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七十三

译先公忧虑世人不教育女子，于是编纂《女教书》。草庐吴先生作序，说它可以与朱子的《小学》并行。邵庵虞公也作了后序，流传于世。书中虽有诗歌用来规诫，但其中载录巴陵玄子韩世孟的一首诗，难道不是因为临难守节而有关乎世间教化吗？临川吴母黄孺人训诫儿子的诗，所处情况虽然不同，换一个地方也同样适用。先公任职临川时，黄孺人才四十岁；这首诗却作于十年以后，可惜先公没有看见。有人说临川在王介甫之后，高尚之风形成，所以黄氏能够获得盛名。我私下对此有所怀疑。东莱吕先生谈江西人物的盛衰，考察当地人文的人，难道将从这里得到依据吗？我因案头有江西诸贤的书札而感到高兴；江西贤者并不只有王介甫。若认为临川的名人应当归于王介甫，难道临川没有晏公吗？黄氏以妇女节操自我勉励，并把它表现在言语中，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士人的人应当怎样呢？我不知道如今江西人物的盛衰与东莱先生当时相比如何。吴绶回去后替我问一问吧。邵庵 恭敬题写至治年间的御书 英宗即位后，精心考核政务，拔除深深扎根的恶木，选取豫章的大材，来支撑一代的栋梁。当时有东平忠献王，独自运用教化养育天下，君臣之间千载难逢的相遇，即使说成鱼水之交也不足以形容。有一天他在便殿侍奉皇帝，随手拿起墨笔画成古钱的形状，又用朱笔分出内外脉理，以钱的外圆内方来描绘，拿着规矩制作它，有些地方还没有完成。皇上看后非常高兴，取朱笔在旁边写下皮日休的诗：“我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合三十年，清风一万古。”这是把东平王比作房玄龄、杜如晦。如今庆老福德也在旁侍奉，皇上便把它赐给了他。福德装裱后层层珍藏，后至元庚辰年把它带回，归还给王的儿子、如今任翰林学士承旨、开府仪同三司的都哷特穆尔开府，并让他拿给我有壬看，请我记述其后。我有壬由此看到了至治年间的政治成就，其中难道没有原因吗？王偶然拿笔，却不画其他形状，唯独画九府钱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钱流通可以救济人民、对世间有功吗？皇上不写别的话，只写诗人吟咏房玄龄、杜如晦的句子，难道不是内心有所契合，想要求他实现贞观之治吗？这样看来，即使在游宴之间，也从未忘记天下。史书称房玄龄、杜如晦不夸耀功劳，把众人的优点贡献给君王，选拔士类，一个善长也不遗漏；他们大概也从这里得到启发了吧？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那么唐尧虞舜时代君臣和谐、相互应答、反复唱和的风气，就会在朝堂上蔚然复现，哪里只是房玄龄、杜如晦而已呢？唉，君臣相遇，是古今最难的事；等到相遇之后，上天又在中途使他们离世，有志之士不能不为之痛惜。呜呼，可惜啊！东平王的功业没有完成，实在是天意造成的。但在痛悼之余，我又有替东平王庆贺的事：房玄龄的后代留下了遗爱，杜如晦的后代却毁坏了祖业；如今开府承继先志、完成事业，使前人的功业更加光大，房、杜二人也有所不及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谁能不相信呢？题跋雅勒呼正卿所收藏的鲜于伯机诗词书翰。鲜于伯机的诗，我了解它已经四十年了。吉甫段君感叹说：“世人知道他的书法，至于诗歌，知道和不知道的各占一半。”我正庆幸自己属于知道他诗歌的人；夷陵监郡雅勒呼正卿虽然知道得较晚，却非常喜爱。正卿平日说：“晋代以后虽然有书法，终究不能像晋代；唐代以后虽然有诗歌，终究不能像唐代。”我说，诗歌发自人的内心，天地没有穷尽，人心也没有穷尽，不应当只按照时代来衡量。书法不过是技艺中的一种技艺罢了。正卿并不屈服于这种说法。等到他观看伯机的书法，便说是“真正的《十七帖》”；观看他的诗，便说“超过韦苏州，进入陶彭泽的境界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晋唐以后，书法又有了晋代的水平，诗歌又有了唐代的风格。我不是喜欢争强，只是私下高兴，借正卿的话，使那些不了解伯机诗歌的人知道其中的一半，也借此记下吉甫的感叹。题跋重刻《羊祜碑》堕泪碑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元气一同无穷无尽。从前虽然有东西灭亡，却仍有不灭的存在。大概只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中的一项，就足以使人不被遗忘，何况三者都具备呢？太傅尚未接受交相征辟时，郭奕认为他是当代的颜回；他的德行显著如此。接受任职以后，建立了大功伟绩，史书都记载不尽。他的功劳太大了。若说到他主张服丧三年，想要革除汉魏以来薄葬薄亲的风气，振兴先王礼法，以敦厚风俗，那么在立言方面，他确实有儒者的风范。假使孔门弟子都来求学，他大概也差不多可以列入其中吧？陆抗说乐毅、诸葛孔明都不能超过他，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他的成就。李商隐因为韩愈《淮西碑》中的话说：“汤王盘铭、孔子鼎铭都有著述，今天器物虽然没有了，但文字还保存着。精妙绝伦的文字，不依托器物尚且不能磨灭，何况德行浸润人心、深入肌骨的人呢？”从前太傅登临岘山，说：“自从有了宇宙，便有了这座山。”我则说：“只要有岘山，便一定有太傅。”况且世人都借碑而流传，这座碑从梁代直到今天，已经重刻到第四次，正是因为人而显著，这不是很奇异吗？访求旧文并刻在石上，又从京师送到岘山之首的，是编修官杨伊志卿。题跋检讨郑取新刻《千字文》赐本 智永所书《千字文》的真迹，皇上阅览后认为很好，命令把它刻在石上，拓本能够流传下来，实在是非常优厚的恩赐。经筵检讨郑某以侍从官的身份请求，也蒙受了赐予。我私下观看御笔，精妙绝伦，远超古今，像天光日华一样装饰万物，却仍然取法古人，这正是大禹不自满的表现。从前有使臣下用拙劣书法取悦皇帝的人，还自称：“我生在兴盛的时代，是方外之人，只凭一项技艺的精妙，搜集残缺之物，使它们显扬于世。”为什么差距竟然这样悬殊呢？在技艺方面尚且如此，那么对于继承往圣、延续民命、使国脉长存的大经大训，难道会有不求取的吗？这正是经筵不断光明、日日更新的原因。这幅帖不至于泯灭，不只是智永的幸运，也是斯文的幸运；斯文的幸运，也是天下后世的幸运。题跋蒋善夫《义士传》

译我很早就进入京城，像将作同知任瑛被捕入狱、尚书右丞博巴之死，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任瑛身陷牢狱，牢狱本来严密，但蒋善夫仍能设法把他救出来；天下大规模搜捕，深入穷山绝壑、鹰鹘巢居之地，他也能砍木立标，写上姓名，周密保护，使人脱险，这难道不能说有能力吗？博巴遭祸时，亲戚朋友都躲避离去，他却能收殓尸骨并加以安葬，这难道不是很难做到吗？这就是蒋伯祥善夫被称为义士、揭徯斯为他作传的原因。有人说，揭徯斯是在为蒋善夫作传，但看他所主持的观点，我私下有所疑问。我说不是这样：智伯不仁，豫让感念国士知遇，甚至以死报答，司马迁把他列入刺客，见识深的人不能不对太史公有所议论；那么善夫被称为义士，也可以无愧。至于把良家子女从异域的罗网陷阱中救出来，更是义行显赫。孔子说：“我对于别人，毁谤谁、称誉谁呢？如果有所称誉，那一定是有所考验过的。”这不正是圣人急于褒扬善行、缓于憎恶恶行的明训吗？题跋张开府宗的度牒 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张德隆收藏了从父开府公在宋咸淳三年所受的一通度牒，牒文说：“景定四年，是这一批度牒颁发的年份；所谓‘新法度牒’，是绍兴年间实行的绫纸新法。”开府二十五岁时接受这份度牒，成为道士。归入我朝以后，得到历代圣明皇帝的知遇，掌管玉章，官至极品。这份度牒，是他起家的由来吗？从前赵宋天禧年间，天下道士有一万九千多人；到熙宁末年，人数虽有增减，却从未达到两万人。以古代四民中的民众人数相比，已经很多了。以天下广大、人口繁多来看，正值尊崇兴盛道教的时代，而道士人数只有这样，可以说少了。大概因为考试选拔的科目严格，授度出家的条文严密，游荡懒惰之人不能苟且混入其中。后来国势日益收缩，财力日益困乏，于是借此谋利，度牒便同钱币一起流通了。既然借此谋利，势必不能不泛滥。然而由此而得到人才，竟有像开府这样的人，那又是从众人中拔尖而出的，千万人中也难见一两个。度牒的制度，绫纸精密，印章署名周详，宛然如官府告身。我朝富有四海，谈论利益的人屡次以此来动摇执政。我在左司时，熟悉听到这种说法；这种利益不值得一提。至于遏制游荡懒惰之人，不让度牒泛滥，这难道不是切实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事情吗？天历初年开始实行这项制度，如今虽然没有废止，但奉行还没有达到要求，条目也没有完全确定。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将来可以从这里得到考察依据。题跋《神德真君画像赞》从前开府仪同三司、进上卿张公去世时，朝廷赠恤的典礼，士大夫哀悼挽歌，以及刻铭立丰碑、昭示永久的各种做法，无不各自做到极致。天历己巳年，追封他为神德真君，又建祠祭祀他。当初，开府七十岁时，仁皇下诏为他绘制画像，命词臣作赞，并盖上皇帝宝玺作为标记。那篇赞也已经刻在石上。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德隆，是神德真君的侄孙。他哀悼仰慕的心情，仍认为这样不够，又重新绘制画像，把始终的诰命赞文汇集成一卷，请我在后面题记，以寄托对他的追思。黄老之教以清静为主，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从中有所借助。它流变而成为申不害、韩非之学，是因为其中有残忍的一面。对亲人尚且残忍，对其他人又会怎样呢？道教之士的学说，把内心没有悲哀视为通达之人的境界；如果完全没有悲哀，还能称作有心吗？真人作为侄孙，孝思如此深厚，残忍与所谓通达都不能损害它。一个人不以残忍施加于他人，也不以所谓通达放荡自己的内心，那么所谓道，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如果说他们所谓的道，只是把他们所说的东西称作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那么我不敢把这种话施用于真人。题跋绍兴年间狱空的诏书 绍兴庚辰年，大理寺上奏说狱中没有囚犯，皇帝赐下诏书予以嘉奖。当时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张运任大理寺官，以明断公平著称，而思陵能够任用适合他才能的职位，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效。我读前后《刑法志》，其中说：“三代政治最盛之时，达到刑罚搁置、战争停止的境界，其根本和末节都有次序，这是帝王最大的功业。”所谓根本，难道不是爱惜生命的德行深入民心，因此百姓才不触犯官府吗？思陵渡江时，正处在南北分裂之后、战争纷扰之际，虽然未能恢复中原以达到停止战争的境界，但三十多年间多次出现狱空，这说明他深得《虞书》的旨意。如今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德隆，是待制张运第五代的孙辈。真人的从父开府公官至一品，清贵的同族也有人做到郡守，这大概都是待制遗留的恩泽吧？诏书曾经刻在石上，后来山河变迁，有人把它取去砌塔，真人购得此石，但石刻已经残缺一半，诏书的抄本却收藏得像新的一样。石头反而不如纸张，是因为张氏子孙贤能。张氏子孙中若有人出仕而掌管刑狱，还应当取法于此吗？题陈璧家所收藏的《简斋墓志》后 靖康年间天下动荡，思陵孤独地来到东南；中原士大夫中有能够自我振拔，在艰难流离之际追随君主的人，正逢国家急于求贤之时，朝廷本应怎样收录任用他们呢？然而任用他们而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是人的原因；得到他们却又失去，是天意的原因。简斋陈公已经参与执掌大政，不久便因病辞职，最终一病不起。他经世致用的学问没有得到充分施展，难道不是天意吗？君子由此可以看出，前朝之所以不能再恢复中原。世人只知道他的诗写得精妙，却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像“向来万里意，今在一窗间”这样的诗句，我每每反复吟读都为之悲伤。墓志还有无法完全写出的地方。题跋米元章临摹李北海《毒热帖》海岳公临摹古人的法书，就像偷穿狐白裘一样，手笔并不是随着别人而作的记录。他学习孙叔敖，不得不把形似之处做到极致。然而他本来优美的姿态，难道也全都扫除干净了吗？狐白裘大概也有被人察觉的时候。因而观看他临摹李北海《毒热帖》，竟然随意书写到这种程度，不知道懂得书法的人会怎样看待呢？题跋张宜相所收藏的织成宣和御书《清净经》。

译唐代安乐公主出嫁时，益州进献碧罗织物，上面织有花鸟，大小如黍米，眼睛、鼻子、嘴、爪甲全都具备，视力清楚的人才能看见。陆龟蒙记载织成的衣裳，说其中的禽鸟花卉，仔细观看时纹理和线条截然分明，分布描绘精细得无法形容。即使肉眼看不见，想象也不会超过景物的精妙绝伦，但我还怀疑他有夸张。至于把字画织入织物，大多只能织成字形，而笔意却不容易表现出来。宜相张君收藏的织成宣和御书《常清净经》一卷，笔意精妙，一丝一毫都没有失真；织机和织法的奇异之处，又有说不尽的地方。正面是文字，背面是质地，分明是两种纹理，却又完整地合为一层，不知道当时的工匠怎样把巧思施展在织机经纬之间。由此可知，碧罗和织裾并不是夸张，只是还有比它们更精妙的东西。即使这样，奇异固然奇异，也不过是一件器物罢了。而我由此深有感触。宣和年间，天下万事已经败坏，《清净经》说：“神喜欢清明，心却扰乱它；心喜欢清静，欲望却驱使它；排遣欲望，心自然清净；澄明内心，神自然清明。”唉，这些话足以用来治理国家。明白道理却不能实行，只从事于纺织组织的末节，只会增加人的欲望。因此我无暇评论纺织工艺的精巧，而对这段话深有感触。这卷书流传出没的详细经过，已经由同年欧阳原功作了详尽叙述。他在己卯年冬天与我一同观看，大概是在庚辰年冬天。题跋户部主事观音努新刻《千字文》赐本 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散落在世间，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即使秘书省所收藏的，也有可以指摘议论的地方。南北各地盛行传说，在京师有田氏家藏的墨迹七十三行，是最好的。田氏的图书散失后，翰林直学士伊啰斡齐桑莭购得了它，不敢私自占有，便献给皇上。皇上看后很喜爱，命令把它摹刻在各处碑石上，并将墨本赐给臣下。翰林应奉观音努也得到了一本。观音努得到它后，难道也应当想到七十三行中所谓“坚持雅操，好爵自縻”的话，用来报答圣恩的万分之一吗？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欣赏书法之美的东西罢了。题跋兵部主事大都所收藏的周濂溪以下十二位先生的画像。右边是从濂溪到东莱的十二位先生画像。兵部主事大都子正从石刻中得到它们，移摹绘制在洁白的绢帛上，请我在后面作识，打算早晚瞻仰，以此自我勉励。自从圣道远去、正道闭塞以后，诸子百家纷纷兴起；十二位先生出世，廓清了昏暗，调和了异说，最终都归于正道，道统的传承也因此有所寄托。三代以后，功业和文学方面的人物在史册中接连可见；像这十二位先生，却是历代一二人都未必有，仿佛上天降生的大儒，全都汇聚在宋朝三百年间，啊，这是多么盛大的时代！子正仰慕并践行先哲的道德，应当寻求他们的著作来阅读；读了他们的书，又从内心寻求他们的为人，这样或许就能有所收获。题跋干尚书封赠两代的碑。右边是礼部尚书干公封赠两代的碑铭，由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原功撰写，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梦臣篆写碑额，我实际为它书写，而记述碑阴文字的，则是当今翰林直学士黄溍晋卿。干公寿道和我四人，是延祐首科的同年进士，梦臣则是状元。寿道的儿子旟来到京师抄录碑本，请我在后面作识。干氏世代德行的碑铭已经写得完备，我不便再多说；只是特别列出同年关系，并不是敢于夸耀首科得人的盛况，而是感慨五十六人已经凋零无几，只有我们五人得以把姓名并列在一块石碑上，这也是一件盛事。旟回去后把这篇识文带给寿道，寿道一定会认为我说得对。题《乐天醉吟先生传》《池上篇》。香山白公在身体强健时便急流勇退，享受闲居的快乐达十八年之久。我的同乡魏忠献韩公仰慕他，建造了《醉白堂》；东坡苏公为此作记，说白公的道德高于古人，并不是过分赞美。他又曾说，自己与白公在出仕与退居、老年与少年的情形大致相似，而“东坡”这个号实际上取自忠州的诗，这又可见他仰慕白公之深。白公五十八岁时分司东都，有“今日是长归”的诗句，终身不改其志。有人说他的文章精纯，不愿一看，恐怕看后会使自己改变心意；这种做法反而足以成全白公的志向，却暴露了自己的固执。我年轻时读《醉吟先生传》《池上篇》，已经感慨万分，产生了摆脱尘俗的想法；但被世事牵累，因循到老，五十七岁才投劾辞官归乡。比白公分司时只晚一年，自以为可以实现平生的志愿了；可是立志不够坚定，又两次入京，在翰林中台共十八个月，沉溺于荣华、招致毁谤，实在是白公的罪人。我六十二岁归来，建作《圭塘西郭》；虽然交游和营造的盛况比不上池上，但松、竹、荷、柳混杂栽植的繁茂，或许还可以相近。今年我六十四岁，比白公作传时少三岁，老态已经明显可见，何况他的美好风操和道德，我哪里敢仿佛达到万分之一呢！每逢《圭塘风清》景色优美的日子，吃饱饭、喝过茶以后，朗诵这两篇文章一遍，也是闲居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可行拿出精美的纸张，请我书写成轴，于是我试用陵子善■〈髟上怱下〉笔，欣然为他书写。《至正集》卷七十三。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七十四。（元）许有壬撰。公移。奏言监察御史李谦亨等酌情调任较近之地。雷霆震怒，终究不会废弃生养万物之德；雨露滋润，又何曾区分美好与丑恶？何况上天广施厚重恩泽，本来就应当一视同仁。凡是在清明朝廷做官的人，都承受着特殊恩宠，怎么能让余下的恩泽只限制在偏远角落呢？恭惟当今皇帝凭借上圣之资，举行旷世典礼，穿着衮冕，亲自祭祀太庙，制作卤簿，震动神人；大礼告成，天下生灵都共同庆贺。皇上推恩臣下，不分尊卑，内外四品以下的职官普遍减去一资。至治二年以前入役的人，到了考满入流之日，也都给予优待减免。上天的恩休所覆盖之处，欢跃之情难以自胜。若有在任官员获罪而情由或可怜悯，也应酌情加以洗雪。这正是《祭统》所谓恩惠必须均等。近来监察御史李谦亨、成珪因进言论事获罪，承蒙圣上裁断，将他们流放到千里之外的地方，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不可估量的幸运。但他们各自正逢昌盛之时，遇上这件盛事，倘若都能沾受恩益，便可看出朝廷恢复宽大的胸怀。若蒙准许发还原籍，恢复酌情调往较近地区的待遇，略微表示宽宥，不仅能使他们得以自新，也能显示天地父母般的德泽广大难以形容，远近一体而无间隔。风宪十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