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七十四

译查得延祐三年六月，恭奉圣旨，革新风宪，其中一条规定：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员，凡是关于利害兴革，以及军民疾苦而与时政密切相关的事情，都应尽心陈述，以供采择。又至治改元诏书说：天下广大，政务繁多，广泛采纳民间言论，才可以周全了解。从今以后，内外七品以上官员，有宏伟谋划、长远策略，能够济世安民的，应当密封呈送中书省。我想到自己卑微寒微，多次承蒙选拔记录；凡是宏伟谋划、长远策略中可供采纳的，哪里是浅薄才学所能知道的？既然朝廷广泛采纳民间言论，又向各级官员询问，何况我承当进言之责，怎敢不竭尽愚诚？我曾认为，天下事务不能不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使各有主管；而在各种官职中，风宪尤其重要，因为它负责纠正百官的违法过失，向百官显示行为规范。因此任用风宪官员，必须选取天下最优秀的人；处理事务，也必须做到天下最公正，奉行法令、主持公道，丝毫没有差错，然后才可以责求别人。没有自己做不到却责备别人做得不够的道理。近来掌管风宪的机构，有的已有成法却不能执行，有的虽有旧规而事情应当增减，却不加办理；至于清理庭院、治理田地等，更是从未听说。因此不敢涉及其他方面，只把风宪十件事陈述如下。选取补用书吏。书吏名义上的役职最轻，所关系的事情却最重要。补用办法屡次变更，所以不怕烦琐，正是一定要选得合适的人才罢休。然而法令改得越严密，得到合适的人越困难，事务壅塞、法令败坏，弊病反而更加严重。以至外而郡邑、内而朝廷，一谈到这类人，没有不皱眉的。难道天下果真没有这样的人，而是立法始终不完善吗？为什么不探究其中的原因呢？天下人才本来就难得，而宪司事务的权力实际很重。事务重大，庸人便无力胜任；权力重大，小人便会凭借它营私，纲纪废弛，原因大多在此。如果能够依照条例，让管民文资正官从公正角度保举，廉访司官员复核察验，面试合格后再补用；如果有不符合原先保举、复核、考试情况的，就罢黜并治罪负责的正官和首领官，勒令相关书吏停职，那么还担心没有合适的人吗？现在的保举，大多是没有强力权势的人就得不到；复核察验也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十分没有意义。面试之日，人人都与文书所列相同，真正能在公堂上执笔成文的，大概百人中只有一两个。主持考试的官员起初难道有私心吗？不过是认为应试者长途跋涉、辛苦至此，不忍让他们流离奔走后无功而返，用意虽好，却怎能顾及国事呢？后来的人又依然如此，长久沿袭下去，就使宪司始终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假使当面依例一定考试，即使原先的保举和复核已经完成，其中不真实的人也会因为不能通过而自行退出，岂不是可以革除一切弊病吗？至于败坏缺失的事情往往存在，而所谓黜退治罪却从未听说；人们又有什么畏惧而不因循旧习呢？补用办法以此为纲领，始终相互维系，只要真正实行，合适的人自然就能得到。至于具体条目的增减，也有不能不涉及的地方。岁贡儒生虽然有聪明敏锐的资质，但突然让他们处理未经试任的事务，大概并不容易。今后必须年满三十岁，完成复核察验，先任路吏一考。三台的典吏虽然平日熟习文案，但资质各有不同，能力高下于是相差悬殊。应当充任书吏的人，也应先任路吏一考，然后考试补用。官职既然得到任用，他们便能施展才能，也会乐于办事。奏差的名义役职虽然稍轻，如今都转补为书吏；他们最初由州吏选充，比起历任路吏，资历较浅，所进用的人也较优，因此应当作为岁贡之外的补充。路吏中经过举荐察验而取用的，依例考试补为书吏。这样，纲领与条目相互维持，既申明旧有纲领，又斟酌制定新的条目。补用开始时就要求必须考试；如果有败坏缺失，原先保举的官吏一定严惩不贷。人人都有警戒，人才自然就能得到。议论分司官回司。查得革新风宪的诏书规定，各道分司官如果不遍历百姓的利害、官吏的贪廉，怎么能够周全了解？除廉访司使守刷按置司的地方外，其余各官拟定每年八月中旬分道巡察，到次年四月中旬回司。如果不按期限出巡，或者巡历不遍便借故返回，或者按期回司却没有遍历，或者应当办结的事情没有办结，听凭总司申报御史台处理。我私下认为，外郡远邑的百姓含辛茹苦、忍悲受难，却不能前来申诉；污吏乘机肆意施暴而安然自得，宪司官员如果不亲自到当地、诚心查求，大概不容易周知。朝廷立法，是认为旧制规定的时间短促，不能遍历，所以改为八月中旬分巡、四月中旬回司，用来要求各郡邑必须遍历、事务必须办妥。现在每到分司的时候，总司按时分道发给印信，但各官因循拖留，过半月二十天还不能出发，总司不得不催促，于是反而结怨生隙，妨害公务。至于文书往来，自有递铺传送，必须办理的重大事务，也自有定额设置的差役、乘驿往来；有些事情必须当面议论、互相决定可否，需要经手且熟知前后的人员，那么书吏本来就是合适的人。现在每逢会议公务，司官一定带领吏属亲自回司，驿马供给的劳费、郡邑官府的迎送，以及因循拖延的岁月，使事务废弛；一次往返之中损失竟然如此之多。又每逢诏书赦免，不问条款涉及什么，也不按通常规定处理回司，直等到申报请示、明文降下才出司；即使有明白属于赦前应当追究、会同办理的事情，也一概不加察看。至于考察、复核的事情与赦文毫无关系，却全都置之不理，这尤其不能不加以论说。只要考察过去的通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今遇到赦免，不过照抄先前颁行的条例文书，称说应当依照旧例一体施行；省部议定时，大多也准用旧格式。至于一再重复、层层沿袭，难道可以借此为名，便说没有事情可办吗？假如有一两件新事不在旧例范围内，等到明文降下的日子再施行，与其他事情并不相妨。推究其原因，一是妻子在家，急于回去探视；二是借口辞难来逃避事务，玩忽荒废岁月，不过因循苟且、培养资历而已。百姓的利病、官员的贪廉，他们大概漠不关心。外郡远邑盼望分司官到来，如饥似渴地等待饮食，事情一件尚未办完，分司官却飘然返回，他们该有多么失望呢？

译何况有些人已经被论告，尚未审究查问；他们若挟恨报仇，恰恰只会加重百姓的祸害。那些为此找借口的人，只说没有事情却白白耗费供给；即便果真没有别的事情，监临州郡、消除贪邪、保护困苦疲弱百姓的作用，也不能全部说尽。供给费用能有多少？何况遇到赦免而可以办理的事情，更是多得数不清。除出司不按期、没有遍历已有明文规定外，今后凡是重大公务需要会议，只准派书吏回司，分司官理应禁止回司。若遇诏书赦免，也应只在所分管的州县等待，依通例办理。其余应办的公务，到四月中旬依例返回，这样或许可以避免旷废松弛。文书案件拖延。设置风纪机构，重在振兴整肃纲纪、宣明风化、镇压遏制奸邪。至于检查磨勘案牍，只是簿书期限事务的末节。然而刑狱轻重、金谷出纳，都隐藏在精巧隐密之处，包含在繁杂琐碎之中，所以检查时尤其应当留心。各司文案，宪司得以治理；拖延的，要督促办理；错误的，要厘正；并按轻重施加决罚。即使是一件文书、一张札子没有及时办理，拖延十日半月，也一定要核查而不宽恕。至于宪司自身的事情，错误和拖延何其多！首领官虽有检举之名，分司回还时也有检查磨勘的说法，但一般人的心情没有警戒畏惧，习惯于旧常，拘泥于情面，最终只是置之不问罢了。如果用检查有司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将会手足无措。有总司立案，等待分司出巡时施行；分司回来时，有的说回司日期已近，有的说巡历未曾到达那里，有的转而委托官员办理，却又把案卷连同回牒退回总司；第二年出司时，又重复如此。搬运案卷、来回往返，有的竟达到两三年。本司尚且如此，却想责备有司办事迟慢，岂不可叹！书吏权力重大，是上下共同忧患的事情，但没有人追究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请允许我借此加以论述。分司出巡时，官吏不过三四人。如果任用的官员都熟悉案牍、精通事务，那么作为属吏的人即使想上下其手、卖弄才智、作奸犯科，又怎么能办到呢？如果有人高坐堂上，大大小小的事务一概交给书吏，对事情能否施行完全不查看记录，那么权力归于书吏，想不如此也不可能。作为书吏，即使想逃避这种权力，也不可能。何况彼此见解有不同，书吏所坚持的即使正确，也不能抗拒长官的威势，因此不肯曲意随从的人很少。查得按察司设立书吏时，当初议论认为各项事情都能周全办理；但由于任用不得其人，不能没有弊病，于是把它当作冗员裁撤。如今想消除事务拖延，削弱书吏权力，不如每道仍旧设置书吏四名，巡行时分道出发，协助谋划公论、扶持纲纪；回司后专门轮流检举、检查磨勘文案。三台察院也应各设置一员，并在各道及行台察院考满；书吏如果任提控案牍及儒贡书吏两考以上，选充一考后，依例入流。这样，案牍可以免除拖延的弊病，而书吏的权力不用削减也自然会减轻。荐举官员。治理的要务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选取人才的方法必须极尽天下公论，然后才能尽用天下人才。荐举制度固然是选才的急务，但如果荐举不合道理，恐怕又会留下遗漏人才的遗憾。今天的事情，姑且从四方面来谈。荐举尚未尽善的有三点，而诱导人们互相竞争的有一点。所谓尚未尽善，第一是以五事荐举人的弊病。五事的条目，虽然沿袭古制，实际上却成了虚文。户口增加，不过是分居、放良、投户、还俗，或者流移到此地；一处减少、一处增加，究竟能有什么功效？江南田地在水中围垦种植，齐鲁之地无论肥地瘠地都已治理，即使有真正的人才，也未必能五项全备。辽海沙漠苍茫，巴蜀山林溪洞险阻，即使有龚遂、黄霸那样的官员接连出现，能使田野全部开辟吗？想使盗贼平息，就有盗贼隐藏不报；想使诉讼文书减少，连应当审理的案件也交付不问。至于赋役，上下贫富的等级、科派自有定规，能够完全奉行也只是分内之事，何况实际成效茫然，民生困敝日益严重。只是因为一定要以五事全部完备来取用，于是人人都在纸面上巧加修饰；况且条例明文规定，所荐之人只要有败缺，罪责就连及原先荐举考察的官员。如今有败缺的人何其多，却没有听说有黜退责罚，难怪大家玩忽成习、苟且应付，不是有恩情关系便不肯荐举了。今后不如命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员，让各路、府、州、县官员各自荐举所知之人，不必拘泥于五事，明确说明其才能、政绩和显著实迹，以备采择；并严定连坐科条，必须处罚，毫不宽恕，这样人才自然就能得到。第二是不说明所长的弊病。人才自古至今都难得，每个人都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不能强迫他发挥短处而废弃他的长处。近年以来，常见荐举文书一概都是可以担任风宪、言路的人。至于治理百姓、用兵、理财、听讼、掌管文书、参与幕府、考核工艺和通晓技术的人，世上难道会没有吗？但见于荐举文书的，大概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今后拟定应当分别说明各人的所长，到了省部便分类登记，以凭采择，希望在铨选任用时各得其所长。第三是联名荐举相同的弊病。监察御史荐举人时，往往拉同列官员联署；满纸联署的人又有论荐，也反过来要求别人联署。即使有平日并不相知的人，也免不了委曲顺从，几乎像回报礼物，大概是因为平日彼此往来已有惯例。人与人相知各有深浅，却一定要同署姓名，实在违背公论。今后拟定应当让荐举单独署名；如果确实有共同了解其贤能的人，也应另外分别具状荐举，这样或许可以革除牵连联署的弊病。其中有一件诱导人们互相竞争的事情，是近来看到荐举上来的五事完备、清廉能干的官员，宪台已经除授提拔，后来又把他们呈报省部，于是他们谋求升等、减资。起初荐举他们，是认为他们可以担任风纪官职，以激励贪浊之人，使他们居于清要之职，这已经是奖赏了；又图谋升等减资，不仅妨碍选官法，实际上还诱导人们互相竞争。今后拟定已经由宪台除授的人，不再升等减资；已经由省部升等减资的人，宪台如果想除授任用，必须等到再次荐举且没有瑕疵后，才予以甄别录用，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抑制奔走竞争的风气。廉访使频繁除授。

译在外分掌职务的官员中，没有比宪司更重要的。任用得人，一个道之内的功效就有说不尽的。何况廉访使主管一道事务，总领副使、佥事、分司、总司，都听其处置裁决，因此这个职务尤其难任。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难道不可以给他一些年限，让他充分施展长处吗？如今天下二十二道，空缺的往往十处中有六七处。遍历各地精选人才，才得到几个人，但到任不久，不久又改授他职。天下的事情，如果不责成专任、任用长久，是不容易有成效的。朝廷定制，内任以三十个月为满，外任以三周年为满。即使有聪明敏锐、才干过人的人，至于事情的本末先后、轻重缓急、布置施行，也各有条理，本来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全部掌握的。古语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便可以有所成；三年便会有成效。”孔子是大圣人，任职一周年，只能勉强布置纲纪；至于治理功效，也必须三年以后才能形成。子产辅佐郑国，一年受到诽谤，三年后才受到歌颂。如今所任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有时一年，有时半年，有时几个月便纷纷改易，座席还没有坐暖；家产耗尽于迁移，体力疲惫于道路，公务更加废弛，纲纪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省台所掌管的职务虽然不同，但政务的轻重也不容易区分。大体上事务彼此需要，都是希望达到治理罢了。如今宪台选用官员，官员所到之处，属吏还没有完全认识，省部便又论定选择，重新改授。省部所任用的人，台院也这样做，于是使一个人一年之内数次迁调，有时又不予任用，统统置而不用。人才本来就难得，却这样使用他们，将凭什么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呢？今后廉访使既然得到合适的人，部省不得请求改调任用，必须等到任期将满，才听凭选除，这样三年之间，一道的事务才可以充分施展。远道官员空缺。天下广大，百姓众多，用郡邑来抚治，用宪司来统辖，可以说治理的机构已经完备了。但远近之间，有不能不加以辨别的地方。各道司官，除廉使、守司、刷按、置司的地方外，其副使、佥事分道出巡；所到之处，诉讼文书堆积，公务纷繁，还要推问审理、判决狱刑、检查文卷、巡视仓库，以及办理考察、复核等一切公务。一旦缺员，巡历未到的地方必然有人受到弊害。如今有的地方官员空缺，便让副使、佥事留守司中而按治州郡，所有事情都来不及办理。何况腹里和边远地区情势不同：腹里偶有缺官，郡邑官吏还多少有所忌惮；即便有人放纵违法，也不过使守礼法的百姓受苦。至于边远地方，山川溪洞险阻，徭、黎、夷、獠等族性情蒙昧顽强，抚治稍有不当，利害就十分重大；官吏凭借地势偏远，多半贪污，搜刮民脂民膏，无所不至。若没有掌持宪法的人亲临监察、弹劾治理，使他们有所警惧，恐怕很难安定。今年广西一道至今仍缺官，只让经历权摄司事；广东、海南、福建也全都缺人。大概是已经除授的人借故不来，而到任的人不久便离去；推究其原因，也各有说法。人的常情，谁不想自身安逸，以实现上奉父母、下养妻子的愿望呢？如今却不分地方远近、个人是否便利，一概授予官职；即使严惩不赴任的罪责，也无法激发他们必定前往的心。江南三省相连以及广海地区，二品至七品中可以担任风宪官的，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把各道中邻近地区的官员中政绩显著、曾经受到荐举的人分别选出铨授，或许人人都知道受到劝勉，也可以避免官员空缺的忧患。冗员耗食妨害政事。宪司设置官员和吏员，虽然大小职务不同，但人人各有职责，哪里有无事安坐、作为多余人员白白耗费粮禄，不能稍微补益治理，反而还妨害政事的呢？司官、首领官责任重大，本来不必说。译史负责翻译文字、译写表章；书吏负责按行检查、审理推问；奏差负责往来传达，实际上就是使者。即使卑微的典吏，也各有事务。至于设置通事，本来是因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让他传达，当然也是切实需要的人。然而如今各道监司大多通晓汉人语言，不通汉语的虽然偶尔有之，但二十二道之中，屈指可数。这样，需要通事的时候很少，不需要的时候却很多，白白耗费廪禄，还享有出身资格；每天没有事情，只是倚仗司官势力，欺侮吏曹，俯视官府，擅自树立威权，恐吓有司，托请公事，夹带买卖，替富民遮蔽罪行。正因为安坐享食、无所用心，所以他们为自己营私，既专一又精熟。世人都知道书吏掌握事权过重的弊病，却不知道通事一类人虽然不掌握事权，实际事务却由他们经手，因此其危害看似较轻而实际上很重，弊病很难完全革除。这种情形尤其严重。今后不如命令译史兼任通事，各路也应一体照办。有人说职官都应重视廉耻，架阁、承发的事务交给典吏办理，祗候于是便成为专职，其余人没有事情而安坐白白耗食，也应当裁减，命令知事兼任。如今各道照磨空缺的地方不少，也没有听说由人兼任便产生什么畏惧。有人说，寺监三品的清闲衙门都设置照磨、通事，这些可以裁减吗？回答说：风纪机构，即使是一件微小事务，也应当极尽天下公论。天下冗员不知有多少，风纪机构都应当上奏陈述，整顿革除；纵然不能整顿天下，难道能忍心自己蓄养冗员吗？又有人说，想借这些空缺安置人员，更不合公论；谁说风纪机构会提出这样的意见呢？如果承蒙详细斟酌、议定施行，也会对风宪有所补益。

译铨选任用御史。监察御史在前代是八品官职，本朝官制定为正七品。选官格式规定，内任一考升为从六品，外任两考才进一等；计算资历品级，丝毫不宽贷。至于宪台除授历任御史的人，立即除授为各道佥事，是正五品官职；内调入台院为都事，必定授为副使，是正四品品级，这并不违背选官法。实在是因为御史不是百官职务所能相比，百姓事务的利弊都可以由他们陈述，百官的奸邪都可以由他们纠弹。朝廷使他们官位低而言论高，大概是有道理地加以驾驭。人的常情是，看到尚未达到的地位，便一定奋发激励，勇于办事，即使刀锯在前也有所不顾；地位低、俸禄少，便容易舍弃，不会有患得患失的念头；既然把去留看得轻，办事必然勇敢。如果满足他们的愿望，达到他们所求，便一定曲意周旋，保全遮护。如今四品、五品官员大多都被除授，甚至有人资历已经达到三品，却还沉浮在其中；他们究竟还有什么希望而奋力做事呢？所以事情来到面前，含糊模棱两可，称作老成；闭口缩头，称作持重。临近晚年的人顾影自怜，爱惜自己；考虑子孙的人留意将来，因循改授反而成为得计。今后不如先把有治理实绩的县达鲁花赤、县令，以及治绩次等而品德才干足以充任的内外六品、七品官员选出；资品较高的人不必再经铨选任用，这样或许可以使他们没有患得患失的心。近年以来，又常把集赛人员除授为这一职务。聪明敏达的人固然不少，但对事务生疏的也不能没有；也应精选其中知识优良、聪明敏锐、刚正不阿且能胜任的人来担任，或许可以适用于宪纲，也不失为一项补益。以赃罚钱赈济。近来承奉御史台札文，淮西、河南廉访司准备把赃罚钱用于赈济饥民。奏准今后如有赈济，未经明文，不得擅自动支。我私下认为，百姓以食物为天，遇到时运阻滞而有饥荒之患；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救济荒灾实在是政务的首要。圣朝像养育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给鳏寡孤独粮食供养；遇到水旱灾害，减免赋税、赈济抚恤，已经达到极致。然而州县缺乏人才，奉行不能到位；不幸遇到水旱失时，平民真正得到恩惠的，还没有见过。何况经费没有限度，国库储藏却有定数；百姓嗷嗷待哺，最终无力应付，便到了卖儿卖妻的地步，轻则成为道路上的流民，重则成为荒野中的饿殍。救济的方法，应当像抢救水火中的焚烧和溺水一样。廉访司所收的赃罚钱物，起初本来就是从百姓那里得来，都是贪官污吏搜刮聚敛的；与其用于其他地方，不如归还百姓，而且各处百姓必定是已经饥饿后才陈报，没有人能预料将来的灾情而敢预先申请。若等待明文，恐怕来不及。若承蒙详细斟酌，附近道分如有赈济事项，拟定等候明文降下；其余远道有司的粮钱，如果确实不足，准许支用，这样或许能使饥民不至于失去生计。农桑文册。农桑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国家的大计。人无论聪明愚笨，都知道它重要而且急迫。世祖皇帝在朝廷设置大司农司，总管天下农政；各地正官按时劝农督课，没有成效的，由御史台、按察司纠察追究。又设置行司农司、劝农司，分地管理；因为农桑已经逐渐有了次序，后来并入按察司，增设佥事二员。后来想裁减台官，一并奏准；廉访司的事务大多仍按旧制保留。之后又屡次奏准，由管民官提调，廉访司负责体察，从未听说废弛。延祐七年四月，大司农司奏奉圣旨，节录其中规定：廉访司为农桑事务两次增设官员，仍依旧管理执行；每年编造文册，送往大司农司考核比较。把责任交给廉访司，是因为要使劝农督课的官员知道警戒畏惧，起初并不在于文册有没有。设置文册，本来是想每年显示种植、开垦、义粮、学校的数目，考核增减以及勤惰，所以可以看出廉访司亲自办理了这件事。然而养育百姓应以不扰民为先，妨害政事的莫过于虚文。农桑本来是用来养民的，如今反而扰民；文册本来是用来考核实绩的，如今实绩反而被废弃。各道等到年终，命令按治地面依式编造；路府传给州县，州县传给社长乡胥。社长、乡胥便逐家逐户到达，索取核实数目。幸而达到定额，就责令其准备报答所需；一旦没有完成，便拿其罪责相威胁，任意索取。鸡和猪都耗尽在供给宴饷上，生计荒废在奔走上；人力、纸张等一切费用，先行会集摊派，因而借机营利。我过去承蒙任山北宪司幕职，亲眼见过这种情形，而事情败露的也都有案卷可以考查。以一个县来看，自从编造册籍以来，土地共有若干，连年栽植桑树只增不减；核对成数，即使房屋、围墙、池塘、水井都作为桑地，也仍然容纳不下，所以世上有“纸上栽桑”的说法。大司农每年汇总这些虚文，照磨完毕便收入架阁罢了，对农事究竟有什么作用？何况分司所到的地方，公务堆积，匆忙之间尚未办完，期限已经逼近，哪里能逐一巡视、核查、丈量？加上中原太平日久，土地狭窄而人口稠密，与江南没有不同。如果承蒙详细斟酌上奏，仍按旧制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册籍这种虚文不必编造，百姓既不受扰，事情也能两全。《至正集》卷七十四。钦定《四库全书》。《至正集》卷七十五。（元）许有壬撰。公移。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