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

译○大礼议。武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皇帝即位。皇帝是兴献王的儿子，也是宪宗纯皇帝的孙子。宪宗生有十个皇子，长子是孝宗敬皇帝，次子是兴献王。弘治七年甲寅，兴献王就藩安陆州。正德二年秋八月，皇帝出生于兴王府。当时黄河水变清，庆云出现，轸宿、翼宿分野有祥瑞显现。不久兴献王去世，皇帝接受敕命，继承并治理藩国事务。到这时，皇帝已经十五岁。武宗没有儿子，临终遗诏说：“朕继承祖宗的大业，已经十七年。先帝把孤托付给我，关键在于继承统绪能够找到合适的人，宗庙社稷和百姓才有所依赖。皇考孝宗敬皇帝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厚▯总，聪明仁孝，德行器度早已成熟，按长幼次序应当立为皇帝。应遵奉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向宗庙禀告，向慈寿皇太后请示，并与朝廷内外文武群臣共同商议，一致作出决定。当天派官员到安陆迎接他来京，继承皇帝之位。”当时是三月丙寅日。第二天丁卯日，派司礼监太监韦▯、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携带诏书和谕令金符前往安陆州。戊寅日，韦▯等到达兴王府，皇帝在国门外迎接诏书，到承运殿宣读。宣读完毕，皇帝登座接受金符，接受藩卫官员朝见。四月壬午日，皇帝到兴献王的园寝辞别。癸未日，从安陆出发，辞别生母蒋妃，呜咽流泪。皇帝的母亲说：“我的儿子此行肩负重任，不要轻率说话。”皇帝说：“谨受教诲。”将要离开安陆时，皇帝因藩卫的官员和军校不隶属于地方官府，担心他们在沿途扰民，特意命随从官员骆安等严加约束；经过各地时，辞谢诸王提供的供给，拒绝地方官府进献的珍品，禁止行宫过于奢侈。丁卯日，礼部员外郎杨应魁上呈礼仪方案，请求从东安门入城，居住在文华殿。第二天，百官三次上笺劝进，等待皇帝下令批准，择日即位。这是大学士杨廷和命仪部郎中余才起草的。壬寅日，皇帝的车驾到达良乡，皇帝看了礼部的方案，对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明明说让我继承皇帝之位，这份方案是怎么回事？”癸卯日，到达京师，停留在城外。杨廷和坚持请求按照礼部拟定的方案办理，皇帝不答应。于是皇帝在行殿接受百官笺表，从大明门入城，于正午即位，以第二年为嘉靖元年。凡是正德年间冒领滥授军功的将校，以及通过攀附关系充任监织、榷税官员等弊政，全部革除整顿。犯死罪及杂犯等罪而应减等的人，分别予以赦免或减刑。丙午日，派官员前往迎接皇帝的母亲兴献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 戊申日，命礼官召集群臣议定尊崇祭祀兴献王的典礼。礼部尚书毛澄向大学士杨廷和请教，杨廷和拿出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事例交给他，说：“这篇就是依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奸邪谄媚之徒，应当诛杀。”当时有一名等待公车召试的举人张璁，是礼部侍郎王瓒的同乡士人，他到王瓒那里说：“皇帝入继大统，并不是作为别人的后嗣，这与汉哀帝、宋英宗的情况不同。”王瓒认为他说得对，便向众人公开宣扬。杨廷和说王瓒独自坚持不同意见，命言官列举王瓒的其他过失，将他调任南京礼部侍郎，改用侍读学士汪俊代替他。尚书毛澄会同公卿、台谏等六十多名官员上议说：“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同时让楚王之孙作为定陶王的后嗣，承继定陶王的祭祀，师丹认为这样合乎礼制。如今皇上入继大统，应当让益王之子崇仁作为后嗣，承继兴献王一系。至于尊号，则沿用宋英宗的旧例，以孝宗为皇考，以兴献王及王妃为皇叔父母。祭告时上笺称为侄，署名；并让崇仁奉兴献王为考，称益王为叔。”皇帝看后说：“父母难道可以移易吗？再重新议论！”于是杨廷和、蒋冕、毛纪等再次上言：“程颐所作《濮议》，最为符合礼义的正道，皇上采纳实行它，可以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元年〕 戊申日，命礼官召集众人议定崇祀兴献王的礼仪。礼部尚书毛澄向大学士杨廷和请示，杨廷和拿出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事例交给他，说：“这篇就是依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奸邪谄媚之徒，应当诛杀。”当时有一名等待公车对策的举人张璁，是礼部侍郎王瓒的同乡士人，他到王瓒那里说：“皇帝入继大统，并不是作为别人的后嗣，这与汉哀帝、宋英宗的情况不同。”王瓒认为他说得对，便向众人公开宣扬。杨廷和认为王瓒独自坚持异议，就让言官列举王瓒的其他过失，将他调出任南京礼部侍郎，改由侍读学士汪俊代替他。尚书毛澄会同公卿、台谏等六十多名官员上奏议论说：“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又让楚王的孙子承继定陶王，主持定陶王的王祀，师丹认为这合乎礼制。如今皇上入继大统，应当让益王的儿子崇仁承继兴国。至于尊崇的称号，则沿用宋英宗的旧例，以孝宗为父亲，称兴献王及其妃为皇叔父母。祭告时上笺称为侄，并署名；同时让崇仁以兴献王为父亲，以益王为叔父。”皇帝看后说：“父母难道可以改换吗？再重新议论！”于是杨廷和、蒋冕、毛纪等再次上奏说：“程颐关于濮王的议论，最符合礼义的正道，皇上采纳并实行它，可以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 关于兴献王的祭祀之事，如今虽然以崇仁王为主祭，将来仍应由皇次子继承兴国王，而改封崇仁王为亲藩。这样既合天理，也合人情，大概可以两方面都不失。”尚书毛澄、侍郎贾咏等六十多人，也再次上奏，意见如同杨廷和所说。皇帝不听，仍命令广泛考查典礼，以求得最恰当的处理。不久，杨廷和又上奏说：“舜没有追尊瞽瞍，汉世祖也没有追尊南顿君。皇上取法这两位帝王，圣德便没有缺憾。”毛澄等七十多人又上奏说：“武宗皇帝把国家神器传给陛下，对陛下有父亲的名分。只是因为昭穆次序已经相同，不宜再作为世代承继之主。孝宗以上，依次称为祖、曾祖、高祖，再按次序加尊号，哪里容得有不同意见！兴献王虽然对陛下有深厚无尽的恩德，但绝不能用称孝宗的方式来称呼他。”于是抄录魏明帝的诏书进呈。诏书留在宫中，没有答复。御史周宣、进士屈儒、侯廷训也各自上奏，意见都与礼官相同，皇帝始终不接受。六月，下令修撰《武宗实录》，仍命礼官集议追尊的大礼。七月，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说：“朝廷议论认为，皇上入继大宗，应当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这不过是拘泥于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罢了。汉哀帝、宋英宗都曾预先被立为皇嗣，并且在宫中抚养，这才明确是作为别人的后嗣。因此师丹、司马光的议论，施用于当时还可以。如今武宗皇帝继承孝宗帝位十六年，直到驾崩以后，廷臣遵循祖训、奉行遗诏，迎接皇上入继大统。遗诏只是直接说：‘兴献王的长子，按照伦序应当即位。’起初并没有明白写出是作为孝宗的后嗣。这同预先立为嗣子、养在宫中的情形，显然不同。兴献王已经去世，却称他为皇叔父，鬼神当然不能没有疑问。如今迎接圣母时称她为皇叔母，那么就应当以君臣之礼相见，恐怕没有儿子把母亲当作臣下的道理。《礼》说：‘长子不能作为别人的后嗣。’何况兴献王只有皇上这一位儿子，为了天下而让他成为别人的后嗣，恐怕儿子没有自行断绝与父母关系的道理。所以，皇上作为继承武宗帝统的君主，同时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可以的；若说皇上是孝宗的嗣子，因而自行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这是不可以的。

译有人以大统不能断绝为理由，那么究竟是继承孝宗，还是继承武宗呢？大统与嗣位不同，并不一定要父死子继。汉文帝承接惠帝之后，是弟弟继承；汉宣帝承接昭帝之后，是兄长的孙子继承。如果一定要强行夺取这种父子亲情，建立那种父子名号，然后才称为继承大统，那么古代本应有称高伯祖、皇伯考的，岂不是都不能叫作继承大统了？臣私下认为，今天的礼制应当另外在京师为兴献王建立宗庙，使皇上能够充分表达尊崇亲生父亲的孝心，并且使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尊号与父亲相同。这样，兴献王不失为皇上的父亲，圣母也不失为皇上的母亲。”奏疏送入宫后，皇帝派司礼监官员送到内阁，传谕说：“这个议论确实遵循祖训，依据古礼，你们怎么能误解朕呢！”杨廷和说：“读书人哪里懂得国家大体！”又把奏疏拿回去。皇帝仔细看过后，高兴地说：“这个议论一提出，我们父子的关系一定最终可以圆满了。”当天，皇帝在文华殿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传谕说：“最亲近的关系没有比父母更亲的了。”于是把手敕交给他们，说：“卿等所说都有道理，只是朕所受父母无穷的恩德，无法报答罢了。现在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杨廷和退朝后上奏说：“皇上的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然愚昧，难道不知道礼制规定，以所继承的父母为父母，而把亲生父母称为伯父母、叔父母吗？这不仅是降低丧服等级，而且还要区别名分。臣等不敢阿谀奉承、顺从圣意。”仍把手敕封还。于是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等，御史王溱、卢琼等再次上奏：“兴献王的尊号还没有得到圣上裁定，大小臣僚都怀疑陛下已经省察张璁的议论。陛下作为兴献王长子，不得已入承大统，不能拘泥于‘长子不得为人后’的说法。张璁却说大统与嗣位不同，难道能说这是贯通调和的适宜办法吗？他又想在京师另建兴献王的宗庙，这尤其不可。过去鲁桓公、鲁僖公的宫殿遭灾，孔子在陈国听到失火，说：‘难道是桓公、僖公的宫殿吗？’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合正礼。如果在京师为兴献王建庙，今天会有朱熹所说两庙争议的嫌疑，将来还会有鲁僖公越过闵公升祀的过失。请斥责惩罚张璁。”奏疏送入后，都命礼部议处。八月，尚书毛澄等仍上奏说：“给事中朱鸣阳、御史王溱等，都希望皇上尽早采纳原来的议案，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天理人情的公断，不容许用私意使皇上即位初年的政事受到牵累。御史卢琼、给事中史于光历数张璁建议的偏颇，言辞好像对待仇敌一样，难道还能算得上适宜吗！确实担心他上面动摇圣意，下面引起众疑，应当把张璁召来告诫。不听。这一月，兴献王妃到达通州。此前，礼部拟定意见说：“圣母到京，应当从东安门进入。”皇帝不接受。又议定从大明左门进入，皇帝再次不接受。皇帝决定从中门进入，谒见太庙。朝廷议论哗然，认为妇人没有谒见宗庙的礼，太庙也不是妇人应当进入的地方。张璁说：“即使是天子，也必定有母亲，怎么可以从旁门进入呢？古代妇女在婚后三日到宗庙参见，谁说没有谒庙之礼呢？九庙的礼制，皇后也参与其中，谁说太庙不适合她进入呢？”皇帝又命驾仪司准备仪仗迎接圣母，礼部请求使用王妃仪仗迎接，皇帝不接受，命锦衣卫带着皇太后的仪仗前往。又命有关部门制作太后的法服以备使用。到这时，圣母到达通州，听说朝廷想让她考定孝宗的名分，愤怒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作为别人的儿子！”又对随从官员说：“你们已经极尽宠荣，献王的尊称为什么还没有定下来？”于是留在通州，不肯入京。皇帝听说后，眼泪鼻涕不断，向慈圣皇太后禀告，表示愿意退位，奉母亲回到安陆，群臣都惊惧不安。冬十月，皇帝传谕内阁杨廷和、蒋冕、毛纪说：“朕承受祖宗留下的宏大基业，成为天下的君长；父亲兴献王只有朕一个儿子，既不能继承他的事业，又不能给他应有的尊号。朕面对无穷的亲恩，怎么能够安心！始终劳烦卿等委曲求全、折中调和，使朕能够申明孝情。”杨廷和上奏说：“圣谕命令臣等委曲求全、折中调和，以申明孝情。臣深切考虑，大礼关系万世纲常，四方都在观察听闻，议论时不可不详慎，必须上合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圣的心安定，皇上的心才能安定。”张璁于是又撰写《大礼》《或问》一书，对大统与嗣位的区别以及尊崇坟墓、宗庙的主张辨析得十分详尽。吏部主事彭泽把书送给内阁和礼官，劝他们改变先前的议论，他们不接受。张璁便把书带到左顺门进呈，杨廷和命修撰杨维璁等人阻拦，没有成功。皇帝看过后，将书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杨廷和见形势已经无法继续，只好起草敕令下给礼部，说：“圣母慈寿皇太后的懿旨认为，朕以……承继大统，亲生父亲兴献王应当称为兴献帝，母亲应当称为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称皇太后。朕仰承慈命，不敢固执违抗。” 皇帝听从了。杨廷和心里认为，这是借太后的名义传旨，并不是廷议的本意。壬午日，兴献后从通州到京，由大明中门进入，皇帝在宫门内迎接。朝廷议定不去谒见太庙，只在奉先、奉慈二殿举行亲见礼。兵部主事霍韬见张璁的意见将被采用，也上奏说：“礼官坚持的议论是不对的。”当时同知马时中、国子监诸生何渊、巡检房浚，也各自上奏，意见都与张璁相同。皇帝因此更加受到触动。甲午日，杨廷和认为追尊大礼已经完成，拟定给慈寿皇太后和武宗皇后加上尊号。皇帝于是派司礼监传谕杨廷和说：“邵太后、兴献帝、兴献后也都分别拟定尊号。”杨廷和 等上奏说：“不可。应等到明年大婚礼完成、宫中举行庆贺时，再一并加上尊号。”巡抚云南都御史何孟春上奏，认为兴献王不应称为考。杨廷和看了奏疏，便提升何孟春为吏部侍郎。给事中熊浃上奏说：“皇上尊贵为天子，却把圣父圣母按诸王之礼对待，难道能安心吗？臣认为应当称帝、后，而在别庙祭祀兴献王。这样，大统的名分和亲生父母的恩情就都能兼顾了。”于是被调出京城任按察司佥事。熊浃是大学士费宏的同乡。费宏担心杨廷和怀疑自己，所以把熊浃调了出去。给事中熊浃上奏说：“皇上尊贵为天子，却把圣父圣母按诸王之礼对待，难道能安心吗？臣认为应当称帝、后，而在别庙祭祀兴献王。这样，大统的名分和亲生父母的恩情就都能兼顾了。”于是被调出京城任按察司佥事。熊浃是大学士费宏的同乡。费宏担心杨廷和怀疑自己，所以把熊浃调了出去。

译十二月，任命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此前，皇帝把《大礼》《或问》下发礼部时，杨一清正在家中居住，写信给吏部尚书乔宇说：“张生的这个议论，圣人也不会改变，恐怕最终应当采纳。”乔宇不听。到这时，杨廷和怨恨张璁，授意吏部，任命他为南京刑部主事。尚书石瑶对张璁说：“谨慎啊！《大礼说》最终一定会施行。”杨廷和托人传话说：“你不要接受南京的官职，安静地待在那里，不要再写《大礼说》来为难我。”张璁不高兴地离开了。都御史林俊退休后住在家中，杨廷和写信给林俊，想借此确定国家大政。林俊上疏说：“孔子说‘观察人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的仁德’。陛下的大礼没有协调妥当，是因为过分重视孝情的缘故。司马光说过：‘秦、汉以来，入继大统的人，有的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都被当时人讥议，给后世留下笑柄。’陛下具有纯厚的德行，怎么忍心沿袭这种做法呢？”奏疏送入后，留在宫中。杨廷和于是奏请起用林俊为工部尚书。林俊极力推辞，皇帝不答应。庚寅日，皇帝下御札，传谕给兴献帝、兴献后加上‘皇’字。杨廷和等上奏说：“汉宣帝继承孝昭帝之后，只追谥史皇孙、王夫人为悼考、悼后；光武帝上承元帝，只为巨鹿南顿君以上的先人立庙于章陵，都不曾追尊。如今给兴献帝、兴献后加尊号，和前代相比，尊称已经达到极点。如果再加‘皇’字，就与慈寿皇太后、孝庙并列。这是忘却所继承的父亲而重视亲生父母，任凭私恩而抛弃大义，臣等不能推辞对此负有的责任，愿意罢官归去。”吏部尚书乔宇等上奏说：“‘皇’字代表正统大义。如果把‘皇’字加在亲生父母身上，就会同正统混杂而没有区别。按天理衡量不合，按人心检验也不安，这不是尊重宗庙、端正名分的办法。” 皇帝说：“慈寿皇太后的懿旨传谕说：‘如今皇帝婚礼将要举行，兴献帝应当加上与皇号相同的尊号，母亲兴献后应称为兴献皇太后。’朕不敢推辞，你们群臣应当承受太后的命令。”杨廷和等见无法争辩，于是都请求罢官归去。没有得到答复。礼部尚书毛澄、侍郎贾咏、汪俊等上奏说：“如果帝、后的尊号之上再加尊号，那么正统亲属与亲生亲属就没有区别，恐怕不能据此告祭郊庙并向天下公布。内阁大臣直言规谏，应当赐下诏谕。”皇帝不听，仍说：“应当遵循懿旨，称兴献皇帝、兴献皇太后。”于是给事中朱鸣阳等、御史程昌等、编修陈沂等一百多人分别上奏：“加称皇号是不对的。”并请求斥责张璁。皇帝不听。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刚刚结束，清宁宫的小房发生火灾。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上奏说：“火灾发生时风势猛烈，这大概是上天的意思。况且火势逼近清宁宫后殿，难道不是因为给兴献帝、兴献后加尊号，祖宗神灵有所不悦吗？”给事中邓继曾上奏说：“五行中火主管礼。如今的礼制名分紊乱、言辞违逆，阴气达到极点而发生灾变。臣虽然愚昧，也知道这是废弃礼制的应验。”主事高尚贤、郑佐相继上奏说：“火灾不发生在别的宫殿，却发生在清宁宫之后；不发生在其他时候，却发生在郊祀之后。灾变怎么会无缘无故发生，灾祸必定有招致它的原因。”皇帝看后心中有所动摇，于是采纳杨廷和等人的意见，称孝宗为皇考，称慈寿皇太后为圣母，称兴献帝、兴献后为亲生父母，不再加‘皇’字。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上疏说：“近来廷臣把这次议论比作宋代的事情。臣私下认为，英宗入继时，是在原来的皇帝仍穿衮衣临朝执政之日；皇上入继，则是在先帝驾车升遐之后。把两者相比，似乎不完全妥当。所以皇上承继的是大业，不是继承孝宗的统绪，而是继承武宗的统绪；不是继承武宗的统绪，而是继承祖宗的统绪。皇上既然承继武宗而仍是兴献王的儿子，那么另立宗庙祭祀，张璁、霍韬的议论并不迂腐。礼制以人情为根本，皇上尊贵为天子，慈圣即将到来，如果没有尊号，按人情难以停止。因此追尊亲生父亲为帝、母亲为后，以慰藉慈母。如今改元已经多年，尊号还没有正式颁定，明诏也没有颁布，难道不是拟议尚未定下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确定尊号为‘皇考兴献帝’，在大内另立宗庙，每次太庙祭祀结束后，仍以天子之礼祭祀。这样另立宗庙祭祀，大统就端正，昭穆次序也不紊乱；用特殊尊号加以尊崇，至亲之爱就深厚，而本支也不至于衰微。尊崇尊贵者与亲爱亲人两方面并行不悖。至于慈圣，应当称为皇母某后，不能把‘兴献’二字加在她的尊号上。”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说：“陛下继承二宗，应当继承统绪而不是继承嗣位；兴献王的宗庙应与群庙有所区别，在于称帝而不称宗。继承统绪，是天下公义，是三王的正道；继承嗣位，是一人的私亲，是后世才有的事情。兴献王之所以可以称帝，是因为陛下是天子；之所以不能称宗，是因为他实际上从未在位。请向朝臣宣布，改议此事，并布告天下：称孝宗为皇伯，称兴献帝为皇考，另立宗庙祭祀。这样才符合人情，也与名分和事实相当。”这两道奏疏都在中途受到阻挠，最终没有上呈。三月，给孝宗太后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给武宗皇后上尊号为庄肃皇后，给圣祖母邵氏上尊号为寿安皇太后，给亲生父亲上尊号为兴献帝，给母亲上尊号为兴国太后。此前，司礼监传谕《兴献帝册文》中，皇上应当自称儿子。杨廷和等上奏说：“不可。”司礼监又传谕应当自称孝子。杨廷和等说：“册文中称‘长子’、‘本生’，文意和情感已经自然明白，请勉强按照正礼施行。”皇帝听从了。派官员前往安陆，奉上兴献帝尊号。命司礼太监温祥监督礼仪，成国公朱辅奉上册宝，礼部侍郎贾咏题写神主。贾咏遵照杨廷和的意见，把神主题为‘兴献帝神主’，不称考，也不称叔，并且不写皇子的名字。冬十一月，寿安皇太后去世。杨廷和规定哭临一日，服丧十三日后除服；文书传达两京，不向天下颁诏；礼官请求皇帝穿素服，在西角门听政。皇帝说：“朕悲哀思慕正深，怎么忍心立即按照你们的请求办理？”十二月，给寿安皇太后上尊谥为孝惠皇太后。群臣上奏说：“寿安皇太后的服丧期限已经期满，应当逐渐恢复吉礼，驾临奉天门处理政事。”过了很久，皇帝才同意。仍命令不鸣钟鼓，不鸣鞭。

译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举上奏说：“安陆庙应当使用十二笾豆，礼仪如同太庙。”皇帝同意。礼部请求设置奉祀官，又说：“乐舞不敢轻率议定。”皇帝命杨廷和召集议论。礼部侍郎贾咏会同公侯、九卿等上奏说：“正统与亲生父系，在义理上应当有所区别。八佾既然用于太庙，安陆的乐舞似乎应当减少，以避开两个统绪并立的嫌疑。”皇帝说：“仍然使用八佾。”于是何孟春以及给事中张▯、黄臣、刘最，御史唐侨仪、秦武等，南京给事中郑庆云分别上奏，极力争辩。没有得到答复。冬十一月，把孝惠皇太后的神主供奉到奉慈殿，派官员到安陆庙告祭。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每天都与张璁讨论古礼，意见相互符合。到这时，桂萼上奏议论大礼，并且附上席书、方献夫的《议草》，奏疏说：“臣听说，古代帝王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上天能够明察；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大地能够清楚。没有听说废弃父子伦常，却能够侍奉天地、主持百神祭祀的。如今礼官认为皇上是作为别人的后嗣，却强行附会末世的旧例，消灭武宗的统绪，夺取兴献王的宗统。孝宗已经有武宗作为儿子了，难道还可以再次为他立嗣吗？武宗已经把国家神器传给皇上，难道皇上可以不继承他的统绪吗？如今满朝臣子，没有听说有人规谏进言，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自从张璁提出建议，议论者都指责他是为了求取进用。所以通晓礼义的人，不敢立即说这种议论不对。臣深切想到，皇上在兴国太后身边，感慨兴献帝已经三年没有得到祭祀了，而臣子们却肆意坚持自己的看法，这可以吗？臣希望皇上赶快发布明诏，依据名分考察事实，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并在大内另立宗庙。兴国太后称圣母，武宗称皇兄，这样天下作为父子、君臣的人伦名分就确定了。至于朝廷议论中的错误，有些是不值得辨析的。他们所坚持的不过是宋代濮王议礼之事。臣考察宋臣范纯仁曾告诉英宗说：‘陛下昨天接受仁宗诏书，亲自答应作为仁宗的儿子。至于封爵，全部按照皇子的旧例办理，这同入继的君主，情势和体制不同。’可见宋臣的议论本来就有所区别。如今皇上奉行祖训入继大统，果真曾经亲自接受孝宗的诏书而成为他的儿子吗？那么皇上不是作为别人的后嗣，而是作为入继的君主，这是明白的了。这样，称兴献帝为考、称兴国太后为母，就可以对鬼神质证，等待百世之后的评断。臣很久以来就想上奏请求，近来又看到席书、方献夫两位大臣的奏疏，以为皇上一定会因此警醒而改变，似乎不必等待臣的进言。可是到现在仍没有得到圣上裁断，难道是皇上偶然没有详细阅览吗？还是两位大臣想上奏而中途停止了？所以臣不敢顾惜性命，再次申明自己的意见，并抄录两位大臣的奏疏一同进呈。”奏疏上呈，皇帝说：“这件事关系天理纲常，仍应召集文武群臣共同议论可否。” 三年春正月，杨廷和被罢职。礼部尚书汪俊请示说：“杨公离去后，谁来主持这件事？”正好主事侯廷训依据宗法写成《大礼辨》，遍示群臣。汪俊得到后，高兴地说：“违背这个议论的人，应当斩首。”于是吏部尚书乔宇率九卿上奏说：“一定要以孝宗为考，然后大宗才不会断绝。”汪俊又会同公侯、卿贰以及翰林、台谏官上奏说：“祖训所谓‘兄终弟及’，是说同胞兄弟。皇上是武宗的亲弟弟，当然应当以孝宗为考，以昭圣为母。前后奏章中，只有张璁、霍韬、熊浃和桂萼的意见相同；其余八十多道奏疏、二百五十多人，都与礼部的议论相同。应当采纳哪一方，是可以看出来的。”皇帝说：“再参考众人的议论，重新商议。”给事中张▯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各自抗章极力议论，认为应当采纳多数人的意见。皇帝发怒，认为他们结党发言、扰乱政务，一律夺去俸禄。修撰唐皋也说：“陛下应当以所继承的父亲为考，以区别正统；尊崇亲生父母，以完备尊号。”皇帝认为唐皋含糊两可，也夺去他的俸禄。于是汪俊等又议定：“只给兴献帝、兴国太后各加一个‘皇’字，以完备尊号。” 没有得到答复。当时楚王朱荣诚借仪宾沈宝的奏疏进呈，代府长史李锡、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锦衣卫千户聂能迁也各自上疏议论，意见都与张璁相合，皇帝更加受到触动。于是命令把督赈侍郎席书、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召到京城共同议论。当时霍韬住在家乡，也一并召来。兴国太后的千秋节，命妇们各自进笺拜见祝贺，宴赐比平常加倍。这月月底，是昭圣皇太后的圣旦。此前已有旨意，命妇免于入朝祝贺。朱氵制、马鸣衡上奏说：“暂时免除朝贺，在寻常时候本来也可以。然而正值议礼反复更改、正人心惶惑不安之际，忽然传令停止朝贺，怎么能没有疑问？臣私下认为，如果这是太后的意思，其中必定有因某件事情受到触犯、压抑的情绪，以及过去生死存亡的感慨；如果是出自圣上的意思，那么就是母子之间至深的感情，尊崇没有止境。怎么可以因为圣旦佳节而停止这种盛大礼仪呢？”奏疏送入后，皇帝发怒，命令逮捕审讯。侍郎何孟春上奏营救，没有得到答复。不久，陈逅、李本以及刑部员外郎林惟聪各自抗言说：“马鸣衡、朱氵制不知道太后的懿旨，便贸然提出议论。推究他们的本心，是认为在议礼开始时，太后却屡次不接受朝贺，世人将会说陛下的心有所偏向。奸邪谗佞之人也许会趁机献媚，那后果真是不可言说。如今却把他们下到诏狱，施以严刑。天下听说后，将会认为陛下因为宫闱之事而治罪言官。本生与正统的义理，不能没有轻重偏重；忠臣义士也将闭口结舌，不敢再议论天下大事了。” 皇帝对他们屡屡扰乱感到愤怒，也把他们逮捕拘禁，审问考讯。大理卿郑岳上奏营救，没有得到答复。

译三月，奉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奉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起初，皇帝召张璁等人进京，都御史吴廷举担心张璁到来后会改变最初的主张，请求下令让诸生、南京大臣以及德高望重的旧臣各自陈述意见，以备采择。张璁、桂萼于是再次上疏，申明大统与嗣位的区别。张璁还说：“今天加尊号的问题，不在于加不加‘皇’字，实际上在于称不称‘考’。如果只争一个‘皇’字，执政大臣一定会暂且用它来堵塞今天的议论。臣恐怕天下懂得义理礼制的人，仍然会不停地议论。”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这天，皇帝在平台召见蒋冕、毛纪、费宏，传谕要加尊号并议定建室之事。蒋冕回答说：“臣等希望陛下成为尧、舜，不希望陛下成为汉哀帝。”皇帝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与悌罢了。”蒋冕等无法回答。于是命令起草诏书，加上尊号。给事中张▯等、御史朱实昌等交相上章极力劝谏，皇帝严厉责备他们。皇帝敕令礼部说：“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特加尊号为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又下敕说：“亲生父亲兴献帝、亲生母亲兴国太后，现在加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又说：“朕的亲生父母已经有了尊称，仍要在奉先殿旁边另立一室，以尽朕追念仰慕之情。”礼部尚书汪俊上奏说：“皇上入奉大宗，不能祭祀小宗。在大内为亲生父亲立庙，自古没有这种先例。只有汉哀帝曾经为共王在京师立庙，师丹认为不可。请在安陆庙增修装饰，使其成为献皇帝百世不迁的宗庙，等到将来袭封兴王的子孙世世代代奉祀享祭。陛下每年按时派官员祭祀，也足以伸展至亲之情。”皇帝说：“朕奉祀太庙，哪里敢逾越礼制？这与汉哀帝不同。务必要符合公论，以伸展至亲之情。”吏部尚书乔宇等再次上奏说：“皇上圣明睿智，对于大宗、小宗的宗法一定洞察无疑。所以说建室，是为了避开‘立庙’的名称；在奉先殿旁边，是为了避开‘大内’的名称。由此推论，就是专重于大宗，必然降低小宗。安陆的祭祀，不必再改变议论了。”当时湛若水、石瑶、张▯、任洛、汪举等都上奏进言。皇帝不听。于是汪俊请求离职，皇帝严厉责备他，将他罢免。户部侍郎胡瓒等上奏说：“大礼已经确定，席书正在江、淮督办赈济，实在关系百姓生命，不必征召他来京。”皇帝同意了，并且停止召张璁等人来京。当时张璁、桂萼已经到达凤阳。他们看到邸报上说要加尊号，于是再次上疏，极力论述同时称两位考的错误。还说：“臣知道‘本生’二字，绝不是皇上内心自行裁定的，只是出自礼官暗中施展的手段。皇上没有察觉，以为这是亲近亲属的说法；却不知道礼官正是把这两个字当作外之、排斥亲生父母的说法。必须赶快去掉这两个字，继承统绪的意义才会明白，民心才会信服。”奏疏送入后，皇帝命令重新召他们来京。蒋冕在皇帝面前说：“这两个人如果来了，一定要把他们打死。”皇帝没有理会，反而派人催促他们快来。于是皇帝下中旨，任命席书为礼部尚书。给事中安盘等上奏说：“大礼的错误，起于霍韬、张璁想以亲生父亲为考，邪说才开始兴起；又由于桂萼进呈席书、方献夫的议论，邪说更加猖獗。请停止对席书的新任命，治罪桂萼等人的奸邪罪行。”张汉卿等也上奏说：“席书督办赈济措施失当，煮粥反而贻误百姓，导致数万百姓死生受害，应当依法严惩，以快人心。”南京给事中黄仁山等也上奏说：“席书巧诈邪佞，私下收藏议论草稿而不亲自进呈，暗中托付桂萼代为上奏，以求邀宠。而且张璁、桂萼每次到席书的住所，都必在深夜，他们显然是暗中勾结的奸邪小人。请加以罢斥，并召回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也上奏说：“汪俊与席书一邪一正，进退处置失当。而且祖制规定上卿都应推举选用，如今为什么取用席书，却出自宫中直接降旨？请把他与张璁、桂萼一同罢黜，以免阻塞贤才进用之路。”都没有得到答复。礼部侍郎吴一鹏等会同侯、伯、卿贰、翰林、台省官员，极力陈说建室的错误，并且说：“臣等遵循祖训和经书礼制，遵守师丹、程颐的议论，以此启发主上的心意。请暂且停止建室，仍在安陆立庙，每年按时派官员奉祭。等将来皇子众多，袭封兴王，再让他们世世代代承受祭祀。”皇帝说：“朕承受天命，只奉行宗庙祭祀，孝养圣母。皇考的陵园远在安陆，卿等难道能安心吗？如今你们结党一致坚持上奏，败坏父子伦常，伤害君臣大义，欺负朕年少，轻视纲常。奉先殿西室应当立即修饰，来尽朕按时追慕的迫切感情。”于是修撰吕▯冉、编修邹守益都上疏争辩。皇帝发怒，把他们逮捕送到镇抚司审讯。给事中张▯、章侨，御史张鹏翰等交相上章营救，没有得到答复。不久案件审理完毕，贬吕▯冉为解州判官，邹守益为广德州判官。命内阁拟写圣母昭圣皇太后以及亲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的册文。皇帝派司礼官传谕，想在昭圣皇太后的册文中称‘嗣皇帝’，在献皇帝的册文中称‘孝长子’；在章圣皇太后的册文中加称‘圣母’，自称‘长子’。蒋冕等极力说不可，仍把原文封进呈上。皇帝看后，便在献皇帝册文中加了一个‘孝’字，并想删去章圣皇太后册文中的‘本生母’三字。蒋冕等再次上奏说：“这个字只有宗庙祝文中使用，如今称‘长子’，孝情已经表达尽了。再加这个字，会妨害正统。而且‘本生母’三字，是敕谕拟定的，也不能轻易删去。”仍把册文封还。皇帝批示于是依照原文，只称‘长子’，并在章圣皇太后册文中加了一个‘圣’字。

译皇帝在奉天殿接受朝贺，颁布诏书告示天下。诏书说：“朕亲自承受天命，继承皇兄武宗毅皇帝的大统，专心奉行宗庙祭祀。惟有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的神明谋略和圣明政教，是朕所继承并奉行的。仰赖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的拥护辅佐之功，不是言语所能完全称述的。亲生父母兴献帝、兴国太后养育朕的恩德，也无法完全报答。尊称还没有达到极致，朕常常因此感到歉疚。恭敬地奉上册宝，加上圣母尊号为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在义理上专门尊崇正统，在礼制上也兼尽至亲之情。”这时张璁到达东昌，读诏书后叹息说：“执政大臣忍心这样欺骗皇上吗？同时称两位考，纲常就紊乱了。”蒋冕请求罢官归去，皇帝说：“朕正要倚重任用你，共同谋划治理国家。建室的礼仪，朕自会裁定。”不久，蒋冕上奏说：“皇上恭敬前往仁寿宫加上尊号，圣母昭圣皇太后却突然下懿旨，免除命妇入朝祝贺，这其中的原因不是臣等所能知道的。又任命席书为礼部尚书，召张璁、桂萼重新来京，圣意所向，朝廷内外不能不产生疑问。应当追还并停止先前的任命。”没有得到答复。蒋冕于是称病请求离去，皇帝同意了。御史王泮等上疏请求挽留，没有得到答复。五月，把奉先殿西室改名为观德殿，准备安置献皇帝的神主。礼部侍郎吴一鹏、朱希周，郎中江必东，员外郎翁盘，主事彭黯等上奏说：“献皇帝的神主在安陆庙中，神灵所依之处在那里。奉先殿西室应当设置神位，以便按时享祭，礼仪如同奉慈殿。”没有得到答复。派司礼监太监赖义、京山侯崔元、侍郎吴一鹏前往安陆，改题神主，奉上册宝，尊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迎送到京师。吴一鹏等再次上奏说：“历考前代，从来没有从寝园迎入大内的先例。何况安陆是献皇帝受封的地方，献皇帝的神主不应轻易移动。只有永远在安陆祭祀，才能尽到亲生之情，同时保全正统之义。”没有得到答复。霍韬将要赴召，又上奏极力辨析两个统绪并立的错误。席书在凤阳，也上《大礼考议》，说：“各位臣子讲学不明白，固执于个人意见。”又说：“这项礼制，朝廷中的老臣自然有明白的人，只是不敢违抗众议。而张璁、桂萼等人感愤不平，极力违逆群臣议论，满朝都像仇敌一样憎恨他们，实在可怕。臣已经无路可走了，到了这种地步还说这些话，是九庙神灵使臣说的。” 六月，张璁、桂萼到达京城，又一同上疏列举七件事情，极力论述同时称两位考的错误，认为以孝宗为伯、以兴献帝为考才是正理。奏疏都留在宫中，没有下发。鸿胪寺少卿胡侍上奏说：“唐睿宗不应当把中宗称为兄，宋太宗不应当把艺祖称为兄。既然不能称兄，也就明白不能称伯。”皇帝恼怒他狂妄轻率，把胡侍调出京城任潞州判官。起初，张璁、桂萼到京师时，廷臣想要捶打他们，没有一个人同他们交往，张璁、桂萼称病不出。几天以后，他们退朝列班，担心有人伺机攻击，便从东华门逃走，进入武定侯郭勋家。郭勋很高兴，约定在宫中帮助他们。台谏官交相上章攻击，认为应当与席书一起治罪。奏章十多次上呈，都只得到‘知道了’的答复。给事中张▯把群臣弹劾的奏章汇集起来，奏请发交刑部，命刑部拟定张璁等人的罪名。尚书赵鉴私下对张▯说：‘如果得到批准，就把他们打死。’皇帝察知此事后，便下中旨，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并严厉责备张▯、赵鉴，治他们的罪。张璁、桂萼、方献夫各自上疏辞职，皇帝不准。吏部尚书乔宇上奏说：“桂萼等人偏执于异说，动摇人心，请求赐令罢黜。”皇帝发怒，严厉责备他。乔宇于是请求离职，皇帝同意了。修撰杨慎是杨廷和的儿子。他率同僚姚涞、编修许成名、崔桐、简讨边宪、金皋等上奏说：“君子与小人不能并立，正论与邪说不能并行。臣等所坚持的，是程颐、朱熹的学术传承；桂萼等所说的，是冷褒、段犹一类人的余绪。学术不同，议论也不同，臣等以和桂萼等同列为耻。”皇帝停止发给他们俸禄。给事中李学曾等、御史吉棠等也争辩此事，全都下狱或外调。不久，南京尚书杨旦、颜颐寿、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陈凤梧，都御史邹文盛、伍文定等又为此进言，皇帝都严厉责备他们。员外郎薛蕙写成《为人后解》，驳斥张璁、桂萼的议论，大略说：“《礼》说：‘立后，是因为重视大宗；嫡子不作为后，是因为轻视小宗。’‘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成为他的儿子。’这句话虽然出自《公羊传》，实际上与《仪礼》相互表里。既然已经成为他的儿子，就应当称他为父亲，怎么还能仍然称伯父、叔父呢？”皇帝看后发怒，把薛蕙逮捕下诏狱。不久释放了他。秋七月，张璁、桂萼接受新的任命后，又列举十三件事上奏：一是三代以前没有册立皇后的礼制；二是《祖训》中也没有册立皇后；三是孔子在矍圃射箭时，曾斥责把别人作为后嗣的人；四是武宗遗诏没有说到继嗣；五是礼制轻视本生父母；六是《祖训》规定，侄子称天子为伯父、叔父；七是汉宣帝、光武帝都曾为自己的父亲建立皇考庙；八是朱熹曾评论定陶王之事，认为那是破坏礼制；九是古代迁移国都时要载奉祖主同行；十是《祖训》规定皇后主持宫内事务，不能干预外朝事务；十一是皇上违背礼制，使寿安皇太后服丧三年；十二是新颁布的诏令应当重新认真修改；十三是台谏官联名上疏，是因为形势所迫。所有条目都是列举礼官欺骗蒙蔽皇帝的罪状。奏疏呈入后，皇帝留在宫中不予批答。何孟春写奏疏逐条辨析，皇帝严厉斥责他。张璁、桂萼再次请求辞职，皇帝不准，他们只好就任。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多次派司礼监官员到内阁晓谕毛纪等人，删去册文中的“本生”二字。毛纪等极力说不可。不久，皇帝到平台召见毛纪等人，责备说：“这项礼制必须赶快改定。你们这些人眼中没有君主，难道还想使朕也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惊惧退下。皇帝召百官到左顺门，命令说：“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现在改定尊号为‘圣母章圣皇太后’，四天以后，恭敬地奉上册书、宝玺。”

译何孟春退下后，连夜起草奏疏直到天亮，对礼部侍郎朱希周说：“这项礼制又要改动，礼官尤其应当据理力争。”于是朱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东等上奏说：“皇上以孝宗为父、昭圣皇太后为母，服丧已经超过三年。如今忽然从宫中传出重新确定礼制的谕旨，那么原来明白颁布的诏令就成了空文，不足以取信天下。”何孟春与尚书秦金、学士丰熙等，以及翰林院、太常寺、各部、台谏诸臣，分别上奏，极力争辩“本生”二字不应删去。奏章共十三件，都被留在宫中，没有得到答复。戊寅日，皇帝早朝结束后，在文华殿居丧斋居。金献民、徐文华倡议说：“各份奏疏都被留中，皇帝一定会把孝宗改称为伯考；这样太庙就没有父亲，正统也会出现间隙。”何孟春说：“宪宗在位时，尚书姚夔率百官伏地哭于文华门，争论慈懿皇太后的葬礼，宪宗听从了他们；这是本朝的旧例。”杨慎说：“国家养育士人一百五十年，今天正是臣子仗持气节、以死守义的时候。”王元正、张▯等于是把群臣拦在金水桥南，说：“万世瞻仰的大事，就在这一举。今天有谁不尽力争辩，大家共同攻击他！”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又相互号召。于是秦金、赵鉴、赵璜、俞琳、朱希周、刘玉、王时中、张润、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琪、张瓒、陈沾、张缙、苏民、余瓒、张仲贤、葛桧、袁宗儒，共二十三人；贾咏、丰熙、张璧、舒芬、杨继聪、姚涞、张衍庆、许成名、刘栋、张潮、崔桐、叶桂章、王三锡、余承勋、陆钅弋、王相、应良、金皋、林时、王思，共二十人；谢ナ、毛玉、曹怀、张嵩、王▯、张■、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炳，共十六人；余翱、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颖、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刘▯、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岳、王璜、沈教、锺卿密、胡琼、张濂、何鳌、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共三十九人；余宽、党承志、刘天民、马理、徐一鸣、刘勋、应大献、李舜臣、马冕、彭泽、张▯、洪伊，共十二人；黄待显、唐升、贾继之、杨易、杨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马朝卿、申良、郑漳、顾可久、娄志德、徐嵩、张庠、高圭、安玺、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陈儒、陈廷鸾、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录、周诏、戴亢、缪宗周、丘其仁、祖琚、张希尹、金中夫、丁律，共三十六人；余才、汪必东、张■、张怀、翁盘、李文中、张氵粲、张镗、丰坊、仵瑜、丁汝夔、臧应奎，共十二人；陶滋、贺缙、姚汝皋、刘淑相、葛潮、刘漳、杨仪、王德明、汪溱、黄加宾、李春芳、卢襄、华钥、郑晓、刘一正、郭持平、余祯、陈赏、李可登，刘从学，共二十人；相世芳、张{山我}、詹潮、胡琏、范禄、陈力、张大轮、叶应骏、白辙、许路、戴钦、张俭、刘士奇、祁敕、赵廷松、熊宇、何鳌、杨濂、刘仕、萧樟、顾铎、王国光、汪嘉会、殷承叙、陆铨、钱铎、方一兰，共二十七人；赵儒、叶宽、张子衷、汪登、刘玑、江珊、金廷瑞、范钅总、庞淳、伍余福、张凤来、张羽、车纯、蒋珙、郑镏，共十五人；毋德纯、蒋同仁、王玮、刘道、陈大纲、锺云瑞、王光济、张徽、王天民、郑重、杜鸾，共十一人，全部到左顺门跪伏，有人大声呼喊高皇帝、孝宗皇帝。皇帝听说后，命司礼监传谕让他们退下，但他们不离开。金献民说：“辅臣尤其应该极力争辩。”朱希周于是到内阁告诉毛纪，毛纪与石瑶便一同到左顺门跪伏。皇帝又派司礼太监传谕让他们退下，群臣仍然伏地不起，从辰时一直到午时。皇帝发怒，命司礼监记录各人的姓名，把为首的丰熙、张▯、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等八人逮捕下狱。杨慎、王元正于是摇撼宫门，放声大哭，一时间群臣都哭起来，哭声震动宫廷。皇帝大怒，于是命令把马理等共一百三十四人逮捕下狱。何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暂且命令他们待罪。己卯日，皇帝奉上圣母章圣皇太后的册书、宝玺。庚辰日，锦衣卫因在押官员上奏请示，说明最初逮捕时有人逃跑藏匿；到这时，全部追捕归案。连同待罪者在内，共二百二十人。皇帝责罚他们，命令拷问丰熙等八人，编 入军伍；其余四品以上官员都夺去俸禄，五品以下官员杖责。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多人分别受杖刑。王相与王思、裴绍宗、毛玉、胡琼、张曰韬、杨淮、胡琏、张灿、申良、臧应奎、牟瑜、余祯、安玺、殷承叙、李可登等十七人都因杖伤成病，先后死亡。恭穆献皇帝的神主从安陆送到京城，皇帝在宫门内迎接，奉行拜谒奉先殿、奉慈殿的礼仪。随后把神主奉安在观德殿，进上册书、宝玺，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不再说“本生”。这一天，又催促席书来京。南京国子监祭酒崔铣因灾异上书说：“议礼这件事，有的人被排斥，有的人被下狱，这不是圣明朝廷的美事。”皇帝不高兴，命令他退休。陈▯原任给事中时，因议论政事违背皇帝旨意，被调任按察司佥事。到这时，他上奏说：“陛下洞察事机，果断决定，毅然删去‘本生’二字，有人心的人都说这样才完全符合父子之恩，没有不感动哭泣的。请罢免乔宇、夏良胜，以平息邪说；恢复史道、于桂、曹嘉的官职，以振作正气。”皇帝高兴，又任命陈▯为给事中。逮捕修撰杨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盘、张汉卿、御史张原、王时柯，关入诏狱，并再次杖责他们。贬杨慎、王元正、刘济戍守边地。何孟春调任南京工部。毛纪被罢免。

译南宁伯毛良上奏说：“杨廷和以拥立皇帝有功自居，阻挠大礼，使陛下失去天伦的正当关系，废弃追尊父亲的典制。”千户聂能迁、百户陈纪、教谕王价、录事钱子威，分别论奏议礼中的差错，认为应当改正才妥当。皇帝都留中不予答复。八月，席书到京。因为孝宗的父亲称号尚未确定，皇帝把此前留中的各份议礼奏章全部发下，命令礼部召集议论。郑岳、徐文华仍极力说：“孝宗接受祭祀、昭圣皇太后接受册书宝玺，尊奉已经很久，不应轻易更改。”皇帝严厉斥责他们。胡世宁当时在乡里为母亲服丧，也上奏支持张璁等人。皇帝嘉奖他。九月，改称孝宗敬皇帝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起初集议时，汪伟、郑岳、徐文华等仍与张璁等人极力辩论可否。武定侯郭勋突然说：“《祖训》如此，古礼如此，张璁等人的意见是对的。《尚书》说：‘臣子侍奉君主，应当顺成君主的美德。’”于是席书、桂萼、张璁以及方献夫，会同公鹤龄、侯勋、鸾等六十四人上奏说：“三代的法度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人不能有两个根本。孝宗是伯父，应当称为皇伯考；昭圣是伯母，应当称为皇伯母。献皇帝的神主另立祢庙，不进入太庙。尊重尊长、亲爱亲属，两方面都不违背。”奏议呈上后，皇帝采纳了。于是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为皇伯母，并祭告天地、宗庙，向天下颁布诏书。安陆的松陵，皇帝此前已经改名为显陵等诸陵。大礼确定后，百户随全请求改迁显陵，皇帝把此事交给工部议论。尚书赵璜等上奏说：“太祖没有迁移皇陵，太宗没有迁移孝陵，希望以此作为法则。”皇帝命礼部官员会同众官集议，尚书席书等会同公、侯、九卿及廷臣上奏说：“请治随全的罪。” 皇帝说：“先陵远在安陆，朕瞻仰追思，悲痛迫切，你们再议一议。”席书与张璁、桂萼等再次上奏说：“举行大事应当顺应人心。如今众官都说：‘皇帝的魂魄不可轻易移动，地脉的灵气不可轻易泄露。’臣等怎敢不把意见全部说出。”皇帝于是停止议论，命令显陵的祭祀按照七陵的规制办理。十二月，评事韦商臣上奏说：“臣以审理平决众多案件为职。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来，看见因为大礼而伏于宫阙、触犯圣怒的案件：大臣被改任的，只有何孟春一人；被编入戍籍的，有学士丰熙等八人；被判决杖刑而死的，有编修王思等十七人；因为违抗使臣而被逮捕的，有副使刘秉鉴、知府罗玉等若干人；因为抗拒织造使臣而被逮捕的，有布政使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干人；因为失仪下狱的，有御史叶奇、主事蔡干等五人；因为京堂官被属下告发而下狱的，有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这些都是国家的大狱，上面触动天象，下面惊骇民俗，关系极其重大。臣不敢顾惜性命，只希望陛下大力施行明断，记录诸臣的罪状后恢复他们的官职，并惠及他们的子孙，或许不至于失去敬慎体恤的本意。”奏疏呈上后，韦商臣被调任外地。江西巡抚都御史陈洪谟也为此进言，奏疏被留中，没有答复。嘉靖四年春三月，诏令修撰《献皇帝实录》。夏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求建立世室，在太庙尊崇祭祀皇考。皇帝命令礼部 召集议论。尚书席书等上奏议论说：“《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周朝因为文王、武王有大的功德，才建立世室和后稷庙，都是百世不迁。我国太祖建立四亲庙，德祖居于北面，后来改为同堂异室。议论迁祧时，就以太祖比拟周文王的世室，以太宗比拟周武王的世室。如今献皇帝原是藩王，却追尊为帝，何渊竟想把他比作太祖、太宗，在太庙建立世室，实在没有依据。”皇帝没有答复。张璁、桂萼都说不可。张璁说：“臣与廷臣开始抗辩时，就说过：‘应当改称献皇帝，在京师建立庙宇。’又说：‘另立祢庙，不牵涉正统。’这不是臣一人的私意，而是天下万世的公议。如今何渊竟把献皇帝当作自出之帝，比作周文王、周武王，太不合经典了。上面触犯九庙的威严，下面惊动四海人心，臣不敢不为皇上说明。过去汉哀帝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庙宇，把他比作孝元帝，至今人们还认为这是错误。如今何渊请求把献皇帝纳入太庙，不知道应排在武宗之上，还是武宗之下？古人说，孝子的心意没有穷尽，但名分和礼制却有界限。能够这样做却不这样做，和不能这样做却偏要这样做，同样都是不孝。另立祢庙，是礼制允许做的事，这正是臣冒死劝皇上实行的；把他纳入太庙，是礼制不允许做的事，这正是臣冒死劝皇上不要实行的。”席书会同群臣再次上奏争辩。大学士费宏、石瑶、贾咏，尚书廖纪、秦金以及九卿、台谏官，各自上疏极力争辩，都没有得到答复。张璁、桂萼于是对席书说：“观德殿的规制还不完备，或许皇上心中还不满意。必须另立庙宇，不牵涉太庙。尊重尊长、亲爱亲属，两者可以同时实行而不相冲突。”席书等于是上奏说：“应当在皇城内选择地点，另立祢庙，不与太庙并列，祭祀安排在次日。这样尊长与亲亲两方面或许可以兼顾。”皇帝采纳了。六月，建造世庙。起初，席书上《庙议》说：“亲属关系尽绝的期限，与孝庙相同。”皇帝询问原因，席书回答说：“我朝德祖比拟后稷，太祖、太宗比拟文王、武王，都是百世不迁。懿祖以下，随着世代更替而迁祧。献皇帝与孝宗属于同一世，亲属关系尽绝时一同迁祧。”皇帝说：“另立的庙不列入祖宗的序次，将来奉行迁祧时，神主收藏在哪里？又怎么能伸展朕世世祭享的孝思？你们再议一议。”

译席书上奏说：“应当把神主收藏在寝殿，年终取出祭祀，按照太庙的议案办理。” 皇帝说：“皇考生下朕一人，朕继承大统。现在特意建立庙宇，使它世世代代不迁，以表达朕的孝思。”于是命工部勘察地点，在太庙左侧、环碧殿旁建立庙宇。前殿后寝，一如太庙的格局，但规模略为降低。通行路线从宫阙左门进入。不久又命令确定庙名为世庙。礼科给事中杨言等上疏，请求停止建世室，大意说：“祖宗亲身拥有天下，是大宗，是君主；献皇帝过去是藩臣，是小宗，是臣子。把臣子同君主并列，会扰乱天下的大分；把小宗同大宗并列，会触犯天下的大统，没有一项是可以的。”皇帝不听。十二月，席书上呈《大礼集议》，皇帝命令颁赐给藩王府以及京内外群臣，又命令各省刊刻公布，以便流传。嘉靖五年夏六月，《献皇帝实录》修成。秋七月，皇帝认为观德殿在奉慈殿后面，地势狭窄，想改建到奉先殿 左侧。工部尚书赵璜说：“把观德殿迁到奉先殿左边，必然会与奉慈殿相对。孝肃太皇太后是献皇帝的祖母，孝惠皇太后又是圣母，庙宇建在她们左边，恐怕神灵会感到不安。”席书也说：“世庙的修建使百姓劳苦多年。如今刚刚告成，也应当节省人力财力。”皇帝又谕告大学士费宏等说：“迁移观德殿与奉慈殿没有关系，你们不要重犯前日的错误。”费宏等于是请求命礼部、工部选择吉日，筹划营建。给事中张嵩、卫道，御史郭希愈、陈察等分别上奏说：“灾异非同寻常，请仍按旧制，以减轻百姓负担。”皇帝没有答复。丁丑日，世庙建成，皇帝亲自从观德殿奉献皇帝神主到世庙；又从武英殿迎接献皇帝神位到观德殿。礼仪完成后，群臣上表庆贺，撰写《世庙乐章》。九月，皇帝奉章圣皇太后谒见世庙。在此以前，皇帝曾谕告辅臣说：“圣母想要谒见世庙，你们认为怎么样？”费宏、杨一清说：“国初的礼制是皇后谒见太庙。永乐年间改为谒见奉先殿，没有到太庙去的。”皇帝把这话告诉张璁、桂萼，他们回答说：“唐代《开元礼》中有皇后到太庙参见的仪式。国初，皇后谒见太庙，内外命妇陪同侍奉。永乐年间只谒见奉先殿，都是当时礼官考察不周，并不是祖制。皇太后相当于中宫，应当先谒见太庙，以补足前代礼制的缺失；再谒见世庙，以完成现在的礼制。”费宏、杨一清说：“张璁、桂萼所引用的《开元礼》，不能作为法则。国初礼文尚未确定，二人想恢复皇后参见太庙的礼仪，是彰显祖宗礼制的缺失，不可实行。”席书、刘龙说：“高皇帝准许古代皇后参见太庙的礼仪，是为大婚册立皇后的制度准备的，却没有来得及施行。后来重新确定册立皇后之礼，只规定谒见奉先殿。张璁、桂萼所引用的都是大婚礼。如今世庙告成，这是大祭礼，不能牵强附会。章圣皇太后应当在奉安神主之后，只谒见观德殿，这样祖宗制定的法度就更加牢固了。”张璁、桂萼说：“周天子祭祀宗庙时，天子穿衮冕进入，站在东序；王后穿副▯进入，站在西序。行九献礼时各拜四拜，这是天子与王后共同承奉宗庙。皇上果断举行此礼，以恢复古礼，并没有什么不可。”于是他们亲自拟定仪式上呈，席书等无法反驳。大学士石瑶上奏说：“祖宗的家法是，凡后妃入宫以后，没有无故再出宫的。太庙尊严，是天子面对祖先神灵的地方，不是按时祭祀或大祭，也不能轻易出入，何况后妃呢？汉、唐末年，行事不以古礼为师，女祸时常发生，其祸患无法尽述，难道可以不考虑吗？”皇帝大怒，严厉斥责他。席书等于是上奏请求：“圣母谒见太庙，必须由皇上一同前往，以主持这项礼仪。”皇帝同意了。礼部议定：“祭祀世庙应在太庙祭祀的次日举行。”太常寺说：“按时祭祀太庙及观德殿，要提前三日斋戒，提前一日检查祭牲。如今若在次日祭祀，斋戒和检查祭牲的日期就各不相同。而且年终时节，很难在次日举行。”礼部又请求：“年终时暂且与太庙在同一天举行。”皇帝说：“都在同一天按次序举行。” 嘉靖六年春正月，皇帝下谕修撰《典礼全书》。张璁编纂《要略》二卷进呈，并上奏说：“这种礼制的错误，并不是今天才有，从汉、宋以来诸臣就一直争论；所以皇上这次改革，是改革汉、宋诸君的做法；臣等的争论，是替汉、宋诸臣争论。从前唐代有《开元礼》，宋代有《开宝礼》，所记载的只是仪式文书和制度而已。现在应当仿照《通鉴凡例》，以年月日为纲。凡关系大礼的事情都必须记载，完整记录圣裁。于是臣编成《要略》进献。”皇帝命令交给史馆编纂记录。费宏等议定世庙的乐舞，只使用文舞随堂演奏。何渊上奏说：“世庙的乐舞不完备。”皇帝把此事交给礼部集议，侍郎刘龙等议论说：“应当仍按旧制。”皇帝谕告辅臣再行议论，大学士杨一清、贾咏、翟銮上奏说：“汉高帝以武功平定天下，所以演奏武德舞和文治舞。惠帝、文帝没有崇尚武功，所以只用文治舞昭示德行。世庙只使用文舞，也是这个意思，并不是礼制缺失。”张璁独自上奏说：“《王制》说：‘祭祀采用在世者的礼制。’皇上身为天子，尊献皇帝为天子的父亲，应当用天子的礼乐祭祀，一项也不能缺少。而且天子用八佾，舞人数为六十四；诸侯用六佾，舞人数为三十六。国朝太庙文舞、武舞各八佾，共一百二十八人；王国宗庙文舞、武舞各六佾，共七十二人。献皇帝在藩王时期本来使用七十二人，如今反而只有六十四人，可以吗？天子的父亲不能享用天子的礼乐，又凭什么作为四方的表率、万世的法则？”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嘉靖七年夏六月，《明伦大典》修成，加授张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追夺参与议礼诸臣的官职，诏令说：“大学士杨廷和错误地主持《濮议》；尚书毛澄不能依据经典和礼制坚持原则；蒋冕、毛纪相互附和；林俊撰写文章迎合；乔宇身为六卿之首，却与九卿等官员交相上章，妄自坚持；汪俊继任礼部官员，仍然注释邪说；吏部郎中夏良胜胁迫挟制众官，希望实现邪恶意图；何孟春以侍郎掌管吏部，鼓动朝臣，伏于宫阙喧哗呼喊。朕不想做得太过分，姑且从轻处理：杨廷和是罪魁，以定策国老自居，把门生当天子看待朕，依法应当处以市刑，特此宽恕，削去名籍，贬为平民。毛澄、林俊都已经病死，各自夺去生前官职。蒋冕、毛纪、乔宇、江俊都已经退休，各自夺职闲居。何孟春罪行情节特别严重，夏良胜酿成祸患尤其深重，都发回原籍做平民。其余两京翰林院、六科、十三道及各部属官、大小衙门官员，附名上奏的，或者被别人代署而自己并未参与的，都从宽不追究。此前已经依法处置或编戍为民的，不再追问。你们礼部应在承天门下张榜公布，使在外的人都能自行警戒反省。” 秋七月，加上皇考、圣母的尊号：皇考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圣母为章圣慈仁皇太后。诏告天下。嘉靖八年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刑部员外郎邵经邦上奏说：“《诗经·十月之交》一诗，是讽刺没有善德的人。想来陛下因为议礼的缘故，急于任用张璁。皇父专权，以致招来天变，那么所议论的就不是公正的礼制了。这件事可以守成，也可以改变；可以完成，也可以毁弃。”奏疏呈上后，皇帝因奏疏结尾引用茅焦的话而发怒，把邵经邦贬到镇海卫，与杨慎等人一样永远不予赦免。他死在戍所。嘉靖十五年冬十月，把世庙改名为献皇帝庙。皇帝谕告礼部尚书夏言说：“朕考虑皇考庙的名称，似乎很不安妥。太宗百世不迁，所以称为世室。恐怕皇考也会谦让太宗，应该另行拟定名称。而且‘世’字将来可能被用作宗号，如今施用于皇考，只是徒有虚名。可以会同郭勋、李时议论。”不久又谕告说：“皇考庙只称献皇帝庙，这样或许可以区别于宗庙称号，以显示推尊之意。”于是夏言上奏说：“礼制规定，只有有功德的人才另立庙祭祀，百世不迁，称为‘世’；周文王、周武王的世室就是这样。皇考献皇帝虽然深厚地生育了皇上，其功迹可比契、稷。但前面已有文皇，既然称为太宗，按道理应当尊重并谦让；后面还有圣帝，必将称为世宗，按道理应当把‘世’字空出来。如今钦定为献皇帝庙，或许可以使祭祀名分端正，公议确定。”皇帝采纳了，命令把这项议论交给史馆。十二月，九庙建成，献皇帝庙只举行按时祭祀，以避开与祢庙礼制混同的嫌疑。十七年五月，议论汇集明堂秋季飨祭的礼仪。在此以前，皇考献皇帝只举行按时祭祀，不祭祀太庙。于是扬州府同知致仕丰坊上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应当建立明堂，尊皇考为宗，使他配享上帝。天下各郡县，也应各自建立明堂，按时祝祷拜祭君上，以尊崇朝廷。不要把神位寄放在释教宫观中，以免亵渎体统。”皇帝把此事交礼部议论。丰坊是丰熙的儿子。尚书严嵩上奏说：“诸儒对礼制的议论不一致。臣认为明堂、圜丘都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如今大祀殿在圜丘北面，正符合古代方位。明堂秋季飨祭的礼仪，就可以在这里举行，不必另行建造。至于配享礼，《传》认为万物在秋天成形，所以秋季在明堂祭祀时，以父亲配享。从汉武帝直到唐、宋诸君，没有不是这样做的，这是以亲亲为主。至于钱公辅、司马光、孙▯、程、朱等贤人的议论，则以祖宗的功德为主。如今若论功德，应当让文皇配享；若论亲属关系，则应当让献皇配享。只是按照尊敬父亲的宗旨，如果皇考不能配享，陛下恐怕会感到不安。至于称宗的礼制，从来没有称宗的帝王却不附祭太庙的。臣不敢妄加议论，以免辜负陛下，只请圣明裁决。”皇帝把这番话给夏言看，夏言不敢发表意见。皇帝说：“明堂秋季飨祭，应当在奉天殿举行；让皇考配享并称宗，并不算违背情理，为什么说不合适呢？” 皇帝又命令召集议论。户部侍郎唐胄上疏争辩说：“三代的礼制，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郊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从未听说周成王因为尊敬父亲，就废除文王配享上天的祭祀，改移给武王。皇上继承大统之初，廷臣坚持‘为人后’的说法，于是极力匡正大伦的，只有张孚敬、席书等臣。等到何渊提出建立庙宇的建议，陛下嘉奖答复诸臣，也曾说：‘朕奉承上天、效法祖宗，岂敢有干犯太庙的事！’为什么今天反而被丰坊迷惑了呢？臣认为明堂之礼确实不能废除，只应当奉大宗配享，这才合乎礼制。若献皇帝得到圣人为子，不必等到讨论称宗、配享，专庙祭祀就已经可以百世不迁了。”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把唐胄交给锦衣卫狱，贬为平民。尚书严嵩于是上奏说：“考察秋季飨祭使万物成熟的宗旨，以及尊敬父亲使之配享上天的文义，让皇考配享，确实符合周代之道。”皇帝嘉奖并采纳了。秋七月，议论把皇考附祭于太庙。起初，皇帝因严嵩的请求，已经命礼部议论，又谕告严嵩说：“太宗平定靖难，功劳与开创基业相同，应当称祖以区别于其他宗。”严嵩于是上奏议论说：“古代父子处于不同的昭穆，兄弟处于同一世次。商代有四位君主同属一世而共处一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父子。晋代有十一室而分为六世，唐代有十一室而分为九世。宋真宗诏令议论太庙礼，学士宋▯议定太祖、太宗合祭并列一位。后来在▯祭、▯祭图中，又让太祖、太宗同居昭位，这些都是古代可以据以参考的先例。皇考是孝宗的弟弟，臣认为应当把皇考奉入孝宗的庙中。我朝太祖即位时，仁祖虽然原本是平民，也一定享受天子的祭祀；皇考却独独缺少此礼，圣心一定会感到不安。”严嵩又说：“古礼规定，宗没有固定数目；祖若没有功劳，就不能称祖。汉代称祖的有两人：高祖、世祖。光武帝重新建立汉室，所以没有两个祖的嫌疑。我朝文皇平定天下、挽救危局，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尊称为祖，圣明的见解确实合宜。”严嵩的奏疏发下后，群臣都表示赞同，没有异议。当时张孚敬已经去世六年。

译九月辛巳日，奉太宗文皇帝为成祖，尊皇考献皇帝为睿宗。癸未日，把皇考附祭于太庙。辛卯日，在玄极殿举行大飨祭祀上帝，奉睿宗配享。嘉靖二十年夏四月辛酉日，九庙发生火灾。当时久旱不雨，这天刚到黄昏，阴雨突然到来，大雷冰雹伴随狂风。忽然仁庙起火，烈风助长火势。片刻之间，仁庙神主被烧毁，火势蔓延到成祖神主，成祖神主也被烧毁，随后又蔓延到太祖昭穆诸庙，只有献庙独自保存下来。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庙建成，向天下颁布诏书。穆宗隆庆元年春三月，礼科左给事中王治上奏说：“献皇帝入太庙并称宗，到今天仍有应当议论的地方。献皇帝虽然贵为天子的父亲，实际上却从未面南而统治天下，如今却与祖宗诸宗、诸帝并列；他虽然亲自是武宗的叔父，但曾经面北向武宗称臣，如今却把神位设在武宗右边。按照古代典典，终究不合。因此先帝在献皇帝附祭太庙之后，仍然设置世庙祭祀，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这说明先帝心中也有不安。臣认为，献皇帝附祭太庙，经过千万年以后，免不了被迁祧；如果专门在世庙祭祀，则亿万世都不会改变。请陛下交廷臣议论，求得最妥当的办法，以安定献皇帝的神灵，以光大先帝的大孝。”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后，被搁置没有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七月〕 穆宗隆庆元年春三月，礼科左给事中王治上奏说：“献皇帝入祀太庙而称‘宗’，直到今天仍有应当议论之处。献皇帝虽然贵为天子的父亲，实际上却从未面南而统治天下，如今却与祖宗以及各位称‘宗’的皇帝并列；虽然亲自是武宗的叔父，但他曾面北以臣礼对待武宗，如今却把他的神位设置在武宗神位的右边。按照古代典制来衡量，终究还是不相合。因此，先帝在献皇帝附祀太庙之后，对于世庙的祭享仍不忘加以设置。这说明先帝心中也自有不安之处。臣认为，献皇帝附祀太庙，经过万世之后，终究免不了[缺字]迁；如果专门在世庙祭祀他，那么亿万世也不会改变。希望陛下下令廷臣议论，寻求最恰当的办法，使献皇帝的神灵得到安妥，使先帝的大孝得到光显。”奏章下交有关官署办理，却受到阻格，未能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岁〕 谷应泰说：孝宗仁厚圣明，但子孙不够繁盛；武宗沉溺游乐，太子之星失去光辉。连续两代衰微，是古今最大的变故。当时，重视继嗣是私恩，重视承继正统是大义。而世宗以臣子的身份继承君位，以弟弟的身份承继兄长。天下臣民，谁忍心让孝宗的后嗣传了一代就断绝呢？既然已经断绝，忠臣义士不能再续接，只好寻找血统关系最近的人来立为继承人，于是正统既在嗣子，也在继承人身上。所以武宗遗诏不敢把世庙视为自己的儿子。既然已经以兄长称武宗之庙，又想并列孝宗为父，那么孝宗因为没有孙子反而得到儿子，在义理上是欺罔；称世宗为儿子又逼近武宗，使两个统绪在孝道上产生嫌疑，在道理上也有妨碍。何况父子是至亲，怎么可以隔世跨代，妄自相互附会？这与定陶王、濮王活着时侍奉父亲饮食起居，死后主持殓葬含殓，曾有抚养之恩、早已确定父子名分的情况，完全不同。既然不以孝宗为父，就只能以兴献帝为父；天下难道有无父亲的人吗？汉宣帝不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却并不是不尊南顿君为皇祖；光武帝不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却并不是不尊南顿君。既然以兴献帝为父，就应当尊兴献帝为皇帝；天下哪有儿子做天子、父亲却只是列侯的道理？如果依据兴献帝曾起兵反抗父亲，便不敢尊他为皇帝，那就像舜不尊瞽瞍为王、禹不尊鲧为王一样。兴献帝因为开启圣明帝统，俨然已经是皇帝了。这也如同周王尊王季为王、尊文王为王一样。商汤没有尊商癸为王，而周王却尊王季为王；光武帝没有尊南顿君为王，而世宗却尊兴献帝为王。这是随着事情发展而增饰光彩，以义理起礼，是孝子的至情。所令人疑惑的是，以兴献帝为父，就似乎会没有孝宗；尊兴献帝为皇帝，就似乎会抬高到武宗之上。皇帝临终之际，奉迎世宗入继大统，不能找到世宗来延续武宗的后嗣，却反而要召兴献帝来扰乱武宗的统绪，这正是满朝沸腾、百官号哭的原因。难道不知道，太庙是承继正统的地方，尊为皇帝而不入太庙，情况是不同的；称为宗是继承统绪的名号，尊为皇帝而不称宗，情况也不同。懿文太子也可以追尊为康皇帝，英宗斥退成阝王，但仍然称为景泰帝。不入太庙，名位所在之地就不尊显；不称宗，名号上就没有嫌疑。亲属关系接近时尊崇，亲属关系尽绝时迁祧。譬如远处授官、死后追赠名号，可以曲折体恤无穷的私亲之情，却不牵涉朝廷的名器。如今世宗尊兴献帝为天子，却一定要使他不能尊自己的父亲为王；兴献帝作为天子的父亲，却一定要让他与自己的儿子共同为臣，这就是议礼诸臣的过错。至于只设观德殿本来就够了，却一定要迁近太庙，和太庙同走一座门；献皇帝这个称号本来就够了，却一定要删去‘兴献’，再增加美号。在世庙让太后参见，撰写献皇帝的《实录》，折中礼经，这难道不是不合伦常吗？兴国皇太后圣诞时，宴饮赏赐格外增加；昭圣皇太后千秋时，却传令免除朝贺。传闻如此乖异，使生者和死者都伤心。最终没有增加宗号、不进入太庙、削减美称、只迁葬，这也算张璁、桂萼对保存正统有功。至于杨廷和等人伏于宫阙呼号，比牵拉衣裙、折断栏槛还要激烈；世宗严厉发怒，杖责、戍边，最终与元祐党人相同。大礼还没有完成，大狱已经兴起，君臣双方都犯了错误，君子对此讥讽。杨廷和还祸及身后，杨慎死在贬谪之地。参与濮议的诸臣不久便蒙恩赐还；兴国之狱却再也没有等到赦免。这是世宗缺少推恩及人的仁德，也是张璁、桂萼等人没有宽厚容人的气量。至于丰坊倡议，严嵩附和，尊敬父亲的说法兴起，睿宗的称号增加。孝宗几乎被疑为与后宫有私，武宗之庙又有抬高新鬼之嫌，始于明察，终于丰厚祢庙。丰坊固然像刘歆那样擅长谋划，分宜严嵩确实像李林甫那样参与议礼，但善于创作的人未必善于成事。可惜没有让张孚敬看到这一切。卷五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