、工部二局的铜，是经过数十年积累，才有余下可供一年鼓铸的用量。如今虽然停止采办一年，只是权宜之计，请趁着停止办理的这一年，命江浙督抚出示遍谕，凡愿意贩铜的，官府发给倭照，听凭他们出洋采办，不必先发给价银；等铜船进口时，由所管海关的道员酌量收买，不许扣克勒索。对于鼓铸实在有益。”九卿等议定同意所请，皇上允准。乾隆二年，命江苏、浙江办理解送滇铜。云南总督尹继善上奏说：京局鼓铸关系重大。采办洋铜，弊端和负累很深。江浙洋商中家产殷实的本来就少，即使停止办理一年，也不能完全清偿旧欠。查云南省各铜矿厂，比从前兴旺得多。青龙、金钗等矿厂，除供应省城、临安二局鼓铸所余的铜外，金钗厂成色原本较低，不能解送户部，应当招商发卖。汤丹等矿厂每年可以办理获得铜六七百万余觔。除留下供应广西府鼓铸、运送京城的钱以及解送京城的铜三十三万余觔，又拨出增加省城钱局及供应黔、蜀二省采办外，还可以存铜三百余万觔。如果全部招商销售，公私混杂，容易滋生弊端。何况把内地余铜卖给商贩，而京局所必需的铜却又从外洋采办，实在是舍近求远。不如将江苏、浙江应办理的乾隆三年定额铜不必停止办理，派委官员携带价银到云南，按照矿厂价格，每百觔九两二钱的数额收买，解送京城。今后每到年底，云南省核实余铜数目，便提前报告户部，并通知江浙两省来云南采办。如果云南的铜偶尔供应不足，也应立即预先行文说明，仍令海关采办洋铜补足。经九卿等议定，令江、浙委员按照二百万觔的数额赴云南分头办理，仍分为上下两运，依照原定期限解送户部。又议定将工部节慎库的余钱设官局兑换，以平抑钱价。户部会同提督衙门奏称：目前京城每纹银一两兑换大制钱八百文，比过去稍觉昂贵。这是因为兑换钱币的权力掌握在钱铺手中，而官府不管理此事，所以奸商得以任意抬高或压低价格，以图谋厚利。查以前因米价昂贵，在京城内外设立米局，委派官员监督出售，米价便得以平抑。如今钱价和米价都关系到百姓日常生活，事情性质相同。工部节慎库现存余钱八万串，请在京城内外开设官钱局十处，东西南北四城共八处，东华门、西华门外各一处；由内务府、户部、刑部、提督衙门各派官员二名，吏部、兵部各派官员一名，并委派各衙门杂职等官员十名，分别派往各局办理。这样，奸商知道无利可图，自然会把囤积的钱币全部拿出来出售，钱价就可以逐渐平稳。等到试行取得成效后，再酌情奏请停止此事。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乾隆三年，确定江、浙应办理的京运额铜改由云南办理解送。直隶总督李卫奏称：“云南铜矿产量旺盛，江苏、浙江现已停止办理洋铜。但如果仍令委派官员前往采办运输，路程万里，联络呼应不灵，必然导致辗转延误。不如直接令云南管理铜厂的大员办理，并委派官员押运到京，这样较为便利。”经九卿等议定，江、浙应办理铜二百万觔，从乾隆四年开始，即交给云南办理运输。如果官员差派不足，交由吏部在候补、候选人员中挑选，发往云南委用。至于洋铜，仍听任有能力的商人自行携带资本出洋贩运，再令江、浙两省公平收买，以备就近开铸使用。又议定停止云南广西府官局铸钱运京，令其立即把原铜解送京城。户部议称：从前停止湖北、湖南、广东办理铜料，令云南铸钱运往京城，是因为云南就近矿厂鼓铸便利。起运的钱币由四川永宁县出发，便可从水路直达汉口，搭载漕船解送京城，沿途水脚又能节省很多，因此议定实行。后来因为云南附近的四川地方没有可以建局之处，于是决定在广西府开炉。钱币从广西府城陆路运到府属板蚌地方下船，抵达粤西百色，中间山川险阻，水陆运输艰难，所需牛、马、船只既多，在穷乡僻壤又不易雇用。与从永宁直达汉口相比，已经大不相同。而且由于漕船不便搭载解送，又令楚省拨给站船并另行招募民船使用，各项水脚费用繁多，不如把铜觔直接解送京局供应铸造更为便利。请从乾隆四年三月开始，停止广西局鼓铸，即令云南督抚按照原定的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觔，按年运输解送京城。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又议定云南运输铜料条例时，因停止铸钱运京，确定四百万觔铜料全部归云南办理解送。云南巡抚张允随将起运事宜分别列成条款奏报，经大学士等议定：一、铜觔起程应分为八运。每年额定铜料以五十万觔为一运，委派云南省现任府佐或州县官一员担任正运，杂职官一员担任协运。计算四百万觔铜料，需要府佐、州县官八员，杂职官八员。一、铜觔出厂应分两路。办理运往京局的铜料都来自汤丹等厂，铜产在深山中，从厂运到水路起点，陆路约有二十三站。查从厂到东川的山路崎岖，难以大量运输；威宁以下又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通要道，不能大量雇用防脚。现在应把铜觔分为两路，各二百万觔：一半从铜厂经寻甸、贵州威宁转运到永宁；另一半从铜厂经东川、昭通、镇雄转运到永宁，然后从水路接运到京城。一、耗铜应予核定。汤丹厂的铜多为九五成色，应在每百觔之外加耗铜八觔，一并缴纳，永远作为定例。一、余铜应预备发给。

译从云南到京城路程万里，水陆搬运，凡是磕碰损坏、散失掉落都难以避免，因此应在正额每百觔之外另带余铜三觔。缴纳时，正额不足，就用这些余铜补足；如果有剩余，就作为正铜交给户部，归入带运数额内报销。一、运输脚力的雇用应分别确定责任。从威宁以下就不属于云南管辖，换马、换船的地方，押运官势必难以兼顾；而且由云南省官员雇用外省脚力，必然导致行户囤积货物以奇货居之，抬高价格。今后令云南巡抚在铜觔起运以前，预先行文通知沿途督抚，挑选干练官员，督同当地地方官，等云南铜一到，便协同领运官雇募船只、马匹，催促前进；如有延误，分别查究参奏。所需脚价，仍听任云南领运官发给并报销。至于张家湾作为铜觔起运之处，应设立铜房一所。云南省预先委派驻府佐或州县官一员、杂职官一员，总管称量、接收并转运至京交局。再设监督一员，由各部郎中、员外郎中挑选派驻张家湾，专门负责弹压稽查铜觔。铜料一到，监督与转运至京局的官员发给领运官回文，即先将运到的铜觔数目报送户部查核。一、沿途保卫防护应预先制定章程。铜觔经过的地方，文武各官都有巡防责任，应令各督抚命令所属员弁切实防护，催促前进。如果在瞿塘、三峡以及江湖、黄河等处偶然遇到风浪而沉没散失，地方官应选派兵役协同打捞；确实无法打捞的，出具保结奏请豁免。如果长途运输的官员、差役有沿途盗卖等弊端，也令当地地方官严加查察，报明该省督抚后题奏参劾，依法论罪。一、办理人员的养廉银应酌情发给。查汤丹等厂收买、称量、发放铜觔，向来由粮道管理；如今从铜厂起运，凡雇备防脚，仍照旧责成粮道办理。其本任养廉银已经足够支用的部分之外，从铜厂到寻甸换车转运，应委托寻甸州协同运员办理；从铜厂到东川换马转运，应委托东川府协同运员办理。各府、州的养廉银仅够本任使用，应酌情增加发给。至于长途运输的府佐或州县官，每月发养廉银六十两、杂费二十两；杂职官每月发养廉银三十两、杂费十五两。其在汉口、仪征等处都必须换船，凡一切打包、换篓、搬运、过载费用，令运输官员按日登记，返回云南时据实造报。至于委派驻守张家湾负责转运的官员，往来京师所需费用很多，府佐或州县官一员每年应发银二千两，杂职官一员每年发银六百两；监督一员与云南省委派驻守的官员待遇相同，每年也发银二千两，全部在运铜事务中报销。一、办理铜料的工本费用应予协助。汤丹等厂产铜很多，每百觔需要价银九两二钱，每年约需工本、厂费等项银五六十万两。其中拨运京铜四百余万觔，又约需脚价及官役盘费银十余万两，应令每年具题，就近拨给银一百万两，存贮在司库中陆续支用报销；如有余剩，留作下一年使用。又令云南在正额之外增加运输铜觔。户部奏称：云南省解送户部的铜觔仅够本年鼓铸使用，没有多余储存。查汤丹等厂近来更加兴旺，每年可以办理获得铜八九百万觔。除办理运往京城的铜四百余万觔，加上本省以及贵州、四川协同铸造和卖给商民共同使用的铜，总共不过五六百万觔，此外仍有很多剩余。应趁现在产量增加之时，在正额之外令该省每年增加办理一百余万觔，运往京局。不久议定每年增加办理铜一百七十万四千觔，仍由寻甸、东川两路分运。照例每百觔加耗铜八觔，仍带余铜三觔备用。分别委派解送铜料的正运、协运各官搭载解送。臣等谨慎考察：云南省办理正运铜四百万觔，连同耗铜三十二万觔，其中解送宝泉局二百八十八万觔，解送宝源局一百四十四万觔；办理加运铜一百七十万四千觔，连同耗铜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觔，其中解送宝泉局一百二十二万六千八百八十觔，解送宝源局六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觔。此后每年作为定额。又确定云南运输铜料的期限。户部议定：从前江、浙承办洋铜，自起运以后，限定半年到达京城。如今云南路途较远，应增加展限三个月，限期九个月到达京城。每一运依次计算，如有超过期限，仍将领运、解送官员按照旧例议处。又增加四川宝川局的炉座。四川巡抚硕色奏称：宝川局开铸以来，兵民都称便利，但铸出的钱不多，分配给兵饷还不到一成。近来听说云南产铜很多，请求增加购买云南铜，配办贵州铅，增加炉座七座，共计十五座。每年使用铜、铅六十万觔，铸钱七万二千八百串。除去支付炉匠工价等项外，实际存留六万二千二百串有余，用来增加搭发兵饷。交给户部知道。到了乾隆十年，奏定省城满、汉兵饷以银九钱一配给。至于省外各营兵饷，除重庆镇中、左右三营及所辖的黔彭、忠州、绥宁三营，并防州协左右两营及巫山、梁万四营，以及川北镇所辖的太平营因领取钱币不便，停止搭发钱币外，其余不论营汛远近，一律按照每银百两搭钱八串办理。各官养廉、防御等项仍照旧例配给。停止山东宝济局鼓铸。

译乾隆四年，令宝泉、宝源二局炉头的工料钱改为发给银两。工部侍郎韩光基奏称：宝泉、宝源两局额定铸钱各四十一夘。宝泉局每年应发给炉头工料钱九万串有余，宝源局为其一半，共需十三万余串。这是经年累月鼓铸的劳作，钱还没有运出钱局，就已经在炉头项目下耗去了十分之二以上。炉头领出钱币，不像兵民那样可以流通。这是因为兵民处于分散状态，炉头处于聚集状态。两局炉头名义上有七十五人，大多是朋党充任，实际上不过十几家。以十几家的人，却每年掌握十几万串钱，当然会囤积居奇，暗中操纵市场价格的涨落。而且钱局中所需的工料两项，所谓料不过是煤和罐而已。民间买卖价格达到一二十两以上的物品，一概不用钱币交易。何况两局每年所用煤、罐数以千计、万计，从未见过有人用钱交易。至于工匠一项，凡是各匠在钱局中的日常用度，都由炉头从支领款项中代为购买准备。按照每卯扣算，剩余工价仍是每一千钱折银一两，分发给工匠。由此可见，工料二项都可以不用钱币，不过是徒然使炉头的私囊饱满罢了。今后两局铸造的钱币，请全部归入库中，每月增加铸成数额，用来发放兵饷。炉头应领取的工料钱，每一千钱发给银一两，按春、夏、秋、冬四季由户部发给两局监督，再由监督按数分发。这样，兵民都能得到钱币流通的好处，钱价也可以逐渐平稳。交给户部知道。又增加贵州宝黔局的炉座。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宝黔局开铸以来，钱源流通；如今增加、改定营制，增设官兵，每月关支饷银，都应以钱币搭发。铸钱数量仍觉不足，请增加炉座十座，共计二十座。所需铅觔由本省各厂出产，除运输解送京局及鼓铸使用外，仍有很多积存，取用十分便利。唯独铜觔一项，虽然有格得八地二铜厂及新开的铜川厂出产，仍然不够使用，常常要借用云南铜，因此仍应按额向云南省铜厂增加购买。每年共使用铜、铅八十五万六千八百觔，铸钱十万三千九百五十八串三百文有余，除去工价等项，实际存留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串有余，用来增加搭发兵饷。户部议准所请，皇帝批准。不久又奏定：威宁镇标以及大定、黔西、平远三协，水城、毕赤二营的兵饷，核定搭发数额，就近到本局领取。邻近省城地方的兵饷以及官役俸禄、工食，各官养廉、防御等项，令毕节局解送钱币到省城搭发。安顺提标及安笼镇标的兵饷，令其送钱币到安顺府库搭发。乾隆五年，确定改铸青钱。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称：“钱价昂贵，实际上是由于私自销毁钱币造成的。要清除这一弊端，应当断绝它的根源。”向旧时炉匠询问，他们都说：“配合铜、铅，加入▯锡，就制成青钱。如果有人销毁它，也只能改造为乐器，难以制成小件器物，民间没有利可图。”于是命户部试铸：每五十觔红铜，配合四十一觔八两白铅、六觔八两黑铅，再加二觔▯锡，共为一百觔，便铸成青钱。把所铸的钱再次投入炉中熔化成为铜觔，用锤敲击就会碎裂，不能打造器皿。又担心不肖奸民提出铅、锡，取铜获利，于是再用铸造红铜的炉座熔炼试验：每大钱四串加火耗银一两有余，分得红铜五觔八两，只值铜价银一两六钱，比原来所用工本亏损很多。经大学士、九卿议定：“鼓铸钱币专门是为了便利百姓使用，既然可以永远杜绝私自销毁，即使工本稍有增加，也应酌情变通。”今后户部、工部二局应按此式铸造青钱，与现有黄钱同时流通，并令开局的各省一体遵照改铸。臣等谨慎考察《隋志》称：现行使用的五铢钱，都必须掺和锡镴。《唐书》称为白钱，因为掺和锡后颜色发白。宋代永平监铸钱，使用铜、铅一百多万觔，加锡十多万觔。明代每一觔黄铜加锡二两。后来每百觔有的加锡十觔，有的加锡六觔十三两，数量各不相等。本朝在这一年开始加锡配铸，称为青钱。过去没有使用锡铸造的，称为黄钱。至于明代的铸钱方法，还有松香、黄蜡、硫黄、稻草，或者使用桐油、沥青、焰硝、磁末、牛蹄等材料。后来多次减省革除，到 国初时已经一并裁去。又确定由贵州兼运黑铅、由广东办理解送▯锡。户部议定，两局所需黑铅应定额为五十万觔，令贵州在铅厂收买后起运。应解的白铅每年减少办理五十万觔。所需▯锡定额为十五万觔，令广东办理运输。都从乾隆六年开始，按定额解送户部供铸。又开设福建鼓铸局。在此以前，福建于乾隆四年因台湾一郡钱价异常昂贵，当地一向使用小钱，每三文小钱抵内地大制钱二文使用。从前每一番银一两可以兑换小钱一千五百文，近来只能兑换八百多文，兵民都陷于困苦。于是议定把收存的黄铜器皿八万多觔，先在省城铸钱一万多串，全部运往台湾搭发兵丁月饷。至于福建内地办理铜料、鼓铸的地方，另行筹议。到这时，由于福建内地钱价日益上涨，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云南铜二十万觔，按照鼓铸青钱的条例，增加办理白铅十六万六千觔、黑铅二万六千觔、▯锡八千觔，合计四十万觔，在省城福州府开局，设置炉座八座，钱币幕面铸有满文“宝福”二字。每年二十四夘铸青钱四万八千五百三十三串三百文有余，除去工价等项后搭发兵饷，先动用帑银五万两，委派官员赴云南办理铜料使用。如果有洋铜进口，仍酌情由官府购买接续铸造。户部议准所请，皇帝批准。臣等谨慎考察：此后，宝福局每年购买云南金钗厰的铜，同时收购商贩运来的洋铜，配合铸造。所需的铅、锡由湖广汉口收买。不久因金钗厰铜的损耗较多，议定在十分之中使用滇铜四分、洋铜六分。后来又将者囊厰铜与金钗厰铜搭配分买。金钗厰铜每百觔价格为银九两，者囊厰铜每百觔价格为银十一两。

译又议定江苏、浙江收买洋铜的价格。署理江苏巡抚张渠上奏说：“从前九卿议定，凡是洋商自行采购运回的铜，就令江、浙二省酌情定价收买，用于开铸。如今洋铜的市场价格，每百觔约需纹银二十两，与户部规定每百觔给银十四两五钱相比，价格相差悬殊。但过去所定的官价，本来是提前一年发给帑银，令承办商人置办货物，出洋交易，已经有余利，所以不至于亏损。若收买各商自行贩运的铜，仍按从前的价格，难免亏损商人的成本。查从前官办洋铜的原价以外，还有解送京城的水脚、饭食银三两。现在拟定一个折中的价格，按十七两五钱的数目收买，这样才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对公私双方都有益处。”经大学士、九卿复议，准许提高价格。浙江省也一律照办。不久又定：凡洋铜进口，拿出五分听任商人自行售卖，其余五分由江、浙二省各收一半。有人愿意贩运铜，就广泛设法招募，令其出洋采办。又开设江苏宝苏局铸钱。江苏自雍正十年停止铸钱后，到乾隆元年因继续收存黄铜器皿，又请求开局，第二年即停止。到这时，总督郝玉麟上奏说：“江苏钱价日益上涨，如果等商人自行办理的铜收买来供应铸造，恐怕不能按期使用，请先动用帑银十万两，委派官员采买滇铜，重新开设宝苏局，设置炉十六座，每年开铸二十八卯，使用铜四十六万零八百觔，配合购买汉口的铅、锡，共计九十二万一千六百觔，铸成青钱十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九串四百文有奇，扣除工价等项后，配给兵饷。等到商人承办的洋铜运回，就立即按价发给收铜官收买，以供应继续铸造。”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不久又奏定，全省兵饷都用一成钱搭配发给，仍将剩余的钱运送到安徽藩库，搭配发给兵丁月饷。臣等谨慎考察：此后宝苏局每年都收买洋铜，偶尔供应不足，就采买滇铜补充。十年以后，又以官商领取帑银分别承办的洋铜协助配合铸造，偶尔供应不足，就采买川铜补充。又增加云南省城及临安府两局的炉座。云南总督庆复上奏说：云南钱文因需要使用的人多，逐渐觉得价格昂贵。每年额定铸造的钱，除拨运到粤西的钱外，留在本省的只有八万二千四百余串。现在矿产旺盛，请在省城局增加炉十座，共为三十五座；临安府局增加炉五座，共为十六座。省城局一向使用附近各小厰的杂铜，并配用汤丹厰铜；临安局一向使用金钗、者囊两厰铜，并配用汤丹厰铜。应当按数增加拨给，每年可以多铸青钱六万余串。省城督标、临元镇标等营的官兵俸饷，从前按二成钱发给，请照驿堡工食的例，改为银七钱三搭放，这样流通范围既广，钱价也会逐渐平稳。”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到十五年，因两局的钱除搭放三成月饷外还有剩余，又议定银钱各一半配给；等到积存的钱疏通用完后，仍照银七钱三的例办理。又命广东开采锡矿，解送京城。署理广东巡抚王謩上奏说：粤东承办京局的▯锡，但本地锡山已经长期封闭，外洋夷商贩运来的锡数量没有定数，多时价格平稳，少时价格上涨。如今各省钱局大多到粤东购买，恐怕洋商借此囤积居奇，逐渐导致价格上涨。查惠州府所属的归善、博罗、永安、河源等县都有锡矿，请招募商人开采。每采得锡一百觔，抽取矿课二十觔交官起解，再加抽十觔，用来补充损耗和矿场杂费；剩余的锡听任矿民自行销售，作为工本。如果矿课不足额运送的数目，仍按市场价格收买余锡配运解送。倘若矿课有盈余，也全部解送户部。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到六年，因课锡不足，又议定余锡每百觔按银九两给价收买。八年，因矿民采锡非常艰难、工本不足，仍照原议，余锡听任他们自行出售，并将广州、韶州、肇庆等府所属出产锡的矿山矿场分别招募商人试采，以便从衰弱处转向旺盛处。十年以后，确定收买矿场所产的锡，每百觔依照洋锡的例，价格为银十三两五钱。自广东运往京城的锡，每百觔给水脚银一两八钱七分，作为每年的定例。又规定云南铸造青钱时配用版锡。户部议定，改铸青钱需要使用▯锡，而▯锡产自广东。从云南到广东采办不容易，云南防自县的个旧厰出产版锡，应准许就近收买，配合铸造。臣等谨慎考察：云南版锡每百觔增加耗锡九觔，规定矿场价格为银一两九钱二分七厘。此后宝黔局、宝川局所需的额定锡，也令在云南采买供应铸造。又重新规定云南运送铜的办法。户部议定：云南运送京局的正额铜、损耗铜以及余铜，共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觔，分两路运到永宁。从前都是走陆路，每百觔按每站给脚价银八分五厘至一钱三厘不等。现在马匹稀少，食物昂贵，应准许每站按一钱二分九厘二毫的数目报销。至于从前的运员，就在寻甸、东川领取铜，雇用车马，各行户大多催促仍不前进，耽误期限，实在不如专门责成地方官雇用更为便利。此后铜从矿场分路运输。寻甸一路，委令寻甸州为承运官，从寻甸用车运到贵州威宁，预先委派官员驻扎威宁，雇脚夫转运到永宁水次。东川一路，委令东川府为承运官，从东川运到鲁甸，再从鲁甸运到奎乡，即令昭通府、镇雄州为承运官，并令鲁甸通判、奎乡州同协同办理，雇脚夫转运到永宁水次。至于解送京城的正运、协运官，直接令他们到永宁领取铜，从水路接运，按期限交纳；耽误的分别交户部议处。加运的铜也照正额的例，分为四运，每四十二万六千觔为一运，委派官员起运解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二人〕

译又重新开设浙江宝浙局铸钱。此前四年，闽浙总督德沛因浙江省停止铸钱后钱文缺少，请动用帑银十万两，委派官员到云南采买铜觔，陆续运到浙江铸造。到这时，又因收买商人承办的洋铜，并将从前承办但尚未解送京城的洋铜截留在浙江，巡抚卢焯奏请重新开设宝浙局，设置炉十座，每年开铸三十六卯，使用铜五十三万觔，加买汉口的铅、锡，共计一百零六万觔，铸成青钱十二万八千六百十三串三百文有奇，扣除工价等项后配给兵饷。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臣等谨慎考察：此后宝浙局每年也兼买洋铜、滇铜配合铸造。洋铜由江苏额商出洋采办，浙江省照例购买一半。所用滇铜由金钗厰采买。到二十一年以后，因金钗厰铜的成色很低，议定与大兴厰铜搭配分买。不久云南省将大兴厰铜增加拨给京城运输，改为大铜、金钗两厰搭配。二十七年又因大铜厰出铜不足，仍全部拨给金钗厰铜。二十八年又拨给义都厰铜一半配买。又重新规定宝泉、宝源二局淘洗余铜的办法。此前乾隆三年议定，京局连年铸钱，积存了铜渣，不论工匠、铺户还是百姓，都准许到钱局买出，淘洗、烧炼，听任他们自行售卖。到这时，户部、工部奏定，所有铜渣立即令两局炉头随时淘洗，封存于各厰，等铜积足够一卯，就命令增加铸造。淘洗工价每百觔给银四两。不久又定，每到年终，将淘洗所得余铜的数目查清奏报，第二年立即附卯增加铸造钱文。六年又开设云南东川府局铸钱。云南总督庆复上奏说：“云南开凿疏通东川府所属地方的金沙江，直通四川河道，现在正将上下游大小八十三滩估量勘察、疏凿，处处都需要支付匠役工食。查东川府附近的汤丹等铜厰，先前曾因运送陕西的钱而铸造过，随即议定停止，请求重新开局，设置炉二十座，每年开铸三十六卯，正额、带铸及损耗所用的铜、铅、锡共七十三万四千四百觔，铸成青钱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串七百文有奇，扣除工价等项，作为发给金沙江工匠、夫役工价之用。”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到八年，因江工将要完工，所需钱不多，又奏定昭通一镇以及镇雄、寻霑、东川三营，都是新开辟的夷疆，制钱流通还少，将当地官兵俸饷、马干等项按银七钱三配给。十一年又因东川局有积存的钱文，议定银钱各一半配给。又重新规定宝泉、宝源二局工料分发银钱的办法。此前命令钱局炉头的工料全部发给银两。后来因匠役的食用不足，经户部、工部奏准，工匠的工价酌情发给钱文。六年六月，因匠役首告炉头案件而降谕。仍然全部发给银两。到这时，又因工价不足将会耽误铸造，奉谕说从前改发银两，其中有不足之处。钱法堂官妥善议定。不久奏回复仍照原议办理：料价应当发给银两，工价发给钱文；炉头按卯领取钱，仍按市场价格兑换成银，分发给各匠役，永远遵照执行。宝泉局每卯发料价银九百七十四两四钱，工价钱一千一百七十三串八百文。宝源局按一半计算。料价仍按季度领取，各项工价原先每季发给一次的，也改为按月发给。皇帝听从了。臣等谨慎考察：宝泉局每一卯使用滇铜五万一千四百二十八觔九两一钱四分，使用白铅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五觔十一两四钱二分，使用黑铅六千六百八十五觔十一两四钱二分，使用▯锡二千五十七觔二两二钱八分，铸钱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串。扣除工价以外，得到钱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串二百文。宝源局为其一半，每炉额定设置炉头一人。所需工价涉及八类匠役，分别是看火匠、翻沙匠、刷灰匠、杂作匠、剉边匠、滚边匠、磨钱匠、洗眼匠，按例发给钱文。所需料价包括煤、罐子、黄沙、木炭、盐、串绳。又有炉头银、红炉匠头银以及由本局解送户部的车脚，都按例发给银两。铸钱的方法是，先把净铜錾凿成重量为二钱三分的，称为祖钱；随后铸造成重量一钱六七分不等的，称为母钱；然后印铸制钱。每逢重新规定钱制，按例先将钱式进呈。各直省开始开局时，也按例由户局先铸祖钱、母钱和制钱各一文，颁发给各省，令其照式铸造。又重新开设湖南宝南局铸钱。湖南巡抚许容上奏说：“长沙一带多使用小钱，不能突然禁止，急需铸造大钱，以方便百姓使用。”于是咨商云南省，得知有金钗厰铜可以卖给湖南，请求动用帑银，委派官员采买运输回省。重新开设宝南局，设置炉五座，每年开铸二十四卯，使用铜、铅、锡十九万六千二百觔，铸成青钱二万四千串。扣除工价等项，实际存余二万一千九十四串八百文，配给兵饷。所需铅、锡按当时价格到汉口购买。至于湖南各属的山矿，现在正议定试采，等将来矿产旺盛时，就近拨用。”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不久奏定，各营兵饷按每银百两搭配钱五串为例发给，每年还有余钱。于是就在省城设立官局，按照市场价格酌情减价兑换。

译七年，命令宝泉、宝源二局每年各开铸六十一卯。户部、工部议定，云南现有加运的铜觔，应当令京局每年各增加二十卯铸造。宝泉局每年增加钱二十二万六千四百八十四串，宝源局每年增加钱十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二串，用来增加搭配兵饷。遇到闰年，增加铸造四卯，并增加规定贵州承办白铅、黑铅，广东承办▯锡的额数。户部议定，京局现在增加卯数铸造后，每年应令贵州加运白铅一百二十五万觔，总数为四百四十一万觔，其中解送户部二百九十四万觔，解送工部一百四十七万觔。加运黑铅二十万零五百七十一觔，总数为七十万零五百七十一觔，其中解送户部四十六万七千四十七觔有奇，解送工部二十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三觔有奇。令广东加运▯锡六万一千七百十三觔，总数为二十一万一千七百十三觔，其中解送户部十四万一千一百四十二觔，解送工部七万零五百七十一觔。又开设广西铸钱局。两广总督庆复上奏说：粤西很久没有开铸，只依靠云南省运来的钱来供应兵民的需要。查本省恭城县的回头山厰、怀集县的响水厰、河池州的将军山厰，每年约共出产铜十余万觔，一向变价充作饷银。请立即配买铅、锡，以供应铸造。在省城桂林府开局，设置炉十座，钱幕用满文，铸有“宝桂”二字。每年开铸三十六卯，使用铜、铅、锡二十一万六千觔，再增加损耗二万一千三百余觔，铸成青钱二万八千八百串。各铜厰如果用心调剂，还可以比从前更加兴旺。偶尔供应不足，就到云南采买补充。所需铅、锡，也酌量开设矿场，以资接济。铸成的钱文，扣除工价等项后，和云南钱一样配给兵饷、役食。”户部议定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臣等谨慎考察：广西自雍正七年开采矿铜，奏定按加二抽取矿课，余铜每百觔按银六两八钱的价格收买。到乾隆三年，因矿民没有利益，办理铜务日益困窘，每百觔增加到八两三钱。八年又增加到九两二钱。九年又因工本仍然不足，议定改为三七抽取矿课，余铜听任商人按市场价格自行售卖。十一年因三七抽课的办法试行无效，又改为二八抽课，余铜每百觔增价为银十三两，并规定一半由官府收买，另一半听任商人通商，使他们获得余利作为资本。铸钱所需的铜，大多采买滇铜配用。又增加规定云南运铜的陆路脚价。户部议定：云南承办运送京局的正额铜、损耗铜以及余铜，共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觔，分两路运到永宁。从前走陆路，每百觔按每站给脚价银八分五厘以及一钱三厘不等。现在马匹稀少，食物昂贵，应准许每站按一钱二分九厘二毫的数目报销。又将铜房迁到通州，命坐粮防兼管铜务。此前，张家湾设立铜房，每当铜船到湾，监督与云南派驻的转运官按数称量接收，一面发给回批，领运官立即回滇报销；一面从张家湾转运到京局。到此时，因张家湾地方狭窄，车辆稀少，而且从张家湾上岸到京城，路程六十多里，道路低洼，容易阻滞。户部议定，将铜房迁设通州，命坐粮防兼管铜务。此后，云南省直接开具批文，将解送京局的铜觔运到通州，交坐粮防起运至大通桥，再由大通桥监督接运至京城，并命领运官自行押运铜觔到局交收；如果有所短缺，也命运官补足。原先由户部派往张家湾驻扎的一名监督，立即停止派遣。云南原先派出的转运官也裁去一员，只留一名杂职官，移驻通州，协助办理投掣文批之事。到乾隆二十六年，又议定铜觔运到京城后，既然有坐粮防和大通桥监督负责转运，而且领运官已经押送铜觔到局，那么一切文批自然应由运官办理，不必再派一员承办，命云南将转运的杂职官一并撤回。又规定铜觔从通州运到京局的期限，以及预先拨解车价的办法。户部奏称：铜觔到达通州后，交给坐粮防，由五闸运到东便门外，命大通桥监督用车运送。按京局计算，应定限两个月，全部运进京局。偶尔遇到漕粮同时运到，以及阴雨泥泞，确实不能限期到局的，就命坐粮防和大通桥监督详细报告仓场侍郎查明，由其咨报户部展限。至于铜觔从云南运到通州的一切水陆脚费，作为款项发给领运官随身使用。铜觔从大通桥运到京局的车价银，应命云南预先拨解给坐粮防存储，以待临近期限时按运次发给。奉准施行。又开设江西宝昌局鼓铸钱币。此前，巡抚陈宏谋奏称：江西的钱币最为杂乱，所使用的都是小广钱，还夹杂私铸的砂钱，但其价格竟与大钱相等。如果立即禁止，又恐怕官钱不充足，民间使用不便。只有迅速开炉鼓铸一途，但本地一向不产铜，采买云南铜又难以按期运到。请将云南省解送京城的铜，在船经过九江时截留五十多万觔，先救济急需，其余再依次筹办。获得批准。

译又命宝泉、宝源二局增加卯次鼓铸。当时因为京城钱价昂贵，又设置官钱局。经大学士等议定，两局在规定的六十一卯之外，各增加铸钱十卯，交给官钱局兑换。到乾隆十年，又议定两局各带铸五卯，增加铸造二十二卯，共可得到钱四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串有余，增给钱局以扩大流通。乾隆十年五月，因钱价逐渐下降，奸民常常在京城低价买入官钱，运到京城附近钱价昂贵的地方贩卖牟利。于是议定停止官钱局，两局开铸仍按原额六十一卯。又命贵州宝黔局增加卯次鼓铸。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贵州省自增设炉座以来，兵民都称便利。即使过去不用钱的苗疆，也知道用钱交易。请增加铸造十卯，达到四十六卯，每年可以增铸钱二万四千九百三十七串有余，增加搭发兵饷以及养廉俸工等项。”户部议准所请，奉准施行。【臣】等谨按：此后宝黔局每年采办本省矿铜十四万多觔，购买云南铜四十万觔，配合铸造本省所产、由威宁州铜川厂和勺彔厂拨用的铜。定例是每百觔除抽课之外，拿出一成允许厂民兑换米盐，其余铜由官府收买，每百觔价银八两。白铅由福集厂拨用，每百觔价银从一两四钱至一两九钱不等。黑铅由柞子厂拨用，每百觔价银从一两六钱至一两八钱不等。到乾隆二十年，因厂铜产量旺盛，又议定停止采买云南铜。又增加规定贵州运输铅的陆路脚价。户部议定，每百觔每站，也照云南运输铜的例子，给脚价银一钱二分九厘二毫。又严格禁止贩运和囤积制钱。大学士、九卿等议称：京城近年以来钱价昂贵，实在是由于钱币从多方面耗散。如果不由官府稽查，钱币就没有办法充裕。现在根据实际情况，共同酌情议定：一、贩运的弊端，应当禁止。奸商常常在出京时，用车马装载制钱，运往钱价昂贵的地方贩卖牟利。又有闽粤商船装载货物，由海上直达天津发卖，返航时一概用钱币压载，运往闽粤各省。返空的漕船也往往大量装载钱币，希望贩卖获利。京局铸造的钱，哪里能够供应各省使用？应设法严加查察，有违犯的，照违制例治罪。一、囤积的弊端，也应当禁止。京城附近所属各村庄，常有富户把所有粮草换成钱后堆积起来，以至钱币不能流通。应行文直隶总督，转令各州县先行晓谕，不许囤积达到一百串以上。如果有违禁藏匿而不报告的，一经查出，也照违制例治罪。至于京城九门七市，货卖钱币最多的，莫过于杂粮。每逢秋收时，外来的各种粮食都用车马运到店铺发卖，所得钱币又用车马运回，容易开启贩运、囤积的弊端。此后店铺收买杂粮，一律使用银两，不准使用钱币。交给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府尹转令地方官张榜晓谕，仍要不时查察。奉准施行。又增加江西宝昌局的炉座。江西巡抚塞楞额奏称：“江西省自截留京铜开铸以来，恐怕铜觔接续不上，于是派委员到苏州收买洋铜。因为苏州商人承办洋铜，定例允许其自行出售一半，现在也按官价买取其中五分之一，起运交局，与云南铜配铸。但新钱额定铸造数目有限，请增加炉四座，共为十座，每年使用铜、铅、锡五十七万六千觔，铸钱六万九千八百八十八串，这样制钱才足以流通，钱价也会日渐平稳。”户部议准所请，奉准施行。不久议定，赣州等属的兵饷从乾隆十年开始，每年四季一律搭发一成制钱。【臣】等谨按：此后宝昌局额定铜为二十八万八千觔，每年使用官商分别交纳的洋铜，同时兼买云南金钗厂铜，规定按十分之中洋铜七分、云南铜三分配合铸造。后来商人交纳的洋铜数额逐渐减少，又派委员到江苏自行采办，以补足商运不足。到乾隆二十七年，因洋铜供应不足，而云南铜尚有余，便又议定将金钗厂铜另行煎炼，提取全部黑铅，以抵充洋铜使用。每一百四十五觔金钗毛铜熔炼成一百觔净铜，酌用洋铜四分、炼净金钗铜三分、未炼金钗铜三分搭配鼓铸。又减少贵州办理黑铅的额数，命湖南承办。户部议定：贵州省黑铅因开采已久，产量不足；现在湖南铅厂十分兴旺，应将贵州承办的数额每年减去三十万觔，命湖南按数收买并协同解送。乾隆十年开设广东鼓铸局。此前，广东按察使张嗣昌认为该省偏处海边，制钱流通不广，民间买卖多使用古钱，请将从前开采后存留的铜九万六千多觔，再增买云南铜进行鼓铸，以救济民间使用。经大学士等议准，命令将现存的铜立即开铸，云南余铜仍行文商人出售。到此时，云南省拨卖金钗厂的铜，两厂共十八万觔，已经派委员领运。署理巡抚鄂楞奏请，先将旧存铜觔配买铅锡，在省城广州府开局，设置炉六座，钱幕满文铸“宝广”二字，每年开铸三十六卯，使用正耗铜、铅、锡十四万一千二百六十四觔，铸造青钱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四串一百文有余。至于粤东现在开矿，等将来采得铜觔后，再增加定额。户部议准所请，奉准施行。不久又奏定，先将铸出的钱币配发给将军、督抚、提标以及广州、惠州、肇庆三协的兵饷，其余等局钱充裕后，由近及远一律搭发。【臣】等谨按：粤东自雍正十二年奏请开铜矿，正准备议定鼓铸，随即因办理不协调而停止。

译到乾隆八年，各铜山又先后试采，已经议定按二八比例抽课，其余铜一半由官府收买，一半听任商人出售。收买价格规定为每百觔给银十两，后来增加到十四两，最终因矿砂微薄、耗费多而收获少，在乾隆十四年以后陆续封闭。只有黑铅厂开采有效，先规定每百觔抽课二十觔、加耗十觔，其余的一半由官府收取以供铸造。后来因黑铅需求不多，议定把余铅全部交给厂民自行销售。又增加贵州办理白铅的价格。户部议定，贵州省白铅的工本逐渐增加，从前除抽课之外，每百觔给价银一两三钱，仍然不够，应照黑铅增加价格的办法，每百觔按一两五钱收买。【臣】等谨按：贵州办理并解送京局的白铅，先由威宁州的莲花、朱砂两厂拨解。乾隆四年，因遵义府所属的月亮岩厂开采有效，又议定分路从贵阳省城运输解送。乾隆十三年以后，月亮岩矿砂逐渐减少，改由水城厅的福集厂拨运解送。到乾隆二十年，停止朱砂厂开采，规定由莲花、福集两厂解铅进京。每百觔除定价外，从贵州运到京城另给水陆脚价银三两一钱，年年照此办理。又议定使用银钱的事宜。当时兵部侍郎舒赫徳上奏说：“京师的钱文自从各门严加查验以后，价格逐渐平稳；但京城附近的州县仍然价贵，都是因为天津一带的商船、漕船返航南方时贩运钱文所造成的，应命令地方文武官员严加查禁。”皇帝批准了这一意见。关于按照所请实行钱文一事，有人主张广泛开采，有人主张严禁盗铸、销毁钱文，有人主张禁止使用铜器，各种意见并不一致。即使京师目前的稽查办理，也不过是补救偏差弊病的一个方面，终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朕认为，五金都是用来便利百姓的，鼓铸钱文，原本是为了代替白金而广泛流通使用。比如购买各种物品器具，价格的多少本来以银为标准，并不在于钱价的高低。如今只以钱作为适用之物，需要用银的地方都用钱代替，而逐利之徒又花样百出，竟以操纵钱价高低为得计，这是本末倒置，不考虑根本而只致力于末节。不仅商民的情形如此，即使官员办公，也有沿袭时弊的情况。例如直隶兴修水利、城工、漕粮防采买布匹，所领取的帑银数万两，都想兑换成钱运送过去，其他官项大多也是这样。所领取的帑项本来就是银两，即使报销也按银数核算，何必换成钱使用？如果认为领取银两的人接受钱文比较方便，却不知道所发的银两即使少到分厘，也可以按照数额分给，与使用钱文有什么不同？况且未必会少到分厘的程度呢？过去江浙地方即使有分厘的款项也都使用银，何曾见过不方便？今后凡官府发放银两的地方，除工部应当发给钱文的仍使用钱外，其他领取银两的，一律直接发给银。至于民间日常使用，也应以银为重；具体如何酌定条款，由大学士、九卿议奏。不久议定说：凡各省修理城墙、仓库等事项领取的帑银，除雇用工匠夫役发给工钱外，凡是购买物料，如有兑换成钱发给的，该管上司立即查察禁止。民间各店铺，除零星买卖准许使用钱外，至于大宗购置货物，都使用银交易。应通行各督抚转令地方官张贴告示，恳切晓谕，使商民都知道以银为重，不得专门使用钱文，这确实对民间使用有益。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臣】等谨按：银和钱相互为表里，用钱辅助银，也用银来权衡钱，两者不能偏重。凡一切交易，大体上数额少的使用钱，数额多的使用银。凡使用银的地方，官府发放的通常是纹银；至于商民使用的银，从十成到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到交易都按照十成足纹银递相核算。大概银色不同，由来已经很久了。银币在元代开始兴盛，《辍耕录》记载，至元十三年平定宋朝后，将所得的撒花银销熔铸造成银锭，这就是当时的色银。如今民间所有的银，除各项纹银外，例如江南、浙江有元丝等银，湖广、江西有盐撇等银，山西有西鏪及水丝等银，四川有土鏪、栁鏪及茴香等银，陜甘有元鏪等银，广西有北流等银，云南、贵州有石鏪及茶花等银。此外又有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鏪、长鏪等名色。因此天下使用银并不担心不足，可以根据银色高下、重量轻重来抵充钱数的多寡，实际上可以各自便利地流通使用。至于福建、广东靠海的地方，又多使用洋钱。这些银都铸成钱的形制，来自西南两洋，大约有数种。大的叫马钱，形状像海马；其次叫花边钱；再次叫十字钱。花边钱也有大、中、小三等，大的重七钱有余，中等重三钱有余，小的重一钱有余。又有刻成人面或全身人形的，背面是宫室、器皿、禽兽、花草之类，周围环绕番字；也有两面都是人形的。闽、粤人称它为番银，或称花边银。凡荷兰、佛郎机等国商船所装载的，每次都以数千万圆计算。考察《汉书》记载，安息、大秦等国靠近西海的，多以银作为钱。《太平寰宇记》记载，海西诸国的钱有骑马、人面等品类，大概这种遗制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而各番国向我朝归化，市舶贸易流通，内地百姓都借助它使用，这实在是由于我朝使朝廷海疆清平安宁所造成的。朝廷海疆清平安宁所造成的。又开设直隶保定府鼓铸局。直隶总督髙斌上奏说：保定府过去从未鼓铸钱币，如今部里派令官员、商人办理交纳洋铜，自然应当迅速筹办开局。请准许采购汉口的铅、锡，设置六座炉，钱幕用满文铸“宝直”二字。每年开铸四十八夘，使用铜、铅、锡六十万觔，铸造青钱七万二千八百串；炉头的工料银钱，全部按照京局的例子分给，并按夘将制钱交纳司库，以备发给兵饷使用。户部议定照准所请，皇帝听从了。此后到十五年，因为铜觔不足，议定减少两座炉。

译又命令广东除官厂锡之外，收买洋锡解送京局。署理广东巡抚防楞上奏说：各属产锡的山场，所征收的课锡不足以达到运往京城的数额。如果一定要等到征收足数，恐怕会导致迟误。请准许收买洋锡一并起运。每百觔实际需要银十三两五钱，应从公项中拨款发给。今后核算官厂锡不足的数量，统一在每年八九月洋船到达广东时，按照数额采购，并派委员解送京城。户部议定照准所请，皇帝听从了。【臣】等谨按：海外各国多产铜、锡。铜觔来自东洋，其出入都经过江浙海口，均由江浙商人出海采购，官府发给执照，每年有固定数额。点锡来自南洋，除内地商人贩运之外，还有外国夷商以及寄居澳门的西洋夷商装运进口，各自根据市舶贸易的便利而来，没有固定的日期和固定的数额。凡南洋互市的地方，如噶喇吧、吕宋诸岛，不下数十国；水程近的有的几十更，远的达到二三百更不等。自康熙二十三年开始解除海禁，五十六年又禁止前往南洋，只听任各国夷船自行前来。雍正五年，又命令内地商船照常前往贸易。当时商人贩运的锡，也供民间使用。乾隆五年，规定用点锡配合铸造青钱，于是京局及各省钱局鼓铸的钱，多从粤东取得供应。至于点锡之外，西洋各国商船也偶尔带有铜、铅，全部随时收购，以充作本省铸钱局的使用。大海之滨云帆相望，这种天下一统的宏大规制，实在是超越前代的。《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六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皇朝文献通考】钦定四库全书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七 钱币考【五】乾隆十一年，议定将贵州多余的铅运到湖广汉口，命令各省收买，以供鼓铸。贵州总督张广泗上奏说：黔省威宁州、水城防等处开采白铅，产量旺盛；每年自行办理解送京局的正耗铅四百数十万觔之外，本省鼓铸以及四川省收买又大约需要一百万觔，计算下来多余铅三百万觔。但矿厂产量的盛衰不稳定，请每年额外预先办理二百万觔储存起来，以备接济；还有一百多万觔，则动用藩库公项银全部收买，运到四川永宁下船，抵达汉口发卖，供江浙等省钱局采购使用。大学士等议定照准所请，皇帝听从了。【臣】等谨按：黔省各船厂在乾隆四年议定，除按二八比例征收课税外，余铅一半由官府收购，一半听任厂民自行出售。九年又因为厂民不能广泛销售，规定余铅全部由官府收买。自九年以后新开的各厂都照此办理。这一年又因为铅觔积产日益增多，奏定运往汉口的条例。到十三年，因为矿产更加旺盛，除解送京城以及供应黔、蜀铸钱，并储存二百万觔运往湖广一百万觔之外，每年又多余白铅五百万觔。户部议定，各省如今都开炉铸钱，需要铅很多，命令仍然动用公项收买，增加运到汉口发卖，并将铅的成本、脚费核定价格，通知各省统一购买使用。不久议定拨运莲花厂铅二百万觔、福集厂铅一百三十万觔、万福山厂铅一百三十万觔、济川厂铅二十万觔、天星厂铅二十万觔，共计五百万觔。各厂的工本原本多少不同，均匀分摊计算；每百斤厂价一两四钱八分，加上水陆运输脚费，以银三两六钱六厘的价格销售。销售所得的银就用来抵还工本。十四年，因为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处每年采购白铅大约只用二百万觔，不需要五百万觔这么多，又议定每年运二百万觔到汉口。加上前面议定解送京城的各项，大约需要九百多万觔；黔省每年产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