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三十

译朱子的《感兴诗》概括列举三代，却不涉及其他时代，这是因为受到欧阳修、司马光的激发，而《资治通鉴纲目》之所以撰作也正在这里。周朝没有纲纪，并非一日形成；等到命三家为诸侯，它的纲纪便再也无法振作了，这就是本书开始撰写的用意。晋史尊魏为帝，习凿齿已经认为不当；《唐书》记载武则天称帝，范氏的议论也已经极为透彻。《资治通鉴》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情，如同指点掌中，真是伟大的著作啊！但它的文字仍然只是史书。朱子慨然依据《春秋》的旨意，承担删削史文的重任，以正统为主来彰明君臣名分，严明书法来惩戒乱臣贼子的用心，其取义实在重大。永新刘益友先生作《书法发明》，他的门人、进士、湖广省照磨冯敬修，想使他的学说显现于世，便把大意全部阐发出来。唉，朱子的忧世之心极其深切，并不是要同司马光相矛盾。关系到民伦和万物法则的地方，都从草创之意中体现出来。诸侯僭越称王，便贬低称作君；没有正统，就把各国并列书写而不使其中一方压倒另一方。把昭烈帝称帝，是为了彰明正统；记载刘备在房陵，会合于干侯；写扬雄虽死仍仕于王莽，写陶潜死后仍系于晋，笔锋都凛然如斧钺，因此君臣大义明白可见。至于其他深奥的义理和微妙的旨意，刘益友一一揭示发明，几乎没有遗漏。至于开卷之初，命三家沿用旧文，直到全书结束也不止一个义例，只要确实恰当，我有什么不同意的呢？《纲目》完成以后，读《资治通鉴》的人便有了折中裁断的依据，乱臣贼子也无处逃避罪责了。这两部书可以彼此补充，却不能相互取代。刘益友的书，取舍恰当而不牵强，会通材料而不粗疏，智慧周密地贯通义理，力量周密地运用于文章。有人说，孔子作《春秋》，三传尚且互有异同；朱子学习孔子，那么刘益友的《书法》果真完全符合朱子的心意吗？我说：朱子的书以褒贬为主旨，他的用心容易知道。过去史书没有写的，今天删削；过去遗漏的，今天特意写出。用事情的始末来衡量，用凡例来约束，由这一点推见那一点，把微妙的意思寄寓在明显的文字中，刘益友的综合考核实在精密。我曾私下对其中一两处产生疑问，潜心反复推究，只看见自己的眼力和心思还不够；至于脚步未曾到过的地方，本来就不容易完全知道那里的一切。这样看来，《书法》这部书，难道不是《纲目》不可缺少的部分吗？后世若有像左氏、公羊、谷梁那样的人，执戈而出，我这样的见识就无法预知了。《国朝名臣事略》序。圣元在朔方奠基，确立人的纲常。世祖皇帝平定分裂的局面而统一天下，疆域广大，治理周备，难道古代职方所记的天地还不到它重新开辟的一半吗？天地浑沌之气所孕育的、足以名世而卓绝的才俊，实在一批批出世，辅佐成就大业；盛大的德行和功业，自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然而一百多年来，元朝的功臣勋绩，世人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知道这些老人事迹的人已经湮没无几，家谱、传志和墓铭也不可能逐家逐户地全部了解。仁皇即位，命太史为功臣作传，但秘藏于玉堂的文稿，世人无法看到。监察御史、赵郡人苏天爵伯修，辑录《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宪司将它刻印刊行，请我为卷首作序。我在京师时，早就知道伯修的学问，却不知道他还有这部编著。因为他长期培育上庠之学，又久任史职，所以考订详细，取舍谨慎。它的体例仿照朱子的《言行录》，每条都有证据，文字简略而内容完备，足以核验天下各地争先想要快些看到的愿望吗？我私下认为，本朝真正的人才云集，而此书只收录四十七人；那些在平民间有声名却尚未收录的人，大概依照朱子的成例，日后有所获得时还应续加编写。若能如此，天下各地想尽快看到此书的人将不止一处，伯修的学问也会更加昌盛。又不知道当今士大夫中，像伯修这样用心的人有几个？世人对太史氏的期望，若超出《事略》之外，还将有所寄托吗？宪长都哩哲伯的幕府中，李榖、王大有负责风纪、培育人才，使观看此书的人都能奋发作为；这也就是韩愈所说能够牵联而得到书籍的人。《安南志略》序。士人求学，应当包罗天地宇宙；凡是上天覆盖的地方，都应该知道。有的人却被遥远之地阻隔，对近处的事情又浅尝辄止，连乡里的见闻也没有深入考察；那么在天地四方之外、混沌未分的地方，难道还可以知道吗？陶渊明阅览《周王传》《山海图》来满足胸中的奇想，他超出世俗的情致由此可想而知。至于章亥所走过的地方，我无法考究；如果能够考究，作为士人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安南见于《虞书》，自汉、唐以来就是职方氏所掌管的事物。宋朝尚未平定天下时，安南向我朝纳款，历代圣主宽容抚育它，显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罢了，并不是有所贪图。然而它的山川郡邑所处的方位、风俗所崇尚的事物、物产所适宜的种类，即使职方氏也有不能详细说明的地方。各种典籍中零散记载，如果不熟悉当地情况，就不能传达真实可信的内容。要汇集并订定这些材料，博学通达的人也感到困难。东山人黎景高是安南人，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应该没有谁能比得上景高。他来到中国五十年，采集典籍记载，参照自己熟悉的情况，撰成《安南志略》二十卷。至顺初年，朝廷把这部书作为著作进呈，于是景高的书和他的姓名都可以不朽了。好事之人准备刻板刊行，世人请我作序。自成周时安南通过九重译者前来朝贡以来，二千五百年间，虽然臣服与叛离并不固定，也不过是中国德化深厚或浅薄所造成的结果罢了。我元兴起时，安南不待招徕便来归附；后来它自行挑起边境争端，我们便以威势对待它；它来归服，我们便怀柔安抚它。这就是我元朝对待安南的大致原则。至于出兵遣使的旨意、招谕赏赐的恩典，以及它的臣属关系始末和各种情状，这部书一经刊出，大体都可以考见。景高在安南时，辅佐彰宪侯陈键的幕府；乙酉年归附我朝，安南却出兵拦击他们，彰宪战死，景高抱着他的尸体，驰奔出去，把他埋葬在土丘中。景高担心忠义之事湮没，所以在记载中特别用心，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气节义行。然而这部书刊行，不只是为了了解异域的详细情况，也可以看见人心与天理本来相同，确实不因地域远近而有差别；它对于风俗教化，或许也有所补益吧？《琴泉先生诗》序。

译汉阳文学掾、湘浏人刘嗛，字光远，气概豪迈而性情温和，学问充实而品行端正。同他交游，可以了解这样的人；同他交游久了，可以了解他这样的老人。老人的字是山甫，大概就是当今的隐士君子。过去长沙赵公平远在一时被视为典范，尤其同他交情深厚。赵公平远家贫却有胸襟器量，士大夫来访，没有不热情接待的。他藏书教子，扫除尘俗，唯独嗜好琴。赵公平远给他取号为琴泉先生。他在琴上有所领悟吗？古人用音乐培养人的性情，荡涤邪秽，如今这种作用已经没有了。郑声、卫声嘈杂混乱，千万人听来都是一种声音；正声之中，只有琴最接近它。所以嵇康曾说，在各种乐器中，琴的德性最为优美。幽居之人和高尚士人，用它涵养心性，都有所寄托。平远多才多艺，尤其精通琴艺。定调、审材，砍削琴木、髹漆琴弦，全都亲自完成。只看他把这个号加在自己身上，就知道他的才能了。天下的水泉以泉为胜，因为泉是水的源头。海虽然广大，却承受外面流入的水，并非从自身产生。水从涓涓流出而变得滔滔不绝，细小的成为沟渠池塘，蓄积起来成为江湖，流入大海而没有穷尽；这些水都由自身产生，取自内部而不求于外。这样的水，又像雨水刚从天上落下时一样，洁净而不污浊。《易经》中关于蒙卦的象，《中庸》中顺时而出的道理，孟子所说的有根本，都各有所取。琴又取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它最初便能通达吗？它经过山涧峡谷，撞击崖石，发出潺潺锵锵的声音，幽深的回响振荡而远扬；清风使它和谐，松涛使它错杂。山谷空旷，夜里听到它，这同我的琴是否有所契合？还是琴弦与琴木发出声音，借助人的弹奏才表现出来？泉水是自然生成的，喜爱它却不能把它携带走；把它寄托在琴器中加以描写，于是清冷的泉声从琴弦和徽位之间流出。泉水有无穷的流动，琴也有无穷的声音。声音同心灵相会，物我两忘，竟不知道是琴化作了泉，还是泉化作了琴；是山甫成为了琴泉，还是琴泉成为了山甫？我听说他这个人淡泊无欲，哪里会屑屑于专门追求技艺呢？不过是寄托心意来自我适意，借此抒发胸中的快乐罢了。他如今七十二岁，饮食起居还像少壮时一样，难道他在琴之外又有所获得吗？我因为同平远交往，知道他的朋友品行端正；又因为我是光远的儿子，知道他的父亲贤德。所以高兴地为他作这篇序。《宋诚夫文集》序。延祐己未年，朝廷追赠翰林直学士，谥号正献的宋公诚夫，和他的弟弟显夫初次进京，经过我的陋巷，一见面便如同平生相识。他拿出所著《千树栗》，对我说：“京师是我的故乡，田地房屋全都荒废了；二十年来在江湖间的积蓄，归来后只剩下这些可以作为恒产。”我读完他的文稿，知道他的学问已经充实，文章已经成熟，便对他说：“您的产业不只是能同千户侯相等，将来也能同万户侯相等。”我在山北宪司幕府任职，辛酉年正逢大比，当时对同僚说：“第一名一定在诚夫。”后来果然如此。他任御史、左司都事时，都同我共事。在朝廷大庭议论政事，他毫不顾忌，完全抛去了儒生拘谨迂腐、懦弱讷言的习气，仿佛多年办理官府文书的老吏。他官做到国子祭酒，不久便在任上病逝。安葬以后，显夫拿出他所作的诗文，监察御史把它们呈上台省，台省下令山南宪司命所属刻印刊行，并让我为书卷开头作序。士人生活在世上，活着时在当世有声誉，死后名声流传于后世，这样就等于没有死。然而士人的文章要流传后世，也不能确定一定能传下去而不与草木一同腐朽。至于诚夫的文章，我知道它一定会流传。我任职中书时，每逢馆阁讨论人才，没有不为诚夫叹息悲伤的。假使上天让诚夫享有更长的寿命，那么他主持翰林院、集贤院，也仍然会像从前所预料的那样成为天下第一。不幸的是，朝廷任用他，却没有让他充分发挥才干；幸运的是，他有显夫这样的弟弟，使他的文章显著于世、流传后世，又把删定的文章和乐府等编成别集，连片言只字也没有遗失。显夫可以说是贤能的弟弟，诚夫也可以说没有死。诚夫亲自选定文章，把《千树栗》改名为《至治集》，它的流传并不需要等待我的序文。我只是列举他任官的大略，使读他文章的人知道他治理政务的长处，相信他文章中的见解并非空话。显夫如今任监察御史，文章同他的兄长一样出色，二宋的名声从此更加显著了。《智子元越南行稿》序。镇阳人智熙善，字子元，以博学成就卓异的才干。大德年间，他在春宫宿卫，希望迅速得到任用来施展志向；后来任命与时势不合，便任南台行人，又转任掾史，仍然不愿放弃离去。如今太师秦王右丞相任南台大夫，知道他的才干，入中书后提拔他为西曹掾。皇上即位，按照旧例派遣使者到安南颁布正朔；出使安南的人可以越级三等回来，不受驳回降级之限制，所以自行求取、纷纷请托推荐的人又沸腾起来，长期不能决定，才在政事堂上共同议论。丞相说：“智子元可以，让想出使的人同智子元当面比较优劣。”众人的议论才开始平息。于是子元以礼部郎中身份佩金符，作为介使出行。完成使命回来后，拿出记录行程的诗稿，请我写表彰之辞。诸侯即位，诸侯国来朝，小国朝见，大国聘问，何况天子即位呢？诸侯对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何况蛮夷小国呢？安南早在宋朝时就向我朝纳款，我们没有拒绝它；天下统一后，它又反复不定，我们也没有记恨它，褒奖嘉许、赏赐财物从不吝惜。然而自世祖时召其国主入朝，对方推辞以来，已经几代过去了。它多年才来朝见一次，而且还不能成行；朝廷却每每劳烦使者，包容抚育，大体是为了显示我元朝天地般宽广的气量。看了子元的诗，大体已经可以看出他处理这件事的办法。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大安阁下选拔人才，我首先极力举荐子元，丞相很高兴，并且说：“子元连佛法也通晓，应当赶快任用他。”但后来座下另有关于能否荐用的议论，迟迟不能决定；不久丞相起身，于是停止了派使者出使安南的安排，随后酬以优美官职，唯独子元滞留多了一年。虽然如此，丞相并没有忘记他；一旦掌握大权任用人才，他大概也会亲自实践自己诗中的志向吧？我读完诗稿，写成这篇序，将诗稿归还给他。《左丞张武定公挽诗》序。

译大德五年，朝廷对西南夷用兵，江阴水军万户张公特别镇守通州，时年六十五岁。出征时，主帅是奸邪之人，而且同张公素有嫌隙；张公提出的决胜策略，都被阻挠而不能采用。贼军包围主帅，情势危急，张公发出三箭，射死三个首领，解除了包围。主帅又逃走，张公因此战死。仓头张如山背着张公的尸体回来，孤军奔赴，等到人们瞻望时，张公还像活着一样。葬在京城南面的中疃里先茔。朝廷记录他的功劳，追赠宣忠秉义功臣、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齐郡公，谥武定。通州士人建立祠堂奉祀他，诏令为功臣作传，张汉撰写行状。太史、太史张起岩又为他撰写碑铭。张汉说：“史书和碑铭固然可以传信于后世，但史书严藏在金匮，碑铭立在墓地，怎么能够周遍传到各处？我实在想赶快把他的事迹托付给许多诗篇，这样公的名声就能传遍天下了吧！”于是凡是认识他的人又请求写诗歌颂，听到的人也跟着唱和。诗篇日积月累，充满成卷，于是编成别集，请我作题辞。唉，孝子对于父母，难道他的心会有止境吗？父母的丧事虽然只有一次，但遭逢丧事的情形却各不相同。父母有病时，照料起居，奉进汤药，始终没有丝毫悔恨。可惜父亲最终去世，想到父亲无穷的恩德，又悲痛欲绝，何况李沟还终身怀有感于割断画像的痛苦呢？不能再侍奉父亲起居，不能再奉进汤药，听见了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看见了却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追赶也再也追不上他，那么唯一还能够做到的，就是知道父亲的善行，并把它传扬出去，使他显名于世。一人知道，不如天下人都知道；一时知道，不如后世知道。要使天下和后世都知道，必定是因为这个人的功业不可泯灭，人心又不能自行停止传扬；这固然不是力量能够强行做到的，却又是孝子仁人的内心不能不做到的。古代臣子的功德记载在史籍中，君子知道，普通人却不知道。那些有妇女、小儿、农夫、牧童都能说出姓名的人，难道不是因为传扬他的人多、感动他的人深吗？人的志向发为歌诗，众声铿锵，流传远近，撼动人的心目，深入人的肌骨。文章感动人容易而深入人心更深。把父亲托付给诗文，使他的名声流传天下后世，那么我的父亲虽已亡故也仍然存在。张公年轻时曾使人脱离牢狱，南征北伐都有功劳，年老时还能奋身杀敌，可以说是忠臣。张汉由家门起身，授任南台监察御史，升任内台，风采振扬，号称有才干的御史。他所任职的地方都有声誉，后来以集贤直学士、亚中大夫之职退休。我到京城时，同他一见面便相知。延祐二年冬天，我曾为他作过挽诗。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而集贤学士年老衰弱，悲悼之情反而更加没有衰减，真可以说是孝啊！唉，天地没有穷尽，诗歌也没有穷尽。孝子的心，难道会有止境吗？这样说来，武定公的忠、集贤学士的孝，都是可以歌咏并流传后世的。我特意同他作这些粗劣之作。《李遂初文集》序。我年幼时，拜庐陵李秋山先生为师，在零陵读书，后来在京城认识他的侄子遂初。遂初先认识我，而我还不认识他。二十五年以后，他辱承惠赠书信寄到武昌，我才知道他的学问纯正、文章精粹；哪里知道他的品行也同他的言论一样呢？等我来到湘南，听到士人众口称誉，又知道他的品行果然同他的言论一致。遂初两次任县学教官，重建学宫；有人仗势吞占学田，前任官员不敢同他争执，他却把那人查出并赶走。他主持岳麓山书院时，面对外来欺侮和内部纷争，以坚定的意志战胜它们，最后国家府库还有多余的钱，粮仓还有多余的粮，按贯、石计算各有若干，丝毫没有私自侵占；若不是有才能，怎么能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呢？他曾论述校职，说明天理常道，用来改善世道、培育人才，凭借它取得财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可世人常常轻视它。轻视它本身是不对的，使人轻视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教化事务不修，毁坏的设施不修缮，只一味顺从已经发放的廪粮。若是这样，就不只是轻视它而已了；他们面对遂初，难道不感到惭愧吗？江南有声名的士人，通常能写文章却很少有实际才能，当然也有有才能的人；但把才能施用于事务时，却还像画工不知道木匠的规制，只画出宫室，屋檐翘起、色彩绚丽，按图施工却结构错乱、荒谬迷误。士人有能写文章而施行起来不违背事理的，我本来就愿意见到并乐于称道，何况是老师家中优秀的子弟呢？承蒙你把文章稿本给我看，我为它作序，读完之后，纯正之处更加醇熟，精粹之处更加昌盛。它的根源出于经书，最终归于大道，施行起来当然不会违背事理。我起初认识遂初却不能真正了解他，了解他却不能得到他的详细情况，得到情况却不能振兴彰显他，唯独幸而能够为他的文章作序；我对遂初难道没有惭愧吗？《至正集》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三十一。元代许有壬撰。序。《陆宣公奏议纂注》序。蕲春人潘仁彦，字宾，为《陆宣公奏议》作汇编和注释。南台御史把他的书上呈朝廷，并推荐他的才能可以担任校勘之职；湖广省调任宝庆儒学正，也转送了他的书。中书省下令馆阁校勘，馆阁称许他。湖南佥宪高昌赫公国宝尤其喜爱这部书，请我作序，准备刻印刊行。我认为三代以后，贤能的宰相代代都有；然而匡正辅佐的事业，功效只在一时，谋略文章的功效却能留存万世。有事业而没有文章的人很多，有事业又有文章、可以施行于一时却不能施行于后世的人也不少。至于在当时施行便已经见效，留给后世使用又不会穷尽，光明显著地同圣经贤传并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相违背的，唯独陆宣公的奏议是这样。苏东坡认为它是古今精英、治乱龟鉴，难道不可信吗？国宝刚开始任县令便有声誉，任御史时两次在御史台任职，又任江东宪司佥事，调任湖南；我听说他善于治理政务，却没有来得及询问他从哪里得到这种才能。等到看到这次举荐，才知道他从这部书中获得的东西很深。若举用这部书的道理并施行于政务，君主可以成为尧、舜，臣子可以成为皋陶、夔、稷、契，何况治理一方呢？国宝因为它的作用无穷，便扩大传播它。假使人人都有这部书，取得职位后又能将它施用于政务，那么疲惫困顿的百姓还担心不能复苏吗？风俗还担心不能淳厚吗？天下还担心不能治理好吗？他的用心也实在仁厚。我听说各地使者大多急于张榜、施刑、弹劾和黜退，国宝却独自急切于此事，大概是因为他看到了长远而重大的道理。今后建立功业，他的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送陈季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