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四十一

译圣灯寺在西北方的绝顶，从这里隐约可以看见它的殿宇，僧人说相距有四十里。旧传诚心祈祷就能看见圣灯，张商英曾有论说，后来看见的人大多自我夸耀。和叔说：‘某官大大辜负众望，祈祷也看见了圣灯，我不祈祷。’我们沿石阶登上方丈，远望五松亭；在方丈西面的古松下坐在盘石上，观山景尤其好。奇峰叠嶂争相秀美，环绕耸立，向上摩接苍穹，间杂着红树，这是画图也无法达到的景致。中午，和叔准备酒食，安排音乐，直到半夜才停止。泉水潺潺沿着殿阶流过，梦醒时清亮的水声充满耳中，足以消解酒意。戊辰时分，在后殿石柱上题名。夜里和叔入浴，我独自乘月登山，坐在盘石上。僧人普静精通觱篥，整日献艺；到这时，他带着弟子按奏羯鼓、笙、笛，铿锵震荡，交替演奏。月光照在松影之间，清风飒然，山谷回响，使人不知道自己还在人世。长老胜祥又进献几杯酒，我们才回去就寝。看欧阳修、谢灵运游嵩山的记述，虽然汪僧所处的安静与躁动不同，但所遇之景都很可乐。山势秀拔，黄华山胜过这里；至于水帘的奇伟、遮掩环抱、重叠深远，则黄华山不如这里。这两座山的泉水都在离山数里处潜入地下。己巳日将要游栖霞山，和叔说那里没有特别奇异的景色，于是向东返回，经过诸翟、翟曲，住宿在下洹。初九日登凤宁山，山在洹水北岸，陡峭挺拔，像凤凰高耸；山石分作两翼，各有亭子。山顶又建一亭，亭上又架两层屋舍；金代泰和年间建祠祭祀三位神女。山上多古柏，道路尤其陡峻；坐在山顶俯视，两座亭子仿佛井底，风势猛烈，不能久留。经过南齐观，有一丈八尺高的石佛，刻有绍圣年间的题记。越过槎牙岭，无法骑马；和叔徒步行走，十分疲惫，艰难曲折地到达善应，住宿在储祥宫。第二天登西楼，唱和元裕之的诗；有鲤鱼、鲫鱼在几案前活泼跳跃。泛舟观看泉水，泉水都是洹水地下潜流至此而涌出；到了这里突然冒出，像历下的趵突泉一样，而清澈胜过它。登上龙祠，祠下泉水涌出，尤其猛烈。我们在船中饮道士的酒，他又带酒在水边等候，于是喝醉了。又过一天，道士正敲击云璈助酒，我们在殿廊间盘桓。两个人来报告大尹杜公弘道等人已经迎候两天了，我们不得已便回去。往返九天，游历四百里。清赏之余，随从在马上弹琴唱歌；疲惫时听和叔纵谈，可以驱散睡意。所得到的诗共二十八首，姑且记录下来，以记载这段岁月。从前仲涂记述游览此地，有魏公作跋；魏公曾三次任守相，却始终不能前往。我私下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所遗憾的是，和叔说天平山非常险峻，而且经过大雨后无法通行。栖霞山又因犹豫而未能前往；玉泉、泽阳等山，都是西山的胜景，我还没有尽情游历，这篇游记便从这里起笔，将来还要等待后日再去。《汉阳府学新筑宫墙记》治理政事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兴办学校的关键在于人才，也就是师儒和风纪。我朝在天下各地普遍建立学校，由师儒教导士子，由风纪激励他们；大的方面是形成良好风俗，小的方面是修缮学校，所有这些都依靠有关人员来完成。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小事也办不成，大事又能有什么希望呢？士人求学要有场所，场所治理得好不好，可以看出主持者的谨慎或懒惰。汉阳府学的围墙过去都是用土筑成，每逢连绵大雨就倒塌。至元辛卯年，知府戎益和教授刘必大改用木板屋墙；木材久了又腐朽，连鸡犬都不能阻挡。天历己巳年夏天，佥宪杨焕拜谒孔庙，看到这种情形，感叹惊讶，极力想修缮完备。他召集工匠商议材料费用等事，开始议定筑砖墙基、覆瓦于上。费用虽然增加一倍，但与每年修缮相比，官吏因此减少作弊，反而节省百倍。学校粮仓告竭，便命判官夏文炳倡导并率领属员捐助，教授刘谦恰好来到，也同心经营。总共经历五个月，百堵墙全部建成。学校南面地方狭窄，神人共由一门出入，污秽非常严重，于是在东墙修建学校大门。西面地势低洼，积水污物流入泮池，便砌石防护，疏浚并扩大水池，向北开沟排水。围墙的费用全部依靠外界帮助，门和水池的费用则有一半出自学校粮仓。孔庙威严、学校也由此完备了。如今普通百姓之家，尚且一定筑围墙、装门闩锁具来防护；圣人面南而居的地方，却是颓垣败壁，难道配称为王者居所吗？既然学校有粮食供给、祭祀和养士之费，难道还可以懈怠疏忽、任其败坏吗？这项工程大概是不容停止的。何况先是土墙，后来改成木墙，再后来改成砖墙，经过几任政事之后才开始讨论，遇到合适的人才得以完成。天下的事情，哪里能轻易说成呢？士子认为应该记下这件事，以为后人的规范，于是请求我写作。我借着记述墙来劝告本地士人。墙的修建，可以用墙来作比喻。子贡称孔子的墙高数仞，说的是孔子的道。求学者一定要找到进入的门，从门进入而有所见识，那么他的学习就达到极致了。找不到门，没有任何见识，这不就像面对正墙站立一样吗？至于用粪土涂墙却不能修治的人，圣人的斥责已经极其严厉了。我的士子们应当记住啊！墙纵向五十丈，横向为其一半；纸币四千五十缗，瓦二万八千，砖四万二千，堑石二万二千四百，土、白垩、椽、桷、瓦砾等材料数量与此相称。木工六十六人，抹灰工三百一十人，筑墙工五百零六人。县尹程杰实际主持了这项工程。《禜门记》

译至元后戊寅年夏天，杜侯来任彰德守，正值旱灾；祈祷后降雨，枯槁的禾苗因此复苏。秋天大雨，又下个不停，田地将要被淹，洹水上涨也将接近城墙。八月四日，杜侯在东城门举行禜祭，雨很快停了；第二天便放晴。考察《祭法》，雩、禜都是祭祀水旱灾害的礼仪。历代典制规定，州郡县遭遇连绵大雨时，都要在城门举行禜祭；因雨而祭城门，是古代的礼制。主持地方政务的人以礼施政，那么通过观感而受到教化的人就会更多。世上治理郡县的人，遇到水旱没有不祈祷的，但做法不取法古礼，反而听从鄙俗；要以礼施政，不学习古代训典是做不到的。杜侯是学习儒术的人，历经升迁而通达显贵，出任一郡之守；祈祷而不过分，虽只是一件事，却可以由此看出他施政的大节。士民共同请求说：‘从前杜侯祈雨，您已经为五龙庙作记；如今暴雨因祈祷而停止，也像从前旱灾因祈祷而降雨一样。旱而得雨有记，暴雨停止却没有记，凭什么彰显杜侯的美德呢？’杜侯听后推辞说：‘祈雨是我，祈晴也是我。如果不是我失职招来灾异，却还琐琐屑屑地烦扰造物主，尚且敢于夸耀吗？’我说：‘从前旱而降雨，是天；如今暴雨停止，也是天。只是因为有杜侯的祈祷，才有旱而降雨、暴雨而停止这样的天意。如果没有杜侯祈祷，怎么知道不会出现旱时仍旱、雨时仍雨的情形呢？如果没有这样的道理，周代制度就不会载于《春官》，历代也不会有这种典制。杜侯如今治理此郡，只以古礼为师，使跳巫舞觋的风俗不再出现在乡里，引导百姓的视听，把他们都纳入正道。他把平日存养的学问，施用于一念之间的实际行动，又符合典礼的正道，那么天道就不远了。郡中百姓不能忘记杜侯，我也不能拒绝乡人的请求，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来勉励后来的治理者。《畴斋记》益阳的袁君把他的书斋命名为“畴”，来请我作记。我查考字书，“畴”本来写作“■〈彐上匡下〉”，是指耕治的田，字形像并列田畔的形状。引申开来，就有畴类的“畴”义，《洪范》的九畴就是这个意思；又有“谁、什么”的意思，“畴咨若予采”说的就是它。如今把这个字题在书斋上，是取耕治的意义吧？读书人求学，也应当像农夫治理田地一样，早起晚思，勤奋用力，劳心劳神，顺应天时，利用地利。勤劳耕作，便可以播种栽培。仁义礼智扎根于内心，在尚未表现出来以前加以涵养，在已经表现出来以后加以省察；除去恶念，务必从根本做起，拔苗助长一定要戒除。苗长成便开花，开花便结实。古书说：“五谷，是种子中美好的；如果不能成熟，还不如稊稗。”人的资质和努力并不相同，这不是田地的过错。别人用一分力，他用百分力；愚者可以变聪明，柔弱者可以变刚强，何况有肥沃的土地，再加上勤奋用力呢？成就高大如城墙，大概会有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广泛学习而有所取舍，深厚积累而谨慎发用，我对您还有很大的期望。《万国良九思斋记》君子有九种思考。所谓思考，是求学的关键，用来审察自己的知识并开始实行。上天生养众民，万物都有规律。圣人从容地合乎中道，本来不必依靠思考。贤人以下，遇事一定思考，使每件事都合乎道理。应当观看时，就想不要让一丝一毫的私意蒙蔽自己；应当听闻时，就想不要让一丝一毫的私意阻塞自己；端正面色，就想要温和；举止容貌，就想要恭敬；说话声气，就想要忠诚。至于办理事务要想恭敬，有疑惑要想请教，面对愤怒要想后果，见到利益要想是否合乎义，这些都要详细思虑、审慎处理，以求归于真正正确的道理。然而，思考的项目也不只是九项。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人心深微之处，具备众多道理。耳目这些感官不思考，便会被外物蒙蔽；心的功能在于思考，思考就能有所获得。思考叫作睿，睿便能成圣。思考啊，思考啊！这难道就是圣学的要领、知行的关键吗？不过，九思的条目虽然起源于孔子一时的论说，实际上却源于《洪范》的五事。“五事”说到思考时，偏指一事；专门说思考时，则贯通其他四事。孔子因容貌、言语、视、听而加以推广，并且特别提出“思”这个字作为用力的地方，他启发人的用意深远啊！有志于仰慕圣人的人，怎么可以把思考排除在求学之外呢？万国良以“九思”命名书斋，大概曾经在思考上下过功夫，所以请我作记。我嘉许他初次出仕办理簿书事务，所作所为没有不恰当的地方，难道他已经从“九思”中有所心得了吗？于是叙述其大意来勉励他进步。《晋宁路乡贤祠堂记》

译治理百姓要有政令，教化百姓要有礼制。政令固然不能松弛，圣人却不急于强行施用。至于礼，不必亲自接受圣人的教诲，也可以通过私下受教而有所获得。正因为不能亲自受教，世上的君子急切地致力于前代贤人的言行，就是为了寄托教化人的机缘。古代乡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乡先生的德行能使乡人心悦诚服，把他列入祭祀的次序，难道不是合宜的吗？世代久远，礼制衰败；即使载入法令，也有不举行的，何况没有制度规定的祭祀呢？然而礼制废弃还是举行，也要看所遇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乡饮酒礼中，主人要到先生那里商议宾客和介宾的人选。主人，是诸侯的卿大夫；先生，是退休后居住乡里并教人的人；大夫便要到先生那里商议。又有卿大夫在国中宴饮贤者；诸侯的卿大夫尚且能够对在世的乡贤行礼，天子的牧守难道唯独不能对去世的乡贤行礼吗？在社中祭祀的制度已经无从考查，但附设在庙学中建屋祭祀的，还是见过的。晋宁在河东，是古今著名的郡。庙学遭遇地震倒塌后，虽然重新修建了讲堂，但西边四贤堂的旧址却独自荒芜，无人治理。如今总管仇侯治理纷乱、兴举废坠，劝农敦学，年年又报告丰收、政务办成；他回头看到那块空地，感慨地捐出俸金，倡导同僚重新修建了这座堂。工程于至正二年孟春开始，到二月完工，于是选取隋代文中子以下的若干人，设置神位来祭祀。前国子司业王君寄信到京师，请我作记。我想，万物共同生长而不互相伤害，各种道并行而不互相冲突。万物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有道；道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有人。道的统绪在圣人，而它寄托在贤人身上。有时隐晦，有时显明；有时断绝，有时延续，其中有许多无法详尽论说的地方。大体说来，先王承受上天的道，用来维系万世人伦的，只有礼罢了。礼的条目有五类，而祭祀统属于吉礼。不过，在天下共同尊奉的，有先圣先师；专属于一个乡里的，则是各自尊崇本乡贤人、在当地祭祀的人。天下共同尊奉的，是因为他们的道泽及天下；专属于一乡的，是因为道在本乡彰显，而乡人的感受比普通人尤其容易。由此推广开来，就能推及一国和天下。王豹居住在淇水之地，河西人便擅长唱歌；绵驹居住在高唐，齐国西部人便擅长歌唱。连小技艺尚且如此，何况圣人的学问呢？晋代正处在变风、变雅之后，具有忧虑深沉、思虑长远的风气，民俗美好而且厚重。人生于其中，虽然德行有大小不同，地位有显达和隐微的差异，但论到成就，总有足以承担道之寄托的人。像隋代的文中子、唐代的裴文忠公、宋代的司马文正公，他们的出处、功勋和德行是怎样的呢？其他如裴弘中的宰相功业，赵元镇的宰相功业，阳元宗、司空表圣的节操，赵伯循、孙明复的经学，以及金源以来直到我朝的那些人，他们的品行足以成为世人的规范、引导风俗；他们的风范足以使贪婪者廉洁、使怯懦者立志；他们的学问足以流传后世、使人受到教化。不必亲自接受教诲而能有所收获的人很多。乡先生的功劳，不也很大吗？活着是晋地人，死后成为晋地之神，把他们列入祭祀，是合宜的。然而其中有人已经从祀孔庙，又列在这座祠堂中，这是为什么呢？从祀孔庙，是天下共同尊奉；这座祠堂，则专属于一个乡里。这样做，是使受其德行熏陶而成为善良的人，更加寄托终身不忘的思念，并不是亵渎。过去魏国的杜畿任河东太守，创办学校，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受到教化，以儒者众多闻名；他的功劳不在蜀地的文翁、闽地的常衮之下，却没有听说有人为他建祠。如今把他列入祭祀，是可以的。况且这里是陶唐的故墟，处在皇元的盛会之中，杰出奇异、才德兼备的人不断产生，实在盛大。使隐晦的道理重新显明，使断绝的传统重新延续，弘扬圣人的学问并承担道的寄托，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又有已经被祭祀并列入祭典的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仇侯是燕地人，名济，字公度；他以礼教化百姓，大概是杜畿一类的人吧？司业名士元，字善甫，是本郡人。《至正集》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四十二 元代许有壬撰 记 《务本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