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三十二

译中原自从宋朝迁播到浙江，文教几乎熄灭。金源氏分裂之后，设置科举选取士人，士气奄奄一息，勉强相连，我乡登第的人总共五十多人。圣朝戊戌年的科试，使这些人的家业得以恢复，他们的子孙至今还依靠它。至元年间，一时之间有名望有德行的人于是远远胜过其他郡，求学的人受到观感，日益兴盛。这大概是山川清美灵秀之气所钟爱，也是由于前辈承继启发有根基，并非世道变迁所能改变的。像濯缨王先生，聪颖明悟，努力求学，声望才华充盈，曾任南台御史、佥江东道按察司事，后来解下官印归乡，读书讲道，发而为文章，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有源头。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植仲武搜求遗稿，得到古体诗、近体诗以及长短句若干首，写信请我作序，准备刊刻流传。许有壬常常遗憾未能亲自接受乡先生的教诲，两次到他的墓地，都因为身穿衰绖服丧而办事，不敢有所请求。仲武能够不使父亲的善行湮没，并将它传扬于世，可以说是孝子了。诗作雄浑而清劲，长短句婉转华丽而飘逸，都值得流传。眉山长公说，君子用心本来没有私爱，但对于父母之邦，难道能像过路人一样漠然无动于衷吗？我庆幸我乡文教有根基，又庆幸这部集子得以刊行，我乡的后进从此更加有可取法的了。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乡里所能私有的。许有壬忝居后进，私下希望把名字附在集中，这只是我的一点私心。先生名可与，字晋卿，濯缨是他的自号。《送冯照磨序》仁宗皇帝谋划治理天下时，认为做官的途径很多，如果不以学习为根基，政治治理的弊病就会最严重。他排除众议，作出圣断，继承世皇的志向，开始以贡举选取士人。中原自金源氏灭亡以来，贡举废止将近百年，所以延祐癸丑年诏令一下，天下震动，都想看到德化兴盛的景象。同时恢复按官吏品秩限制任用的制度，扩大儒士的任用，其中默默包含着消长盛衰的机理。圣人的心意，真是达到极点了啊！这也只是因为秋谷李公在流离播迁之际恳切坚持，尚在潜邸时，一旦提出这一重大建议，事情才终于确定。上面的大臣又笑又怒，下面那些一向以士人自居、以不出仕为耻的人，也纷纷煽动、鼓吹诽谤议论。赞成促成此事的不过几个人。士人出门时只带着几幅纸，从头到尾写成文章才十一篇，就得到优美的官职，超出平民之上。那些用车运金、用船运粮，花费数以万计的人，得到一项任命，不久又被夺去；而我们一文钱也没有花。胥吏们亲自服役几番才得到俸禄，往往不少于二十年才出任官职；而我们从乡试到事情办成才十个月罢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报答称颂这项恩典呢？从乙卯年至今，内任官中以才学闻名的可以数出，外任官中以政绩闻名的也可以数出。过去有人把凡是因贿赂而败坏、玷污官职的人列在朝廷名册中；从今以后，即使赃款很轻也要治罪，不再叙用。那些冒用籍贯、增加年龄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当初以德行经术取人的本意。侍奉君主却欺骗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督察风纪，严格查处这些事；并且有人说，四书赋题世上已经搜括殆尽，应该兼用五经出题考问。又有人说，第一科的士人过去没有长期准备，却号称得到了人才；如今做老师的教学生，只把猎取科名、套用旧文当作事情，侥幸有一次中试，他们的学问如此，施政能力也就可知了。请大大改变这种状况，主持者虽然随事驳斥，然而当时大臣又有人不高兴。有人想借限制贡举后的官秩来动摇贡举制度，幸亏有人周旋扶护，暗中消弭了这种企图，赖有一两个人才得以如此。自从设置科举以来，历代圣君的首道诏令，必定有人想借机动摇它。庚申年春天，正是剥极而复的关键；癸亥年冬天，局势惴惴不安，几乎坠落。历代圣君仁慈明断，不被邪说迷惑，所以才有今天。士人扬扬自得地考中一科，也知道事情如此艰难，并思考怎样报答吗？唉！天下这么大，由此出任官职的有几人？像墙一样围观、轻视多种仕途的人却到处都是。我也因科第而入仕，官位升迁将近十一次，并不是说自己有能力，只是知道实行它很难，能够因此警惧罢了。泰定丁卯年我来到鄂地，甲子进士冯君敬修任汉阳丞，在府中附带治理事务，与两大府关系密切；他不争强，也不柔弱，上级赞许他的才能，下属多称颂他的恩惠。后来他又任湖广省照磨。照磨的品秩相当于朝廷官员，不是在上级那里有声望和名望的人不能担任。他怀有治事的才能，处理会计事务，间或省中有事，也能承担。即使暂且让他处理一项事务，也能游刃有余。考察他的学问，宏大而有源头；询问他的政务，熟练而不拘泥。他善于学习并且有所收获，如今又将代任离去，品秩更加提升，才能也更加有施展之处了。江西是士人荟萃之地。我担心他们只知道贡举容易，却不知道贡举的艰难。敬修归去以后，请把这些话告诉他，使施教的人知道培养贤人的重大，使求学的人没有急于求成的弊病，使做官的人不陷入可被议论的境地，那么仁宗皇帝的心意、历代圣君的诏令、孔子的教诲，就全都没有辜负了。我大元的贡举制度，将可以无愧于前宋盛时得到韩、范、富、欧阳修等人的情形。我与敬修同样由这条道路出身，所以敢于说这些。敬修不要只做一个君子而已。《朱本初北行稿序》

译韩愈称赞嵩高山张道士，说他通晓古今之学，具有文武方面的长才，又把平生排斥异端的勇气许给他，认为他谨慎可靠。既然这样称许张道士，送别廖道士时却又怀疑那些具有奇伟、忠信、才德的人，沉溺于老子、佛教的学问，不出世求用，仿佛生怕来不及；由此可知，世上那些怀才抱德、寄身于老子法门中的人，君子是惋惜他们的。我早就听说提点玉隆万寿宫的本初朱君贤能，观看他所作的舆地图，知道他的学问广博，考核精密。今年他来拜访我，拿出一部诗文集，题名《北行稿》，大概是他乙亥年出山，乘驿传到上京，往返途中所作的。跋山涉水数千里，山川风俗、百姓生活的安乐与疾苦、时政的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的变化、草木的奇异，可喜可惊、可歌可笑的事情，大略都写尽了。这是因为他如蝉蜕般脱离声名利禄，在方外笑傲自得，所持守的志向专一，所以创作也如此。至于《高句丽讽谕》一篇，不愧为白居易；《景州贼捕蝗行》等篇，也都拳拳之心不忍忘情于这个世间。他后来写给家中孩子示教的《示儿子桢诗》，以及梦中梦见兄长、表达兄弟相依如鹡鸰之情的话，则父子兄弟的伦理亲情也清楚了。张炼师作序说，老子的五千言全都是治理国家、修治自身的要旨，至于飞升长生不死的说法，一句话也没有涉及。陈秋嵓题跋诗说，他由儒学进入仙道，所以能够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知道先后次序；如果这样说，那么本初对于老氏之学，算得上是善于学习的人吗？他的内心所存、身体所履行的，从来没有离开儒学。至于完全抛弃礼学，同时舍弃仁义，那究竟是什么道呢？世上并不缺少有才之人，只是尊奉自己的老师，学习自己的学说，却不能专一于一途，于是便陷入泥淖。从我的藩篱之外望去，有肥沃的土地和通达的大路，眼睛只把它看作荒草丛生之地，走出去便不再回来，终于沉沦于异端，真是可叹啊！从前秋谷李公主持国政时，一见到本初，就劝他恢复最初的服色；本初因为早年侍奉父母，父亲去世后不忍改变，所以没有这样做。假如本初出仕用世，一定光彩显著、值得观瞻，岂只是诗文如此而已。秋谷善于识人，这一点在世上应当更加得到验证。他一生著述尤其丰富，这只是其中一年的作品罢了。我写在卷首，把书归还给他。《送蔡子华序》都省掌握着天下政务的枢机，十个行省分掌天下的治理。然而十省的属官，从管理仓库的官员以上，都由朝廷任命，不像古代藩镇的僚佐可以自行辟召。能够自行辟召的，只有掾属，而且又有确定的定额。六部、宣慰司、史馆以外，已经做官又改任掾属的，也占一半。即使大臣保荐，才能德行超过常人，不合定式也不能录用。况且已经做官的人，幸而脱离了科举束缚，却又听从事务差遣。所谓简书，大概是重视他的职役，也使人更加自重。人更加自重，事情就可以不靠强迫而兴办起来。任满考核优异便升迁，用这种办法作为捷径，人们也就忘记了职役的繁重。湖广省号称重镇，朝廷一定慎重选择省臣，省臣也一定慎重选择掾属。南徐蔡君子华由校官任汴省掾。天历初年，正值战事冲要，他敏捷能干。至顺壬申年，我经过南徐，才认识他。如今户部侍郎万国卿任汴省郎中，曾详细向我说起他的情况。后来他升任湖广儒学副提举，改任徽州路知事。将要出发时，省臣认为他有才，又委屈他任掾。事务繁重的曹司，大都交给他办理；他虽震惊，却不为之动摇，事务纷乱，也不因此混乱。万国卿所听闻的情况，我已经见到了。古代从下士以下，即使是胥吏、啬夫，即使品秩有高低，无不学习古道而入仕，安守自己的职位并尽到职责，没有不同的途径。汉代称为缘饰，好比离开了某处但还没有走远；如今却已经截然不同了。那些挟着《兔园册》、四肢不能自立的人，本来就不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自己的本分，却只在箱笼文书中翻检挑剔，自以为足以处理天下事务。他们吟诵背诵文章，直到眼睛能看、手能拿，又怎么能够得到真正的学问呢？只拾得屋檐椽木，便反过来斥骂大厦；只沾到一点水滴，便匆忙诋毁大海，难道还能指望他们治理国家吗？子华是儒者，两次屈居掾职，都以能干著称。事务越办越熟练，才智越发明达，我知道他一定能够使那些人心悦诚服，并由此升迁。鄂地士大夫惋惜他考核合格却要离去，都作诗赠送给他，嘱托我为诗集作序。我知道他贤能，所以没有推辞。《邓彧之诗文序》庐陵邓彧之的诗文，我的同年马伯庸已经作了序。他的乡人孙义方又把此事托付给我。我在山中避暑，带着这部集子同行，才得以全部读完。彧之禀赋非凡，继承家学，又以勤奋努力来辅助。年幼时已经以能作诗闻名，长大后又磨炼收敛自己的文章，造诣更加深厚，写出来也更加精工。当贡举举行时，浮躁的人大多抠取文章缝隙，像张网捕猎一样搜求科举格式，茫然不知道还有别的道路。世人把科举一概看作罪过，善于学习的人却不是这样。彧之为了奉养父母而专心于科举学业，并不是为了投机猎取功名。他的文章可以作为证明；他说前代考中科举的人名声未必流传，诗人的一句话却千年不废，大概是有所激发。既然科举已经考中一次，就应当更加用心用力，使已经高的更高，使已经深的更深，以达到自己的极致，将来一定不只是诗人的一句话千年不废。投机猎取偶然成功，哪里比得上我得到的多呢？这其中难道没有不平之气吗？我希望彧之更加进于道。进于道，除了柳子所说的根本之外，其余都是末节。彧之进步还没有止境，所以我敢提出来帮助他。将来还能够为你作序。《江汉集序》《江汉集》是鄂省理幕、湘浏人刘君光远所作。起初，光远凭借博学和杰出的才华考中湖广乡试，不久被奏请授为汉阳郡博士。当时有些人远远比不上光远，却得以录取，结果反而超过了他。那些人中举后便放弃原来的学业，像匆忙搭建的草庐；而光远担任一郡的教育官，既教导别人，又以此增益自己，他的文章于是盛传于江汉之间。他又能够脱去科举文章的习气，写得光明灿烂、声韵铿锵，最终归于明理，并且精纯洁净。那些人的所得正是他们的损失，而我的收获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他又不断求取增益，不把对别人的期望转而要求我，我难道能辜负他的期望吗？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理、借助文辞来表达的；有文章而达不到道，靠什么流传呢？所以还要等待它成熟。文章以经书为根本来建立体制，参照传注来舒展枝叶，并且一定要在广泛学习上下功夫，使道路熟练，然后才可以谈到成熟。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照耀宇宙、震动古今，本来不在篇数多。我希望光远多作文章，数量多了就会熟练，熟练之后自然能够从繁多归约到简少。多而不能归约到简少的人是有的，但从未有不多作而能归约到简少的人。东坡说：‘诗如果不是非常熟习，就不能精工，必须每天作一首，文章也是这样。’ 苏轼的声名传遍天下，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将来我还要在《江汉集》以外的作品中检验光远的成就。《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

译泰定戊辰年，我开始在鄂地认识刘君光远，当时他任汉阳教授。他积累的学业功力深厚，通常能超过众人；既取得廪生资格，便一丝一毫也不私取。因其职务日益显著，湖广行省认为他是可用之才，任命他为掾；考满之后，他因贫困不能赴任调动。他封好书信托人寄给我，那时我在政府任职，感觉自己辜负了天下寒俊；凡是有根基、可以栽培的人，我从未不尽力帮助。仕途名籍变动、官职升迁本来很快，但主管者尤其吝惜，不用力争取便不能得到。光远得到湖广行省理问知事之职，中书省又听取奏请，准许他治理外地，实际品秩相当于朝廷官职。理问总管一省的推鞫事务，省内事务不能裁决的，都取证后折衷处理；他在幕府中的辨析，人人都认为正直。他将要代任江西行省，又被征辟为掾。官员坐着治理，吏员站着奔走，即使九品官，也有站着趋奉到他面前的。吏员即使在大府中品秩很高，形势上也不得不卑下。士人不得已借这条道路求进，终于可以坐着治理，却又重新站着奔走，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制度，七品官可以推恩封赠父母；光远的父母都已八十岁，屈居掾职便可以一步转任其他官职，否则要十年才行。他的志向也确实值得怜悯啊！我不能为他的出行指示什么，只能对他的出行有所勉励。学习不能因为出仕而间断；不出仕时学习有余力而出仕，出仕本身也是学习。上可以致力于辅佐君主，下可以处理钱粮、狱讼、文书、期限等事务；用这些来检验我的学问，若不相违背，然后付诸实行，那么我的学问才可以得到验证而成为实际。光远过去在几千人中参加艺业考试，像从沙中淘出金子一样脱颖而出，可以说很难了，何况两次都能如此呢？他做官以后，所到之处都以能干著称，又把剩余力量用来进一步攻治文章，他的进步大概还没有止境。江西号称士人众多，可以借此资助自己增益学问；但当地风俗又以好争讼闻名，在那里做官更不能忽视。希望光远进入官署就办理政事，并以此资助自己的学问；回到家中就推演自己的学问，等待处理政事。精力有定量，事业却不能夺去它；韩愈所说废弃时日的嗜好、无功而昏冥的逃避，都不能抵挡我的艰险了。而且有人说，言语不是因困难而受辱，却因容易而受辱；行为不是因迟钝而毁坏，却因锐利而毁坏。这又在于以学问为根本，而最终归结到实践。学习不停，最终达到圣贤境界，用来显扬父母的事情就大了，不只是七品官推恩封赠而已。光远以师长的身份看待我，我不敢自满，也不敢辜负他的请求，因此作序赠给他。《周■〈木夅〉洲诗序》诗很难吗？乡野之人和女子往往随意就能成篇。诗很容易吗？千百年来的文人才子费尽心思、呕心沥血，到老也不能停止。随意写成的，后世没有什么可以超过；费尽心思写成而加以评论的，却千疮百孔。汉、魏以来的情形可以考察。诗有时代性吗？唐尧、虞舜时有唱和歌咏，后来有《诗经》三百篇；三百篇之后有《离骚》，《离骚》之后有汉魏诗歌，有盛唐诗歌。诗有地域性吗？为江西诗派作谱系的人，虽然说诗人不都是江西人，却说诗作都是江西风格。四洪、徐、谢的诗，果然都是江西风格吗？说它们外形不同、滋味相同，滋味果真都相同吗？这样说来，说诗难，不可以；说诗易，也不可以。按时代评论，不可以；按地域评论，也不可以。关键只在于一个人的内心所得怎样。宋朝南渡以后，陆游之后的诗还可以数出一些；到了宋末，沉溺于旧有习气，写得精工的尤其少。然而人心中的诗意，从来没有消亡。茶陵周栙洲先生在山河变迁之后，把胸中的蕴藏一发而为诗。可惜散失而没有保存下来的很多，保存下来的才三十多首。没有一首不是高峻洁净、刚劲秀美，抑扬顿挫，风神闪耀，无法掩盖。它们超脱于难易之说，不受时代地域限制，是从内心得来的。其孙泉请我作序，我一看便击节赞叹，再读三遍又为之悲伤。世上没有采诗官，散失的诗作一定不少；如果没有周泉，这些作品不是差不多也会全部散失吗？杜荀鹤说妙处在一联，何况这三十多首都足以流传呢？栙洲可以没有遗憾了。《论语衍义序》古代经书、子书的传注还不兴盛时，人们之所以能够传承名家的学说，是因为跟随老师接受传授、诵读，所学浸润到肌肤骨髓，一生都不会忘记；反复沉潜研习，一定要有所领会才停止。等到分析解释极其繁琐，文章更加繁多而道理更加远离，求学者依仗现成书籍，不在内心探求，全部把功夫交给眼睛；所以传注兴盛以后，后学者才开始懈怠，只能呻吟诵读、背诵篇章，真正学习的人尚且不可多得，何况能在内心有所领会的人呢？何况能在众多杂说中辨别精华、混淆泾渭之后知道取舍并达到道的人呢？河南二程夫子出现以后，圣经才重新明白；朱子溯本探源，由二程而上，汇集百家纷纭的说法，取其长处，归于正理。《四书集注》精密、严整、简明，确实是万世不可更改的书。它有些地方张开机括却不直接显示尺度，大概是希望学习者自行得到领会，像牵引弓弩而不发箭，使人跃跃欲试。古人的传注，哪能与它相提并论呢？求学者如果确实能够虚心切己，不把它当作平常容易之书，那么一生都会有不能自已的求索。我的朋友柴君希尧著《论语衍义》十三万字，以程朱学说为根本，用证据加以申明，判断论证明白详尽，可以说非常勤勉了。由传注而有所领会，并且能够把自己的见解呈现于世，即使看起来像在房屋上架屋、床上叠床，与那些只看传注而懈怠的人相比，也有天壤之别。然而，传得越远，淳厚之意越容易稀薄；言说越繁多，主体结构越容易支离。希尧早先所学出自饶双峰，双峰出自黄勉斋，而勉斋又亲自受教于朱子。后世学者所应珍视的，是顺着流派追溯源头；这样便不会使淳厚之意稀薄，也不会使学说支离。《至正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至正集》卷三十三 （元）许有壬撰 ○序 《送黎东山游庐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