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一

译○重新确定祭祀典制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给事中夏言请求重新确定郊祀礼仪。洪武初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进呈《郊社宗庙议》说：“在南郊、北郊分别祭祀天地；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太岁作为从祀；夏至在方泽祭祀地，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都列入从祀。德祖以下四代各自设庙，庙门朝南；每年四时的孟月和岁末，共举行五次祭祀。孟春分别在各庙举行特祭，孟夏、孟秋、孟冬和岁末则合祭于高祖庙。祭祀社稷，定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上戊日。”太祖听从了这个建议。实行十年后，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灾异很多。太祖说：“天地就像父母一样。如果拘泥于礼文而使天地之情不得安宁，就不能称为合乎礼。”于是改在冬至于奉天殿合祀天地，后来历朝仍沿用这一制度。到这时，给事中夏言上奏说：“古代在圜丘祭天，在方泽祭地。因此，在南郊举行祭天，是取亲近阳气之义；在北郊瘗埋祭地，是取合于阴气之象。这都是为了顺应天地的性质，辨明阴阳的位置。哪里有崇建高大的屋宇，把祭天地比拟于人间礼制的道理呢？至于以一祖二宗配享，以及各坛的从祀事务，不在冬至、夏至举行，却在孟春举行，考察古礼，都应当加以辨析。”夏言又援引程颐、朱熹的论说，驳斥合祀不合古礼。奏疏送入后，皇帝正因大礼问题对群臣恼怒，准备大加更改，得到这份奏疏后非常高兴。赐给夏言四品服饰和织物，以表彰他的忠诚。夏四月，朝廷大臣集中讨论郊祀典礼。此前，夏言的奏疏得到皇帝采纳，詹事霍韬嫉妒他，上奏说：“把郊祀分开举行会扰乱朝政，破坏祖制。”皇帝置之不问。霍韬又写信送给夏言，极力声称：“祖宗制定的制度不能改变。《周礼》是王莽伪造的书，宋儒的议论全是梦话。东西郊分祀的说法一旦兴起，从此连九庙也可以更改了。”夏言将霍韬的奏章和书信一并上奏，皇帝大怒，把霍韬交付狱官。于是中允廖道南上疏，杂引《周礼》《汉志》《唐六典》等书，说明本朝郊庙礼制都应当加以讨论。大意说：“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在钟山南面建立圜丘，在钟山北面建立方丘，分别祭祀天地。到洪武十年，因感受到斋居时阴雨的应验，又看到京房关于灾异的学说，才下令在原址设坛，实行合祀。此前的分祀，是斟酌历代帝王的通行原则，礼制根本在于天地初始；后来的合祀，是因一时灾异的应验而改变，礼制又要顺应人情。太宗迁都时，当时没有人提出恢复古制；难道礼乐要经过百年才兴盛，不值得相信吗？至于宗庙制度，建国初年设立四亲庙，德祖居中，懿祖、熙祖、仁祖依次分列在右。” 昭穆有固定的位置，禘祭、祫祭有固定的时间，与商代七庙、周代九庙相比，其原则是相同的。洪武九年十月，改建太庙，于是采用汉代同堂异室的制度。四时祭享和岁末祫祭时，把历朝皇帝的衣冠设置在神座上祭祀。从这时起，才开始让功臣配享，这恐怕不是古代圣王尊敬尊长、亲近亲族的原则。《周礼·大宗伯》说：‘在东郊设坛祭日，在西郊设坛祭月。’我圣祖也有朝日、夕月之礼，既然曾举行过，就不应废除。况且现在的大祀殿，正是仿照古代明堂制度。应当遵循圣祖初年的制度，在南郊设圜丘祭天，在北郊设方丘祭地。尊奉圣祖配享，以仿效周人尊奉后稷的意义；又在大祀殿宗祀太祖、太宗，以仿效周人在明堂宗祀文王的礼制；在东郊设坛祭大明，在西郊设坛祭夜明，以仿效周人朝日、夕月的礼制。增加太庙大禘祭，端正太祖面向南方的位置，把功臣移到两庑。这样或许能使尊敬尊长有差等，亲近亲族有等级，古代典章也得以恢复。”奏疏送入后，交礼部大臣讨论。赞善蔡■、修撰伦以训、姚涞、祭酒许诏、学士张潮、编修欧阳德、给事中陈侃、赵廷瑞、御史陈讲、谭■都认为合祀为宜，但姚涞的意见尤其坚决。夏言再次上疏，申明祭祀的意见，说：“周人让后稷在郊外配享上天，让文王在明堂配享上帝。他们想尊崇文王，却不敢让文王配享上天，是为了避开与后稷的冲突。现在应当奉太祖配享上天于圜丘，这是为了尊崇太祖；奉太宗配享上帝于大祀殿，这是为了尊崇太宗。”于是又召集群臣会议。右都御史汪钅宏、编修程文德、给事中孙应奎、御史李循义等八十二人都主张分祀。大学士张璁、董▯、闻渊等八十四人也主张分祀，但认为成法不可轻易改变，时制不可另行创设。尚书李瓒、编修王教、给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鳌、柯乔等二十六人也主张分祀，但想把山川坛作为方丘。尚书方献夫、李承勋，詹事霍韬、魏校，编修徐阶，郎中李默、王道等二百零六人都主张合祀，但不认为分祀就是错误。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皇帝命令再次讨论。于是张璁杂引《五经》和各史书中关于郊祀的记载，逐条分析合祀的错误，说明分祀的正确，命名为《郊祀考议》，上奏皇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六人〕 张璁又上疏说：“太祖、太宗分别配享的位置安排不当。”皇帝认为他的郊祀议论奏疏正确，却没有答复夏言。尚书方献夫、詹事霍韬也上奏，说明先前主张合祀是不对的。皇帝不予追问，不久又恢复了霍韬的官职。五月，首次建立四郊坛，群臣把讨论结果上奏，皇帝说：“分祀确实正确。”于是下令在南郊建立圜丘，圜丘北面建皇穹宇；在北郊建立方丘，方丘南面建皇祗室；在东郊修建朝日坛；在西郊修建夕月坛。秋七月，停止姚广孝配享太庙，改在大兴隆寺祭祀，这是采纳礼部尚书李时的请求。停止历代帝王在南郊的从祀以及南京的庙祭，下令在京师建立帝王庙。起初在文华殿设立圣师祭祀，奉祀皇帝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帝师 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面向南方，左边是先圣周公，右边是先师孔子，二者面向东西。每年春、秋开讲前一天，皇帝穿皮弁服，行拜跪和奠礼。冬十月，整顿孔子的祭祀典礼，改换木主，并订正从祀诸贤。洪武初年，司业宋濂上《孔子庙堂议》，大意说：“世上谈论礼制的人，学说都出自孔子。不按礼制祭祀孔子，就是亵渎祭祀。古代主人面向西方，因为几筵设置在西方。

译汉章帝到鲁地祭祀孔子，皇帝面向西方拜了两拜。《开元礼》说：‘先圣面向东方，先师面向南方，三献官面向西方。’这还保留着古代的意思。如今沿用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把神位迁到面向南方的位置，不合神道尊尚右方的意义。古代以木主安置神灵，天子、诸侯的庙里都有木主。大夫用束帛，士人结茅作为神位，并没有设置塑像的事。现在依据开元八年的制度，捏土塑像，失去了使神灵显明的意义。古代灌鬯酒、焚烧芭茅和萧草，是从阴阳两方面求神。现在用熏香代替，难道不是过于简略吗？古代郊庙祭享，都设置庭燎，以表示严肃恭敬。现在只拿火炬代替，难道不是轻慢吗？古代的制度，是有德行的人让他担任教职，死后就把他作为乐祖，祭祀于瞽宗，称为先师。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氏，《书》学有伏生。凡是开始建立学校，必定向先圣、先师行释奠礼；不是他的老师所传授的学问，就不学习；不是他所传授的学问，就不祭祀。《开元礼》说：‘国学祭祀先圣孔子，以颜子等七十二贤配享；各州只以颜子配享。’现在却把荀况认为人性本恶、扬雄侍奉王莽、王弼尊崇老子和庄子、贾达忽视细小操行、杜预主张短丧、马融依附世家等人，也列在其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古代设立学校是为了明白人伦，即使儿子极其圣贤，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享。现在却让回、参、▯坐在堂上受祭，而把他们的父亲列在庑间受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古代士人拜见老师，用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初入学校的人必定行释菜礼，以礼敬先师；学校官员按时祭祀，也都行释奠礼。现在只在春、秋两季举行，这是不对的。释奠有音乐但没有歌唱，释菜没有音乐；这两种礼仪的轻重，就体现在有无音乐上。如今沿用汉、魏的律制所制定的大成乐，正是先儒所说的乱世之音，怎么可以呢？古代释奠、释菜，虽然名称和意义还存在，但仪式程序都已不可考。《开元礼》仿照《仪礼·馈食篇》的条文，记载得较为详细；所谓三献，是每次献礼之后都饮福酒，也就是尸分别酢答主人、主妇和宾客的意义。现在因为嫌烦，只举行初献，这怎么可以呢？其他如庙制不合宜，冕服没有章法，器物混杂雅俗，升降行礼分不清左右，更换执事人员等问题，一一列举也说不完。从前建安熊氏想把伏羲作为道统的宗主，依次排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太公、周公以及稷、契、夷、益、傅说、箕子，都是天子、公卿的老师，理应按等级在天子的学校中祭祀。至于孔子，实际上兼有继承先王、制定法度的职责；如果把他作为普遍祭祀的先师，那么祭祀就应当从天子一直下达到各地。假如按照这个说法，道统就会更加尊崇，三皇不会沦为医师，太公也不会受到武夫的侮辱。从前周朝设立四代的学校，各学校都有先圣：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学以禹为先圣，殷学以汤为先圣，东胶以文王为先圣；又选取当时辅佐、帮助成就他们德业的人作为先师，配享先圣。这就是天子设立学校的制度。”皇帝不喜欢这番意见，把宋濂贬为安远知县，最终没有采用他的建议。天顺年间，林鹗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学庙里的塑像因年代久远而剥落。有人想加以修饰，林鹗说：“设置塑像不是古制。我太祖在太学中已经改用木主。那些尚未毁坏的，也应当毁掉。如今正好遇到它们损坏，改用木主，有什么不可以？”有人因毁掉圣像而表示疑惑，林鹗说：“这不过是泥土，哪里是圣贤呢！孔子出生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怎么会知道所谓的塑像呢？”于是连从祀诸贤也都改用木主，但其他郡县仍照旧。到这时，皇帝因纂修《祀典》的议论已经完成，告诉大学士张璁：“凡是关于云、雨、风、雷的祭祀，以及先圣、先师的祭祀典礼，都应当依次纂入。”张璁上奏说：“孔子的祭祀典礼，自唐、宋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正确处理。臣谨慎采集古今儒臣的议论，进呈圣明鉴察，作为百世永远遵行的典礼。一、谥号。汉平帝元年，开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圣公；唐玄宗追谥为文宣王；元武宗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代姚燧说：‘孔子死后，哀公为他作诔文，子贡认为不合礼。平帝开始封谥，大概是王莽借此文饰自己的奸恶。’建国初年，大学士吴沈在《孔子封王辨》中说：‘后世的礼制，有些表面很像而实质并非如此。《春秋》记载，各国僭越称王的就予以贬斥。孔子是臣子，生前没有王爵，死后给他上王爵谥号，可以吗？《尚书》说：‘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立君主，也为他们立老师。’老师，是君主不能把他当作臣下的人。所以说：‘天子召见老师时，老师不用面向北方行臣礼。’这是为了尊重老师。用王爵的尊贵来抬高称师的地位，是世俗习见的看法。’布政使夏寅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既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又尊太公为武成王，那么追谥孔子就不应有所遗漏。难道能把李林甫不学无术的谬论制定为万世准则吗？’祭酒丘浚说：‘从汉平帝追谥孔子为宣尼公，到开元年间加上“文”字。“文”是经天纬地的意思。至于“宣”字，在谥法中只是美称，不过是圣明善良、名声广泛流传罢了，哪里值得用来衡量圣人的轻重？’他又说：‘自古谥号，从未听说有用比喻性词语的。“大成”一词出自《孟子》，“成”是乐曲演奏完一章。把它加在至圣文宣王之上，对圣人的德行没有实际意义。’一、章服。唐玄宗开元年间，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仍拿王者所穿的衮冕服给他穿。

译宋真宗祥符年间，增加先圣的冕服和桓圭一件，按照上公的礼制，冕有九旒，服有九章。宋徽宗崇宁年间，才下诏规定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年间，大成殿圣像戴十二旒的冠，穿十二章服。朱熹说：“为宣圣设置塑像，不是古制。”洪武年间创建南京太学，只使用神主，不设置塑像。如今国子监有设置塑像的，仍沿袭元代旧制。丘浚说：“设置塑像，是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的。”李元▯说：“颜子站立侍奉。”这样看来，唐代以前已经有塑像了。唉！姚燧说过：《北史》记载，敢于制作泥人、铜人的，要灭族。可见泥人本来就不是祭祀圣人的办法。后世把圣人的道理变成塑像，又任意制作高矮、肥瘦，各郡各县不同，这不是使神灵显明的正道。一、笾豆、乐舞。唐开元年间，下诏祭祀先圣，乐用九宫，舞用八佾。宋徽宗大观年间，赐给礼器一副，其中笾十件、笾盖十件完整齐备。国朝成化十三年，采纳礼部尚书周洪谟的意见，下诏把六佾增加为八佾，把笾豆增加到十二件，祭酒章懋和夏寅都认为不对。他们认为，十二笾豆、八佾之舞，只有太学可以施行，因为那是天子亲自祭祀的礼制。郡县也照样施行，就是僭越祭礼。孔子不肯观看鲁国僭越天子的礼制，难道会亲自实行不合礼的祭祀吗？一、配享。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下诏让颜回配享。曾参、孔伋，都是宋度宗咸淳年间配享。孟轲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配享。宋代洪迈说：‘自唐代以来，把颜渊到子夏列为十哲，坐在庙堂上受祭。后来提升颜子配享，就把曾子升到堂上，位置在子夏之后。然而颜子的父亲颜路、曾子的父亲曾点，却在庑下列入从祀。儿子即使同样圣贤，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这怎么能心安？’熊禾说：‘应当另设一室，以齐国公叔梁纥居中面南，杞国公颜无由、莱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陪侍受祭，面向西方。’弘治年间，谢铎、程敏政都认为这个意见正确。程敏政又请求把程子的父亲程▯向、朱子的父亲朱松列入祭祀，因为程▯向不附和王安石的新法，朱松不附和秦桧的和议，他们任官和立身行事都值得称述。一、从祀。程敏政上疏说：‘唐太宗贞观三十一年，开始让左丘明等二十七人从祀孔子庙庭，同时把马融等人也列入。臣考察历代正史：马融起初应邓骘征召任秘书，历任南郡太守，因贪污浑浊被罢免，剃去头发流徙朔方。后来又替梁冀起草奏章杀害李固，作《西第颂》赞美梁冀。刘向起初因进献辞赋而得以进用，喜欢诵读神仙方术。曾上奏说黄金可以炼成，铸造没有成功，交给官吏治罪，按死罪论处。他所著《洪范五行传》，流传为阴阳术士的小技。贾逵因进献颂文被任为郎官，附会图谶而得到显要地位，不修养细小操行，大概是以旁门邪说扰乱正道的人。王弼、何晏倡导清谈，他们注释《易经》，专门尊奉老子、庄子。范宁追究晋室祸乱的原因，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比桀、纣还深。何休只有《春秋解诂》一书，却贬低周王而推尊鲁国，又注释《风角》等书，把这些书同《孝经》《论语》并列，大概属于异端邪说。戴圣任九江太守时，多有违法行为，被何武弹劾罢免。后来戴圣任博士，在朝廷上诋毁何武。戴圣的儿子和宾客因盗窃被捕入狱，何武秉公判决，使他免于死罪，戴圣又设法向何武谢罪。王肃在魏国做官，被封为兰陵侯，于是把女儿嫁给司马昭。又替司马师策划对付文钦、毋丘俭的计谋，帮助他们成就恶行。杜预镇守襄阳时，多次向洛阳的权贵显要馈赠财物。伐吴时，又因采纳砍除瘿病的建议，把江陵人全部杀掉。作为官吏，他不廉洁；作为将领，他不仁义。这些人都应当罢黜。但议论者说他们能够守护前代遗留下来的经典，使其辗转传授。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所谓守护遗经，像左丘明、公羊高、[QDXD]梁赤对于《春秋》，伏胜、孔安国对于《尚书》，毛苌对于《诗经》，高堂生对于《仪礼》，后苍对于《礼记》，杜子春对于《周礼》，才可以当之。马融等人不过是训诂、解释章句罢了。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虽然似乎没有过错，但是他们的行为还没有达到圣人门径，他们所著的书也没有阐明圣学。臣愚昧，请求停止戴圣等八人的祭祀，并停止郑众等五人在乡里的祭祀。后苍在汉初讲说《礼》，有数万字，号为《后氏曲台礼》，《礼记》依靠它才得以流传。请求给他增加封爵，使他与左丘明等人同列。至于孔子的弟子，见于《孔子家语》的，颜回以下有六十六人；而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多出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在成都庙中所绘的，多出蘧瑗、林放、申枨三人。臣考察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申枨是孔子的弟子，在《孔子家语》中作“申续”，在《史记》中作“申党”，其实是同一个人。现在朝廷从祀时，申枨封文登侯，列在东庑；申党封淄川侯，列在西庑，实在没有道理。况且公伯寮是圣门中的害虫，而孔子称蘧瑗为夫子。《孔子家语》和《史记》中，林放都不列在弟子之中。秦冉、颜何，恐怕也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臣愚昧认为：申枨、申党两人的名号，应当保留一个；公伯寮等五人，应当停止祭祀；蘧瑗、林放二人，则各自在他们的乡里祭祀。洪武三十九年，行人司副杨砥请求罢黜扬雄，增列董仲舒。高皇帝采纳他的意见并实行了。然而荀况、扬雄实际上不相上下，荀况认为人性本恶，认为《礼》是伪作，又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应当连荀况一起罢黜。还可以讨论的，是隋代的王通、宋代的胡瑗。先儒认为王通僭越经义，而胡瑗著述也不多。程子说：“王通，是一位德行隐晦的君子。”他的精粹之处，大概不是荀况、扬雄所能达到的。朱子的《小学》一书，也完备地记载了胡瑗的事迹。

译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的建立，没有超过胡瑗的。也应当给他增加封爵，使他得以在学校官署中从祀。’臣考察：程敏政所奏，大多是正确而值得采纳的议论，但弘治初年，礼官阻挠搁置，没有实行。当时，谢铎请求祭祀杨时，罢黜吴澄。举人桂萼也请求祭祀蔡元定，认为《律吕》《大衍》等书对性理之学都有功劳；又授予蔡元定的儿子《皇极范数》。这也是众人共同的意见。臣又考察：欧阳修所著《本论》，有辅佐弘扬道统的功劳。苏轼说：‘自汉代以来，道术没有超出孔子。五百多年后得到韩愈，韩愈之后三百多年又得到欧阳子。’韩愈既然已经从祀，欧阳修怎么可以遗漏呢！”奏疏送入后，皇帝命礼部会同翰林诸臣讨论。编修徐阶上奏说：“天子以王爵礼制祭祀孔子，沿袭已久。如果有一天不再称王，众人愚昧，就会妄加猜测，认为陛下夺去了孔子的王爵；这很容易使人迷惑，难以解释。况且天子以塑像祭祀孔子，穿衮冕章服，俨然具有王者的仪态；如果去掉王号，势必连塑像也要撤毁。臣听说，爱一个人，连他的手杖和鞋子都加以珍惜，何况先圣留下的塑像呢！国家祭祀孔子的庙宇，宫墙的规格比天子低一等。乐舞、笾豆的规格与天子相同。如今八佾、十笾，大概仍是诸侯的礼制。如果去掉王号，就要恢复司寇的旧称。削减宫室规格、减少乐舞，以符合礼文，恐怕会妨碍太祖当初制定的制度。”皇帝看了奏疏，很不高兴，把徐阶调任延平府推官。皇帝于是亲自撰写《正孔子祀典说》，颁发给群臣。张璁又撰写《孔子祀典或问》上奏，皇帝称赞它，于是众人的议论确定下来。于是把“大成至圣文宣王”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孔子的四位配享者，仍称复圣、宗圣、述圣、亚圣。配享的弟子称先贤，左丘明以下称先儒，一律取消公、侯、伯爵号，撤去塑像，改用木主祭祀。申枨、申党二人，保留申枨，去掉申党。罢黜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郑玄、卢植、郑众、服虔、范宁在各自乡里祭祀。增列后苍、王通、胡瑗、欧阳修。又因行人薛侃的议论，增列陆九渊从祀；另行祭祀启圣公叔梁纥，并让颜无由、曾点、孔鲤、孟孙氏、程▯向、朱松、蔡元定从祀。把大成殿改称为先师庙。十二月己酉日，第一次在南郊举行祭祀。此前，皇帝命令制造圜丘祭器，包括金炉、玉爵、锦幕、圭璧以及钟、磬、贲鼓等乐器。制成后，陈列在文华殿，召大学士张璁检阅。这一天，皇帝亲自在圜丘祭祀，奉太祖面向西方配享；每坛用[缺字]犊一头，用璧三件，献酒九次，奏乐，舞用八佾。从祀的四类神祇中，大明、夜明各用[缺字]牛一头；恒星、五曜、群星以及云、雨、风、雷之神，各用牛一头、羊一只、猪一头。第二天，向天下颁布诏书，给百官施恩赐予，对百姓发布宽免和抚恤措施。大学士张璁说：“近来，生员李时扬上疏，请求举行郊祀地祇的礼仪，以祈求皇嗣。古代后稷出生时，曾向[QDXD]祈祷；孔子出生时，也曾在尼山祈祷。《大雅·既醉》说：‘公尸嘉告。’又说：‘君子万年，未锡祚胤。’又说：‘厘尔女士，从以孙子。’公尸的这些告语，都是祖先考妣赐福的意思。臣希望趁现在慎重选择贤淑女子的时候，广泛求取延续子嗣的诚意，把这件事告祭于太庙、世庙，以祈求祖先的福佑，安慰圣母的心。”皇帝赞同他的请求，选定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礼仪，任命夏言充任祈嗣醮坛监礼使。十年春正月乙未日，特别祭祀太庙，端正太祖面向南方的位置。当初，太祖建立四亲庙，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同宫而异庙，各自面南。孟春在各庙举行特享，其他三个时节都在德祖庙祭祀，次序按照昭穆。后来改建太庙，同堂异室，也都各自面南。四个孟月和岁末都分别在中室祭祀，仍像起初一样按照昭穆排列，停止特享礼。到英宗升祔时，九室全部齐备。宪宗将要升祔时，依照礼官的仪式，迁出懿祖。孝宗升祔，迁出熙祖。武宗升祔，迁出仁祖。只有德祖没有迁出。四时祭享时，太祖、太宗以下都面向东西。到这时，皇帝告诉张孚敬：“朕想从今年春季祭享开始，奉太祖居中，太宗以下各居一室，举行特享礼。其他三个时节仍把群庙神主聚集到太祖的室中，昭穆相向，举行时祫礼。季冬中旬，一并祭享太庙，让亲王、功臣在两庑配食，以保存太祖当代的制度。岁末节日的祭祀，在奉先殿举行。世庙只举行四时祭享，岁末在崇先殿祭祀。这样大概可以使祭祀的意义明确，并成为万世可行的制度，不要被邪说迷惑。立即会同李时讨论上奏，或者征询夏言的意见来帮助办理。” 张孚敬连声答应，表示遵从谕令。议案上报后，皇帝采纳了。于是命令祠官在庙中按照九庙的形制设置神位，奉太祖面向南方，群宗迁入各自的庙室，也都面向南方，举行特享。开始把德祖退居到祧殿，不再参加四时祭享。在大祀殿举行祈[QDXD]礼。当初，皇帝在孟春上辛日，于大祀殿举行祈[QDXD]礼，祭祀皇天上帝，使用[缺字]犊一头、苍玉一块，三献九奏，乐舞八佾，奉太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议：二郊奉太祖配享，祈[QDXD]礼奉太宗配享。张孚敬认为不可，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夏言再次上疏请求，皇帝对群臣说这是“违抗君主、违背礼制”，严厉斥责他。于是下令祈[QDXD]礼由太祖、太宗一同配享，二郊则专奉太祖。不久到了惊蛰，才开始举行祈[QDXD]礼。

译命令讨论禘祭、大雩、秋报等礼仪。皇帝既已端正太祖面向的位置，又想恢复古代禘祭，于是命令辅臣和礼官集体讨论。不久又兼问大雩、秋报等礼仪，命五品官也参加讨论。侍读学士夏言上奏说：“只有天子可以举行禘祭，所以设立始祖之庙。既然有世系可考，哪怕传到十世，也还应当设庙。既然如此，又应当把哪一位作为始祖所出之帝，来祭祀于始祖之庙呢？我朝祖宗取得天下，以德祖为始祖，已经一百六十多年，尊奉他接受太庙祭祀。如今又确定举行大祫，统领各庙神主。那么天子的禘祭，又怎么能再次尊崇祖德呢？如果本人既是始祖，又是始祖所出的祖先，恐怕没有这样的礼制。三代以后，如果一定要像夏、商那样禘祭黄帝、帝喾，就没有可靠考证。若勉强寻找这样的人，像李唐把老聃作为祖先，又不是孝子慈孙忍心做的事。臣愚昧认为：应当为先祖设置一个虚位，而以太祖配享。因为太祖最初取得天下，实际就是始祖。”奏疏送入后，皇帝深表赞同。当时中允廖道南上奏说：“皇室是颛顼的后代，应当禘祭颛顼。”大学士孚敬说：“主张设置虚位，是失于虚幻；主张祭祀颛顼，是失于无据；只有禘祭德祖才是合适的。” 李承勋等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夏言再次抗疏，驳斥其中不正确的地方。不久皇帝最终采纳了夏言的意见，确定在丙年、辛年的孟夏于太庙举行大禘礼。每次祭祀，前一天命中书官在太庙书写神牌，牌上写“皇初始帝”，神位面向南方；太祖配享，位置面向西方。皇帝又想在奉天殿举行秋报礼，在中陛举行大雩礼。夏言说：“秋报礼应当在大祀殿举行，奉文皇帝配享。大雩礼应当在郊外设坛，另在旁边建坛，孟夏以后举行雩祭。”皇帝说：“孟春上辛日已经举行了祥[QDXD]礼。如果春、夏两季雨水按时降下，雩祭就由代理者举行；否则朕亲自祭祀。秋报礼暂且停止，不举行。” 二月庚辰日，第一次举行朝日礼。这天是春分，首次在东郊举行朝日礼，用太牢一具，使用玉礼三献，奏乐七次，舞用八佾。三月，在南郊修建大神殿。起初，南郊拆除屋宇，筑坛举行祭祀，把上帝神牌奉置在 圜丘之上，以太祖配享。祭祀结束后，却不知道神牌应当收藏在哪里，皇帝便命令修建大神殿来收藏它。皇帝又想到旧有斋宫在圜丘北面，形成俯视圜丘的形势，想把斋宫改建在圜丘东南。夏言说：“先前修建大神殿，是陛下竭尽诚心事奉上天，这项制度是可以的。如果再在圜丘旁边修建斋宫，就似乎违背古人扫地祭祀的意义，并不妥当。况且秦、汉以来，都没有营造这样的宫室。朴实而虔诚地尊奉上天，不自行封土建树，是为了表示谦逊恭敬。因此只设置大次，才合乎古典。陛下前些日子考证得很精详，难道今天偶然没有想到吗？伏望停止修建斋宫，以表达对上天神灵的敬仰。”皇帝答复说可以。在西苑修建土[QDXD]祗坛和先蚕坛。起初讨论皇后在北郊亲自举行亲蚕礼，这是夏言首先提出的。到这时，皇帝召张孚敬、李时到西苑察看地形，修建土[QDXD]坛。于是又在神寿宫旁边修建先蚕坛，并毁掉北郊的蚕室。五月壬子日，第一次在北郊举行祭祀。这天是夏至，皇帝在方泽祭地，用[缺字]牛一头、黄琮一件，三献九奏，乐舞八佾，以太祖面向西方配享，另用[缺字]牛一头。从祀的四坛中，五岳以及基运翊圣神烈山合为一坛；五镇以及天寿纪德山合为一坛；四海、四渎分为两坛，各用太牢一具。八月癸未日，第一次在西郊举行夕月祭，礼仪如同朝日礼。十一年夏四月，开始营建九庙。皇帝在文华殿东室召见大学士李时、翟銮、礼部尚书夏言，商议恢复古代七庙制度。太庙的寝殿和祧殿，都保留旧制而不拆毁，只是打算测量土地、分别营建各庙，尚未决定便退朝。廖道南上疏请求修建九庙，并献上《大祀礼成感雪赋》以及三份曾得到皇帝亲笔批示、提到他姓名的文书。皇帝很高兴，把此事交给礼官讨论。夏言上奏说：“从前唐、虞有五庙，夏后沿用这种制度；商、周都有七庙。但《祭法》《王制》和刘歆的宗庙学说，又各不相同。朱熹《古今庙制》引用《王制》说：天子有七庙，外面是都宫，内部按昭穆排列。汉代不考察古制，各帝分别建庙、各在一处，不符合都宫制度，也不排列昭穆。汉明帝遵循节俭、自我约束，遗命不要另建庙，于是形成同堂异室的制度。魏、晋、唐、宋都如此。我太祖最初建立四亲庙，开始接近古制；后来改建太庙，又采用汉明帝的制度。皇上大力整顿祭祀典礼，对于庙制不能没有疑问，已经多次通过亲笔诏札召集讨论。只是太庙南面靠近宫墙，东面接近世庙，西面又被前庙阻隔，地势有限。围墙外的空地，不足数十丈。如果依照古制排列六庙，即使把这块地全部开辟出来，仍然容纳不下。若稍微缩小规模，太庙高大，而各庙狭小，在礼义上又不妥。即使庙宇建成，皇上戴冠冕、佩玉，沿着曲折道路，走遍各庙逐一奠献，一天也不够用。议论者说：‘各庙可以由官员代祭。’皇上仁慈孝顺、诚敬恭谨，难道可以终年举行祭祀，只面对太祖，而一次也不到各庙吗？丘浚说：‘应当隔日祭祀一庙，从十四日开始，依次祭遍。’这大概是没有根据而强行提出的说法。马端临说：‘后世失去礼制，哪里只是庙制的问题？汉代儒者以来，对此考究得并非不详细明白，但最终不能恢复古制，是因为昭穆难以确定。’这是因为昭穆必须父子相继，才可以排列；兄弟相继就会混乱。因此，东汉都城以来同堂异室的制度，不能全部认为错误。”皇帝说：“朕对于天地百神的祭祀典礼，都已经整顿改正，唯独太庙礼制不能恢复古制，难道可以吗？如今太庙的堂、寝都有确定的制度，不必再迁移。至于昭穆和各庙的次序，就立即会同官员测量地势，上奏给朕。”于是夏言惶恐谢罪，请求“先到太庙旁边，测量确定地势，审察方位后上奏”，皇帝同意了。于是拆除旧庙，改建新宫。太祖居中，昭、穆各设三庙。成祖庙建在六庙之上，各庙合为都宫。每庙都有殿，殿后有寝，太庙收藏神主；寝殿后另有祧寝，收藏祧主。太庙的门、殿都朝南，各庙的门东西相向，内门、殿、寝都朝南。十三年三月，皇帝视察太学，向先师行释奠礼。皇帝因为孔子改称“先师”，穿皮弁服前往拜谒。使用特牲、奠帛，举行释奠礼，奏乐三次，文舞八佾。从祀诸贤和启圣分别奠祭，使用酒和脯。仪式结束后，皇帝视察学校，召见诸生，令他们横置经书，铺陈讲解。仍然下谕令他们敦本尚实，不要只从事辞章。

译六月，南京太庙发生火灾。夏言上奏说：“京师宗庙将要恢复古制，南京太庙却突然遭遇火灾。陛下建立功德的意旨、圣祖启迪后人的神灵，不能不在显明的事象之外默默体会。”皇帝很高兴，命令赶快兴建新庙；南京太庙不再重建，只在遗址四周修筑围墙。当时的祭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这大概失去了镐京、洛邑遗留下来的意义。十四年二月，开始建立九庙。此前，夏言请求确定七庙的名额，说：“陛下恢复古代庙制，端正太祖面南的位置，那么太庙这个名称确实符合周代典制。太宗功德盛大显赫，应当特别建立一座永世不迁的庙，称为文祖世室，位于三昭之上；仁宗、宣宗各为昭穆第一庙；英宗、宪宗为昭穆第二庙；孝宗、武宗为昭穆第三庙，这就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制度。”皇帝采纳了。十五年二月，《祀仪》编纂修成，从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以及禘祭、祫祭、先师、先农等各种祭祀，全部分类编成一部书。书首冠列祭坛图式和皇帝的诏谕、诗歌；中间记载礼仪、礼器、乐舞、乐章；末尾附有诸王表笺和群臣的奏疏、颂文。于是侍读学士廖道南撰写《▯颂九章》进献。五月，修建慈庆宫、慈宁宫，废黜宫禁中的佛像。当时皇帝想拆除宫中的佛殿，用其地修建慈庆宫、慈宁宫，命廷臣商议，众人都认为可以，皇帝于是下令拆除。召李时、夏言入内察看大善殿，见到金铸、范铸的佛像不下千百尊，都命令销毁。那些几案和悬挂的镀金匣函中，还藏有很多佛骨、佛牙等物。夏言退下后上疏，极力请求焚烧后埋葬。皇帝听从了，于是宫禁中的邪秽之物几乎全部驱除干净。六月，下令在武功祭祀姜嫄、后稷。十一月，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这是夏言根据程颐的议论提出请求的。十二月，九庙建成，诏告天下。皇帝于是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祫祭，在太庙祭祀皇初祖，以太祖配祭。每逢立春，专门在群庙祭享祖宗；春、夏、秋三时，在太庙合祭。季冬在太庙举行大祫祭。皇考献皇帝只举行四时祭祀。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为成祖，奉皇考献皇帝为睿宗，配祭 上帝。十一月，向上天进献大号，把昊天上帝改称皇天上帝。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庙发生火灾。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去元世祖庙的祭祀以及陪祀的木黎华等五人，听从给 事中陈裴的建议。秋七月，太庙建成，恢复同堂异室的制度。穆宗隆庆元年，礼官说：“祭祀先农，就是祈谷祭祀的遗意。如今两种祭祀都在仲春举行，未免过于频繁。应当停止祈谷祭祀，只在先农坛举行祭祀。大享礼也应当停止。”诏令准许，但四郊的祭祀仍照旧。谷应泰说：汉代的制度接近古制，但是礼制有所缺失。唐代尊奉老子李聃，宋代祭祀灵应，礼官日益衰微，虚妄亵渎反而更加明显。明初，宋濂等臣在军务之余讲论礼制，颇多订正。高祖喜欢简易，不予采纳，难道礼乐一定要到百年以后才兴盛吗！后世谨守旧有制度，学士大夫没有人敢于辨析诘难。世宗自从大礼议以来，既有更定制度、制作礼典的想法，于是群臣纷纷议论祭祀之事。嘉靖九年二月，议定郊社礼。冬十月，议定孔子礼。十一月，举行南郊祭祀。十年春正月，祭享太庙，议定祧礼。二月，议定祈谷祭祀和祫祭，举行朝日礼，修建土谷坛、先蚕坛。五月，举行北郊祭祀。八月，举行夕月礼。十三年四月，皇帝视察太学，举行释奠礼。十四年二月，修建九庙。十七年五月，议定明堂秋享礼。九月，将献皇帝祔祭，加尊为睿宗，配祭上帝。唉，盛大啊！最尊贵的没有超过天地，最亲近的没有超过祖宗，教化天下没有超过孔子，养育天下没有超过土谷神。因此尊崇天地，就有郊社祭祀。郊坛在南面，社坛在北面，是依据天地之气的本源。日月、风雷、山海、岳渎随之祭祀，是因为它们属于同类。以太祖配祭，是遵从受命于天的意义。秋季又在玄极殿举行享祭，是为了报答天地的功德；秋季配祭太宗，是为了告知成功。后来改配睿宗，是因亲近私亲。亲近祖宗，所以有太庙。太庙七室，即太祖和三昭、三穆。文世室一室，另行祭祀成祖，不敢将其迁祧。立春专祭，三时合祭，是勤于时祭。季冬大祫，是聚合离散的祖先。每五年举行一次祫祭，设置皇初祖神主，配祭太祖，是追溯根本、报答远祖。德祖已经迁祧，祫祭本应使用德祖。虚设皇初祖神位，是拘泥古制而造成的虚妄。把德祖像群帝一样黜退，是对高帝有所嫌疑。为了教化天下，所以祭祀孔子。给孔子加封号，从汉平帝开始。君王拜孔子为帝，是僭越。称为先师，合乎礼制。孔庙祭祀设置塑像，从唐开元年间开始，已经十分亵渎；改用木主，才合乎礼制。使用八佾舞、十二豆笾，从宋徽宗开始。祭祀使用生牲和俸禄，太学沿用这一制度，郡国则降低等级，合乎礼制。皇帝举行释奠礼却使用六佾舞，实在错误。配享的四圣、七十二贤中，曾点、颜路退到廊庑下就食，出现儿子排在父亲前面受祭的情况；改为附祀启圣祠，合乎礼制。删去申党，黜退公伯寮等十三人，改定蘧瑗等七人，升进后苍等五人，考证明确，不僭越，也不亵渎，合乎礼制。为了养育天下，所以祭祀土谷神。祈谷祭祀在太祀殿举行，是采用人道。以太祖、太宗配祭，是因为他们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把先蚕室迁到西苑，是为了加强宫禁；土谷坛也迁到那里，就不属于同类了。皇帝博采考察典籍和传闻，精心思考祭祀礼仪，权衡群臣意见，斟酌安排而使之完备，希望成为一代的典章，也成为后世十代都可以了解的制度依据。卷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