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八

译○三案 神宗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日，有一个不知道姓名的男子，拿着枣木棍撞入慈庆宫，打伤守门内官李鉴，一直走到前殿屋檐下。内官韩本用等人把他捉住捆绑，交给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人收押。第二天，皇太子把此事奏报皇上，皇上命法司提审。庚戌日，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奏道：“犯人供称姓名是张差，系蓟州井儿峪的百姓。他言语颠倒，样子像发疯。臣再三审讯，这个犯人喋喋不休地说‘吃斋讨封’等话，所说并不符合实情，言辞也没有条理。按照他的行为，似乎涉及疯癫；考察他的相貌，却确实是狡猾之人，情形难以预测，不可不详细审讯并从重拟罪。”乙卯日，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审讯张差。张差供称，因李自强、李万仓烧毁他的柴草而生气，四月间来到京城，想要上朝喊冤。他从东边进入，不认识道路，向西走，恰好遇到两个男子，对他说：‘你没有凭据，怎么进去？你拿一根杠子来，就可以当作申冤的状子。’张差日夜气愤，失意发狂，于五月初四日手拿一根枣木棍，再次进城，从东华门一直走到慈庆宫门口，打伤守门官，走入前殿下面后被捉住。拟依照在宫殿前射箭、放弹、投掷石块伤人的法律判斩刑，立即执行，不必等待秋审。戊午日，刑部提牢主事王之き说：‘本月十一日，在狱中分发饭食，最后才送到新犯张差那里；我看他年壮力强，不像疯癫之人。”【原文“王之き”人名含异常字形，无法确定规范字；“末至”或有文字疑误】“起初的口供说，他是为了递状告状而拼死闯入；后来又改口说，打死他就算了。臣问他真实口供和饭食，他不招认就让他饿死。于是把饭放在张差面前，他看见饭便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不敢说。’臣于是挥手命令吏书离开，只留下两名差役扶着审问他，他供称：‘张差是我的姓名，小名叫张五儿。父亲张义病故，有个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随一个不知道姓名的老公公，他说：“事情办成后给你几亩地种。”老公公骑马，我跟着走。初三在燕角铺歇宿，初四到京城。’问是谁收留他？他又说：‘到了一个不知道街道名称的大宅子里，有个老公公给我饭吃，说：“你先冲进去，撞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就能救你。”于是给我一根枣木棍，带我从厚载门进入宫门。守门人阻拦我，我打他，他倒在地上。后来老公公多了起来，我就被捆住了。小爷福气大。’他又供认有柏木棍、琉璃棍，以及棍子和人很多等情况。至于其他人的姓名，到死也不肯招认。臣看这个犯人并不疯癫，既有心计又有胆量；用刑罚恐吓他，他不招；用神明威吓他，他也不招；给他饮食，他才想沉默又想说话，其中有很多可疑之处。希望皇上把凶犯绑到文华殿前公开审问，或者下令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同审讯，那么真情就会立即显现。” 辛酉日，户部郎中陆大受说：“青宫是什么地方？这个男子是什么人？竟敢横行挥舞棍棒，几乎惊扰太子的车驾。这是天地间什么样的时局啊？北方人贪利而轻视生命，只要有金钱来收买他们的心，他们就会轻易替人送死。至于大奸人奔走招募死士，有的先派出技艺平庸的人，姑且把他置于死地来试探情况；然后再派勇猛强悍的人接续行动，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使用他们的死力，这些都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事。张差已经招认了一个内官，为什么不说出他的姓名？明明说出了一条街道，为什么又不知道它的所在？那三个老公公、三个老太监彼此内外勾结，而霸州武举高顺宁等人如今究竟藏在哪里？这场变故难道没有原因吗？警情十分严重，绝非小事。请皇上大振朝廷纲纪，务必捕获首恶，使邪恶谋划永远消除，在朝廷和市集公开处死凶人，以向天下谢罪。”奏疏中有“奸戚”两个字，皇上厌恶这两个字，与王之き的奏疏一起没有答复。御史过庭训发文到蓟州追查踪迹。知州戚延龄详细说明张差开始发疯的经过，群臣据此作为口实，用“风颠”两个字把案件定成了不可推翻的定案。【原文“王之き”含异常字形，无法确定规范字】乙丑日，刑部司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桢、劳永嘉、王之き、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澧、朱瑞凤等，再次审问张差。张差供称：“马三舅名叫三道，李外父名叫守才，都住在井儿峪。还有一个姐夫孔道，住在本州岛城内。那个不知姓名的老公，就是修建铁瓦殿的庞保；那个不知街道、只知是大宅子的人，就是住在朝外大宅的刘成。三舅、外父常到庞保那里送灰，庞保、刘成在玉皇殿商量，逼着我来，说打进宫中，遇到一个就打一个；打小爷，有饭吃，也有衣服穿。刘成跟我来，把我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救得你。’”他又说有“三舅送来红票，封我为真人”等话。刑部命蓟州道提解马三道等人，并上疏请求法司提解庞保、刘成对质审讯。给事中何士晋上言：“近来十多天，情况似乎仍然松弛懈怠，难道刑部主事王之き的一篇奏疏，果真是无缘无故地引发这场大祸的源头吗？此事虽然牵涉宫闱，理当万分慎重；但阴谋尚未成功，机密尚未暴露，还可以从容设法妥善处理。如今形迹已经显露，形势已经逼迫到这种地步，所谓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明主可以听取忠言，这件事难道能没有结局吗？”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发。阁臣催促皇帝处理，皇帝谕示说：“自从圣母升遐以来，朕奉行襄助丧葬大典，追念慈恩无穷，哀痛思慕不能自胜。朕正处在静养之中，忽然有疯癫的奸徒张差，手持木棍闯入青宫，使皇太子受到惊吓，也使朕惊恐不安。朕想到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怎么会不深爱他？已经传令内宫增加人员守门、加强防备，随时护卫。连日阅看卿等的奏疏，知道奸人心怀叵测、行迹隐秘；既然有主使之人，就命三法司会同拟定罪名，具疏奏报。”当天，刑部把戚知州的回文上报。壬申日，皇帝再次谕令法司严加刑讯审问，迅速依法处决。当时言论多牵涉戚臣郑国泰，郑国泰出具揭帖为自己辩白。给事中何士晋又上奏说：“陆大受奏疏中虽然有‘亲身犯下奸邪、手持凶器’等话，其实只是借此开端，用来说明此前的忧虑果然应验。至于说到张差，原本只是想追究内官的姓名和大宅的所在，并没有直接指称郑国泰是主谋。此时张差的口供还没有完备，刑部的勘问奏疏也没有写成，郑国泰难道不能从容稍等，却立即具疏张皇其事，这就使人不能不产生疑心。若想消除疑虑，办法只有明确告知宫中，竭力请求皇上尽快把张差供出的庞保、刘成送交法司审讯；如果供词证明郑国泰是主谋，那就是大逆罪人。臣等依法办事、讨伐贼人，不但宫中不能庇护他，即使皇上也不能庇护他。假如此事与郑国泰无关，臣请与郑国泰约定，让郑国泰亲自写一篇奏疏，向皇上说明。以后凡是皇太子、皇长孙的一切起居，都由郑国泰负责保护；稍有疏忽，就治他的罪。这样人心就会安定，永远不会再有其他议论。若今天因为害怕各个犯人的供词牵连举发，便一味迷惑圣聪，长久拖延朝廷审讯，或者暗中遣散党羽使他们远逃，或者暗中杀死张差使口供灭失，那么疑虑只会再生疑虑，最终将成为事实。只有审理处置此案，才能消除后患。”奏疏没有得到答复。

译癸酉日，皇帝驾临慈宁宫，召见百官，这是应御史刘光复的请求。辅臣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先后到达。内侍引导他们到圣母灵位前，行一拜三叩头礼。当时皇帝面向西方，倚靠左边门柱，设置低座，俯身靠着石栏，百官又来到皇帝面前叩头。皇帝连续呼喊：“到前面来！”群臣稍稍屈膝向前，距离御座不到几步。皇帝穿着练冠、练袍，皇太子戴翼善玄冠，穿素袍，侍立在御座右侧；三位皇孙按雁行站在左阶下。皇帝宣谕说：“自从圣母升遐以来，朕悲哀痛苦没有停止。今年春天以来，脚和膝盖没有力气，但每逢节令、朔日、望日和忌辰，必定亲自到慈宁宫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昨天忽然有疯癫的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议论。你们谁没有父子之情，竟想来离间我们吗？刚才看到刑部郎中赵会桢所审问的口供，只把本案中有姓名的犯人张差、庞保、刘成立即凌迟处死，其余人不许牵连一个无辜者，以免伤害天和，惊扰圣母神位。”随后，皇帝拉着东宫的手给群臣看，说：“这个孩子非常孝顺，朕极其爱惜。”御史刘光复跪在班列后面，大声说：“皇上十分慈爱，皇太子十分仁孝。” 他的意思本来是要顺着皇帝的话说。皇帝没有听清，责问他是谁。中使回答说是御史刘光复。刘光复仍然大声说个不停，皇帝斥责了他两次，刘光复没有听见，仍重复刚才的话。皇帝脸色顿时改变，连续三次呼喊“锦衣卫在哪里”，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命令中涓把他捆起来，棍棒交替打下。皇帝告诫不要乱打，只押送他到朝房听候旨意。方从哲等叩头，说小臣无知妄言，请皇上息怒。皇帝的怒气稍稍平息，便用手按着皇太子的身体说：“他从六尺孤儿被抚养到今天，已经长成丈夫了。假使我另有打算，为什么不在那时改立别人，如今又有什么可疑的？况且福王已经到了封国，离这里几千里，若不是奉召，他难道能飞来吗？”于是命令内侍把三位皇孙叫到石阶上，让诸臣仔细观看，又谕示说：“朕的几个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还有什么可说的！”皇帝回头问皇太子：“你有什么话？全部对诸臣说，不要隐瞒。”皇太子说：“像这种疯癫之人，处决了就算了，不必株连别人。”又说：“我们父子是多么亲爱，外廷却有许多议论；你们这些没有君上的臣子，竟使我成为不孝之子。”皇帝于是对群臣说：“你们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皇帝又复述东宫的话，接连加以申明。群臣跪着听，还没有起身，皇帝多次回头看守门人，命令后来到的官员都放进来，不得阻拦，因此后来的人接踵而至，脚跟相错，班列稍稍偏向右边，离御座较远。皇帝又扶着皇太子的脸让他面向右边，问道：“你们都看见了吗？”众人俯伏谢恩。于是命令诸臣一同出宫。甲戌日，在市上处决张差。乙亥日，皇帝命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在文华门前审讯庞保、刘成。庞保原名郑进，刘成原名刘登云。关于他们给张差饭吃、用木棍把他引进宫等话，他们都反复推诿，不肯招认。审问时，东宫传谕说：“张差拿着棍子闯入宫中，到了大殿檐下，当时就被擒住，身上并没有别的东西。他的实情确实是疯癫，误入宫禁，打倒内寺，罪不可赦。后来口供牵出庞保、刘成，本宫反复思量，庞保、刘成身为内官，即使想谋害本宫，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一定是庞保、刘成平素曾经凌虐张差，所以他施行报复的计谋，诬陷他们是主使。本宫想到人的性命最为重要，对于制造叛逆的大事，怎么可以轻易相信！这几天本宫上奏请求父皇迅速处决张差，是为了安定人心。至于他诬告牵连庞保、刘成，如果一概治罪，恐怕会伤害天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千里〕 何况姓名又不相同，应当按照仇怨诬告、被牵连的情形从轻拟罪，奏请皇上裁定。这样刑狱才会公平，本宫暗中积累的阴德也能保全。”六月戊子日，刑部审理马三道、李守才、孔道，按照以左道惑众的律法论罪，应当流放；李自强、李万仓应当受笞刑。皇帝批准了。没过多久，庞保、刘成在内庭被杀。王之き被科臣徐绍吉、台臣韩浚弹劾，刑部判处闲住，皇帝又特别降旨将他黜为平民。把何士晋补放到外地。命刑部重新拟定刘光复的罪名。剥夺刑部侍郎张问达的俸禄。后来又把刘光复从狱中释放。熹宗天启元年闰二月，御史魏光缙上言：“父母之仇，与仇人不共戴天；忠臣侍奉君主，有死而无二心。先皇帝既然认为长子应当继承大统，有什么可嫌疑、可疑虑的？然而无端发生燕啄王孙、瓜抱空蔓之事，奸人构陷煽动，常常想要随心所欲。天下正人君子只要有所指斥，便被以东林、淮上为陷阱，驱逐殆尽，于是酿成的祸患更加猛烈。加上封妖书之事、张差挺击之谋，幸而九庙神灵有知，很快将其扑灭。然而招供中记载黄花山聚众围谋的叛逆，三十六名都头，内外许多人布置参与，枣木、柏木棍等凶器，以及‘打死小爷’的叛逆言词，清清楚楚，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稍有一点人心的人，都认为应当请剑杀贼；可是诸臣不把精神用来保护青宫，却偏偏用来庇护奸党；不把精神用来伸张法令，却偏偏用来刁难审问官员。刑部最初把张差说成疯癫，以此作为案件的根本，司官见风使舵、承迎圣旨，曲意偏袒，把‘党内’改作‘教内’，把‘都头’改作‘香头’，把三十五亩土地载入供词后又割去，导致张差以头撞地，说自己与他们同谋做事，事情失败后却只有自己被杀，最终竟置之不问。主事王之き害怕遭到灭族之诛，明白地上疏报告，而诸奸恨他不肯依附自己，便借考察官员的名义，追夺他的诰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 主事李俸声言处分王之き，勒令他退休。郎中陆大受、张廷上疏告发变故，张廷最终因忧惧而死，陆大受又因大计考察被黜免。唉！反叛君主的人有罪，揭发奸邪的人有什么罪？借疯癫之名掩盖狱词的人有罪，为发泄公愤而舍弃身命的人有什么罪？是非不能两立：如果王之き错了，那么张差就是对的；如果王之き应当获罪，那么张差就应当受赏。况且这件事中，捕获贼人并上报先帝的是先帝自己，请求交付法司审理的也是先帝自己；皇祖并没有认为先帝的请求不对，反而因此处决张差、消灭奸恶的宦官，十年没有临朝的一次朝堂上，忽然召见群臣，亲自加以抚慰。既然如此，皇祖对于这件事也已经完全明白，只是诸臣把‘疯癫’两个字没有归属之处，所以宁可宽纵贼徒而治王之き的罪罢了！圣明之主在位，恩泽遍及草野；那些因进言而受杖责的人，先后都得到昭雪。然而这三位大臣离开京城、孤独无援，没有得到昭雪，这正是忠臣义士感愤不平的原因。伏望皇上立即提拔任用他们，以此鼓励那些忘身殉国的人。若有人从旁阻挠，最终仍使他们被禁锢，也应当把此案在天地之间说明白，让人知道三位大臣的心事也曾有人替他们议论过；即便三人终老山林，也没有遗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二月、正人〕

译若只是区区一个官职，三位大臣在发誓舍身报国的那天，早已把它抛弃了，今天难道还想用腐鼠来吓唬他们吗？唉！王之き本来没有罪，诸臣却强行给他定名为有罪；杨涟本来没有功，诸臣却强行给他定名为有功。有罪的人被罢黜，有功的人也被罢黜，那么做今天的臣子，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臣愿与天下后世共同评判这件事。”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天启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き上言：“乙卯之变，先帝的安危只在呼吸之间。郑国泰私下勾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再无所顾忌，于是竟想觊觎神器，把郑氏之家变成国家。郑国泰虽已死，依法应开棺斩尸，灭其族，烧毁他的宫第，以此作为臣下大逆不道的警戒。总而言之，用药的方术就是通间的手段，通间的手段就是挺击的阴谋。假如当初张差案发后能够穷究根源，今天卢受、崔文升还敢这样做吗？长安的公论有‘疯癫’两个字，是想要杀死乱臣贼子，却反而替刘廷元评定刘廷元。‘奇货无功’四个字，是想要杀死忠臣义士，却反而替刘光复评定刘光复。挺击没有击中，却假借谍报；形势缓和，却催促用药。崔文升所用的药，比张差的棍棒更加惨毒；卢受的书信，比方从哲的书信更加激烈。张差以前，难道从来没有张差这样的人；刘成以后，难道还会没有刘成这样的人？乱臣贼子接连出现，而皇上已经孤立在朝廷之中了。”又说：“郎中胡士相等，是主张把张差说成疯癫的人；堂官张问达，是调停、袒护‘疯癫’说的人；寺臣王士昌上疏表面忠诚而内心奸佞，评论没有一个字，歌颂却有许多过分的话；堂官张问达言辞转圜、意思圆滑，先承认‘疯癫’，后来又宽纵奸宄；劳永嘉、岳骏声等人同恶相济。张差的供词中有‘三十六头儿’，胡士相便停笔不记；供词中有‘东边一起干事’，岳骏声便说不能牵连无辜；供词中有‘红封票、高真人’，劳永嘉便说不必追究红封教。如今高一奎在蓟州狱中，他是镇朔卫人。大概高一奎就是主持红封教的人；马三道是负责发放红票的人；庞保、刘成是供给红封教许多人棍棒的人。诸奸人也还有一点人心，便把堂官单独对众人审问的记录加以改动，又在十八人会审的公同记录中增删，实在是大逆不道，不只是大不敬。”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追问。五月，御史马逢皋、给事中张鹏云联名弹劾刘廷元，吏部尚书张问达复奏说刘廷元倡议为奸人开脱，应降职调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二月〕 天启五年春正月，御史杨维垣弹劾张差一案，说：“王之き侥幸求功，越级升迁，诬陷皇祖，辜负先帝；不但没有功，而且还有罪。”又说：“自古以来，君臣父子之间，只听说用道理劝导，没有听说用势力激迫。投鼠的人既然不顾忌打坏器物，那么骑虎的人难道还会选择声音吗？他们半夜哭泣，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因此，先帝的危难，不是危在张差的一根棍棒，而是危在王之き的一番激迫。即使把王之き的骨头粉碎，又哪里足以赎罪呢！”奏疏送入后，削除王之き的官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人〕 五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骏声再次陈述挺击事件的始末。奏疏送入后，岳骏声被起用。王之き被逮捕审讯并追究赃物，最终因重罪受严惩而死。夏允彝说：挺击事件中，王之き审问张差时，张差说得非常详细。刑部各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正月〕 官员会同审问时，供词也大多相互吻合。于是满朝喧然，认为国戚有专诸那样的杀君之意。贵妃也感到恐惧，向皇帝诉说，皇帝命她向太子自白。贵妃见太子竭力为自己辩解，便向太子拜谢，太子也回拜；两人一边行礼一边哭泣，皇帝也掩面哭泣，因而杀死二▯以平息此事。但攻击东林党的人说，皇帝在贵妃受宠时，曾答应立她为皇后；后来事情与所说不符，便劝贵妃广泛修建佛事，并帮助她筹措费用。皇帝发给十万银两建造祠堂。二▯认为砖瓦用量很多，不如自己设置窑场烧制，利润极其丰厚，居民中有许多人向二▯出售柴薪。张差卖田换柴，也到二▯那里出售。当地人嫉恨他，烧掉了他的柴薪。张差把当地人告到二▯那里，二▯又严厉责骂张差。张差因为家产被毁、柴薪被烧，打官司又没有胜诉，愤懑地拿着棍棒闯入宫中，想要申诉御状，没想到闯进了东宫。事情的真相也无法确知。然而东宫即使侍卫稀少，又怎么会让外人闯入？诸臣以危急的言论提出警告，使东宫免除意外之患，使国戚心怀警惕，这些考虑确实不能缺少。只是事情牵涉宫禁，形势上很难结案；如果一定要诛杀外戚、废黜亲藩，推想神宗能够同意吗？自古以来，有些法令可以公开实行，有些法令则绝对不能公开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所以田叔焚烧梁王狱词，也只是不得已的调停手段。为什么呢？因为光宗本来没有事，还可以保全骨肉亲情。可是刘廷元、韩浚一类人，非要把执法的人斥逐之后才肯罢休，这是什么用心呢！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日，光宗即位。此前，七月，光宗遵照遗命，册封皇贵妃郑氏为皇后，命礼部查考旧例。郑贵妃进献美女四人。乙卯日，皇帝身体不适，召医官陈玺等诊视。丁巳日，皇帝勉强支撑病体，临御门处理政务，面容突然憔悴。己未日，内医崔文升给他服用通利药，皇帝一昼夜起身三四十次，疲弱地躺在床褥之间。辛酉日，皇帝没有临朝。辅臣方从哲等到宫门外问安，皇帝传旨说：“连续几夜不能入睡，每天吃粥还不到一盂，头目眩晕，身体疲软，不能行走。”乙丑日，郑养性请求收回册封皇贵妃为皇后的成命，皇帝准许。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上书方从哲，责备他用药不合适。给事中杨涟上言：“奸臣崔文升不懂医术，不应拿宗社神灵所托付的至尊之身妄自试药。如果他懂医术，那么医家所谓有余就应当泄去、不足就应当补益。皇上正在哀毁之余，又要一日处理万机，按医理本应清补，崔文升反而投用相互攻伐的药剂。这样看来，外间纷纷流传的所谓起居没有节制、侍御之人蛊惑皇上，必定是崔文升借此为自己娱药的奸行遮掩，希望掩盖外廷的攻击指责。

译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登上皇位。此前，七月，光宗遵照遗命，封皇贵妃郑氏为皇后，命礼部查考旧例。郑贵妃进献美女四人。乙卯日，皇上身体不适，召医官陈玺等前来诊视。丁巳日，皇上强撑病体到宫门处理政务，面容顿时更加憔悴。己未日，内医崔文升给皇上下了通利药，皇上一昼夜起身三四十次，虚弱地躺在床褥之间。辛酉日，皇上没有上朝。辅臣方从哲等到宫门问候皇上平安，皇上降旨说：“几夜不能入睡，每天吃粥还不到一盂，头晕目眩，身体疲弱无力，不能行走。”乙丑日，郑养性请求收回册封皇贵妃为皇后的成命，皇上答应了。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上书给方从哲，责备他用药不合医理。给事中杨涟上言说：“奸臣崔文升不懂医术，不应当拿关系宗社和神灵、贵重无比的皇上身体任意试药。如果他懂医术，那么按照医家的道理，对于有余的应当泻去，对于不足的应当补益。皇上在悲哀损伤之余，每天要处理万般政务，按医理正应当使用清补之药，崔文升却反而投用相互攻伐的药剂。这样看来，流言纷纷所说的起居没有节制、侍从近臣蛊惑皇上，必定是崔文升借此作掩饰，以遮盖他玩弄药物的奸行，希望借此掩盖外廷对他的攻击指责。” 像崔文升这样的人，既加重了皇上的病情，又损害了皇上的圣明声誉，崔文升的肉难道值得吃吗！臣听说崔文升调理、侍奉府第已经多年，却没有听说他用药有过错误；皇上一任用崔文升，就造成如此颠倒的结果，这究竟是有意的错误，还是无意的错误？如果是有意的错误，即使把他剁成肉酱也不足以抵偿；如果是无意的错误，一次错误难道可以再犯一次吗！皇上为什么把奸臣放在肘腋之旁呢！”丁卯日，皇帝传召锦衣卫官员宣召兵科杨涟，并召辅臣方从哲、刘一▯、韩▯广，英国公张维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御史顾忄造等。当时朝廷大臣怀疑皇帝将要杖责杨涟，杨涟入宫后，皇帝长久注视他，分别谕示说：“国家大事重大，卿等尽心办理，朕自然会加意调养。” 辛未日，皇帝再次在干清宫召见群臣。皇帝坐在东暖阁，倚着床榻，凭靠几案，皇长子侍立在旁。皇帝命诸臣上前，接连谕示说：“朕见到卿等非常高兴。”方从哲等请求让皇长子迁出宫去，皇帝说：“不能让他到别处去。”他们请求慎重对待医药，皇帝说：“已经十多天没有服用了。”过了很久，皇帝又谕令册封李选侍。诸臣退下。二十九日甲戌日，皇帝再次在干清宫召见诸臣，仍谕令册立皇贵妃。方从哲等以“册立储君原来的旨意，日期应当改近一些，尽早完成吉典，以慰藉圣心”为由进言。皇帝于是回头看着皇太子，谕示说：“卿等要辅佐他成为尧舜。”又谈到寿宫，辅臣以先皇帝的山陵回答。皇帝便指着自己说：“这就是朕的寿宫。”诸臣说：“圣寿无疆，为什么突然说到这些！”皇帝仍然两次谕令询问关键之事。于是问道：“鸿胪寺官员进药的事在哪里？”方从哲奏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臣等不敢轻易相信。”皇帝立即命中使宣李可灼到来。李可灼诊视后，详细说明病源和治疗方法。皇帝很高兴，命他赶快调和药物进献。皇帝喝下汤药便喘息，药丸进来后才接受。皇帝很高兴，连续两次称李可灼为忠臣。诸臣出到宫门外，片刻后，中使传达说皇帝服药后身体温暖润泽、舒畅，想要进食饮膳。诸臣欢跃退下，李可灼及御医等官员留下。当时是己午时，到了未时、申时之间，李可灼出来，辅臣迎上去询问他。李可灼详细说皇帝担心药力耗尽，又服了一丸，并急忙问皇帝随后情况怎样；李可灼回答说与先前一样。五更时，宫中传旨急召诸臣入内，而皇帝已经在卯时去世了。当时是九月乙亥朔日。朝廷内外纷纷传言，认为李可灼误给皇帝服用了峻烈药剂，恐怕其中另有隐情。方从哲却拟旨赏给李可灼白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首先抗争，上疏说：“医术未传三代的人，不要服用他的药。先帝的脉象雄壮、浮大，这是三焦之火发动；面部和嘴唇红紫，满脸火气上升，喝粥后烦躁，这是满腹火结；显然应当清火，不应当助火。红铅是妇人的经水，是阴中的阳、纯火之精，却用来投给虚火燥热的病症，怎么能不很快死亡呢！然而医术不精，还可以借此作为借口；臣唯独痛恨李可灼胆子太大。在朝廷内外危疑之日，竟敢把没有方剂、没有制法的药物冒称金丹；即使从轻，也应当按庸医杀人的条文治罪。如今却蒙殿下颁给赏赐，臣认为这不过是借此举动堵塞外廷的议论罢了。轻率用药的罪固然重大，轻率推荐庸医的罪也不小。不知道药物错误还可以说是过失，明知认为它好而推荐，就无从辩解了。” 奏疏送入后，才改为拟票罚俸一年，于是议论的人纷纷而起。御史郑宗周上言：“往年张差之变，手持铁椎闯入禁门，几乎酿成不可预测的祸患。只是因为皇祖宽容，没有把他的罪全部追究，所以崔文升更加变本加厉。臣请求把崔文升寸磔处死，以向九庙谢罪。臣并不是说杀掉一个崔文升，就足以伸张国法、消除叛逆的萌芽；只是担心张差之后还会有崔文升。如果如今又把崔文升置之不问，奸人得志，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作乱呢！”方从哲拟旨交给司礼监。于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吕维祺联名上疏弹劾崔文升、李可灼。壬午日，给事中惠世扬弹劾辅臣方从哲，说：“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隐忍而不敢明说。册封皇后的举动，满朝臣子都倡导义理、坚持争论，方从哲却在其中两面讨好，这是徇顾平日的交往而忘记宗社的潜在祸患，是无君之罪第一。李选侍原本是郑氏的私人，外表美丽而暗藏杀机，又因得到宠幸而接近皇帝，欺凌、抗拒先圣母，方从哲难道不是人臣吗？后来他接受刘逊、李进忠盗藏的美味，半夜秘密约定；册封贵妃不成，便占据干清宫，这是把登极当作儿戏，把天子看得还不如宫嫔，是无君之罪第二。崔文升轻率使用攻伐、损伤元气的药物，廷臣联章指责他，方从哲是什么用心，竟一定要曲意庇护？如果按赵盾、许世子的例子论处，他有什么话可以逃脱弑君之罪！这是无君之罪第三。”癸巳日，太常寺少卿曹珍请求追究医药奸党。熹宗天启元年春正月，御史焦源溥请求诛杀崔文升。十月丁卯日，御史傅宗龙、马逢皋、李希孔联名上疏请求诛杀崔文升。天启二年夏四月，光禄少卿高攀龙上言：“崔文升故意使用泄药，使元气无法恢复，这明明是用药弑君。按照法律，故意违背本方杀死平民的处死，何况是至尊呢！陛下没有立即诛杀崔文升，只不过将他斥逐。如今崔文升又暗中住在京师，他想要做什么？过去张差谋逆，实在是郑国泰主谋；刘保谋逆，实在是卢受主谋。卢受是郑氏的人，这一点不能掩盖。崔文升一向是郑氏的心腹，只是当时没有依法处理，没有来得及拷问，他的罪难道在张差、刘保之下吗！”皇帝没有采纳。

译礼部尚书孙慎行上言：“皇考去世，虽然有旧病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医人进药不慎。邸报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进献红药两丸，这是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推荐的。凡是进献御药，太医院和宫中都应呈上方剂，务求简明，恐怕造成差错。李可灼并不是掌管用药的官员，也不知道药丸是什么药物，却竟敢突然进献。春秋时期，许世子给父亲进药，父亲死后，许世子自伤而死，不吃饭而死。《春秋》尚且不稍加宽容，直书许世子弑君。那么方从哲应当怎样处置呢！赶快拔剑自杀，向皇考谢罪，是义理最高的做法；全家闭门席藁，等待司寇治罪，是次一等的做法。可是他却安然申辩，直到满朝攻讦李可灼时，也只请求让李可灼回原籍调养，难道是因为自己确实推荐了李可灼，害怕与他同罪吗？他已经和李可灼相互袒护，难道皇考的死就可以忍受吗？臣认为，即使没有弑君的心，却造成了弑君的事实；想要推辞弑君的名声，也难免弑君的实际罪责。即使出于忠爱之心，想替君父隐讳，也不能不直书：方从哲连续进献红药两丸，片刻之后皇帝驾崩，恐怕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向天下后世解释了。而且方从哲不能解释的，还不只这一件事。此前，还有传言说皇贵妃想要被立为皇后。祖制从来没有把妃子立为皇后的先例，也没有皇帝驾崩后再立皇后的先例。贵妃受宠几十年，皇祖英明，并没有听说有楚歌楚舞、唏嘘叹息的情状；即使到了临终之际，也不能靠姻缘侥幸实现愿望，却突然传出这样的旨意。看礼部的奏疏，说是辅臣方从哲传达了她的话，这一点值得思考。如果不是礼部坚持争论，诸科道官员竭力责备贵戚，上疏请求免除，几乎就会错误地立皇后，给社稷留下忧患！这是方从哲不能向天下后世解释的第一件事。又有人议论给皇帝上尊谥为恭皇帝。宋朝的恭帝、端帝，都是将要亡国的衰弱君主；晋主降于宋，隋主降于唐，周主降于宋，都成为恭帝。皇祖在位四十八年，平定倭寇，平定播州，平定宁夏，难道没有其他美德可以称颂吗？却偏偏把他比作降服的王侯和逃亡的后裔。如果不是言官预先弹劾，便会按照这个议议定谥号。这是方从哲不能向天下后世解释的第二件事。又有选侍垂帘听政的事情。选侍不过是宫中妇人，怎么会知道前代有垂帘听政的事？即使刘逊、李进忠这样的宦官小人，为什么竟敢大胆公开说出这话？言官认为实在是方从哲教唆他们的。方从哲即使不肯承认，但作为受顾命的元老大臣，竟没有听见他慷慨说过一句话，任凭妇人和宦官横行，忍心看着幼主受挫受辱，这是方从哲不能向天下后世解释的第三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拿这三件事来对照进药一事，宰相应该立即承担的事情，却全都苟且拖沓；宰相应该极其慎重的事情，反而显得勇猛直进。按《春秋》的法义，这是无可比拟的过错；按汉代的法律，也没有比这更不合道义的了。伏望皇上大振君权，赫然震怒，不要访察近侍，因为近侍会彼此攀援；不要害怕所谓忌讳，因为那些忌讳正是他们事先布置的。如果臣所说有道理，请把方从哲重重处以流放、放逐之罚，迅速施行两观诛杀的刑罚。并将李可灼严加拷问，处以极刑。如果臣所说没有道理，即使以重典治臣，臣也甘心接受。”皇帝下旨命诸臣会议后具奏。左都御史邹元标上言：“臣听说天地之所以不毁灭，是依靠纲常；纲常之所以能够建立，是依靠可信的史书。臣乘船经过南方时，各地士绅争相说先帝突然驾崩，大事尚未明白，难以作为可信史实流传。臣认为先帝服用不当药物，也许确有其事；但若用诛心之法来比附，臣不忍听闻。进入都门后，听诸臣说：‘说到先帝的大事，就使人停笔；说到壬辰以后诸位宰相的事，就使人停笔。谁敢承担这件事？’臣更加疑惑。近来读到孙慎行的一篇奏疏，令人精神和骨骼都感到惊悚；即使未必有那种心思，但当时在其中模棱两可，不申张讨贼的义理，反而实行奖赏奸人的典制，就无法解除人们的疑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四十八年〕 方从哲执掌政务七年，没听说他有什么辅佐宰相的方略，只听说有一天在马上连续写了三封催战的书信，把祖宗栉风沐雨经营的一片东方土地，全部置于沦陷。试问是谁掌握国家大权，使先帝受到惊吓？使张差闯宫？使豺狼当道？使小人扰乱政事？使潜藏的鳞介惊动风浪？将来拿什么话来回答！方从哲近在皇帝身边，群阴暗中密布。臣一生退处山林，耻于谈论别人的过错，哪里敢过分苛求方从哲。只是臣身为掌管风纪的官员，名字列在会议之中，若因害怕祸患而闭口不言，形势上不能允许。君臣大义今天不说明白，以后再也不会有说明白的日子；臣子今天不发言，以后再也不会有敢发言的人。臣也知道陛下礼遇旧辅，未必能果断决断；各位辅臣同乡同官，也未必能抛开私情、明确剖断。《易经》说：‘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是用来增益道义的。臣读学士公鼐的奏疏说：‘六七年间，把谈及东宫的人看作小人，把不谈东宫的人看作君子，这是怎样的景象，是谁造成的？’又说：‘把天下的清流全部除掉，暗中剪除太子的羽翼。’这是真实的记录，是真正的史笔。自古以来，乱臣贼子有所惩戒，全靠青史记载。臣不顾忌讳，为先帝谋划，为陛下万寿无疆谋划，为天下后世君臣谋划，也为寒灭将来奸臣贼子的胆、杀灭将来奸臣贼子的谋略。”奏疏送入后，方从哲上疏申辩，自请削夺官职，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当时九卿、科道会同上奏，拖延了很久，给事中魏大中催促说：“礼臣孙慎行为先帝驾崩悲痛，按照《春秋》的法义讨伐旧辅方从哲；皇上命诸臣据实回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奏报？大概先帝抛弃群臣是在庚申九月朔日，而天下忠义之士惊心动魄，却早在乙卯五月四日。自从前一次挺击没有击中以后，为了使它击中而想出的办法有百端。后来把毒药藏在女官之手，等待元气耗损、疲惫不支，再用猛烈的泻下药荡涤，用纯火之铅灼烧，于是先帝病重将死，再也没有起身。既然如此，张差、崔文升等人就是先帝的贼人。从乙卯年到庚申年，当时执掌政务的是谁？讨伐贼人的是谁？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奏报？而且不只是没有讨伐而已，还赏赐李可灼，称许李可灼忠心爱君，对李可灼从轻处理、罚俸，让他优游养病。至于崔文升，则替他把罪过归到先帝的旧病上，一次又一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一日〕

译几十年忠肝义胆所护翼的贤良之臣，几十天在深山穷僻之地歌颂尧舜的百姓，一旦死于两个贼人的手中，方从哲不能讨伐他们，反而跟着保护他们；方从哲真是没有人心的人。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奏报？《春秋》的法义是诛罚用心，闯入慈庆宫，不是张差本人的用心，本来就是郑国泰的用心；用药使病情加重，不是崔文升本人的用心，本来就是郑养性的用心。那么执政者为什么不追问呢？《春秋》的法义是诛罚贼人，也必须诛罚贼人所倚仗的人。如今策划此事的人倚仗谁？结党护贼的人倚仗谁？倚仗的是方从哲。不必说进用红铅是否出于方从哲的本意，方从哲已经是罪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奏报？李可灼的药物，如果不与崔文升联系，就无法查清；崔文升的叛逆，如果不追溯到张差，就无法明白；郑国泰、郑养性、方从哲的罪行，如果不把三案一并参究，就不能确定、不能全部查明。崔文升的情节和罪行不在张差之下，李可灼次之。像这样，朝廷应当怎样处置方从哲，以及方从哲应当怎样自处，就可以在其中衡量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奏报？”当时先后弹劾此事的人有：主事王之き、刘宗周，给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魁，御史吴▯、薛文周、沈应时、方有度、安伸、温皋谟、江日彩、张慎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五月、四日〕 参与会议驳正的人有：尚书王纪、汪应蛟、王永光，侍郎杨东明、陈大道、李宗延、张经世、陈邦瞻，太仆卿萧近高、张五典，少卿申用懋、于伦、李之藻、归子顾、刘策、孙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满朝荐、熊明遇、黄龙光，太常少卿高攀龙，给事中刘弘化、霍守典，御史蒋允仪、刘徽、李玄等。于是吏部尚书张问达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公开上奏，大意说：“礼臣孙慎行首先论奏李可灼进献红丸一事。李可灼先到内阁，臣等起初并不知道；直到奉皇考召见，在干清宫，辅臣与臣等才共同谈到李可灼进药，有人多说不可进，有人说可以进，大家都慎重对待，不敢立即决定。后来又宣召臣等入宫，跪在御榻前，皇帝谕令臣等辅佐皇上成为尧舜，随即问鸿胪寺官李可灼在哪里。李可灼到来，诊视病情后进献红丸，片刻后又进一丸。到了申时，听说圣体服药后微微出汗，身体感到温热，已经就寝。这就是进药的始末，是臣等共同看见、听见的。当时辅臣面对皇考的病情，急迫仓皇，凄惨而共同忧切，‘弑逆’二字，怎么忍心轻易说出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十日〕 但从皇上的身体来看，李可灼轻率进药试验，方从哲没有能力阻止；九卿和辅臣一同在宫门内等候，也没有能力阻止，诸臣都有罪。至于李可灼的处分，朝廷内外都为之痛惜、遗憾。后来台臣王安舜上疏竭力抗争，先拟票罚俸，后来拟票让他养病离职，这就失之过轻。既然失之过轻，所以就按这个从轻处理的结果，追究他没有依法充分处置的罪责。如果不重重处置李可灼，如何安慰皇考、使内外臣民心服、端正大法？辅臣在申辩奏疏之后，自己请求削夺官职，以解除内外的疑虑。臣等认为应当按照辅臣的请求办，以此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大臣引咎自责所应有的做法。至于选侍想要垂帘听政，吏部、九卿共同上疏请求迁宫，科道官员专门上疏请求迁宫，皇上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诸臣都感到痛快；然而他们心中仍然认为，辅臣上奏时没有果断地倡导诸臣。如果当时不是诸臣共同扶持大义，干清宫会落到什么地方？任凭她窃取神灵般的威势和福祉，将来又怎么能像我皇上登极后回到宫中那样呢！李可灼不是医官，也不是懂脉理、懂医术的人，却突然进献红丸，希望得到非分的福祉。可是皇帝已经升遐，攀辕号哭也来不及了，李可灼的罪还不超过死刑吗？应立即敕令交法司究问，以端正刑法条文。崔文升在皇考因哀伤而感受寒邪之时，进献大黄等寒凉药物；李可灼又轻率进献红丸，不加详细审察，罪过更在李可灼之上。依法应当把崔文升逮捕交法司，从重审究定罪。用刑法除掉这两个恶人，整肃纲纪、发泄公愤，希望朝廷内外的人心可以释然，辅臣的心迹也可以明白。”议奏上报后，李可灼交法司究问，崔文升仍然发遣南京。当时与方从哲同党的人有：刑部尚书黄克■，詹事公鼐，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十月，李可灼被发遣戍边。崔文升在皇考因哀痛感伤而患伤寒的时候，进献了大黄等寒凉药物。李可灼轻率地进献红丸，没有加以详细审察，他的罪过又超过了崔文升。依法应当把崔文升逮捕交给司法机关，从重审查定罪。用法律惩治这两个恶人，整肃纲纪并平息公众的愤怒，这样或许朝廷内外的人心可以得到安抚，辅臣的心意也可以得到澄清。”议论上报后，李可灼交司法机关审问，崔文升仍被发遣到南京。当时与方从哲结交合谋的，有刑部尚书黄克■、詹事公鼐、御史王志道和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十月，李可灼被遣送戍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五年四月，免除李可灼的戍守之役。十一月，尚宝司少卿刘志选弹劾原任礼部尚书孙慎行倡导“不曾服药”的说法，妄自怀疑先帝未能善终，又附会不讨伐贼寇的议论，轻率诋毁皇上未能善始。并且牵连到叶向高、张问达。下令把这件事明白交付史馆记载。愍帝崇祯元年三月，太监崔文升被下狱，发往南京戍守。当初魏宗贤专权时，又让崔文升督理漕运，到这时事情败露。谷应泰说：光宗正当[原文“谅ウ鞫”有疑]凶手、哀痛劳苦而形容憔悴之时，宫中又巧妙地互相蛊惑，更

译进献女色，因而停止每日朝见，最终因脚软而得病。一个月之内，玉几两次凭靠，梓宫两次哭临。唉，这也是皇家的不幸啊！考察当时，提督御药房、横加使用攻下药物的人，是内侍崔文升。等到病势渐渐危重，气息仅仅相连，而刚调制玉碗药、没有服用金丹的人，是李可灼。然而光宗的病，如果没有崔文升，或许还可以侥幸活下来；但即使没有李可灼，也难免必死，这是因为崔文升的调护发生在病初，而可灼的救治已经是在病势危急之时。吴▯说得好：“崔文升故意投用泄药，李可灼误进红丸。所以比较药物的补与泄，大黄的伤害超过红铅；按事情发生的先后衡量，崔文升的罪过超过李可灼。”当时执掌政府的人，应当援引宪宗时柳泌的事例和纯皇帝时李孜省下狱的事例，论罪处置崔文升，稍稍惩罚李可灼，以伸张嗣君的号哭，慰藉天下的哀痛，这样法律才算公平。可是为什么竟保全崔文升，反而赏赐李可灼，把罪行掩饰成了功劳，竟到了这种地步呢？庸医杀人，按法律应当终身禁锢；拙劣的工匠误了事情，世俗还会挥拳殴打。哪里有怀疑他们另有主使、内中暗藏毒害，而因情势激愤，法律便不能宽贷的呢？唯独宫车迟迟出殡，银币却早早接受，崇尚恩德、报答功劳，这在道义上有什么根据呢？执笔的人不学无术，实在愚昧而缺乏见识。难怪群臣要起来攻击他。群臣凭吊先帝、攀扶龙髯的忠诚，发出冒死直谏的奏疏，《小雅》因伤时而近于讥讽怨恨，婴儿哭母而失去平常的声音；他们过于激切，并不值得奇怪。至于因为文升、可灼的不谨慎，就把他们比作王莽的椒酒、梁冀的煮饼，那就属于深文周纳，未免有过分穷究之嫌。俗话说，我们这一党把这件事的过失分担一半，也就可以了。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日，皇上身体不适，传谕礼部说：“选侍李氏侍奉朕十分勤劳，皇长子的生母去世后，奉先帝旨意，委托她抚育皇长子，视同亲生儿子，她的功劳很大。应封为皇贵妃。”钦天监选定九月初六日举行册封。乙丑日，主事孙朝肃、徐世仪，御史郑宗周上书辅臣方从哲，请求册立皇太子，并让皇长子迁居慈庆宫。庚午日，皇上召阁臣、部臣和九卿到榻前，告诉他们：“选侍曾多次生育，但只有一个女儿存活。”随即传皇长子出来相见。皇上又说：“皇五子也没有母亲，同样是由选侍抚育。”于是传皇五子出来相见。辛未日，皇上在干清宫召见群臣，又下令赶快封选侍。礼臣孙如游奏道：“臣部此前奉圣谕，要上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太后的尊谥，并加封郭元妃、王才人为皇后，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办完，应等四项大礼举行以后再说。若论保护皇储的功劳，那么选侍的册封只怕还嫌不够早；依从钦天监的请求，也不是不可以。”皇上命令仍按原定日期举行。甲戌日，皇上再次在干清宫召见群臣，仍然下令封皇贵妃。话还没有说完，选侍掀开帷帐站在那里，呼喊皇长子进去，厉声说话，又催促他出来。皇长子对皇上说：“要封她为皇后。”皇上不说话。九月乙亥朔日，皇上驾崩。给事中杨涟对周嘉谟、李汝华说：“宗社大事重大，李选侍不是可以托付幼主的人，应赶快请求见嗣君，呼喊万岁以定危疑，随后拥护他出宫，迁居慈庆宫才是。”两人认为有理，便把这话告诉方从哲。杨涟于是先于群臣推门闯入，守门宦官举挺杖乱打。杨涟厉声说：“皇帝召我们到这里，如今驾崩了，嗣君年幼，你们却阻挡宫门，不让我们进去哭临，究竟想干什么？”守门人退开，群臣才得以进入。哭临完毕，请求见皇长子，但皇长子被选侍阻挡在暖阁中，不能出来。青宫旧侍王安欺骗选侍，说要抱皇长子出来，皇长子一出来，群臣立即叩头呼喊万岁。皇长子说：“不敢当！”群臣共同请求前往文华殿，王安拥护他前行，阁臣刘一▯景扶着左边，勋臣张维贤扶着右边。内侍李进忠传选侍的命令，三次召回皇长子，并呵斥群臣说：“你们这些人要挟他到哪里去？”杨涟斥责他，众人共同拥护皇长子登上轿舆。到了文华殿，皇长子面向西坐下，群臣行礼拜见完毕，请求当天登极；皇长子不答应，传谕定于初六日即位。群臣又拥护皇长子进入慈庆宫。刘一▯景奏道：“现在干清宫还没有清理完毕，请殿下暂时居住在这里。”周嘉谟说：“今天殿下的身份，是社稷和神人寄托重任的身份，不可轻率处置。应立即到干清宫哭临，必须等我们这些臣子到达后才能出发。”皇长子点头同意。杨涟对宦官说：“外廷事务的缓急由各位大臣负责，调护圣躬由各位内臣负责，责任各有归属。”王安等人踊跃答应，群臣退下。群臣中有人议论当天即位，宦官再次传达皇长子不答应，众人都穿着朝服等待命令。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责怪杨涟不应阻止当天即位。杨涟害怕出事，便告诉锦衣卫指挥骆思恭，严密部署缇骑在宫内外防护。丙子日，尚书周嘉谟等联名上疏，请求选侍迁宫。左光斗说：“内廷有干清宫，正如外廷有皇极殿。只有皇上临御天下时可以居住，只有皇后配享上天时可以共同居住；其余嫔妃虽然按次序进御，但遇到重大变故，就应当迁置别殿。这不只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如今大行皇帝升天，选侍既不是嫡母，又不是生母，却俨然居住在正宫，而殿下反居慈庆宫，不能守灵、行大礼，我私下对此名分颠倒感到疑惑。况且殿下已经十六岁了。内有忠直老成之臣辅佐，外有三公、孤卿和贰卿辅佐，哪里会担心无人，难道还需要像婴儿一样被乳养、背负吗？即使贵妃的请求是在先皇病危之际得到允许的，其用意也可以看出来。若在先皇时举行册封，俯顺先皇赐予的名号还可以；若在殿下时举行册封，那么尊崇她的称号就绝对不可以。倘若现在还不及早断绝，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的祸乱将会在今天重现。”皇上下谕：“迁宫已有旨意；既然册封之事说到尊卑难以相称，就让礼部再议。”给事中暴谦贞抄录弹劾说：“大宝即将登临，上有百灵神明护佑，下有群臣拥戴，又何必用这个妇人女子！况且听说选侍不是忠诚爱国的人，万一册封典礼举行，权力被她借取，势力就会蔓延而难以图谋。谨慎考虑事情的终始，这件事本来可以停止。”抄出的奏疏被留中不发。戊寅日，选侍采用李进忠的计谋，请皇长子与她同住一宫；王安愤怒地宣称要逮捕杨涟、左光斗。杨涟在宫门遇到李进忠，问选侍什么时候迁宫。李进忠摇手说：“李娘娘非常愤怒，如今母子同住一宫，正要追究左御史所说的武氏之祸。”杨涟呵斥道：“错了！幸亏遇到我。”

译皇长子今非昔比，选侍迁宫以后，将来封什么名号自然会有办法。况且皇长子已经年长，如果归附她，难道不令人害怕吗？”李进忠默默离去。科道官惠世扬、张泼从东宫门来，惊骇地传说今天选侍要垂帘听政，并要逮捕左光斗。杨涟说：“没有这回事。” 己卯日，选侍仍然没有迁宫的意思。杨涟上书说：“先帝升遐后，人心危疑，都说选侍表面上托言保护皇上，暗中图谋专擅。所以我们极力请求殿下暂居慈庆宫，是想先拨出别宫让她迁居，然后再奉皇上回宫。因为祖宗的宗社为重，宫闱的恩宠为轻，这是我们臣下的私愿。如今登极已经在明日，哪有天子偏居东宫的礼制！先帝圣明堪比尧舜，只因以郑贵妃保护为名，病体因此沉重不愈，医药因此胡乱投用，众人的议论至今纷纷，至今仍令人抱痛，怎能不使人寒心。迁宫这件事，我今天进言，殿下也必须今天实行；阁部大臣应从中赞助决断，不要迟疑拖延，以免辜负先帝临终托付、让辅臣辅佐殿下的嘱托，这也必须在今天完成。”奏疏递上后，杨涟又去催促方从哲。方从哲说：“等到初九、十二日也不晚。”杨涟说：“天子再没有返回东宫的道理，选侍今天不迁宫，也就再没有迁宫的日子，这件事不能片刻迟缓！”内侍说：“难道不顾念先帝从前的宠爱吗？”杨涟愤怒地说：“国家大事，哪里容得姑息！况且你们怎么敢这样说！” 声音传遍了大内。皇长子派人告诉杨涟出去，并命司礼监查究偷盗库藏的各位侍从，逮捕李进忠、刘逊等人。选侍迁居仁寿殿。己亥日，御史贾继春上书辅臣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圣人最高的德行叫作孝。先帝命诸臣辅佐皇上成为尧舜。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父亲有宠爱的妾，儿子终身敬爱她而不忘。先帝对郑贵妃三十多年，天下人侧目而视的隔阂，只因为先帝深切追念皇祖而涣然冰释。为什么不辅佐皇上取法于此，反而以刻薄冷酷为法呢？即使说选侍原本不是淑德之人，早有旧日怨恨，这也是妇人女子的常态。先帝病危那天，亲自向群臣说选侍生有幼女，抽泣悲咽的情状，连草木都为之感伤，何况我们这些臣子呢！希望阁下委婉周全地调护，使李选侍能够终享天年，皇幼女也不必担心意外。”辛丑日，御史左光斗上书说：“选侍既然已经迁宫，就应当顾全大体，舍弃她的小过失。如果再牵连株连，使宫闱不得安宁，这不仅不利于国体，也完全违背我们臣子当初进言的本意。伏请皇上召见阁部、九卿和科道官，当面说明当日为何避宫、今日准备如何调处；不要凭借宦官传达圣旨，并依法处置刘逊、李进忠。” 其余事情一概实行宽大政策，也许这样才能使那些烧毁梁狱之词的人得到纠正，使淮南王谋反的计划被压下。奏疏递入后，皇上向内阁传谕：“朕年幼即位时，选侍气势凌驾圣母，使圣母成疾而死，令朕抱有终身的遗恨。皇考病重时，选侍以威势挟制朕，传令册封皇后，朕心中不能安宁，所以暂居慈庆宫。选侍又差遣李进忠、刘逊等人命令每日的章奏文书先奏给选侍，然后才给朕阅览。朕想祖宗的家法十分严明，从来有过这样的规制吗？朕如今在哕鸾宫奉养选侍，仰遵皇考遗留下来的仁爱之意，对她没有不体察周全的地方。至于李进忠、田诏等偷盗库藏的首犯，事情关系到宪典，并不是株连无辜，卿可以传示各方遵行。”辅臣方从哲读到谕旨后惊愕，写成揭帖封还进呈，说：“皇上既然仰体先帝的遗爱，就不应公开宣扬她的过恶，传到外廷。”皇上再次下谕，命令发钞公布。南京御史王允臣弹劾方从哲说：“陛下迁宫以后发布一条圣谕，不过像常人表明心迹一样，而宰相却擅自封还，这种司马昭之心，路人都知道。” 十月丁卯日，哕鸾宫失火，皇上下谕说选侍、皇妹都平安无事。十一月丁亥日，给事中周朝瑞根据贾继春的揭帖，称他喜欢树立旗帜，妄自制造题目。贾继春再次上揭说：“保全选侍，也是人伦天理，是像布帛菽粟一样平常的道理，并不是树立旗帜、制造题目。”周朝瑞上揭反驳说：“安置选侍，还可以说是对的；安定宗社，难道反而说是不对吗？”贾继春再次上揭说：“皇上父子相继即位，宗社什么时候不安定了，却一定要等到倾覆选侍才能安定吗？即使迁宫本来是正当的道理，难道一定要在迁宫时驱逐她，革去她已经接受仪注的贵妃名号，使她无端受到株连，并困辱她年老的父亲吗？孤苦伶仃的皇八妹投井，谁来怜悯？守寡的未亡人自缢，也无处申诉。”周朝瑞又上揭说：“继春是在对化解愤怒、平息争端的人动武。”继春又上揭说：“我的职责不是动武，而是止武。圣德没有损害，做臣子的同心为国，有什么不能化解的愤怒、不能平息的争端，竟要烦劳左右袒护的费词呢！” 刑部尚书黄克■坚持上奏，认为郑稳山、刘尚礼、姜升、刘逊四人的罪名应当从轻发落。皇上不答应。黄克■仍按原意坚持上奏，于是说：“父母同样尊贵，有些事情出于思念母亲的诚意，表面上却像是犯了忘父的过错，必须委婉周全地处理，使其浑然没有痕迹，才是大孝。”于是极力请求罢免。十二月乙卯日，都给事中杨涟上疏说：“此前选侍迁宫一事，护卫皇驾的诸臣知道，外廷却未必全都知道。现在如果不把事情昭然说明，就会把今天的疑端变成将来的事实。我承蒙先帝召见，亲眼看见当日情形，怎敢不说一句。回忆先帝凭几所说的话，间或提到选侍，再三叮嘱，只说：‘辅佐皇上要紧[原文“要紧张状态”疑为OCR错误]。’选侍忽然从门帘中伸手拉着皇上进去，又把他推出，随后说出‘要封皇后’的话，群臣面面相觑，惊愕不已。君臣正在互相引发悲痛的时候，她竟忍心以要挟方式请求册封；一旦掌握事权，难道仅仅一个虚名就能满足她的心意吗？这是八月二十九日的事。到了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紧急召见群臣，但皇帝已经升天。这时应以主君为重，赶快请求觐见，一见面就呼喊万岁，以安慰人心。然而宫门内的使者却有人持挺杖不许进入，我冒犯斥骂并与之争执。这是初一日卯时入宫的事。群臣哭临完毕，请求在寝门见皇上，叩拜呼喊万岁，皇上说‘不敢当’共三次。群臣捧护龙轿到文华殿门，行嵩呼叩头礼。”

译不久，大小臣工共同请求皇上当天登极。皇上传谕要选择日期，群臣惶恐不安，深深认为没有即位是危险的。因为先帝突然仓促驾崩，上面没有圣母可以依凭，中间没有皇后可以慰藉，旁边又有人窥伺，谁是可以依靠的呢？这是初一日辰时的事。当时群臣议论皇上应当回到哪一座宫殿，我想到选侍推拉皇上的情景，又经常听说她上面有关系深厚的受宠贵人，于是说，历来年幼的天子，不应托付给一个平素没有恩德的妇人。况且如果选侍可以托付，皇上必然深知，即使强迫他离开也做不到；如果不可托付，即使强迫他留下也做不到，而圣驾果然直接回到慈庆宫。这是初一日巳时的事。登极日期定为初六日；到了初二日，九卿、科道官请求迁宫，御史左光斗也请求迁宫。这是因为皇上一旦正居九五之位，就绝无避居别宫的道理，却又不能与选侍同住。到了初五日，日期已经迫近，所以我上疏请求正位，并弹劾李进忠等人。总之，宫嫔自有确定的名分，即使加恩于选侍，本来与宫殿迁不迁没有关系。假如登极以后，宫嫔竟蛮横地居住在天子的宫殿，天子回青宫不合礼制，回干清宫又不行，朝廷还能保持尊严、体统端正吗？” 这是初五日午时，我跟随群臣在慈庆宫前愤怒争辩的事。到了当天迁宫，我立即对各位大臣说，迁宫是迁宫，隆重礼遇是隆重礼遇，必须两者相互配合，二祖列宗的大宝才会安定，先帝在天之灵才会安宁。当天缉捕的罪犯，只应消灭首恶，不要牵连蔓延。大体说来，宫殿还没有清理完毕时，先帝把社稷托付下来的事情为重，平日的宠爱为轻；等宫殿已经安定，既然已经尽到臣子防范危难的忠诚，就应当体察皇上如天一样宽大的度量，这些话今天各位大臣仍在耳边。臣议论迁宫，始终都是这个意思。可是迁宫以后，忽然传来流言，说选侍赤脚踉跄，想要自杀；又说皇妹无处安身，竟至于投井；有的传说治罪罪犯过于严酷，有的说内外勾结，使那些早晚忧虑时局的士人把一时感慨叹息的话误收为事实，造成今天无法辨白的案件。九庙神灵，请鉴察这片热血。至于缉捕罪犯，这就像一家主人去世，群仆趁机偷窃府库，主人之子偶然追究，只要交给法司公平处理即可，与应给选侍的恩礼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宁可让今天有人怜惜选侍，也不要使迁宫不及时，万一不幸造成女后垂帘听政的事情；那群三十多年凭借宠爱盘结的邪党，又可以借机制造更多事端。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先帝的宠爱罢了。而辅佐皇上的紧要深意，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了这件事，果真会因此感到愉快吗？何况皇上两次奉行圣谕，对选侍的居处、饮食，恩礼都有增加；哕鸾宫失火后，又特意下旨说选侍、皇妹都平安无事。由此才知道，皇上虽然想到孝和皇太后的哽咽，也仍然想到光宗先帝的悲泣；其胸怀如大海包容、如苍天覆盖，仁爱无穷无尽。伏请皇上采纳臣的[原文“■”字缺损]言，并且对皇弟、皇妹时常召见、传谕安慰；对李选侍也不妨曲加照顾，酌情增加恩数。遵循先帝爱护子女的心意，也应当是圣母共同喜悦的事情。”奏疏上呈后，皇上下旨褒奖。又特别告谕廷臣说：“朕年幼登极，开诚布公，没想到外廷竟有诽谤的话，轻信盗犯的讹传，酿成将来的实录，确实如科臣杨涟所奏。朕不得不再次说明，以解除众人的疑惑。九月初一日，皇考驾崩，群臣哭临完毕，请求朝见朕；李选侍在暖阁阻拦朕，司礼官坚决请求，选侍答应后又反悔，又派李进忠来把朕召回，前后达到两三次。朕到了干清宫丹陛上，大臣们在前后护从引导，选侍又派李进忠来拉朕的衣服。卿等亲眼见到当时的情形，安稳吗？危险吗？应当避开宫殿吗？不应当避开宫殿吗？当天朕从慈庆宫到干清宫，亲自看着皇考入殓，选侍又在暖阁阻拦朕，司礼监王体乾坚决请求，朕才得以出来。初二日，朕到干清宫，朝见选侍完毕，恭送梓宫到仁智殿；选侍又派人传召朕，非要朕再次朝见才肯回来。这些都是各位官员亲眼看见的，明显是以威势挟制朕的身体，有垂帘听政的意图。朕奉皇考命令依从选侍，但朕不住在她的宫中，饮食衣服都由皇祖、皇考赐给。每天只到她那里见一次，因此她怀恨在心，对朕凌辱虐待，无法忍受；如果不及早避开宫殿，等她的爪牙成群、宫禁出入都掌握在手中，朕也不知道会怎样。她既然殴打并使圣母崩逝，又常常让宫眷王寿花等人前来探听，不许朕同圣母过去的旧人说一句话。朕的苦衷，外廷不能完全知道。如今停止册封以慰藉圣母之灵，奉养选侍以尊重皇考的心意，有关部门也可以仰体朕的心意了。臣工如果私下偏袒李党，不顾大义，特谕卿等知道；今后不得结党背公，自生枝节。”当时方从哲正在休假，刘一▯景等上言说：“皇上即位以来，宫禁已经肃清，却因为对形迹和影响的疑虑，彼此争辩不休，致使圣心忧劳。伏读圣谕，当年宫中的事情，以及近来迁宫的情形，皇上悲凄忧惧的心情，仿佛就在眼前。群臣只是根据事后结果评论安危，认为周密防范是多事。皇上责怪我们猜疑并轻信传闻，这种情形确实可能有；但如果说我们庇护党羽、徇私舞弊，那是万万不敢的。”御史王业浩上言说：“先帝在青宫培养德性，极其孝慈，为什么因为一个卑微女子而产生枝节？如果不察圣谕中所谓派人照管、殴打致使圣母崩逝等话，天下后世就会因此误解，先帝治理家庭的盛德未免会受到一点损害。况且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普天之下都有共同仇敌的义务。而圣谕到了这个地步，又这样委曲处置，那么前日的肃清既不能说已经尽到义理，今天的优厚也不能说已经达到仁爱极致。外廷臣工并肩侍奉君主，竟分别称作安定社稷、安置选侍。臣恐怕水火般的情势既已分明，黑黄相杂的争辩又将开始。”奏疏留在宫中，没有发出。庚午日，都给事中杨涟请求归乡，上疏说：“关于垂帘听政的秘事尚未听闻，关于投井的烦琐流言却纷纷兴起。臣不过是说明迁宫的始末，使事情清楚地呈现在众人耳目之前，却马上承受皇上的褒奖，过分获得忠直的声誉，使臣区区的苦心反而成了夸耀臣节的凭据。

译臣感到不安的第一点是：当时首先请求皇上到文华殿接受嵩呼的是周嘉谟等人；刚从干清宫出来、捧着皇上左右手的是张维贤、刘一▯景。臣却因为愤怒争辩，独自获得忠直之名，低头惭愧自己地位卑微，怎么能掩盖同朝之人的功劳；抬头借助清平之世，怎么能把上天的功劳据为己有。臣感到不安的第二点是：宫禁既已肃清，社稷有什么动摇？而圣谕却以安定社稷为说，君主幸而有子，不必担忧杞国的天会坠落；臣是什么人，敢自称捧起虞渊落日的人？臣感到不安的第三点是：臣思量自己的身份，要保全臣节，只有坚决离去这一条路。我是一个困顿、穷窘而刚直的人，穿着上方赐的华美衣服，带着两朝赏赐的金钱，带着[原文“■”字缺损]归返乡里；把忠直二字对亲友宣告，对子孙教诲，顿觉俯仰之间都宽畅了。即使不幸先于犬马填沟壑，持这两个字到九泉之下报答在天的皇考，去见地下的先人，我也可以闭眼安睡了。臣没有疾病，不敢以疾病请求；皇上没有治罪臣，又不能以获罪请求；只有说明自己微薄的心迹，乞求皇上浩荡的恩典，放臣做一个急流勇退的人罢了。”皇上下诏准许。熹宗天启元年春二月，御史贾继春直截了当地陈述揭帖中的事实，奉旨严厉责备。贾继春再次上言：“臣刚进入朝班，迁宫以后，只因痛惜先帝，急于向皇上效忠。等到捧读圣谕，才知道天地般高厚的恩德，皇上曲意保全选侍。而小臣狂妄愚昧，仍然妄自进言规劝，谨将原揭和答复一并备录。”皇上认为他的奏疏中没有“雉经”“入井”两个词，命令他重新答复。夏四月，吏部尚书周嘉谟和九卿、科道官会商，说：“继春席藁等待治罪，恳请宽容。”皇上仍下旨严厉责备，削去官职，永不叙用。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济世请求遵从遗命，封李选侍为妃。皇上下旨严厉责备。此前，光宗在青宫时的旧监王安刚强正直，不向选侍屈服；魏忠贤既然矫诏杀了他，便把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反过来。适逢杨涟上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忠贤更加愤怒。六月，于是矫传皇上命令，再次议论册封选侍。礼臣林尧俞上奏阻止，皇上不听，最终封李氏为康妃。十二月，召回御史贾继春、徐景濂、王志道等人。夏允彝说：庚申年一个月之内，连续遭遇两次大丧，朝廷内外人心汹汹。杨涟率众推门而入，见到东宫皇长子便环列下拜。选侍当时住在干清宫，以母亲的礼数自居，左光斗立即上疏说 干清宫不是至尊不可居住，坚持的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其中说“武氏之祸立即会在今天出现”，也稍微有些过分。杨涟、左光斗随即拉着阁臣写揭帖，请求当天迁宫，选侍颇觉仓促惊惶。御史贾继春于是说先帝极为孝顺，怎么至于连一个妾和一个女儿都不能留下庇护，这也不能把他们完全说成错误。然而宫殿应当迁移，本来就是确定的礼制。不能把杨涟、左光斗居功自据，其他人也不能诋毁他们为有罪。杨涟与贾继春互相讥讽，贾继春讥笑杨涟必将与大罪犯一同接受封赏拜官，杨涟于是辞官归乡。宫中下旨严厉责备，贾继春仓皇自我辩解，言辞颇为哀切。高弘图、张慎言上疏从中调解，说得十分公平。可是贾继春最终仍被罢官为民，而杨涟不久便受到优厚擢升，升至副院，这也是东林党失去平衡的事情。后来朝廷又因此杀害杨涟、左光斗，冤屈就更加深重，即使贾继春也内心怜惜他们。总的来说，东林党持论，不能说不爱护君主，但过于苛刻激切，使人难以承受。攻击东林党的人，说杨涟性情颠狂，说李可灼没有别的用意，说迁宫过于急迫，也不能说没有调停之意。最终却因此治罪诸位贤臣，并把他们一网打尽，难道不是大错吗！” 五年夏四月，给事中霍维华上言“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大略说：“选侍请求册封时，是请求封为妃；妃尚且没有册封，何况皇后！请求妃位都不能得到，何况自行成为皇后！既不能成为妃、不能成为后，何况还要垂帘听政！臣认为宫殿并不难迁，是王安等人故意把它说得难以迁移。说迁宫困难，是为了加重选侍的罪名，并夸张拥戴皇上的功劳。神祖册立东宫稍迟，群臣便一起争论。但神祖始终深切爱护太子这一震器，毫不改变。倘若果真如奸邪之人所说，有废立和巫蛊的阴谋，那么九重宫门深严，难道会凭借一个性情颠狂的张差就能做到吗？如果不是神祖与先帝慈爱孝顺、毫无间隙，王之寀、陆大受同恶相济，就会挑起骨肉之间的祸端。神祖升遐，先帝哀痛毁伤，旧病突然发作，而悠悠众口却把疑心引向宫中，这难道是臣子忍心说的吗？孙慎行借红丸一事做文章，诬陷先帝中了毒药，又加罪方从哲犯弑逆之罪，邹元标、锺羽正跟着附和。两人以此建立名声并非真实，晚节也未能保持，投身党门，败坏了平生名节。伏请严厉告谕编修诸臣，以保存信史。”不久，《三朝要典》编成，起于乙卯年，止于辛酉年，魏忠贤伪造皇帝手诏斥责它。愍帝崇祯元年五月，侍讲倪元璐上言：“主张梃击的人，是竭力保护东宫；争论梃击的人，是谋求安定神祖。主张红丸的人，是依据义理发言；争论红丸的人，是推原事情实情。主张移宫的人，是在变乱将发之前消弭祸患；争论移宫的人，是事后持平而论。这六种说法各有其正确之处，不可片面认为错误。不久魏忠贤杀人就借用三案的名目，群小求取富贵也借用三案的名目。所以凡是把慈爱孝顺归于先皇、把歌颂义父的恩德功劳说成合乎义理、批评当今的人，都会成为众正之党的碑记，日后免死的凭证，也会成为上公的铁券。由此看来，三案是天下的公议，《要典》却是魏氏的私书。依臣所见，只有毁掉它罢了。借助宦官的权力，役使史臣的笔，这在古代从未听说，应毁掉的第一点。朝代尚未更替便编年，不如实直书却妄加论断，应毁掉的第二点。诬陷先帝，伪造托名皇帝的篇章，既不能与司马光《资治》之书相比，也不能援引宋神宗亲自作序为例，应毁掉的第三点。臣认为此书如果不毁，必然会有人受到它的牵累；受到牵累的不是主张三案的人，而是争论三案的人，以及编纂三案的人。争论三案的诸臣，品第大致分为三等。至于崔呈秀、刘志选、李春煜等人，根本不值得追究。

译最高一等如黄克■、贾继春、王业浩、高弘图、刘廷宣等，起初处在君子一边，却不一定事事求同；后来遇到小人，又能够自行与小人不同，他们的本末是清楚的。然而管仲、华歆的座席还没有割开，老子、韩非的传记却编在一起。这几位高明之人的见识，难道不会把这种牵连视为同坐污泥的耻辱吗？其次一等的人，虽然未必人人有所坚持，也未必都受到污染；但由于史官褒贬失当，难保不会成为后人翻案驳斥的口实。至于当时参与编纂的文臣，更有难以言说的苦衷：丹砂和铅粉还没有落笔，斧钺和鼎镬已经悬在头顶。姜逢元停笔叹息，早晨听到消息，晚上就被驱逐。杨世英、吴士元、余煌等人极尽周旋；对于忤逆宦官的奏疏，有的隐藏全文，有的删去过分的内容。时常传说书编成后狱案又起，于是宁可增加丑诋的词语，也绝不写下“不道”“无将”等字，以便同狱案文书相合。这些苦心，也算用尽了各种办法。然而事情在见闻之外，不容易说明。如果再被弹劾奏章加上一击，所有节义都会丧失，这就是臣所谓的牵累。希望敕令有关部门立即把《要典》刻板销毁；一切妖言市语，如旧日流传的点将之谣、新近兴起的选佛之说，不要写进奏牍，这样天下才能完全清平。” 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卷六十九。○平定奢安之乱。熹宗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奢氏是倮猡族。洪武年间归附，朝廷命其设宣抚司，世代守护本地。传了几代到奢崇周时，奢崇周没有儿子，奢崇明因是族人而得以继立。崇明性情阴险凶狠，假装恭敬顺从，凡是有征发调遣，没有不奉命的，人们渐渐轻视并亲近他。他的儿子奢寅有叛逆的意图，依仗[原文“负■倮”有缺字]招纳逃亡之人。当时边境事务紧急，朝廷征调四方军队，崇明于是上疏请求带领三万军队前去援助，派他的部将樊龙、樊虎率兵到重庆。四川巡抚徐可求点验核查，裁汰老弱并发放军饷，但军饷又供应不上，樊龙等人于是煽动众人反叛。樊龙骑马舞槊，直刺徐可求，徐可求战死，叛军随即一拥而上。道臣孙好古、骆日升、李继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县段高选，总兵黄守魁、王守忠，参将万金、王登爵等人都战死了。原任巩昌同知董尽伦听到变乱，率众入城杀贼，遭遇伏兵战死。募兵科臣明时举、台臣李达、通判王天运都负伤，翻越城墙逃走。当时土兵有几千人，排列在江岸；城内炮声震动，城外也响应。叛军于是占据重庆，分兵扼守夔州水口，占据綦江、遵义，占据泸州，又截断川西栈道，整个四川震动。奢崇明攻陷遵义。当时遵义道臣李仙品、参将万金督兵援助辽东，都赶赴重庆，城中的防守空虚。奢崇明和他的儿子奢寅率众突然来到遵义，署府通判袁任先行弃城逃走。叛军乘势焚烧抢掠，纳溪、泸州、江安等城，以及兴文、永川、长宁、荣昌、隆昌、壁山，都成为空城。叛军进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彦、知县周礼嘉竭力防守，将其击败赶走。兴文陷落，知县张振德不肯屈服，带领妻子儿女投火而死。石▯主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秦氏世代担任宣抚司，秦良玉的兄长秦邦屏、秦邦翰援助辽东，奋力作战而死。弟弟秦民屏身负重伤，突围逃出，得以回归。当时蔺地的叛贼用厚礼赠送秦氏，想求得她的援助，秦良玉斩杀使者，留下银两，率领所部一万多精兵，与弟弟秦民屏、侄子秦翼明等卷起铠甲快速前进，暗中渡过重庆，在南坪关扎营，扼守叛军的归路。她派兵夜袭两河，烧毁叛军船只以阻挡叛军，然后乘船向东而下。又亲自率领大军沿江上行，水陆并进。还留下军队一千人，多张旗帜，防守忠州等地，形成犄角之势。她移文给夔州，在瞿塘峡设置军队防守，与上下游互相声援。十月，叛军逼近成都。当时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