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七十五

译查得延祐七年改元诏书中关于封赠的制度，本来是用来激励臣下的；近来由于泛泛请求的人太多，终于中途停止。如今命令中书省重新设法，议定并施行，不要造成冗滥。我私下认为，劝善惩恶，是国家的大原则；为国效力、输诚尽忠，是臣子的常事。但必须用正确的道理劝善，用适当的法令惩恶，然后才能使臣下竭尽全身力量、心怀全部忠诚。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刑罚日益严厉，最终也无法使人改变作恶而趋向行善。朝廷实行封赠，使做臣子的人自身得到尊贵，上及祖父母、父母，下及妻子儿女，天下臣僚谁不感激奋发，想着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呢？劝善的方法可以说尽善尽美了。至于只要犯了收受赃物的罪，便一并追夺封赠；即使最愚笨无知的人，看到自己的父母已经接受的恩典一旦被夺去，只要还有人心，难道不会惭愧悲痛吗？惩恶的法令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这样看来，劝善惩恶没有超过这种制度的。朝廷最初实行此制时，在京官员七品以上，任职后申请封赠，都承受恩荣，普遍惠及在世和已故亲属。至于屡次升官、屡次请求，再次赠官、再次封爵的人也有；但外任职官按例都要任满取得给由，才能申请，恰逢制度中止，未能沾受恩典。恭敬地承奉诏旨，再次允许推恩，中外臣僚没有不欣喜拥戴、延颈盼望的；但过了一年仍未蒙施行。有的父母年老衰迈，担心来不及在生前享受荣典；有的自身迫近晚年，恐怕无法报答孝心。盼望之情本来不能停止。如果承蒙仰遵明诏，俯察下情，早日赐予颁行，不仅臣下可以普遍承受天恩，而且还可以激励尽忠、劝导行孝，对政教实在有不小的补益。丁忧。至大四年三月，恭奉诏书说：官吏丁忧，已经明文规定；今后允许服满丧制，以敦厚风俗。朝廷因夺情而起复的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受此例限制。我私下认为，治理之道必须以教化为根本原则；做人必须以忠孝为根本。教化不施行，即使有刑法政令，也不能实现良好治理；忠孝没有取法，即使具有人形，也不足以称为完人。何况忠诚出自孝心，那么孝又是百行中最重要的。恭惟圣朝以孝治理天下，考察典章礼制，除蒙古、色目各按本族风俗外，其余官员居官时都制定丁忧制度，是要使教化美善、使人伦敦厚，也是治理的重要原则。所谓夺情起复，是说有人道德品行和才艺足以为世人表率，谋略才干足以治理国家，得到上天简拔眷顾，素来为众人所信服；或者是边疆重臣、久经军务的老将，智谋韬略，可以担当边疆重任。像这样必需任用的人，称为起复，谁能说不对呢？但有些人庸碌平凡，例如冯翼霄，才能并未超过常人，品行常常违背清议，只因谄媚奸邪，也冒充符合条件而接受起复，实在玷污风教，应当明白奏报。除去上位所知、确实必须任用的人听凭圣裁外，其余人员一律遵守旧制，这对治理之道也会有不小的补益。吏员。钦奉圣旨，节略如下：汉儿吏员中从七品以上的，不得委任；教授、秀才以及职官中选取的令史，依照旧例委任。又经宪台奏准：监察御史、廉访司依照保举守令的条例，每年各举荐一名熟悉刑名事务的人，注授为推官。私下认为，统一治理万邦，方法虽然很多，但治国的大经大法，首先在于得到人才。论及才干，人的长短各不相同；制定法律，贵在能够变通而不造成弊害。所以寻求贤才、择取善士，必须从多种途径进行；让他们趋赴事务、建立功绩，才有希望取得成效。恭惟我朝建立年号以来，各项制度都已修明兴举，只有科举条目虽经议定而尚未实行。出仕任官的制度，大多由吏员贡举而来。吏员的法令规定，必须是儒生通晓吏事、吏员通晓经书，然后才能补授任用。后来执行得不到位，试用、补授之间，多不依法办理，于是使贤者与愚者混杂，政事败坏废缺。仁宗皇帝励精图治，痛切惩治这些弊端，使制度焕然一新。由吏员出身的人，限定最高只到从七品，不使他们凭借品秩高、权势重而肆意妄为。又设立科举取士，以德行为首，以经术为试艺的第一项，求取贤才的方法，即使与古代相比也无愧色。但是科举尚未实行以前，通过吏员途径取士，具有实学的人也不得不由此进身。如果一概加以限制，不能不使其中一些人同时受到阻滞。况且设置官职名器，本来是用来陶冶造就人才、鼓励人们行善的。各衙门的通事、知印、宣使、奏差之类，劳逸相差悬殊，而出职时反而品秩较高，又可以升迁转调。唯独对待吏员既与他们不同，又加以过分阻遏；如果不是特别挺立、意志坚守的人，又凭什么劝导他们行善呢？现在中县以上的地方，铨选衡量人才已经有缺乏人才的叹息；郡县中又有许多缺官之处。又钦奉圣旨，每年举荐一名推官。推官是从六品职官，必须精通刑名，洞察事理，慈祥和易，且经历丰富、老成持重的人，才可以担任。若不扩大选拔途径，也难以完成举荐。吏员的弊害侵蚀政事，固然不是小事。但是科举未实行以前，儒生都做吏员，其中贪婪暴虐、鄙陋粗俗的人，限制他们本来是应该的；至于廉洁谨慎、儒雅有才的人，恐怕也会因此一并被弃置。应当从颁行科举诏书之日起，以前已经降授的吏员，酌情允许升至三品；以后入役的人，最高止于从五品。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贤愚一同受阻的弊病，使官府得到人才。纠察副使哈扎等人。士人身处下位，尚且竭尽心力以尽公忠；掌管一司的副职，已经是官阶中清要的位置。如果守持自身有违常法，那么按照情理，罪责尤其重于一般刑罚。况且郡县中一丝一毫的私弊，无不触犯法令，而奸邪造成的危害却是它的十倍百倍，竟想要治理他人、弹劾他人，却不明辨是非，那么劝善惩恶又在哪里呢？近来奉到台札，江西行省巡按各道、考察官员声迹，至海北广东道考察得知本司副使哈扎、蔡衍有不公等事。谨按：哈扎这个人，内心本来贪婪邪恶，才干又兼有诡诈，败坏事情不知有多少，贪取财物没有满足，凭借传闻便肆意逞威，垄断牟利，是有司中罕见之人，也是县吏都不肯做的事。他先任海南道副使，于延祐三年十一月到任，随即出巡本司，查核石康盐课提举司的文卷。等到欲望已经满足，便将分司印信交给随行书吏，于延祐四年二月借口生病径自回去。如今除授为本道副使，于至治元年二月到任，至治二年七月二十日突然托病离开广东。蔡衍这个人，是腐儒和庸材，器量凡庸狭小，平素没有美好声望，多次玷污清要官班。他于至治元年十一月到任，奉公守法的微小成效尚未见到，营私违法的实际踪迹却已经明白。至治二年闰五月十一日，也借口生病离开广东。如果等到声迹调查完毕再一并具报，因为各位官员都已经离职，实在恐怕宪台不知道情况，反而加以选拔任用，那就确实玷污了公论。伏乞明示斥退，以肃清宪纲。丁忧期间委派差遣。

译分掌职务、任用人才，贵在不要把上天赋予的职权托付给不合适的人。规定丁忧，是为了俯从孝子的心愿。所以即使身负重要职任，也允许回家守满丧制。至于正在接受贿赂罪名追问之时遇到亲丧，也听任服丧期满后再回来接受审问。这是为了尊重百行的根本，彰明人伦的大义；既然彰显孝治，也将有助于培养臣下的忠诚。近来奉到台札，江西行省考察纠察违法之事，至临江路，查知本路在至治元年闰五月间，承奉江西行省札付，发下《太宁先生春秋》计料刊板。儒学提举司没有照办，明明已经由国子监校正文字，却又发文命某人校勘。这个某人，先任太常奉礼郎，在任职期间遇到丧事回家守丁忧，正处在披麻戴孝之中，却接受委任，开设官署，亲临事务场所督促工程，处理琐碎校勘，往来拜访请托，忘记了不应从事事务的训诫，违背了居丧读礼的经典。正当睡在草垫上、喝粥守丧的时候，哪里是趋赴事务、追求功效的日子？完全没有想到，即使是在任官员的事务尚且允许辞谢，既已离职居忧，却又接受这种没有正当名目的差遣。在典礼制度上，没有比这更违背的了。应令有关部门拟定处理办法：今后凡是丁忧的官吏，各衙门不得委派差遣；违者，原来委派的官司和接受委派的人各自依法治罪。这样或许可以稍稍革除浇薄的风气，也许能够对孝治略有补益。陈酉娘。临江路新淦州人廖所瞻娶祖母的妹妹陈酉娘为妻，有司因为他们成婚已经二十七年，生了儿子又有了孙子，而且两人属于不同姓氏，中书省便把此事送交礼部议论，最终认为既然是不同姓、没有服制关系，成婚年限又久，已经生子并见到孙子，难以议定离异。现在谨按《刑统·户婚律》说：“父母的姑、舅、两姨、姊妹，以及外甥女、女婿的姊妹，都不得结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令离异。”议论说：“父母的舅、姑、两姨、姊妹，与本人没有服制关系，实际上是父母的缌麻亲属；从本人的尊亲关系看，所以不应娶。至于姨，是父母的大功尊亲；即使堂姨对父母没有服制关系，也属于尊亲属。母亲的姑、堂姑，都是母亲的小功以上尊亲；自己的堂姨、再从姨、堂外甥女，也是所谓姊妹所生的女儿；女婿的姊妹对本人虽然都没有服制关系，但按道理也不可以结婚，这都是因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违此结婚的人，各杖一百；即使遇到赦免，也都必须离异。”我私下认为，治理社会虽有多种方法，端正风俗应当放在首位；教化有常规，明辨人伦最为急切。何况夫妻关系处在三纲中最重要的位置，所以经典明确写有区别亲属、禁止婚配的条文。愚民虽出于无知，明文法令却不能稍有宽贷；如果姑息迁就，恐怕风俗会更加败坏。廖所瞻娶祖母的妹妹、父亲的尊亲姨陈酉娘为妻，律法中已有明确禁令。他娶姨为妻，在经典中属于对尊长淫乱的深恶行为；造成尊卑混乱、人伦失序，已经到了极点。朝廷每次议定成例，事情和道理大都斟酌古今，做到适当公平，然后施行。如今如果认为终究是不同姓、没有服制关系，那么难道只有父母有服制关系的尊亲才算尊亲吗？对于因无服而娶为妻的人，应拟定判令离异，以此警励风俗。况且江南轻薄的风气已经形成，人们贪图亲戚的财富，千方百计相互承继，不顾尊卑；如果不加禁绝，不仅无法挽救过去的错误，还会大大开启将来的弊端。这件事关系风化不轻，应当明确制定禁条，违者定罪并令离异，或许对世道人伦有所补益。蒙山银。

译我私下认为，生财有大道，哪里是小聪明所能做到的？如果利润不在百姓手中，就不是国家最先应办的事情。何况有些事情获利轻而危害重大，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法令有弊、事情败坏，使下面的人不堪承受命令，如果不恳切陈述其中的责任，难道还有谁来陈述吗？蒙山银场提举司每年办理课银七百锭，办理交纳不能按期完成，便要将提举陈以忠定罪审查。查得本地银场在亡宋时，官府派人监场，抽取十分之二。归附以后，至元二十一年，拨给粮食一万二千五百石，办理银五百锭。后来又逐次增加拨粮，达到四万石。至大元年，改拨隶属徽政院；每年办理交纳不能按期完成，往往在民间收买银子，回炉销炼后解送交纳。这是因为自归附以来将近五十年，本地的土地和资源还能有多少呢？所用矿料一定要从矿洞中取得，薪炭一定要从山林中砍伐，逐铢逐两地搜求，逐尺逐寸地砍伐，以有限的产出应付无穷的需求，本地资源难道不会耗尽吗？加上像陈以忠这样的逐利小人，先前多年亏欠定额，自己提出每一石粮减钞十两折收，轻易以三十两钞承认额办，因此使徽政院容易听信他的说法，滥受此职。不到几年，他却又上言要求增加到元定数额，公然欺骗蒙蔽。虽然说没有准许，但前后几年中，每石粮食巧立名目收取到六十两钞；稍有不服从，就以输纳迟慢为由监禁、锁押、鞭打。山野百姓怕他如同怕老虎，砍木拆屋、典卖妻子儿女的比比皆是。他本人所筹划的办法，不过是为了自身；所实行的法令，只以残害众人为务。本地的矿坑山谷已经挖空，薪炭已经耗尽，人力凋敝严重，侵夺搜刮达到极点，逃亡迁移的人很多，连续多年亏欠折兑，踪迹已经暴露，计策无从施展，只能勉强支撑，内心其实充满忧虑悔恨。既然承担了这个责任，想停止又不能，所以又要兴国地面的银场协助煽炼办理，把江西的祸害转移到湖广百姓身上。等到他说宁州等处可以煽炼银子，又请求在所属地区改拨户粮，以此制造妄言，苟延残喘。卑鄙小人害怕失去职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其间居民甚至想吃他的肉。恭惟圣朝富有四海，把这点小利看得何止如毫毛般微小？为什么还要容许一个小人的奸诈欺骗，使几个郡的百姓遭受荼毒？即使让祸害蔓延到民间，所得利益是所费的十倍，关系国家根本的事情尚且不可如此，何况所得还抵偿不了费用呢？先据行省委任的体勘官、瑞州总管史朝列等计算费用，每银一两应耗钞一锭十三两，既亏损官府，又损害百姓，实在不便。如今银一两虽然说只计官府成本十四两钞，但由于矿石和木炭都已完全断绝，无法进行烧炼，全部都是炉户花钱收买后输纳，已经是另外增加了一倍钞额。至于交纳给官府时，官吏、库子等人还要索取各种费用，并且带收折耗、各班人等的唆使剥削；官吏又常常多收钞数，只接受轻便携带的钞，然后转手买银交纳，弊端有百种之多。这样比较起来，每银一两，官府本来要十四两，炉户还要另外增加一倍费用，才能办理完毕。百姓所花费的，都是他们的血汗。如果说这些不是官府钱财的支出，便把它看作没有花费，那么父母对待赤子，难道真的有区别吗？近年以来，矿洞日益深远，每次进入取矿，都必须举着火把、悬挂绳索；横穿斜入的洞穴又暗又小，往往走十多里就遭遇山岩压迫、泉水涌出淹溺。其危险凶恶，实在没有可比的地方。再加上山间瘴气毒气，早晚侵袭，枉死的人数不胜数。说到这里，实在令人流泪。亲眼所见，怎么敢不尽力陈述？如果认为国家有固定数额，难以议论减免，而朝廷所用又确实不可没有，那么不如革除提举司衙门，把所拨粮四万石折收为银七百锭，依照江东各郡金课的条例，每年规定期限，由有司征收并解送交纳。这样每石粮食折收银八钱七分五厘，每银一两相当于免除粮一石一斗四升二合八勺；官府不损失定额，百姓也不遭受祸害。回头看那些剥取百姓血汗、造成无穷祸害，使人陷入深谷、杀死无数人的做法，而所得又抵偿不了费用，这种所谓利益难道不是百倍吗？如今政令正在焕然一新，正是逐步拯救治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制度设立已久，办理已有常规，害怕改变而因循旧习，那么蒙山百姓的疾苦将一日重过一日，永远没有尽头。穷困苦难到了极点，其危害还会超过经营田粮之外的事情。卑职亲自查究此事，按道义不能沉默。如果承蒙早日研究施行，疲困的百姓将非常幸运。荐举吴炳、陈绎、曾。我私下见到，处士汴梁吴炳，专心研习圣学，文章造诣达到古人境界，立身特立而不改变，真实积累、努力长久，把功名富贵置之度外，守道于衡茅之中，权势利益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贫困屡次降临也不足以困扰他的志向。又有江南陈绎曾，博学能文，怀有才学和技艺，挺身而出、超越流俗，立志以古人为友，放怀于山林，把富贵看作浮云。只是他们既然不肯自行求取出仕，恐怕后世会有遗漏贤才的情况。如果能在文翰职务中不拘常格征召任用他们，不仅可以发挥他们平素的积蓄，也可以磨砺流俗之士。《至正集》卷七十五。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七十六。（元）许有壬撰。公文。为赵世延平章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