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一　　　　　宋　王与之　撰

译日出时的日影，与日落时的日影，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考察北极星，以此来校正早晚的方向，从而辨别四方。《召诰》说：“太保于是率领众殷人在洛水之滨营建宫室，过了五天，即甲寅日，宫室建成。所谓确定方位，指的就是这件事，以此奠定宫室宗庙的位置。”

译王氏说：既然辨别了方位，于是就在左边建立宗庙，在右边建立社稷，在前面建立朝廷，在后面建立市场，这叫做端正位置。

规划国家，治理田野。

郑康成说：体就是划分的意思。李嘉防说：治理田野一定要有树木作为标志，以国家为整体，那么左右远近的次序就能依次通达。比如王朝处于中间，那么九条主要道路就可以向外经纬交错；王国处于中间，那么九服的范围就可以区分远近。经是指划定里程。项氏说：就是划定疆界罢了。

黄氏说：体国是为了治理田野。王畿方圆千里，周人将东西两都合并为王畿，地形不能呈正方形，就通过长短互补来凑足面积。在郊外设置关卡，关卡以内称为国，从甸服以外称为野。六官之首都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六卿分别主管六乡。

郑司农说：“营建都城方圆九里，城中有九条经路、九条纬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野外则九夫为井，四井为邑等，就是这样。”王氏说：“宫城门闱堂室之类，高低宽窄的制度，凡是在国中的没有不有体制的，这就叫做体国；井牧沟洫田莱的远近多寡的数量，凡是在野外的没有不有经纬的，这就叫做经野。”

设置官员，分配职务。

王氏说：设官，是指官府的六个属类；分职，是指官府的六种职务。刘执中说：设官，是说设置六官来代替天地四时的功业；分职，是说分配三百六十个职务来掌管三百六十天的事务。王昭禹说：官，说的是所掌管的人；职，说的是所掌管的事。

作为百姓的准则。

我按：先儒有的认为极是中，有的认为极是至。要知道只有中而后能极，而极，就是中的极致。就像天的极点，众星拱卫它；就像屋的极点，众材汇聚它。极点处未尝不中。所谓中，是不能再增加毫末于此了。王者居中建国，四方辐辏，到这里就是极点。必须辨别方位来确立宗庙社稷、朝廷市场的正位，规划国家来确立乡遂、田野的经纬。官员由此而设置，职务由此而分配，内外相互维系，大小相互协调，治理、教化、礼制、政令、刑罚、军事，无不全部举荐。哪里不是百姓的准则呢？《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准则”，就是经典以建国为准则。《尚书》说：“五皇极，皇建其有极。”又可见圣人是这条道的准则。用皇极之道建立民极的制度，大概只有成周吧？

总论

郑节卿说：周公排列六典，在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之后，每篇结尾都说是为了民极。这不过是建国的开始罢了，百姓为什么立刻从这里取得准则呢？回答说：先王教化天下，起初没有精粗本末的区别。比如王设立朝廷，后设立市场，朝廷在前面，市场在后面。公卿大夫在朝廷，百工商贾在市场。人们看到这是辨方正位，而已经经过涂的九轨，而野涂的五轨，宫隅的制度，用来作为诸侯的城。制定都城的经涂，体野涂。诸侯的经涂，体环涂。人们只知道这是体国经野罢了。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就有惩罚。二乡则公一人，一乡则卿一人。由此统领六遂，由此倡导九牧。人们只知道这是设官分职罢了，谁知道它用来安定百姓意志而作为教化大者的根本就在这里呢？朝廷不混杂市场，野外不逾越国界，人不侵犯官职，后不敢以奸邪侵犯王的权柄，诸侯不敢以僭越天子的制度，公卿大夫不谋求商贾的利益。六卿九牧相互隶属而听命于三公。他们都在百姓之上，都富有且尊贵，而尺寸不敢逾越。所以让百姓习惯于尊卑等级之中，消除他们无视等级冒犯上级的念头，而寄托道德之意。因此百姓服侍上级，而下层没有非分之想。意志思虑不变，视听纯正专一，哪里不是为民极呢？

于是设立天官冢宰，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国家治理。

郑节卿说：“冢宰一个官，他的属官有六十个，未曾有一件事关乎天的，却称为天官，为什么呢？回答说：用虚名来加在实职上，是为了宠信和尊崇他。凡是论道经邦，用来转移君主的心术，而厘正天下的万事，都是寅亮天地，协调阴阳。谁能说人事不是天理呢？在天官冢宰之上加天官，尊崇大臣到了极点，责备大臣也深。”

郑锷说：治典所治理的不止一样，不是僚属谁帮助他呢？然而也在为首的人有办法率领他们。孔子说：“你率领以正，使率领他的属官，想要他亲自率领他们。”

郑康成说：掌就是主。郑司农说：邦治，是说总领六官的职务。六官都总属于冢宰，冢宰对于百官没有不主的。礼库说：五官说教礼政刑事，只是一件事，只有冢宰无所不理，所以称为治。

来辅佐王均衡邦国。

郑康成说：佐就是助。吕氏说：古代称宰相的，多以平为主。在商代称为阿衡，平的意思。礼库说：天下譬如物，冢宰譬如持衡，让轻重得其平，所以叫均。王昭禹说：均，是平的极致。天之所以立君命相，不过想要均衡天下不平的地方罢了。四海之内，贵者贵，贱者贱，耕者耕，织者织，士农工

译商人、鳏夫、寡妇、孤老，以及各类事物，都各得其所。这是宰相使天下公平均衡的方法，“均”这一个字，是宰相施政的根本纲领。

译林氏说：“均衡邦国的，是举出近处的来阐明远处；均衡四海的，是举出远处的来阐明近处。”

项氏说：“小宰的均衡，财政典的均衡，万民的均衡，人的均衡，地政土均的平定，土地的政事，没有不是均衡的。它们所均衡的范围较小，这些都是下级官员所能专掌的。”

治理官员的类别

贾氏说：“这一句总括了下面六十个官职作为纲目。”

大宰（“大”读作“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

我按：王者的官员，只有公、卿、大夫、士罢了。自从王室衰微，诸侯僭越之后，列国的大夫都僭称卿。所以《春秋》整部经书中没有“卿”字，凡是《周礼》中称为“卿”的，经书中都用“大夫”来称呼。有人因为《周礼》目录中以中大夫为小宰，没有见到上大夫，于是就把卿当作上大夫，并引用《王制》中“诸侯上大夫为卿”的说法。却不知道《王制》不是周代的制度，有人说是战国时期的人所作。又引用晏婴的话作为证据，不知道晏婴说“只有卿是大夫”，意思是现在的大夫相当于古代的士，只有现在的卿才相当于古代的大夫罢了。这话很明白，注家担心与《周礼》相抵触，就说这是晏婴谦逊的话来回答家老。这难道是晏婴的谨慎吗？如果把卿当作大夫，那就是压低六卿的地位而称为上大夫，以此来证实“上大夫为卿”的话罢了。大概卿就是卿，大夫就是大夫，怎么可以因为目录中没有上大夫而指称卿就是上大夫呢？吕东莱说《周礼》写了“卿”，就没有上大夫，只写中大夫、下大夫。到了《春秋》，像晋国有上卿，又有上大夫，可以看出制度败坏了。

林氏说：“大宰是三公的职任，而任命为卿，大概卿是爵位。大宰是官职，他的爵位是卿，他的官职是三公，两者兼而有之。所以周公以大师的地位担任大宰，召公以大保的地位担任大宰【○胡氏说：《春秋》记载宰，周公以大宰兼任三公。古代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由六卿中有道义的人向上兼任师保的职任；大宰没有人选，也由三公向下行使端揆的职事。禹从司空晋升担任百揆，所以宰臣向上兼任师保的职任。周公为师，又说担任大宰，整顿百官，所以三公向下行使端揆的职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与君王坐着讨论大道，所以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而大宰考核百官，均衡四海，也不容易处理】

我按：大宰既然以“宰”命名官职，小宰、宰夫也以“宰”命名，大概都含有主持调和的意义。只是大宰总揽大纲，小宰辅佐他，宰夫考核他，都是推行大宰的治理，都命名为“宰”，有什么嫌忌呢？况且还有大、小、夫的区别呢？即使参照小司徒、小司马以后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

郑康成说：“旅，众也。下士治理众多事务的人【○王昭禹说：根据命数推算，天子的卿六命，大夫四命，那么元士大概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所以党正说：‘一命在乡里按年龄排序，再命在父族按年龄排序。’下士单独说‘旅’，是因为众多。众多就卑微，只听从上级的命令，跟随别人而不自己主张，所以叫旅下士】

贾氏说：“从士以上，得到王简策任命，就是王的臣子。相对于下文府、史、胥、徒的官长，自行征辟的，不是王的臣子。”

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郑康成说：“府掌管储藏，史掌管文书，胥是说他们有才智作为什长【○贾氏说：‘什长是指一个胥管十个徒。周官中称为胥的很多，像大胥、小胥、胥师等，虽然不做什长，都是有才智的称呼。’○陈君举说：‘徒就是现在的驺从’】

王昭禹说：“有储藏就设置府，有文书就设置史，有号令的事务就设置徒，有徒就设置胥，有市场买卖的事务就设置贾。”

王氏详说：胥一而徒十，府一而史倍，这是常例。至于御史，则史多，而且在府之上，是因为所掌管赞书的数量多。角人、羽人则有府而无史，是因为当职文书的数量少。腊人等，有徒无胥，是因为当职事务少，有徒就够了，不需要胥。食医、疾医、兽医则府史胥徒都没有，是因为当职事务极少，自己处理就够了。说奄、说奚，是因为宫中的事务应当用奄人和官女。这里酒人、浆人、笾人、醢人等，所以说奄、说奚，而以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夹杂在其中的，就是这个原因。说贾人，是因为出纳吝啬，应当有主管市场买卖而知道物价的人。这里庖人、太府、玉府、职币等，各有贾人，而载师也有所谓贾田的，就是这个原因。

陈君举说：王金陵论府史胥徒，说成周用人，流品不分，是不对的。古人用人，没有其他途径，从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在学宫培养，以备宿卫，考察他们的德行而晋升。从乡遂侯国，凡是登记在册而为民的人，也在乡里考察，以选择天民中的优秀者，分级晋升，所以受命为士。如果不通过这种途径，最终不能通籍于仕版。所以即使是天子的儿子，也不能做官

译《礼记》所说的“没有出生就尊贵的人”。至于上面不能做士，下面又不止于做农民，就让他们担任府史之类的职务，司士所说的“以长久职事来供给饮食的人”，说的就是这类人。头须担任守藏之职，在春秋时代还能看到，大概不像胥徒那样轮流更替任职，而都称为在官府服役的庶人。

译大宰的职责是掌管建立国家的六部常法。

胡氏说：太宰所掌管的，特别称为“建”，是因为这些常法是由太宰制定的。○郑锷说：虞史记载尧舜大道的常名，其书称为“典”，典就是常道的意思。大抵圣人用道来制定法度，施行于圣人自身就称为道，体现于天下的治理就称为法，道记载在书上，万世而不磨灭，法出于道，通万世而可行，命名为典，就是这样罢了。○王昭禹说：六典就是治理、教化、礼仪、政事、刑罚、事务的书。六官虽然分职掌管，但六典由大宰汇总六典之书而建立。大抵治理对于教化、礼仪、刑罚、政事、事务，就像道对于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都不离开道，那么教化、礼仪、刑罚、政事、事务都不离开治理。

以此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

愚按：大宰虽然兼管六典，但其官职在于治理官员，职责在于治理职务，所以其辅佐君王，特别在于治理邦国。

第一是治典，用来经理邦国，用来治理官府，用来统纪万民。

王昭禹说：“扬子说：‘大的作为纲，小的作为纪。大抵纪是纲的目，而系属于纲的。’”

杨氏说：“诸侯治理邦国，有节制。所以治典只颁布其大经罢了，其他事务得以自行治理。”

礼库说：治典，就是说无所不治。其他如邦国、官府、百官、万民，说安、教、扰，说和、统、谐，说平、正、均，说诘、刑、纠，说富、任、生，也都各自就其所掌之事而言。○如果是大宰，则说经理邦国、治理官府、统纪万民。经，是经理它；治，是平治它；纪，是统纪它。确实与各卿不同。

第二是教典，用来安定邦国，用来教化官府，用来驯扰万民。

王昭禹说：“上面没有教化，百姓就不亲近，五伦不顺，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安定邦国。”

郑锷说：“官府是教化发出的地方，不知道设立教化的意思，怎么能教化人？所以说教化官府。”

郑康成说：“扰就是驯服的意思。【○愚按：扰如同扰龙的扰。○吕氏说：所谓的教化，不是靠约束获得的，而是优游浸润，驯扰涵养，使他们自然进入善道；不是驱迫人物，这个‘扰’字，乃是司徒的大纲，是驯习而使之熟练的意思，是抚摩而使之进入的意思，是畜养而使之宽缓的意思】”

第三是礼典，用来和谐邦国，用来统率百官，用来协调万民。

吕氏说：“礼有自然的条目，幽深而神妙，光明而近人，秩然有序，灿然有经处，就是和谐。如果不是礼，就会乖争陵犯，上凌下替，怎么能一日和谐？”

黄氏说：统是说尊卑上下有所统属。【○贾氏说：天官说治官府，地官说教官府，夏官说正百官，秋官说刑百官，都是作为本职而言的。至于春官不能说礼百官，礼是用来统叙万事的，所以说统百官。】

王昭禹说：“书上说八音，说能和谐神人，说是和谐。大抵八音清浊、大小，其音不同，应当合而和之。所以说协调，那么协调比和谐更详细，可以知道。”

第四是政典，用来平定邦国，用来端正百官，用来均衡万民。

王昭禹说：“万物各当其分叫做平。”○郑锷说：“诸侯中不平的，有的敢凭弱而侵犯寡，有的敢暴内而凌外，有的敢犯令而凌政，有的敢负固而不服。政典有九伐之法，就纠正它，侵犯它，削减它，杜绝它，坛祭它，这样就有办法平定它。平就像平整土地一样，使没有高下的差别。”

王昭禹说：“政，就是正。君主率以正，谁敢不正？对百官说正，那么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的意思。”

郑锷说：治理百姓没有政令，那么役使就不均了，赋敛就不均了。近的可能重，而远的可能轻；富的可能免，而贫的可能困。政典有九法：施、贡、分职以任用他们，简稽乡民以使用他们，均守平则以安定他们。这样就有办法均衡他们。均就像均分财物一样，使没有多寡的偏颇。

第五是刑典，用来诘责邦国，用来刑罚百官，用来纠察万民。

郑康成说：“诘就是禁止的意思。书上说：‘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昭禹说：“大司寇掌管建立国家的三典，以辅佐君王诘责四方。那么诘，就是加以威让罢了。那么诘对于刑来说较略。【○郑锷说：‘诸侯有命位的尊贵，有民社的重任。如果等到其过恶已经彰显而加之以刑，那么至于大刑用兵也可以了。所以刑的使用不同于万民吗？知道他们有过恶的萌芽，而先有办法诘责他们。诘责他们之所以然，杜绝于其始。’】”

郑锷说：“百官行人之法，法之所行，应当从尊贵者开始。官员不畏惧刑罚，那么就会舞文弄法了。所以说：刑罚百官。”

王昭禹说：司徒以乡八刑纠察万民，那么纠对于刑来说较详。【○愚按：纠，是察之之详也。圣人顾虑百姓不遵循理而触犯法，所以刑的设置别为条目，每事而加察之，使百姓入孝出悌，内睦外婣，谨行信言，敬事敏功，动由乎礼法之中，无微疪细过抵冒乎刑者，此刑典纠民之意也】

译第六项是事典，用来使国家富强，用来任用百官，用来养育万民。

我按：事典是司空的职责。《尚书》说司空处于四民之中，地利方面所说的“事”，不仅仅像如今《考工记》那样只是补亡缺，只讲百工的事务。百姓各有职务，职务各有事务，百姓凭借自己的职务来治理相应的事务。百姓既然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国家的富强，实际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比如卫文公重视人才、教导农耕、疏通商业、优待工匠，从而逐渐达到国家殷实富足的福分。后世急于使国家富强，却不懂得治理民事，像季氏那样比周公还富有，这就严重违背了周代的典章制度。

译王昭禹说：“根据官员能力所能胜任的范围来任命他们，因为处理政务的缘故，所以说‘任命百官’。”郑康成说：“生，就是养育的意思。”郑锷说：“万民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在上位的人教导并让他们从事农、工、商、贾，作为衣食的来源，然后才能得以侍奉长辈、养育晚辈，从而免于饿死在沟壑之中，这就是使他们得以生存的原因吧？”

总论六典

贾氏说：治典、教典称为“官府”，礼典以下称为“百官”，是因为尊崇天地二官，不限定其数量，所以不说“百官”而说“官府”。六官的属官有六十个，而能称为“百官”的，是举其总数而言。黄氏说：大宰、司徒二府对立，与四卿不同。周公任大宰，召公任司徒，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大概左就是古时的相。周人常让二官分陕而治，职责非常重大。治典、教典称为“官府”，礼典以下称为“百官”，大宰的治理，司徒的教化，在官府中没有不推行的。礼、政、刑、事，百官各有其职，就承接执行。郑节卿说：府的意思是，百官聚集的地方，万物变化的关键所在。所以大宰、司徒唯独称为“官府”。

吕氏说：《周礼》整部书，纲领条目都包含在六典中。冡宰无所不统辖，是宰相的职责。天下的事情必须有统摄要害之处，下面虽然众多，但把握关键都在这里，并不是对每个官员都进行控制。从百官归结到六官，从六官归结到一官，所掌握的要领极其简单。所以进行调制的，并不是对每个人进行称量。大的就让他做大，小的就让他做小，所居处的位置极其容易。明白了简易的道理，那么宰相的业绩就没有遗存的蕴藉了。司徒从唐虞时代任命契为司徒，恭敬地敷布五教，在于宽厚，于是将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的关系敷布开来。天下的常道，只有这五种，这是古今通行的教化，不可改变。宗伯掌管天地人的礼仪，无所不统辖。正是《礼记》所说的，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天下的事情，有治理来均衡它，有教化来安抚它，又有礼仪来调和它，对待天下的道理也已经完备了。其间如果有败坏常道、触犯纲纪，不遵循礼法的人，大的由司马负责，小的由司寇负责。由此可以看出王者的治理不偏于一端，想要有开导的方法，又有警戒畏惧的手段，就像天地有雨露，就一定有霜雪，有春夏就一定有秋冬。天下的道理从未不相对存在，何曾缺少一样？得到庄周、老子的学说才认为道德衰微然后才有刑罚，因为他们不认识天地阴阳的变化，所以这样说。司空这一官职排在最后，为什么呢？大概有了前五件事，然后百姓才能得到居所，得到养育。如果没有前五件事，百姓虽然有房屋，没有缘由得以居住；虽然有粮食，没有缘由得以食用。三公是天子共同调和精微本源，并有所治理的人。想要万事分别治理，就有六卿的职责。六卿是万事的纲领。治理天下，始于建立纲纪，所以第一是邦治。纲纪既已建立，首先用人道的大义来教化，所以第二是邦教。人道确立，就必有节文显著，所以第三是邦礼。教化确立、礼仪施行，却仍有扰乱纲纪、败坏常道的人，就将帅兵事兴起，所以第四是邦政。大罪陈尸原野，降此则有有司的法律在，所以第五是邦刑。百姓迁善远罪，然后可以永远安定他们的居所，所以第六是邦事终结。六卿分任职务，各自率领其属官，以倡导九州牧伯，使亿万百姓富庶成功。治理的体制，上下相互统属，内外相互呼应，本末都具备，那么就像丝线牵引、绳索连接，没有一处不相关联。天下虽然广阔，关键都在于六卿。冡宰辅佐天子统辖百官，那么司徒以下无非是冡宰所统辖的，却并列为一职，并数之为六卿，为什么呢？网固然在纲之中，而头岂能在身体之外呢？乾坤与六子，冡宰与六卿，并居六职，是一样的。

以八法治理官府

郑锷说：官府是治理政事发出的地方，所以治理官府不可以没有法度。法度不在官府施行，百姓就无法得到治理。周朝在这里特别设立八法，确实是因为致治，必定从这里开始。所以有官必有府，官是所任命的名称，府是官员居住的地方。人多而事务繁杂，如果不为事务制定制度，为曲折之处设置防备，根本与末节、度数，各得其理，大纲与小纪，不混乱其条理，怎么能达到治理呢？这就是特别设立八法的原因。

一曰官属以举邦治

郑司农说：“官属，是指六官及其属官六十。小宰说：‘用六属来举荐邦治。’”

二曰官职以辨邦治

郑司农说：“官职，是指六官的职责。小宰说：‘用六职来辨别邦治。’”王昭禹说：“官有职，那么事务各有主管，所以说辨。辨，是依据其列出的职位来区分。”

三曰官联以防官治

郑司农说：官联，是指国家有大事情，一个官不能独自治理，那么六官共同举荐。联，是指联事通职，相互辅助。小宰说：用六联来联合邦治。郑锷说：事务繁杂的，如祭祀、宾客、田役、敛弛等，不是单一职务所能独自承担的。官各有联，那么总括众异以为同治，不担心其难以防备。

四曰官常以听官治

王氏详说曰

译官属，就是小宰所说的六属。官职，就是小宰所说的六职。官联，就是小宰所说的六联。官成，就是小宰所说的八成。官法，大概就是小宰所说的用法度掌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戒具吧？官刑，大概就是小宰所说的命令百官说：“不听从王命，国家有常刑”吧？官计，大概就是小宰所说的用六计来考核群吏的政绩吧？只有官常的名称，没有出现在小宰的职责中，却出现在宰夫的职责里。宰夫的八项职责中，第四项叫旅，掌管官常以治理数目，那么官常指的就是数目。例如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其他的固定数目，都是这样的。大宰是正职，所以官府的八法都由他治理。小宰是副职，宰夫负责考核，分别治理大宰的事务。

译刘迎说：《尚书》中提到“常伯、常任”，接着又说“乃克立”，这“常事”主管教化百姓，大概就是指这些官职的常规。常伯，是官员中的长官；常任，是官员中负责具体事务的人，他们都有固定的职责，就像三百六十种官职那样，多得无法计算。因为有固定的职责来侍奉上级，才能听从官府的治理，所以将它们列在“官职”“官联”之后，这样治理才能得以听从。

第五，用官成来规范国家治理。

郑司农说：“官成，是指官府办事的成品式样。”小宰说：“用八种成规来规范国家治理。”王昭禹说：“始终没有亏损叫做成，说成，就意味着事情从头到尾都确定下来而不可亏损。大概像居简、稽版图、传别这些事，都有一定的成例，治理万民，就靠这些来规范罢了，所以说用官成来规范国家治理。”

第六，用官法来端正国家治理。

郑司农说：官法，是指各职位所主管的法度。官职中主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各自都有相应的法度。小宰说：用法度掌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警戒器具。王昭禹说：既然说用八法治理官府，又说用官法端正国家治理，这是因为八法是治理官府的大法；官法是百官各自奉行的具体法度。如果大宰颁布治理的象法，司徒颁布教化的象法，六官下属所秉承用来处理事务的，没有不是法度的。因为施行于官府，所以叫官法。百官各自遵循法度处理事务，就没有越权侵官的冒犯，没有脱离职司的奸邪，治理由此而各自归于端正，所以说用官法来端正国家治理。郑锷说：有大宰的八法，有一官的官法。宰夫的职掌说：正掌官法以治理纲要，这是大宰的八法；又说司掌官法以治理细目，这是一官的定法。名称都叫法，但作为法的大小不同。

第七，用官刑来纠察国家治理。

郑康成说：“官刑，是指司寇的职掌，五刑中的第四种叫官刑，上级能以此纠察职守。”王昭禹说：“用来治理天下的，叫做邦刑；用来治理官府的，叫做官刑。”《尚书》说：“制定官刑，警戒在位的人。”又说：“用鞭刑作为官刑。”因此古代在官位的人，必定有鞭刑来警戒他们。然而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那么官刑所施行的对象，自然是从士以下的人了。

第八，用官计来考核国家治理。

郑康成说：“官计，是指小宰的六计，用来考核断决群吏的政绩。”王昭禹说：“弊有审断的意思。司寇说：‘卿大夫的狱讼，用邦法断决；万民的狱讼，用邦法考核。’那么弊比断更详细。”

总论

王氏说：“官常、官联，虽然是六官通用的治理原则，但各自达成一官的治理，所以说官治以区别它们。其余各项虽然各自达成一官的治理，但六官相互依赖才能完成，所以说邦治以包容它们。”

李景齐说：“周人责成官吏治理的法度，既有官属来举荐，又有官职来辨别，既有官联来防范，又有官常来听从，既有官成来规范，又有官法来端正，详尽到这种地步，自然没有不举荐的职守了。尤其必须有官刑来纠察，有官计来考核，然后才知道古人任职虽然依靠才能，对待官吏虽然依靠诚信，但用来震慑激励考察的意图，在驾驭官吏的日子里尤其不敢废弃，这也足以看出先王设立官职以造福百姓，是那样的恳切。唐尧虞舜考核政绩，成汤制定官刑，就是这个意思。”

用八则治理都鄙

郑康成说：“则也是法。”陈君举说：“典、法、则都是一回事，恐怕文书繁多难以辨别，所以起不同的名称，想要辨别它们是邦国、都鄙、官府的文书。”郑锷说：“都鄙的地方不出王畿之外，不像邦国诸侯那样可以自治其国，所以王朝设立设施的原则，让他们事事取法于此。则如《尚书》所说的‘有典有则’的则，法如现在的律令，‘则’如现在的格式。”

郑锷说：因为那里有先君的宗庙，所以叫都。郑康成说：都所居住的地方叫鄙。王氏说：《尚书》说：建立邦国设立都邑；《春秋》说：齐人攻打我的西鄙。都鄙，因为那里有城邑，所以叫都；因为它在王国的边远地区，所以叫鄙。

郑康成说：“都鄙，是公卿大夫的采邑，王子弟的食邑，周、召、毛、聃、毕、原等，在王畿之内的。”贾氏说：“是指三等采地，载师家邑任稍地，是大夫的采邑；小都任县地，是六卿的采邑；大都任畺地，是三公的采邑。王子弟的食邑，亲王子弟与公同处而百里，次疏的与卿同处而五十里，次疏的与大夫同处而二十五里。”

陈氏说：“先王建立都鄙，作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的采地，而居住在王畿之内。外面有封疆沟木的坚固，里面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庙的区别，让他们早晚到王朝处理事务，然后回家吃饭。他们的家不出王城，而都鄙却在三百里之外。这就像百姓的防里在国都，而受田在乡野一样。”

易氏说：“秋官设立都则的职掌，专门掌管这八则的法度。然而称为都则，而不说家则，为什么呢？考察大

译宗伯所规定的九种仪制，只有五命以上的官员，然后才赐予则数。天子的大夫是四命，虽然用八则来驾驭他们，却不在赐予则数的行列之中。所以他们的采邑称为“家”，而不称为“都”。如果卿以六命设立小都，公以八命设立大都，这就是设置都则的原因。由此看来，八则通用于三等采邑，而以都为主。所以总括起来说，这就是治理都鄙。

译第一条，通过祭祀来驾驭神灵。

郑康成说：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君主、社稷以及五祀。○王氏说：凡是建立都城和边邑，必定先设立宗庙、社稷和各种神灵的祭祀，所以八则之首称为“祭祀以驭其神”。通过祭祀来驾驭神灵，那么神灵所享用的，就只顺从祭祀的规范。如果常规的祭祀不举行，淫邪的祭祀不加禁止，巫师祝史耗费财物，妖异昏暗伤害百姓，这就不是驾驭神灵的方法了【○林氏说：所谓旱灾水灾频发，变更社稷祭祀，就是这种情况】。

第二条，通过法度准则来驾驭官员。

郑康成说：“法度准则是官员的制度【○贾氏说：是指宫室、车旗、衣服等等级，都不得僭越】。”○王氏详细解释说：“尤氏说：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子弟，那么都城和边邑自然也有官吏了。”○八则是治理都城和边邑的大纲，法度准则，是专门用来驾驭官员的准则。不说“准则”而说“法度准则”，大概是对举而言，“法度”中法为详，则为略；连言“法度准则”，法也是则，则也是法。

第三条，通过罢免和任用来驾驭吏员。

郑康成说：废就是退免。退免无能的人，举荐贤能的人并任用他们【○王氏说：通过罢免和任用来驾驭吏员，那么吏员所处理的政务，就只顺从罢免和任用的规范。如果治理不及时，考核政绩不每年进行，勤勉者不被保举任用，懈怠者不担心被罢免，这就不是驾驭吏员的方法了】。

第四条，通过俸禄和爵位来驾驭士人。

郑康成说：“禄，就像现在的月俸；位，是爵位的次序。”○杨氏说：“从乡里推举秀士，升送到司徒；从司徒升送到学校，称为造士。然后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升送到司马，称为进士。那么所谓的士人，曾经没有俸禄和爵位。司马评定辨别官材，评定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如果不经过乡里的修养，升送到司马，就不能得到俸禄和爵位。所以用俸禄和爵位来驾驭他们【○黄氏说：“从一命以上，都由天子任命】。”

第五条，通过赋税和贡品来驾驭用度。

林氏说：上级向下征收称为赋，下级向上进献称为贡，而都城和边邑的用度也依赖这些来供给，所以说“赋贡以驭其用”。○易氏说：赋贡，是指都城和边邑以其田赋的十分之一向百姓征收，然后又以稍、县、都的十二分之一输送给天子，然后制定用度丰俭的数量，所以说“驾驭其用度【○王氏说：通过赋税和贡品来驾驭用度，那么上级所使用的，就只顺从赋税和贡品的规范。如果征敛没有节制，费用支出没有限度，奢侈或僭越上级，节俭或废弃礼制，这就不是驾驭用度的方法了】。”

第六条，通过礼制和习俗来驾驭百姓。

郑康成说：“礼俗是婚姻丧纪，是旧时实行的【○黄氏说：“土均官设置职责，虽然顺从当地习俗，但必须以礼制为标准，权衡轻重。”○杨氏说：“五方的百姓，都有本性，他们安居和饮食，适宜的衣服和器具，完备的器物不可随意改变。先王修明礼制来节制他们的本性，借此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作为节文，引导他们形成习俗。用这个来驾驭他们，所以没有特殊的习俗】。”

第七条，通过刑罚和奖赏来驾驭威权。

郑锷说：“刑罚用来驾驭威权，而奖赏也用来驾驭威权，大概是因为能生能杀，那么权力就归于这里，人们畏惧他的威权了【○王氏说：“只有刑罚而没有奖赏，那么人们会有怨恨之心，怎么能使得百姓听从而畏惧呢？通过刑罚和奖赏来驾驭威权，那么百姓所畏惧的，就只顺从刑罚和奖赏的规范。如果刑罚可以侥幸免除，奖赏可以苟且获得，怠慢公事而效忠私党，畏惧众人而侮辱上级，这就不是驾驭威权的方法了】。”

第八条，通过田猎和徭役来驾驭民众。

王昭禹说：“简选有礼，那么有才能的人为之驱使，足以应对变故；任用有义，那么有力气的人为之使用，可以兴办事务。”

王氏详细解释说：《王制》说：“天子诸侯无事则每年三次田猎。”天子不包围合围，诸侯不掩捕群兽。贾氏认为田猎徭役驾驭民众，那么就是卿大夫可以田猎。引用《春秋》，郑国大夫丰卷请求田猎，子产不允许，这是错误的。都城和边邑虽然是公卿大夫的采地，难道不是内诸侯吗？贾氏引用诸侯的大夫作为天子大夫的证据，不曾想到天子的大夫四命自然可以出封吗？应当以天子的大夫可以田猎徭役，诸侯的大夫不可以田猎徭役为正确。

总论

礼库说：驭，就像驾驭马匹的驭。凡是马匹的快慢、行进停止，使之整齐划一，都只听命于驾驭者。扬子云说：驾驭得其道，那么天下狡诈之人都会顺从；如果驾驭失其道，那么天下狡诈之人都会作乱。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审慎所驾驭的对象罢了。况且像神灵，本来无声无形，然而也可以驾驭。只祭祀应当祭祀的，合乎道理就能驾驭。如后世淫祀求福，先自己失道了，如何能驾驭神灵，便显现出来，兴起妖怪。这个道理很明白。又如荒废于游猎，不合时宜地役使百姓，如何能驾驭民众？举此便可见，事事做得恰当，完全合乎道理，所以称为驾驭。这就是为民的极致【○林椅说：都城和边邑是王朝大夫、王子弟所食邑，其礼政刑事都听命于王朝，所以八则都称为驾驭。驾驭者进退由我，邦国则封疆之内都能自治】。黄氏说：都城和边邑大致类似邦国，而事奉神灵、治理百姓都受命于天子，所以称为驾驭。《春秋》传曰：“外诸侯是世袭的，内诸侯是受禄的。”将有进退，所以八则都由上级驾驭。

译《春秋》中，祭公以伯爵身份被记载在诸侯之后，称为“祭公”；单子以伯爵身份被记载在诸侯之后，称为“单子”，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地位升降的变化。

译总论典法则

孙氏说：六典从未不齐全，八法所说的八则，也不出六典的范围。就像朝觐、宗遇，都是宾主之礼；禴祠、烝尝，都是祭祀祖先的礼仪。在三书之中，只有六典最为完备。大宰与大史共同建立它，司书收藏它的正本，小宰负责防范并保存它的副本。大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六官来治理，建立这本书是合适的。大史为什么也共同建立它呢？因为这本书的建立，天地依靠它来包罗万象，人物依靠它来运筹度量，统绪相承，不是一天的缘故；损益权衡，不是一人的力量。大史掌管典籍，那么前后查考验证，一定有能够广见闻、助谏议的人，不是这个人谁与他共同建立？小宰负责防范，不过是各自发扬其职，以维持保守这本书罢了，在建立之初没有参与。

周礼订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二 宋 王与之 撰

用八柄（兵命反）告诫君王驾驭群臣。

郑康成说：诏是告诫的意思。○王昭禹说：爵禄废置、生杀予夺，这八项君王在这里掌握，而群臣在那里被使用，就像器物有把手一样，所以叫八柄。贾山说：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他的话也源于此。八柄掌握在这里，那么群臣的快慢进退都听凭我，所以叫驾驭群臣【○郑锷说：凡是这八项，大宰告诫君王，君王自己使用，所以说擅自生杀的是君王，能够予夺的是君王。庆赏刑威，说君主独自作福作威。做君王的，应当自己掌握来使用，不可以授予别人。做大臣的，随着事情告诫君王，根据功劳来使用赏赐，随着罪行来执行刑罚，那么群臣就可以驾驭了。大宰如果不告诫君王，君王或许不能自己使用，就有倒持太阿剑的过失了。○林椅说：柄，就像物体的把手，可以独自持握，不可以共同使用，所以这八项只有君王使用，即使是大宰也只是告诫而已】

王氏说：“在六典中说：‘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大的治理君王与大宰共同负责。’在八法、八则中直接说：‘治理官府都鄙，小的治理，大宰可以专断。’在八柄、八统中说：‘告诫君王驾驭群臣，驾驭万民，那么这是君王独自的事。’大宰只是用其义理告诫君王罢了。”

一曰爵以驾驭其尊贵

王昭禹说：先王制定爵位来等待有德之人，德有小大，那么爵位有尊卑。在外做国君，则有公侯伯子男；在内做君王臣子，则有公卿大夫士。五等仪命见于诸侯，五等命见于诸臣，都是君王所封的爵位。天下的人，如果有爵位就尊贵，没有就卑贱，这就是用来驾驭尊贵的人【○郑锷说：给予公侯伯子男的爵位，那么有做国君的尊贵；给予卿大夫士的爵位，那么有做臣子的尊贵】

二曰禄以驾驭其富有

王昭禹说：俸禄用来等待有功之人，功有多寡，那么俸禄有厚薄。所以司勋评定其功劳，那么王功叫勋，至于战功叫多。上自国君，下至庶人，有授予田地，有授予食物，有的相差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都是君王所给的俸禄。天下的人，如果得到就富有，得不到就不富有，这就是用来驾驭富有的人【○郑锷说：给予万钟的俸禄，那么是大而使之富有；给予升斗的粮食，那么是小而使之富有】

三曰予以驾驭其宠幸

刘氏说：“宠幸，是君王所亲近宠幸的人，可以赐予他，不可以封爵他。”○杨氏说：“职币，告诫君王的小用赐予，年终会计算其支出。凡是小用的防备之事，用式法辅助。小用有式法，那么君王所赐予的，即使宠幸之人也不会超过制度。这就是用来驾驭宠幸的人。”王氏说：“用私恩施予，不是用来驾驭的方法。”

李景齐说：爵禄，是激励世人磨砺钝才的工具。古人制定爵位，必定依据功劳，所以抑制人们侥幸求得之心，激发他们进德兴功的志向。本来不容许滥受。现在考察，冢宰八柄，在爵禄之外，又有所谓予以驾驭宠幸。难道君主或许得以行其私恩，而所谓以德封爵、以功给禄的意思有所不参与吗？恐怕是开启君主的宠幸之心吧？有所谓当然的报答，也有所谓特厚的恩惠。当然的报答，固然是臣子应当得到的，或许视为平常，而没有激昂自奋之意。又有所谓特厚的恩惠，以神妙其机于不测，那么用来鼓舞变化人心，而使之奔走于事功。这是八柄中“予以驾驭宠幸”的深意。至于后世君主，乐于人们投合自己的欲望，用私意来防备名器，而妄予于人的，也说这是古人“予以驾驭宠幸”的意思，实在可悲恨。

【刘执中说：予是说爵禄之外，有所赐予，幸是说荣幸。子及其贤，那么天下荣之。求为其所以幸者矣】

四曰置以驾驭其行为【下孟反】

刘氏说：置，是年老废退之人，虽然应当废退，其平日行为贤明，特别安置他，就像公族穆子辞疾，晋侯让他掌管公族大夫一样【王昭禹说：因为他有功而安置他在位，岂只是使他立功，又驾驭他使之有德行。夫在位之臣无德行，所以贪污诬伪无所不至。《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盖大臣有德行，那么遵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