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四十五

译《春秋》传中说：太阳到了正午就解下马匹。

如果有重大的祭祀，就牵出大路，协助驾车和解马。

贾氏说：《巾车》篇说“玉路用于祭祀”，这里的大祭祀就“牵出大路”。郑玄说：君王应当乘坐它，只是牵出玉路【○项氏说：君王的玉路，是王后的重翟车】○王氏说：“牵出大路”，有时是乘坐它，有时是陈列它○项氏说：驾上“登车”，解下“舍车”○郑锷说：重大祭祀、重大宾客，有时乘坐玉路，有时乘坐金路，驾车和解马，是仆人和趣马的职责，这里则是协助他们，使各自合乎节度【○李嘉谟说：不说“视朝、军事、田猎”，是举出重大的来显示其余的】

译大丧和大宾客的场合，也如同上述情况一样。

王昭禹说：大丧时陈列车辆，并非指乘坐车辆，而是指陈列所规定的车辆。○郑司农说：《尚书·顾命》记载：“成王去世，已经陈列了先王的宝器。”又说：“大路陈列在宾阶前面，缀路陈列在阼阶前面，先路陈列在左塾前面，次路陈列在右塾前面。”汉朝的上计律规定，在庭院中陈列属车，所以说“大丧和大宾客也如同上述情况”。○王昭禹说：也是赞导驾车和停车。

凡是诸侯会盟、军事行动，以及到四方吊唁，都用车队跟随。

郑康成说：“君王外出办事，没有固定乘坐哪一路车，由典路掌管，其余的车辆跟随出行，也是为了彰显国家的华美。○贾氏说：只有玉路是祭祀用的车，尊贵而不外出。○郑锷说：“考察《巾车》篇，用于朝见、接待宾客、祭祀、作战、田猎，没有记载乘坐车辆去吊唁的文字，学者对此有疑问。”○易氏说：“是指因会盟、接待宾客而顺便进行吊唁的事。”

车仆，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黄氏说：“仆，是主管的意思。以仆命名官职，是因为他主管军事。古代主管射箭的官职，名叫仆射。”

郑锷说：乘坐车辆必定要用仆作为御者。戎仆、齐仆、道仆、田仆，都是驾驭君王车辆的仆役，隶属于夏官，而车仆却单独列在这里。大概戎仆驾驭戎路，这里则是掌管戎路副车的，副车是副贰的名称。五路都有副车，副车的数量不过十二辆罢了。戎路是君王用于作战的车辆，军事是国家的大事，尤其危险。如果前进而没有后继，那就是把士卒送给敌人。所以戎车的副车特别多，想要它们分散时可以包围敌人，聚集时可以自我巩固。因此有广车，广车有副车；有阙车，阙车有副车；有苹车，苹车有副车；有轻车，轻车有副车。副车既然很多，就单独设立车仆，不列在夏官，表明它不属于司马管辖。

掌管戎路副车、广车副车、阙车副车、苹车副车、轻车副车。

郑康成说：这五种都是兵车，所谓五戎，戎路是君王在军中乘坐的。○贾氏说：这里说戎路，就是《巾车》所说的革路。○王昭禹说：革路用于作战，所以又称为戎路。○黄氏说：萃是副车的意思，有副车就有主车，由典路掌管。象路、木路也有副车，只有戎车设置官职来掌管，大概因为它用于军事的不止一辆车，唯独称为路，是为了尊崇君王。○李嘉祐说：戎车副车多，是为了在仓促时防备毁损折断。○郑康成说：广车，是横向陈列的车。《春秋左传》说：公丢失了戎路，又说：他的君主的兵车分为二广，那么诸侯的戎路就是广车。○王昭禹说：宣公十二年，楚子设置乘广三十辆，分为左广和右广，那么十五辆车称为一广。阙车，是用来弥补空缺的车。○郑锷说：楚子派潘党率领游阙四十辆，跟随唐侯作为左拒，大概是用四十辆车作为弥补空缺之用，楚是南蛮，戎车的制度如此，难怪能与中原大国抗衡。苹通屏，是用来对抗敌人、自我隐蔽的车，《孙子兵法》八阵中有苹车的阵势。○王氏说：苹车大概是带有屏蔽的辎车。轻车，是用来奔驰挑战敌人的车。○王昭禹说：孙武的书说：驰车千辆，又说：轻车先从侧面出击的是阵势，大概用来奔驰挑战敌人，不轻快就不能胜任，所以驰车又称为轻车。

黄氏说：广、阙、苹、轻，名称不同，用途也不同。郑康成虽然出于推测，但考察它们的名称含义，则可能是对的，都在中军，大概是兵家的关键，不使用时作为君王的护卫，所以楚国有王族二广，晋国有公行，齐国有二广启牢的名称，都在中军。○王氏说：这五种车都是戎车，所以各有副车，副车是队列，各自率领自己的副车，使车辆的卒伍和睦。○王昭禹说：《易经》说萃，是聚集的意思，聚集就有队列了，车仆就一并掌管这些副车。○贾氏说：这车仆只掌管五戎的副车，五戎的主车不说由谁掌管，是因为巾车虽然掌管主戎之一，其余四戎的主车也由他掌管。

凡是军队行动，供应革车，各自率领其副车。

王昭禹说：凡是军队行动供应革车，那么军队所使用的车，都用皮革包裹。○贾氏说：考察《巾车》，君王乘坐的只有革路而已，就是上文说的戎路。现在这里不说革路，总说供应革车，那么革车这个词包含的多，五戎都是。那么君王虽然只乘坐一路，四路都跟随，这是为了优待尊崇君王乘坐的车。○郑锷说：革车也各有副车，这是为了不可失败的防备。

黄氏说：车仆掌管副车，供应革车，这是典路的职责。副车则由车仆供应。五戎制度虽然不同，都是革车。我考察六乡六军不能备齐千辆车，乡军出动就用公车补充，所以车仆掌管五戎的副车，都以副王为名，位于中军。他们的卒都是乡兵，而乘坐的都是官府州乡的官吏。射人说：“大军行动，命令有爵位的人乘坐君王的副车，就是这样。”五戎的主车，由典路掌管。君王乘坐的车，郑康成说是优待尊者乘坐，他的说法是对的。君王虽然乘坐戎路作战，但在军中时没有固定乘坐哪一辆车。他的用意非常周密。

会盟也如同上述情况。

郑锷说：“会盟虽然乘坐金路，也供应

译革车。从事文治必须同时具备武备。」

在国君的大丧礼中，陈列革车

译郑康成说：“提到兴起革车，那么遣送的车队就不只是戎路、广车、阙车、苹车、轻车，而是全都具备。【○贾公彦说：国王的遣车有九乘，除去这五乘之外，再加上金车、玉车、象车、木车这四种，就是九乘。】

大射时供应三个乏。

贾公彦说：“乏，又名容，射人所说的‘三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革车，用皮做的乏也用皮，所以顺便让它来制作。如果这样，直接说大射供应乏，至于宾射、燕射等，也都由它来供应乏了。这是举大射这种尊贵的射礼来说。先郑将‘乏’读作匮乏的‘乏’，是因为箭射到靶子上后匮乏而不离去的原因。”○郑锷说：“国王的大射，必定张设三个靶，每个靶后面必定用一个乏，让持旌告靶的人，用它来自我遮蔽。车仆掌管车上的萃，让临敌的人得以用它来自我遮蔽，也是让箭所射到的地方足以自我遮蔽罢了。根据所职掌的事务来阐明其意义，如同巾车鸣铃的意义一样。”

司常设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郑康成说：司常主管国王的旌旗。○郑锷说：九种旗帜的名称不同，大常只是九旗中的一种。不将官名叫做司旗，唯独以常命名，为什么呢？旗可以称为旂，也可以称为常。《郊特牲》说：旂有十二条旒，画有龙的图案并设有日月。《明堂位》说：旂有十二条旒，有日月的图案。这是指大常而言的。而称之为旂，难道不是旗可以称为旂吗？《乐记》说：龙旂有九条旒，是天子的旌旗。先儒都说天子的旌旗拖地，这也是指大常而言的。而称之为旌，难道不是旗也可以称为旌吗？《觐礼》说：公、侯、伯、子、男各自就着自己的旗站立。《月令》说：春天载青旂，夏天载赤旂，秋天载白旂，冬天载黑旂。春天的青色适宜称为旂，夏天的赤色适宜称为旟，秋天的白色适宜称为旗，冬天的黑色适宜称为旐。不称为旗、旟、旐而称为旂，难道不是所有的旗都可以称为旂吗？《行人》说：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旂是九斿，旟是七斿，旗是五斿。不称为旂、旟、旗而称为常，难道不是这些也可以称为常吗？掌管九旗的官特别命名为常，从《行人》的意旨可以知道了。王昭禹说：国王载大常，官名叫做司常，是说取九旗中尊贵者的名称罢了。然而不说大常而说司常，就知道它不是只针对大常而言的。

掌管九旗的物名。

王氏说：旗的物，则是通帛、杂帛之类【○郑锷说：旗上画熊、虎、鸟、蛇之类作为物，然而通帛的旟、杂帛的物，这两种旗没有异物。九旗的物，如戎马一物、田马一物之类，都是根据颜色来言说的】旗的名，则是旗、常、旜、物之类，自大常以下共有九种，而旗居其一，称为九旗，如同公、侯、伯、子、男称为诸侯一样。

各自有所属以等待国事。

黄氏说：司常掌管其物名，其旗各自隶属于官府、师、都、州、里而收藏，有国事时就取出张设，以等待供给岁时，共同更换旌旗罢了。郑玄说属是徽识，难道王也为徽识吗？○王昭禹说：国家有祭祀、军事、田猎、宾客之事，从王以下都有所建之旗，司常掌管其物名，让他的属吏观看而知道所跟随的，以此来等待其所用的。

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之然反】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音余】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

胡伸说：大常，是国王的旗。周朝以日月为常，日往月来，未曾停止。正因为其无常，才能作为常的，是道。物，就是事。王所从事的是道，臣所从事的是事。所以王所建叫常，臣所建叫物【○方氏说：司常说设日月的没有龙章，设龙章的没有日月。《特牲》说龙章而设日月，与《周礼》不同，这是杂记前代的礼制】

郑锷说：九旗各画物，根据物来立名。为什么日月、熊虎、鸟隼、龟蛇都取两种物？交龙则取一种物，而通帛、杂帛，又都不取一种物吗？曾读邹阳的奏章，看“交龙骧首”的话，私下认为“交”是蛟。如果说画龙一升一降，那么“交龙骧首”的话就不对了。以龟蛇、鸟隼为例推之，交龙适宜作蛟龙，也是两种物。通用帛，全用帛，析其羽，全其羽，都不取两种物，又无取于画。不用画，就根据物来阐明意义罢了。

郑康成说：通帛谓大赤，遵循周的正色而无装饰【○郑锷说：周人崇尚赤色，那么这通用赤帛罢了。其他如旂的青色，旟的白色，旐的黑色，常的黄色，不全用赤色可知。先儒说九旗的帛都用绛色，是错误的】○郑锷说：用帛相杂的叫做物。《易经》说：物相杂，所以叫文。只有杂众色，所以文物才可观。郑玄说用帛素饰其侧白色的，是殷朝的正色。只取殷白色的说法，一种颜色的白色何足以称为物？而他说白素饰侧的，大概是对用绛色的说法有怀疑，也是错误的【○项氏说：通帛以象征明辨而守正，杂帛以象征事物之杂

译项氏说：熊和虎是西方的猛兽，熊刚毅勇猛，师都，是指乡遂大夫统领众人组成军队的人。因为他们在国都中集结成师，所以称为师都。鸟和隼是南方的飞禽，轻捷锐利且善于攻击【○郑康成说：鸟隼象征其勇敢防备】，州里则是六乡的众位官吏所建立的。蛇是北方的动物，智慧且果断【○郑康成说：〇蛇象征其抵御危难、避开祸害】，县鄙则是六遂的众位官吏所建立的。因为人们共同居住，所以称为里；因为位于国家的边远地区，所以称为鄙。○李嘉防说：这三种事物，是师都、乡遂的官员所建立的，用来作为屏障护卫君王。

译易氏说：君王上朝视事，无不体现“道”的精神。道贵在浑全，所以用五彩完整羽毛来装饰旗帜。君王游猎田猎，无不关乎“事”的办理。事贵在辨析，所以用五彩分开羽毛来装饰旗帜。○郑康成说：全羽、析羽，都是五彩的，系在旞旗和旌旗之上，这就是所谓在旗杆顶端系上牦牛尾【○贾氏说：郑康成说在旗杆顶端系牦牛尾，这是《尔雅》中的文字。如果这样，那么这旞旗和旌旗不只是有羽毛，也有牦牛尾。所以郑康成引用《尔雅》中关于系牦牛尾的说法来证明旞旗和旌旗，表明两者都有。因此《诗经·干旄》中说：高高耸立的干旄，高高耸立的干旌。郑康成在那里的注释说：旗杆顶端都系着牦牛尾。这说明旗杆顶端牦牛尾和羽毛都有。这里虽然依据旞旗和旌旗牦牛尾和羽毛都有，至于大常以下的旗帜也都明确了。《夏采》说：乘坐的车子树立绥旗，覆盖在四郊。注释说：绥是用牦牛尾做的，缀在旗杆上，这是证明旌旗顶端都有牦牛尾的证据。全羽、析羽，只是用羽毛而没有丝帛，而郑康成说九旗都有丝帛，是依据大多数旗帜都有丝帛而言的。有人解释认为旞旗和旌旗下面也有牦牛尾和旒，并且使用绛红色的丝帛。那牦牛尾下面的斾旗，似乎不使用绛红色。所以《尔雅》说：黑色宽一尺、长八尺的，叫旐；接着旐的叫斾。《诗经》说：白色的斾旗鲜明亮丽。○李嘉防说：旞旗和旌旗是小旗，道车、斿车所承载，不树立大旗，而插小旗】

郑锷说：命名旗帜的名字，儒者认为有取义于造字的含义。画日月的，名叫常，常是长久的意思。日月顺应天道而能长久照耀，王者的道，万世有常而不变。画交龙的，名叫旂。旂的含义，取之于“斤”字。斤砍断物体，不侵犯所画之处，尤其有辨别之意。旂是诸侯所树立的，出朝则有君道，入朝则有臣道，是因为有辨别。全用丝帛的，名叫旜。旜的含义，取之于“亶”字，是真诚的意思。〇卿在朝，赤心侍奉君主，以诚信为先。画熊虎的，名叫旗。旗的含义，取之于“其”字。其是〇物的语气词，只有威严足以服众，及可以〇物而使之【○李嘉防说：旗是，与民众相约集合】画鸟隼的，名叫旟。旟的含义，取之于“与”字。行动有礼文，趋事急疾，人谁不与我呢。画〇蛇的，名叫旐。旐的含义，取之于“兆”字。兆是事物开始的地方。公邑闲田，民众至多，而军伍的法度，实在从这里开始。旗不用丝帛，独取鸟羽，完整使用的，名叫旞；分开使用的，名叫旌。旞的含义，有取于“遂”；旌的含义，有取于“生”。全羽的，是道车所承载的，君王早晚闲适出入，由道而行。析羽的，是木路所承载的，君王田猎巡视边鄙，有所旌别。立名不一，所以取义不同。

陈君举说：“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鸟隼为旟，〇蛇为旐。这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〇武，四方所树立的旗帜。日月为常，则居中以〇麾之。所以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矣。才知道五花阵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八阵图的四魁八尾，也是这个法度。”

及国之大阅賛司马颁旗物

郑康成说：“仲冬教大阅，司马主持其礼仪。”○王昭禹说：“辨别旗物的用途，正掌管于治兵之官，而司常无所用賛。至于大阅，事情繁杂了。辨别鼓铎的用途，就像振旅；辨别号名的用途，就像茇舎；辨别旗物的用途，就像治兵。所以司常賛司马以颁之。”

王建大常诸侯建旂

郑康成说：“君王画日月，象征天明；诸侯画交龙一，象征其升朝；一，象征其下复。”

〇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黄氏说：“〇四命，卿六命，言〇卿自中大夫以上皆建旜【○王氏说：师都则〇卿也，于其事上谓之〇卿，于其涖众谓之师都，于其涖军又谓之军吏】○郑康成说：“〇卿不画，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杂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职也【○黄氏说：杂帛为物，必有以为大夫士之别】师都六乡六遂大夫也，谓之师都，都民所聚也。画熊虎者，鄊遂出军赋，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县鄙，乡遂之官互约言之【○贾氏说：州是乡之官，里与县鄙是遂之官，故緫言乡遂之官云互言者，遂之里是下士，得与乡之州中大夫同建旟；乡之闾亦得与遂之县同建旐；遂之鄙得与县同建旐；乡之党亦得与州同建旟，是互也。言约者，乡之族上从党同建旟，比上从闾同建旐；遂之鄼上从鄙同建旐，邻上从里同建旟，是约也。但族师已下，并鄙师已下皆是士官，虽与在上大夫同建其仭数则短，当三仭以下】

黄氏说：司常，国容；司马，军容。军容不免少有屈伸，恐其遂以揜国容也，故使司常賛司马。于其入也，尽反其旧焉。九旗以爵秩尊卑、职守内外为序，谓之建常。所建也，师都六乡六遂，长官也。大司徒、遂人

译治理民众，都设有旗帜。乡中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师，所以称为师。于是从九夫为一井，到四县为一都，井田的制度就确立了，所以称为都。五师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军，不叫军而叫师。遂的官员都比乡的官员低一等。郑玄说乡遂大夫的说法是错误的。乡遂大夫都不参与军队的事务，他们的职责可以考证。乡从州晋升为乡，所以州里另外记载。遂从县晋升为遂，所以县鄙另外记载。道车、象路、斿车、木路、巾车、象路，树立大赤旗用于朝见，木路树立大麾旗用于田猎。天子出行于道路，乘坐象路，就装载旞旗；有所游历观赏，就装载旌旗。这些都不是它们平时常树立的旗帜，所以称为载。所有这些都属于国家的仪容制度。

译郑锷说：“在军队中，用来统一众人目光的，是旗帜和器物。春官中的司常与夏官中的大司马，有的负责颁授，有的负责辨别，职责虽然不同，但用来统一军队目光的目的则是一样的。然而，周王与诸侯，有的树立，有的车载，不出大常与旂的范围。至于旜，则是卿所树立的。师都又车载之物，则是大夫和士所树立的。乡遂又车载之旗，则是师都所树立的。军吏又车载之旟，则是州里所树立的。百官又车载之旐，则是县鄙所树立的。郊野又车载之。变化无常，怎么能统一众人的目光呢？”我认为，司常所颁授的，是冬季的大阅；大司马所辨别的，是秋季的治兵。秋冬所教导的内容各不相同，那么旗帜器物所用的适宜就不一样。大概因为兵事多变，应变不一，那么教导的方法就不能不多样。所以秋季治兵，使用的旗帜器物就不同于冬季；冬季大阅，使用的旗帜器物就不同于秋季。让百姓在秋季已知其一，在冬季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相同，而百姓所熟悉的也就不一样。有旗帜树立在上面，有徽识披在身上，旗帜不同那么徽识也不同。仰视其旗，俯观其徽，即使百战也不会混乱，何必担心不知道跟随谁呢？又说：秋冬教导不同，那么旗帜器物使用不同。凡是在军中有职事的人，可以互相树立。现在所树立和车载的官吏，说法互相不一致，果真可以考证吗？我认为，凡是教导百姓的，是想让他们容易明白罢了。军吏、卿、师都，三者名称不同，考证其实质则都是卿。平日为卿，有事则任命为军卿。所谓的军卿，不就是军吏吗？在朝为卿，食采都在师都。所谓的师都，不就是卿吗？卿可以称为军吏，又可以称为师都。所以互相树立的，是旗和旜；轮流车载的，也是旗和旜。有的说是军吏，有的说是师都，不过都是卿罢了。人们习惯知道他们是卿，难道不容易明白吗？乡遂、大夫士、百官、州里，四者名称不同，考证其实质都是大夫和士。分开来说，叫做大夫、士；合起来说，叫做百官。乡则有州，遂则有里，叫乡遂的是总称；叫州里的，是各举其一来命名。其实质就是乡遂。乡遂、州里的官员，都由大夫和士担任。做大夫和士的，就是所谓的官。所以互相树立的，是物和旟；轮流车载的，也是物和旟。有的说是乡遂，有的说是州里，有的说是百官，不过都是大夫和士罢了。人们习惯知道他们是大夫和士，难道不容易明白吗？郊野、县鄙。二者名称不同，考证其实质，都是公邑的官吏罢了。乡遂的余地以及分封王子弟的余地，叫做公邑，也叫做闲田。从土地来说，名叫郊野；从天子派遣官吏治理来说，名叫县鄙。公邑闲田的土地，既名叫郊野，又名叫县鄙，为什么呢？大概这些田邑，有在六遂的县，有在采地的县。郑康成所谓一百里为州，四百里为县，说的就是这些地方。所以互相树立的是旐，轮流车载的也是旐。有的说是郊野，有的说是县鄙，不过都是公邑的官吏罢了。人们习惯知道他们是公邑的官吏，难道不容易明白吗？况且周礼王畿之内，官吏众多，大致有三个等级：朝廷的卿，乡遂的士大夫，公邑闲田的群吏。百姓在每年治兵大阅的时候，见闻熟悉，安于教训。一旦有军事，仰视其旗，虽然人不同，也容易识别，怎么能不像子弟护卫父兄，手足捍卫头目呢？

道车载旞，斿车载旌。

贾氏说：道车、巾车、象路，用来上朝，所以行道，因此以象路为道车。但在朝则树立大赤，现在因朝夕宴饮出入则树立旞。斿车、巾车、木路，用来田猎，是防乐之所用，因此以斿车为木路。但正式田猎树立大麾，现在小小田猎及巡视县鄙则树立旌。郑康成说：全羽、析羽，五色象征其文德。王氏说：旌旞，说载在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自旐以上说树立，那么凡是祭祀、会同、宾客都树立，不一定在车上。《觐礼》所谓上介都捧着其君的旂，放在宫中，都就着其旂站立，就是这样。贾氏说：这九旗总为大阅而言，其道车、斿车不是为军事。郑锷说：大阅的时候，王乘坐戎路而树立大常，象路、木路跟随。所载的是旟、旞与旌，在这个时候，玉路、金路不出，所以这里只说道车、斿车。

都画着它们的形象。官府各画其事务，州里各画其名，家各画其号。

贾氏说：上面说旌旗的大，这里说其小的。郑锷说：有人说上面说九旗都有属，这里说都画其象，为什么呢？我认为象说的是徽识的形象，徽识叫做属，用来题别众臣，使他们知道所隶属而不分散。大概画象的说法，都说是交龙、蛇、鸟隼、熊虎，凡是在旗上的，都有画。既画在旗上以为麾，又画在人的身上以为徽识。至于官府各画其事务，州里各

译象其名家各象其号，形可画也。事与名号，如之何其画邪？官府、州里与家，各画其物之形，乃书其事与名号。若曰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号。杜子春云：「画当为书」，其说可取。

描绘名家的形象，描绘各自的称号，这些形状是可以画出来的。至于事情和名号，怎么能画出来呢？官府、州里和各家，各自画出物品的形状，然后书写它们的事情和名号。比如写某某的事情，某某的名字，某某的称号。杜子春说：“画应当改为书”，这种说法是可以采纳的。

译郑康成说：“‘事名号’，是指徽识用来题写区别众臣，树立在位置上，朝臣各自就位于此。”《觐礼》说：“公、侯、伯、子、男都各自就其旗帜而立，这就是这类情况。”○王昭禹说：“官府则画六官的图像，象征其所掌管的事务并书写在上面【○项氏说：“如果是治官，就象征治官的事务；如果是教官，就象征教官的事务”】；州里则画州里的名称，象征其官名并书写在上面【○项氏说：“如果是乡，就象征其乡的名称；如果是遂，就象征其遂的名称”】；家则象征其家邑的官员，象征其美称的号并书写在上面【○项氏说：“大夫的食邑各自象征其家的号”】。‘事’是根据其所治理的事务来说的，‘民’是根据其所命名的来说的，‘号’是根据其名称的美称来说的。○王氏说：“官府事务不同，所画的图像象征其事，就足以相互区别；州里及家没有不同的事务，所以在画上象征其名号以区别之。”薛氏说：“司马辨别号名的用途有六种，而这里所说的只有三种。司马是分开说的，司常是总说的。况且司马说率领以门为名，又说：百官各自象征其事，就是这里所说的官府各自象征其事；家以号名为名，就是这里所说的家各自象征其号；都鄙各自以其名为名，乡以州为名，野以邑为名，就是这里所说的州里各自象征其名。”

凡祭祀，各自树立其旗帜。

项氏说：凡祭祀，各自树立其旗帜，是为了聚集众人。天子则树立大常，诸侯助祭的，百官执事的，各自都有【○郑锷说：天子祭祀天，乘坐玉路，所树立的是大常，现在说各自树立其旗帜，那么四路都跟随就明白了。○李嘉防说：从天子推论，那么诸侯树立旂，卿树立旜，大夫树立物，都可以知道了】

会同、宾客也如此，设置旌门。

郑康成说：“宾客朝觐、宗遇，天子乘坐金路，巡守、兵车之会，天子乘坐戎路，都树立大常。”○王氏说：“会同、宾客各自树立其旗帜，是众人所会聚的地方，使各自看旗帜而知道跟随谁【○郑锷说：“宾客会同，则乘坐金路，也各自树立其旗帜，说也如祭祀之时，那么革路、木路都跟随就明白了”】

易氏说：祭祀在郊庙，不需要设置旌门。会同、宾客在国外及方岳之下，那么设置旌门，是用来为天子营造护卫的仪制。《掌舍》说：“为帷宫，设旌门，在帷宫之门设置旌。”那么会同、宾客在外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郑锷说：天子设置帷宫以暂时停留，那么设置旌作为门，以标示天子所在的地方】王氏说：设置旌门，就是放置在那里而已。于是掌舍接受并设置它。

大丧，供给铭旌。

郑康成说：“铭旌，天子则是大常。《士丧礼》说：‘制作铭旌，各自用其物品。’”

树立廞车的旌，及下葬也如此。

贾氏说：“在庙中陈列时，将廞旌树立在遣车之上，及下葬入墓穴，也树立它【○郑康成说：“下葬说树立它，那么行进中廞车的解说就清楚了”】○易氏说：“巾车装饰其车，而司常树立其旌【○贾氏说：“让人各自执持廞旌”】

凡军事，树立旌旗，及召集民众，设置旗帜，弊（倒下）之。

贾氏说：“当大司马召集众人之时，司常树立它，这里说的是为了及召集而设置。”○王氏说：“置，是树立；弊，是倒下。”○郑锷说：“军旅之事，用旌旗以指挥，那么掌建之始；树立它以召集民众使来，终焉；弊它以诛杀后到的，都是司常所掌管的。”

甸（田猎）也如此。

郑锷说：“田猎不同于军旅，或树立或弊下，应当没有不同。”

凡射，供给搢（插）旌。

郑康成说：“搢旌，是手持的旌【○贾氏说：是说如大射时服不氏唱搢所持的旌，三侯都有搢旌】

郑锷说：射必用搢以旌明其中。

岁时，更换旌。

贾氏说：“接受官旌旗使用的人，岁之四时来换易，那么司常取彼之旧典，此之新。”○易氏说：“与巾车岁时更续的意义相同。”○郑锷说：“不说旗而说旌，泛而言之，旌旗一而已矣。”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郑康成说：“都，是指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王氏详说：“三等采地，有的称为都鄙，即大宰所司以八则待都鄙之治是已；有的称为稍县都，即载师所谓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有的称为师都，即司常所谓师都载旗是已；有的称为家，即司常所谓家各象其号是已；有的称为都家，即此所谓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易氏说：凡典礼者称为宗。在虞氏则称秩宗，在周人则为大小宗伯，都是用来掌管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礼的。天子有宗伯，诸侯有宗人。春秋时跻僖公，而夏父弗忌为宗人，这是诸侯的宗人，而都家称为内。诸侯也有宗人，都宗人、家宗人是已【○薛平仲说：礼之渐，莫重于祭祀之渐，莫重于祭。春官之立，始以宗伯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祇】

译关于礼制，最终由宗人掌管都城和采邑的祭祀之礼，凡是都以“宗”来命名官职的，其职责始终都在于此。陈君举说：查考都城宗人、采邑宗人掌管都城和采邑的礼仪，都城司马、采邑司马统领都城和采邑的民众，都城士、采邑士审理都城和采邑的狱讼。所有这些，是因为地理隔绝，距离王城非常遥远，所以特意在县城和都邑中设置这些官职，以便统辖治理，并且隶属于内官，并不是说这些是采邑的官职，与乡遂的制度不同。孙氏说：将王畿之内划分为都城和采邑，虽然各自有封疆界限，但不能专断政事，所以用八则来治理都鄙：一是祭祀，用来驾驭神灵，因此设有都宗人来掌管祭祀；二是法则，用来驾驭官吏，因此设有都则以掌管法则；八是田役，用来驾驭民众，因此设有都司马、家司马来掌管兵甲和马匹。至于刑狱之事，无不听从王朝的决定，都士、家士虽然已经缺失，但方士在三月向朝廷上报狱讼，讶士掌管四方狱讼，有诉讼案件的人前往士官那里，有混乱的狱讼则前往裁决，这样就有区别了。《礼记》说：内诸侯只享俸禄，外诸侯可以世袭，这也符合先王的旧制。内诸侯不过享有俸禄田，不允许袭占土地并专断政事。

译掌管都城祭祀的礼仪，凡是都城的祭祀，将祭后的福肉进献给国君。

郑锷说：大都、小都都在王畿之内，受封于此的是王的子弟与公卿。其地域内有山川，以及因国家无主后而成为长者的，都应当祭祀。况且又建立了祖先所出的庙宇，那么其祭祀的礼仪尤其严格。设立都家宗人，来掌管都城的祭祀礼仪，使得该举行的祭祀，不敢废弃。不该祭祀的，不敢擅自举行。太宰有八条法则来驾驭百官，其中说“用祭祀来驾驭神灵”。又专门设立一个官职来掌管其礼仪，他们怎敢有过失差错呢？

王氏详说：进献福肉的事，见于天官膳夫，又见于祭仆、都家宗人、宗人。膳夫、祭仆既已说进献福肉，这里又说，大概是因为王不参与祭祀，就赐给禽肉；都家宗人也如此。上级赐禽肉给下级，那么下级就进献福肉给上级。然而进献福肉的，是宗人。查验宗人进献的福肉而接受它的是祭仆；接受祭仆进献的福肉而献给王的是膳夫【○李嘉防说：一定要将福肉进献给国君，这都是为了引导人心的正道，以保全爱戴君主的念头】

纠正都城的礼仪及其服饰。

王昭禹说：“礼仪用来确定尊卑，区别贵贱，辨别亲疏，而明确职分；而僭越混乱的产生，其防备常常起于衣服之间。那么纠正都城的礼仪及其服饰，不可迟缓【○郑锷说：‘所谓纠正，与其他所纠正的礼服不同，乃是奉祭的服饰，恐怕有逼近上位的嫌疑’】

如果有寇贼戎兵之事，就守护群神祭祀的坛域。

郑锷说：郊外有群神的兆域，就有坛壝的制度；国家有防备戎兵的变故，本来就应该守护【○郑康成说：守护山川丘陵坟衍的坛域】○王氏说：因为他掌管都城祭祀的礼仪，所以让他与小祝一起守护在外面的神坛。小祝说守护郊外，这里说守护群神的坛域，互相补充【○李嘉防说：希望群神没有惊动】

国家有大变故，就命令祈祷祭祀。

贾氏说：都宗人是王家的官员，王命令祈祷祭祀，这是都城内部的事。明确所命令的，是命令都城内有司事奉神灵的人。

祭祀完毕，回国报告。

郑康成说：“祭，指报赛。反命，返回禀告王。”○王昭禹说：“祭祀的命令，由上级发出。祭祀完毕，回国报告，那么违背祭祀命令的就没有了【○王氏说：‘祭祀完毕回国报告，那么即使不是因为国家变故而祈祷祭祀，也必须命令祭祀，然后才祭祀’】

家宗人的数量如同都宗人。

郑康成说：家指大夫所食的采邑。

掌管家祭祀的礼仪，凡是祭祀进献福肉。

郑康成说：“大夫采地所祭祀的，与都城相同。如果是先王的子孙，也有祖庙。”

国家有大变故，就命令祈祷祭祀。回国报告，祭祀也如此。

郑康成说：“用王的命令祈祷祭祀，归回报王于进献福肉，又用王的命令祭祀，返回又报告。”○贾氏说：“祈祷祭祀回国报告，那么与都宗人祭祀完毕回国报告相同，祭祀也如此。这是祈祷祭祀完毕，王再命令祭祀，祭祀完毕也回国报告。都宗人也有此法，只是文字没有详述罢了。”

掌管家的礼仪，及其衣服、宫室、车旗的禁令。

郑康成说：掌也是纠正。○郑锷说：都宗人不说宫室车旗的禁令，唯独这里说的，是因为大宰有八条法则来驾驭都城和采邑的大夫，宫室车旗的等级服从于命数，不是八条法则所能驾驭的，不可以不纠正。

易氏说：“扬雄说：节度没有比僭越更大的，僭越没有比祭祀更大的。先王设立都家宗人的官职，杜绝僭越混乱的根源，区别嫌疑的渐生。其制定礼仪的深意，实在寓含于此【○李嘉防说：禁令与政令不同，大概衣服、宫室的制度很严格，看《都人士》的诗可见】

凡是凭借神术入仕的人，没有定数。根据他们的技艺，确定贵贱的等级。

刘执中说：神士指通晓神灵道理而做官的人。○薛平仲说：六典叙述官职，没有没有命名而列入定数的，唯独礼官的末尾有所谓凡是凭借神术入仕的人，以官职称为神士的，不出于巫祝之间，先王为什么特别反复强调于此呢？曾看周家五礼的制度，以事奉鬼神示为先，六乐的制作，也以事奉鬼神示为首，先王敬奉鬼神示如此，人有能力以致天神人鬼地示的，一定要选抡搜访其技艺，一定有能通晓幽明之故，知道鬼神情状的人，然后让他任职，那么仕进的贵贱而技艺的疏密可以考察了【○郑锷说：周家乡举里选之法，三年兴起乡里的贤能，其次有府史胥徒及庶人在官入仕的路径清晰了，现在却有凭借神术入仕的人，为什么呢？大概先王对于国家，则担忧有凶荒于民，则忧虑有札防，认为幽冥之中有神主宰，神的方位不是人人所能知道的，一定有精爽不贰的人，能斋肃中正，有上下比义的知，有光明宣通的圣，有光照的明，听彻的聪者，或许足以像鬼神那样居住而辨别其名与其物了。由此设立入仕的途径，让他由此进身，然后让他掌管日月星辰的法度。○李嘉防说：男巫女巫无数，先王已经说了，现在又说，恐怕神附于人如神降于莘之类得以惑乱其民，神士的

译人又不同于男巫，即使是技艺低微的人，也如同盲人归附于君主而掌管音乐那样受到任用。

译郑康成说：“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技艺高超的担任上士，次等的担任中士，再次等的担任下士。”王昭禹说：“所谓掌管三辰的法度以推演鬼神之所居，都是由那些精通技艺的人来担任的。”

掌管三辰的法度，以推演鬼神之所居，辨别它们的名号和物象。

郑康成说：“犹，就是图绘。居，指坐位。天是众神的精华，日月星辰是它们显著的位置，用这些图绘天神、人鬼、地祗的坐位，是指布置祭祀的众寡以及它们的居处。”句【贾氏说：神有众寡多少，有的居于方正之处，有的居于曲折之处】薛氏说：“日月星辰称为三辰，日为阳，月为阴，星辰也有阴阳。阴阳之气有消长盈虚的道理，而三辰的法度无不由此产生。三辰的数目有升降出入往来的变化，而鬼神的居处无不完全遵循它。推究阴阳以考察三辰，观察三辰以确定鬼神的居处，不是通晓幽明之理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传曰：“太极运行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动三统五行于下，所以知道三统与三辰相合。日与天统相合，那么天神就可以推演其居处；月与地统相合，那么地祗就可以推演其居处；星辰与人统相合，那么人鬼就可以推演其居处【易氏说：天神位在上，其居处为阳，即依据日合天统的法度来图绘；地祗位在下，其居处为阴，即依据月合地统的法度来图绘；人鬼位在阴阳之间，即依据斗合人统的法度来图绘。《大司乐》说：‘黄钟为宫而天神降临，函钟为宫而地祗出现，圜钟为宫而人鬼可以祭祀。’这就是三辰合三统的意义】推演居处的法度，是神士所掌管的。其法度虽然不可见，大抵坛场庙社，左右前后各自从其同类罢了。所以小宗伯将宗庙设在阳位的左边，如同日从东方升起；将社稷设在阴位的右边，如同月从西方升起；兆域五帝、四望、四类，各自在其郊外，如同星辰的次序。神士只是能掌管三辰的法度，推演其居处罢了。建立其位，非宗伯不可【王氏详说曰：楚昭王问于观射父，谈及重黎断绝地天通之事，射父所回答的详细了。大抵认为古之所谓巫觋者，选取那些精神专一不杂、又能斋戒肃穆中正的人来担任，让他们制定神灵的处所位次主祭。由此可知凡是以神士者，都是巫觋之类。掌管三辰之法以推演鬼神地祗之居，岂不是制定神灵的处所位次主祭吗】王昭禹说：“鬼神虽然幽深，但都依附于阴阳，不能没有居处。辨别其名，就是所命名的名称；辨别其物，就是其色泽的物象。”

在冬至日，招致天神和人鬼；在夏至日，招致地祗和物魅【眉秘反】郑康成说：天和人属阳，地和物属阴。阳气上升而祭祀鬼神，阴气上升而祭祀地祗。物魅是用来顺应其为人和为物的。百物之神称为魅。《春秋传》说：螭魅、魍魉【贾氏说：《左传》宣公三年，服氏注说：螭，山神，兽形；魅，怪物；魍魉，木石之怪。文公十八年注：螭，山神，兽形，有人说像虎而吃虎，有人说魅，人面兽身而四足，喜欢迷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贾、服的解释与郑不同，郑认为螭魅为一物，所以说百物之神】薛氏说：招致天神而人鬼与之俱来。荀卿所谓郊祭则合并百王于上而祭祀他们就是如此。郊祭天合并百王，那么郊祭地合并物魅就适宜了。郑氏说用祭祀天地之明日，在经文中没有依据。黄氏说：这一定有推候的法度，可见的实证。到汉代郊祀还等候神灵先下，天子望拜，那么司乐六变，天神降临；八变，地祗出现；九变，人鬼感应。并非没有其事。

以禬除国家的凶荒、人民的札丧

杜氏说：禬，消除。王昭禹说：招致天神、人鬼、地祗物魅而祭祀它们，是为了禬除国家的凶荒、人民的札丧的缘故。禬除是为了预防，那么希望在天者无凶荒，在人者无札丧。

总论宗伯官属

易氏说：春官设置属官，最有统纪。所掌管的礼仪，以五礼为先。五礼之中，以吉礼为本。这大概是天秩天叙，自然之理。观察大宗伯的作用，也很广博了。实际上以天神、人鬼、地祗为主。然后小宗伯为之建立国家神灵的位次，肆师为之确立国家祭祀的礼仪，而五礼随之。从其设置属官来说，虽然五礼的作用不同，没有比祭祀之礼更先的。于是根据礼仪事务的缓急，而确定职掌的先后。祭祀始于祼礼，而告时、告备的礼仪施行。所以郁人最先，鬯人次之，鸡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的官员又次之，以至内外祭祀无不全部举行。而凶礼是谨慎终事，所以冢墓职、丧官排在五礼之末。掌管礼仪的职事到此详细且完备了。礼仪所到之处，音乐也到了。又自大司乐以至司干，共二十个职官，都列在礼官的次序中。大概圣人制定礼仪，用来检括人心，而归于中正，使他们在声容之间周旋鼓舞，而至敬存焉。所以音乐的作用，都是用来辅助

译成就于这礼仪的。然而礼，就是理。用来治理这个世间的，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未尽善尽美，也就不足以称为礼的极致。又自大卜以下，都是占卜之事；大祝以下，都是祝祷之事；大史以下，都是记录、防备、书写之事。这些虽然看似是制度文饰的末节，但上天的秩序与条理实际上蕴含其中。圣人遵循这些原则去实行，从宫廷开始，推广到天下，其道理非常宏大。万物都不废弃，最后又以神士来终结。难道不是吉礼作为五礼的根本吗？

译陈及之说：“六官之中，只有春官的典礼职事是没有可疑之处的。然而，司服掌管外朝之服，应当与内司服同时设立，归属于天官；典瑞掌管玉器的收藏，应当与掌节同时设立，归属于地官；司常、巾车、典路，也应当归属于夏官。现在它们都并列在春官之下，是因为礼仪等级的隆重与简略、升降变化都与它们相关，所以掌管典礼的人也一并掌管它们。”

总论春官典礼乐的职事

黄氏说：“上述春官的属官共有七十人，从大宗伯到职防为一节，从大司乐到司干为一节，从大卜到御史为一节，从巾车到凡以神士者为一节。它们脉络之间的联络，在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有人问：‘先王对于礼乐已经完备到了极点，然而考察他们分派职事、统领属官的本意，似乎还有百姓没有参与其中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曾经观察那些教官的属官，分为乡和遂，而乡和遂的百姓，凡是关系到礼乐的事情，没有不细微详尽地涉及到他们的，那么礼乐本来就已经明白通达于天下了。等到在朝廷上显现，在郊社宗庙中施行，百官有司的奉行，典章文物的修饰，固然有在上位者严格规定的，而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的功效，移风易俗的根本，则已经在事物之外潜移默化地运行了。如果不是这样，宗伯和司乐为什么都以协和万民作为功效，而在正月吉日，特别不垂示天象呢？难道感化的妙处，在于彼方而不在于此方吗？”

卿、大夫、士的总数是五百九十四人。

卿十三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四十八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二百零六人，下士二百七十二人。

周朝有六卿，兼管三〇而为九，这是关于周官卿数的定论。现在考察经文，六卿既然各自分任职事，而国家的六乡又有六个，后来的六宫则又加倍。大概周朝的卿因此共有二十四人。做卿的人如此众多，而说话的人却说六卿、九卿，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联系到六典就称为六卿，居于九室就称为九卿。然而事情本来不是数字所能穷尽的，偶尔见于六乡、六宫的不能忽略，这些都是属于六典之中的。先王任用人才的方法，难道会拘泥于数字而不寻求以成就天下的治理吗？所以卿不嫌多【○我按：此说已见于乡老下】

府、史、胥、徒、工的数量，是二千五百一十四人。

府一百零八人，史二百七十一人，胥一百九十一人，徒一千八百四十人，工一百零四人。

周朝府、史的数量，凡是府一人，而史必定是它的两倍，这是常例。只有春官的府、史，有不是这样的，有的府的人数多于史的数量，而史的数量有时等于府的人数，大略来说做史的人确实简少。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先王礼乐的器具，本来是府库收藏所应当谨慎的，而礼乐的妙处，不是文史所能记载的，所以文书调度所能达到的，大概不是制作的深意。法而不说的精微，本来在于彼方而不在于此方。那御史的史，有一百二十人，而史又居于府之上，这是变例。大概因为掌管赞书的人，不止一种。

女奚的数量是一百二十人。

女二十四人。

不命之官共有四种：守祧奄八人，男巫无数，女巫无数。凡以神士者无数。

周礼订义卷四十六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十七 宋王与之撰

夏官司马上

薛平仲说：“春官掌管礼，所以用来增厚天下的仁爱。礼不足，然后政及之。所以用来端正天下的义。仁爱用来兴起天下，使人不忍心不遵从礼；义用来制约天下，使人不敢不遵从礼。政典所以有法于夏【○郑锷说：‘夏是南方的时令，万物相见之地，在五事中属于礼。夏官掌管政，想要显示政出于礼的意思。’○贾氏说：‘夏，整顿万物。天子设立司马，共同掌管邦政，以平定诸侯，端正天下，所以说统率六师，平定邦国。’”

王昭禹说：“马是甲兵的器具，王政所重视的，所以从夏官卿一人到中士十六人，都以司马命名官职【○李景齐说：政没有比军事更大的，军旅之事，以马为急。大司马的职事，虽然不提及马，从命名官职来看，其意默寓其中。至于马质、校人、圉师之类，属于夏官的，马政的详细情况，可以覆验。】

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分派职事，作为百姓的准则。于是设立夏官司马，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邦政，以辅佐君王平定邦国。郑锷说：“注解说政就是正，是上位者用来端正下位者的。夏官唯独称为政官，司马有九法九伐的制度，所以端正那些不正的，这就可以称为政了。君王对于邦国，想要使各自得到平定，司马辅佐他以政，那么平定就容易了。然而政职用来平定邦国，治职也用来平定邦国，为什么呢？治出于大宰，就用道来平定；政掌于司马，就用政来平定。治典则在顺治之前平定，政典则在叛违之后平定。”○吕氏说：“自从夏后氏任命〇侯掌管六师，举行政典以誓众，那么邦政的掌管于司马

译由来已久了。国家的大事，哪一件不是政事？唯独军事被称为“政”，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太平无事时，将兵权寓于农耕之中，然后赋税徭役和各种事务才开始得以施行，这是政令产生的根源。天下发生变故时，出兵讨伐叛乱，国家的存亡安危都系于此，其作为政事的重要性，更不必多说了。这就是军事唯独被称为“政”的原因，统领六军而称之为“平邦国”，是君王用兵的根本防范，特别为那些不安定的邦国而设立的罢了。

译孙氏说：“不说掌管国家军事，而说掌管国家政事。政事修明，那么军队就可以不必出动。”

政官的属官，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

黄氏说：司马设置的属官与五官略有不同，小司马以下设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舆司马掌管车兵，行司马掌管步兵，军司马兼管这两者。军司马如同天官的宰夫、地官的乡师，以“军”命名官职，其职责就可以知道了。【○易氏说：鲁国在上鄍抵御晋军，舆师接受一命之服；晋国在蒲圃宴享六卿，舆尉接受一命之服。所谓“舆”，就是车兵。晋国设立三行来抵御狄人，后来晋国的中行穆子与无终及群狄在太原作战，毁弃车兵改为步兵。所谓“行”，就是步兵。成周时期军队田猎的法度，险恶之地以步兵为主，平坦之地以车兵为主，于是设立两个司马的属官，专门掌管车兵与步兵的任务，这与五官不同。】○李嘉防说：自小司马以下都不见记载其职责，难道是用兵之时由其他官员兼任，所以职责不见记载吗？还是因为兵事崇尚机密，不应当记载在书上呢？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先王不把用兵的机密昭示天下，五官治理教化、礼仪、刑事的法度没有不昭著的，唯独兵法不传给后世。《司马法》与孙武、吴起、尉缭等人的著作兼有记载，都是先王所没有的。○陈君举说：《仪礼》缺少军礼，大概《司马法》就是古代的军礼。古代有一百五十五篇，现在亡佚了一百五十篇，用现存的内容去推求，必定不是衰世权谋变诈的人所能写成的。而称它为司马穰苴的兵法，是不对的。

贾氏说：各官都说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唯独这个官职的史、胥、徒较多，是因为司马总管六军，军事崇尚严密，特别需要监察的缘故。

凡是制定军队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都由命卿担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由中大夫担任，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由下大夫担任，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由上士担任，二十五人为一两，两司马都由中士担任，五人为一伍，伍都有长。一军则设二府，六史，十胥，百徒。

薛平仲说：“《周官》序录官员的体例，不曾有序述事务的法度，只有司马所记载的制定军队编制的事务最为详细，而后官员属下的缓急轻重，才开始依次列举。难道不是因为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政典用来平定邦国的工具，其规划本来就应该早作定夺吗？自从调节民力的法度确立，民众从事军事，劳逸出入相互权衡，而力量常常有余。于是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有不容增减的定数。自从制定军队的数量确立，国家拥有军队，内外轻重相互制约，而势力可以聚合。于是天子六军，直到小国一军，有降等减杀的等级制度。军队有定制，率领军队的人，如果没有威信命令素来信服就不能施行。于是设立大的将领，而将领都由命卿担任；设立小的长官，而长官都由上士担任，有用来确定尊卑上下的意志。军队有统帅，那么文书往来，政令征召，有不可忽略的。在一军中，则设二府、六史、十胥、百徒，有用来作为文书调度的准备。列举军政的要务，没有比这四点更优先的，先王的规划，确实做到了井然有序而不混乱。观察叙述事务的法度，可以考证。”

黄氏说：凡是制定军队编制，是说有征伐行动时才制定。县师所说的接受司马的法度，来组织其民众。乡遂各自为一军，而都鄙不参与。等到制定军队编制，有时从乡中征取，有时从遂中征取，有时从都鄙征取，有时征调诸侯的兵力，所谓“及师大合军”就是这个意思。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人多则增加。○孟津之会，诸侯八百，仍然只有六师【《泰誓》：王乃大巡六师】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平时民籍充足，充其数量，如果不是天子命令讨伐，有司马的法度，不曾组建军队。鲁国组建三军，《春秋》讥讽它。侯伯专断征调诸侯的兵力，也分别隶属于他们的军队。城濮之战，楚国分为三军，陈、蔡属于右军，卫国属于左军。大概古代法度，自军将以下爵位等级与乡官相同。诸儒于是说都是六乡的官吏，这是不对的。伍、两、卒、旅、师、军，在乡中对应比、闾、族、党、州、乡；在遂中对应邻里、鄼、鄙、县、遂。遂中的爵位等级比乡低一等。邦国都鄙也有乡有遂，其爵位等级也应当有高下。等到在军中，都提升他们，使他们与六乡相等。大致军吏无论大小，都主管号令，应当使人们尊敬他们。二十五人的长官，爵位为中士，意图可见。我太祖的阶级法度，与三代暗中相合。伍都有长，不必都有爵位，由此可见不都是六乡的比长。防说众多官职卑贱，略而不提，这是不对的。五人的长官，号令范围狭小，虽然没有爵位也可以。众多不设置，则或许如此。官职卑贱略而不提，则不对。李嘉防说：先王的兵制，自五人以上必定任用命士一人为长官。到二千五百人，则任用中大夫。所以一军之中，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

译下士有二百五十人。既然士大夫和命士如此之多，所以各自珍重爱惜，不至于冒昧追求功名而伤害自己。因此古人战败只说“败绩”，不至于严重到斩首的地步。后世只以首级为贵，实在令人痛惜。伍都有长官，不称为下士，而称为长。称为长，那么功劳和罪责就都有归属了。

译薛平仲说：“军将任命为卿，由来已久了。在甘之战时，就召集了六卿。《常武》这首诗中，周王命令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顿我们的六军，都是以卿来率领军队的。经文说军将任命为卿，解说者认为是天地四时六官中的六卿。现在考察六官之中，只有司马掌管军事，其余的卿都没有参与。虽然田役、军旅之事，在六官中都有涉及，但只是作为治理事务的条目罢了。起初并不是为了担任军将。乡大夫掌管六乡的政治、教化、禁令，序官则说：‘乡大夫每乡有一位卿’，那么乡大夫也被称为卿。先王在六乡之中设立六卿，也在六军之中设立六将。无事的时候，统领一万二千五百家作为长官；有事的时候，又统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作为将帅。这六军的将领，就是六乡的卿。不仅如此，以六乡来说，从五家的比积累到一万二千五百家的乡；以六军来说，从五人的伍积累到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军，也是这样的。五家的比长，由下士担任；五人的伍，其长官也是下士，那么伍长就是以前的比长。二十五家的闾胥，由中士担任；二十五人的两，其司马也是中士，那么两司马就是以前的闾胥。百家的旅师，由上士担任；百人的卒，其长官也是上士。百家的党正为下大夫；五百人的旅师，也是下大夫。二千五百家的州长为中大夫；二千五百人的师帅，也是中大夫。那么军将的任命，就是以前的乡大夫，这是很明显的。只有乡的政教禁令平时在无事时施行，而百姓的观感很深，服从很久。一旦起兵为军，而将军又是以前的乡大夫，那么以前观感服从的人，都成为今天为节义而死、冒着危险的人了。”郑氏说：“凡是军帅，不仅仅在六官中选拔，六乡的官吏从卿以下都让他们兼任官职。说六乡的官吏兼任官职是可以的，为什么又说从六官中选拔呢？他大概没有一定的见解，哪里知道成周之时六乡六军没有不同的官员呢？”晋悼公时，魏绛担任司马，张老担任候奄，铎遏寇担任上军尉，籍偃担任司马，让他们训练士兵和战车。注解认为军将都任命为卿，还保留着先王的遗意。

我按，这种说法认为军将是乡的卿，固然如此；说命卿不是王朝的卿，恐怕不对。古代京畿的军队不出境，如果用王朝六卿兼任掌管六乡的军队，有什么妨碍呢？至于诸侯国的军队，《王制》说大国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三卿，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小国两卿，一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经文说两卿都由国君任命，注解认为是错误的，那么命卿的说法就不对了。不让命卿担任将领，想要担任将领的，都出自天子所任命的卿，以显示兵制虽然完备于诸侯国，但兵权不属于私人，这是圣人统御诸侯、防患的深意。

总论调兵

我按，天子诸侯的兵制，已在司马序官中见到。只有周朝起民为兵的制度，散见于经传，《周礼》也没有明确的说法。解说家的注解，杂见于司徒、司马，现在都归类于司马序官。说其一：小司徒、大司马所说的可任用者，每家三人、两人。其二：小司徒所说的起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其三：汉书地理志《司马法》所说的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其四：郑氏注小司徒引《司马法》，成十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

陈君举说：司马法说：“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出一匹马，三头牛，这叫匹马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一辆长毂战车，四匹马，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这叫乘马。”那么小司徒所制定的，大约是根据民数，以中等家庭计算：两家十二人，可任用的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的二十人。司马法说甸出七十五人，大概是在一甸六十四井之中，五百一十二家之内，一千二百八十人可任用的，选择七十五人准备征伐，登记在司马【○陈及之说：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天子京畿方圆千里，总共百万井，定出赋税六十四万井，兵车万乘，这就是万乘之主。一井田地，八家耕种，总计六十四万井田地，为五百一十二万夫。耕种的五百一十二万家，用这些夫家之众来供应万乘的赋税，大概是七家赋出一兵，那么甸出七十五人，也是七家赋出一兵，如司马法所言无疑。诸侯国的赋税都同这个数目】

王氏详说：“一辆战车，合计士卒七十五人，那么一卒所余的在后面。卒又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为一辆车的士卒，那么所余的五十人又在后面。车凡三卒四乘，三旅为车二十乘，三师而车百乘，三军而车五百乘，六军而车千乘。这是车人参两以相互纠联的方法。”

我按《司马法》：天子地方千里，出车万乘。现在六乡的车已及千乘，总王畿之内可具万乘。而有

译都城和边邑的封地，天子的六军由六乡出兵，所以有一千辆兵车。由此推论，诸侯的三军最多只有三万七千五百人，有兵车五百辆。《司马法》说：“所谓千乘，也是这个意思。”因此解说的人认为，五百辆兵车是由三乡出兵；一千辆兵车，是由全境出兵。

译陈君举说：《司马法》又说：十口井为一通，一通为一匹。三十家出马，出一名士，出二名徒。十通为一成。一成有一百口井，三万家，出革车百辆，士千人，徒二千人。这与前面的数字有差错的原因在于，前面说的是总体登记民兵，现在说的是征发民兵。前面说四口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现在说十口井为一通，是将零散的凑成整的，以十为单位起算罢了。田制以八家为一井起算，兵制以十人为一什起算，各自遵循其适宜的原则。前面说四丘为一甸，是六十四口井，五百一十二家，登记在司马名册的有七十五人。现在说十通为一成，增加了三十六口井，二百八十八家，那么在一成之中，一百口井八百家，征调的只有三十人。按中等家庭计算，一百口井八百家，大约丁口四千八百人，能胜任劳役的二千人，登记在司马名册的有四百余人，占当兵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征调的略多于一分，所以八百家只说三百家。轮休的常有一百家，可见周朝优待百姓到了极点。【陈及之说：《司马法》说十通为一成，也是连同土地来说的。在一成一百口井之中，去掉三分之一，只有六十四口井，成的土地与甸的土地相等。怎么证明呢？《左传》记载少康在纶地，有一成田地，有一旅民众，一旅是五百人。一成的田地是一百口井，夏朝的土地政策是三分去其二，而治理其一则可耕种，共三十三口井，每井九百亩，除去庐舍一百亩，由十六家耕种。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那么分配田地以五十亩为制度。这样三十三口井，耕种的共有五百二十八家，每家各赋一人，举其全部数目而使用，有一旅民众。由此说来，十通为一成，也是连同土地来说的。如果这样，周制在六十四口井之中，五百一十二家之内，每七家赋一人，共七十五人，所以说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定额征调随从车驾，则是十七家派遣一人，共三十人，所以说成一成百井出士十人，徒二十人。而说三百家的，大概是一人行而十家合资供给他，那么出行的三十人，而三百家受到征调。所以五百一十二家只说三百家，其余二百一十二家又留下来等待后续。这样兵籍就很完备，出行的人更少，所以能壮大国势，休养生息民力。等到后来王制败坏，于是将甸出七十五人的全部征发。晋国的成县，县方圆百里，而出革车百辆，孙子说兴师百万，日费千金，怠于道路，不能从事生产的人有七十万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养他。有人看到这一点认为这是先王的制度，那就错了】

陈君举说：周朝制度，每一辆车七十五人。现在甸出一辆长毂车而止，征调三十人，岂不是车多而人少吗？回答说：古代军队行进，凡是革车一辆，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车一辆，装载衣粮之类。其中的士卒有固守衣装五人，养马五人，砍柴打水五人，炊事人员十人，共二十五人，与正车合为百人，又准备副车作为补缺，所以车不能不多。以一同之地来说，车百辆，士三千人。每革车一辆，重车一辆，通共百人，那么三千人，共用车六十辆，剩余四五百人。现在依照《司马法》，登记的有七千五百人，征调的有三千人。如果这样有差错，为什么呢？回答说：大国三军，大概是诸侯三乡之地，每家赋一人，以凑足三军的数目，取其近地来担任，作为国家的武备。至于征调则依照《司马法》的制度。又说：古代五侯九伯专征，而诸侯都共同承担四方之事。畿内的军队不出征。查看《诗经》“文王出车”说：“我出我的车，在那牧场。从天子那里召我而来。”幽王时“大东”、“渐渐之石”，因为东边劳苦西边安逸，而有来不及朝见的感叹。再以《周官》、《司马法》参考，天子有四方之事，那么冢宰向诸侯征师说：“某国不道，在某年某日征讨它，军队到达某国。”小宰掌管其警戒器具，虎贲氏奉书用牙璋发动它。《诗经》“常武”：“王命令卿士，太师皇父，整顿我的六师。”这是冢宰。王对尹氏命令程伯休父，左右排列行列，警戒我的师旅，率领他们沿着淮水边。这是小宰警戒司马出征。程伯休父时为司马，那么畿内的军队不远征。所以刘文公平丘之会，对晋人说：“天子的老臣，请率领王赋，元戎十辆，以先启行。”到了平王东迁，以王人戍守申、甫，而《扬之水》开始讽刺它了。春秋之初，跟随王讨伐郑国，还有陈、蔡、卫的军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王人防伐屡次。《左传》未曾见王师出征，只有败绩于茅戎，王师自行出征，春秋讥讽它。到了战国时，京师更加衰弱，诸侯强大，往往还畏惧它。西周武公告诫楚国，还说：“一周当二十晋，不百韩不足以伐周。”说辞虽然或许夸大，而事情也大致可据。赧王伐秦，尚且跟随锐师，由此知道畿内的军队不用其力，尚且宽缓。

大司马的职责，掌管建立邦国的九法，以辅助天子平定邦国。

贾氏说：这九法以下都讲邦国，以施用于诸侯为主。

译○郑锷说：九法都是辅佐君王平定邦国的典章制度，然而建立州牧、设立监官，这是大宰的职责；制定礼仪、辨别位次，这是大宗伯的职责；划定王畿、分封诸侯国，这是大司徒的职责；大司马所说的“建”，只是明确其法度并布告天下。○郑康成说：平，就是成就；就是匡正。【○我按：平字在太宰的注解中已经出现过。○王昭禹说：平定邦国，使强国不能侵犯弱国，人多势众者不能欺凌寡弱者，用九伐之法来匡正那些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如作之、维之、纠之、任之、用之、安之、和之，都是如此。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然后才施行九伐之法。那么君王平定邦国，难道会立刻施加刑罚的威严吗？】

译易氏说：“意思是说，辅佐天子以统御诸侯的权力，实际上出自天子自身。”

划定王畿、分封诸侯国，以端正邦国秩序。

陈君举说：“九畿九服，是周代的制度。总之，法度所及的范围，只到六服为止。《尚书》说：‘六服的诸侯，无不承奉德行。’他们朝贡完全符合礼制的，只到五服为止。《尚书》说：‘第六年，五服的诸侯来朝见。’就是这样的。”○郑康成说：“封，是指在边界设立标志作为界限。”○郑锷说：“划定王畿、分封诸侯国，就是下文所说的侯畿、甸畿、男畿等。既然划定了九畿的区域，就在其中有的分封为五百里的公爵，有的分封为四百里的侯爵，有的分封为三百里的伯爵，有的分封为二百里或一百里的子爵和男爵。只有王畿有固定的区域，诸侯国有确定的制度，那么远近互不侵犯，大小各自相邻，邦国就可以端正了。”

设立仪制、辨别位次，以区分邦国的等级。

郑康成说：“仪，是指诸侯及众臣的仪制，辨别，是分别尊卑的位次。”○郑锷说：“设立仪制，是指从上公九命到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官室、车旗、衣服，有的以九为等级，有的以七为等级，有的以五为等级，就是这样。既然设立了九等仪制，就根据仪制确定位次，公爵一个位次，侯爵一个位次，伯爵一个位次，直到子爵、男爵同一个位次。仪制体现在装饰之间而有隆重与简略的区别，位次体现在确定之际而有高下的差异。法度已经确定，那么等级差别就明确了，名分次序就理顺了，邦国就可以区分等级了。”

举荐贤才、表彰功绩，以振兴邦国。

郑康成说：“兴，就是举荐；作，就是兴起。【○王昭禹说：作兴，就是《诗经》所说的‘遐不作人’，《尚书》所说的‘作新民’，意思相同】”○郑锷说：“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称为贤，在事业方面表现突出的称为功。贤才值得尊崇，受七命爵位者可以晋升为八命的州牧；受八命爵位者可以晋升为九命的方伯。功绩值得记录，有的增加封地，有的提升爵位。举荐贤才，那么不贤的人自然磨砺自己；表彰功绩，那么无功的人知道奋发。邦国就可以振兴。”

建立州牧、设立监国，以维系邦国。

贾氏说：“这就是大宰建立州牧，设立监国。【○林椅说：监是属长，相当于连帅】”○王昭禹说：“九州之牧，建立在上位，使他们有所统领；诸侯国的监国，设立在下位，使他们有所承接，那么万国由此相互联系，维系与《诗经》所说的用绳索捆扎的意思相同。【○郑锷说：二百一十国为一州，州有方伯，这就是州牧；天子派遣大夫作为三监，监督方伯的封国，三人这就是监；既建立了州牧，又设立了监国，大国小国，像丝线绳索一样牵连，各自相互隶属，邦国就可以维系】”

制定军制、查究禁令，以纠正邦国。

郑康成说：“诘，就是穷究治罪；纠，就是纠正。”○贾氏说：“制定军制，上文大国三军等就是。查究禁令，士师有五项禁令，天子有礼仪，诸侯也应当有。”○王昭禹说：“查究禁令，有的施行于国家，有的施行于军队，有的施行于刑罚，有的施行于誓约，根据事情来查究。【○黄氏说：军禁就是布宪，刑禁是康叔作为庶殷之长，成王命令他说：‘外事你陈述这些法度作为准则，这些殷商的刑罚有条理。’臬是法度，意思是外诸侯将刑狱案件禀报给州牧，而由州牧作为准则，使庶殷的刑罚有条理，这是查究禁令为州牧的职责。○郑锷说：不筑弯曲的堤防，不阻断粮食贸易，没有封地却不报告，不以妾为妻，这就是查究禁令。有军队来驾驭混乱，有禁令来查究违犯，那么邦国就可以纠正。○李嘉防说：有军队有禁令，应当审慎地权衡轻重来施行。禁令施行在前，军队使用在后，一定要说查究，是因为查究禁令不执行，那么就可以用兵了】”

征收贡赋、分配职事，以任用邦国。

王昭禹说：“贡，从物品来说，征收贡赋就是各自拿出所拥有的；职，从事务来说，分配职事就是各自发挥所能。征收贡赋来任用其财力，分配职事来任用其人力，这就叫做任用邦国。【○郑锷说：侯服进贡祭祀用品，甸服进贡嫔妃用品，男服进贡器物，采服进贡服饰，这就是征收贡赋。甸服每日祭祀，侯服每月祭祀，宾服每季进献，要服每年进贡，这就是分配职事。贡赋已经征收，那么土地所产不敢不缴纳；职事已经分配，那么职事所效不敢不供给。那么邦国就可以任用了】”

简选考核乡民，以使用邦国。

王昭禹说：“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大国三乡，次国二乡，小国一乡，这是安置百姓的。简，是选拔；稽，是考核。选拔他们的强弱，考核他们的多寡，然后大众就可以使用。【○林椅说：考核他们的数量而选拔可以任用的人，通过军事和田猎来检阅】所以说用来使用邦国。【○郑锷说：周王简选考核六乡的百姓作为军队，诸侯国大概也是这样，只是没有六乡。《尚书》说：鲁国有三郊三遂，既然有郊法，那么简选考核其百姓而使用是可以的。有百姓就有军队，有军队就有节制，邦国就可以使用】”○黄氏说：“邦国的户籍都在司徒，军籍都在司马。乡民是精兵，就根据户籍考核而使用他们。夏商周三代内外都有精兵，没有防备偏失的祸患，所依靠的是士兵都知道仁义礼乐的教诲，不能与他们作乱罢了。【○林椅说：简选考核的方法具备于乡遂师田的赋税，命令由司马发出，由县师执行，大概在其比联中可以考核可以任用的数量，至于车乘的政令必须丘甸合并而后卒伍才完备】”

均衡守卫、公平法则，以安定邦国。

郑锷

译说：修筑城墙、挖掘护城河，让万民承担这些任务，均衡他们的防守职责，不要使大国防守的范围狭小，小国防守的范围广阔。纠正人心，推行法度，以匡正邦国，使人们不敢有二心，从而听从天子的命令。不要让职贡，本该轻的却超过了，本该重的却达不到？这样防守就均衡，力量就不会困乏；这样法度就公平，人心就不会疑惑，邦国就可以安定。

译亲近小国以侍奉大国，从而使邦国和睦。

郑康成说：“比，就是亲近、使唤的意思。大国亲近小国，小国侍奉大国，彼此相合而和睦。”《易经·比卦》的象传说：“先王以此来建立万国，亲近诸侯。”【郑锷说：大国倚仗其强大，足以吞并小国，忘记小国的微弱，敢于倔强不服。如果大国不倚仗其强大而断绝与小国的关系，小国能尽礼来承奉大国，那么邦国就可以和睦了。】

总论

孙氏说：“天官是治理邦国的，所以称为‘治’；夏官是纠正邦国的，所以称为‘政’。司马统领六军，那么九伐之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先王把九伐之法放在最后，想要建立邦国的九种法则，为什么呢？因为九法都是政事中的大事，应当在国家闲暇时修明。九法常明，诸侯都归于康乐和睦亲善的境界，哪里还需要九伐呢？九伐只是不得已才使用的。”

用九伐之法来纠正邦国

郑锷说：诸侯有罪，轻重不一，到了用兵诛讨的时候，必须声讨其罪。《左传》说：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伐，意思是声讨其罪。贾氏说：下文“惟贼贤害民”，说伐，这里总说伐，都是指用兵加临其境。

倚仗强大欺凌弱小，就贬抑他。

郑康成说：“冯就是乘陵的意思，说不爱护小国而侵侮它。”郑锷说：“王氏本注解释‘〇’字，说是贬抑其爵位命数，削减其土地，使强者变弱，众者变寡，像人的消瘦一样，未免与下文的‘削’相似。‘〇’应当像《易经》中有‘〇灾’的‘〇’，用兵治理他，使他像遭受‘〇灾’一样，不能逃避其患难。”【李嘉防说：‘〇’的意思，是宣扬辞令以表明其恶，使他自我贬抑。】

残害贤人、祸害百姓就征伐他。

郑锷说：“伐就像伐木的伐，去除其根本，不让他再有再生的道理。贤人足以统领百姓，残害他们是不义；百姓是邦国所依赖的，祸害他们是不仁。声讨其罪而征伐，剪除夷灭他们。”

对内残暴、对外欺凌就除君另立。

郑锷说：对内残暴就是在国中作恶，对外欺凌就是肆意侮辱四邻，这样的人不可以为君，应当除掉他。就像清除土地为墠的墠。【郑康成说：坛读如同墠的墠。《王霸记》说：把他放在空旷的墠地，放在空旷的墠地以驱逐其君，改立其次贤能的人。刘执中说：坛，是临时发布禁令以诛杀他。】

田野荒芜、百姓离散就削减他的封地。

郑锷说：“王者衡量土地来制定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百姓。作为诸侯，有田野不能治理，以至于荒芜；有人民不能聚集，以至于离散，那么就不能保有他的广大。所以削减他，使他变小。就像汉朝削减诸侯王的郡县一样。”谯郡张氏说：“先王知道礼义的根本起源于农耕之际，所以在农事上常常先于天下之政。诸侯助成王祭祀臣工的诗歌，趁他们归来而告诫以农事，就是这个缘故。”先王巡视四岳，考核诸侯的善恶，其奖赏始于土地开辟、田野治理；其惩罚始于土地荒芜、田野不治。告诫诸侯的事，没有比勤于新垦和熟田更急迫的；制定诸侯的赏罚，没有比田野之政更优先的。先王的意思可以知道了。

倚仗险固不服从就进犯他。

郑康成说：“负就是倚仗的意思。险固可以依靠，作为坚固的屏障。不服就是不侍奉大国。”郑锷说：“侵，就像侵犯疆界的侵。解说者认为粗略地进攻叫侵，又说浅入叫侵，意思是略以兵加之。大概倚仗险固的人必定坐困，敌国攻险的人必定导致多杀人。用兵进犯他，使他知道险固不足以倚仗，这才是控制倚仗险固者的良策。”

残害杀害其亲人就正法他。

郑康成说：“正他，就是逮捕并治他的罪。”《王霸记》说：“正，就是杀他。”郑锷说：“正，就是正法。亲亲之道，由三推至五，由五推至九。残害杀害他们，就是不知道人伦。正，就是明确其尊卑的次序，确定其昭穆的等级，逮捕并杀他是可以的。卫侯杀害他的弟弟叔武，晋人逮捕他并押回京师，就是用正法来惩治残害亲人的罪。而仅仅用医衍毒酒之失，就违背了先王正法的法则。”

放逐或杀害其君主就残灭他。

郑康成说：“放逐，残杀。”《王霸记》说：“残灭，就是其恶行。”

违犯命令、凌驾政令就封锁他。

郑康成说：“令就是命。”《王霸记》说：“犯令，就是违命。”【郑锷说：以诸侯抗天子之命。】凌政，就是轻视政令，不遵循法度。【郑锷说：陵政，以诸侯侵天子之权。】杜之，就是堵塞，使他不得与邻国交通。

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就灭掉他。

郑康成说：“《王霸记》说：‘悖逆人伦，内外没有不同于禽兽的，不可亲近百姓，就诛灭除掉他。’《曲礼》说：‘只有禽兽无礼，所以父子共妻。’”刘执中说：“灭，就是断尽其根，使他不再生。”

总论

郑锷说：“当其兴盛时，制定为九等之名，以治理轻重的罪，其数目如此。”

李嘉会说：“九法九伐，必定说九取，阳刚而不屈。”林椅说：“邦国之事，不属之司马，就属之司寇。如九

译“法九伐、职方氏这类官职，记载在夏官中；掌客、司仪、行人这类官职，记载在秋官中，这是因为司马将要施行对邦国的政令，职司冦负责诘问邦国，无非是纠察并使之合乎规范罢了。如果上面没有政令和刑罚，即使说是实行封建制，难道能够安定且治理好吗？”

译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布施政令于邦国和都鄙，于是将政令法度悬挂于象魏，让万民观览政令。象魏在日中时悬挂，日暮时收起。

郑康成说：“在正月朔日将王政布告于天下，到了正岁，又悬挂政法之书。”

易氏说：“政令是指九法九伐之类，布告于邦国都鄙是可以的。万民有什么关系呢？圣人只有能够契合民情，使内外远近通行无阻，然后才可以谈论政令。”

于是根据九畿的户籍来施行邦国的政令。职方氏规定：方圆千里称为国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蛮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夷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镇畿，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蕃畿。

郑康成说：“畿就是界限的意思。从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界，有分限的有九等。”郑司农说：“《春秋传》说：天子一畿，列国一同。《诗·殷颂》说：邦畿千里。”王昭禹说：“九畿又称为九服，‘畿’说它有边界，‘服’说它服从王事。”郑康成说：“籍是记载礼制差等的书。”黄氏说：“政职，是司马政典所应当奉行的，其主导在于军事，所以赋税在其下。”郑锷说：“政职，是每年的常事。大宰用九贡来供给邦国的用度，那么政职的施行本源于大宰，于是让大司马根据九畿的户籍来施行它。先王的意图，认为将天下划分为九畿，记载于户籍作为典章，所以施行职事，使其奉承而不废弃，不可不让他们畏惧王朝的威严。用德行来安抚他们，所以大宰的九贡可以让他们自行到来；用威严来制服他们，所以司马的九籍可以让他们不违背。”

贾氏说：“侯，就是候，为天子伺候非常之事。”王昭禹说：“这是说抵御外敌而庇护内部。”“甸，是为天子治理田地以出赋贡。”王昭禹说：“这是说井田牧地，什伍编民。”“男，就是任，担任天子的职事。”郑锷说：“这是说在此建立子男之国。”“采，是采取美物以供给天子。”郑锷说：“天子千里之外称为采地。”“卫，是为天子卫守；蛮，就是縻，用接近夷狄的方式用政教来羁縻他们。”郑锷说：“蛮的意思就是缗，远离王国的地方羁縻就足够了。”自此以上六服，是中国的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的诸侯。这蛮服与大司徒的要服也是一样的，要，就是约束以文教；夷，是以夷狄来称呼。郑锷说：“夷的意思就是易，再远的地方应当用简易的方法来对待。”“镇，是远离中国稍远，治理必须镇守。”王昭禹说：“镇如同四镇的镇，以安镇中国为主。”称这三者，总称为蕃服，所以大行人说：九州之外称为蕃国。王昭禹说：“从侯畿到卫畿称为中国，所谓用周人的法度来划定疆界；从蛮畿到蕃畿称为四夷，所谓用戎人的法度来划定疆界。”陈君举说：“曹距离王城八百里才算是甸服，郑距离河北密县一百七十里才算是男服。曹顺流而下极其方便，郑有城北虎牢的险要，那么五服只是以方便与否为义，并非像画棋盘那样整齐划一。”王氏说：“方圆千里称为畿，就是《禹贡》所说的甸服。甸服每面五百里就是方圆千里了。其外侯畿甸畿，是《禹贡》所说的侯服。再外男畿采畿，是《禹贡》所说的绥服。再外卫畿蛮畿，是《禹贡》所说的要服。再外夷畿镇畿，是《禹贡》所说的荒服。再外蕃畿，在《禹贡》五服之外。”易氏说：“这里说外方五百里，是按‘方’来说的，不是按‘面’来说的。按‘方’来说，是每面二百五十里，两面的方为五百里。从侯畿到蕃畿总共二千五百五十里，两面相距总共四千五百里，加上王畿千里总共五千五百里。比禹增多了五百里的蕃服。然而周的蕃服虽然不列于《禹贡》九州之外，但《禹贡》九州之外或许建立五长，东渐西被，就是成周的蕃服。”的领域，是周的蕃服，其名虽然比禹增多，但土地未曾增多。陈及之说：“周九州之间，虽然方圆七千里，大概与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并提，其实诸侯封守之地，不像这样广阔。然而必须兼提夷狄，以显示当时王化所覆盖的广阔，九州之间，全都贯通利益，全都奉行正朔，朝贡与内诸侯无异，所以职方氏一并提及。有人拘泥于大行人的说法，认为九州之外称为蕃国，从要服以上，朝觐有常节，贡赋有常职，是内诸侯无疑。不知道大行人也是约略而言，并非九州之内都是诸侯，九州之外都是夷狄。以《王制》来考察，西边不到流沙，南边不到衡山，东边不到东海，北边不到常山，凡是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圆三千里，这是天子土地的实际，其中也有戎狄杂居，其中如鲁徐戎之类，这又是荆楚之地，在江汉之间，自楚以南，全是百越

译这样的地方，而衡山位于楚国的最南端，怎么会在天子的疆域之内呢？推究一边的情形，那么四周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唐氏说：先王的王畿，内层是中原地区，外层是夷狄之地，虽然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仁爱平等，但必定是亲近近处而推举远处，以至于划分为九服，要服和荒服处于最外层，为它们设定界限禁令，这种做法由来已久，目的是阻止暴乱的途径，遏制侵凌的祸患，这是自尧舜和三代以来所不曾废弃的【○我按：我的说法见于《职方氏》】

译林椅说：“司马制定军制，而建立国家的法度就完备了。因为文王推演《易经》，箕子阐明九畴，他们规划国家与军队，遵循的是同一法则。所以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的卦象和《鲁春秋》，就知道周礼存在于鲁国。况且用七万五千人跟随，无论方圆曲直锐利，都能应对敌人而不混乱，那么划分为九州，轮流作为九畿，从百里到五百里的分配适宜，没有不齐整的。那么军队，是政令所从出的。”

大凡命令征收赋税，根据土地和人民来制定：上等土地，供养的人占三分之二，其民可供役使的，每家三人；中等土地，供养的人占一半，其民可供役使的，每两家五人；下等土地，供养的人占三分之一，其民可供役使的，每家二人。

李嘉防说：“司马命令征收赋税，必定兼顾土地和粮食，说的是斟酌民力，然后才下令。所以说‘可用’的数量。黄氏说：军赋，由小司徒下令，大司马又命令小司徒掌管民事，通晓军赋。大司马掌管军队，而军赋所出的来源，不可以不知道。‘凡’字，是从乡遂直到邦国都鄙。康成只说命令邦国的赋税，是不对的。六乡也根据土地的优劣、人口的多少来授田。郑玄只说像遂一样，也是不对的。国野赋税制度不同，但百亩田地的利益必定均等。上中下等土地的优劣虽然不等，但通过易田来均衡劳力，所以每年的收入多少也不相差太大。根据百亩计算，上等土地收入虽然多，但供养的人众，所以是三分之二。中等土地供养的人少，所以是一半。下等土地供养的人更少，所以是三分之一。命令赋税必须先让百姓粮食不缺，然后才共同承担赋税，先满足他们的粮食，然后剩余的用度才取具。所以说‘如果不得已要在这三者中去掉一个，先去掉哪个？’回答说‘去掉军队’。司马主管赋税，而百姓的粮食优先，这与后世对待军队的方式不同。郑锷说：解说者认为上地、中地、下地，不是上农夫、下农夫，是用中等来寄寓说明上下的意义罢了。上地，是中地之上；中地，是中地之中；下地，是中地之下。家八口以上就授予上地，上地有田百亩，莱地五十亩，所以能供养一半的人。一人为家长，可任役的应当是两家五人。这里说上地供养的人占三分之二，已经不是八口之上的上地了。又说每家出可供役使的三人，又不是八口共出七人的数量。所以解说者说用中等来寄寓说明上下的意义，认为诸侯之国的制度是这样的。司徒说‘可任’是以力役为主，这里说‘可用’是以用兵为主。”

刘氏说：“小司徒均衡土地，核查人民，周知他们可任役的数量，大概与此相同。而说：‘凡是兴起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用其余的作为羡余。’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竭尽劳作时，司马才根据土地和人民来命令赋税，制定的是竭尽劳作其羡余于四时的田猎。或者每家三人，或者每家二人，或者两家五人，都是为了教战。伍、两、卒、旅、师、军，作为正兵的，乡遂有十五万人，而羡卒在外面，郊野都鄙的兵又在其外。没有不军制其师，师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两，两制其伍的。而大司马总领其军而卒以为用。既用田猎来练习，又用追捕来试验，驰骋时队伍没有差错，刺击时进退听从命令，因为这样可以兴起六军而施行九伐。那么每家选一人而精强可获了。军队没有缺额，作战没有败军，是因为教习的人多而使用的人少。圣人的思虑精密如此，这就是司马所以肃清诸侯而端正邦国的原因。于是趁着四时的田猎来教战。”

林椅说：“制定军制与命令赋税，本来是两件事。制定军制根据夫家的众寡来施行赏罚，命令赋税看土地的可供役使的数量。比如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通以上等土地丰年计算，役使三个月而完毕，计算可供役使的有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人。大概力征、财征，本来是两件事的缘故。曾经怀疑王畿千里，所以天子有六军；千里之地分封给公的有四个，而大国三军，这是十二军。何况小大之国参差错落而居，那么举一州的兵，不止是天子的军队的一倍，那么封建对王不利。又国家越小，而赋役越繁，那么封建对民不利。然而当时实行，后世歌颂，为什么呢？大概制定军制以任命卿，任命卿是为了简习其民。上地可供役使的，每家三人，丰年公旬用三日，是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人的赋税，可役使一万二千五百人，三个月而完毕。所以侯国的兵不自用，也不足用。五霸的强盛，如果不是得到列国的兵，就不能成就兵车的防备。至于其强盛的，也不过成师而出，其受伐的，则有尽境内之兵以应战的。这是列国的兵可以守，而不可以用来出征。所以天子说万乘，诸侯说千乘，以及三军、六军的数量，也是计算赋税而约略说的罢了。”

《周礼订义》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十八 宋 王与之 撰

中（音仲，下同）春教振旅

郑康成说：“凡是军队出征叫治兵，回来叫振旅，都是练习作战。四季各教民其中一项。春天练习振旅，兵入收众，专心于农事。王氏说：春阳用事，不是用兵的时候。郑锷说：这时兵应当收藏。”

王昭禹说：“振如同振领的振，振而整之。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