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三十五

译大德丁未年，我在京师认识仇浚，字公哲，见到他刚刚结婚、刚刚做官，后来官至西台治书，因病回乡，终于不起。我接着认识他的兄长仇济，字公度，和他交往如同与其弟一样，交情日益深厚。有壬暂任中书省职务时，公度任户部官，后来出守晋宁，最终任期届满。有壬也弹劾辞官归乡，不自量力地为小儿求婚，公度不嫌弃两姓结亲，于是结成婚姻。从前公哲曾把赵子昂赵公撰写的《廉访公碑刻》赠给我，使我知道了他们先世的详细情况。至正丙戌年，我奉召入京，公度又拿出祖父云轩先生训诫子弟的三首诗。这大概是廉访公任威州太守时，先生前往奉养他所作的。南北名胜题咏已经堆积很多，并且还征求有壬的作品。有壬只因为与他们兄弟有四十年的交游，先有旧交之情，又有婚姻关系，更加看重，因此我们两家的情谊，有不是别人能够相比的地方。至于他们先世的善行，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知道了，难道可以不写在言辞中吗？古人的学问，关键在于遏制人的欲望、保存天理；天理明白、欲望尽除，人的爵位自然会随之而来。先生的三章诗，第一首以能用俸禄奉养父母为喜，第二首勉励专心一意，第三首告诫不要纵情打猎。他真是完全懂得古人的学问啊！况且言语行为都谨慎相合，俸禄就在其中；修养天爵和人爵，自然会到来，这是圣贤的格言。先生训诫儿子，也不过是以此为根本罢了。然而圣人的教诲在求取俸禄之后，先生的诗却先说奉养父母，为什么呢？这是沿着水流上溯而到达源头。有人得到俸禄却来不及奉养父母，这是有的；得到俸禄而能奉养父母，喜悦应当怎样呢？不只是儿子替父亲高兴，父亲也替儿子高兴。如今能得到这样的俸禄，根源在于学习。勉励专心一意，天理就能保存；告诫不要纵情打猎，人的欲望就能受到遏制。天理保存、欲望遏止，儿子可以保住俸禄，父亲可以享受奉养了。诸葛孔明训诫儿子修身养德，柳直清告诫儿子不要崇尚爱好、放纵游乐，言辞虽不同，意义却相同。廉访公能够继承家学，名节显著。公度、公哲都是当时有名的卿士，是长辈一代；治公望最终任江浙省郎中，是排行最小的一代；浩公善如今任厌次县尹，他们都有古代良吏的风范。这难道会没有根源吗？各位曾经做官的人一天天增多，求学的人一天天进步，先生的恩泽将更加长久。后来那些像我这样勉强依附高门的人，也就不必再顾虑崔、卢、李、郑等家族贩卖棺材的讥疑了。啊，盛美啊！《大一统志序》至元二十三年，岁次丙戌，江南平定、四海统一已经十年了。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扎玛里鼎上奏说：‘如今每一尺土地、每一个百姓都已登记入册，应当编写一部书来彰明统一。’世皇嘉许并采纳了这一建议，命扎玛里鼎以及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集资料编纂志书。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书编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为《大一统志》，收藏在秘书府。虞应龙说：‘与前代地理书相比，这部书更加详备；然而其中的是非得失，哪里敢由我独自裁断？还想搜罗散佚的资料，考证它们的异同。’至正六年，又是丙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书右丞相伯勒齐尔布哈率领省臣上奏：‘这部书的作用尤其重要，恐怕长久以后湮没失传，请求刻印，使它永远流传于世。’皇帝下诏批准。第二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帝在兴圣便殿临朝，中书平章政事特穆尔达实传达圣旨，命臣有壬为它写序。臣听说，《春秋》之所以推崇大一统，是因为六合同一风俗，九州同一贯通。然而三代以后，统一的情形可以考察。汉朝开拓土地虽然遥远，但攻取有正道和诡道，叛服有通达和阻塞，何况军队各有不同的道路，人物各有不同的议论，百家各有不同的方术，指向和意旨不同，无法维持统一，议论者因此认为是弊病。唐朝腹心之地变成异域，尚且不能统一，动辄要几十年。至于宋朝疆界划在白沟，金朝局限于中原，更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我大元疆域四极之远，那些史籍从未听闻、上古以来从未归属的地方，无不解散各自的群体而混合归于统一。这样看来，古代所谓统一，都只是名义超过实际，而我朝则是实际与名义相合。况且‘统’这个词，最早见于《易·乾卦·彖辞》：‘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于是统摄上天。’解释者说：‘天是形，统是作用。’形体方面，《象传》又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这又是把效法乾道的原则指示给人。天是万物的祖先，君是万国的宗主；乾道凭借至刚至健而成为万物的开始，于是能够在天下施行统理。皇帝效法乾道、奉行刚健，以此统理万邦；所谓统一万类，能够执掌统一的纲领治理六合，使六合同一风俗、九州同一贯通，关键都系在这里。九州的志书，称作《九丘》。《周官》说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编志的传统由来已久。何况统一的盛大，超过汉唐呢？这部书流行于世，不是为了资助人们口头谈论、显示博学，而是要流传万世，使人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传播给臣民，使人知道自己生长在统一的时代。在国家有道时，各尽其职，使时世和美，各尽其力。上下相互维系，以保持统一。我国家无边无际的福运，难道只延续万世吗？统摄天下，与上天一同长久存在。《宋显夫文集序》

译我卧病在田舍时，得到入宫近侍之臣的擢用，迫于诏命上路，惶恐流汗，不知所措，却又暗自高兴：幸好故友宋显夫正任学士，可以协助恭敬地侍从皇帝，退朝后共同谈论文章，也是一件乐事。等我入京前十五天，显夫却去世了。我病势危急而回乡，没能去探望他的遗孤；后来奉诏再次入京，显夫已经追赠国子祭酒，谥号文清。想念他却再也见不到，真令人惋惜！他的遗孤吁吁捧着《燕石集》，拜见我并哭着说：‘这是先父遗稿，兄长彍编次而成。’伯父的《至治集》，您已经作过序，敢援引旧例来请求吗？我为诚夫的文章作序还不到十年，如今又为他的弟弟作传，这难道不可悲吗！从前显夫兄弟进京，最先同我交游，把我所写的文章全都看过；后来分别后有作品，必定寄给故交，因此很早便完全知道我的长处。等我读到显夫的稿子，才发现我们未相识时，他的诗歌已经提到我；再加上三十年情谊深厚，难道能推辞作序吗？国家设置贡举，以经术陶铸天下；我三十年来文章日益兴盛，但声名能够显著流传的人，为什么屈指可数呢？是积累储备不深厚，造诣不深远；一旦取用便很快枯竭，刚刚发挥又自行停止，只是拘谨地模仿规矩，茫然不知要走向哪里，这样想要文章兴盛，能够做到吗？只有有所根本、有所参照，广博通达而沉潜钻研，心中有所领会，再用坚定的力量使它成熟，那么写文章时就会像深潭决口、灌入沟渠，像坚固良马奔驰在大道上，大概才能通达。显夫考中甲子科时，考察他的作品，在贡举以前就已经源源不断了。与那些被利禄诱惑、看重得失、忽视播种却急于收获的人相比，难道不是有区别吗？人们只知道他的才华，却没有探究他积累和造诣一向有根底；他不枯竭、不停止，而且还不断进步，所以我为他的文集作序，探究他成就的根源，使后来观看的人受到激励。文集共有若干卷，文章、诗、乐府共有若干首，自己命名为《燕石》，但世人都相信它是美玉。彍由奉礼郎任丞相东曹掾，汇集伯父的文章，不使它们散失，也不愧为显夫对诚夫的继承。唉！刚办完丧事，便谋划刊刻父亲的文章，宋家的事业此后一定会更加昌盛吧！《巴克实彦卿四咏轩诗序》至正乙酉年，皇帝忧念百姓，派使者巡行天下。当时我偏居安阳西山，私下屈指数当代著名人物，监大兴府巴克实彦卿，实在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使者的车驾分赴各地，彦卿分管湖广，手持利斧，刚一砍下便运刃自如。省、县的土地上，他的声名震动天下。不久，他因母亲去世服丧，于是那些贪赃官吏辞去印绶、备船准备逃走的人，全都重新回来。朝廷考核使者，赏赐他集贤侍读学士，他却没有出仕。彦卿是京城人家，家中满室图书，勤勉不倦地进修，居所有四咏轩。大概是把草木花卉与景物相遇的情状，选取为四个题目，让志同道合的人吟咏歌唱，以抒写胸中的快乐，同时寄托观赏万物的意义。人的常情是，拘泥于自己所有的便苟且，受他人诱导便随波流转。世代享受俸禄而少有礼义，能够不苟且吗？京师奢侈华丽、放纵奔竞，难道处处都有不随波流转的人吗？不苟且、不流转，是君子所看重的，何况致力于学习而有所收获的人呢？学问已经有所收获，外物不过是寄托而已。斋居静坐时，万象都清晰显现。我所得的道理，语言哪里说得尽呢？等到眼睛接触外物，一花一草无不与我的内心相契合，内心融会而又触发于外。四咏中所谓风中的红药、月下的松、云中的石、雪中的竹，都只是我胸中思绪的余波罢了。君子的学习，是在静中用力，以应对动。彦卿在各种动态事物中所见到的，竟然都能如此有所收获，由此便可以知道他不是徒然被景物役使。把这种道理扩展开来，药、松、石、竹，难道不是庭前的草、前川的花柳吗？风难道不是和煦的风吗？月难道不是普照的月吗？云难道不是由极微小的水气施布而普降的吗？雪难道不是经过大熔炉点化而成的吗？世人以功名期待彦卿，我却独自希望他超越功名之外。各位已经作诗并要我作序，我为诗集开头写下这些话，也算没有辜负这个人了。《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

译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闲闲吴公在大都崇真万寿宫承庆堂中去世。朝廷士大夫接连赶来吊唁，无不悲伤。悲伤仍不足以表达，于是又写成歌辞。各位弟子汇编成卷轴，请我为卷首作序，以倡导后续的悼念之作，扩大这种哀情。有壬与公交游三十年，从前在政府任职时，曾奉诏为公画像作赞。有人认为公是仙人，我认为是儒者，这样的评价士人舆论并不认为过分。我获准回乡时，公送我一幅《云林小影》，说：‘我不能亲自随你去，就让我的画像同行，这是我跟随您远行。’今年四月，我奉召赴任翰林学士，刚入京，公便率领弟子在旅馆中设宴慰劳我。我入朝觐见后将要回去，前往承庆堂，却没有把缘故告诉公，只是酒送来便举杯喝尽。公说：‘像这样痛快，难道是想离去而来告别吗？’有壬第二天便出发了。闰十月，我再次奉召赴承旨，到了京城，公已经停灵在岳祠光岳堂。唉，真可惜啊！公十三岁学道，十六岁就已在官班中脱颖而出。他的老师神德真君受到世皇特别宠遇，江南刚刚平定时，有事于南岳，公以大弟子的身份被选中同行，代神德真君祭祀山岳水神，公实际是辅佐同行。二十三岁时，声望已经非常显赫。起初授任冲素崇道法师，任南岳提点，加号玄德；改任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授为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神德真君临终时上表推荐，朝廷授公特进上卿、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师。皇帝即位后，亲自挥笔书写‘闲闲看云’四个大字赐给他。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却日益健旺；眼睛曾有障碍，后来又复明。恭敬迎接龙虎台归来的使者时，便拜访故旧，告诫弟子轮流摆设酒宴，一定要尽情欢乐。因此得了病，过了八天，半夜命弟子在庭院中焚香，换衣后端正地躺在正寝，安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他一生勇于行善，不因自己是方外之人而置身事外，所以凡是政令的得失、人才是否得当、百姓生活的利弊，暗中都有所补益于时政，只是人们不知道。他与人交往始终不改变，直到对方的子孙仍然周济照顾。平日安静坐着，有人问及建国初年的事情，他都条分缕析地详尽叙述；世家大族的源流、兴衰、始末，按照谱牒铺陈说明，即使有所遗漏，经过长久追问，也没有一句不准确。双亲在世时，他多次回乡为父母祝寿。他去世后，获准办理丧事，因治丧有才干而闻名。朝廷颁发赠官、封赠和谥号，恩荣极其完备。神仙之事，无法确知；我们儒者排斥它，是因为它扰乱人伦。若公侍奉君主忠诚、侍奉父母孝顺，难道能说这是扰乱人伦吗？享年将近八十，飘然归去，与幽冥和造物者为伴。那些对世间毫无益处，却在白日飞升而被称为神仙的人，世上一定有人能够辨明谁是谁非。他的天资特殊、际遇隆盛以及言语行为的实际情况，有翰林侍讲虞公所作《道行述》。正要把这些铭刻在坚石上，载入太史记录，我又何必作序呢？各位弟子捧着冠冕宝剑，归葬的日期已经确定，请求更加迫切，因此我特意叙述三十年的交情，以抒发不能自已的感情，并概括说明他的出处进退，用来引导送葬挽歌排斥悲苦的唱和。《秋谷文集序》相国李韩公秋谷先生去世二十七年后，他的儿子李献由中书省参议升任治书侍御史。有壬任中丞时，一天，李献拿出先生的文集，请我为卷首作序。从前苏轼遗憾没有来得及见范仲淹范文正公一面，却与他的次子德孺在徐州同官，于是为范文正遗稿作序，把自己的名字挂在文章中，能够自托为范公门下士的末席，便觉得幸运。而有壬考中进士时，先生正是主考官，我承接他的余光，亲受教诲，得到的益处不少。与苏轼对于范公相比，有壬的幸运更多。为先生的文集作序，怎敢推辞？先生凭借雄厚深邃的学问做皇帝的老师，功勋归于王室，声名传遍天下。从宫禁深处直到乡里小巷，人人都用他的字称呼他。他才气纵横奔放，落笔挥洒自如；诗歌流传到荒远角落和偏僻小县，驿站传舍中，常常有人把它大书在墙壁上。然而世人只知道他的诗歌，不知道他的文章；知道他的文章，却因为墓碑尚未刻出，不知道他的功勋究竟有多大、详情如何。国家初建时沿袭旧制，吏治日益苟且败坏，士气奄奄一息。先生在潜邸时，日夜启发劝导皇帝，说儒者可以与国家共同守成。一天执掌国政，便立即实行贡举。此事大概创始于草创时期，列为条文于至元年间，议定于大德年间，受到百般阻挠，到延祐年间才开始成功，实在艰难啊！三十年来，能够跻身各级官位、成为国家所用人才的人，可以屈指计算。士风的兴衰，政治教化的关键就在这里。大德末年，正值国势危疑、神器动荡之际，犹如驾船经过滟滪三峡，又遇到排山倒海的风浪，却能够谋划并辅成秘密策略，最终使国家渡过难关，这不是社稷之臣吗？至于使名爵扫地、削减其中最过分的部分，使赏赐不再空耗国库而恢复旧制，使大官不能凭借不受检核来掩饰滥用，使宿卫不能依靠城社权势而裁汰冗员；那些显贵近臣和世代勋臣都不敢议论此事，先生却挺身承担，明知将来的危险也毫不顾惜自己。国家任用儒者治理政事，至元以后能够光明正大地有所建树的，只有先生一人。有壬因此揭示其事业大概，使读这部文集的人知道他既有德行又有言论，也借此看出他的功勋是有根源的。皇帝追念他的功德，追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号文忠；他的字是伯征，后世世代继承他的美德，哪里能够估量呢！《送吴安之赴渤海县尹序》

译太守和县令都接近百姓，县令尤其接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应当培育、灌溉。如果不培育、不灌溉，反而拔苗助长，能够茂盛高大吗？把百姓交给衰败无能的官吏，就是不培育、不灌溉；把百姓交给贪婪暴虐的官吏，就是拔苗助长。县令难道可以不选择吗？做县令的人，职分难道可以不尽到吗？古今人才都难得，选择人才尤其困难。有的人受到上级排挤、被下级牵制，便认为事情不可做；又有的人自我标榜过高，认为事情徒劳而不值得做。唉！认为不可做，是怯弱；认为不值得做，是荒谬。圣明的天子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关于太守县令的法令，考察古今始末，精细周到。乡人吴安之由奉使赞幕代理渤海县尹。安之曾任中台属官，后来授南台管勾。别人往往凭借这一步步升迁，进入台省，而安之仅仅得到县令之职。人们以为他不高兴，但他坦然处之，既没有认为无事可做的忧虑，也没有认为事情不值得做的想法。他将要上任，请我说几句话。君子不计较职位的高低，重视的是自己的道能否施行。民政并非只有一件事，只要良法都已具备，以宽厚慈爱为主，以坚定的力量承担，只要合乎义，谁还能排挤、牵制他呢？县令果真不可为吗？汉代让郎官出任地方长官，唐代下诏郎官必须选择曾经任县令的人，宋代制度规定，不任满两次县令便不能升任监察官。如今的县令仍如古代的县令。县令果真不值得做吗？况且县令养育百姓，就像农夫培育谷物：春天播种，夏天锄草，早晨抚育，晚上察看，片刻也不忘记，这才是善于培育。然而农夫如果不善于培育、反而伤害庄稼，原因很多：水灾、旱灾、螟虫、蝗虫，以及蓼、荼、稂、莠等杂草。水旱必须预先防备，螟虫蝗虫必须除去，蓼、荼、稂、莠必须拔尽；我们尽到了自己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把结果归给天命。若既不防备、不除去、不拔尽，却希望没有饥荒，是不可能的。更严重的是伤害庄稼的根、烧掉它的叶子，比水旱螟蝗更惨，比蓼荼稂莠危害更大。天下卑贱的农夫中，有些人尚且不忍心这样做，却竟有人忍心这样做，怎能不令人感叹！渤海是古代著名的地方，汉代龚遂的事迹可以考察。安之积累学问、蓄积文章，年富力强，承担劳苦而不寻求安逸，谨慎对待容易之事而不推辞困难之事，他难道不是天下的良农吗？皇帝召见应对，当属特别的恩遇，不会只是早晚之间的事；我虽然不能参与考核他的政绩，却还能够为你记述实际情况。安之说：‘怎敢不早晚恭敬努力，以求把事情办好。’正因为有这句话，与他平日交往的人大都作诗，而我用这些话为诗集作序。《六事备要序》我在中台任职时，今任卫辉路总管的刘侯清臣当时是御史，我熟知他的贤能。我回到乡里，那里与汲县接壤，深居田野，却到处听到他的政绩声誉。后来他给我寄信说：‘我的才力浅薄，承当这个职位，想找一些可以仿效的榜样，于是编了一部书，名为《六事备要》，希望您为它作序。’这部书取法从前的贤臣黄霸以下，共一百人，分类列出今日政务条格中的六项事务，编为六卷，确实是有益于治理政事的书。国家重重熙盛、累世协和，各项制度都得到修明施行，唯独太守县令的法令反复变更。皇帝君临天下，尤其深切忧虑，于是荐举人才的办法、责成官员的训令、优待官员的礼制，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况且今日的六事，根本源于古代的五事。增加了农桑、学校、常平法、户口、田野等项目，其中是否取用了陆宣公的议论呢？先使农桑富足，然后用学校教育百姓。至于赋税徭役，即使虞舜、夏禹时代也不能免除，那么就使它公平而不过度。诉讼是群居社会无法完全消除的，盗贼自上古以来也不可能没有；能够教化使它们止息，是上策；简省刑罚、屏除祸害，是次策。然后，对于水旱这种取决于上天的灾害，使它不再成为常患，便设立常平仓赈济百姓，这样治理政事的始末就完备了。虽然如此，法令已经完备，但还有超出法令之外的事情。《周官》说：‘学习古代，进入官府；议论政事，以制度为准，政事就不会迷乱。’叔向讥讽子产铸造刑书，其中难道有什么深意吗？先生把法令和人才一起任用，而更重视任用人才。天下的大事和变化无穷无尽，人才的生成也有愚笨与聪明、适用与不适用的不同。用人不当，即使面对现成法令也不能施行，严重时还会毁坏、改易法令。用人得当，即使法令尚未达到完备，也能推究扩充，使它产生百倍的利益。何况今日的制度如此完备，它惠及百姓的效果哪里数得清呢？像清臣这样的人，正是人才；又编书选取善行，也懂得了‘学习古代，进入官府’的意义。选取一个善人，尚且有多位老师，何况这一百人中有许多大儒名相，他们的事迹都清楚可考。推行他们的道理，足以使天下后世都得到善化，难道只惠及一个郡吗？我对清臣寄予希望，希望各郡的治理都像清臣一样，那百姓多么幸运啊！有些人如果感到惭愧，就看看这部书，也许会有所振作吧？这部书不只是使清臣自身受益、使一个郡受益，还将使众人受益、使天下受益。对于治理之道，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节义集序》《节义集》，是安成刘万东编纂的。天地之间，纷纷总总的无非是人。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的淳厚风俗，已经遥不可及、无法恢复了；能够特立独行的人，又有几人呢？若不是天资禀赋卓异，能够洞彻流俗和学问之力，世间很少有人能从风俗倾覆、众流随风的局面中自拔。一旦有这样的人，史书必定记载，因为这样做很难，而真正实行的人很少。万东笃志求学，通晓古今，大概是有所激发吧？凡是典籍所记载的，直到我朝为止，凡士人的操行、女子的美德中有关名教的事迹，都搜集汇编起来，用诗歌吟咏，使读者打开书卷便历历在目；千年以后思念这些人，仍然凛然如同活着；吟诵这些诗，反复玩味，难道不会悠然有所领会、畅然而兴起吗？因为我从前曾见过这部书，他从长沙寄信来，请我作序。唉，节义，是天下最大的纲常。做臣子的必须知道有君主，做儿子的必须知道有父亲，做妇人的必须知道有丈夫，这难道是强迫人去做的吗？只是因为有人陷入沉溺、纲常崩坏而不能守固，所以作为界限的纲常难道可以不树立吗？树立纲常的办法，并不是不需要用力，而是要有感发触动的契机。感发触动的契机，难道不在诗歌吗？这部集子中的诗有创作、有述作，述作的只有五条，其余都是创作。作诗而与名节无关，就不是诗。《诗经》三百篇的旨意，大概可以考察到。这部集子与名教有关，我很乐意为它作序。《至正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三十六 （元）许有壬撰 ○记 《怀坡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