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四十三

译至元二年丙子年七月庚午日，皇帝驾临洪禧殿。太师秦王、中书右丞相达尔罕臣巴延率领中书省臣僚上奏：上都为世祖皇帝所营建，至元年间修建了孔子庙。仁宗皇帝修缮其破损之处，增建两庑、庖厨和馆舍。按照旧例，应当刻石记载历代圣君崇尚文章、尊重道德的事实，以诏告后世。石碑已经准备好，拟由中书参知政事臣许有壬撰文，奎章阁侍书学士臣库库书写，奎章阁承制学士臣师简篆写碑额；由留守大臣董其树立碑。皇帝批准了。臣许有壬接到诏令，惊惧战栗，不知所措。恭敬地想，我圣朝开创天下、治理万物、运转乾坤的伟大功业，即使与开天辟地相比，孔子的道也如同天地日月一样，无法用人力说尽。像臣这样愚昧的人，凭什么铺陈上天的恩休、阐扬最高的德行呢？至于历代圣君崇尚文章、尊重道德的事实，根据耳闻目见，也许还可以略微说明万一。谨拜手稽首，冒死说道：从前我太祖皇帝顺应天命、开启国运时，在战乱之中征召耶律楚材，置于左右以备咨询访察；听到周公、孔子的教化，深为赞赏并采纳，知道天下不能只凭武力治理，于是设置十路课税使、副使，全部任用儒者。国朝尊崇孔子之道、任用文臣，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太宗即位后，修缮曲阜孔庙；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仍承袭衍圣公爵位，在燕京设置编修所，在扬州设置经籍所，以开启儒学治理。把曲阜的雅乐、俎豆和祭服运来，日月山王鹗带着孔子像到达北庭，命令在秋季丁日举行释奠礼，饮福、分胙，年年以此为常。搜罗儒士，让他们转任教授；派断事官穆克徳和山西东路课税长官刘中遍访儒人，和牧守商议停免、减免他们的差役，并准备开设科举场所，以精选入仕人才；选取笔且齐子十八人学习汉语文字，又选汉官子弟参学国语和弓箭，选择教师，分成四队教授；命中书令杨惟中主持此事，建屋让他们居住，供给粮食衣物养育他们，用榎楚督责他们。直到定宗朝仍未中断，宪宗把汉地、河西儒户的徭役全部免除。世祖在藩邸时，招揽接纳儒士，谦恭地与他们问答；知道民间有一位士人贤能，便飞书送币，仍唯恐失去他。燕京的庙学被道士流徒占据，他夺回归还儒者，并增修破败狭陋之处。听到窦默关于三纲五常的言论，圣明的见解达到极高境界，立即说人道没有比这更大的，失去这些就不能称为人，也无法立足于世。等到登上帝位，诏令国家祭祀先圣之庙，应当经常修整洁净；官员、使者以及军马不得停留其中；在庙中审理诉讼、举行亵渎性的宴饮、营造房舍者，都要治罪。朝廷内部设置国子监学，地方分设提学、教授来负责教化；议定施行贡举法以选取士人，督促有关部门主持办理，责成按察司加以勉励；儒籍户恢复其身份，才能成熟者予以擢升。分配田地，制定俸禄，用来供奉祭祀、资助修缮、给教师发俸、给学生供给廪食，于是学校政务全都具备了。成宗首先下诏敦促劝勉，并议论贡举；又特别诏令内外百司重申世祖的制度，大意说：‘孔子的道统为万世留下法则，凡有国家的都应当尊崇奉行。至于曲阜、上都、大都，又特别加以申说，这是圣意所关注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武宗、仁宗、英宗、文宗恭敬遵守祖训，凡是发布重大诏令，必定首先提到这件事。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派使者到阙里，用太牢祭祀，以表示万世无上的绝对尊崇。仁宗实行宾兴法，首先重视德行，尊崇五经，继承先志、述行前事，比以前更加完备。如今皇上三次降下恩德诏令，没有不恳切的。这些都是从耳闻目见中征验而来、清清楚楚有根据的事实。考察历代兴盛，礼乐制度无不相互因袭；而我朝却截然领先，建立一代的法则，确立经常之法、陈列纲纪，大到囊括宇宙，小到穷尽万事万物，不依靠旧有典籍，却处处合乎孔子之道，这不是上天启发大圣，使他成为斯文的主宰，以安宁救济世人，怎么能做到呢？然而在开天辟地、混沌初开、天地元气充塞的开始，平定天下虽然实际运用了武力和文治，仍然如同秋天之后有春天、药物之中有食物，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施行的方面有所偏重而已。天常、人伦，是自然的道理，无论何时何地都承载着它。世祖营建开平后，不久升格为上都，文治更加修明。至元六年，命留守臣颜蒙古岱在都城东南修建孔子庙。仁宗皇庆二年，命留守臣贺胜重新修葺旧殿，增建廊庑、斋厅、庾廪、庖厨、门闳、垣墉，西侧建堂舍，以安置国子监分学的田地。云州有六十顷五十九亩，兴州又有十四顷；用来教育、养育士人，造就人才兴盛，这里成为首善之地，蔚然可观。如今皇上临朝，大臣协力辅佐，进一步阐明宏大事业，使万世之远、亿兆之众都知道孔子之道值得尊崇；而祖宗的功业有万端可以称述，这里唯独说到这一点，实在是因为此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一天也不能没有；一天没有它，就好像天运暂时停息，天地便无法成为天地了。祖宗遗留的谋略、垂示后世的法则，舍弃此道便没有更大的；后世尊崇并实行它，对于治理天下的成法大典，只是把它举起而施行罢了。臣听说，道的最大根源出自上天，它显现出来就称作文；帝王的德行广泛运行，这种文就是经纬天地的文。上天没有丧失这种文，指的就是礼乐制度。删定《诗经》、审定《尚书》、系辞《周易》、撰作《春秋》，都是孔子的文。那些深文巧饰的小道，急于求取眼前利益，只图末端效果，逐渐浸染，最终导致祸害国家；即使凭借王文统那样的才干，最终也辜负了任用。世祖明断，罪人于是得到惩处，何况比这低下万万倍的人呢？同样都称作文，难道可以不知道辨别吗？士人藏身修学于此道的人，应当慎重选择自己的师友。从格物直到平治天下，全都是此道。今后直到万亿年，开创太平的根基，以此上副历代圣君崇文重道、兴学育人的意旨，难道不是伟大的吗？臣许有壬谨拜手稽首献颂说：‘圣明神德建立极则，顺应上天、符合人心。谋划开端如此美善，继承帝位更应谨慎。道有最大的根源，显现出来便是文。它由此产生万物变化，是天地最大的造化。金革之事平息，土地不再沸腾，弦歌又得以延续。考察礼制、整理典章，征召贤才使用蒲轮。滦水北岸，龙冈成为都城。占据上游形胜，建都如同从高处倾水于中原。于是询问守成之策，根本在于儒学。国都街巷，有教师也有学生。这里是首善之地，何不显示长远的谋划？距离象魏宫门很近，建成宏敞的宫室。南面朝向皇帝，佩圭着衮服；北庭讲习诗书。历代圣君接续光明，显扬继承而不废替。既然极力使它名实相称，又重新修缮它的破败之处。居住其中便供给廪食，选拔人才便通过科举。百年长期培养，四海渐受教化。教育兴盛、教化融洽，人人都有士人的风气。推广伸展此道，万世都将共同遵循。’皇帝说：‘好！’你臣许有壬记录事实、解释文辞，后来又有今天的拜手稽首。愿天子万年长寿。这种斯文、这种道，如同太阳高悬天空。天地因此各安其位，万物因此得到养育。拜手稽首，愿天子万年长寿。

译大都三皇庙碑 三皇共置一座庙，有关部门按时祭祀。始于天宝六年，我朝考察古制，尊崇德行、报答功绩。元贞初年，天下都按秩序举行祭祀；京师每年春秋两季奉御赐祝文和香火祭祀，用太牢，宣徽院供应祭品，太府提供银币，大兴府办理事务，由太医院主持。三献礼演奏礼乐，官员亲临主持，礼仪尊崇、祭品完备，不是唐代所能相比的。只是殿宇年代久远，倾斜坍塌，院使休格询问同僚意见，一致上奏请求。诏令工部重新修葺寝殿、廊庑、斋室以及四周围墙和台阶，光彩焕然一新，但还没有碑文记载。至元三年丁丑年十月壬午日，我与院使哈喇岱五十四、经历布延特穆尔，请示太师秦王达尔罕、右丞相巴延，二人共同商议上奏，皇帝下制批准。中书参知政事臣许有壬撰写制文，奎章阁大学士臣库库、侍书学士臣师简书写并篆额。中书省移文命臣许有壬撰写，臣许有壬不敢推辞。恭敬地想，三皇承接天命、建立最高准则，是自有人民以来君主德行最神圣的人。十三卦所说的是他们的功绩，却没有说尽他们的德行。把本体和元气、春季相合来谈，是在说他们的德行；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功德，就无从称述，功绩也没有归属。一旦有所形容，就像用蠡测量大海、用管窥看天空了。医家这一流派，难道果真能够专门代表三皇吗？考察旧典，大德年间陕西行御史台议论让名医配享祭祀，礼官议定，开天立极的三皇列为十人；若专门为医者配享，礼部怎么会赞成呢？至大年间湖广省请求让名医配享，并安排座次，礼部议定仿照大儒从祀，列置于两庑，难道是一时没有考察大德年间的议案便准许了吗？难道是因为《素问》称黄帝、《本草》称神农，而烹饪始于伏羲，所以这样做吗？于是天下便成为定制。从前壬辰年，太宗皇帝担忧百姓患病夭亡，网罗天下医者，设置太医大使，佩带金符。辛丑年设置太医院，总管医药政务。宪宗皇帝癸丑年加设提点为长官。世祖皇帝中统庚申年赐给银章，又另设太医院。丙子年将两院合为一院，戊寅年以礼部尚书为长官。癸未年改为尚医监，品秩为正四品。乙酉年恢复太医院，品秩为正三品。成宗皇帝大德辛丑年升为正二品，由帷幄重臣兼领，其尊贵重要程度与医师相同；自秦汉以下，太医令、丞都不能相比。补充太医员额时，担心他们没有根本学问，于是严格设置考试条款；入官后按阶升迁，直到主管太医院；宫廷药局侍奉调制汤药，诸王、重臣请求医者，便上奏派遣。郡县设置医学，置教授、正录、教谕等员，教授医术；又设置提举司，其属户自行铨选，吏部不能干预决定。至于民间百姓出征服役，生病死亡，官府给予救济，设置机构收治，设置堂舍并载入法令，以扩大爱护生命的德政，这真是最为重要的。人民众多，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名分确定，吃饱穿暖，养生送死的用品完备，用礼来维系，用刑来辅助，万世永远依赖它，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四时阴阳失调，感受之后便成为疾病，仍有夭亡的人，因此不能保证完全没有死亡。于是制定医方医术来对待这些疾病。在三皇时代，他们的功德即使还只是大海中的一勺水，但像天空那样明白昭著，也确实是对人民极大的贡献吧？天下举行祭祀，让医者主持，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把这些话告诫有关官员和学者说：学习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古代只有一种学业，而我朝有三种。国学是全国使用同一种文字制度；儒学用来阐明人伦；医学与它并立为三足，是因为医业重要而且艰难。医术若能进而达到道的境界，就必须参与探究造化的机理，穷究事物的规律，又以仁心存养，以廉洁辅助，这才差不多可以了。《内经》的要求已经很高；近世可以作为训诫的，也应知道孙思邈关于学习医业的论述。精妙地通晓百家，探究幽深，学问完备，医术才不会滞碍。周代医师年终考核全部功过，百姓有死亡或病终，医生各自记录原因，报送医师；制度就是这样严格。有些人不明白经典宗旨而盲目行医，凭借世代名声却没有实际本领，只熟悉一张方剂便自我推销，偶然见效一次就自信满满，害死别人却不动刀杀人；即使有固定刑罚，死者也不能复生。为什么不思考历代圣君尊崇医秩、兴建医学的意旨而谨慎行事呢？而且医生的责任在于教师，教师的责任又在于总管；上级精心选择医官，向天下推行，那么人民缺少药物救治的情况就会减少。旧有制度又说铜人图经文字漫漶、房屋毁坏，征求考察无从取得，应当修治并备齐器具，以等待合适的人，这才是懂得承担长官责任的人吧？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大官亲自主持，因此将会由上游传达到各处，并由主干畅通到枝叶，人民安稳地享有生存。否则，三皇以天地为居所，以元气为精神，何在乎一间屋舍的修缮或废弃呢？我元朝继承天命、阐明发扬大道，崇尚质朴，以此奠定皇帝的德业，这也许正是皇帝开创基业的最初本意吧？皇帝扩充历代圣君爱护生命的德行，开辟长寿之域，延续百姓的生命，使至和之气普遍浸润，接踵而来达到安泰。借此昌盛圣上的身体，愿有万亿年无疆的寿命；借此巩固国家，愿有万亿世不可动摇的根基。啊，盛大啊！臣拜首稽首，谨敢颂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勅赐经筵题名碑

译世祖经营统一天下，在战争艰难之中，首先搜求金玉般的遗民贤才以及当时精通经术的人，向他们询问善道；登上九五之位后，更加崇尚文治。至元三年十二月，派中都哈雅向儒臣传达旨意：“我应当听讲哪部书？”让他们商议选定后进呈。于是商挺、姚枢、杨果、窦默、王鹗说：“帝王之道，是后世的大法，都具备在《尚书》中。”于是进讲《尚书》。至元八年，许衡、安藏进言：“能够知人善任，德业就会盛大，天下也会归附。”皇帝深为赞赏采纳。仁宗登基，台臣请求开设经筵，于是命平章政事李孟当时入内讲读。泰定年间，才开始设置经筵之事，由行省、御史台、翰林院的博学儒臣掌管，并设置属官。今上皇帝效法圣祖的宏大规制，考察近代制度加以损益，开设宣文阁，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的臣僚，以现任职务兼知经筵。丞相单独署名统领，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其下有兼经筵官、参赞官、译文官，多由中书、翰林的僚属幕官或阁属担任，人员并不固定。再下有译史三人、检讨四人、书写五人、宣使四人。凡有公文移送翰林、国史院中主管经筵的官员，便由他们署名，仍使用国史院印章上奏，作为固定法令。至正七年正月二十日，知经筵事、翰林学士承旨都哩特穆尔与领经筵事、中书右丞相伯勒齐尔布哈上奏：“经筵启发、开导圣心，对治理之道的补益非常重大。”凡领知经筵或兼任经筵的臣子，应当立碑记录姓名。拟定由翰林学士承旨臣许有壬撰记，御史中丞臣多尔济巴勒书写，知枢密院事臣太平篆写碑额。皇帝批准了。臣许有壬私下听说，圣人的道，是替天地建立本心，替百姓建立最高准则，替万世开创太平的根基。思考道的光明，它的根本在于学习吗？贾谊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所以即使是圣人也要依靠教诲。五帝三王都有老师，并且寻求更多古代文献和训诫，谦逊其志、及时勤学，始终牢记经典在于学习；不只是殷高宗如此，这是古今帝王最重要的训诫。汉代贤君尊祖德、师法经典，承受老师教诲、询问治道，能取得盛大治理，难道没有原因吗？至于天禄阁、石渠阁、白虎观、华光殿，以及唐代的弘文馆、集贤院，名称虽然不同，讨论典籍、图画治平之道，其实都是经筵。我世祖征召任用儒雅之士，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不以汉唐为满足，而是以圣人之道为根本，把福泽留给后代。皇上具有天赋的圣明，留心经典，修明圣学，治理成效的盛大程度，与中统、至元年间相比也毫不逊色。臣许有壬承乏任经筵官，前后将近十五年，每次轮值进讲，皇上面容喜悦，再三点头赞许。经典宗旨深奥，与圣心相契合；圣德日益更新，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疆的福泽，正由此开始。讲解经文时附会经典撰成讲辞，如同古代疏义那样铺陈演绎；随后附上国语译本，再在后面复述诵读；每次讲完合为两种文本，呈给皇上，使他在处理万机之余披阅参考。官署题名起于近代，各部门尚且都有，何况国家崇儒重道、讲求太平的大业呢？凡参与这项选拔的人，无不把它视为荣耀和恩遇；而列出他们的姓名，不只是为了荣耀和恩遇，也是要激励他们竭尽忠诚，以感动上天，使后来的观看者不指着碑说：“某人不过获得荣耀和恩遇罢了。”这样，这块碑才不会只是供人观赏的华美文饰。勅赐大司农司碑

译古语不是说过吗？各种工匠在作坊里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有了合适的地方，才可以安排其部门；聚集有关人员，才可以完成其功业。如果分散混乱而没有统属，迁移到不相干的地方，就不可能求得事业精良。百工尚且如此，何况身居尊位、俸秩厚重而辅佐上天完成治理的人呢？大司农总管天下农政，其地位的尊崇和责任的重要，古代以来更为突出。主管事务的官署，应该雄伟宽敞、华美深邃，却因循守旧、低矮简陋，与它的品秩不相称。当时雍坊原为故相巴延的住宅，实为各家宅第之首，厅堂高大突出，宛如官署。层层台阶连接栋宇，房屋排列密集，旁边可以安排僚幕，列开可以设置各曹局。府库坚固严密，可以储藏金钱、存放簿书；大体上官府应有的设施，没有一样不完备。既然将它归入官府，虽然可以凭力量请求赐给，但因土木胜过常制，不敢居住。若租给平民，收取租金，又担心人员杂乱混杂，房屋日渐毁坏。唯独开辟为官署，才称职而且相宜。于是至正六年闰十月二十五日，大司农纳克楚僧格实哩、大卿哈达拉图喇特穆尔、少卿穆尔茂苏默、司丞班珠尔、王恪、经历库春特穆尔、都事托音上奏：凡是没收入官的土地、房舍、宅第、店铺，都全部归大司农司。巴延的住宅就在其中。于是向中书省议论，农司应当把它用作官署。皇帝批准了请求，于是迁入并开辟治理。第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司农僧格实哩、吴秉道，大卿哈达拉图喇特穆尔，少卿穆尔茂苏默，司丞班珠尔，经历库春特穆尔，都事托音等再次上奏：官署既然已经获准使用，就应当记载它的缘由。诏令翰林学士承旨臣许有壬为它撰碑文。恭敬地想，圣明天子敦促农业、重视根本，责成农司完成职务；因此记载它的居处，记录上天的恩德并传播给后世，是合宜的。然而古人对于颂扬宽缓，对于规诫急切，所以盘席、几杖、酒器、豆器、弓矛等物，没有不刻铭来表示警戒的。一件微小器物尚且如此用来警戒，那么堂屋高达数仞、椽头伸出数尺，难道不能借助它的场所来勉励官员的思考，使他们居处于作坊般的官署而完成自己的事业吗？帝王的治理，不过是使人民生活富足罢了。唐尧、虞舜这样的圣人，首先重视任命后稷；箕子所陈洪范八政，周诗《生民》《七月》，都是王道的开端。世祖皇帝考察古制设置官署，特别建立农司；虽然品秩的高低、职责的内外，时常有所不同，但其敦促重视根本、抑制末业、要求取得实际成效，实质没有差别。仁宗皇帝提高它的品秩，升为从一品，这是地位的尊崇；朝廷对它的期望也更加深重。品秩越高，责任也越重大。何况如今把官署彻底翻修一新，各种工匠都有了作业场所，难道不也应当考察这件事办成了还是没有办成吗？况且农司设立至今七十七年，关于设置官署、明确责任的宗旨，以及播种、栽植、畜养的方法，以纲领总括于内、以条目分布于外的内容，已经灿然齐备，严密而没有空隙了。要求严格，施行长久，那么它的成效究竟应当怎样呢？如今天下百姓，果真都富足了吗？郡县官府果真都尽到了职责吗？风纪官果真都尽到了监察之责吗？簿书上所见的情形，果真都完全如同所说吗？政事也如同官署，后来接任居此任职的人，也应思考怎样使它名实相副，保持它的完整，扶起它的倾覆，堵塞它的漏洞吗？如今农司的政务，大略有三项：耕种籍田，以供宗庙祭祀的黍稷；治理膳食，以帮助尚方供应用的鼎釜；教导种植，以使天下百姓的生计丰厚。尊卑的地位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卑下者如果凋敝疲惫，尊贵者又怎能有奉养丰厚的办法呢？这难道不正是农政的首要事务吗？从前韩愈引用圬者王承福的话说：“拿着抹刀进入富贵人家，有的人家去过一两次就变成废墟了，因为房屋归于官府。”其中的要旨是说：“享受俸禄却怠慢职事，必定会遭受上天的惩罚。”我对此又深有感触。从前经过这些官署门前，不敢抬头仰视；一旦它归我所有，而我又在其中办理政务，想到前人的失误和我的所得，敬畏之心便警惕地生起了。那么，这座官署不正是我的龟鉴吗？持守这种畏惧敬慎之心来办理政务，那么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对于农政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呢？《至正集》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四十五 元许有壬撰 碑志 敕赐重修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