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七十一

译庾黔娄任孱陵县令时，父亲庾易在家中患病，黔娄忽然心惊，当天便弃官回家。当时庾易患病才两天多，童年诵读旧事读到这里，虽还没有真正的见识，却暗自有所感触。十三岁时，我在鄂地休假，跟随诸生外出游玩，内心忽然警动，料想太夫人应当突然患病；看见青竹立在窗下，必定是她拄着竹子徘徊，便赶紧回去探视，果然见她拄竹站立。她说病情非常痛苦，服药数日才痊愈。从此更加相信黔娄的事情并非虚妄，便把它告诉别人，有人相信，有人不信，甚至有人说这是猎奇近于求名，于是我不再告诉别人，只默默探求这种感应，以验证人心共同具有的情理。枣强人郑郜，字裕卿，任仁虞掾时，随从到柳林；至大辛亥正月二十九日，忽然心悸，料想母亲患病，禀告上官获准回家。二月五日到达家中时，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只是流泪并点头。当夜便去世了。假如不是至诚的感情感发，使裕卿奔走回家见上母亲一面，那么他的遗恨将穷尽天地、横贯古今，难道会有止境吗？唉！铜山崩塌，钟便相应；春天树木开花，栗树便发芽，万物同类相感，迅速竟到如此，何况儿子对于父母呢？儿子与父母，身体虽然分为两处，气却是一体的；儿子的身体，就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亲人有疾病疼痛，自己即使尚未知道，内心也会因此改变，这是常理。只是由于爱亲之情极其深厚，激发先天赋予的血亲至诚，即使只是一小步一小步行走的片刻也不忘记父母，那么这种同源之气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存在。到了最后，连羹汤中似乎都能看见亲人的影子，墙壁上似乎都能看见，斋室中似乎都能看见，何况亲人还活着的时候呢？那些使自己的心沉陷于欲望的人就不是这样，也只有具有这种至诚之心的人才能如此。裕卿任三台御史、三道佥宪，都有声誉。他在母亲生前能够奉养并使她的志意得到安慰，母亲去世后又能及时赶上她的临终，他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吧？朋友们知道这件事，将要把它写入歌诗，叫我为诗卷作序。唉！庾黔娄已经不在了，裕卿失去母亲也将近二十五年，我的母亲去世也超过五年了，难道还忍心拿这些事来谈论吗？我忍住哭泣写下这些文字，只希望后世看到它的人，也都能同样有所感动。题牟成甫所作《邓平仲传》我过去主持漕运淮河事务时，庐陵掾曹汝霖拿出他父亲士弘先生的墓志铭、有关生死赠挽的序文以及歌诗，因此我得以了解其为人。士弘见识深远、气概豪迈，博学强记，寄居钱塘。宋朝余下的名士贤臣中，名声一时显赫的人，都称赞他有写史的才能。最后邓宪使善之、袁侍讲伯长直截了当地以修宋史期望他，而士弘自己也以此自任。陵阳牟成甫曾写《邓平仲小传》《济邸事略》，寄给士弘作为详细记述的准备。汝霖又把这些文稿寄到京师，请我在末尾题识。我既为士弘年寿不长、史书未能完成而悲伤，又深有感触。国家得到宋朝以后天下才重新统一；三百年间道学的昌明、家法的端正、人才的众多、文物制度的盛大，自三代以后没有可以匹敌的。宋朝可以灭亡，宋史却不能灭亡。宋朝的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有人也说，列位圣人还留下了成就大业的命令；而宋朝的灭亡，又不是秦汉以来那些国家灭亡、文献不足以考证的情况所能相比。天下各地的辅官记录、野史、碑铭、家谱，已经搜集送入史馆，却因循拖延六十多年，这是为什么呢？臣私下认为，统一之初，旧臣故老还都在世，正有可乘的机会，却被放弃了；当时的士大夫本来不能不承担这个责任。大德初年，我在江南读书，还来得及见到那些老人，向他们询问往事，件件都可以考查。距离今天又过了四十年，老人们已经凋零殆尽。承接父兄留下的余绪，像士弘这样有志向的人，哪里容易得到？一个平民奋臂而出，想要承担千钧重任，如果没有乌获那样的力气，便不敢承担。那些享有爵禄而担任史职的人，竟然连一只小鸟也举不起，难道可以吗？士弘已经去世，宋史难道将要就此停止吗？天下这样大，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不论他是否担任史职，本来都将消释我的悲伤而使我有所希望。有作为的人一旦出现，现在赶紧行动，还来得及；过了这个时候，风声习气日益幽远，残编断简日益废弃，即使太史公再生，也不免疏漏抵牾了。有作为的人如果出现，成甫这部作品应当会有可取之处。士弘的志愿，也可以写入史册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题潭州李肯斋手书 衡阳郡学，实际上是肯斋李公的故宅；那里建有开云楼，设置李公塑像，他垂着鱼袋，手执笏板。我年幼读书时，十岁左右曾跟随老师和朋友在楼上拜谒，谈论并歌咏追怀他的风节。三十二年来，学校已经存在很久了，却不知道李公塑像是否还安好。故人陈季和入京，拿出李公亲笔书信，原来是李公重新任司农、进入直宝储并统帅湖南时，写给幕僚陈季文的信。当时国势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急于任用贤才应当怎样做呢？当时却斥退李公十年，重新起用后又未能充分施展便已倾覆；而维系湖南，也不过如同一根绳子罢了。不等瀛洲封命下达，宋朝不能保全国家的形势，大概已经昭然可见。宋朝起用李公，李公为宋朝而死，对于宋朝一时的存亡虽没有补益，却对万世的名教有功。李公一旦被起用，其功劳难道还浅吗？假使早些起用李公，凡是像李公这样的人都能发挥力量，那么古来就不会有亡国了。这是天意吧！从一封细小书信中，忧国之深、敬君之至，以及不怨不尤，都可以大略看见。宋朝达官地位尊贵、职务繁重，笺奏书信通常由幕下士人代作，而李公使人如此谦抑，真是君子啊！陈季文名亿，是孙衡之的安仁同乡；咸淳戊辰年考中进士，任全州推官，李公征召他入幕。潭州城陷落后，他跟随李公而死。李公信中说他能够说出人的心事，真是知人啊！季和是季文的堂弟。恭敬题写胡震宧所收藏的今上皇帝御书 布衣臣豫章胡震宧拿“九霄”二字给臣有壬看。有一天，震宧游历桂林，实在有幸侍奉今上皇帝，亲见皇帝开始写字；皇帝落笔如同平日熟习，每次精心思考、审定之后，便奋臂一挥而成，不再润色。这就是赐给震宧的书法。臣有壬斋戒沐浴，恭敬观看，私下由此想到扬雄的话。扬雄说：“圣人张口便成为言语，放笔便成为书法。这是天纵的圣人，不求文章成形，开口自然成为文章；不求训诫形成，任笔自然成为训诫。书法可以用作训诫，其中有道理；字画所寄寓的，也有训诫。”皇帝的笔迹刚健端重，浑然天成。书法家耗尽精力，辛苦多年仍有不能达到之处，而皇帝天赋超越，一下便直达境界。这不就是圣人任笔而成书吗？而“九霄”二字又有训诫意义。唐高宗曾以飞白书赐给近臣，都含有比兴。赐给郝处俊的文字说：“飞上九霄，凭借六翮。”难道圣心已经看出震宧的资质，所以不写别的字而选取这两个字赐给他吗？震宧应当更加进学，更加勉励修行，养成六翮以等待一飞，不要急于求取小小的成就。跋高宗小楷《学记》

译宣和年间的父子都擅长书法，而建炎年间的小楷只有《学记》一卷；由此便可以看出国家治乱的关键。跋忠武王花押 右边是淮安忠武王署名押字的两张纸，都是荐举鲁郡文忠李公的底稿。过去忠武王凭借雄伟的姿态和宏大的谋略，又有至仁相辅，不流血便战胜前朝军队；归来时行囊中不藏一丝财物，功勋德业充塞天地。他身边协助谋划、承诺办事的人，也都是一时豪杰，显赫地在他左右前后。文忠公的儿子季凯请我在左边题识。我私下认为，听到忠武王的遗风，尚且应当整肃衣襟恭敬参拜，何况亲眼见到他的笔迹呢？忠武王出身王室贵族，落笔却雄伟，仿佛久老于翰墨之道。过去我曾在掌故簿册之间偶然一两次见到，常常捧着玩赏不忍放手，何况李氏家中收藏着这些真迹呢？前次荐举文忠公任枢密参议，后来又荐举他任江西宣慰使，都没有真正任用。荐举者与被荐举者当时既然如此，难道又被阻止而不能施行吗？文忠公最终任江浙省参知政事，是当时的能臣；由此也可看出忠武王的明察。季凯应当把这些真迹层层包裹珍藏。跋雷天益所藏先公诗 先公在江南时，曾对有壬说：“我在乡校读书时，同舍相处最久、最为投契的，是雷起龙先生。先生才思非常敏捷，求学十分刻苦，沉浮于乡里之间，如今已经老了。每逢年节谈到亲友，一定会提到他。我听得很熟，所以了解得很详细。”至元戊寅年，有壬获准回归乡里，他的儿子志天益拿出先公亲笔写的一首诗，原来是先公在岭南唱和寄给先生的作品。乡土之思和朋友之义，从诗中便可以看见。臣恭敬诵读，悲伤感慨，五脏都像被摧裂。先公所作散失很多，我已经把它们收入《东冈小稿》后归还；这一本留在天益手中，使它保存世代友好的情谊。先生后来又改字伯通，是学问充实却未能应试的人。跋晦庵寄给马会叔的十一帖。鹤山马侍郎曾说：“时代没有孔子，朱子不应当列在弟子之中。”观看这十一封书信，便知道马侍郎的贤德越到后世越彰明，而朱子交友的深厚、疾恶的诚挚、荐举的公正、进退的审慎，也都可以大略看见。有人说朱子门徒只凭一封短札，求托监司州郡，早晨送到晚上便获得，如同从怀中取物，以此凌辱厚重的士大夫，这究竟是什么人呢？百世以后，邪正分判得更加清楚了。跋甲戌年混补公据 有壬年幼在衡阳读书，师从兰野吴先生。先生名刚中，字景和。前朝咸淳甲戌年，湖南举行混试，终场有一万七千八百多人，录取合格者二十六人。先生考试作赋《天地大德》，在全部榜次中名列第二，而赋作却是第一。宋朝末年词赋尤其精工，我曾诵读他的赋，在朝士大夫之间，几乎如同孙昌胤在乡士面前称赞子产；不愤然退立的人很少。当时有题名石碑，补入太学的人每人发给凭据；经过兵火之后，石碑尚且不存在了，何况凭据呢？第二十二名刘先生与诗子楚材独自保存着凭据，仍然如新；第八名欧阳先生，则是有壬同年原功的父亲。原功已经在后面题识，又请陈刚来托付有壬。唉！宋朝宗室贤能的荐举文书，大概到这里便绝笔了，而相关文献还有足以考证之处。我南来时在衡阳访问先师的子孙，士子已经没有知道他们的；幸好欧阳家还有后人，刘家还有凭据。两位先生的事迹已经显著，像我们这些老师一辈，难道不几乎湮没无闻了吗？欧阳、刘二人同为浏阳人，而原功又任太史使，使二十四人的姓名不至泯灭；这样看来，两位先生也一定有其道理。题杨廷镇所藏首科策题 仁皇开始实行贡举，亲自策问众多士人，并把亲策题目赐给人收藏。如今全州总管臣宗瑞已经考中进士，请求得到这份试卷。官任集贤学士的臣孟俯把它誊写在砑光的绫上。凭仁皇亲自策问的文章，加上臣宗瑞的对策，再加上臣孟俯名闻当世的书法，确实是杨氏子孙世代守护的珍宝。臣有壬实际上也是由此科登第，前后升转十五次，终于任执政而待罪。回想廷对之时，文运兴盛如太阳正在升起，没想到才三十年便突然到了废弃科举规范的地步。虽然奸人借助进士中有贪污不法者若干，在皇帝面前大肆煽惑，而不才的我恰好身在政府，封驳缴还既不勇敢，匡正挽救又没有办法，对不起七科五百三十七人之处实在很多。还敢拿那些贪污不法者作为借口吗？又有什么脸面再看圣策呢？读卷官臣世延等人在后面题识说：没有一个不哀叹岁月飘忽、君臣突然弃世、世事变化多端。悲哀固然悲哀，却没有惭愧；臣有壬则这些惭愧全都兼有。谨把大意写下，归还此卷。题赵继清《覆瓿集》后 同年赵君继清，过去与计偕入京时，众人已经一致称赞他；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本来就扎实。有壬任天官幕僚时，继清调任湖广省照磨参议；中书调他任国子助教，这些职务都曾参与议论。近二十年中，总共见过他三次，每次不久他便离去，所以从未谈及文章和学问。丙寅年，我在右司见到他的《覆瓿集》，还没读完，便带到南方。甲戌年又见到它，才得以全部读完。诗文共六十多首，这才看出其中舒缓宽和、寂寥幽静的情致各自恰到好处，也更加知道他的学问本来扎实，而且还能不断进步。我又笨拙又懒惰，做官后事务繁多，若不是被他人触动，或触及内心而不得不写，便不会执笔。积累多年，尚且存满一箱，何况才思博洽敏捷、胜我十倍的人呢？那么这部集子，难道只是向人显示一点斑纹吗？然而文章贵在流传，不贵在数量。我向继清索求文章，是想看到大方之家的境界，并让他的学问充分发挥罢了。日后再来请求，希望他不要拒绝我。题李元镇《尧山樵唱集》

译大德丙午年冬天题识。我在鄂地结识文安李元镇先生。当时我失意漂泊于京城，元镇召我住到同一宅邸。忘年相交，常在市中饮酒，没有一天空过。朋友们相互唱和，少年人技痒，都担心落后。元镇只是痛饮，并不谈论时事；偶尔写出一篇语言硬朗、气势老成的文章，见到的人无不倾倒。不久他离开翰林，游历吴、楚、闽海，几乎走遍所到之处，暂代职务。后来我巡按南海，听说元镇办理海舶事务，海上财物堆积如山，但他只带一猿一鹤而归。经过横浦驿时，看到他留下的诗，思念其人，便作诗唱和。我在京城做官七年，元镇身在江湖；元镇两次入京，都恰好遇到我外出。人生难以相聚，竟然如此吗？他提学湖广时，年纪将近七十；我也已经头发苍白、视力模糊。握手相见，惊喜不已，他赶紧拿出《尧山樵唱集》说：“你是了解我的人，应当为它谈谈开头。”唉！我们交游二十五年，才得到他诗集的全本，才知道他的诗竟有这么多。正因为他读书有见识，所以言辞醇厚；进退明白，所以气势勇健；把货利看得如同泥土，一文钱也会皱眉，所以意趣闲适；在江湖的日子多，在仕宦中的日子少，所以诗体放达。元镇年轻时慷慨有气节，善于骑射，早年在江南做官，后来放弃仕途，到山中读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他学问深造、积累厚重，入朝可以备受顾问，出外可以成为捍卫抵御之才。可惜他壮年时没有被任用，被任用时又没有充分发挥。如今已经老了，才任五品冷僻官职，难道是上天想使他的诗歌昌盛，却困厄他的仕途吗？过去郑谷、梅圣俞都只任都官，虽然似乎还超过元镇，但对元镇来说仍然没有真正得到任用。我担心读者不知道这些，所以叙述他生平的大概以及我们交游、仕进和退处的情况，借以说明这一点。跋海朝宗《玉枕兰亭》从永和癸丑年到至顺癸酉年，共九百八十一年。《兰亭》一帖经过临摹、展拓、缩摹，几乎已经有千万亿种变化。它本来的面貌，难道不会改变吗？朝宗收藏的这一帖，与我所见过的相比，大概是唐人临摹本中的佳品。只是世上没有吴人，也终于不知道王羲之的笔意是否果真像芮氏所传。跋纳琳文灿诗 士人把凭借自己的才能考中一次进士看作能做的事业，似乎到此便完了。高昌人纳琳布哈，字文璨，却不是这样。他任湘阴县令归来后，急切地求学，仍然没有考中。当时我赞许他有志于达到长远境界。他拿出一卷诗，恳切请求我写几句话；实在无法推辞，便对他说：“《诗经》三百篇以后，作诗而流传于世的人可以数得出来；评论诗歌而为世人所信服的人也可以数得出来。后学仰望诗道如临大海，不知道应当走到哪里。我斗胆把听闻的道理进言：学习、老师、见识、力量罢了。靠学习积聚，靠老师传授，靠见识辨别，靠力量完成。四者不废，一旦自己有所领悟，便会有不求其然而自然达到的境界。所以说：学诗如同学仙，时机一到，骨骼自然改变。看见弹丸便想得到鹗鸟，看见烤肉便想得到鸟卵，到了夜里才作这种打算已经太早，何况连弹丸、鸟卵都还没有看见呢？你已经看见了目标，只要尽力追求，即使少陵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话。” 义首座自号仁峰，题诗诵读接连成轴，我为他作跋说：韩愈送文畅法师时说，他来拜谒我的门徒，是因为内心有所仰慕。天宁寺首座义公，既名为义，又号仁峰，如今又来拜谒我的门徒，可见他确实有所仰慕。我的门徒也有什么可以告诉他吗？是仁吗？是义吗？他难道只是仰慕这些名号，却遗忘了真实的内涵吗？还是温和地、孤独地同他们一起成长呢？我将推助他前进，并考察他名号之外的实际。《至正集》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至正集》卷七十二 （元）许有壬撰 ○题跋 跋贺宏远墓志 永新人贺宏远去世后，他的乡人冯君敬宗拿出草庐吴公所作的墓志。志文记载他年幼时便能正直地处理叔父的冤屈，因疾病没有参加科举，所拟作的文章足以与中式者相提并论；任司帑、教邑等职时，都举荐有才能、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假若上天让他享有长寿，他的成就本来大有可观。这正是墓志作者不能不悲伤的地方。我独自喜爱他侍奉父母而能使父母快乐，母亲去世后又能尽丧礼，内心无愧。内心无愧，寿命不足也就不值得悲伤。敬宗把这篇墓志写给他的儿子以作慰藉，又拿出他的诗，纵横跌宕而清丽；读诗就如同见到其人。我所说的“不足悲”，又不能不因此为他悲伤。跋郑氏《兰亭》世人说，《兰亭序》是王羲之酒醒后重新写成数百上千本，后来没有一本能够比得上。一个人的亲笔尚且如此，可知后世木刻石刻的传本不可能不失去真貌。我在南北所见的临本，大约有几十种，彼此相同的只有一两种。难道昭陵本已经无法流传于世，现存摹本都是酒醒后所写的吗？还是后来善于学习书法的人自己创作出来的呢？晚年得到郑氏收藏的这一版本，稍微胜过其他本子；然而不敢像韩愈那样说大话，姑且写下这些，等待真正懂得的人评定。跋高本斋诗稿 仁皇惩治吏员，百司的胥吏都听任儒生来担任；但真正的儒者不屑于做这种事，担任者大多只是借用儒生的名义。我在所到任的地方，只要询问真正的儒者，果然没有几个。天机鼓动，大概是想一举扫除旧日弊病。而且如果事情已经艰难到这种地步，那么人才的难得，便不分大小职位了。我年幼时寄居鄂地，见到在省中任掾吏的人大多俊伟，士人都仰望并尊重他们。由此以后，分镇一方、掌持法纪的人接连出现。三十年来，士人对他们的仰望日益轻薄。我居住偏僻地方时，常听朋友们盛赞本斋高君的贤能；我询问他，果然是个真正的儒者。而他又飘然辞职离去，能够找到真正儒者的人就更少了。他将要离行时拿出诗稿，请我写几句话在卷首；看他的诗，更加知道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诗歌的长处、品行的清洁，各位公卿的序文已经说得很详尽。我独独对本斋有所感触，所以根据所见为他题写，并对他寄予期望。跋周益公以下二十四人寄给马会叔的四十七封书信。周益公以下二十四人，共四十七帖，都是写给鹤山马公侍郎的信。侍郎与晦庵交好，德行声望一时无比，因此信中所称赞的，并非过分溢美。这二十四人中，林栗、京镗也在其中。书信往来，是人情中有些事不能避免，并不是对自己子弟怀有私情。京镗后来官至执政，而侍郎只做到法从，我因此看到了宋朝纲纪的松弛。山河变迁，国家不能保存自己的图籍，而马氏世代传守这些遗墨，珍藏得像新的一样。到了侍郎玄孙的儿子武昌郡博士马泰之，又能使这些墨迹显扬于世，可以说很贤德了。泰之的子孙，希望你们还要好好保存它们啊！题跋张子湖寄给马叔侍郎的三帖 唐朝以书法取士，书法取法于晋代，所以多能造诣精妙。宋人比不上唐人，不只是因为人们不能专心学习书法，大体上是取法唐人还想上溯到晋代，却没有达到。李建中以后，蔡、苏、黄、米都是书法名家。南渡以后以张子湖为著名人物，朱子称他的书法不拘束，喜爱放纵。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再生，无从向他询问。不知道他的书法果真只是这样吗？这三帖都是写给同年鹤山马公的。我同年刘寿翁不能忘情于此，也是有原因的。题跋刘莘老所书《金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