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七十二

译刘忠肃公出仕或退处的重大节操，从王岩叟的奏札中可以看出他一生刚正鲠直，难道他会向不可诘问之处祈求福佑吗？他在贬所书写佛经，难道就是古人所谓逃入禅门吗？观看的人不要因为“每天诵读十部”一句话就怀疑刘公。至于这部经的精妙，古今赞述已经完备。我虽然没有学习佛法，但长者难道会欺骗我吗？题写旧日寄给高元用的小诗 至大己酉年，我寄居京师，与洛阳高君元用共用一口锅做饭。天气非常寒冷，曾经又盖着被子睡觉。还写过“两鬓沾染尘土，早晨一起做饭；一窗风雪，夜里共同进食”这样的句子。高君笑着说：“这将来会成为谈资。”不久，我们都因茂异科被选调校职，元用为我饯行送我北上，后来又南下。我赴任辽州倅，遇到方便的驿使，便接着当时的话题为他写道：“想来应当看见相思万里的心情。”写成四句寄给他。后来我们虽匆匆往来于南北之间，只要遇到便利的邮使就一定写信，却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常想，哪天见到他，一定要追问这件事的下文。他的弟弟元博在兴国任幕职，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便抄录诗稿寄给我。我游历长沙时，他的儿子万里带着诗稿来见我；拜读时才知道，距离当年已经二十六年，元用突然去世也已经十八年了。元用比我大一岁，我们相从时他才二十四岁，去世时才三十八岁。我这些痴顽闲谈，与元用所得相比，难道不是已经多得多了吗？我鄙俗的话语散落四方，被人撕毁抛弃的不少，只有这张戏谑之语写成的纸片，仍被层层包裹珍藏，像新的一样。这大概是因为敬重父亲的朋友，也敬重父亲的弟弟。孝与悌集中于一家，哪有不兴盛昌大的呢？我正在悲叹元用不能长寿，却又为元用有敬兄悌弟的品德、有贤子而高兴。元用算是没有死啊。题刘氏族谱 长沙刘彦恭带着家谱来，请我写几句话。沿着根本追寻支派，浩大纷杂，几乎无法考知；精心搜寻、仔细考察，才发现谁在前、谁在后，清清楚楚各有依据。士大夫家族贵在了解自己的宗族，等到被兵乱荡覆之后，连宰相家族那样显赫的世系，也有子孙不知道自己出自哪一支，更何况普通百姓呢？士大夫之家能够保存族谱的，一百家中也不过一两家。彦恭的祖先中曾有闻名人物，考察其德行功业，曾以进士身份享有声誉，却早早去世。彦恭辅佐他的弟弟某人，使其年幼之时的家族支系得以编成延续，后世也就可以考知了。我曾经采用欧阳子取法太史公《史记表》、郑玄《诗谱略》的方法，上起高祖，下止玄孙，内容虽多却不紊乱，年代虽远却可以无穷追溯。彦恭大概也想彻底研究这件事吧？我嘉许彦恭能够尽到子弟之责，所以为他进言。士人讲求学问，这就是首先要做的事。彦恭要努力啊。题刘先生所收藏的我的《青山诗》元统癸酉年七月，我到江夏青山避暑，高武肃祠中有十首诗，我把它们写下来赠给友人刘君光远，同年欧阳原功已经替它写了跋。我从京师归来，光远又请我在后面自题。癸酉年距今已经七年，时间并不算久，但我在这期间任职政府的时间最长，既上负圣明天子，又不能给百姓推施丝毫恩泽，也不能使自己安处于尸位素餐之地。当时面对各种争论而孤立无援，仿佛乘小船渡大海，又仿佛抱着漏瓦去浇灌焦锅，受到反复排斥打击，气息奄奄、勉强支撑的情况屡次发生。原功学士议事时常在场，大概是亲眼见过的人。当时想要再游青山，哪里还能做得到呢？幸赖天子圣明，大臣宽容，没有加罪于我而放我归去，使我得以回来重见旧日遗迹，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既然为此感到庆幸，便又借此自我勉励。这些诗并不佳，光远没有把它们投进江中，反而替我保存这份丑拙，还层层包裹珍藏。那么以后凡有所作，怎么敢再苟且从事呢？这并不是想凭这些诗求取名利，只希望它们稍微工整一些，能够在山林之间歌咏太平，不只是成为游山玩水的记录罢了。从前我曾约原功同游衡山、湘水，原功回京而我留在政府；如今我回来了，原功却在翰林，光远又是当地人，见面时应当替我重新提出这个约定。如果能够践行这首诗中的约定，就应当加倍胜过游青山了。姑且写下这些，等待将来吧。题欧阳径存的诗 讷庵中执法欧阳径存不肯放弃替人诊脉，声称能够候察人的脉象，审辨贵贱吉凶，从来没有差错。我认识他以后又加以验证，更加相信他的医术奇异。有一天谈到方技和星命学，这又是他所精通的。适逢我患病，他推究病情的精微，指点汤剂，所患很快就痊愈了。他谈论玄理、保养生命，也都被称为有所心得。我虽然已经惊叹他多才多能，却一直只把他当作方技之士看待。最后他拿出自己所写的一卷诗文，请求我写一句话表彰他的勤苦。文章古雅而有法度，诗歌清新而丰润。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以儒学为本而游心于方技的人。唉！世人凭一个人的毁誉、一个时期的见闻，便以为已经看尽了这个人，这样的看法与事实不相合的地方实在很多。径存的著作，当代名家已经为他作了详细的序。我只是为他怀才不遇而悲哀，并以此劝勉那些培养人才的人，希望能有所补益。径存说：“我老了，将要回乡在乡里卖药，不再出仕了。”我说：“世上像您这样的人，哪里说得完呢！”看这些话，也许是有所激发他的意思。径存说：“是。” 题罗善先的《赤壁赋》

译汉嘉人罗庆善先，在我任淮漕时曾任属官。他儒雅而有文饰，卓然如野鹤立于鸡群，又如佳木生在蓬蒿之中。众人遇见他，都不忍轻视。后来他被授任建宁照磨，地方长官征召他为属官。善先说：“与其和众人局促在狭小的坑穴中，培植一级官阶，难道不如安守我的一命，尽力做完我所应当做的事吗？”当天便回去，在维扬等待补任。我赞赏他对于去留的审慎，也再次为自己从前能够深知并厚待他而高兴。我南归时，他到伯埭迎接我，跟随我到仪真，整整一天多。我要溯江经过东坡，带着《赤壁赋》四轴：前赋是困学鲜于公所书，后赋是松雪赵公所书。善先请求说：“先父在江南名胜之间广泛结交，这两位先生把奇异的才华和美好的书法结合起来，献给先父。这两位先生去世后，我和兄弟们还年幼，赋也就失 lost了。我游金陵时看见它，王氏家中所藏的书法，先父的字迹还像新的一样，不觉流下眼泪，按原价加价才买到它。请您写一句话记在后面，告诫子孙不要使它失传。”我听说善于书法的人认为，本朝的字画以赵松雪为独步；至于行书，困学实在超过了他。松雪在这件事上极力与他抗衡，而世间评论者大概自有优劣之分。两人都是一时书法的宗师，却共同书写两篇赋来献给罗公，他们之间的交情由此可见。罗公名光锡，字汉臣，号玉泉子。年轻时努力求学，颇有气节。至元年间任尚书省都事，后转任兵部郎中，因为与当时的宰相不合，便退居西山，以耕种放牧自得其乐，建造玉泉亭，题匾为“拄笏”，其中自有寄托。他游历江汉、吴越，最终死于江南。我曾经悲叹世家子弟连祖先的坟墓都有不能保全的，何况图籍呢？父亲去世而不能阅读父亲的书，尚且只能留下手泽，何况父亲的字还写在书上呢？手泽和字迹都在，却把它交给别人而不加珍惜，难道忍心吗？礼制说遗书应当藏在宗庙，这是孝子仁人极其看重的事。像善先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孝子了。由孝而推及忠，我又知道善先能够显扬他的父亲。能够显扬父亲，那么书中父亲字迹的价值就更加明显了。善先要努力啊。题莆田黄氏族谱 宗法废弛之后，辨别族姓的风气兴起，关于氏族的志书建立起来，这岂不是违背根本而只取其支流吗？经书残缺，礼制毁坏，难道这样就比完全没有好一些吗？人的一身，来源本来就久远，从少到多、从近到远，便不得不分支。分支越来越多，年代久远，直系亲属渐渐断尽而成为陌路人，这是势所必然。假使支派虽多却不混乱，年代虽久却不迷失，那么族谱的编制作成，难道可以少得了吗？唐宋士族丧失了宗谱，名门望族也没有谁能考究世系。宋代欧阳公于是采用太史公《史记表》和郑玄《诗谱略》的体例，依照上下左右的次序编成谱图，这是百世不变的方法。虽然他的说法稍显偏激，评论者取其大体就可以了，却反而指责揭发、互相攻击，像法家用绳索严密搜括一样，实在太少宽容了！武昌水陆提举、莆田人黄君拿出他的族谱，从晋代晋安太守黄元方以下，一直记录到今天，这是簪缨世家中几乎绝无仅有的谱牒。年代久远、世系紊乱，本来有时不能避免，但与世上那些茫然不能追究祖先的人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黄氏诸人自元丰以后为族谱作序，人才济济，我因他们的话而有机会向他们进言。世上能够使自己的世代延续下去的人，是因为延续了自己的德行，并不是说延续爵禄。富贵显赫未必能使宗族荣耀，而谨守德行、努力学习、不使家训坠失的人，其美好光辉可以传至百世。只有等到德行和学问已经充实，从内心自然发出，不待强求而达到，不得已而施行于事业，并且不违背原则，考察它又能使世训增光，这才差不多可以了。至于年轻时不能在仕途上取得地位，便因此愤恨，把编修族谱当作求仕的紧要事务，这不是我对黄氏的期望。提举可以把这些话告诉族人，其中或许会有人因我的话而有所感悟。题跋胡安常所收藏的东坡字迹 东坡公评论颜鲁公的书法，说“古今的变化，天下的能事都在其中了”，天下后世有见识的人不能提出不同的说法。这不是因为佩服颜公这个人，而是佩服他的书法。东坡公这幅字，大概是从颜鲁公那里有所领会；鲜于伯几认为它属于颜鲁公《争坐位帖》一类，难道他是真正懂得书法的人吗？六一翁辨析《瘗鹤铭》，说它不像王羲之的笔法，却像颜鲁公；懂得这一点，也就知道东坡公这幅字与颜鲁公相契合。思陵称其与自然法则暗合，处处都达到极致，把它归于通达儒学的人；而世上那些把优孟当作孙叔敖的人，又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了。题跋盍正甫所收藏的元裕之等人的亲笔信。正甫提举所收藏的前辈墨迹，有元公裕之、姚公公茂、王公以道、杜公善甫，共四家，都是写给他祖先的亲笔信。我反复阅读之后，私下很有感触。像元公的学问、王公的才华、杜公的通达，本来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假如九泉之下可以起死人，我大概愿意跟随雪斋吧？题欧阳同年所作《叙祁母传》古代本来没有为列女作传的传统，为列女作传从汉代儒者开始。此后撰述列女传的人，凡是一言一行可以作为闺门楷模的，都全部记录下来，以备史官采择。有些事史官来不及采择，便托付给擅长文章的人，附在传记之后流传后世。祁母刘氏有传，就是这种情况。我虽然没有见到她的传记，但读欧阳同年所写的叙文，便可以完全了解她的为人。未出嫁时，她践行父母先前的教诲，修养妇女的内在品行；出嫁以后，承继宗族事务，谨守妇道。不幸两次失去所依从的人，便树碑表墓，以完成她们后世无法替她完成的志愿。平日训诫儿子和女婿，她说：“富贵不能用来使人骄傲，只有努力学习才是立身的根本。”皇帝的诏书免除她家赋役时，她说：“服役是义务，不能苟且逃避。”唉，可以说贤德了。先公撰写《女教》一书，把妇德列为首要。像刘氏这样的言语和行为，也是我家这部书不可缺少的内容吧。因此我抄录欧阳序保存下来，并把其中的要旨概括成这样。题许彦栗《琴道书院》卷 这卷《琴道书院记》的跋语和诗赋，共有十三家，各自抒发深意，阐明所未明之处，各有自己的说法。最后谈到我拾取其中遗漏的部分，我对他说：“从前桓谭善于弹琴，著书十六篇，书名为《新论》，最后一篇叫《琴道》，没有完成，只留下开头一章。肃宗让班固续成它。这样看来，懂得琴道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桓谭。然而光武帝让桓谭弹琴，喜爱他繁复的声调，宋弘来到后却认为这是郑声扰乱雅乐，不合于中正之道。那么桓谭对于琴道的认识，难道就只是这样吗？我正没有办法质问他，却得以遇到彦栗，但又不知道彦栗对于琴道究竟如何：是弹琴而通于道，还是通道之后才弹琴？琴与道是分为二者，还是合为一体？桓谭说琴能够沟通神明之德，调和天地之和；如果这样，道就没有比它更高的了。繁复的声调果真能够损害它吗？其中一定有折中之处。昭氏弹琴，以及昭氏不弹琴的境界，桓谭没有机会同他谈论，而我对彦栗寄予希望。” 题苏伯修《治狱记》

译世上撰写爰书、审讯案件的人，也知道自己的做法有所本源吗？古代的典谟尚且如此。西京号称政治隆盛，而廷尉府完全依照法律办事。像儿宽那样贤能的官吏，因为不熟悉事务，不能署理官署，却仍然能够判决重大案件。即使张汤那样刚愎，也不能不广泛考察古代义理；这难道不是因为不能违背根本吗？我读伯修参议所写的《治狱记》，又深有感触。伯修是儒者，任御史南台录囚，巡察湖北，使有冤屈的得到昭雪，有罪的受到惩处；任右司都事时，审理夏、秋、冬三官的事务。他特别重视秋官之职，所作裁决和批示都公平允当，这是很合宜的！我又入朝担任属官时，曾拿着案卷议论三件事：一是窝藏盗贼的人，或者只是寄存了盗物，若还有其他牵连，逮捕官吏便趁机掠夺他的财物，不能借口不得牵连办理其他事情而不予揭发，应当听任其家人申诉；二是囚犯虽有指名逮捕的对象，却另行审理而不立即追捕，致使盗贼逃脱、案件拖延，应当确定他的罪责；三是犯罪期限有固定制度，不应当用近来的例子破坏已经形成的法律，法司认为可行，便颁行于内外各地。这些正是伯修任吏部尚书时所陈述的意见。由此我更加知道伯修贤能而且有才干。事情适逢其会，他就办理；自己有所见解，他就进言。在朝廷中对百姓的哀怜，根植于内心；谨慎体恤刑狱之意，显现于政事。若不是有所本源，怎么能做到这样？过去有人讥讽儒者不熟悉事务，如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这种讥讽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会有人来讥讽他呢？假使人人都像伯修一样，难道还会有人讥讽儒者吗？国家忧虑条格法律繁杂冗长，使人不知道遵从哪一条，已经下诏删订修撰；伯修如今任中书参议，确实参与其中。这部书完成，仍然有希望依靠伯修。过去我撰写《名臣事略》序言，认为有些人的作为超出事略所能记载的范围，是因为把他们当作史书所期待的人物。如今，对于超出条格法规的人才，我又有所期待。可以同他谈话却不与他谈，是失掉人才。伯修认为怎么样呢？题跋首科贴黄 本朝贡举由太宗开始，世祖确定，成宗再次议定，到仁庙时正式实行。乙卯年首次科举录取五十六人，我臣有壬忝列其中。殿试策问又使我名列前面，内心实在惊惧惭愧。赐宴玉堂时，知贡举平章政事李孟、读卷参知政事赵世延、集贤学士赵孟頫都在座，礼仪正进行得融洽。叫我有壬上前，平章指着参政对我说：“当初你的策文名次高低尚未确定，参政说看这篇策文，必定能够做官，请把他放在第二甲；我不肯把他放在上等，后来又几次把他降下来。”又指着集贤学士说：“学士看见我们争论不休，便站起来请求说：‘宋朝偏处东南一隅，每次取士还常常多达数百人；国家疆域如此广大，首科正七品，多取一人也不算多。’于是就听从了他。”我心想，这究竟是什么人的试卷，竟使我们几位老人争论了一整天？拆去姓名后，应当看看他的面目。我不是想借此施恩、掠取美名，只是让你知道取得这个名次多么困难。你要努力啊。”我有壬道谢后重新入座，但也没有弄清事情的详细经过。后来获准南归。监察御史宋褧巡察经过鄂地，拿出殿试策卷，其中读卷官拟定进呈的贴黄共有二十九帖，我有壬也在其中。这才知道，是因为策文切实关系到救济灾荒，和考察货物、核定价格相比，价值更加重大，我既惊惧又深感惭愧，只因愚钝而沿着仕途阶梯十五次升迁，最终任职政府，却连万分之一的报效也做不到。国家百年来的议论，以及二十年中已经实行的盛典，一旦被废止，命运又多有奇异艰难，偏偏赶上这样的时机，难道还想黏着荣宠、厚着脸皮去面对天下士人吗？圣贤在上，那些一时被蒙蔽、像置身覆盆之下的人，也已经受到惩罚。文运大概不会长久衰败，终将恢复吧？至于是否恢复还不能知道，但七科已经得到不少俊杰，其中一定有人能够在晚年取得功业，不是吗？我有壬糊里糊涂地苟且取禄，尝试做事却没有成效，如今缩手归去；与我同时为御史甲子进士的人，正当年富力强，难道反而不在这些人中吗？我有壬已经衰老又多病，在山林之下，只有擦亮眼睛等待盛事，歌咏太平罢了。我有壬题写这卷的第二年，朝廷改革科举取士制度，下诏中书省召集官员议定施行，并召我有壬重新任参知政事。到任以后，我询问所谓集议的情况，才发现原来的案卷还在，但当时的集议却像把散沙揉在一起一样。等到真正集议时，简直成了聚众争辩。如今丞相爰立主持此事，议案才最终确定。我突然由西台都事入任翰林侍制，会试、御试时，我有壬和宋褧都参与其间，参加宴会并办完了事情。回想当初题写这卷时，真可以说是幸运了。在山林之下歌咏太平，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因此再次把事情的大概写在卷后。《至正集》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至正集》卷七十三 元许有壬撰 题跋 题跋颜鲁公墨迹《卢侯帖》颜太师的风节卓绝千古，即使不谈他的书法，仅仅思慕其为人、抚玩他的墨迹，也应当珍藏宝爱，层层包裹。何况他的书法已经穷尽天下的能事呢？斋戒沐浴，九次叩首以后才展开观看；更何况这是仲谦尚书所收藏的《卢侯帖》，作为真迹明白无疑呢！松雪翁把一生中见到十六帖视为幸运，他所称说的《马病帖》，我已经得到，如今又能看到这幅帖，真是幸运中的又一重幸运。题跋陈尚庭的诰命 唐天宝三年，开江县尉陈尚庭的一通诰命。当时被拟定授官的有四十九人，其中湮没无闻、不值得称道的很多；而在卷首署名的，是李林甫。李林甫的罪恶，千年也不会磨灭。即使想像当时那些被湮没而不值得称道的选人一样对待他，也不可能做到。唉，真是可怕啊！题跋东坡墨迹《郑君帖》书法家评论字迹，一定推重晋代，其次是唐代；如果有人说不收录苏轼、黄庭坚的墨迹，那真是夸大的话。韩愈认为王羲之的字是俗书，那么晋代书法也不必收录了。看东坡公在黄州醉中所作的《孟倅郑君帖》，豪迈奔放，具有醉中的意态。我再三仔细观看，每一点每一画都无可指责，真是精妙入神吧？那些不肯收录的人，我不敢与之争辩。假如我得到它，一定会层层包裹珍藏。恭敬题写仇公度所收藏的《奎章阁记》赐本。天历二年，文宗皇帝建造奎章阁，征集儒雅之士，讲求太平之道，这些都见于记文，其中忧虑深远、思考长久。御制文章和书法，内容深奥宏大，笔力刚劲而华美，镌刻也精致至极，确实是一代的文章珍宝。墨拓本颁赐下来，只赐给大臣。皇上继承光明圣统，想扩大训示百官，于是开始赐给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并加盖两方御玺。这一本是怀庆路总管仇济任户部郎中时所受赐的本子，嘱托我有壬在末尾作记。我私下认为，帝王的文章，正如《二典》《三谟》，用来垂示后世、树立教化；帝王的书法，正如日月五星，用来确定时令、成就岁序。难道只是炫耀光彩声色而已吗？文宗皇帝的文章书法，在这里全都具备了。啊，多么美好啊！题跋临川黄孺人训诫儿子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