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

译《御定佩文韵府》一百六卷。康熙五十年，大学士张玉书等奉 敕撰。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我身居帝位，日已西斜、夜已过半，也没有闲暇自我安逸。偶有闲暇时，仍不停地求学，研读群经、诸子、史书，诵读它们的文章而明白它们的义理。至于诸子百家的书，凡是可以辅助世道人教、振励民风的，都加以修订、阐明、补充和订正，不使有所缺漏。我曾认为，《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把事类系属于字，把字统属于韵，考察古事的人取用起来方便而且简约中能包罗广博。这些书的编成，确实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然而它们篇幅简略而不详尽，内容粗略而不完备，并且引用根据多有错误，我常常对此留意。于是想广泛考查各类典籍，编成一部全书。康熙四十三年夏六月，我同内直翰林诸臣亲自加以考订，考证其中的讹误，增补其中的脱漏。有的某经某史所载某字某事尚未完备，我又时时当面告谕，逐一增录，逐渐编成篇帙。仍认为旧有故实有的还不够广博，于十月又命阁部大臣进一步搜采，加以汇集增补。既有原本增补的内容，又有内增、外增的内容，将要付梓刊刻时，命名为《佩文韵府》。随后于十二月在武英殿设局，集合翰林诸臣合并详细校勘，每天进呈让我阅览。不久交付刻工刊刻，到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完成，共一百零六卷，一万八千多页，囊括古今，网罗大小材料。韵学的盛大，没有超过这部书的。书编成后，诸臣请求我作序。我想到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八年了，经过长久的寒暑，积累多年的岁月辛劳。我处理政务之余，为这部书从未吝惜过一天的劳力。我又曾告谕诸臣：‘从来编成一部大书，不经过几十年的功夫不能完成。如今几年来所编成的大部书，共有十多种。如果不是集合众人的力量，哪里能按期完成？所以想到先后参与其事的诸臣，都命令把姓名列在书中。’现在为《佩文韵府》作序，于是详细记载编撰的始末，进而说明修订编集各书的大旨，以表明成就这部书是如此不容易。” 臣等谨按：类书按韵分列事类，始于唐代颜真卿的《韵海镜原》二百卷，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只有《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盛行于世，但其中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有时也难免。我圣祖仁皇帝特地下诏命儒臣重新加以编纂，延阁、广内所藏的典籍，全都搜罗到了。前面列出的韵藻，都是阴氏、凌氏的书中已经收录的。后面另行标出的增字，则是两家书中没有收录的。分列的字由少到多，又各自按照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整齐有序。有一句话在各书中都能见到的，就先引用最早的一部书，其余的依次注在下面。又另列事对、摘句，附缀在末尾。《御定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刑部侍郎张廷玉等奉 敕撰。臣等谨慎考察，《佩文韵府》编成以后，特命搜罗奇异、探求奥秘，又编纂了这部书。它分韵隶事，全部依照前编。至于补充的条例，有四种：一是前编已有的字，只增加韵书中的读音和反切；二是前编未收、从其他韵书增入的字，同时注出读音和字义；三是前编没有收录的文句、典故，称为“补藻”；四是前编已经收录而又加以注释的，称为“补注”。清新的词语、华美的句子，搜罗采集得没有遗漏，不留下一字的遗憾。真可以说，学问之海汇聚归宗，连涓滴也没有遗漏了。御定《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康熙五十八年，工部侍郎吴士玉等奉 诏撰修。世宗宪皇帝御制序说：我 皇考德性秉承天生的聪明，学问深厚而勤于考察古代。处理万机之余，披阅典籍。从六经和诸史，直到诸子百家，没有不探究其本源、穷究其深奥的。又命词臣汇集众说，广泛考察、博采资料，丹黄批校，汇聚编成书册。所完成的并不只是一部书，所记录的动辄盈满万卷，全部承受 圣上的裁定，并作为秘府的珍藏。又因为自古的类书，有的按事类相从，有的按韵次序排列，沿袭旧有轨辙，讹误伪说相沿不绝，于是 命儒臣编修《骈字类编》一书：字按所统属的类别归入，如同律吕各有原始的音声；类别又按字分列，如同百川归入大川。提纲挈领，义例清楚。先列天地，时令次之；山水、居处，珍宝、数目又次之；方隅、采色、器物之后，草木、鸟兽、虫鱼、人事又次之。分类简明而不烦琐，取材广博而能扼要。极尽词坛的瑰丽，创成类书苑囿中的奇观。朕对此十分景仰。追述前代的功业，敬承宏大的基业，如《子史精华》《图书集成》等书，都遵循先帝的遗志，分别命令臣工日夜校勘，如今全都完成了。《骈字类编》也在今年秋天告成。记载说：按事类编排辞语，大概就是“骈”的含义。《易经》说：“方以类聚”，这就是“类”的起源。如今文字依从骈偶的意义，虽然不同，却不妨碍并列；编纂依从分类，事物即使相互见于不同类别，也不至于混淆。这样，天地的蕴藏、人民万物的繁多，全都完备于一部书中，蔚然汇聚了群书的精华。伟大的、敬仰的我 皇考盛大的德行，际会天地间的伟业，光照古今；他的著述上承圣明，文章全都归于性命之道。这部书的完成，难道只是文苑中的盛事而已吗？形而之上的叫作“道”，形而之下的叫作“器”；由此推演伸展，触类旁通而增长见识，就没有哪一种器物不是道的体现。因此写下这篇大意，置于书册开头，希望能以此表达学习务必及时勤勉的思想，以及继承先世、不断奋进的志向。臣等谨慎考察：《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都取句末字作为韵，从来没有把句首字编次成书，使二者相互为用的。我 圣祖仁皇帝的《韵府》编成后，想到既然以句尾字同韵，就必定还要以句首字同韵的书相互经纬，于是编成了这部书。全书分为十二门：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又增补一门，称为人事。列在各条开头的字共一千六百零四个。每条所引用的材料，以经、史、子、集为次序，仍仿照《韵府》的成例。至于引用书籍，必须注明篇名；引用诗文，必须注明原题；同一题目有数首诗的，必须注明是第几首，使查阅的人一看就能明白，不只是泛泛搜集材料，徒求广博而已。

译钦定《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康熙六十年，工部侍郎吴士玉等奉 诏撰修。世宗宪皇帝御制序说：恭敬地思念 皇考圣祖仁皇帝天资聪明，具有上圣的资质，又留心典籍，勤于考察古代。在位六十多年，处理万机之余，披阅书卷从不停止。无论寒暑巡幸到哪里，都必定随身带着缃帙书籍。到了老年，仍精心研习而不知疲倦。延阁、广内所藏的书籍，搜求研讨无所遗漏。这就是所谓好古而勤于求知，博学多闻而能一以贯之。希望通过编纂成书，惠及天下后世喜好学习的人。特命在武英殿设立书局，召集词臣，历年进行编修，每完成数卷，就上呈 御览。亲自加以指示，前后完成的书籍充满册府，而《子史精华》的编纂排在最后。朕继承帝位之初，尚未完成，恭敬地承接 先帝的遗志，使它完成这项功业，综观全书大体，分为三十部，目录二百七十九类。从天文、地理，帝王的德行、功业，礼乐、兵刑等大政和人伦，日常生活，以及九边的特殊地域、二氏的不同教派、方术技艺的巧妙、草木鸟兽的繁盛，都分类编排，条理完备。而且采集子书、史书，删去芜杂、撷取精华，对学者很有帮助。士人向学，首先应当通晓经书，其次广泛涉及子书、史书，本来不能像专心治经那样专一。只是把其中的精华掌握并记住，使考察古代的人可以从这里寻得头绪，就不必忧虑简牍繁多；写作文章的人可以从这里取用材料，就有助于丰富文辞。所费力气很少，而成就已经很多，这就是 圣祖皇帝垂示无穷教诲的深意。刻印完成后，展开阅读全书，恭敬地撰写序言，昭示于久远，将它缀在篇首。臣等谨慎考察：本书分为三十部，包括天地、帝王、皇亲、岁时、礼仪、设官、政术、武功、边塞、伦常、品行、人事、乐、释、道、灵异、方术、巧艺、形色、言语、妇女、动植、仪饰、服饰、居处、产业、食馔、珍宝、器物。凡是治统、道统的大要，以及品物名象的细微之处，没有不完备的。又详细加以分注，头绪秩然有序；对于子、史两家，确实如同披沙拣金。御定《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康熙六十一年，翰林院编修何焯等奉 诏撰修。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司马相如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这是说诗词歌赋虽然是雕虫小技，也一定要铺陈藻饰、敷施华采，修饰雕琢章句，然后才能使文采与内容相互辉映。朕在山庄避暑处理万机的闲暇，以笔墨自我怡悦，但书卷堆积很多，内容广博而少有精要。于是命何焯、陈鹏年等汇集经、史、子、集，下至说部各书，选取其中文辞华美雅正的字，另分为四十门、六百一十八类。每类又分成对偶，以备使用，共六十四卷，命名为《分类字锦》。经过三年，编纂完成。朕认为，日月星辰光辉灿烂，云霞绚丽斑斓，这是天的锦绣；山川耸立流淌，草木葱郁，这是地的锦绣；观览文章、考察义理，礼制确定、音乐兴盛，这是帝王的锦绣。至于相如所说的，不过是锦绣的一小部分罢了。然而对偶本于阴阳，音声协调于律吕，古代文人骈偶织造文辞的功夫，又怎么可以废弃呢！这部书，正是子夏所说的‘虽是小道，也必定有可观之处’。” 臣等谨慎考察：把事类编排成言辞对偶，《初学记》中就已有这种体例。到了唐代，文士于是把精密敏捷作为工巧；只是丹青杂俎、典册繁多，广泛采集常常困难，骈偶罗列也不尽如意。这部书汇编华美的句子，荟萃成巨大的编册，共分四十门。剪裁材料则华美与质实兼收，配成骈偶则轻重长短都恰好相称。有的如玉屑珠英，可以供作文采；而单个词语、片段语句不容易骈连的，则各依字数附列在末尾，称为“备用”。由此可见 石渠、天禄所藏的珍贵典籍，确实是众多美好事物的完全汇聚。

译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雍正三年，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奉 诏校订。世宗宪皇帝御制序说：恭敬地思念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聪明睿智，确实具有天生的资质，又好古而勤于求知，孜孜不倦。处理万机之余，把图书放在身边，披阅探寻、玩味研习，即使盛暑严寒，也从未片刻荒废。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研综合贯古今，搜求研讨几乎遍及一切，多次 命儒臣大规模开设书局，如《周易折中》，阐发四圣的精微言论；《朱子全书》，汇集诸儒的深奥义理，都承受自 圣上的裁定，又 亲自加以校订；如《律历渊源》，推演轩皇的神妙筹策，协调虞代的原始音律，都是亲自指授。凭借天纵的才能，而又以仪器为准绳。凡是注释经书、考订史书、选录诗歌、评论文章，以及作为博闻多识凭借的著作，所编纂、辑录、雕印的书籍，充满内府。删削编述的功德，惠及无穷，可以说达到了极盛。然而又认为还没有阅览全部典籍，于是 命令广泛搜罗群书，分门别类，汇总为一部书，成就册府中的宏伟景观，使图书达到最完备的程度；但书卷浩繁丰富，负责此事的臣下不能恭敬承办，既有很多讹误，也常有缺漏。经历多年，长久没有完成。朕继承大统，思图继承 先帝的遗志，特命尚书蒋廷锡等总理此事，督率在馆诸臣重新加以编校。竭尽朝夕之力，辛勤工作三年。总共厘定三千余卷，增删数十万字。图绘精细审慎，考订详尽周密。书成进呈后，朕看了全书大体，分为六编，析为三十二典；部数六千余，卷数一万。以历象开篇，是为了观察天文；其次是方舆，是为了考察地理；其次是明伦，是为了树立人的准则；又其次是博物；理学、经济则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全都具备于此。惟我 皇考效法上天运行的刚健，协调大地德性的宽厚，明察人伦，通晓万物，尊崇六经而礼敬先儒，整治六官以施行大政，所以这部书的完成，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而无所不包括，通达天下各方的谋略而无所不研究。我 皇考如金声玉振，汇集五帝、三王和孔子的伟大成就；这部书也如海纳百川、地负万物，汇集经史诸子百家的伟大成就。在此以前还有不完备之处，后来再有著作者，又凭什么能够超过它呢？应当恭敬地收藏在石室中，珍重保存，流传久远。现在叙述它的始末，缀在篇首，用来上彰显 皇考好学的圣德和崇尚文教的盛治，并记载朕继承遗志、承述事业，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敢不敬谨遵守 伟大的教诲，如此而已。” 臣等谨慎考察：本书分为六编、三十二典。首先是历象汇编，分为四典：乾象典二十一部，岁功典四十三部，历法典六部，庶征典五十部。其次是方舆汇编，分为四典：坤舆典二十一部，职方典二百二十三部，山川典四百零一部，边裔典五百四十二部。其次是明伦汇编，分为 八典：皇极典三十一部，宫闱典十五部，官常典六十五部，家范典三十一部，交谊典三十七部，氏族典一千六百九十四部，人事典九十七部，闺媛典十七部。其次是博物汇编，分为四典：艺术典四十三部，神异典七十部，禽虫典三百一十七部，草木典七百部。其次是理学汇编，分为四典：经籍典六十六部，学行典九十六部，文学典四十九部，字学典二十四部。其次是经济汇编，分为八典：选举典二十九部，铨衡典十二部，食货典八十三部，礼仪典七十部，乐律典四十六部，戎政典三十部，祥刑典二十六部，考工典一百五十四部。合计六千一百九部，共一万卷。《典制纪略》无卷数。孙承泽撰。孙承泽，见经类。臣等谨慎考察：孙承泽熟悉典章故事，这部书广泛征引，颇有助于考核；但是体例不免庞杂。《经世篇》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见经类。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很像科举考场上的策论材料，大概是应试科举的人抄撮类书编成，假托顾炎武之名罢了。《考古类编》十二卷。柴绍炳撰。柴绍炳，见经类。柴绍炳自述说：“这部书取用便利，适合儿童启蒙，属于《小学绀珠》一类；《广群辅录》六卷。” 徐汾撰。徐汾，字武令，钱塘人。王晫《今世说》说：“徐汾喜欢著书，但苦于没有钱购买纸张笔墨，常常在破旧的小几上起草，把麻束蘸湿煤来写字。” 臣等谨慎考察：陶潜《圣贤群辅录》是后人假托陶潜之名编成的。这部书的补续，更不免冗长芜杂。至于明代所谓‘七才子’‘十才子’的名目，本来是词人之间互相标榜，也被妄加记载。由此可见，编纂费力，却缺少裁断辨别。《二酉汇删》二十四卷。王训撰。王训，字敷彝，安邱人，顺治丁亥进士。《古今疏》十五卷。朱虚撰写。朱虚字邵斋，号可庵，又号介庵，曹州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绍兴府知府。《政典汇编》八卷。王芝藻撰写。王芝藻见《经类》。《三才藻异》三十三卷。屠粹忠撰写。屠粹忠号芝岩，定海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三才汇编》四卷。龚在升撰写。龚在升字闻园，嘉善人；顺治己亥进士，任苏州府推官。《教养全书》十一卷。应防谦撰写。应防谦见《经类》。臣等谨慎考按：这部书的体例，大略仿照马端临《通考》，只是改分为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考；其中多记载明代掌故，间或附带自己的见解和议论，内容也很醇厚精粹，共一百七卷。朱彝尊撰写。朱彝尊见《经类》。《宫闺小名录》四卷，《后录》一卷。尤侗撰写。尤侗见《史类》。《格致镜原》一百卷。陈元龙撰写。陈元龙字广陵，海宁人；康熙乙丑进士，历任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文简。

译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康熙四十四年，礼部侍郎孙岳颁等奉 敕令编纂。圣祖仁皇帝御制序说：“书法是六艺之一。从前柳公权说：‘心正则笔正’，程子说写字必须敬，这本身就是学问。大概文字用来记载事情、记录言行，使之流传天下、垂于久远，所以书法确实重要。文字用来传达人的意旨，绘画用来肖似事物的形状，二者虽然所做的事情似乎不相同，但其中的意义有可以类比而合并论述的地方。自苍颉、史皇以来，历代典籍大多能够说明这些事情；随着时代推移，人才和智慧不断出现，繁重的逐渐变为简易，朴拙的逐渐变为精巧华丽，这也是天地自然的道理。起初，古文继而发展为篆书、隶书，而现在所谓真书、行书、草书三种字体，实际上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三者都在汉代开始兴起，到了魏晋，距离古代还不远，常能见到古人的篆书、隶书，因此钟繇的书法还保留着古人的遗法；王羲之继承并发扬其美德，承前启后，为士林所称道，被认为达到了书法的极致。至于绘画之事，开始于秦汉，盛行于六朝。其间作者辈出，曹、卫、顾、陆在前代擅长此道，董、展、孙、扬在后代声名流传。隋代有何、郑，唐代则有阎、吴，大体都画佛像、人物，下笔总是依据故事。直到气韵在泼墨中达到极致，写生的精妙达到没骨法的境界，绘画的变化才算穷尽。” 朕在处理万机之余闲暇时，披阅典籍之间。” 朕临摹书法名家的作品时，每每看到前代记载书法、绘画的各种书籍，种类错杂，漫无条理，于是就把佩文斋所收藏的书籍加以编辑，使各自按类别归类，共编为一百卷。凡是书画的源流，古今擅长此道者的姓名，以及名人的题跋、历代的鉴定收藏，都详尽考察而谨慎取舍，也可以说是详细而完备了。从前唐太宗喜爱书法，亲自为《王羲之传》作序，自认为心中仰慕、亲手追摹；当时内府收藏的图籍也号称最为兴盛。到了今天，流传下来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远，晋唐的书画已经成了久远的古物，更何况在此以前的呢？然而追溯源流必定要穷究其源头，学习今天的书法却不推究篆书、隶书的根本，也如同齐末之人的见识一样。因此，上自苍颉、史皇，下至近代的书家画家，都列在其中。朕偶尔为书画题跋，检出数十则，编为一卷，这是依从诸臣的请求。总之，这部书仍然考察往昔，用来舒展性情、陶冶清闲时光，附合古代圣人以六艺自娱的意旨，并为世上爱好古物的人树立笔墨纸张方面的标准，扩大考索的兴味，那么在牙签万卷之中，这部书也可以长久流传了。” 臣等谨慎考察，书法、绘画的品评起源于齐、梁。唐代张彦远撰写《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自称家世收藏法书名画。李绰的《尚书故实》也屡屡称道此事。此后收藏、鉴定、识别书画的人所作的记载日益增多，大体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品评并辨别真伪。若作为考证的资料，固然还不能说完备。我 圣祖仁皇帝在处理万机之余，以翰墨陶冶性情。御制书画题跋。皇帝的文章光彩照耀，如同银河回旋，于是又 下诏汇辑内府秘藏，分门别类、列出目录，广泛采集、旁搜博取，编订成这部书谱。首先论述书画技艺。其次传述书画家的事迹，而 皇帝亲笔所作的品评，旧府库中的题识，以及名人的手书题跋，凡是经过审定的真迹和赝品 都著录在书中。《秘殿珠林》二十四卷。乾隆九年，刑部尚书张照等奉 敕令编纂。臣等谨慎考察，晋、唐以来书法家所书写的经典中，杂列各种法帖；邓椿的《画继》分为八类，也把仙、佛、鬼、神列在首位，然而都不曾另编成一部书。我 皇上认为释、道二氏的教义界限各自分明，于是 敕令将内府所收藏的书画中与佛教经典、道教符箓有关的部分另行编录，体例 精密详尽，卷首首先载录 三朝皇帝的御笔。皇上的御笔列在前面，接着列出历代名人的书法、绘画；凡是印本、绣线、刻丝之类，也按类别附列。其次是臣工的书画，再其次是石刻、木刻、经典、语录、科仪以及供奉的经像；三藏的有关作品广泛罗列，七签一并排列，金题玉躞，确实有超出一般鉴赏范围的内容。《石渠宝笈》四十四卷。乾隆九年，刑部尚书张照等奉 敕令编纂。臣等谨慎考察：书法属于游艺，绘画属于考工，古代还没有所谓专门的名家。东汉以来，才开始把笔法作为专门技艺。到了《书评》《书断》、《画品》《画记》，综合甄别日益精密，记载也日益增多。六朝、三唐，各代都有传承其道的人。至于姓名、品第、收藏、著录、题跋、古迹以及辨别真伪，有的受限于一家所见所闻，有的误于一时的鉴别，直到现在仍未能汇集众家之美，编成一部宏大的著作。只有我 皇上文采焕发，尺幅的素纸、寸方的信笺都显出天工，与之默契而 内府收藏的书画又很多，都是民间未曾见到的。储藏日益丰富，品鉴也更加精审。皇上在勤于政务之余，汇集编成巨大的书卷。它的编排次序，先是册，次是卷，再次是轴；所作记载，则先书法，后绘画，先分卷，后合卷；以及款式的高广、印记、题跋，都详细列载，而 历代皇帝的御笔文章 和皇帝闲暇时所作的珍贵书迹，在府库典籍中尤其光彩照人，确实是艺林中的盛事。《庚子销夏记》八卷，《研山斋图绘集览》三卷。孙承泽撰。承泽见《经类》。臣等谨慎考察，孙承泽的品行受到士大夫舆论的鄙薄，但在鉴别书画方面，确实独具慧眼。他退居以后，曾在夏日记录所收藏的墨迹、画卷、石刻以及在别人那里见到的作品，并为它们评定，考据详细明白，命名为《销夏记》。《图绘集览》三卷，是在他八十二岁时完成的，其中的文字大多已经具备于《销夏记》中；因为又有他的儿子炯所作的补充，而且其中偶有异同之处，所以附录在后面。另外还有《墨迹集览》《法书集览》四卷，则完全与《销夏记》相同，不必再行载录。《无声诗史》七卷。姜绍书撰。绍书见《杂家类》。李光映作序说：“这部书出自郡城项氏，因为错讹脱漏很多，于是校订后重新刻印。” 《书学汇编》十卷。万斯同撰。斯同见《经类》。臣等谨慎考察，万斯同记录历代擅长书法的人，共一千零五十四人。搜罗既广，考证也很精密，这是由于他在史学方面造诣深厚。

译《画法年纪》一卷。郭础撰。础字石公，江都人，是顺治壬辰进士，官至顺德府知府。《绘事备考》八卷。王毓贤撰。毓贤字星聚，是镶红旗汉军人，官至湖广按察使。臣等谨慎考察，王毓贤治理政务精明敏捷，但在处理公文之余并不废弃对书画的鉴赏。这部书先概括记录诸家的画法，作为总论；其次选取自古以来画家的姓名和事迹，按时代编排，上自轩辕，下至北宋。虽然承袭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夏文彦《图绘宝鉴》二书的内容，但搜集编纂详细丰富，一览便可全面了解，说它是青出于蓝，也可以了。《书法正传》十卷。冯武撰。武号简缘，常熟人。臣等谨慎考察：武是冯班的侄孙，书法学问颇有渊源。这是他八十一岁时所作的，阅历已经很深，论断也颇为可信。《江村销夏录》三卷。高士奇撰写。士奇见《经类》。《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卞永誉撰写。永誉字令之，是镶红旗汉军人，官至刑部侍郎。王士祯《居易录》说：“卞中丞永誉赠给我《书画汇考》六十卷，凡是诗文题跋都收载其中。上溯魏晋，下至元明，所收录的最为详细广博。” 《南宋院画录》八卷。厉鹗撰写。鹗见《史类》。《六艺之一录》四百六卷，续编十二卷。倪涛撰写。涛见《经类》。臣等谨慎考察：这部编纂上自下至二千年，搜集编录最为丰富。它的体例共有六类：一是金器款识，二是刻石文字，三是法帖论述，四是古今书体，五是历朝书论，六是历朝书谱。追溯源流没有遗漏，考察其流传而观察其贯通，也穷尽了它的变化。确实是书法家的总汇、艺苑的渊薮。《草韵汇编》二十六卷。陶南望编纂。南望字逊亭，是上海人。《石村画诀》一卷。孔衍栻撰写。衍栻字石村，是曲阜人。《历代画家姓氏韵编》七卷。顾仲清撰写。仲清字咸三，号松壑，是嘉兴人。《烟云过眼录》二十卷。周在浚撰写。在浚见《史类》。高兆题跋说：“综合计算平生所听闻和见到的事物，凭着欣赏的情怀，具备书画的鉴识。即使说今人都赶得上古人，曹、吴、关、荆的作品，看一遍再看一遍，也不再劳心。唯独对于幽居之人、词客、故交老友和贫寒朋友，防护、练习残缺的纸张，匆匆度过岁月，好像连睡觉吃饭都没有空闲。” 《小山画谱》二卷。邹一桂撰写。一桂字小山，号让乡，是无锡人。雍正丁未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臣等谨慎考察：一桂所画的花卉，得到了恽寿平的传授。这部书论述画花卉的方法，都是斟酌采录古人的精微论述。至于知天、知地、知人、知物的说法，则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他能够凭绘画的精微之处，上承 皇上的赏识，并不是偶然的。《传神秘要》一卷。蒋骥撰写。骥字赤霄，号勉斋，是金坛人。《汉溪书法通解》八卷。戈守智撰写。守智字达夫，是平湖人。《国朝画征录》三卷，《续录》二卷。张庚撰写。庚见《史类》。张庚在自序中说：“记载 本朝的画家，考察其事迹中可信的部分，著录在书中。凡是我亲眼看到的画，就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评论并著录；有的听鉴赏家称述过，但没有考察到其事迹的，一概附录在后。始创于康熙后壬寅年，至雍正乙卯年脱稿。另有《又精意识》一卷，记载所见的古画，并以论画作为结尾。” 《月湖读画录》一卷。王梁撰写。梁是震泽人。《艳雪斋书品》二卷、《画苑》二卷、《笔墨纸砚谱》一卷，都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以上是艺术类中的书画。《操缦录》十卷。胡世安撰写。世安见《经类》。《松风阁琴谱》二卷，《抒怀操》一卷。程雄撰写。雄字云松，是休宁人。臣等谨慎考察：程雄曾向韩昌学习琴艺，于是取闽人庄臻凤的原谱，重新加以订正。宫梦仁、祁豸佳都为此书作序。《抒怀操》有三十调，都是采用当时人的词，配合曲调编成琴谱，并付梓刊行。《溪山琴况》一卷。徐谼撰写。谼是太仓人。《琴学心声》一卷。庄臻凤撰写。臻凤号蜨庵，是江宁人。《琴谈》二卷。程允基撰写。允基字寓山，是徽州人。《琴学内篇》一卷，《外篇》一卷。曹廷栋撰写。廷栋见《经类》。廷栋在自序中说：“我撰写《琴学内篇》，用律来合琴，以琴来验证律，由此知道正律之外必定还有变律。还宫五声，必须采用半律，确实出于琴声清浊的自然规律，并且与蔡氏《新书》有相互发明之处。至于用十分确定半律、以九寸作为虚数，则与蔡氏之说略有不合。至于取应，必须兼用三节；确定徽位，都出于均分。制作琴弦则粗细归于一理，律位则分寸各自具备。这固然是《新书》所没有完备说明的，也是汉唐以来诸书所没有论及的。外篇汇集古今琴论，冒昧地以自己的意见考察它们的是非，并不是敢于讥评前人，只是如果不这样，就无法说明其中道理的必然性以及运用时的变化。”以上是《艺术类·琴谱》。《印存初集》二卷，《印存元览》二卷。胡正言篆刻。“正言”二字说：“从海阳人，前明曾任武英殿中书舍人。” 臣等谨慎考察：古人摹印的方法，以端庄厚重为宗旨。明代文彭、何震两家的篆刻最为著名。然而文彭喜好秀雅，却失于柔媚；何震崇尚苍劲，却故意显露棱角。他们的末流都不能没有缺失。胡正言以摹印闻名于当时，很能纠正两家的弊病。这部书就是他的印谱，朱印的是《初集》，墨印的是《元览》。其中姓名印占十分之八，斋阁印占十分之一，刻有成语的印占十分之一。

译《印典》八卷。朱象贤撰写。象贤号清溪，是吴县人。白长庚作序说：“《印典》引用宋代王基的《梅庵杂记》《蜗庐笔记》、叶氏的《游艺杂述》、元代宋无的《考古纪略》四部书，都是从檇李曹氏的抄本中得到的，为各家所未见。” 以上是艺术类中的篆刻。臣等谨慎考察：《汉书·艺文志》说：道家掌握纲要、执守根本，以清静自守，以谦卑柔弱自持，这与谦让的意义相合。自从神仙一流兴起，赤松子、魏伯阳以炼养之术著称，卢生、李少君以服食丹药的方法流传，淮南鸿宝用秘术炼制丹铅，北魏寇谦之传授口诀，斋醮之事延续到张鲁、杜充庭等人，又把符箓科教作为事务，路线各异、趋向不同，源流并不统一，关键在于清静无为的防范，却越来越背离。这正是它与老庄之学不能混为一谈的原因。现在仍依照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旧例，仍把道家与神仙家分列为二类。至于释氏一门，始于阮孝绪《七录》，而阮氏的分类本来把它列在神仙家之上，《四库全书》已经遵循了这一体例，现在也谨慎遵从这一编次。《御定道德经注》二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亲自撰写。世祖章皇帝亲自作序说：“朕听闻，道在天地之前便存在，是万物的根本，生生化化，无法给它命名。只有至人把道凝聚于自身，所以他的德称为玄德，他的话称为圣言。老子的道贯通天人，德性超越万类，著书五千多字，阐明清静无为的原则。然而其中切合身心、明白说明人与万物关系的意义，世上本来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朕曾看见他告诫孔子说：‘作为人子，不可有自己的私意；作为人臣，不可有自己的私意。’而孔子回答曾子询问礼的问题时，总说：‘我听老聃说过。’这难道不是因为人能够清静无为，忠孝就会自然产生，礼乐也会相互配合、共同教化吗？孔子感叹老子如龙，确实是有原因的。自河上公以后，作注的人很多，有的把它解释为修炼，有的把它解释为权谋，这些都是用小聪明窥测圣人，失去了老子的本意。开元、洪武年间的注本，虽然各有阐发，也没有完全彰明其中的原则。朕因为圣人的言论玄妙深远，而后世学者的解释多有歧途，如果不以义理加以折衷，恐怕会更加滋生讹误。因此广泛参考众说，删去繁杂，除去枝蔓，整理成一部注释；义理取其简明，文辞取其简约而深远，不知道对于经书本意究竟是否相合？然而老子的书，原本并不是虚无寂灭的学说，也不是权谋术数的谈论。” 这篇注释对于日常生活中经常实行的道理，以及修养内心、治理国家的方法，或许也并不相违背。因此把它写在书简的开头，用来说明根本的防范原则。臣等谨慎考察：司马迁说河上丈人通晓《老子》，却没有说他有注本；《汉书·艺文志》也只记载了他的书，没有说到他的注本。自《隋书·经籍志》以来，给这部书作注的人才逐渐增多。魏代王弼、宋代苏辙、元代吴澄、明代焦竑这一类人，各个时代都有阐释。考察各种典籍，确实是因为《道德经》五千多字，特别揭示了无为的根本原则，实在足以启发人的忠、孝、敬、顺之心，远远不同于其他诸子著作的偏颇驳杂。然而注释越来越多，荒谬虚妄也日益严重，我 世祖章皇帝洞察教化、穷究神理，深刻明白其中的奥妙和根本原则。亲自挥笔撰写了这篇注释。大学士成克巩等奉命承办。命令编校者排除各种解释中的虚无之说，剖析众说的混乱，使人知道老子的教诲并不超出平常日用之间，从而返归质朴、恢复淳厚，洗涤瑕疵，荡除污秽。这样一来，便可以在万年之中，永远达到安宁统一的美好境界。《老子说略》二卷。张尔岐撰写。张尔岐见经类。张尔岐自序说：“通览原文，遇到有读不通的地方，就随即按照自己的意思推测，在句读的空隙间略加一两句话，便觉得大意清楚明白；回头再看各种注本，先前还觉得不能读的，也已经不想再读了。” 《古今南华内篇讲录》十卷。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题作《林屋洞藏书》，把郭象的注本作为今本，把向秀的注本作为古本。然而向秀的注本虽然有时可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见到，到陈振孙撰写《书录解题》时，已经说它亡佚了，又怎么能看到它的真本呢？至于“南华”这个名称，不知道它是唐天宝年间尊定的，却怀疑是郭象、向秀所加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人考证古书的学问。《阴符经注》一卷。李光地撰写。李光地见经类。《南华评注》，没有卷数。张坦撰写。张坦字方平，号一庵，泰安人。张坦自序说：“广泛搜求古注数十余家，采择其中简明恰当的，删去繁杂芜乱的，又参照自己的意思，为它作评论解释。另外写成十条‘或问’，列在卷首。” 《庄子解》三卷。吴世尚撰写。世尚是贵池人。《南华通》七卷。孙嘉淦撰写。嘉淦见经类。《南华本义》二卷。林仲懿撰写。仲懿的爵里不详。《列子辨》二卷。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康熙后壬寅年的自序，署名为“复堂”。《道德经编注》二卷。胡与高撰写。与高字岱瞻，黟县人，雍正癸卯举人。与高自述说：“老子今本沿袭已久，章句多有错乱，于是广泛访求古本，考订校正其文字，并为它注释义理。” 《南华简钞》四卷。徐廷槐撰写。廷槐字立三，号笠山，会稽人，雍正庚戌进士。《道德经悬解》二卷。黄元御撰写。元御见经类。《道德经》注二卷，附《阴符经》注一卷。徐大椿撰写。大椿见医家类。《道德经注例略》说：老子的学说，与六经的旨趣各不相同。六经是中古以后文物制度极为兴盛时期的著作；老子所说的养生、修德、治国、用兵的方法，都是本于上古圣人相传的精微意旨，因此他的教诲与黄帝并称。他的方法非常简约，见效非常迅速。汉代循吏学习其中一二点，就已经被称为治理得极好。《南华摸象记》八卷。张世荦撰写。世荦字无夜，钱塘人，乾隆甲子举人。臣等谨慎考察：世荦的学问以禅学为宗旨，因此用禅理解释《庄子》。他的篇目都依照佛经的体例，把内篇的名称标作某品，分割编排并附加内容；又在每篇篇首分别叙述其宗旨和根本原则。以上是道家。《正宏集》一卷。释本果撰写。本果字旷圜，是潮州灵山寺的僧人。臣等谨慎考察：韩愈曾与大颠交游，这一点见于他写给孟简的信中，后人于是撰成《大颠别传》，假托孟简之名写作，并伪造韩愈与大颠往来的三封书信。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曾极力辨明其虚妄。这部书仍然夸张地谈论韩愈皈依大颠的事情，大概还是沿袭《宗门统要》的说法，用来报复排斥佛教的仇怨。

译《南宋元明僧宝传》十五卷。释自融撰写，生平始末不详。臣等谨慎考察：宋代僧人惠洪撰有《僧宝传》一编，自融于是又采集宋建炎丁未至 本朝顺治丁亥，共五百二十一年间的资料，选取其中九十七人，分别附上列传和赞语，续编成这部书。《现果随录》一卷。僧人戒显撰写。戒显字悔堂。顺治年间居住在杭州灵隐寺。以上是释氏。《列仙通记》六十卷。薛大训撰写。大训字六诂，吴县人。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采录道藏中的神仙，共有八百七十七人；时代颠倒错乱，真假混杂。华亭王宗熙兄弟为它作序，尤其荒诞无稽。最初名为《神仙通鉴》，顺治己丑年重刻时，改为现在的名称。《真诠》二卷。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据后面的跋文看，应当是顺治年间的人所作。自序说：“葆真子留下的《真诠》，我曾经删节过，但仍嫌它篇幅太多；现在重新加以订正。” 《果山修道居志》二卷。叶鉁撰写。鉁见儒家类。《参同契章句》一卷。李光地撰写。光地见经类。光地自序说：“所谓《参同契》，就是参照它而达到相同契合。所谓‘三相类’，只是对‘三’字意义的疏解。魏氏撰作《参同契》，自称内容简略而不完备，于是又作《三相类》一篇，互相解释剖析。然而两千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一点。由于内心理解不通，便私自改动旧简以迁就肤浅的见解。因此这部书独独没有完整的编本，只有《汉魏丛书》所收的，似乎是原本，偶有窜改错误，但不多。只是它不知道中间截断了两部书，又截取文字另立标题，也不过是庸俗浅陋之人的妄作。《参同契注》二卷。” 陈兆成撰写。兆成字宜赤，上虞人。《得一参五》七卷。姜中贞撰写。中贞是会稽人。臣等谨慎考察：这部书阐明修炼的根本原则，所注的《阴符经》《道德经》各一卷，《参同契》三卷，《黄庭经》《悟真篇》各一卷，共有五种书，所以用“得一”参照“五名”来命名。《万寿仙书》四卷。曹无极编纂。无极字若水，金坛人。《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八卷。袁仁林撰写。仁林，字振千，三原人。《古参同契集注》六卷。刘吴龙撰写。吴龙，字绍闻，南昌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号清慤。吴龙自序说：“《参同契》是自明代杨慎掘地得到原本后，经文和传文才开始分开；因此依据元代俞琰的阐发撰成这部注。” 以上为神仙类。《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一。经籍考【二十一】。集部。臣等谨按：马端临《通考·集类六》说：“楚辞分为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自从刘向汇集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确定名为《楚辞》。隋代的《隋志》在集部中即另立一门，历代沿袭这一做法。别集门的旧本最为繁多，凡是记载道理的文章、抒发志向的作品，以及进奏的宏大谋略、依声而作的末技，都归附在其中。到了马氏分为四类以后，诗、章奏、歌词中单独流行的作品，才井然有序地分开。总集之中，又另析出一个子目，名为‘文史’。这是因为总集在于汇聚精英，‘文史’则在于品评文章、评定优劣，虽然同属一类，但流别各不相同。《五朝续通考》完全沿用马氏旧制，只是章奏一门已经遵照改制。” 《钦定四库全书》的体例改称为奏议，归入史部，因此这里自然不应再出现。谨慎列出其目录，共五类：楚辞，其次是别集，其次是诗集，其次是歌词，其次是总集；而文史仍附在总集之后。集部【楚辞　别集】。《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萧云从绘制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 敕命补绘。云从，见经类。臣等谨按：宋代李公麟等人，大多根据《离骚》中的事物描绘形状，但不过是一篇一章，不能完备。自萧云从开始，依据篇章句子广泛绘成这部图，一时被惊叹为神品。然而考察原图，《九歌》共九图，《天问》共五十四图，而目录凡例所说的《离骚》《经远游》等图，都已经散失；《香草图》也没有达到这一规模。我 皇上念及其用心勤勉，但遗漏很多，于是。诏令群臣参照考订，编成一书补足为完整的一套。于是对事物形态的描绘、精神的摹写，灿然完备。由此仰见 皇上在处理政务之余涉猎艺文，连绘画这种细微技艺也不遗漏，使读者能够按图索句，得以广泛认识事物、辨别名称。这确实是万世以来研习古籍的凭借，并不只是萧云从一人的私幸罢了。《楚辞灯》四卷。林云铭撰写。云铭，字西仲，侯官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徽州府通判。云铭自述说：“《惜诵》是在怀王被疏远之后又进言获罪时所作。当时只是被疏远，并未被放逐；本传所谓‘不再居于职位’，是说不再处于左徒的职位，并不是不在朝廷。而且《思美人》《抽思》是怀王把屈原置于外地时所作；但这时他在汉北，还没有涉及江南的野外。只有《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六篇，才是顷襄王将他放逐到江南时所作。这样说来，既与本传所载‘使齐’以及‘谏释张仪’‘谏入武关’几件事不相冲突，也与《思美人》《抽思》篇中所说‘造都为南行’‘朝臣为南人’‘及来集汉北’等语，《哀郢》篇中所说‘仲春东迁’‘逍遥来东西’‘思故都’等语，一一相互印证。”臣等谨按：王逸作注，认为《九章》都是屈原被放逐到江南时所作；云铭取其篇次，全部改变旧说，作为创新的解释。但看他的自述各语，实际上是以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为蓝本。《离骚经注》一卷，《九歌注》一卷。李光地撰写。光地，见经类。《天问补注》一卷。毛奇龄撰写。奇龄，见经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