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三十三

译我从小就喜欢登临游览，所到之处有山，排除事务便一定前往。读了白居易《草堂记》和李白、欧阳修、苏轼的诗，知道匡庐山的胜景，遗憾自己的手臂不能长出翅膀，飞到它的山脚下。延祐乙卯年我有临江之行，在船中望见五老峰像碧色蓬莱，悬瀑像玉虹。当时因为长久没有回家省视父母，又因同船不止我一人，势必不能停留。我私下想，回程时也许可以偿还这个愿望，然而同船的人更多，又兼程夜行，顺风顺流而下，船帆飞驰如箭，一时的心情不只是远行客经过故乡却不能稍作停息的遗憾。至治壬戌年，我承乏任职南台，分巡江西，取陆路向南，又回按江东路；与庐山隔着山岭，因此仍然没能到达。自从遭受祸患，寄居武昌，九个夏季炎热蒸腾，小屋像蒸笼一样；我抬头惆怅远望，精神仿佛飞越而去。越南黎公景高居住在汉阳，渡江来请我说：‘往年我曾到庐山避暑，那里如在天山；如今将带着一个孩子、一个仆人，乘轻舟顺流而下，寻找我过去的约定，直到秋尽以后才回来。’诸位先生作诗为我送行，请您为我记叙此事。唉！天地间的事情，无论大小，难道造物者不嫌琐碎，都是自有安排，不肯轻易把它交给人吗？世人说人在一饮一食之前，一切都已有定数；我应当薄命而不能得到它，难道真有这种说法吗？还是说，在这里得不到，便能在那里得到，这两者不能兼得吗？为什么我的一次游览竟这样不巧，而景高想出行就出行，畅行无阻，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呢？景高早年知道尊崇中国，来到这里已经四十年，著述自娱，性情平和，喜好待客；四方都知道他的贤能，朝廷优厚地给予品秩，却不以事务束缚他，所以能够尽情享受山水，这难道不是在这里得不到而在那里得到吗？我不能跟随您游览，您就替我牵引瀑布水沾湿笔杆，把山川胜景全部写下带回来；我诵读并和作，这也算跟随您游览了。《汉隽序》韩子答复李翊说：‘不是三代、两汉的书，我不敢看。’三代已经久远，两汉只有司马迁、班固最为著名。即使后世评论二人有优劣，司马迁以后也只有班固了。班固的文章内容丰富、记事详尽，读者可以从中记取史事、摘取文辞，供写作之用。至于形势利害、事情得失，有些还来不及考察，更何况义理的精微之处呢？宋代括苍林氏摘取其中精要的语句，编成《汉隽》五十篇，长沙黄秉彝作序并刊刻，使它公之于世。唉！从前雕版印刷还不盛行，世人苦于书籍稀少，手抄往往只能抄全书。天下书籍多了以后，反而有人厌烦涉猎浩繁的书海，擅长从中取数条精要，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林氏这部书是为处理事务而编的。既然为事务而设，便是提取纲要、钩取深意，并不是苟且求简。它按类排列、解释意义，使不同名称和奇异字词一看便能全部明白，也确实可以见到古人文辞的精工。或者说，‘隽’就是滋味吗？品尝鼎中一块肉，可以说知道味道，却不能说已经吃饱。读者由此追溯班固史书的全貌，由此探求义理的精微，在文辞丰富、记事详尽之外有所收获，那么黄秉彝公之于世的用心就没有辜负了。《性理一贯集序》理学到了宋代才明白，宋代末年得到朱子后更为大明。前辈说，天意限制南北往来时，宋朝使者的行囊中带着《四书》到了金国。有一天，一位金朝士大夫得到它，时常拿出来议论，听到的人都惊叹，认为他的学问超越高妙，却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什么。后来文教和制度统一，才家家都有，人们都能阅读。科举开始以经术取士，诏令首先推崇并任用，后来人人都研习它了。然而过去读书是为了自己，如今研治经学却是为了别人；过去的读书人由博学而归于简约，如今的读书人追求捷径，貌似简约，却不知道怎样达到真正的简约。搜集编排解说经义，条理清楚、可以听闻，那么落实于自身、从心中有所体会，究竟如何呢？宋代进士叶叔经编成《性理一贯集》，庐陵王务先表彰并刊行它，节录抄写后传给自己的学生。作序者说，这是为了使学习者容易知道、容易实行。我私下认为，容易知道未必容易得到。学习者如果确实能因书探求内心，在自身加以验证，那么即使只得到一句话，也一生受用不尽，何况其中有要旨而又完备呢？否则，不过是为了考中科举的捷径罢了。它虽然似乎胜过过去没有见过这些书的情况，但对得起那些真正读书的人吗？先儒说：‘志向在道德上的人，功名不足以牵累他的心，何况富贵呢？’懂得这句话，就懂得王务先用心的意义；读书者和研治者究竟是为了道德，还是为了富贵，也就可以由此验证了。《林春野文集序》贡举尚未施行时，士人中努力学习的人积累深厚、根基深沉，发而成为文章，就像冲开江河、泾水、沟渠和池塘，水一到便充盈溢出。利禄一开放，人们看重得失，才开始急于求成、寻求捷径，假借步法、遵循格式，寸步模仿，像烧火后才去买米一样，拘谨狭隘而没有宽裕。如今考试题目中有古赋，也有诏、诰、章、表。近来沿袭旧习，多采用赋题；赋本应因此兴盛，上不追随《离骚》，下也不至于失为汉魏风格，可结果反而有如今不如古代的感叹。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虽有格式，却不临摹样式，只用自己的学问充实它；后人没有学问可以充实，只知道临摹格式。长沙林春野拿出自己所作的古赋，具有作者的风格，文辞雅正而洁净，年过耳顺，正是所谓积累深厚、根基深沉，不必等到贡举之后才学习的人。他和那些手持斧柄、斜眼窥伺的人相比，差别太大了。然而他两次应试，两次被主管部门黜退，难道是公正明察不足，还是他得到的机会少而别人得到的机会多呢？或者是论者崇尚高远而涉于迂阔，而今天的学习者竟以此为是吗？又或者春野的命运自有原因，才使事情如此呢？有人问我，我回答说：‘我正要评论文章的得失，这些事我不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阮冲逸复姓诗序》

译子孙继承父亲的姓氏，是为了启示和延续后代，这是人伦中重大的事情。世上不幸有无子嗣的人，便为他选择后嗣，古代已有训示。只有按照宗族世次应当承继的人才可选取；宗法不明之后，才开始有以别姓之人承继的情况。中原的风俗还较为朴实，有人把族中的孩子抱在襁褓里养大，后来又发出啧啧之声而把他送走；楚地的风俗却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贪图对方富厚，即使是壮年人也兴冲冲地去做后嗣。他姓先祖曾任永州幕职，永州的风俗尤其可叹：有儿子的人也养别人家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又送给别人。这样的事十九年间都没有禁令，我把它报告给总管樊子明，请他加以禁止。樊子明贤明而又善于戏谑，说：“难道我们的永州百姓还是蔬菜吗？”南方的风俗与中原不同，必须移栽以后才能茂盛，这种做法固然应当禁止，但其中的情形又无法一一查究。于是可以禁止今后发生的事，把这件事上报后却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才开始制定禁令，但郡县把它束之高阁，视若无物。我往来江湖，寻找能够恢复本姓的人，终于找到了涂州的阮冲逸。冲逸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他于是冒用徐姓。有一天他叹息说：“父亲不忍抛弃徐家，没有儿子便让我的弟弟承继徐家。我现在姓阮家没有后嗣，我难道不应归还本姓吗？”于是恢复了阮姓。士大夫都称赞他。唉！姓氏的讹乱由来已久，却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我曾经为永州风俗的大错而忧虑，也为禁令不能实行而愤怒；想要把这种事举发并制止，却没有能够做到。冲逸从小跟随母亲寄养在别人家，后来有了妻子儿女；他后来姓徐，是出于不得已，并不像世上那些把别姓之人作为后嗣的人那样，竟能奋然起来恢复自己的宗族。阮氏的饿鬼一旦有了食物，若把这件事昭示天下，那么世上那些越过宗族次序收取后嗣的人，他们原先不能享用祭祀的人也会知道归宿；那些贪图别人的财富、忘掉自己的本姓而承继他姓的人，或许也可以稍稍感到惭愧了。这件事应当记录下来。《春秋集义序》。《春秋》自三传以来，世上流传保存的著作都可以考察。范氏探究经文而编成集解，啖助、赵匡考察三家传注的长短而编成统制。伊川用传文考察经文所载的事迹，又用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这些著作都号称精确恰当，但世上读它们的人很少。等到胡氏的传文问世，学者便一致尊奉它。圣朝设置科举，于是它与三传一起被采用，各家的说法几乎都无人听闻了。从前会试以五经出题，有人甚至不知道各家学说及其作者姓名，更何况考察它们的长短而加以折中，编成著作呢？况且圣人的旨意，当时的门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世人传说《左传》所记时代前后不一，它终究不是亲自从圣人那里接受的，因此文辞胜于事实而失于诬妄，也是应该的。《公羊传》《榖梁传》所传闻的时代更加久远，各家学说都尊重自己听闻的内容，它们难道能够完全符合圣人的旨意吗？朱子说，《春秋》的大旨不过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尊崇天子，抑制强藩，尊贵王道而贬低霸道，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字都有深意。这样说来，传注的解释难道可以拘泥于一偏之见吗？豫章张君立选取各家的论说，有的完整采用，有的略加删节，列在三传和胡氏传之后，名为《集义》。他采撷众家长处，汇集为一书，条理清楚而精深周密。看他的自序，大概是想让学者凭借这部书去探求各家的完整学说，又戒备他们厌烦繁杂、只求简便而以此书为满足；由此可以看出君立的所得以及他用来教人的方法。想要读君立的《集义》，应当先读君立自己的序。遍取各家的学说，从容涵泳，彼此贯通、旁通；一旦有所领悟，便会自己知道取舍。回头再看《集义》，心中和眼中都清楚明白，这同听闻别人的说法便袭取而采用，是不同的。康节说：《春秋》是穷尽人的本性的书，难道只不过是传注而已吗？《送廖如川序》。关于卜筮者的学说，历史已经很久了。自从《稽疑》《叙畴》以及太卜被列为官职以来，世世代代都有可考的事例。古人遇到疑惑而不能决断，就用蓍草和龟甲来考察。上至建立国家，下至选择宅兆，买妾、生产孩子，凡事都听取卜筮意见，可见这种学问不能没有。贤如司马季主在长安东市行卜，那么卜者这种人也不能轻视。如今筮法仍然存在，但传承龟卜之学的人已经很少。世上盛行而又乐于相信的，有所谓三命、星数等学说，大约有几十家。人们想预先知道贫富、贵贱、寿命长短，称之为知命，这已经离古人考察疑惑的本意很远了。然而君子所说的知命，果真是这样吗？即使拿所谓命理与星数来相互校验，其中精确的也没有多少。唐代侍御史李虚中精通五行之书，大概就是三命一类的学说。他根据人出生的年月日所对应的干支，推算人在先前各年各时的情况，百次中大约能应验一两次。学者即使依照他所传的方法学习，开始似乎有可取之处，最终却往往失误；后来得到这种方法的人，可以说很难了。我年轻时自以为明白，每天都接触这类人，却不向他们询问。后来在世途上茫然失措，也想找到像李虚中那样的人询问，以解决自己的疑惑。自己不能作出判断，而所遇到的往往都是夸张、严饰、虚浮自高的人，不过是想借此求取酬金罢了。我在武昌结识了廖如川，他学习的是李虚中的学问。我拿交游者的出生年月日所对应的干支来试验推算，先推定他们出生的年时，说的话往往多有应验；即使是我曲折陈述的经历，也有若干相合之处。我在江湖间二十年，像如川这样的人，大概只见过一两个。他正要带着这种术数游历四方，请我写些话作为赠言。我担心世人不了解他，于是记录其大概情形，作为他所到之处介绍自己的文字。《送相字吴心鉴序》。

译世上以术数谈论祸福的人，不知有多少家？古代已有征验，其说法大多近于事理。所谓“丰下”“豺声”等说法，关于兴盛和灭亡的应验历来可考。唐、宋以来，能通晓此术的人接连出现，他们的学说也可以考察。为什么呢？人承受天地之形而生，各人完全不同。一个人终身的贵贱、寿夭，决定于他所禀赋的形质；一时的吉凶，则随着他的面色而变化。命分有定，而禀赋确实可以显现；心中有所动，而面色确实会先行表现。善于此术的人加以考察，理应有所符合。荀子还说古人没有不学习相术的人，可见相术并非无稽之谈。如今竟有人只凭别人写出的一个字，就能把一生的贵贱寿夭和一时的吉凶全都说出来，真是奇异。庐陵人吴心鉴凭这种术数行走江湖，即使十个人写的是同一个字，也没有判断失误的。他询问其中的道理，原来连毫厘之间的借用、字形的欹正、笔画的浓淡、结构的节解和丝缕的折转，都各自合乎道理。别人仿效他，却像拍打风、捕捉影子一样，根本无从入手。这种术数究竟是谁创立、又是谁传下来的呢？凡人的心还没有生起思虑时，鬼神也不能知道；心凝定寂静、没有任何征兆，哪里会有吉凶？一个念头一旦萌生，万事便由此产生。所以文字就是心的形迹。它发于手而显于眼，称为书写。那么，书法的来源不也深远吗？人的形体显现在外，内心的形体显现在内。从外在形体上得到的判断，有时会失误；从内心的形迹上得到的判断，却像拿着左券一样，无论到哪里都能相合。难道不是内在的东西重要而外在的东西轻微吗？《中庸》说：“至诚的道理，可以预先知道未来，显现在蓍草和龟甲上，发动于人的四肢。”教人写一个字，也是使人的四肢发生细微的动作，难道不是心鉴凭至诚所得的吗？有心观察的人，是否能够从内在来验证其中的区别呢？从前有人把“八人”合成“火”字，把“九禾”合成“秀”字，把“三力”合成“州”字，把“松”字解释为“十八公”；一行和尚曾作相字诗，谢石又凭“朝”字预知宋徽宗的事情，那么这种术数的传授，大概也是有所源流的。士大夫们认为他的术数奇异，作诗歌赠给他。我为这些诗作序。《静乐居士传后序》。静乐居士，是安南黎侯释放僮仆阮勤久以后，因百姓爱护自己的孩子，便像对待亲子一样抚养教育他。袁氏家的袁六主掌握着契券，又把他卖作别人的奴仆；静乐居士倾尽簪珥首饰为他赎身，使他恢复平民身份。阮、袁二人请求以佣作来报答，居士便打发他们离开。景君德载记录了这件事。居士说：“我怜悯阮勤久，不忍心让他老死为奴，这与仁有什么关系呢？”袁六人哭泣诉说，情状悲哀，又因形势紧迫，在牛堂下面相见，一时不能停止哭泣，这与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听到后高兴地说：“这不正是仁义之所以成为仁义吗？”从前贤人说，天地对于万物一视同仁，都不愿使它们失去本性，为什么却要制服人而把他们当作奴婢呢？不幸遭逢陵谷变迁，被束缚的人便被人任意当作奴仆。人们正庆幸他人的不幸，役使他的父亲以及子孙而不停止，这难道不是极其不仁吗？阮勤久尚未老去，居士便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放走，这不是仁吗？那袁六人平时一文钱也不肯拔出，对族人漠然如同路人；但一见到他们陷入困境，便像救援落水着火的人一样，拿出钱财毫不吝惜，这不是义吗？我忧虑世人不肯与人为善。在官任上有坚定操守，勇于治理政事的人，是良吏；但世人却说：“他不过是喜欢求名罢了。”乡里之中有人缓解自己的急难、帮助别人，甚至倾尽资财、倒空仓廪；以及修桥铺路、施舍粥药，这些全都是仁的做法。可是人们又说：“那些有意行善、主动去做的人，在阴德方面没有什么可取。”唉！这种话难道是善行的盗贼吗？即使是为了喜欢名声而行善，也可以；即使有意为善，也可以。假如喜欢善行、存心行善的人都没有可取之处，那么世上既不喜欢名声又无心行善的人，不就太少了吗？既然喜欢名声而存心行善，也应当予以肯定！何况居士安于退处、不与人争逐，并不是追求名声的人；他见到事情便去做，并非预先存心求取什么。他所行的善，岂不是更多吗？我把这些写下来，作为《静乐居士传后序》。《瑞竹诗序》。蓂荚、萐莆之类生于世间，历代也难得一见，因而被称为祥瑞，并不是夸张。竹子却常常栽植，为什么也能称为瑞呢？所谓瑞者，是说天地之间凡有血气便有知觉，人与兽就是这样；昏昧而无知的，是草木。但有些竹木的生长却显示祥兆，谷物戒警、商代同颖而美、周代桑树兴盛、刘氏蒲草为兆，这些事难道可以说它们全无知觉吗？欧阳子辨论怪竹，说有知觉的东西不应生在廊下，无知的东西才会避开门槛而曲折保全生命。他又把人、蓍草龟甲以及蚯蚓和水等事物参互考察，极力说明有知与无知都不可轻易断定，然后才加以辨别；但他这番辨论只是针对怪竹而言。我对于瑞竹，则一定认为它是有知觉的。竹子作为植物，根本坚固，性情挺直，内心空虚，节操坚贞；白居易认为它像贤人，确实不是普通植物可以比拟的。何况还有超出这四种品德的情况呢？谦斋任经历、监县，治理石首时政事公平、恩惠普遍；任期届满，退居深处，砍竹子来围绕园圃。第二年春天，竹根旁的枯株中长出新的枝叶，而且一天比一天茂盛。当时观看的人无不惊讶，认为它没有竹根却能长出竹笋。不久，谦斋被授任南台监察御史。又过了几年，竹子茂盛而成林，而谦斋又被召入内台，出任佥两道，最终仍在南台。唉！砍断之后绝不再生，昏昧无知，这是竹子的常态。可是竹子却从已经砍断的地方重新生长，祥瑞与事情恰好相合，这难道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吗？谦斋的祖先世代培植德行，善事必有祥瑞；说竹子有知觉，正是说天道有知觉。或者谦斋高雅的操守、刚直的节义，与竹子相同而彼此顺应，同类相互感应，诚信显现；这也是祥瑞的常理，以“瑞”来命名它，大概并不过分。欧阳子说，怪竹有知无知都不可确知，然后才可以辨明。我却直截了当地把瑞竹认作有知，恐怕不能没有续写此卷、征求题咏的文字，于是请相人许有壬为它作序。《经济编序》。宋朝灭亡时死于节义、卓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千万世不可磨灭的人，是文文山；再往下便是肯斋李公。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那么文肃公的《经济一编》，大概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宏大谋略吧？文肃公是肯斋的曾祖父。我读他的书，因其中的文章而感叹说：“道理源自上天，事务分散在人世，明白道理与治理事务本是一回事，怎么可以分成两件事呢？”后来学问弊病在于记诵辞章，事功困扰在于权谋术数，这两方面于是变得格格不入。文肃师从胡文定、张忠献，讲求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事情；根本立定，所以作用能够施行，纲领端正，所以细目能够举措。胡公认为他有经国济世的才能，朱子认为他处理事务像踩着绳墨、踏着规矩一样，没有一件事不符合理论；处理事务又像丝麻、谷粟一样，没有一句话不适合实际应用，这并不是过分赞美。家学得到正确传承，肯斋面对大节而不可动摇，前人留下的谋略没有被辜负，后来也没有辱没祖先。益阳刘用孚准备刻印此书以利于世，嘱托我作序，我所愿意做的事，当然不再推辞。至于他《易学》的深奥和一生的经历，朱夫子的墓志铭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五峯文集后序》。

译五峯胡先生的文集共五卷，南轩张先生已经为它作过序。益阳刘用孚准备在自家书塾刻印，又请我题写卷首。我想，世上彼此深切了解的人，没有比师友更好的了。先生的文集，南轩的序已经说得很详细。我是什么人，哪里有资格再说呢？然而南轩序中有所引发而没有明说的地方，我愚见不能不加以说明。先生资质纯粹，根本出于天性；讲习贯通而精密，从家学中得到六经的传授；又沉潜反复，从百家学说中探求道的本源；于是相互参照、反复订正，必定归于正确。他的涵养表现在《知言》一书中，关于性命、道德的精微，没有不贯穿在其中的。他把学问施用于《皇王大纪》，礼乐、政刑的作用没有不包括其中的。先生议论慷慨，光辉显著，即使千年以后，仍然可以想见他的风采。至于发言成为诗、抒情成为文，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内容。先生避乱来到衡山，在五峯结庐居住。我曾登临祝融峰，想寻找先生留下的足迹；但深山大谷、云烟草木，遥远得无法寻求。只能取出先生的书，伏案阅读，难道也算私下接受先生万分之一的教化吗？用孚刻印他的书，使它广泛流传于世，他的用心也真是仁厚啊！《张雄飞诗集序》。延祐年间首科考试，国人以及各部列入右榜的共有十六人，幸而获得功名后，有的人便丢掉了取得功名的工具；至于不以一次所得为满足、急切追求尚未达到的成就的人，也各自传播于人们耳目之间，有些事是无法掩盖的。唐元人张君雄飞，是首科右榜中有声望的人。他不以一次所得为满足，更加磨砺自己的学问，尤其擅长写诗，常常成为人口中传诵的佳作，其中的好诗和奇句不能一一列举。他任御史西台，巡视巴蜀、越巂，足迹几乎遍及各地。在西南地区，他踏寻杜甫的遗迹，与黔地也有契合。调任南台后，行经岭海，走遍幽深险峻之地。任佥浙江东道肃政廉访司，经过钱塘，登临会稽，探访禹穴；天台、雁荡的胜景，也全都留在他的心目中。得到山水的助益，所以他的诗更加兴盛而且数量很多。语言精妙绝伦的作品称为诗，然而古人中有人文章冠绝一时，诗句却赶不上古人；也有人文章没有流传，唯独凭诗歌显名。杜工部的三篇赋之外，其他文章似乎没有闻名，并不是他没有文才，而是他的长处遮蔽了其他方面。雄飞既然磨砺学问，而诗又是他尤其擅长的方面吗？他调任佥湖南道肃政廉访司，经过我在琅瓈山中的居处，拿出他的诗稿，共有古体诗、近体诗若干首，请我为卷首作序。我因此得以看见他诗作的丰富。况且他任县令有惠政，辅佐台臣有声望，掌管宪司有作为，磨砺学问又不停止，他的才资不只用来写诗，还将施加于道德仁义，达到长远而重大的成就，这难道不值得赞许吗？我们同年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难道不能说是盛况吗？《至正集》卷三十三。●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三十四。（元）许有壬撰。○序。《青崖魏忠肃公文集序》。天地间清正淑美的气质汇聚到士人身上，便表现为文章，按理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失去正道。然而世运有分合，教法有兴衰，经学之道也有昏暗和显明的不同；即使有特殊资质的人，也不能不受世风影响而发生改变。金源氏占有中原后，设置科举选取士人，政治号称崇尚文治，但天下处于分裂状态，众说纷纭而混乱，士人的气质习尚、文章的体裁，有的想要醇厚却不能不夹杂瑕疵，有的想要充实却不能不流于浮薄。力量虽然用得很勤苦，趋向却很浅近；学业虽然精工，道义却有所亏损，难道不是声教有所局限，而义理之学没有得到充分发扬吗？我朝统一了文章的规范，此后程朱之学在世上大为显明，造诣深厚的人成为杰出名贤，即使只把余绪推演为文章，也无不超越世俗习气，大概道理胜过一切，文章自然包含其中了。我对于青崖魏忠肃公的文章，私下有所体会。公去世五十年后，监察御史上奏请求把他的文集刻印，嘱托我作序，我才得以重新阅读。公在《送尉生序》中说：“古代求学的人，从小学进入大学，从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全都以程朱两位先生的学说来教导。”又说：“读经以治理内心为主，不拘泥于章句；作文先重视大体，而鄙弃雕琢。” 呜呼，这就是此公写文章的原因。此公的文章，如赋和诗歌，共有五百五十多首；又有一卷论述政事的文章，都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我唯独举出这些，是想让求学者知道此公学问的根本所在，从而有所感发、有所兴起。此公适逢天下混一、经学阐明的时代，他做学问以经学为主，并以勤奋努力来补益，所以他所取得的成就如此纯正，是理所当然的。他任职经历，从编修官升任监察御史，直到担任中执法、职宪，前后超过二十年；凡是他知道的，没有不进言的，所进之言没有不恰当的，道义上没有不实行的，实行起来没有不尽力的。他的高尚风操和刚劲气节，世人都能称道。这样看来，他的文章就不只是文章而已，他在经学方面确实有所心得吧？孙履道出任监察御史，颇有风采，可以说没有辱没此公的声誉了。《晋寕忠襄王碑序》晋宁忠襄王在三个朝代都有功劳，皇上怜悯他的劳绩，命令翰林词臣为他撰写碑铭。王的儿子、中书平章政事旺嘉努因为碑立在滦京墓道之后，虽然能够长久传遍四方，却有人可能不知道，于是把碑文移刻在木板上，编成方册，以便流传，邀请我为它写序。王的祖先世代掌管宫廷警卫，忠诚勤勉。到了王，以沉着坚毅、周详审慎成为武皇的亲信之臣，继而侍奉明皇。在雷雨充盈、局势危急的时候，他奔走于屯难之间，跋涉草野、露宿野外，以渡过艰难困厄。又在皇上处于天下清平安定的时候辅佐皇上，不使局势陷于危殆，也不骄溢自满，本应享有高寿；然而年仅五十五岁，未能尽其报国之志。难道上天是要把未尽的福泽留给他的子孙吗？平章政事的心意，不只是为了显扬父亲，也想让天下人都知道，凡是做臣子的人都应当竭尽忠诚、献出生命。君主对臣下的报答这样丰厚，正是用来劝勉忠臣的。唉！平章政事的心意真是盛大啊！我当时在政府任职，王正是平章政事。如今我在此伴食，又得以同平章政事交往。世人认为我有美名而且了解王，这篇序应当由我来写。因此我叙述其大概，不再推辞。《送苏伯修赴湖广参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