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三十四

译至元庚辰年冬，赵郡苏君伯修由吏部尚书升任西台治书侍御史，大夫和士人分别作诗赋题来为他饯行。不久他任中书参议，于是汇集这些诗篇请我作序，但我没有空暇。至正壬午年夏，他被授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大夫和士人又分别作诗赋题为他饯行，因为从前的序没有写成，便责成我补偿这件事，我不能推辞。我私下认为，诗有六义，赋和兴是其中的经纬：直接陈述事义叫赋，借物起兴叫兴。赋的历史很久了，而兴触动人的感情尤其容易。借淇澳的竹子写出君子的文采，借南山的台榭写出国家的光辉。当时的诗人不是不能直接陈述事情，却故意采用取譬的言辞；不这样就无法畅达他们赞叹吟咏、情感激荡而不能自已的心情。后世分题作诗，大概就是兴的支流和余绪吧？这种体裁从唐代以来开始出现，我朝诗歌的气势近年号称兴盛，这种体裁也大为流行。每逢赠别诗，凡是经过的封疆、山川、楼阁，略微写下所见所闻的，没有不搜罗列举的。兴意还没有发挥尽，又从旁边广泛铺陈，直到极尽为止。这是为什么呢？朋友是五伦之一，众人相聚拍掌谈论，在走上道路、挥手告别之际，本应忠告善导；如果只是一味赞颂而不加规劝，难道是古人对朋友所期望的吗？然而，规劝本来就是责求朋友向善的方法，而诗人用来施教，主要讲究温柔敦厚。所以一定要使意旨委婉、言辞含蓄，赞扬他的善处来帮助他弥补不足，使劝告者没有失言的牵累，听取者又有喜悦的美感；这样看来，分题托兴的作品难道不是不可缺少的吗？以伯修的才能，本来不需要依靠朋友来求得进步；他治学的功夫只嫌每天都不够，确实像是对朋友有所期待。我不知道诗人劝告伯修，是否也有这样的含义。湖广地方方圆数千里，南面包括岭海，西面控制庸蜀；当地士人质朴而秀异，风俗俭朴而粗野；畬丁、洞猺之民喜欢惊扰而又好斗，羁縻州县的百姓害怕严苛而喜欢宽缓。若统治得法，狡猾诈伪之徒都会行动；若治理失去方法，百姓便会遇到干戈之祸，洞庭湖一带也因粮饷供应而疲敝，这样已经二十年了。参知政事的地位虽然处在下位，但责任却居首要；要洞察弊病并医治疾苦，我对伯修深有期待。这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诗人言语中尚未尽说的意思。滔滔的江水汉水，是南国的纲纪；岐周兴盛的情形，在《二南》中有诗歌记载；荆楚衰落的情形，屈原的《离骚》流传百世而发出悲鸣，这里也是诗歌很多的地方。我早晚若能获准辞职归田，伯修一定会奉还政事来报效朝廷；本地的大夫和士人又会更加重视他的离去，于是借物起兴寄托私下的爱慕之情，分题作赋将会比今天多出几倍，这件事难道不又要落在我身上吗？《送牛伯荣主簿序》。

译山东有一个大盗盘踞巢穴，多年来抢劫杀人。后至元二年，他开始出没于京畿附近。官府中有人与他勾结，所以他能够很快逃避追捕，多次更改姓名，最终查明是辛、李二人。郡县官吏畏缩不前，出兵追捕便往往受伤失败。兵马指挥使阿尔辉也遇害。我当时在政府任职，急于抓获盗贼。有人推荐乌努罕，我来不及查考他的品行，便向太师丞相请示，派他出发后才上奏，并且让他自己选择十个人同行。于是巩昌、通渭人牛伯荣也在其中。伯荣字仲和，仪表身材非常高大，善于左右开弓，通晓文书，曾在吐蕃宣慰司任掾，又历任图沙玛军民万户府知事、碉门万户府弹压。恰好他来到京城，乌努罕熟悉他的勇敢，所以让他共同办事。刑部又增派捕盗人员，卫士也增加了，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追到利州大虫崖时，与辛、李相遇。李身穿铠甲，背着弓袋箭囊，手持长戈的有两人，跟随在后腰佩弓箭的有四人，妇女装作男子而穿戎服、拿兵器的有四人；马匹有骑乘的、牵着的、驮着的，共二十匹。他们望见伯荣等人，骂道：“你们若能同我玩玩，不要害怕！山路非常险峻，既狭窄，且要步行又要骑马。”李上山又下山，伯荣射中他的马，马倒下。李率领同党弃马向前，挥戟刺向乌努罕的右臂，几乎将他的臂膀刺断。伯荣脱下重甲，箭矢已经贯入膝骨；他拔出箭头继续前进，身上中了二十多支箭。与敌人奋力交战的只有乌努罕和另一名捕盗者，其余人全都逃走。伯荣射中李的左额，李拔不出箭，便用刀砍断箭杆；伯荣再次射箭，箭穿透李的后背，李于是跪着不动，伯荣又砍破他的额头，脑浆流出。以为他已经死了，李却忽然跳起砍向伯荣的马，才跌倒断气。伯荣杀了他的三个同党，其余人溃逃。第二天，全部被擒获。伯荣乘驿马到上京，拜见太师，陈述经过。太师叹息赞赏，斟酒给他喝，又把食物推给他让他吃。刑部议定奖赏时，有人想侵夺他的功劳，把爵位授给同行者中自己的姻亲，便暗示伯荣说：“如果把功劳分开，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否则就会两边都没有结果。”伯荣不得已，只说自己射中了李左额的一箭；刑部听任他们评定功劳大小，他最终只得到潞县尉。乌努罕升任山东宣慰使，获赐黄金带；他把金带让给伯荣，说：“如果没有你，我恐怕已经死了。你只得到县尉，而我的赏赐超过了限度；你不要让我接受这件东西，以成全我的惭愧。”伯荣被迫接受。潞州是京师水陆交通汇集之处，人口众多，风俗杂乱，向来盗贼很多。伯荣到任后，盗贼全都逃窜。顺帝时，漷州、香河、宝坻的百姓以盗贼越境为理由，联合到刑部申诉。刑部下令伯荣一并捕盗；他到香河时，十六名盗贼骑马等候伯荣。伯荣率领三名士卒冲入敌阵，斩下三颗首级，一人逃脱，其余全都被捆绑。郡县会同捕盗的人见到盗贼便逃跑，伯荣斥责他们，准备把情况上报；他们苦苦请求，才作罢。又有四名盗贼从潞州境内逃出，迅速向西逃窜。伯荣听说后追到杨庄。一名盗贼射中伯荣的胸部。伯荣突然冲上前，用枪刺他；盗贼抓住枪杆，伯荣便用刀砍断他的头。有人攻击伯荣，刀刃割伤他；他追赶并刺中一人，几乎坠落，又射中一人后背。到了光熙门，马匹疲惫，伯荣便返回。第二天，被射中后背的人死去。有司抓到一个活着的盗贼，得知了事情经过。深水的盗贼潜入潞州境内，伯荣追捕到三人。任满改调刑部后，上报他的功劳，议定越级两等。有一名官员吝惜这项升赏，我替他竭力争辩，于是越级一等，优先增加一资，升任寿春县主簿，官阶进为义副尉。有人问伯荣屡次获胜的办法，他说：“我对用兵谋略一无所知，只是能够不害怕罢了。”唉！孟子谈到孟施舍和北宫黝的勇敢，都以无所畏惧为根本。伯荣所得到的，大概与此接近吧？我曾经过潞州，父老说伯荣任期届满离任后，在家闲居将近四年，盗贼仍然畏惧，不敢侵犯。后来他因母亲去世回到巩昌，潞州百姓夜里睡觉也不得安稳。他到达的那天，盗贼便立即逃走。唉！假使让伯荣承担更大的责任，他的防卫功劳难道只能如此而已吗？我曾推荐他任中书行人，使宰相等执政者看到他的身材、了解他的英勇，好让他迅速成就事业、扩大施展才能的范围。然而他贫困，不能长久留在京城；寿春县主簿的俸禄丰厚，他却竭力辞谢。寿春有百姓社稷，他大概也已经逐渐在那里施展才能了。如今正遭受盗贼之患，京城以南甚至白天也有人被杀被抢。朝廷知道郡县官吏已经习惯懈怠，派遣使者和卫士屡次出动，却还没有达到安定并平息盗患的目的。这并不是盗贼太多，而是没有人能够像伯荣那样无所畏惧。假使人人都能像伯荣一样无所畏惧，我知道盗贼就不值得担忧了。我既然不能在他出任寿春时扩大任用他，姑且叙述他的实际事迹，以彰显他的才能，并作为那些负责捕盗却心怀恐惧者的劝勉。《张文忠公年谱序》。

译赠平章政事、滨国文忠张公去世后，南台中丞张起岩为他撰写碑铭，翰林学士欧阳玄为他的文章作序，江浙儒学提举黄缙记述他的祠堂。这三位以及我许有壬，都是延祐乙卯年张公主持科举时录取的进士。我受到张公知遇尤其深厚，公去世时却没能前往祭奠，只想用片言只字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但因奔走在外、彼此阻隔，也没能同列于三位之后，心中私下很遗憾。公的儿子、秘书郎张引年把公的年谱交给我，请我为卷首作序。唉，这正是我的心愿。公的文章、品行和经历，各篇碑文中已有详细记载，年谱中也概括记录了。我姑且亲自承受这件事，说一两件来讲：公提拔后进唯恐来不及。我最初任辽州倅时，偶然没有荒废职守，公来信勉励，信中有兴复斯文、恢复古代治理的意思。我在中朝任职时，公住在乡里；我每有一点著作送到他那里，他必然高兴并把这种心情表现在信中，大概是想督促我弥补尚未达到的地方。公尤其慎重地许可和称许人才，唯独称赞缑山陈公，说：“近来士大夫应当赶快以这位老人作为法则。”这是因为他取法陈公立朝时直言敢谏、进退明决，内心与之相合，想借此矫正当时的弊病。有朋友任御史时过于只求自保，公说：“御史是士大夫的洛阳；如果在这个职位上还没有声名，就没有什么官职可做了。” 公被授任詹事丞时，我到通州迎接他；我们坐在漕运厅谈了一整天，他大意说：“我见过许多举人靠文章求取官职，得到官职后便把文章抛到一边；又靠官职养肥自己，随后却败坏官职。你将来不要辜负任用，务必勉励自己。”第二天进城，他便飘然离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同他见面。公以平民身份进入京城，历任枢要官职；一旦志向不合就离开，优游于山水之间，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关中发生饥荒，百姓几乎死尽；西台中丞的任命一下达，他便慨然登车，倾尽自己的财力、耗竭自己的心思，救活了无数濒死之人，因号哭悲痛而感病去世。他出于至诚，有不能自已的地方，并非勉强可以做到的。有人批评他处理事务过于急迫，又怀疑他操守过高，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义之所在、人人应当去做的事情。国家用百年时间培养士人，他们的学问本来足以应付世间的使用；至于培养他们的气节、磨砺他们的风节，却似乎还没有达到。风节未经磨砺，能够不被富贵诱惑的人就很少了。只有豪杰之士挺立于世，才能使顽者廉、懦者立的契机有所依系。像公这样的人，可以称为豪杰之士；而他长期退处之后一旦出仕，又合乎义理中重大的原则。唉，实在值得崇尚啊！《刘楚奇惟实集序》。庐陵人刘楚奇在京城任职时，我起初喜爱他的诗，却还不了解他这个人。认识他之后，观察他的气度，便觉得他超过了他的诗，不只是诗篇的格调而已。楚奇是永丰的世家子弟，祖父桂林翁学问品行冠绝乡里，享年一百零三岁。他一百零一岁时，曾为楚奇的诗作序说：“求道贵在真实。”楚奇牢记这句话，把自己所作的诗命名为《惟实集》，请我作序。文章以道理为主，道理以真实为主。天地之间，日月照临、星辰交错布列于上；江河流动、山岳耸立、草木森然生长于下；君臣、父子、夫妇的秩序，谷粟、桑麻、水火的功用，参杂存在于其中的，全都是真实的道理。只要有一项虚空昏暗，世间就无法存在。桂林翁大概从这里有所领悟吧？况且“实”的含义，不只是与“虚”相对；与华美相对时，它是摒弃浮华；与名声相对时，名声只是它的附属。至于笃实、充实，也都是道理的极致。推而行之，上古隆盛淳厚的治理，也不超出这个范围，何况诗歌呢？楚奇气势充盛，放开笔力抒发言辞；他的文辞又切合道理，他大概在真实这一方面有所获得吧？诗共有若干首，其他诗文不包括在内。他做官时历任教职，后来入朝任职，又出任湖广儒学副提举，之后被征召入朝任秘书；这正说明朝廷已经熟知他的贤能，他的进用还不会停止。桂林翁又告诫他不要忘记更大的道理；这样说来，诗歌确实已经做到真实了。若把这种真实推行到事业上，那么将来能够显著成就真实功业的人，大概就在楚奇了。《送王仲方总管赴兵部序》。百姓生活的安乐和忧苦，系于二千石官员。汉、唐的君主用诏书勉励地方官，亲临殿前授予册命，他们难道不是掌握了谋划治理的要领吗？我朝责成官员整饬风纪，选拔官吏时又担心范围狭窄；还要求内外官员都参加考核，慎重对待推荐，慎重选择官员，并且多次改变选官办法。负责铨选的官员执笔选人，尚且遗憾人才不足。果真是人才不足吗？还是推荐人才没有尽到方法呢？我五次参与中书省幕府的议论，而在政府中任职待罪已有十年。天下如此广大，本来希望各郡都得到合适的人才；至于我的父母之邦，更不能不格外用心。在讨论政事时，宰相曾笑着说：“这件事如果不应当由你知道，那就是村翁坐在田场上议论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了。”彰德正是我的父母之邦，朝廷三次选择郡守，都让我参与末后的议论。冯思温公励，资历累积到三品，以监察御史出任郡守；杜德远弘道，以左司员外郎接替冯公；王由义仲方，以大都副留守接替杜公。三人都没有任满一届，公励改任刑部侍郎，弘道升任吏部侍郎，仲方如今入朝任兵部侍郎。驿站已经来征召，他将要上路；郡中的士大夫认为这几位侯官对人才有恩德，任满两年却被夺去职任，不能留住他们，便作诗歌为他们饯行。请我为卷首作序。我从前忝任参预时，仲方任右司都事；我们一同分省前往上京，后来我获准归田，又时常互相往来，感情交谊不是一般人可比。虽然我称病推辞，这件事也不能解除。三位郡守都没有任满一届，便入朝担任显要官职；士人和百姓虽然失望，我个人却暗自庆幸。从前参与末议而没有感到惭愧，又庆幸他们的职位日益升高，施政也更加广泛，不再局限于一个郡；并且使天下做郡守的人都效法我们的郡守，在政事上尽力，以此促使朝廷加快脚步而进用人才，这难道不又是一种激励吗？黄霸从颍川入朝任相，如今六部侍郎虽然与古代官制不同，却也算显贵了。仲方由此进入台院，再进入中书省，难道不会成为黄霸吗？何况公励后来转任右司，随即任中书省参议，授江浙参政，改任南台侍御史；弘道也转任宣徽佥院，改任广东廉访使，这就是他们升迁的征验。仲方也要更加勉励自己啊！《檀叔宽遗稿序》。

译长芦有一位以读书为业的人，姓檀，名克裕，字叔宽，去世已经七年。他的儿子檀建带来遗稿，经教授房纯德介绍，请求说：“先父专心好学，尤其致力于《易》《诗》和杂体创作，共有诗文三百篇左右。乡里人固然知道他，作品也已经熟悉，但还没有在远方显扬。如果没有人把它托付给合适的人来使它显扬，那就会成为既不为人所知、又不能流传的东西，难道独独对不起悝鼎吗？”于是恭敬拜谢请求。我嘉许他的志向，洞察他的诚意，替他写下大概说：“长芦是古代参户之地，盛产盐碱。我朝整顿盐政，实际上总管治理此地。因此这里人口繁盛，超过大郡，肩膀相摩、车毂相撞，人们没有不耗尽一天力气来经营盐业和商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独自奋发站立，读书作文，如果没有所见识，能够做到吗？他致力于《易》，从遗留下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所写的作品渐渐接近作者之流，却在五十九岁时去世，真可惜！檀建不废弃父亲的事业，收集整理遗稿，不使片言只字散失，真是好儿子啊！参户之地家家富足，却很少有人知道教育子女；孩子出生时家财足以贯朽，父亲死后尸骨尚未冷，不肖子孙便把财产挥霍掉，成为沟中的枯骨，这种情形是可以想见的。这部遗稿能够流传，可以由此看出读书行善的人有后代，而继承志业、没有辱没先志的人能够昌盛其事业，明白如此。假使读到它的人有所感发，那么它对于移风易俗也有补益吧？” 《涅阳侯传序》。《涅阳侯传》是衡阳人马熙、字明初所撰写的。我反复读了三遍，为此感到悲伤，大概也有所感触。一个人的品行不足以成为世人的典范，言语不足以留给后人训诫，功业不足以惠及众人，文章不足以阐明道理，却能汗牛充栋地保存下来，这样的书难道说得尽吗？而那些本来可以流传却没有流传下来的人，又不知有多少呢？人尚且如此，何况万物呢？涅阳侯是枚氏，自燧人氏以来，功劳没有谁能与它相比；虞初的稗官著述、诗人的歌咏，全都没有涉及它。明初感慨万分，把它写了下来：关于它祖孙世代的远近、族属关系的内外、隐显变化的始终、名字的同异以及施用的功效、考察搜求的痕迹，都写得详细而且核实。我起初居住在湘汉之间，只听说它的形状；到燕地才见到它，只觉得它特别像■〈石虘〉和砞之类，至于它的族类却没有辨认出来。太官所用的东西以及榷酤等五十四大坊，依靠它取得的资用尤其多；它本性不嫌贫穷，有人乘坐下等车辆经过市场，普通小民提着箕斗拿出三五枚钱，便可以获得大坊；灶中有尚未烧尽的灰，贫家子弟便拾取它，以补助余下的费用。京师有百万户人家，如果没有枚氏，那么辛氏、苏氏、马通氏也不能供给其中三分之一。我想找办法彰显它的功劳，把题字写在墙壁或册页上，经过二十年，最终却一直没有机会使它显扬。回到乡里，才开始了解他的宗族，于是明初的传记便写成了。湘南的栗穆、祝崧两族，自古掌握并使用当地权力；江汉一带则有狄氏、卢氏、罗氏居住在水边，枚邈却在中原，世人并不知道。后来到了至元壬午年，才在蕲黄山中见到他，于是乘船进入江夏；狄氏、卢氏都收敛行迹，主持狄、卢事务的人因此怨恨他，这难道不是不明智吗？太平日久，百姓繁衍增多，枚氏若不到江夏，狄、卢两族将不会被灭族吗？我正想考察他的来历，查看明初的传记，才知道当初将要烹杀弘羊时，枚氏远逃江南，这大概就是他的后裔。我的弹劾辞职回乡，并不是明初因为我没有成就而弃绝我；他正要与我交往并教导我，而我当时写出杰作来自娱，我对明初实在惭愧太多了。因此为他写传并加以表彰，使后世见到的人知道明初有文才却未能施展，也借此说明人物能否得到际遇，有幸与不幸。古今不幸而得到际遇的人很多，枚氏有幸遇到明初，明初不幸，仍未能得到际遇。虽然如此，这篇传记写出以后，识者看到了它，明初大概也算有了际遇。昌黎先生写《毛颖传》，柳子还认为奇怪，旧史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这篇传记的文章，对世间有益吗？读者不要把它看作子虚乌有的事情。《至正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三十五 （元）许有壬撰 ○序 《文过集序》丁丑年分省办公，我于五月二日从京师出发，八日抵达上京。大臣们每天在帷幄中侍奉皇帝，时时参与议论奏对，退朝后便进入分省处理日常事务。军国机务都在朝廷中裁决，而留在京师的分省，是各种事务汇集之处，凡有疑问不能决定、需要上报的，才咨询并报告朝廷，所以分省的文书事务常常很少。参议左右两曹，如果没有疑难请示，便不用到都堂去。白日漫长而无事退居时，我常常孤独地呆坐，偶尔有朋友来游玩唱诗，便随意唱和；心中有所感触，也写成诗歌。乘兴时一天能写一二十首，却无心经营构思，哪怕一个字也常常要斟酌十多天。七月十七日奏请回乡，相关官署每天安排次序办理行装，我也吩咐童仆收拾行囊衣物等待。诸生李冕搜集我拙劣的作品，共得一百二十首。我看后叹息说：‘士人处境困穷，才会工于诗；我窃居俸禄已经超过限度，世人不说我困穷。若说我不困穷，那么古人把自己的道不能施行看作困穷；如今天象显示警戒，獠夷兴兵，浙江人叫喊饥饿，中原报告水灾，官吏失职，百姓疲惫，财物用尽，粮食耗竭，而我厚着脸皮执掌政务，道果真施行了吗？可悲啊！’我大概正是一个困穷的人。困穷的人本应诗写得好，而我却仍然写不好，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的困穷，是收束全部心力，把它寄托在诗上；我的困穷，虽然在应当做的事情上耗尽精力，却因为见识浅陋、能力低下，最终什么也做不成；至于诗词文章这种小技艺，也一并荒废了。他们的困穷至少还有诗，我的困穷连诗也没有，而诗写不好还不如没有诗。我大概是困穷中最严重的了。至于那些写得不好的话，有时寄托规劝讽刺，放开喉舌喋喋不休，这又是小人掩饰过错的文章。因此题为《文过集》，用来记下我的过错，也由此显现小人的志趣；其中还有不在诗歌方面的意义。《仇云轩先生训子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