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

译○江彬奸佞（钱宁附）武宗正德七年冬十月，宫中传旨要调边兵入京护卫，大学士李东阳等以及府、部、科、道官员极力劝谏，皇帝不听。当时有受宠宦官献上密计，说京军不熟悉战阵，想调宣府官军入京护卫，而用京军充数戍守边地，每年春秋轮换调动，按照班操的例子办理。皇帝派司礼监谷大用到内阁商议，李东阳极力坚持认为不可。谷大用说皇帝已经先有了主意，无法改变，姑且试行，等待以后再议。东阳说：“我们的职责在于论议思考，今天如果曲意顺从，将来就会有后患，即使死一百次又怎么赎罪！”于是上疏说：“宣府是京师的北门，紧邻漠北。朝廷在那里屯驻重兵，分地防守，尚且担心兵力不足，每年还要调河南等处的边军轮班备御。近来因为流盗猖獗，临时调动官军，这是出于一时的权宜，实在是不得已。京军和官军各有分守的地方，无故调动，这是第一项不便。京军用来守边，不熟悉战阵，恐怕损伤国威，这是第二项不便。京军出京，会惊动人们的耳目，各处听说后，难免惊疑，这是第三项不便。京军在外，倚仗势力放纵胡作，将领又护短而无法禁止，边地受到侵害却不敢说，这是第四项不便。边军在京内，受到亲近恩宠，便傲视军民，蔑视官府，小则懈怠拖延，大则违法；治理他们，或许他们不能忍受，放纵他们，则更加无法控制，这是第五项不便。远离妻子儿女，抛弃祖坟，或者风俗彼此不相宜，或者干粮军粮不能接续，这是第六项不便。粮草之外还必须供应行粮，布匹花费之外还必须给予赏赐，浪费没有限度，这是第七项不便。往来交替，日无宁息，仓促之间，或许变乱会在道路上发生；疲倦之后，或许祸患会在身边发生，这是第八项不便。这样会显示京营空虚，暴露中原力量单薄，这是第九项不便。西北各边得知战事消息，那里是唇齿相依的地方，正需要相互策应；如果出了疏失，罪责将归于谁？这是第十项不便。”奏疏上呈，第二天竟然下达宫中诏旨执行。于是召大同游击江彬等人入京。江彬是宣府人，勇猛而狡险，当时跟随宣府副总兵张俊在山东征讨流贼，却只杀掠良民来邀功请赏。班师入京后，他贿赂钱宁，由钱宁引入豹房，得以面见皇帝。江彬机警，善于迎合人的心意，皇帝喜欢他，留在身边侍奉，升任左都督，又冒用国姓作为义子，时时在皇帝面前讲说军事，于是请求把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的精锐全部调入京城操练。当时许泰、刘晖等人也都受到皇帝宠爱，号称“外四家”，但江彬受宠尤其厉害。边地士卒横行霸道、骄纵强悍，京城百姓深受其苦。皇帝曾在西内练兵，命江彬等率兵进入演习营阵、校验骑射，有时还进行角抵游戏。皇帝穿着戎服亲临观看，铳炮声在宫禁内连续不断。千户周麒常常呵斥他们，江彬最终陷害周麒使其死去，于是皇帝左右的人都畏惧江彬。正德八年冬十月，皇帝让钱宁掌管锦衣卫事务，并赐他姓朱。钱宁是镇安人。太监钱能镇守云南时，钱宁幼年被卖到钱能家中；钱能死后，他侍奉刘瑾，因而得以见到皇帝，皇帝非常喜欢他。钱宁曾经喝醉，枕着他睡卧，百官等候早朝直到午后，也无法知道皇帝的起居，只能侍候钱宁。钱宁在宫内侍奉皇帝，在宫外招权纳贿，各位大臣争先恐后前去拜见；稍微违逆他的心意，立即就会遭到陷害。内侍和武臣往往拿重金投靠钱宁，求取镇守、总兵之职。都察院经历钱岌竟然拜钱宁为父，并暗中窥伺触犯钱宁的廷臣，加以弹劾斥退。当时内臣张锐掌管东厂，威势与钱宁相当，朝廷内外称为“厂卫”。正德九年春二月，皇帝开始微服出行到黄花镇等地。近臣朱宁、张锐、张雄等人每天引导皇帝游玩、打猎、微服出行，无法劝止。正德十年秋七月，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弹劾朱宁贩卖钞币、残害百姓，奏疏没有得到答复。当时钱宁 贪求财货没有满足，把两万锭钞币发往浙江，换取三万多两白银。方永良上奏说：“四方的群盗刚刚平息，创伤尚未痊愈，边塞多有忧患，浙东、浙西又遭冰雹灾害，千里之内百姓哀号。臣如果苟且隐忍，不替陛下说明，那么已经搜括的财物必定落入朱宁手中，而民心受到伤害；民心受伤，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陛下难道不会因此寒心吗？臣只想到朱宁窃取宠爱以来，陛下的赏赐数不胜数，四方的馈赠也不可计量，他箱笼中一定并不缺少这些财物，却仍然苛刻搜括没有止境，实在是辜负皇恩太深。伏望陛下割舍偏私的宠爱，把他交付诏狱，明正典刑。仍请立即命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把已经搜括的钞币、银两全部发还百姓，这样可以安慰民怨，臣即使死了也甘心。如果陛下不认为臣的话正确，置之不问，日复一日，尾大不掉，他必定侵害军粮民食，放纵无厌的索求，甚至会做出平常人无法料想的事情，陛下后悔就晚了。”奏疏送入后，钱宁很害怕，便把过错推给下人，派卫卒追回已经发出的钞币，又按价换成银两还给百姓。当时钱宁倚仗宠爱和威势，满朝官员都屏息畏惧，只有方永良据理上书攻击他，钱宁一直怀恨不放。不久，方永良上疏请求退休，皇帝准许了。正德十一年春正月，皇帝在豹房，和江彬等人同卧同起。江彬、许泰、刘晖都被赐姓朱。江彬等人与都督钱宁、中贵张忠、卢明、秦用、萧敬，以及优人臧贤，内外勾结，专擅权力，作奸犯科，各部门的奏疏大多被阻拦，不能上达。然而那些受宠的人都在江彬之下，江彬常常引导皇帝出宫禁，到近郊游猎，群臣劝谏，皇帝不听。八月，大学士杨一清上疏请求退休，大意说：“宫廷和官府本应各有体制，如今任用和罢免都违背适宜的原则，国库空虚，浮费和冗食不能革除，民力困乏，苛刻征求搜括不能停止。谗言可以迷惑圣听，平民也能动摇国家根本，宫禁中混杂着披甲胄的人，京师没有藩屏辅弼的依托；地震天鸣，日食星变，旱灾水患，报告没有一天停止。这样厚着脸皮居于官位，还能有什么用！”奏疏送入后，触怒朱宁，杨一清退休回乡。正德十二年夏六月，皇帝从宫中传旨，将彭泽革职为民。在此以前，彭泽经营哈密，向土番交纳财物，很有损国体。召回后，他掌管都察院事务，常常与言官谈到朱宁，总是愤怒地说：“我恨不得亲手杀了这个贼！”兵部尚书王琼几次对彭泽不满，便把这话告诉钱宁，并且说：“我替你把他召来，你自己察问他。”于是召彭泽来相见，暗中让钱宁藏在屏风后，故意用话激怒他，彭泽又大骂起来。钱宁因此深深怀恨。到这时，王琼弹劾彭泽擅自命令向土番交纳财物，以致引发边境争端。奏疏上呈后，钱宁在宫中谋求内旨，将彭泽除名。

译八月，皇帝出关游猎。在这以前，江彬等人屡次引导皇帝出宫，到近郊游玩。江彬与皇帝并骑，身穿铠甲，几乎无法分辨，于是多次对皇帝说宣府有乐趣。到这时，皇帝便出了居庸关，到了宣府，亲临边塞之下。巡关御史张钦上疏劝谏，没有得到答复。江彬替皇帝在宣府营建镇国府第，把豹房中的珍玩和女御用车载到那里，时常进入百姓家中，进一步索取妇女进献，皇帝以此为乐，忘记回京。九月，皇帝到大同，在阳和等城打猎。皇帝有时独自骑一匹马，卤簿和侍从都赶不上。二十七日，正在打猎时，天降冰雹，有军士被打死。当夜，又出现星星坠落的异象。第二天，皇帝车驾前往大同，北方寇骑数万人侵犯阳和，抢掠应州，皇帝命诸将攻击他们，寇骑于是退去。十月，南京吏科给事中孙懋上疏说：“都督江彬凭借枭雄般的资质，怀有险邪的意图，自从得到进用以来，专门做阿谀奉承、引导错误的事，或者游猎驰逐，或者沉溺声色、货利，凡是能够蛊惑圣心的事情，无所不做。去年引导陛下到南海子、功德寺，又到昌平等地，消息传遍四方，使人听闻后惊骇。如今又引导陛下出居庸关，既到宣府，又经过大同，以致寇骑深入应州，使当日各镇的兵马来不及集合，强敌纷纷到来，差一点重蹈土木之变的覆辙！江彬在世一日，国家的安危就无法预知。”奏疏没有得到答复。皇帝回京后，封江彬为平虏伯，许泰为安边伯，借应州战功加以封赏。典膳李恭写好奏疏请求皇帝回銮，指斥江彬的罪行，准备在朝贺时呈上。江彬听说后，把李恭逮捕，在狱中拷打致死。给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叶忠所说更加恳切，都没有得到理会。正德十三年春正月，皇帝郊祀完毕，又出关游幸。太皇太后王氏去世，于是 回到京城。江彬替营卒报仇，派百户朱英到平谷捉拿那人。御史董相杖打并拘禁了朱英，还想上奏报告此事。江彬立即向皇上进谗言，董相被降为徐州判官。夏四月，皇上因太后将要祔葬，亲自到天寿山祭告六陵，随后到黄花镇、密云等地游猎。六月，宁夏边塞发生警报，皇上又商议北征，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巡行边境，任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随行，并命内阁起草敕书。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上疏极力劝谏，并说：“万一宗藩中有人援引祖训，以此事责问，陛下将怎样答复？又或者有人以朝廷没有正直大臣、内部有奸邪为名，陛下身边的人和我们又怎样为自己辩解？” 皇上不听。杨廷和于是称病不出。皇上到左顺门，召见梁储，亲自催促他起草诏制。梁储回答说：“其他事情可以顺从，这道诏制绝不能起草。”皇上大怒，拔剑起身说：“不草拟诏制，就用这把剑砍你！”梁储摘下帽子伏地哭泣劝谏说：“臣违抗命令，确实有罪，愿意接受死刑；但若起草诏制，就是用臣的名义替君主发令，臣即使死也不敢奉命。”过了很久，皇上扔下剑离去，于是自己署名，不再起草诏制，江彬也被罢免威武副将军之职。皇上命礼部尚书李逊学等人在朝廷议论册立太子并留守京城。当时钱宁想拥立宁藩世子，江彬也另有拥戴的人选，梁储厉声说：“皇上年纪正盛，册立太子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事；万一发生其他变故，我们这些人都要伏在斧锧之下受刑了。邪恶的谋划怎么可以听从迁就！”兵部尚书王琼、吏部侍郎王鸿儒也极力说不可，这场议论于是搁置。七月，皇上北巡，出了居庸关。在此以前，皇上回京后总是思念宣府的乐趣，把宣府称作“家里”。这次又经过宣府到达大同。大同巡抚都御史胡瓒请求皇上回銮。胡瓒认为沙漠之地不宜久留，而随行的边将倚仗江彬等人受到宠信，给边地造成了很大祸害，便上疏极力陈说，并引用汉代袁盎劝谏文帝的事例来说明。皇上没有答复。十月，皇上从偏头关渡过黄河，到榆林游幸。江彬索取价值数十万的金玉、璧帛、皮衣和马匹，又命边地官吏进献虎、豹、犬、马。南京礼部右侍郎杨廉、兵部尚书乔宇上疏劝止。皇上没有答复。十四年二月，皇上从榆林回到京城。三月，皇上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下令南巡。皇上想登临岱宗，经过徐州、扬州到南京，巡临苏州、浙江，泛舟江、汉，祭祀武当，遍观中原。当时宁王宸濠蓄谋叛乱已经很久。南巡诏令下达后，人心汹汹。翰林修撰舒芬等约集群臣上疏，请求皇上留在京城，众人都聚集在宫门下。吏部尚书陆完迎上去对他们说：“皇上听到直言劝谏，常常就拔刀作出要自刎的样子。”陆完的意思大概是想阻止劝谏者。于是翰林修撰舒芬等人的奏疏先呈入，兵部郎中黄巩、员外郎陆震联名上疏，吏部郎中夏良胜、礼部郎中范潮、太常博士陈九川的奏疏随后呈入，医士徐鏊以医者身份进谏，吏部郎中张衍庆、礼部郎中姜龙、兵部郎中孙凤、陆俸等率领各部属官联名上疏，工部郎中林大辂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也先后联名上疏。皇上大怒，召江彬把奏疏给他看。听从江彬的话，将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下入锦衣卫狱。命舒芬、张衍庆、姜龙、孙凤、陆俸等一百零七人，在午门外跪五天。林大辂、周叙、余廷瓒等二十多人，全都下狱。第二天，黄巩等六人也跪了五天。当时舒芬的奏疏最为切直，而黄巩因为事情是由江彬引起的，所以单独弹劾江彬。

译舒芬的奏疏大意说：“陛下出巡，以镇国公作为名号，如果到达亲王的封地，亲王按照勋臣的礼节接待，陛下是要向他行朝见礼呢，还是接受他的朝见呢？万一按照名义追究实际，追查出这种悖谬的根源，那么陛下身边受宠幸的人就没有活路了。陛下成婚已经十五年，而圣嗣仍未出生，所以一切危亡的迹象，大臣知道却不说，小臣虽说也不尽意，他们的心意并不是恭顺，而是听任陛下自行败坏。还有人痛哭流血，不忍心把这些话告诉陛下：江右发生了亲王叛乱，大臣怀有冯道那样的心思，把俸禄官位当作本来就该拥有的东西，把朝廷当作交易场，把陛下当作棋子，把革除年间的事情当作旧例；只是陛下身边受宠幸的人见识短浅，不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罢了。假使陛下能够听到这些话，即使在宫门之外也会戒备出行，哪里还肯轻率亵慢地漫游呢！”黄巩的奏疏大意说：“陛下即位以来，祖宗的纲纪、法度，先是被逆瑾破坏了一次，又被佞幸破坏了一次，后来又被边帅破坏，到现在将要荡然无存了。天下人只知道有权臣，却不知道有陛下；宁可违逆陛下，也不敢违逆权臣，这些事情陛下却不知道。祸乱的根源已经产生，灾祸变故将要发生，只恐怕陛下觉察得太晚了。”黄巩于是陈述六件事：一是崇尚正学，二是疏通言路，三是端正名号，四是戒除游幸，五是罢黜小人，六是册立太子。陆震看到了他的奏疏稿，也署名一同进呈。就在这时，京城连续多日阴霾蔽日，白昼昏暗，宫禁中的水自行溢出，涨到高桥四尺左右，桥下七根铁柱像被斩断一样同时折断，当时是三月二十五日。金吾卫指挥张英赤裸上身，夹着两袋几升土，在皇帝车驾经过的道路上哭泣劝谏；劝谏不被允许，便拔刀自刎，鲜血流满地面。侍卫把他捆送到诏狱，审问他带土袋是做什么，张英说：“恐怕弄污皇帝的宫廷，所以撒土掩盖血迹罢了。”他死在狱中。这一天，宫内传旨，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全部廷杖三十；上疏领头的人贬为外任，其余人夺去俸禄半年。黄巩等六人全部廷杖五十。徐鏊戍守边疆。黄巩、陆震、夏良胜、范潮都被削去官籍。林大辂、周叙、余廷瓒廷杖五十，降三级到外地任职。另有人员廷杖四十，降二级到外地任职。死于杖刑之下的，有员外郎陆震、主事刘校、何遵、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瓒、行人詹轼、刘▯、孟阳、李绍贤、李惠、王翰、刘平甫、李翰臣，以及刑部照磨刘珏等十多人。皇帝最终没有出行，江彬等人也知道朝廷中还有人，因而稍微有所畏惧收敛。六月，宁王宸濠反叛。起初，钱宁接受宸濠的贿赂，替他在皇上面前周旋。太监张锐想扳倒钱宁，极力陈说宸濠违法乱纪的事情。张锐的话先传到皇上那里，钱宁并不知道。钱宁见到皇帝，仍大力称赞宸濠贤能，皇帝没有回应。钱宁害怕了，便赶快通知宸濠，并把罪过推给臧贤。臧贤被贬去戍边，途中钱宁派校尉假扮盗贼，将他截杀。皇帝也逮捕钱宁，把他关进狱中。江彬等人想借此邀功，赞成皇上亲自出征。恰逢王守仁已经擒获宸濠，押着俘虏献上，皇上下诏制止亲征。九月，皇上穿着戎服到南京，命令百官都穿戎服迎接；各官最终都穿朝服前往，皇上没有追究。十五年春正月初一，皇上在南京接受朝贺。当时江彬率领数万边军随行，倚仗恩宠，毫无臣下的礼节，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小心翼翼地侍奉他。魏国公徐鹏举设宴招待江彬，没有打开中途的门，也没有在正堂设置座位。江彬大怒，询问原因。徐鹏举回答说：“高皇帝曾经亲临我的府第，所以形成了旧例。”江彬不得已，只好赴宴。六月，江彬派兵部官员索取南京各城门的锁钥，兵部尚书乔宇用严厉的话制止了他。乔宇任南京兵部尚书时，专心持守法度和正道，也很有才干谋略。每遇事情稍微裁抑江彬，众人都倚重他，江彬也很忌惮他。一天，江彬派使者索取城门钥匙，城中大为惊恐。督府派人询问乔宇，乔宇说：“设置守备就是为了谨慎防范非常之事，城门钥匙有祖宗制定的法制，即使是天子的诏令也不能索取。”督府按照乔宇的话拒绝了江彬，这件事才停止。江彬常常假传诏制，每天都有所索求，乔宇奉诏办事时一定请求当面复核后才执行，江彬的谋划因此受到一些挫折。当时皇上驻跸南京，长期住在旧邸，不进入大内。他又想前往苏、浙、湖、湘一带游幸，乔宇倡议九卿、台谏三次上章，伏在宫阙前请求回銮。皇上召江彬商议，江彬大怒，想重重处罚他们。他的党羽劝说道：“往年京城已经闹得很厉害了，怎么可以再来一次！”江彬的怒意才消解，请皇上慰劳晓谕百官，让他们各自回去处理政务。七月，随行的大学士梁储、蒋冕跪伏在行宫门外哭泣劝谏，请求皇上听从百官的奏章回銮，从午时一直到酉时。皇上派宦官取奏疏送入，并且传谕让他们起来。他们回答说：“臣等没有奉到旨意，不敢起来。”皇上于是命宦官再次出来传旨：“不久就回去。”梁储等人才离开。闰八月，皇上到达镇江。十月，皇上从南京班师。十六年春正月，皇上回到京城。江彬更加骄横，所统率的边军桀骜不驯，无法约束。三月十四日丙寅，皇上因病在豹房去世。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议定，奉行遗诏，迎接兴献王长子来继承皇帝之位。起初，皇上病重时，江彬还把团营改为威武团练，亲自统领军马，朝廷内外都担心江彬早晚会反叛。皇帝去世时，江彬恰好不在身边，皇太后召杨廷和等人商议，担心江彬作乱，便秘不发丧，假称奉皇帝命令召江彬入宫。江彬不知道皇帝已经去世，带着他的儿子一同入宫，父子都被逮捕。皇太后下诏公布江彬的罪恶，厚赏江彬所统率的各地边军，遣散他们回到驻地。又逮捕江彬的几个党羽，交付诏狱锦衣卫审判定罪，在街市上处以磔刑。抄没江彬的家产，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金银珠玉、珍宝首饰多得数不清，还搜出藏匿的奏疏一百多本。世宗即位后，追究江彬党羽的罪恶，被贬戍边和判处死刑的有几十人，并诛杀钱宁。被驱逐的太监也有几十人。

译谷应泰说：江彬凭借边军进入宫中侍奉皇帝，积累罪恶达十年之久，越过礼法冒犯皇帝的车舆，几乎危及国家。然而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别的阴谋，只是一个强横凶悍而又庸碌无能的人罢了。江彬刚从塞上起家，就轻视窥伺宫廷，这和安禄山侍奉玄宗有什么不同？况且他对外掌握边军，对内结交近侍，钱宁、张忠都是他的羽翼。譬如王莽依附董恭，卓茂又结交刘让，王庭凑在内归附王守澄，沙陀与仇士良交好；小小的天下，商朝因一人而灭亡，晋朝因两种怨恨而覆亡。武宗在世，他就挟持天子号令诸侯；武宗去世，他就假传遗命擅自图谋帝位，这不必等有智者也能判断了。然而他竟招来边军，进入大内演练，君臣都穿戎服，把凶器当作娱乐。后来竟厌弃身居万乘之尊，隔绝在九重宫禁之外，以离宫游乐诱导皇帝，放纵皇帝享受驰骋的乐趣，捕捉苍鹿，搏击玄熊，这样的快乐就满足了。至于他消灭善类、斥责正人，使鲜血飞溅于狱门，驱逐朝廷一半官员，也不过像关在栅栏里的猛虎咆哮欲出，或装在鞴中的饥鹰愤怒振翅想飞，并不是起初就有铲除异己、劫持公卿的心思。江彬本是武人，而武宗所喜欢的是穿戎服、谈论兵事；江彬生长在沙漠，而武宗所喜欢的是巡游天下。顺从武宗的心意，两人就一起挥戈跃马；违逆他的心意，两人就一起施行严威峻法。他们同声相应，同道相谋。《尚书》说：“我有十位乱臣，同心同德。”这句话不只是对圣主而言，对他们两人也确实如此。等到江彬震慑君主的威势已经建立，灭族的灾祸即将形成，即使有中等才智的人，也一定会设法营造三个藏身之处，谋划成了便难以铲除。可是到了武宗病危之时，江彬仍安然回到自己的府第睡觉，皇帝只命一个小吏带着一纸诏书召他，他就立即到来；父子二人同乘一车疾驰而来，一同被捕斩首，这是多么愚蠢啊！曹爽曾交还兵权给天子，要求回到私宅养老；商鞅曾处罚太子的师傅，秦孝公去世后，他想逃亡到魏国。自古以来，才能器量小而地位高，威势越重自身越危险；奸邪之人前面已经失败，祸患随后就会到来，却临近死亡仍不醒悟。可是我认为，武宗时期，逆瑾之变相当于十常侍、甘露之党；河北、山东、江西、四川的盗寇，相当于黄巾、黄巢之乱；宁藩、宸濠之变，相当于七国、八王之祸；江彬的奸邪，相当于董卓、禄山所造成的祸患。然而阴谋刚刚合拢，旭日随即升起；大厦将要倾覆，却没有漂摇倒塌，是因为构成祸乱的那些人全都像乳臭未干的小儿，出自茫茫草泽，再也没有英雄人物。至于朝廷内部，有六名给事中、十三名御史、编修舒芬等一百零七人；朝廷外部，有杨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泽等人，无不痛哭着斩除奸邪，呼喊着阻止皇帝出巡，枕戈流泪，振袖登舟。看到宫门水溢、桥柱七根折断，上天似乎是在向言官传达警告。又有明星在夜间陨落，专门劝皇帝回銮；吴、楚一带的飓风，使人尽皆葬身鱼腹。这难道不是诸位君子感格上天的功劳，或者是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佑吗？《左传》说：“善人，是国家的纲纪。” 《诗经》说：“贤人离去，国家就会困苦憔悴。”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卷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