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

译○李福达之狱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达论罪处死。李福达是山西代州崞县人，另名午。起初因妖贼王良谋反，事情败露，被发配戍守山丹卫。他逃回后，改名为五，逃居陕西洛川县。与叔父越共同倡导白社妖 术，信奉弥勒佛教，诱骗愚民。聚集数千人，大肆抢掠▯州、洛川等地，杀人抢掠不可计数。不久官兵追捕围剿，捕获李越及其党羽何蛮汉等并处死。李福达逃走，冒籍徐沟县。改姓名为张寅，贿赂县中大姓，使他们认作同宗，编造宗谱，以蒙蔽他人。不久，他又携带巨额财物进入京城，混入匠籍，输送粮食而成为山西太原卫指挥。他的儿子大仁、大义、大礼都补为匠役。他凭借烧炼术往来于武定侯郭勋处。后来仍前往同戈镇，他的仇人薛良告发了他。李福达害怕，逃入京城。官府逮捕他的两个儿子并按问拘禁，李福达陷入困境，于是亲自到狱中接受审讯。先后审讯他的人，是代州知州杜蕙、胡伟；为此作证的是李景全等人。案件文书上报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又上报巡按御史张英，结论都与审讯相同。只有巡抚毕昭说：“李福达果真是张寅，是由于被仇家诬陷所致。”他推翻原案，以居民戚广等人为证，反而判定薛良有罪。案件尚未结案，毕昭请求侍奉父母而离任。适逢御史马录巡按山西，又彻底追查此案，所传审判文书与此前审讯相同。郭勋写信嘱托免罪，马录不听，拟定李福达谋反罪，妻子儿女连坐。马录飞递奏章弹劾郭勋勾结逆贼，并把郭勋亲笔信一并上呈。皇帝将此事交给都察院，席书也帮助郭勋为李福达开脱。大理寺评事杜鸾上言弹劾郭勋和席书，请求先依法惩办二人，再命令多名官员集议李福达的罪行。皇帝没有答复。都察院复奏李福达的罪状，认为应当让山西巡抚、巡按官把案件移交三司会同审讯。此前，御史马录曾向徐沟乡绅、给事中常泰咨询，常泰说：“张寅就是李福达，这一点毫无疑问。”马录又向谳狱郎中刘仕咨询。刘仕是▯州人，他的说法与常泰相同。马录又发文征召▯州、洛川那些认识李福达的父老来辨认，他们都认为确实是李福达。于是马录发文令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共同审讯，李福达在公堂上供词没有不同。于是将审判文书附上送给马录，马录便会同巡抚、都御史江潮上言：“李福达聚众数千，杀人极多，虽然潜藏踪迹、隐匿形貌，但罪行逐渐暴露；更改姓氏而恶相仍旧。论罪处以极刑，仍然罪有余辜。武定侯郭勋收纳、结交匪人，请托嘱咐而无所顾忌。虽然未必明知妖贼的叛逆情况，但术士以私事求见，他不加拒绝，也应当依法处置，略示惩戒。”奏章又下交都察院。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聂贤等复奏：“李福达的叛逆罪迹昭然，按法律应当磔死。”皇帝同意，将他关在狱中等待处决。皇帝因此责问郭勋，命他自己承认罪行。郭勋害怕，请求恩典，于是替李福达申辩。皇帝置之不问。郭勋又让李福达的儿子大仁上奏，请求洗雪父亲的冤屈。奏章下发后，聂贤与原先审讯的御史高世魁知道这是郭勋的指使，便上奏使此议搁置。郭勋对大仁说：“如果不能解除此事，你们姑且逃亡，不要白白遭受杀戮。”于是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自璧，御史高世魁、郑一鹏，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分别弹劾郭勋，说他“勾结逆贼，明明接受贿赂。李福达既然应当伏诛，郭勋也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给事中常泰也上言：“郭勋以输罪为名，实际上替李福达请求申理，若按知情论罪，他还有什么可辩解的？郭勋替李福达从中斡旋，指使大仁等事情紧急时逃亡，若按故意纵放论罪，他还有什么可辩解的？”给事中张逵等也上言：“凡是谋反大逆，都应处以最重刑罚。知情而故意纵放，也应从重典治罪。如今郭勋写信致谢并托人求情，勾结包庇叛逆，不应轻易宽免。”聂贤也奏请将郭勋连坐。皇帝不听从。郭勋也多次自行申诉，把自己因议礼触怒众人的情况详细说明。皇帝相信了他。不久，皇帝命锦衣卫千户载伟移取李福达的狱词和囚犯供佐，交给镇抚司拘禁，等待会同审讯。给事中常泰、秦佑，御史任孚、邵豳，郎中刘仕又交相上章弹劾郭勋。江潮、马录仍然联名上疏，极力说：“李福达没有冤枉，请依法审问。”郭勋于是与张总、桂萼等合谋制造流言，说：“朝廷内外的大臣相互勾结，借这件事陷害郭勋，逐渐还会牵连议礼诸臣，只是为了逞快意志。”皇帝深信他们的话，而外廷大臣并不知道。皇帝命令迅速把李福达押到京城审问。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王启、刘玉，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张闰、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亻必，寺丞毛伯温、汪渊，以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在京畿道会同审讯李福达。他在公堂上的供词没有不同，众人奏请判处磔刑。皇帝不听，命九卿大臣在宫阙前会同审讯。当时告发者薛良和众多证人李景全等人共同指认李福达，李福达无言可答。毕昭所引来证明薛良诬告的人是戚广。审问戚广，他又说：“我先前还没有接受官府审讯，怎么会说出这些话？”颜颐寿等把他的话上报，皇帝心中更加怀疑，下令：“等斋戒祭祀完毕，朕亲自临堂审问。”大学士杨一清上言：“一般案件没有值得烦劳圣上思虑的，请仍交给勘问官会同审讯。”刑部主事唐枢说：“李福达的罪状十分清楚，拟判死刑并不冤枉。”皇帝发怒，将唐枢罢职为民。颜颐寿等害怕，于是杂引前后审判供词，把案件说成疑案。皇帝严厉责备颜颐寿等。六年夏四月，皇帝派锦衣卫官刘泰等逮捕马录赴京，交镇抚司监狱等待审讯；又召原先勘问的各官李璋、李珏、章纶、马豸到京立即审问。颜颐寿上言：“李福达的谋反迹象十分明显，法律上难以轻易纵放。况且他以神异奸诈的妖术蛊惑人心，我们如果不能将他擒获，万一纵放，将来再次发生洛川之祸。臣即使伏在斧质之下，也抵偿不了欺骗蒙蔽的罪过！”皇帝发怒，说颜颐寿掌管国家刑法，却结党包庇奸邪、肆意诬陷，下令让他戴罪办事。颜颐寿等再次请求会同审讯，皇帝同意。于是让马录与李福达对质审讯，供词没有改变。颜颐寿等又把结果上报。皇帝说颜颐寿等“结党欺骗蒙蔽皇上”，于是逮捕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亻必，押入诏狱。原先参与审讯的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也都被逮捕拘禁，等待治罪。

译八月，皇帝命桂萼代理刑部事务，张璁代理都察院，方献夫代理大理寺，共同审理此案。太仆卿汪玄锡与光禄少卿余才偶然私下说：“李福达一案已经查明实情，为什么还要这样多事？”进谗言的人把这话告诉张璁等，张璁等上奏，皇帝命令把汪玄锡、余才逮捕押入诏狱，并施以拷掠。大学士贾咏与马录都是河南人，马录被逮捕后，贾咏写信安慰他，镇抚司把此事上报。又搜出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大理寺丞汪渊、御史张英的私信，皇帝责问其罪状。贾咏承认罪过，得以辞官退休；张仲贤等则被逮捕。九月，张璁、桂萼、方献夫迎合皇帝的意旨，又在宫阙前审讯马录等人，刑讯拷打无所不用。马录经受不住五毒刑具，便被迫诬服，说自己“挟有私怨，故意把人定成罪”。张璁等把情况上报，于是释放李福达。皇帝对马录发怒，想判他死罪。张璁设法替他解脱，他得以免死，改判戍边，编入南丹卫军籍，子孙世代承袭。皇帝认为群臣都上抗疏弹劾郭勋，结党包庇奸邪、陷害正直，于是命令把给事中刘琦、常泰、张逵、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一鹏等，御史姚鸣凤、潘壮、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刘仕，大理评事杜鸾等逮捕押入诏狱。因死于棰楚刑罚和狱中的有十多人，其余被发配边地、削去官籍，受到牵连的祸害达到四十多人。大理寺少卿徐文华、顾亻必被贬戍边。起初，颜颐寿等被逮捕治罪后，备受五毒刑讯，听到的人都为他们惨痛。后来他们都被夺官罢职遣归，只有徐文华、顾亻必被判戍边；这两人都曾与张璁等在朝廷争论大礼。江潮、李璋、李珏、章纶、马豸等都被夺官，韩良相及其佐证者都被判遣。张璁等自认为平反有功，请求编纂《钦明大狱录》，颁示内外诸臣，以说明颜颐寿等人的欺骗蒙蔽。皇帝同意了。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贯反叛。不久被擒获，审讯得知他以山西李同为师。四川巡抚、巡按官发文给山西，逮捕李同下狱。李同自己供认是李午的孙子、大礼的儿子，世代学习白社妖教。他假称自己是唐朝后裔，应当出来驾驭天下，蛊惑百姓、倡导叛乱，姓名与《大狱录》中的姓名相同。巡抚、巡按官判定李同应处斩，奉旨将他诛杀。都御史庞尚鹏上言：“根据李同一案，李福达的罪行更加彰明。当时受到祸害的士绅达到四十多人，士大夫的灾祸，可以说惨烈了。郭勋世代受国家恩典，却结党包庇逆贼，陷害士绅；而掌握枢要的人都听从他的意旨，颐指气使，竟到了这种地步。万一他们暗中蓄谋异变，人人听命，造成的祸患怎么能忍心说呢？请将郭勋等人的官爵追夺，以作为后世鉴戒；对马录等人特加优待，以伸张忠良之气。”穆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死于此事、被贬戍边的人，都得到叙录，是非曲直才开始大白。谷应泰说：永嘉、安仁策划这件事，果真是为了平反冤狱吗？不过是党护武定侯、仇视各位台谏罢了。当初议论大礼时，礼官曾要求郭勋联名上疏攻击永嘉，郭勋后来私下对永嘉说：“我曾对汪俊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应当折中处理，不可偏执。汪俊和我竭力争辩，直到大骂一场才停止。可是他竟把我的名字署在奏疏中，这不是我的本意。”永嘉相信了这话，把它收入《大典》，并且说“郭勋最终因此触怒众人”等语。后来再次议论考定献皇帝，徐文华等人与张璁竭力争辩，郭勋突然说：“祖训如此，古礼如此，张璁等人的话是对的，还有什么可议论的！”于是张璁等人与郭勋共同上奏，主张应当考定献皇帝为孝宗的伯父，郭勋因此更加受到永嘉的喜爱。流言一经传播，谗言又不断惑乱皇帝的听闻，于是皇帝也把郭勋当作心腹大臣了。等到李福达一案发生，台谏诸臣才极力攻击郭勋，必定要把他置于连坐之法。正因为如此，案件才反复追查审讯，非要推翻原判、释放李福达才肯罢休。永嘉等人主张这样做，也一定由永嘉等人促成。事情不是为了李福达，而是为了武定侯郭勋。武定侯获得伸张，那么诸位大臣被流放、削职也就不值得顾惜了。永嘉的举动，实在太过分了。然而台谏诸臣难道就完全没有过错吗？武定侯为李福达主持罪案，当然有罪；但一定要把他连坐，未免太过分了。当李福达判定谋反时，武定侯难道参与了他的谋划吗？后来李福达凭方术去见郭勋，郭勋也只是以方术之士的身份接待他，又怎么会知道他前一天就是叛贼呢？等到事情败露，他只是不应该替李福达请托求情罢了。至于指使别人陈述、申辩，则还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这样做。所以等李福达一案定罪以后，再追究郭勋请托求情的罪，也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连坐呢？况且“知情藏匿、故意纵放”的法律条文，本来与郭勋的事情不相同，却一定要引用这条法律绳之以法，想把他置于重典之下；这正是激成后来纷纷翻案释放的原因。李福达一案，先前已经奉命监督处决了。假使当时诸臣稍微宽缓一些，等李福达伏诛以后再群起攻击武定侯，那么郭勋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辩解；即使他想再次审讯李福达来为自己寻找立足之地，又怎么可能办到呢？可惜诸臣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反而使司法部门的大臣和藩、臬等各司官员都遭受了这场祸患。可悲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卷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