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三十六

译上天特意在这个时代降生大才，是对世间有意，还是无意呢？若无意于世，不生下他也可以；若有意于世，就应当扶植他，使他把上天赋予的责任施行于世间，这才是不白白生存。然而上天却阻挠、压制、摧折、排挤他，直到他困顿憔悴，不让他死去便不停止，难道也是有意的吗？莫非是要使他的身体劳瘁，却希望他的道在天下昌盛；使他的道在当今受挫，却希望它在后世伸张吗？若不是这样，他的道就不会昌盛、不会伸张吗？正因为使他劳瘁之后道更加昌盛，使他受挫之后道反而更加伸张，所以我个人的得失就不必顾惜了。一身的不幸，是天下的幸运；一时的不幸，是后世的幸运。至于山川草木，也一同得到幸运。贤者所到之处，山仿佛因此封峻而高，水仿佛因此疏浚而深；祥星庆云所照耀，春日暖阳、和风所到之处，凡是沾染他的精光和和气的事物，无不孕育秀美、发出奇异，呈现芬芳、吐露华彩，以此区别于寻常草木。何况人从观赏和感发中得到的东西呢？苏文忠公的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后世学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插嘴的地方；但谈论他的生平忠义、考察他的出仕和退处，又不能不为之深深叹息。他上奏《进尽忠论》，只因此被贬为杭州通判；吟咏歌唱平常的言语，却因此成为媒氏般的黄州之贬。翰林任职渐渐得到重用，又出任杭州知州；两次入朝又两次外出，后来遭到惠州、儋耳的贬谪，终于终身如此。他在朝廷前后总共不到七八年，任通判、知州等地方官十四年，居住在贬谪地和途中十三年。他遭遇台狱之祸，危险得如同朝露和夜间停船；在涨潮的大海中又身受瘴疠之毒，阻挠、摧折、排挤他的力量，可以说到了极点。他从黄州迁往汝州时，在筠道兴国访问黄门公，访问太守杨元素，拜见李仲览，并在璧宿石田驿南边的乡民房舍中留下岁月记号，有诗篇。仲览努力求学、精心修养，考中元丰八年进士，便在里社旁修筑怀坡阁。乾道年间，端尹王十朋作《怀坡诗》；淳熙年间，郡守林仁厚才开始把苏公诗和王十朋等人的诗刻在石上，放置在百迭楼下。阁和楼都已废弃，石刻仍然存在。至元三年丁丑年，庐陵夏日孜任录事，寻访怀坡阁遗址，发现已经沦为民居，便请求郡中恢复，郡守佐贤听从了他，在郡城东边富川门外建造三间楼房，仍然题名为怀坡楼。楼前景势优美：近处有湖环绕，远处三面被群山阻隔，后方直到西边，房屋鳞次栉比，奇峰重叠，宫观佛寺相互映衬。近处的湖水积聚，远处的湖水流逝，无不可以清楚看见。工程始于戊寅年十月，第二年四月落成；加宽堤岸，用砖砌筑使地基坚固，又修筑护堤，种植柳树一百株。把阁改称为楼，仍然含有过去百迭楼的意思。夏君由进士起家，学习道理、爱护百姓，不热衷土木工程，却重视游览观赏。他因怀念苏公而有所兴建。从前苏公任政不过七天，教化声誉所到之处，仿佛已经滋润多年。只是见到杨元素、李仲览一两人，却使全郡的人都在今日受到善化。于是兴国的山川草木也一同闻名天下，不在后世泯灭。黄州五年、惠州六七年以及道路所到之处，忠义所教化之处，光彩所润饰之地，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流传的事迹，哪里记得完呢？所谓使自身劳瘁而使道在天下昌盛，使道在当今受挫而在后世伸张，这个道理更加可信了。我私下曾妄自揣测，苏公写《韩文公碑》，大概也是借此抒发自己的心志。他说，能够做到什么取决于天，不能做到什么取决于人。那么韩文公的经历与苏公，又有很大相似之处。然而韩文公从潮阳回来后，没有再离开朝廷，最终死在家中；苏公则历经艰险、几乎死于万难，幸而得以归来，席子还没有坐暖，病便使他不起。这一点又比韩文公更加悲惨。至于他们的道在天下昌盛、在后世伸张，两位公都是一样的。夏公请我作记，所以我叙述其大概，使郡中的士人都能有所振作。像仲览这样的人，将来必定会接连出现。登上这座楼的人，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游览观赏之地而已。《谨正堂记》圣朝平定宋朝以后，山海所产的财富全都收入内府，而两淮盐赋确实甲于天下，于是在扬州设置都转运使司，以宋代江都县旧治所作为官署，统领盐政。官署狭窄而破败，运使张彬扩建并翻新了它。西边的空地，规划为园池，接着修建房屋。园中又有一座堂。天历庚午年三月，有壬来任职。那年大旱，我整理纷乱、修补破漏，过了两个月才第一次坐到堂上。幕僚认为堂名没有意义，请求改成有关我的政务、又可以勉励后人的名称。于是取用《管子》的文字，改为‘谨正’，并为此解释说：国家的财用，就像人体的气血、江河的水源。圣人厌恶专门追逐财利，是厌恶不合正道地追逐财利。古人量入为出，取用不苛刻，支出也不会枯竭。盐本来没有赋税，后世却把支出当作收入，榨取的利益越多，财用反而越困窘。盐是厚利，暴虐的弊端无法掩盖；管仲使齐国因此昌盛，历代也沿袭它，禁令和税网一天比一天严密，连毫发都不遗漏。况且管仲凭此使齐国称霸，后世依靠它来使国家获利，但有见识的人仍然深深鄙视这种做法，实在严重啊！利源不可轻易开启，因为一旦开启，便难以重新堵塞。自董仲舒说起，人们已经为此忧患，逐渐发展到今天，弊病可想而知。我朝覆盖天下，供给各方，没有不繁重的事务；有些事情不能节省，因此管仲‘谨正’的说法也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所以取用财物谨慎，就不会扰民；积蓄财物谨慎，就不会耗损；支出谨慎，就不会滞塞；防范谨慎，就不会泛滥；与商人交易谨慎，就不会差错；周转供给谨慎，就不会匮乏。端正政道的办法不止一种，但都要举措谨慎；能够做到谨慎，国家从中取得的利益就无穷，百姓也都能得到利益。两淮自大德年间改法，世人都称制度精密；经过三十年，到至大历己巳、庚午年发生旱涝，积累的流弊和旧病一下子暴露出来，那么谨慎治理的办法难道不应增加十倍百倍吗？姑且挑出其中最严重的说说。从前有人说，取山海之利胜过取之于民；然而山海的利益如果没有百姓，谁来取得呢？经营盐场的百姓劳苦尤其严重。有的侵吞工本以谋私利，逮捕无辜者来制造冤狱，任凭豪强吞噬弱小；百姓已经困弊了，还能取得什么利益呢？登上这座堂的人，也应当想想怎样谨慎处理这些事吗？改换堂名之时，正好中书省采纳我的请求，发下中统钞十万贯，供筹办营缮费用，加上原有的共十五万贯，每月计算盈余利息，充裕有余。如果把这些钱资助游宴而不节制，纵容侵夺偷窃而不感到惭愧，回头看看堂上的匾额，还能谨慎吗？至于官属建筑的营造、赋额的增减、煎盐储运贩卖等详细事务，官府自有常规，这里略去不谈。《世忠堂记》

译我读史书读到《高祖功臣侯年表》，看见其中的誓辞，便知道国家没有哪一刻不希望这些功臣世代永远延续。然而侯爵有一百多人，到太初年间百年之内，只见到五名左右的侯爵，全都因犯法而使封国灭亡。他们享受世代俸禄，富贵骄纵，不能忠诚辅佐，最终导致倾覆灭亡，也是应该的！我大元开创天下时，有鲁国忠武王穆呼哩兄弟这样的功臣，丰功伟绩，史书都写不尽。百年来，他们的子孙日益繁衍，成为著名臣僚；不是辅佐宰相治理天下，就是镇守大藩、执掌大宪；分布在四方的，也到处都是。其孙安图由袭任万夫长起家，镇守杭州十年，升任八番顺元宣慰使都元帅。文武选授的资格本来不能相通，只有在治军方面考核最优，才有这样的任命。由此看来，能够任御史、任宰相的，这一时代得到这种际遇的人，也可以数得出来。太夫人年老，不久便解除官职归乡，在居所建造房屋。翰林承旨野斋李公把‘世忠’题作堂名。右边的房间，是供奉佛像、奉养母亲的地方。天历年间皇帝即位，起用他任淮东宣慰使。旧制规定宣慰使不能兼任元帅，不参与军政；因为他是贵胄而居守重镇，特赐虎符。他请求为堂题文，说：‘没有才能，却凭借世代恩泽。’身居高官，常常战战兢兢，不敢放纵，因此修堂奉养母亲，取名‘世忠’，使我的子孙世代守护，不让它坠失。请允许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我听说国初齐忠武王以功勋著名的有三人，世人称为“四杰”。至治年间，王的孙子主持国政，唯独因尽忠而死。考察这些事迹便可知了。人有各种品行，忠和孝是最高的；它们施行起来似乎不同，但在道理上其实是一致的。宣慰公能够孝敬父母，他侍奉君主的忠诚，考察他的行为也可以知道了。至于世代相传的忠诚，不只在于先人，也在于自身；不只在于自身，也在于后代。先世勤劳侍奉王室，世世相承，所以才有今天。如果中间稍有间断，那么这座堂又怎能建成呢？何况已有这样的名声，只有后代世世守护这种忠诚，便可由一代传至百代，成为此堂的荣耀，并同国家一起永无穷尽。书中不是说过吗？“惟有你的祖先和父亲，世世笃守忠贞。”如今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形。继承你祖先的旧业，不要辱没祖先。公的后人还大有希望。上都分台题名记 官署题名，是旧有的制度。司马公记载谏院的事，便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世祖建立御史台，弹劾中书省、各院和百司的违法失职之事，谏议、宫詹等官实际总管其事。中书省、御史台和各院鼎足而立，台中的政务，便使中书省、各院也无法同它相比其雄伟严峻之势，这是古代所不能及的。皇帝每年到上京，分台随行的大夫有二人，必定是极为尊贵亲近的大臣，不离左右。中丞派遣分台官员出行，夏天到任，秋天返回；机要事务常常接连来到外地，因此无暇顾及其他。分台过去没有题名碑，至顺癸酉年才在堂上张榜题名。颜元统甲戌年，大夫银青公入署办公后，认为榜文容纳不下，而且日久遍布厅壁，不足以显示瞻仰之意；又因上京难以取得石料，便请示皇上，得到资财，磨石刻写。为至正十八年的碑，并把碑阴也利用起来，记载三十六年的事。过去的情况已经无从考证，而且也无法全部书写，便从癸酉年开始记载。今天子的即位年，也把后来承续的题名刻在它下面。若考察御史台初建于至元戊辰年，责任重大、寄托深重，有识之士都知道六十七年的制度，已经记载详尽，不必再赘述。只是先哲说过，官事应当像治理自己的家一样；近代的实际情形，却远非古代可比。百姓建造房屋、制作器物，必定希望终身乃至子孙后代都不毁坏；至于政治上的弊病和官府的治理，其情形却不能像百姓治理自己的家那样。事情一旦经手办理，便已成为岁月中的安排，尚且不容易做到，何况是为后世筹划的事呢？公的用心可以说是周全了。推及这种用心，凡有一件事不合制度，或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他难道肯因循敷衍而不加体恤吗？后来的人又能推行公的用心，从三十六年延续到百千年，感奋而共同振作，在风纪方面建立功绩，那功效岂能估量吗？这样一来，谁是正直、谁是邪曲，观看的人便可以指点评议，知道应当选择谁、跟从谁；这又正是司马公的用意。这块石碑，难道也会对风纪有所补益吗？归来亭记

译南湖书院山长黄葵景阳请我撰写考妣志铭，说：黄葵的上世是豫章丰城人，我迫于俸禄供养父母，不敢有所选择，辗转奔波奉养二位亲人，辗转担任卑冷的职务，前后还不到十二年，父母便都弃我而去。悲伤啊！我贫穷，不能把他们迁葬到祖坟，又想有所等待，却害怕以后情况不可预知。后来在武陵新安原得到一块地，葬了我的父亲，又把母亲附葬在那里。只要这块地没有什么遗憾，我便惟愿像狐死时还把头朝向丘陵一样；但想到这些，仍然忧惧不安。于是我在墓左建亭，题名为“归来”，差不多可以借此想见我的父母，表达我微薄的心意。长久面对庭中的墓木，也可以拿来训诫后人；您应当哀悯这件事。我不幸成为终身哀痛的人，又对景阳格外有所感触。古人临终，登屋呼喊“皋某复”，是招魂；即使不能招回魂魄，也不认为没有完备礼数，只是当时的礼节而已。这座亭子的建造，难道是要终身招魂吗？孝子并非死去，他亲爱父母的心也不会消失；天晚了就一定会归来，即使相隔很远、身处异地，即使时间长久、历经岁月，也没有不归来的。只是等待他到门前、牵着衣服迎接慰问的快乐，如今为什么进门却看不见了？上堂也看不见，进入内室又看不见。眼望远方，惶惶不安，像是思慕，又像是疑惑；还不相信我的父母突然离世而不能归来，仍一定想在这座亭子里见到他们。亭子建在墓木之间，雨露滋润它们而使其荣茂，风霜又使其枯槁，四时迅速更替，景物也随着变化。每当触目看见这些景物时，难道会有不思念父母的吗？早晨等待，晚上也等待，历经岁月直到终身都在等待。仿佛看见、仿佛听见，难道会有不想见父母的吗？从前太公受封于营丘，五代子孙都返回周地安葬，士人离开国家时说：“怎么能离开祖先的坟墓呢？”古人极其看重这件事。延陵季子把儿子葬在嬴博，孔子却认为符合礼制，这是礼制随着情况变化而变通。士大夫奔走四方，或被贫困牵累，或以仕宦为家，想有所等待却逐渐到了不能安葬父母的地步，难道能忍心说出来吗？景阳这样做，或许也合乎礼制变通的原则吧？有人说古人不在墓地祭祀，而以神主奉安于家；那么这座亭子果真是归来之处吗？唉！精诚存在于天地之间，无处不可以到达；父母与子女同出一气，子女所在之处，父母本来就在，又哪里会知道土地有异呢？那些诬称兆域、煽惑风水，把父母遗体弃置在几千里外，想在幽冥不可追问之中求取利益，甚至逐渐达到不安葬父母地步的人，又是士人所不齿的。父亲名泳涯，号厓翁，以文章和品行著名。母亲徐氏有美德。景阳守墓居庐，亭中生出灵芝，天道的彰明已经显现了。不过，孝道还有更大的方面，建亭并不能概括。导引丰城的福庆源流，发扬厓翁幽潜的光辉，不只是“归来”这一座亭子，即使是后人继承父业的所在，也无处不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我已经为它写了记，又作了一首迎送曲，以增益他的思念，表达他盼望父母归来的至诚心情。歌词说：老人从前来到这里啊，来到丰城；冷风啊，渐渐停息。武陵的桂山啊，曲折绵延。老人喜爱游览啊，于是忘了归来。老人飘然远去啊，又往哪里去了？烟霞含着凄凉啊，林壑还有谁来欣赏？山的深处啊，松树如云；松树下面有屋啊，屋里有人。思念老人的声音和容貌啊，仿佛在天上，又仿佛在深渊。盼望老人的车驾啊，心像裂开，眼像穿透。老人归来啊，柏树上的泪水已经枯干；老人不归来啊，我将一直等待到死。我的心永远不会死，等到石头腐烂啊，老人一定会到来。春天刚刚下雨啊，秋天已经降霜；我醒来时有时疲惫啊，睡梦中也不会忘记。人生都有父母啊，人生短促如骏马奔过缝隙，哪里能与盼望父母归来相比？为什么不慎重对待最初呢？庆州书院记 资水北岸是益阳，过去是县邑，如今是州；资水南岸有庆州书院，书院处在两者之间，因此以庆州命名。大德辛丑年，乡人莱山学录刘履泰奉父亲彦瑞之命建造。世代相传，唐朝宰相裴公度曾在书院旁读书，宋代致堂胡公、南轩张公也曾到此停留。刘履泰父子感慨先贤教化经过此地，想使后来的学者都受到陶冶。建殿祭祀先圣，建两庑祭祀先贤，建堂以尊崇教师，建斋舍安置诸生，建廨署办理学校事务，厨房、仓库、门墙没有不完备美好的。划拨田地三百六十余亩，供给用度。书院占据高爽之地，山林繁茂秀美，实在是读书藏修、游息的胜地。后来听说中书省得到署名匾额，便升任履泰为山长。经历十一任之后，成为如今的山长庐陵人康震。康震开始详细说明事情经过，请求我作记。我认为古人制作器物必定刻铭，是看重创始者，以勉励后继者；何况像这样规模宏大的事业呢？履泰后来按资历升任其他官职，起初没有把文章托付给别人，也没有自己夸耀功劳。后继者应当怎样呢？可是四十年间竟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缺失难道还不严重吗？当初宋代表彰的书院有四所，我朝统一天下后，学校制度尤其完备。郡、州、县邑没有不设学校的，学校也没有不设官员的。只是还担心疏通引导不能广泛施行，教化逐渐普及也不能完全周遍。凡是先贤教化经过的地方，尊贵人物居住过的地方，德行善政施行过的地方，只要影响到百姓而使人不能忘怀，好义之士便出资建立学校来扩大教育，于是为它题写匾额，为它设置官员。官阶比照下等州的正天。天下的大州，以及偏远州县、深山穷谷，增设的学校不知有多少处。既然增设如此广泛，比宋代还有增加，那么人才的产生也应当超过宋代一倍。如今拿今天同过去相比，究竟怎么样呢？南轩告诫岳麓书院的诸生，不要只把考取科举、谋求利禄作为打算。晦庵记石鼓书院，说博士、弟子员接受教诲，都是为了求取功名的事业，使人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义理，这大概是挽救弊病的格言吧？国家崇尚学校、造就人才，延祐年间设置科举，以德行和正当学术取士，士人于是为了求取功名才开始奋力学习，这本来已经很可叹了。科举制度既已成为固定格式，便有人因此懈怠下来。我对此又深有感触。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为自己的学问，居家便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出仕便忠于君主、诚信待友；养育妻子儿女，也像饥饿时需要食物、寒冷时需要衣服一样自然。是谁劝导他这样做的呢？看见他饥寒却不知道求取，而急切地劝他去求取的，这就是君师的仁爱。这个道理明白了，即使考取科举，也不能动摇他的志向。哪里会因为科举考试有没有希望而决定学习或停止学习呢？这个道理不明白，即使取得高科、获得美官，也只足以覆灭自身罢了。从前学校政教不修，士人没有可以安身学习的地方，所以只能在偏僻的住宅中讲习。如今天下各地都有高敞的学校，设置官师，给他们廪食，就像刘履泰这样；父子又能增设设施来扩大教育，这是这个地方的人多么幸运啊！如果对此不努力，就像寒冷却不穿衣、饥饿却不吃饭，甘愿冻饿而死。康震又能修葺学校的破败，开垦荒废的田地，发掘四十年来湮没而未被称述的实绩，这些都可以记录。虽然如此，记录功劳只是末节，根本还在于此；求学的人千万不要忽视。先施堂记

译辽东控制着濊貉之地，绵延数千里；乐浪确实是古代朝鲜，箕子用礼义教化那里，百姓耕田、养蚕、织布、制作器物，彼此不偷盗。东京失去控制后，公孙氏的威势行于海外，管幼安被称为人中之龙，盘踞归附于此，讲习《诗》《书》，学习俎豆礼仪三十七年，百姓受到他的德行感化。辽、金兴起后，这里遂成为内地；虽然教化不及古代，但在这里成长的士人，成为杰出名俊的很多。圣元建立路制，治理历代圣王教养涵育的地方；按守令教化的道理推想，这里一定有杰出、忠信的人，出来为世所用，而箕子、管幼安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俗，或许还没有泯灭。我辅佐山北宪司，辽海都属其管辖，掌管文书事务，巡视郡邑、观察民风；担任使者之后，便能考察古今人的习俗，只是有些事情仍无法核查。宪史吕文瑞卓然有自我表现的一面。一天他来拜见，说：“小子不幸，七岁便失去父亲，母亲竭尽心力教育我，才有今天；因此我不能长期侍奉母亲，奔走担任卑下的职务，是迫于慈母的命令。先前竭尽力量，甘心承欢膝下，有一座堂，幸而题写堂名。我的力量和才能不敏达，我却更加贤重他的为人。问到他的乡里，又是我想考察的地方，于是便题为‘先施’，并且告诉他说：‘你知道先施的意义吗？君子想到有些事情不能再做，便先行施行。这是曾子的话，大概是为侍奉父母的人说的。人生最长不过百年，疾病、衰老、年幼等情况，使人有想学习却来不及的时候。读书读到这里，若从睡梦中醒来，若从醉酒中清醒；只要还有人心，难道不会警惕而觉悟吗？耕种庄稼错过时节，还可以希望来年；学习不能及时积累，却要到死才停止。侍奉君主、任官，与朋友交往，养育妻子儿女，前面懈怠了，后来谨慎一些；在这里失去的，还可以从那里补回来；眼前有余裕的，都还可以重新补救。天下的事情中，不能补救的，只有侍奉父母这一件。珍惜时日的诚心，哪怕一口气之间稍有间断，即使想背米奉养父母，难道还来得及吗？孔门弟子中，曾子以孝著称，正因为他真知而笃行，所以表现在言语中。他的品行峻洁而警拔，足以使人震动感发。你们兄弟还应当努力。话还没有说完，他再次拜谢，请问：“像这样，您急着让我回去吗？”我说：“我已经把曾子的话告诉你了。曾子的孝，是能够奉养父母的心志，所以即使父母在身边，没有离别的忧虑，他心中仍有不快乐的时候。然而像曾子这样的孝，孟子也只说可以做到，难道不是因为父母生养、抚育的恩德极大，作为子女无从用名义完全报答，只能做到这些罢了。你应当把这些话刻在骨中，以真诚奉养父母的心志，那么两者大概可以兼得了。曾子是什么特殊的人呢？’ 如果希望达到曾子的境界，那么管幼安、箕子流传下来的风气遗俗，难道不就在这里吗？”我既用这些话勉励他，又追溯了这种风土的由来，使郡中之人有所兴发振作。《至正集》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三十七 元代许有壬撰 记 两淮屯田打捕都总管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