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四十二

译读书人为什么不看看水和树木呢？水从涓涓细流开始，汇成沟渠池塘，成为江河，最后流入四海；灌溉所产生的功用和利益，从古到今都没有穷尽。树木起初只有毫末，后来长到两手合抱，最终高耸入云、直入山谷；大的可以做明堂的栋梁，小的也不失为门槛、门轴和楔子，无不适合使用。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有根本罢了。读书人求学，也应当有所务求吗？应当务求什么？回答说：务求根本。《论语》开篇记载的内容，都是务本。第一章圣人说到学习之后，立即接着记有子关于君子务本的话。实在是因为根本一旦确立，就像禾苗有了根，从此生长，会有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务本斋》是宋代故衡安仁马亨复先生的书屋。亨复跟随北湖姚辅之学习《易》，回来时，北湖把朱子的《务本》以及诚斋所著的《务本说》赠给他，于是便用“务本”命名书斋。至元丙子年毁于兵火，匾字和文章也全都丧失。后至元丁丑年，孙熙明刚开始便在旧址建屋，请他的朋友托人来京师求我题写。而那时我还不认识熙明。庚辰年才认识他，彼此同为长沙道中人，志趣相投，他于是屈尊留住，不忍离去。熙明说，匾额的意义来自过去的记文，如今不应吝惜请我题写。我愚昧，不能剖析其中道理，却也不能拒绝他的请求。从前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像圣人，曾子独自认为不可以，直到说出长江、汉水和秋日阳光的比喻，后来的学者不能没有疑问。然而看君子务本的话，那么有若确实很像圣人。人生有父母兄弟和子女，有子说务本从孝悌开始，那么三纲五常全都由此产生；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只是将这种道理推行开来罢了。这就是所谓根本确立，道便产生；如同水和树木有根，由此便能发展到极致。至于天下万事万物有本有末，那又是相对而言的说法。舍弃根本而趋向末节的人很多。所以我借务本的说法，旁及本末相对的道理，并不是悖逆，只是想借此有所警戒。因此，孝就是尊敬它的根本，奉养父母是它的末节；没有以敬心侍奉父母却不能奉养他们的。忠就是以诚为本，建立功业是它的末节；没有侍奉君主而不欺骗，却不能建立功业的。读书以五经为根本，诸子百家是末节；通晓经书，诸子百家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文章以义理为根本，辞藻华美是末节；没有已经通晓义理却不能写好文辞的。由此推展开来，有本便有末；求学的人知道先后次序，这对学习务本也许是有益的吧？亨复不幸三十岁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栻敬孚继承了他的学业，年长之后学业茂盛，终于取得实际成就。到了明初，这就是道的生发；生生不息，永无穷尽。我没有什么可以增益于他，但私下诵读《大学》说：从天子直到平民，一概都把修身作为根本。《易》说：“复，是德的根本。”修身，道便确立；复归本心，心便不向外驰散，善端便得以保存。所以务本又应当先从修身开始，而修身又应当先从正心开始。不知诚斋的说法怎么样？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以启发我这茅塞般的愚昧呢！《大名路重建铜台驿记》优秀的郡守治理郡县，难道不应当像治理自己的家一样吗？古人说，处理官府事务如同处理家事，这样以后才能充分尽到自己的心意。这样说近处的事，实际可以推及很远；推而极之，各种大小治理措施都能展开。宣扬教化、养育百姓，固然是大事；但我辖区内与政务有关的事情只有这一件，如果不完备，难道不会妨害我的治理吗？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来抵御饥寒，建造房屋来遮挡风雨，制作器物来适应使用；没有缺少而不寻求、损坏而不修理的。为什么唯独到了官府事务上却如此漠然呢？况且众人聚居往来，绝不是普通人租住的屋舍；没有不规整房屋、清洁庭院来恭敬宾客的。何况辖境千里，上有王使，下有赴京报告政务的人，四方使者往来，那么馆舍难道不是政务的首要事项吗？大名在汉代是魏郡，后周为州，唐代开始称大名府，宋代建立北京，如今是上路，确实是河朔的大郡。按郡的地位看，古代诸侯接待宾客的馆舍本来应当建高大的门阙、厚实的墙垣，使来宾和使者无所忧虑；但自后至元丁丑年大水冲毁以后，宾客到来大多只得借住商铺。至正癸未年九月，河东廉访副使托迪来监管这个郡，考察百姓所忧所乐以及有害于百姓的事务，全部停止施行。唯独驿舍倒塌至今已有七年，接待上级、礼待宾客，实在担心不合标准，于是倡导同僚，拿出俸金，购买材料、召集工匠，亲自督察工程；于是建成正堂、廊庑、厨房、仓库、浴室、马厩和停泊处，饮食、宴会、休息所需的器物，无论大小全都齐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有人来请我写一篇记。我想，古代天子的使者到达诸侯国，以及奉天子命令而作为过境宾客的人，都有在郊外慰劳、安排馆舍的礼仪，有供应饭食、牲畜和草料柴薪的规定；主管官员亲临办事，上卿负责监督；诸侯因正式事务出行，诸侯的大夫、士奉国君命令出行，有的到达宾客所住之处，有的引导他们经过的道路；交付馆舍、检查车辆，各有专人负责，使宾客有宾至如归之感，无不心怀爱意。我国正处在覆盖天地的盛世，天下都纳入版图，舟车能够到达的地方，驿站交通彼此贯通。事情虽然沿袭古制，但法制的详备，实际超过了古代。仇侯刚到任，就兴复废弃、修补破败，首先恢复驿舍，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了。从前单襄公奉周王命令出使楚国，经过陈国时，陈国边境的候人不在，负责接待乡里的官员也不安排馆舍，由此可以知道陈侯失德。晋文公扩建诸侯的馆舍，泥瓦匠按时修葺馆舍宫室，郑国的子产曾歌咏此事。近代有人任韶州刺史，创修驿站和烽堠，于是建立生祠；又有人任萍乡县令，修整驿传，受到天使的赏识；那么仇侯这项工程，足以用来观察他的政绩了。孙谯记载褒城驿，说州县都像驿站，是因为刺史、县令任期既短，调换又频繁；他们对于治理政务只说：“我马上就要离开了，何必这样做？”这样看来，州县确实成了驿站。他们把官府看作驿站。仇侯却把驿站看作自己的家，我和那种人相比，贤愚已经判然分明了。所以我记下事情的始末，用来昭示后来的执政者。《菊庄记》

译安阳以地势秀丽著称。从前有人引洹水注入城内，形成园池；环城的池水日夜浩荡，百姓房舍和酒店选择奇特优胜之处，约有数百处。西南方汇成陂溪，山间水流汇聚，亭台馆舍、舟船的盛况，蒲草、荷花、芦苇、柳树的秀丽，以及鸟兽鱼鳞、狸狐的丰富，确实是全郡最好的地方。水利无人修治，百姓生活日益困窘，陂塘于是变成陆地，亭台馆舍也成为废墟。有好事者偶尔修筑种植，但差役一来，馆中的花木便被践踏毁坏，器物破败、房屋损坏，供应稍不满意，便有人因此招来祸患，所以大家都任其破败污秽罢了。我回来后正想游玩，却没有合适的地方；送客到南郭，回来沿城门向西走，曲折小路隐约可见，桑树和榆树遮蔽着，有一座靠城的小园子，我便径直前往。地方只有百弓那么大，■〈广外者内〉■〈广外稣内〉幽静清洁。我问守园人，他说：“这是王季贞的菊庄。”各种花一同栽种，菊花最多，所以用菊命名。当时菊苗正抽出翠绿枝叶，蓬勃生长，排列满地，我喜爱它们，舍不得离开。秋风吹起，花送来十盆，各种品种和颜色没有相同的；茎高达寻丈，花径三寸多。这大概是因为培土灌溉有时，修剪移栽有法，辛勤劳作半年以后才有这样的成就，确实是菊花中的杰出者。季贞知道我和他有同样的爱好，便托朋友请我作记。我正感慨家乡的风物不如从前，又没有适宜游玩的地方，难道能无动于衷吗？陶渊明旷达，把富贵功名看得如草芥，却唯独喜爱菊花，多次写诗歌咏，甚至把菊和松并称。周敦颐谈论道理时对莲花有所取意，二者都受到称许；富贵之物在他看来值得鄙薄，菊花则独以隐逸著称。为菊作谱、作诗歌咏的人，历代不绝于口，它的珍贵由此可知。季贞大概也是仰慕古人，并且对菊花有所见解吧？人生的快乐随处都可以获得，饮食、身体和居室不在其中；所以他不把其他技艺作为表现志趣的手段，也不把园子扩大到招致他人侵扰。百弓之地可以游赏取乐，差役们却轻视它，不屑前来。终身没有人斜眼窥视并谋划侵占，所求少而所得丰，身体安适而志愿实现，这座庄园的好处不也多而且长久吗？庄园是田舍，田舍以谷物为第一要务；但他不把谷物作为庄园的重点，却以菊花为重点。谷物是我口腹所急需的，菊花是我内心所喜爱的；我的口腹可以暂缓，而内心不能不获得适意。内心适意以后，看京城和高台都觉得淡漠无味。古代有午桥庄，筑山凿池，竹木丛生，本来是有盛德者宜居之处。后来的主人已经遭到把它比作屠夫墓园的讥讽；平泉庄的雁、桧、珠柏，虽然说还残存着，不久也荒芜断绝了。富贵和田宅不能依靠，正是如此啊！如果九原可以复生，我大概会跟随那位晚年仍守着园圃的老人吧？况且我做人庄重而每天趋于荒疏，别人经营庄园却没有得到一样成果。我幸而能回来，时常游览王氏菊庄，希望多少能接近本乡贤人的境界。写菊庄而谈到乡贤，是因为高山令人仰望；我乡的读书人，千万不要只把菊庄当作游玩之处。《干明寺记》我辞去职务回到乡里，有一座寺院叫干明寺，住持僧人德训常来拜访我。后来他告诉我说：“佛居住在西方，以七宝建造宫室；中原人供奉佛，每每极尽土木营造之事。然而即使是茅屋草席，神佛也会安然接受，关键只在于虔诚罢了。我们寺院没有储蓄，精进的人骄傲，懒散的人怠惰；骄傲和怠惰相互交织，又因贫困而更加严重，寺院一天比一天衰败。”德训从年轻时就出家侍奉佛，在讲堂和戒坛主持讲法；信徒礼拜布施，无论丰薄，他都不敢计较。多年积存纸币，达到一万五千余缗，于是建造大雄殿，塑像设于其中并加以彩绘，堂室、厨房、浴室等大小建筑一同兴建。工程于至正甲申年二月开始，至乙酉年十月落成。虽然不能和宏伟的名寺相比，但想来佛也会因为他的虔诚而感到满足。况且德训看见我们这些僧徒像市场商人一样争逐微利，只顾私利；一旦捐弃衣钵，便会引起争夺而贻笑大方，所以趁如今身体还健朗，把全部积蓄奉献给佛。我没有拒绝他，因此敢把这些告诉他的弟子。福佑、德成又接连登门请求说：“如果没有师父，我们的寺院几乎就要坠败了，希望把这件事刻在石上。”相城过去寺院很多，从隋代到五代，有兴建而没有废弃的；周显德年间裁撤合并，留下的只有二十座，却没有所谓干明寺。宋代李回编写郡志，才开始列出干明禅院，难道是宋代建立的吗？把书院改建为寺院，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唐代皇帝赐额的称为寺，私人建造的称为招提、兰若；像山台野色之类，也都属于这种情况。佛法以清俭为根本，看到劳民伤财的营造，难道真的会感到快乐吗？古代的僧人砍柴接床、拿茅草盖屋，从没有听说把建筑宏伟奢侈当作贤德。长芦宗颐禅师说，梁武帝的祸患，是由于崇奉佛教而不能清俭造成的，难道不可信吗？德训居住寺中能够节俭，积蓄财物又能够散施；对自己节省，对佛事丰厚；惩戒他的弟子，矫正寺院的弊病，也算贤能了吧？如今海内名山中有寺院占据的十之八九，财富可与王侯相比；一有兴建，就还要取资于众人，借机从中获利。这虽然有大小不同，但得失也明显可辨了。佛教的道理，高深的可以凌驾青天，深远的可以直入黄泉；其中浅近的说法是“不贫不痴”，德训大概接近这个境界了吧？我既然听到德训的话，又不忍重重违背他的弟子们的请求，所以只摘取佛法的余绪，为他写下这篇记，使后来的继任者有所依据。《乐闲堂记》

译人生活在世上，安于自己的处境却不知道其中快乐的人很多。鱼在水中，兽在山里，并不知道自己的快乐；等到它们处在干涸的车辙中，被猎人捆住，才知道江湖山林的快乐。放它们回去，使它们恢复原来的生活，它们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快乐。万物都是如此，人尤其如此。地位卑贱而经商，陆路有翻车之险，水路有覆舟之险，还有虎狼盗贼、风涛蛟龙的危险；突然遇到这些，就会在片刻之间呼号求命，之后才知道平地的快乐。做官的人更是如此。做官而显达，看起来似乎可以快乐，但忧患苦恼正成群结队地聚集在面前。有些事情必须争辩，不能停止；不争辩就会获罪，君子还会被后世讥笑；争辩时对方却会用雷霆般的威势震慑，以山岳般的压力压迫，用巧言鼓噪迷惑。朝廷大庭之中众人列坐，十九个人随声附和、混淆是非，自己却想用一捧土来阻挡洪水。在这种时候，想到能够卸下重负、回去做一个闲人，那种快乐会是怎样呢？即使如此，忧愁和苦恼仍然存在。奔走拜谒的疲劳，精神上应酬迎送的劳苦，身体筋力也受到损耗。清晨起身赶往府署，请托之事纷纷而来；书信和拜帖刚打开，后面的人又接踵而至，甚至拥挤得连马也无法前进。傍晚回来仍是这样，寒暑都不能间断；休息时只好躲藏回避，仿佛逃亡的人，紧闭门户，像把自己禁闭起来。一旦接待宾客，便整日不能吃饭。想要脱下头巾鞋袜，仰卧在床上，也像蓬莱仙山一样不可到达。上不能阻止像决堤洪水一样纷至沓来的政务，下不能满足像苍蝇聚集、猪一样贪婪的请托要求。忧苦到了极点，诽谤议论又蜂拥而起。人没有不知道闲适是快乐的，但真正懂得这种快乐的人很少。我大概亲身处在这种境地，忙乱疲惫到了极点，后来才获得闲适；这种真正的体会，就像坐在席间谈论老虎，却曾经被老虎咬过一样。乡人孙友贤，受益，居住在安阳铜冶，经营卓越的事业，以清廉谨慎闻名于人。集贤院下札褒奖他说：“乐闲冲素处士。”集贤院掌握玉印，主管天下道教；凡是有名的隐士，大多称为处士，又加上美好的称号来褒扬他。受益于是用“乐闲”题名他的堂舍，来请我作记。受益没有游宦，没有应试，不在道路上冒险，也没有困于责罚，安于本来的处境而能知道其中的快乐吗？他究竟知不知道，我不能确定；但集贤院这样表彰他，说明集贤院认为他能够知道闲适的快乐。若是这样，荣誉虽高却并不浮夸。不过，受益还应当读涪翁的文章，知道收敛多余的精力而趋向闲适之道，这样才可以长久保持这种快乐。《陕西行中书省题名记》至正丙戌年冬，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托多公和同僚们写信给我说：“我们行省占据要冲重地，控制西北和南方三面边地，已经八十五年了。过去担任保厘长贰的，如廉希宪、商挺、赛音迪延、齐皆，都是杰出的名臣，却没有人托付我们为他们征求记文；到了如今急忙寻求，已经不可得。于是从后至元元年起，列出若干官员，把他们刻在石上，用来记载前人的事迹，勉励后来的继任者，冒昧把这件事托付给您许有壬。陕西正当天下的一面，名号虽然多次更改，土地雄险、事务繁剧的情况古今并无不同。我元朝受天命建立，设置宣抚司来养育和治理百姓。中统三年，开始设置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朝廷商议把四川分出去，文书往来转达迟滞，于是改为陕西行省，四川另自成为一省。中间曾先后改设一次宣慰司、两次尚书省，不久又恢复原制，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世祖的宏大规划和深远谋略，是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政务，在外地分设行省治理；行省遵守成法治理所属地区，审决重大案件、裁定疑难事务，都要报中书省批准后才能施行，这才称为行省。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土地所处有险易，职责所寄便有轻重。秦地形势险要雄强，高屋建瓴，可以控制东部中原；分镇各地，辅翼中央，以宗室子弟作为屏藩，以群臣分别巡行宣达，实在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中统初年，廉希宪任宣抚，商挺任副职，与同僚治理行省，把困难变成容易。后来由赛音谔德齐继任，山川的险要，恰好足以巩固我们的国家。所以地方的险易，要看任职者的贤愚；朝廷慎重选择官员，应当怎样呢？前代保厘长贰的善政，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警戒，都不能让它们湮没。这正是题名刻石的意义，使后世能够指点评议。国家百年来法令明备，遵守的人得到福祉，违犯的人受到如遭雷击般的惩罚，罪行随即招致相应后果，谁敢不畏惧？然而人情有时轻玩法令，习惯于旧例而不知道畏惧，于是法令便有不能施行的地方。但人本来具有的善性从未消失，可以触发它的契机也从未停止。把姓名刻在石上，使人一眼看见某人行善，便羡慕仰慕：难道唯独我不能仿效他吗？看见某人作恶，便讥笑唾弃：难道唯独我不能以此为戒吗？用这种方式治理，哪里只是对法令的一种辅助；使人厌恶恶行、改过向善，其中大概有超出法令之外的作用。考论古人，自周代以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功绩的人，前后相接；即使远远听闻他们的声名，也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老师。至于德行施于人而未被忘记，事迹留在世间而没有熄灭，能够遵循他们、接续他们的足迹，难道不是文正公一类的人吗？” 平章和各位大人竭尽诚意，接续前人的足迹，不让前人独自享有美名。这次把姓名刻在石上，又是在无穷无尽之中与人一道行善；后来到任的人知道自己的姓名必将列在这里，难道能不畏惧吗？把石碑空出来等待他们。《弘斋记》

译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凭这样微小的一个身体，能够参与天地并列为三者，也有道理吗？即使困穷而独善其身，只要在增进德行、建立事业方面有所积累，在讨论学问、资取博览方面有所准备，那么大的方面如民众伦理、万物法则，繁杂的方面如日常应酬和生活事务，无不把其中的道理总括起来，积累在自身；等到显达之后，便能兼善天下。让尧舜成为君主，让三代人成为百姓，使一世都处于太平和谐之中，乃至鸟兽草木，也各自实现其生长繁育的规律。天下事物纷繁错杂，没有什么不能包容。能够包容它们的是什么？就是“弘”。弘，是狭隘的反面。得到这一方面却遗失另一方面，就是狭隘。虽然要无不包容，也要无不辨别。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意思是人能够有知识和思考，从而扩大自己所掌握的道理。子张说：“守持德行却不能弘大”，意思是所得所守过于狭窄，便容易轻易满足，有了一点善行就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对道来说，称为“弘扬道”；对德来说，称为“扩大器量”。圣人向人说明用力的途径；才智高、志意广，却偏于一端的人，也可以由此充实自己的器量。承旨开府公器宇广大深厚，像千顷波涛。他把书斋题作“弘”，每天与儒士在其中讲学。他很早就承袭宿卫之职，历任太禧、宣徽、翰林、宗正、宥密等官，处处都有声誉。能够扩大自己的理，守住所得的德，他已经做到极致了。唉！士大夫读书不可谓不广博，才气不可谓不充足，但最终成就却往往没有声名，这是为什么呢？忧患在于不能弘大罢了。圣人赞美管仲的功劳，却认为他的器量小，难道不是因为他不懂圣贤大学之道，所以器局狭窄、规模浅陋，功业只能达到那样吗？公对这些道理已经讲明熟悉，用力也已经达到极致；然而责任重大、道路遥远，还需要具有坚毅的品格。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而坚毅。”就具体事情探求怎样做到弘大，那么内外都修养，本末都兼顾；将来表现在事业上，必定绰绰有余、处处宽裕。公命我作记，我便辑录先儒的相关论说写成此文。《至正集》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四十三 元代许有壬撰 记 《御史台照磨题名记》世祖建立御史台，整肃天子的法度以端正百官；上级官员和属员，没有不经过精心选拔的，有时增设，有时裁减，只求适合实际罢了。起初没有照磨官，到至元壬辰年，台臣因为贪赃案件已经很多，钱粮出纳没有适当管理，于是开始奏请设置照磨官。又担心官员冗滥，便把照磨之职列在承发管勾兼狱丞之上，从此成为定制。到现在五十七年，凭借此职升为显达官员的不知有多少，但湮没无闻的也同样不少。如今照磨萧栗把他们的姓名刻在石上，向我征求记文。我想，照磨兼任承发、狱丞，一人承担三种职务；只称照磨，是举其大概。钱谷方面，是要照磨官明察、研治其中的隐弊和差失；簿书方面，是要使远近事务有长期查考，出入没有阻隔；监狱方面，是要使案件重大而不受压抑、不被隐匿，轻微而不拖延。三种职务都能尽责，善政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其中一项不办，事情便会因此败坏，何况三项全都不办呢？即使守门击柝这样的卑微职务也必须敬慎，何况列为宪台属官，头戴獬豸冠、乘坐骢马，御史台的权力实际就从这里开始呢？有些人身居其位、领取俸禄，却把小官看作不值得做，只会高谈阔论，按月领取报酬，以为华美的官阶不必等待后人评议。宪台的法条森严，如今已经有人议论此事了。萧君出身于国子监，已经被选任为台郎，授予此职。他说：“在萧栗之前刻姓名的人，无论善与不善，都是萧栗的老师；在萧栗之后刻姓名的人，萧栗不敢预知，但私下有所期待。”我嘉许他能够尽到三种职务，而他的话也很有可取之处，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缑山书院记》

译古代从王宫直到街巷，没有不设学校的。学习学校所教的学问，并没有什么特殊事情，只是明白天理常道，尽到人的责任罢了。庠、序等名称，义理大致相同而称呼不同，教育作用则一样。周代王室东迁以后，渐渐不如古代。郑国子产执政时，尚且有人想毁掉乡校，何况又遭秦火焚毁、被异端学说分离；但斯文没有丧失，实在是上天在帮助它。学校的设置一天天兴盛、一个月接一个月地延续。至于“书院”这个名称，起源于李唐的丽正书院，当时郡县还没有。宋代把它用于老师宿儒讲学的地方，赐予匾额和书籍，如白鹿、嵩阳、应天、岳麓等书院，于是成为永久的名称。紫阳朱夫子任南康守时，对白鹿书院拳拳用心，难道不知道什么是优先要务吗？我元朝平定天下之初，就崇尚文教；南北统一以后，学校遍布天下。经过百年的渐渐熏陶，书院的兴建，比前代多了百倍。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魏郡杜文献公瑛，字文玉，他的祖先是霸州人，金朝末年避乱到缑氏山中，在汾、晋之间收徒授业；学者便以他过去隐居的地方，称他为缑山先生。中书钮赫珪聘请他到来，后来便在那里安家。世祖巡行经过鄂州到相州时，曾召先生询问策略；先生回答三件事，符合皇帝心意，并且劝皇帝注意几件事，后来都如他所说。世祖即位后征召他，听说王文统当权，便不肯出仕。朝廷授予他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他也不肯就任。他给中书省提出意见，便以减缓刑罚、减轻赋税、扩大教育、招纳贤士为先务；他写信给执政者，则以追溯源流、寻求根本、拯救百千年来的祸患为要务。他的存心不是很深远吗？凡是书没有不读的，读了没有不记的，记住后没有不研究其旨趣的。他著有《春秋地理源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大体都是阐明旧注旧义中尚不清楚的地方，补充先儒尚未完备之处，时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解除后学的疑惑。中书省曾赏给他良田千亩，他不接受；知道屋下藏有黄金，也不挖取。即使这些看起来只是小小的不义，那么千辆马车、万钟俸禄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去世时五十七岁，朝廷下令追赠谥号。又过了十三年，河南的官员请求建立书院，朝廷议论后认为可行，以“缑山”为匾额；这就是至正辛巳年五月。郡守认为官府测定的地基低洼狭小，不相称，便和他的孙子、彰德路总管愚相一起寻找合适地点，正好找到旧王氏万卷堂。此堂过去高大宽广，子孙废弃拆毁后几乎荡然无存；他们共同筹集钱财买下，修建大成殿，殿后建先生祠，东西斋舍仍沿用旧制。又过了七年，如今的郡守朱彦亨和他的曾孙、中书省左司郎中秉彝，建造讲堂让师生居住，又新建戟门以严明内外界限，书院才几乎完备。彦亨和同僚们写信给我说：“文献先生是本乡的先贤。立在墓前的碑石，应该有刻文；除了您还有谁呢？”我年幼时就知道先生的义理，不敢推辞。又读了山长马君熙所写的行状，内容明白而且很合我的心意。马君说，先生的著述虽然有先儒已经阐发的内容，但其中自得之见大约十分之九。概括指出其中的要旨，认为那是确实见道的言论；他真是懂得识别言论的人啊！先生出处进退的大节，像山一样巍然屹立，把荣华显达看作什么呢？至于身后有没有祠堂和塑像，他根本不计较。然而读书人求学，必定要使后世把他从祀于孔庙，这才算达到极致。即使低于此，也应当像祭祀尸主一样奉祀他，并不是把这当作荣耀，而是为了显示他学问的极致，并且教化乡里、激励后人。我出生较晚，没能亲自接受先生的教诲，却有幸借先生的碑文留下自己的名字，难道不应该借此对我乡的读书人说几句话吗？学习先生所学习的学问，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事。做儿子一定要孝，做臣子一定要忠，如同手必定要拿取、脚必定要行走，本来不应等待上级的鼓励督促。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设置君主，又设置老师；在上位的人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如今朝廷勉励士人、长期培养人才，明诏反复谆谆告诫，给他们居住学习的地方，给他们教授的老师，而我们乡先生又留下了著作作为典范。读他的书而探求他的心志，充实自己的德性而践履他的行为，使成就德行、通达才具的人由此不断出现，那么书院的设置就不是徒然的了。我许有壬敢这样絮叨，确实是想阐明先生的道，使乡里受到教化。希望我乡的士人努力吧。《总春亭记》饶州乐平的朱彬可取考亭夫子的诗意，把池亭题名为“总春”。他的乡人、宣政院掌故黄君仲纲告诉我，请我作记；我因为不认识彬可而推辞。仲纲再三称说他的事情，我才知道彬可是个好人。既然如此，怎么能推辞呢？朱氏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新安，后来迁到乐平的清原。秀丽的山岭、高大的林木、流动的泉水和肥沃的土地，彬可在其中建造房屋，又在上面凿池建亭。园亭不简陋也不华丽，可以弹琴，可以读书，可以摆酒器与朋友们欢乐。水陆草木各自呈现奇异、献出秀色；各有自己的形态和颜色，各自开花结果；寒暑交替，品类相互焕发生长，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春天的。池中的莲花、窗前的草、前方川流旁的花木柳树，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道的。亭子题名“总春”，谁能说不合适呢？不过，在春天繁盛的事物，不如夏秋冬三季多，为什么却把它们都归于春呢？因为三时的繁华和生命力，实际上都从春天开始；归于春，是追溯它的源头。我曾经通观万物，又深妙地观察万物的根源。上天的命令庄严而永不停息，万物千差万别都是由一个根本产生的；天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命运，一个根本又由此分化为万物。求学者只研究万物的作用而没有研究本体，只领悟它们的贯通而没有领悟它们的统一，所以面对水陆草木，只知道它们呈现万紫千红，却不知道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春天的。大概自从“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话断绝，“浴乎沂、咏而归”的踪迹消失，选择风日晴好的日子寻访芳草美景，难道没有其他人吗？但要想领会无边的景色、认识东风的面貌，除了考亭夫子，还有谁呢？唉，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万物，其中有一类叫作植物。它们形体虽然不同，所禀受的气却相同。由植物的相同，便可以知道万物的相同；“总春”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彬可是考亭夫子的远支族人，曾经来到京师，跟随士大夫先生们交游，他是否也从这方面有所听闻呢？我无法知道。将来仲纲登上总春亭，吟咏考亭夫子的诗，然后把我的话问他吧。《景韩堂记》

译历来担任河北重要州郡长官的人，能够在世间著称、难以听闻其名的，周、秦时代已经相距遥远，后世大概还可以考察。像汉代的京房、黄香，唐、宋的景、房、管等，数百年间屈指可数。赵宋罗彦瑰以下，尤其光明显著的，是不是魏国忠献韩公呢？韩公先前持武康节，任知相州，后来两次持淮南节，任司徒兼侍中、判郡。古代牧守与宰相的职责大体相同，所以黄霸治理颍川最为出色，随即入朝为相。魏公作为两朝顾命大臣、定策元勋，三次出守此郡，他所受的重任也就可以知道了。把治理千里之地的才能推行到天下，不过是把它推广施行罢了。可是，处在执掌百官、忧患重重的职位上，一旦卸下重负，收敛恩惠于一方百姓，这又是朝廷任用人才、调节内外的一种办法。流俗习惯轻视外任，把它讥为徒劳；留恋朝廷的荣宠和职位，不肯走出国门。即使从冗员中擢升为方面长官，也都被视作降职。倪若水见班景倩入朝任大理，称这是登仙。流俗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我元朝重视接近百姓的官职，制定法令选拔任用，多次讨论、多次更改，必定想真正得到合适的人才，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然而最终还没有听说天下有特别杰出的人，难道是激励振作的办法还没有完全做到吗？皇上励精图治，使这套制度焕然一新，内外都能融通。凡是长期任职于朝廷的人，都考核其才能、审查其资历，使他们主持州县政务。河南行省理问、太原人朱侯彦亨，被擢升为彰德路总管，因为他历任内外职务，处处都有声誉，是首先接受这项选拔的人。侯君凭借刚正明察的资质，一旦到任执政，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铲除弊病、救济荒年，命令得到执行，禁令无人违犯。因此名声传到九重天，驿站赐给他金缎；历来征召前贤的事迹中，这样的事也不多见。达噜噶齐沙喇卜丹、判官桑节、马德淳，推官姜彬，同僚之间和睦恭敬，协力修治；知事王大本、照磨李弘道，拟定文书公平允当，郡中因此安宁无事。于是修葺官署的后堂，题匾为“景韩”，意思是仰慕、效法前代贤哲，以魏公为准则，并撰写记文来训诫后人。诗经不是说过：“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的大道可以沿着行走。”吗？解释者说，“景行”就是大道。说高山，是说可以仰望；说景行，是说可以行走。像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高山、景行吗？天下所有的牧守，都应当成为百世之后的楷模，何况是承袭他的功业、身处他职位的人呢？概括起来，他三次到任，共四十多个月；恩惠施及百姓，如同疏通渠道、深挖城壕，修筑栅栏柳堤、充实粮仓，开辟牙城，整治兵器，上奏请求停罢盐铁事务以减轻民力，请求赐给国子监书籍以奠定风俗教化的基础，这些都是宏大长远的规划，不是为眼前苟且应付的打算。至于他后来执掌国政、调和元气，天下都受到他的恩赐；丰功伟绩，史书多得写不完。然而我私下疑惑，前代儒者称说他致力于容纳小人，难道只是含糊其辞、为了迎合他人吗？君子一定要先充分发挥自己的器量，然后才能有所包容；能够有所包容，然后才能把这种德行施加于他人。能够施加于他人，我的事业也就成就了。即使事业宏大到辅弼、光明地辅佐三代，安定四方，独自运筹朝廷，再次安定国家社稷，也不过是由此推扩开来罢了。而且魏公任郡守、任宰相，没有一件事不能作为法则；我却唯独称赞他的器量，实在是希望诸位效法魏公，一定达到他的极致，而一项政令施及民间的作用，也就在其中了。所谓牧守与宰相相等的话，也许还可以从这里得到借鉴。后来的郡守、通判看见这块匾额，难道也会努力去实践吗？像裴度垫头巾仰慕郭子仪、王徽解下头巾效法王佐那样，那么前任的美名便专属于他们了。这就是记。承恩堂记 皇上即位十六年，命令中书省谨慎选拔郡守县令；有的临行辞别时亲自勉励，有的由中书省传达圣旨，都赐宴并厚礼送行。这是罕见的典章和特殊的待遇，目的是一定要使任用的人称职，并期望他们取得治理成效。安阳人吴密掾由台官出任地方官，奉命出使宣抚，办完事情后被擢升为渤海尹。将要出发时，请我许有壬写些话。当时我正在中台待罪，曾为他写序送行。不久朝廷派使者考核各地治理得失，渤海的政绩列入治理优等，复核后由中书省上报，获得金缎赏赐。吴密于是把官署的堂题名为“承恩”。我许有壬已经为他题写大字，渤海百姓李信义、李珎、萧克敏、刘诚又托儒者王宪，请他向我说：“我们的明府吴君给我们的恩德不止一件，我们想让它永远流传，刻写铭文以留作去后思念；这样一来，我们百姓就不忍心谈论他的离去。如今有承恩堂，如果借此写一篇记，不仅可以彰显君王的恩赐，也可以附带使我们明府的善政流传，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东平韩学诗又撰写德政诗一百首，每首概括一件事，都是百姓记忆鲜明的事实，远远超过王允规的“十奇”。我从前为他写序时说过：“我虽然没有参与考核政绩，但还能够替你记录事实。”吴密在此县任职不到两年，治理已经取得成效；记录实践、兑现前言，这篇记是可以不推辞的。古语说：“君主按照礼来使唤臣下，臣下以忠来侍奉君主。”我许有壬由此看到了治理的关键，不过是双方都想尽自己的职责罢了。从前有赐给绯色官服的，有赐百匹缣的，有赐一套衣服的，这并不是偏私，也是尽君主使臣之礼而已。后来只听说有惩罚使臣而不讲礼的，却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治理不像古代，难道是有原因的吗？皇上援引古代的言论，震动海滨远邑，甚至派使者赐予赏物，已经尽到了君主使臣之礼。从前的人身处田野仍不忘君主，一顿饭的恩惠也一定报答，何况恩德高如山岳，应该用忠诚怎样报答呢？堂若没有命名，就不足以彰明受恩者报恩的诚意；不把它建在私家而建在官署，又可以垂示后人，使他们受到劝勉。百姓临民听讼时，回头看到堂上的匾额，想到君主仿佛就在身边升降左右，难道还敢改变自己的心志吗？况且如今吴密能够尽职尽德于百姓，给堂命名以表明报恩；百姓又能不忘他的美德，把它流传久远，那么一县的治理情形就可以知道了。由此推广到天下，难道还会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吗？可是天下这么大，一时受到恩赐的人有几个，命名厅堂以表示报答的人又有几个？至于那些没有受到这种恩德的人，前代儒者曾说：“不要担忧君主不按礼使臣，只应担忧臣下的忠诚不足。”为什么不也尽自己的职责呢？吴密立志坚定而不动摇，爵禄不断增加；将来他荣归故乡、白昼显耀时，其事业的开端就在这里。后来接踵登临此堂的人，也应当有所期待。公生明堂记

译彰德所属的州有林州，民风淳朴，诉讼稀少，号称容易治理，而且山水也适宜游赏。高堂人孙君孙彻，笃实忠厚，从中书省直省舍人来这里任通判。上级官员赞赏他的才能，百姓安于他的政令；至于游赏山水，他还没有时间顾及。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倾圮废弃已经很久。金承安年间，宋黻所作的记文和题名石刻还保存着。一天，孙君和知州及僚属请示说：“这座亭子原本是游息之地，如今不能恢复原来的匾额，也可以另取名称。但不如采用原句的完整含义。”于是请求书写“公生明”三个字，悬挂在州堂上，每天观看它来警诫自己。我很高兴为他书写。后来他又请我阐发其中的意义，以启发他的蒙蔽；请求得很急切而且诚恳，于是我为他说：“‘公’作为一种道义，意义多么重大啊！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照耀万物。黄帝治理天下，说到他的辅佐者，也不过是说公正而不偏私。周官说：‘用天下的公理消除个人的私情，百姓就会真正归心。’解释者说，用天下公认的道理消灭一己的私情，那么政令施行，百姓没有不敬畏、信服、归心的。因此，公的作用贯通天、地、人三才并使之合一，从天子直到啬夫、版尹，都片刻不能离开它。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能够具备各种道理、应对万般事务的，就是人的心。心体空明灵妙、通达澄澈，没有什么不能照见。一旦被私心遮蔽，就会蒙昧昏乱、判断错误，但它原本完整的本体仍然自如。荀卿于是提出‘公生明’的学说，他启发人的作用达到极点。所谓公，就是没有私心。没有私心就清净，清净就明亮；明亮就像镜子照见万物，美丑黑白全都无法隐藏。所谓明，就是公显现出来的结果。所谓生，是说有了这种公就必然有这种明，就像把种子播在地里必然会发芽。把这句话题在堂上，时时触目警醒；又克制自己、恢复礼义，以建立它的本体；应对事务、接触万物，以发挥它的作用。不以求取名声来装作公正，不以钻营仕进来装作明察，使一丝一毫的私欲都无从进入；即使是细微的道理、遥远的地方，也没有不清楚地呈现在自己眼前的，这还有什么昏暗不明的呢？至于不向下属结党来蒙蔽上级，也不向上级盲目附和来排斥下属；在分歧争论之中，不因私心而损害公理，那么荀卿所说的‘公士’，诸位已经做到了。把‘公生明’推到极致，尊敬君主、爱护百姓，事物一到便能应对，事情发生便能辨析，难道不能都成为通达事理的人吗？诸位应当努力。” 河南省检校官持平堂记 河南省南面控制江淮，西面扼守崤山函谷，东面连接海岱，用来辅卫京师，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方面。土地重要，事务繁多，文书纠缠，往来应酬纷至沓来，即使有敏捷能干的人，也不一定能保证没有差错。随时整顿纠正，使错误不久便能改正，这就是设置检校官的原因。以七品官职，纠正一品大府已经办理的事务，这个责任也很重大啊！软弱的人低头抬头、曲意随从，怎么能指望不出错误？强硬的人招致上级嫉恨，表面上说是委以重任，暗中却实际疏远他，使他终年惶惶不安、不能安坐其位。于是官职因此空缺，事务也因此败坏了。至正戊子年春，中书省知管差除掾、济宁人罗吉被擢任此官。冬天，右司掾、河间人王国瑞接着到任，二人恭敬协作、互相砥砺，很快便声名显著，事务处理也已经就绪，得以施展余力。他们回望官署，见年久将要倾圮，于是请求上级拨出公帑修缮。刚过一个月，官署便焕然一新，题匾为“持平”。我已经为它题写大字，不久他们又请我撰写记文。天下最为平正的东西，只有水和秤罢了。大的江河、小的沟池，都以水平为准，大工匠就取它作为标准。石头稍有阻碍，水面就不平；无论重达千钧还是轻如锱铢的东西，用秤来衡量，没有不平衡的。手稍微拨弄它，秤也会失去平衡。如今疆域如此广大，事务如此繁多，有钱粮，有铨选总务，有工程，有驿传，有淤塞而要疏通的，有泛滥而要防治的，有阻滞而要推动的，有局促偏斜而要纠正的。如果不使它受到阻碍、不加以扰动，就能达到平正；但要做到不阻碍、不扰动，难道也有方法吗？荀子说：‘士大夫以上直到公侯，没有不凭仁厚和才智来居官任职的，这就叫至平。’只要以仁厚作为根本，以才智来施行，落实到政务上，无论到哪里都能获得平正。韩愈说：‘事物不能得到平正就会发出声音。’检校官不负责别的事务，专门负责这件事；一旦失去平正，不仅会使自己的官职失职，发出不平之声的人也会纷纷出现。何况上有大官监督，下有史属侧目观察，怎能不谨慎呢？手捧玉器、承托满器的水，要拿稳而不要失手；由此治理机务，天下尚且可以平正，何况一个省呢？二位应当勉励自己，也把这些话告诫后来者。” 鲁斋书院记

译至正乙酉年，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李守仁说：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是我元朝儒学的宗师，已经从祀孔子庙廷。覃怀先生的故乡，在大德年间乡人王纪建了祠庙，但学宫西侧的房舍低矮狭窄，很不相称。从前濂溪先生任南昌丞时，宗濂为他营建居所，何况道州是他的故乡呢？覃怀也相当于道州。因此，中书厅原来长期题名为书院，主管官员屡次更换，祠庙却仍然原样。年久之后又将倾圮，守臣曾请求在郡城东南角另辟土地营建，却没有得到答复。应当赶快兴建，以符合书院的名称。这份文书上报后得到批准，诏符才下达。先生的孙子、现任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使从宣入朝，他的住宅地势高爽、平坦开阔，经过请求，把地判官冯棋改任为主持重建，石国英接替他；同知李守敬等人同心协力，购买材料、遮蔽徒众，建成祠堂后奉迎迁入。前面是两座序厅，后面是讲堂，东西两侧有斋舍，前方以重门相对，四周环绕围墙。西侧建屋供学官居住，神位居处庄严，讲授有了场所，书院的名称和实际都相称了。使者来请我撰记。我从前主持中书左司，曾陪同先生之子右辖公师敬，听到过他在家庭中谈论的余论，也读过他的遗书，是私下受其教益的人。按道义不敢推辞。道统存在于天地之间，从开天辟地直到今天，从未有一天断绝，只是有时显明、有时隐晦罢了。承接并使它发扬光大，靠的是这样的人吗？孟子说五百年必有圣王兴起，其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这也只是概括地说罢了。孟子以后经过一千四百年，才有二程先生出现。上天保佑我元朝，使道统的传承很快有了归属。朱子去世才八年，先生就出生了；适逢圣明君王兴盛的时代，得到正学的真正传承，接续道统以使后世受益，承担这一道统来启发百姓，这不是上天有意安排，怎么能够做到呢？把它推行到事业上的表现，例如时务五事，就是其中的大概。唉！中统、至元年间的盛况，有古代盛世还没有达到的地方，但有志之士私下却有所感慨，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抵制杨朱、墨子，韩愈说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程子兴起，振兴斯文，关键就在于辨明异端、驳斥邪说。先生在朝廷任职时，正当万物更新的时期，端正根本来治理万事，整饬源头来畅通各个支流，这正是他的时代。可是申不害、韩非的邪说夹杂其中，它们的言论甘美而容易被接受，功效低下而容易显现，举世茫然，以为开创事物、成就事务不过如此。当时能够辞斥并驳正它们，是有来由的。最终，正直的言论得到验证，正道得到彰明，使跟随邪说的人知道它不能容于正途，并堵塞、惩戒其日后的发展。这种排斥邪说的功绩，来自平日讲明圣学、辨别邪正早有根基。他对世间的功劳很大。世人只知道道统有所归属，却不知道护持道统也另有其人。至大庚戌年，集贤大学士姚公燧撰写祠堂记，还以先生尚未升入孔庙从祀、上天吝惜而未建专室为遗憾。皇庆癸丑年，才因西台侍御史赵世延的请求，和宋代九位儒者一起升入从祀，并在京兆建立书院。记文由翰林学士承旨程公巨夫撰写。元统乙亥年，皇上命翰林学士欧阳玄撰写神道碑，以及制诰、赞、诔、记、铭等文章，把道统所在推明得十分充分。我许有壬晚年求学，见闻浅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插嘴的了。私下认为，先生的道存在于人心，哪里还有远近的区别？天下从祀所产生的感发作用是很大的。覃怀人本来处在这种教化之中，却还只在乡里琐屑计较，难道不是把乡里看得高于天下吗？它所产生的感发作用又比桴鼓相应更迅速。王烈居住在乡里，争夺田地的人望见他的住宅便回去了；阳城居住在晋地边鄙，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何况先生的道德远远超过这两个人呢？覃怀士人经过先生的祠堂，难道会有不警醒奋发的吗？从前先生教育怀孟地区的人，祠堂碑文中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再让董仲舒在帷幕前讲学，就会有承受传授的弟子；王通门下的弟子，都将成为治理国家、经邦济世的名臣。’我对覃怀的士人，是有所期待的。至正集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至正集卷四十四 （元）许有壬撰 ○碑志 上都孔子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