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周礼订义》卷五十九宋王与之撰

译燕朝端正其服饰与位次，是大仆的职责；出入传达君王的重要命令，也是大仆的职责。懂得这一点，就知道三朝的制度是有等级递减的。○郑锷说：小司寇是刑官的副职，理应把掌管刑罚作为首要任务。如今首先提到掌管外朝，咨询万民的政事，而所谓审理狱讼的事情，却列在后面，这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的大事没有超过咨询三事（重大国事）的吗？民众在需要被咨询的时候，由小司寇掌管引导民众并依次进见，以回答君王的询问，必定列在前面，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

译召集万民来询问意见。第一，询问国家面临危难；第二，询问国家迁都；第三，询问确立国君。

刘迎说：在这里向万民咨询，也是古代总章、衢室制度的遗意。○郑司农说：“致”是聚集，“万民”指百姓，“询”是谋议。○郑康成说：“国危”，是指有兵灾寇乱之难【○郑锷说：寇难已经逼近，国家危而不安，向百姓询问以谋求安定的计策。鲁哀公元年，吴国入侵楚国，陈怀公召集国人询问意见。○王昭禹说：就像周公讨伐叛乱那样】○郑锷说：“国迁”则都邑不得安宁，将要离开旧都迁往新都，向百姓询问迁居的利害关系，盘庚迁都于亳殷就是这样的例子。○郑康成说：“立君”，是指没有嫡长子，在庶子中选拔【○郑锷说：或者嫡长子不贤，将要立庶子，向百姓询问谁适宜做国君，如鲁隐公四年卫国人拥立晋就是这样的例子。○王昭禹说：就像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那样】○刘执中说：这三者是国家的重大政务，都要顺应民心去做，所以小司寇掌管外朝政务，召集万民来询问他们，依靠的是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而三公作为他们的师长，以六卿作为统帅，配备六卿的官员而百官职责得以施行，谨慎推行六乡的教育而三物得以修明，举行大比的礼仪而贤能之士得以选拔，周代召集万民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遇到重大政务、重大疑难、重大谋略就必定向百姓咨询，这样才能辅助君王的意志并决断君王的谋略【○李氏说：让平民百姓能够与公卿并列于王朝之上，也足以看出古代盛世，公道大明而下面的民情能够上达】

他们的位次，君王面向南【许亮反】，三公及州长【丁丈反】、百姓面向北，群臣面向西，群吏面向东。

王氏说：三公、乡老，上文提到三公，中篇提到州长，下篇提到百姓，那么六乡都在其中了。上文说万民，下篇说百姓，是互相补充的【○愚案：百姓是从族姓角度说的，万民是从人众角度说的】

郑锷说：咨询民意，以民为主。三公回答君王而面向北，这是常礼。现在乡中的州长与百姓都面向北，是因为他们得以回答君王；群臣、卿大夫等在西边而面向西，群吏、府史、胥徒等在东边而面向东，则是左右辅助罢了。从王公以下，府史都在场，而君王所咨询的是百姓。百姓本不在朝廷有职位，等到咨询时，得以在这里面向北，可见百姓尊贵【○薛氏说：州长、百姓地位非常卑微，与三公并列于北面，这是为什么呢？教育官员的序列，乡老每两乡设一公，六乡则设三公。在乡中尊崇他们，他们的言行不被事务所累，所以称为“老”。当任用贤能选拔人才时，三公出任乡老，率领六乡的众庶以宾客之礼举荐他们。如果乡老及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官吏和众庶以礼迎接宾客，就是这种情况。当审理狱讼决断案件时，乡老入朝为三公，率领六乡的众庶来咨询。如小司寇、朝士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率领群吏众庶举荐贤能，即《王制》所说的“爵人于朝，与众共之”；率领州长众庶决断狱讼，即《王制》所说的“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州长众庶也不得不跟随在三公之后】郑康成说：那些孤卿没有出现，是因为孤卿跟随群臣、卿大夫在公的后边【○贾氏说：查考射人及司士的记载，孤卿在西边面向东，这里说在东边面向西，是跟随群臣的位次，因为孤卿没有像宾客那样尊贵的职位，应当在西边。这三询的朝会，是朝士所掌管的位次。朝士篇说：左边有九棘，孤、卿、大夫位列于此。所以知道孤卿跟随群臣的位次】

小司寇作为傧相【兵刃反】按次序引导他们前进，然后询问意见。

郑康成说：“摈”是指作揖让他们上前。○王氏详说：“司士掌管治朝，傧相由司士担任，所谓‘司士为傧’就是这样。大仆掌管燕朝，傧相由大仆担任，所谓‘王视燕朝掌傧相’就是这样。只有朝士掌管外朝，不为傧相，而由小司寇担任傧相，大概是因为这不是常规的朝会，而是咨询万民罢了。万民来到天子的庭院，不熟悉朝仪是必然的。朝士既然掌管他们的位次，又率领他的属员用鞭子呼喊催促并纠正秩序，用来禁止他们错乱站立和聚众私语，哪有空闲来做傧相呢？这就是小司寇担任傧相的原因。然而司士、大仆以下的大夫担任治朝、燕朝的傧相，小司寇以中大夫的身份反而担任外朝的傧相，又由此可见周代的傧相多由地位尊贵的人担任。古人重视傧相之官，介次之。傧就是相，入内诏告礼仪则称为相，外出接待宾客则称为傧。况且朝觐、会同，大宗伯担任上相，而肆师不过辅助傧相罢了。诸侯入朝、郊劳、视察馆舍、赠送礼物，也是大宗伯担任上傧，而小行人不过担任承傧罢了。小行人与肆师都是下大夫，尚且担任辅助傧相与承傧，为什么唯独对小司寇在外朝担任傧相表示怀疑呢？”

用众人的意见来辅助君王的意志并决断谋略

郑锷说：凡是重大事务，君王的意志固然应当先有所打算，谋略也应当有所指向。之所以咨询百姓，大概是咨询众人的言论，用众人的见识来辅助我的意志，然后综合众人的见识来决断谋略。意志先确定，只是取众人的言论来辅助决断罢了【○黄氏说：朕的意志先确定，虽然如此，观望风向以防患是应当警惕的。所以虚心而后明理产生，恭敬而后贤能产生。《康诰》说：不要用来辅助你。郑氏认为辅助意志是尊重王者的贤明，这种说法很好】○王氏说

译以王的心志为主导，并用众人的力量来辅佐；以众人的谋划为参考，并将弊端呈现给王。

译依据五刑来审理万民的狱讼，将罪行附属于相应的刑罚，运用情理去讯问他们。等到满十天，才做出判决。宣读判决书后，再施用刑罚。

王昭禹说：五刑是司刑官所掌管的，即所谓的墨刑、劓刑、宫刑、刖刑、死刑。郑锷说：刑罚止于五种，而狱讼案件却不只一种，那些案件虽然繁多，但我们审理它们的方法，不可以超出五刑的范围，只有用这五刑来审理，才能听取他们的供词。黄氏说：都在朝廷上审理，乡士以下官员所说的由司寇审理，就是指这个。郑康成说：附，就是附着的意思，古本“附”字写作“付”，讯，就是言语。郑锷说：听了他们的供词，知道他们的罪行所依附的刑罚等级，可以附属于某类刑罚，又担心他们虽然认罪但事情未必确实，所以又用我们的情理去讯问他们，以情理推测情理，或许可以探得他们的真情。《王制》说：一旦判决成立就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尽心竭力。关于运用情理的话，可以看出君子尽心的意思了。讯问已经得到实情，又等到满十天才判决，判决时先宣读审讯的文书，让囚犯听到，知道他们所犯罪行的实情，然后才施用刑罚。等到满十天，是因为我们思考得审慎；宣读文书，是因为让他们知道详情。郑司农说：宣读判决书后施用刑罚，就像现在审讯完毕，才进行论处。刘氏说：把判决罪行的文书读给囚犯听，审慎而没有变化，才施用刑罚。至于成王告诫康叔，说等到十天再判决重囚，大概是以十天为常规，这是一定的常法。成王让他们等到十天，也只是告诫得恳切罢了。

凡是受封命的男子和女子，不亲自坐在法庭上受审。凡是王的同族有罪，不在闹市执行死刑。郑康成说：“这是为了治理狱讼的官吏，防止他们冒犯尊贵的人，亲自坐堂也不亲自审理，而是让他们的属官或子弟代劳。”《丧服传》说：“命夫，就是男子中担任大夫的人；命妇，就是妇人中担任大夫之妻的人。”《春秋传》说：“卫侯与元咺诉讼，宁武子作为辅佐，衿庄子作为坐官，士荣作为大士。”郑锷说：“狱讼的人，必定要当面辩明曲直，这是常理。命夫命妇不亲自坐堂，让左右的人代替，这是尊重他们。有罪的人杀在闹市，与众人共同抛弃他，这也是常理。王的同姓就不杀在闹市，这是亲近他们。”《礼记》说：“公族有罪，在隐蔽的地方行刑，不与国人一起考虑兄弟的事。”甸师氏说：“王的同姓有罪，就在那里执行死刑，这是对的。”一方面是为了责备廉耻，一方面是为了重视国家体统。既然我们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敢依仗亲属关系和尊贵地位而触犯禁令、扰乱法纪吗？

依据五声来审理狱讼，探求民情。

郑锷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何况在狱讼的时候，哪里肯吐露真情呢？依据五声来审理，这就是探求真情的方法。这五种方法，都以言辞为主，所以都称为“听”。

一是辞听，二是色听，三是气听，四是耳听，五是目听。项氏说：“心是形体的主宰；言辞是心的声音。声音发于内，不能掩盖于外。言辞真实，那么神色安定，气息舒缓，耳目不乱；言辞虚伪，那么神色改变，气息衰竭，耳目都迷惑。以此来审理，人怎么能隐藏呢？”这五种方法虽然不同，但都要通过言辞才能显现。郑康成说：辞听，观察他说话不直率就会烦乱。

王昭禹说：听他的言辞，进而观察他的神色。因为神色显露在脸上，是心的表现。那些耸肩谄笑的人，内心有愧，神色就会羞愧，那么观察他的神色，本来就足以探得他的心了。郑康成说：观察他的脸色，不直率就会羞愧。以观察神色为不够，又观察他的气息。因为气息充盈于身体，是心的运作。那些行为内心不安的人，气息就会虚弱，那么观察他的气息，也足以探得他的心了。郑康成说：观察他的气息，不直率就会喘息。耳目是心的枢纽。心的真假寄托在耳目的视听之间，观察他的视听，也足以探得他的心了。郑锷说：内心不直率，耳朵听到的必定疑惑而不定，眼睛看到的必定昏乱而失真。郑康成说：听不直率就会迷惑，看不直率就会昏花。黄氏说：郑康成认为说话不直率就会烦乱，下面的说法也是如此，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强、怯、柔、很、明、闇、戆、狡这五种表现，都足以从中知晓。都称为“听”，就像用声音来参验一样。所以说：依据五声审理狱讼，探求民情。这在事状之外，能言与不能言，情是显露还是隐伏，都在这里探求。这不是有司的职责，所以在朝廷上审理，将要施行刺、宥等议罪。

依据八辟将邦法附着于刑罚。

郑康成说：“丽，就是附着。”《易经》说：“日月附着于天空。”黄氏说：“附着于邦法，是将原本的罪行附着于邦法来议论，应当宽宥、应当刺、应当轻判、应当重判，明确在刑罚所应当施行的地方，议论也不是常法。”郑锷说：“先王制定刑罚，一定不变。有罪的人必定附着于刑书，而犯刑的人有的不可以施加刑罚，像这八种情况，与众人议论，以示极度的公正，是可以的。这就是有八辟议论的原因。八辟用来对待八议的人，等到议论确定，已经附着于邦法，再附着于刑罚，这是说没有一定的制度。辟，就是法。不称为法而称为辟，是因为制定法称为辟。八辟大概接近于法而未附着于法，从此以后才制定罢了。”

一是议论亲属的辟。

郑锷说：亲属，是王的族人。有罪可以行刑了，然而行刑

译如果这样做，就会伤害亲爱亲属的恩情【○郑司农说：就像现在宗室成员犯罪，需要先请示皇帝一样】

译二曰议故之辟

郑锷说：“故，是指君王的故旧。这些人有罪应当受刑，但如果施以刑罚，就会失去与故旧的情谊。”

三曰议贤之辟

郑康成说：“贤，是指有德行的人。”○郑锷说：“罪行固然应当受刑，但如果施以刑罚，那么这个人就是乡大夫所举荐的贤才【○郑司农说：“就像现在廉洁的官吏有罪需要先请示一样”】

四曰议能之辟

郑康成说：“能，是指有道艺才能的人。”《春秋传》说：“谋划而很少过错，施惠教诲不知疲倦，叔向具备这些品质，他是国家的支柱，尚且要宽恕他十代，以此来鼓励有才能的人。”○郑锷说：“罪行固然应当受刑，但如果施以刑罚，那么这个人就是乡大夫所举荐的能人。”

五曰议功之辟

郑康成说：“是指有大功勋、建立功业的人。”○郑锷说：“凡是司勋官所记载的六类功臣，如果对他们施以刑罚，就无法报答他们的功劳。”

六曰议贵之辟

贾氏说：周代大夫以上的人都是尊贵者【○郑司农说：就像现在佩带墨绶的官吏有罪需要先请示一样】○郑锷说：凡是有爵位的人，如果对他们施以刑罚，就无法尊崇他们的贵位。

七曰议勤之辟

郑锷说：“为王事勤劳的人，如果对他们施以刑罚，就是忘记了他们的辛劳。”

八曰议賔之辟

郑康成说：賔是指不称臣的人，即三恪和二代的后裔【○王昭禹说：賔是指四方的宾客】○郑锷说：如果对他们施以刑罚，就无法尊崇三代之后裔。○贾氏说：从议勤以上这七类，虽然以天子为主，诸侯也有这种情况。只有第八类议賔，是专门针对天子而言的。

总论

刘执中说：“议亲，是教导天下人爱护自己的亲人；议故，是教导天下人厚待自己的故旧；议贤，是教导天下人仰慕贤德；议能，是教导天下人磨砺才能；议功，是教导天下人勉励建功；议勤，是教导天下人劝勉勤劳；议贵，是教导天下人忠于君主；议賔，是教导天下人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不抛弃先王的德行。这八项，是天下的重大教化。这并不是天子偏私亲故而扰乱法度，而是要通过实行这些原则来教化天下，使百姓行事合乎中道。人伦之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孟子认为舜做天子，皋陶做士，如果瞽瞍杀人，皋陶就会逮捕他而不禁止。舜抛弃天下终身隐居，这哪里懂得如何教化天下人爱护亲人呢【○王氏说：“称为议，那么刑罚诛杀还是赦免宽恕都还没有确定。然而因为皋陶做士，瞽瞍杀人，舜不敢赦免，由此可知他进行了审议”】

我按：皋陶以公心坚守天下的法律，舜以私情伸张人子的孝情，彼此轻重，各得其宜。如果像王氏那样认为法律不可因私欲而动摇，那是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刘氏认为应当因亲故而宽恕，又几乎陷入任情废法的境地。他们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王族有罪，不免于刑罚，这是法；在甸师处行刑，不与众人相同，这是情。后世对待宗族的恩义淡薄，甚至杀人反而不加罪，这是未曾用自己的恩义来厚待亲人，只是用他人的性命来偏私亲人罢了。这违背先王的情与法太严重了。

用三刺来断决庶民狱讼的适中判决。

郑锷说：“狱讼的情理，所担心的是不能得到适中。如果已经得到了适中，从而断决它，有什么不可以呢？圣人还不确定这是否真的适中，又设立了三次讯问的方法，来探取众人的意见。如果确实认为适中，然后才断决它。凡是说刺，有两种含义：一是探取，二是杀。如《春秋》中刺公子偃的刺，就是杀的意思。这里说三刺，就有探取的含义。探取臣民的意见，都认为可以杀，然后断决适中而杀之，这就是所谓的国人杀之。”○王昭禹说：“中，是指事实的记录与天府，称为治中；告天称为升中，意思相同。”○贾氏说：“庶民以上都应当有刺，直接说庶民，是因为贱者尚且要刺，那么以上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一曰，讯问群臣；二曰，讯问群吏；三曰，讯问万民。听取民众所刺取的意见，宽恕以施行上服、下服的刑罚。

郑锷说：人的深情，不可凭空揣度，想要探取他们的意见，必须先设辞来讯问，所以三刺之法就有三讯。讯，就是问【○郑康成说：讯，就是言】问他们以探取他们的意见罢了。或者问于公卿大夫的群臣，或者问于府史胥徒的群吏，或者问于比闾族党的万民，而特别听取民众所刺取所宽恕的意见，然后施行刑罚，为什么呢？我私下认为这是因为所要断决的是庶民狱讼的适中判决。虽然讯问官吏，但实际上以民为主，而讯问官吏，是因为他们能通达万民的情意并上报给上面【○黄氏说：义理难以穷尽，群臣知道，所以惯例可用；群吏知道，人情隐伏，万民知道，希望他们不都认为可以杀，那么也不敢轻易杀】民众认为可以刺，就应当施行上服的刑罚；民众认为可以宽恕，就应当施行下服的刑罚。关于上服的说法，先儒认为上服是劓墨施于面部的刑罚；下服是宫刖施于下体的刑罚。然而书中说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是指上服服上刑，下服服下刑。《吕刑》说：上刑如果适合轻罪，就服下刑；下刑如果适合重罪，就服上刑。上服，如果认为墨劓施于面部为上服，宫刖施于下体为下服，那么《吕刑》所说的适轻适重，与五刑有服的说法就失去作用了

译我按：对于是否处死的判决，不敢独自决断，而是经过三次讯问。这一定是罪行极大、恶贯满盈，或者量刑轻重关乎社会教化。民众是信服还是不服，关系到人心向背。虽然已经触犯刑律，但必须经过三次讯问之后才做判决。如果民众认为可以处死，就执行死刑，这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民众认为可以宽恕，也并非完全赦免，只是执行较轻的刑罚，比死刑要轻罢了。

译黄氏说：“小司寇先进行审讯，接着咨询外朝的政治；现在进行审讯，接着商议刑狱的次序。大司寇不仅仅宽恕。圜土聚集教化，于是赦免他们；小司寇上服、下服，仍然施加刑罚。在这里可以看出任命官员、制定职掌的意图。”

等到大规模统计人口登记民数，从长牙以上登记到天府，内史负责防备，冢宰作为副手，用来制定国家的用度。

王昭禹说：经过三年的长久时间，百姓的生死增减也已经很多了，所以等到大规模统计时登记民数。○郑康成说：人长牙身体才完备，说的是男子八个月长牙，女子七个月长牙。○易氏说：王之所以为王，在于得到百姓罢了，所以从长牙以上都登记在版籍上，想要周全地知道他们的数目。○王氏详说：天府以天命名，尊贵到了极点。贤能者的文书登记在这里，盟约的文书登记在这里，狱讼的文书登记在这里，民数的文书登记在这里。王之所以重视这些事，但天府说：祭祀天的司民司禄而进献民数谷数，就接受并收藏它们。司禄的官职空缺了，必定知道谷数也登记在这里，作为司禄所掌管的是当然的。文书所收藏，有不登记副本的，是民数。不止一个官职，登记副本的，是盟约。把文书登记到天府，其重视程度是一样的。起初不可以用是否登记副本以及所登记副本数量的多少来衡量轻重，只看那件事所施行的情况罢了。○易氏说：考察司民登记万民的数目，等到大规模统计时告诉司寇，这是司寇从司民那里接受民数，在孟冬祭祀司民星的时候，才进献给王，王拜受，登记到天府。刑官对民数如此重视。冢宰在司会登记民数之后，又替它做副本而制定国家用度。大概古时候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冢宰用三十年通盘制定国家用度，而大规模统计时制定国家用度，实在是为了三十年盈亏敛散的储备。内史在这里做副本，是因为他所掌管的是会计的文书；司防在这里做副本，是因为他所掌管的是防计的事务。两个官职地位低而列在前面，冢宰地位高而继在后面，不是统领百官的职责而统领其成果吗？由此看来，百姓的盛衰关系到刑罚，所以司寇在地官大规模统计时登记民数；财富的丰耗由于百姓，所以冢宰在刑官登记民数之后制定国家用度。多个官职联合办事而共同治理，都是为了重视百姓。【○陈及之说：必定知道民数，就可以制定国家用度，为什么呢？大概先王时代，士农工商四者不可缺一，而农业为重，以三分率之，农业占三分之二，那么谷粟才可以供给。不然，工商与农业各占一半，那么田野有荒废的土地，谷粟稀少匮乏，那么四民都受害了。因此王者的制度，农民必定占三分之二。用九职任用百姓，凡是培育草木的，制作山泽材料的，饲养鸟兽的，转化八种材料的，流通货贿的，收敛防材的，转化治丝枲的，转移执事的，常不超过农民的三分之一。而廪人每年根据年成上下计算邦国用度，每月以三鬴为标准。司民进献民数，廪人进献谷数，大史记录它，司会汇总它。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以此来制定国家用度，即使有水旱灾害，百姓也没有饥色。因为民数、谷数早已确定。管仲制定齐国的政令，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是三分而率一。他熟悉民政啊】

我按：古时候只计算民数，就知道国家赋税；后世名目既多，不可以只用民数计算。

小祭祀进献犬牲

郑康成说：“奉就是进献。”○王昭禹说：“大司寇大祭祀进献犬牲，所以小司寇小祭祀进献犬牲。”○郑锷说：“职分有尊卑。”

凡是禋祀五帝，装满镬水，放入亨鼎，也这样。

刘执中说：“装满镬水用来洗涤牺牲，放入亨鼎用来煮牺牲。”○郑锷说：“禋祀五帝，命令装满镬水，把牺牲放入镬中煮，也这样。大概只有清与洁，然后才可以侍奉上帝。而用刑的官，能在狱讼的言辞上清明，所以足以符合上帝的心意。镬中装满水，是卑者的职分，却让司寇主持。这镬，这水，必定清洁，才可以祭祀上帝。做刑官的，难道可以污秽而不清洁吗？”

大宾客在王前面开路

郑司农说：“小司寇为王开路，清除奸人，像现在的执金吾，下到令尉奉引。”○贾氏说：“为王开路，也说在宫中飨燕、在寝及庙的时候。”○王昭禹说：“大司寇凡朝觐防同在王前面，小司寇大宾客在王前面开路，那么不只是在王前面，又为王开路。”

后世子的丧礼也这样

贾氏说：“后世子的丧礼，应当朝庙的时候，王出入也为王开路。”

小军队临视杀戮

郑康成说：“小师，王不亲自出动的军队。”○王昭禹说：“大司寇，大军旅临视杀戮，所以小司寇小军队临视杀戮。”

凡是国家大事让他的属官清道

郑康成说：属士师以下。○贾氏说：国家大事，就是士师说的，诸侯为宾客就是这样。○王昭禹说：大司寇凡邦国大事，让他的属官清道，所以小司寇凡国

译这是国家的大事，派遣他的属吏清道戒严。说到“邦”，则包括通邑和大都；说到“国”，则主要指国都之中罢了。

译孟冬时节祭祀司民之神，将人口数量献给君王。君王拜受之后，以此规划国家用度，并据此增减开支。

郑锷说：轩辕星的角上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灵实际上主宰着民众。解说者认为春官负责祭祀。然而春官天府只是接收人口数目罢了。司民之官，是说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之日，献上人口数目，那么司民的祭祀，正是司寇所主管的，这就很明白了。先王认为人口的增减，必定有神灵主宰，所以每年孟冬万物成熟之时，让司寇祭祀。也是因为刑罚是用来驾驭民众的，而民众的多少都源于刑罚的繁简。司民祭祀完毕，就将人口数目献给君王，表明他们奉行天命来施用刑罚，而刑罚不至于残害民众，所以人口的生成数目如此。君王拜受并以此规划国家用度，那么就从人口的增减知道赋税的丰歉，由此而增减所用的物资【○郑康成说：进退就是增减的意思】民众多赋税充足就增加开支以完备礼仪，民众少赋税匮乏就减少开支以简化礼仪。上文说“以制国用”，这里说“以图国用”，制定有无的是官吏的职责，谋划则是关乎天下的大计，这是君王的权柄，所以在君王拜受之后才说【○扬氏说：冢宰虽然制定国家用度，但增减的权力却在君王手中】

年终时，命令众士统计狱讼案件，将记录上报天府。

贾氏说：众士指乡士、遂士以下的人。○王昭禹说：计狱，是统计案件的多寡数目；弊讼，是审察案情并加以判决，因为其中有疑难。统计并非不审断，审断也并非不统计，只是各有其应当做的事罢了。○王氏说：中，是狱讼案卷中的记录，指记载事实的文书。○郑锷说：天府的职责，是掌管接收案卷。上报天府，就极其珍贵，又以此显示符合天心的意义。

正月，率领其下属观看刑具。摇着木铎宣告说：“不遵守法律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命令众士。

李嘉会说：“刑具已经展示，木铎已经宣告，众士仍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不遵守法律的，这是常刑所不能宽恕的。”○王昭禹说：“命令众士，就是命令士师、乡士以下的人，让他们领受法律，与小宰率领其下属观看治象的意思相同。”○郑锷说：“六十个下属算是众多了，所观看以效法的，在于我们的众士。让近处的众士能够遵循法律不越轨，那么那些远处在外的人，难道会不畏惧刑罚吗？所以先说率领下属，再说命令众士。”

于是向四方宣布宪令、刑罚和禁令。

郑康成说：“宣，是普遍的意思。”○王昭禹说：“向四方宣布，就不止是一个国家。”○郑康成说：“宪，是表明的意思，指悬挂出来。”刑禁，是士师的五种禁令。林椅说：“刑罚是用来施行法律的，所以颁布法律、展示法律，司寇最为完备。”

于是命令其下属入朝汇报，于是呈报事务。

项氏说：“于是命令其下属，不只是众士，凡是秋官的下属都入朝汇报【○李嘉会说：入会，是汇总一年狱讼多寡的数目】于是命令他们呈报给君王。○易氏说：“王氏认为其他官员在年终入朝汇报，唯独司寇在正月入朝，是为了谨慎开始，这是不对的。”乃，是承接前事的词。命令众士，于是向四方宣布，以年终为期而至。大宰接收汇报的时候，于是命令其下属入朝汇报，于是呈报事务。这是为了记录小司寇一职的终结。

周礼订义卷五十九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六十 宋 王与之 撰

士师，下大夫四人。

郑锷说：虞舜任命皋陶作士，从此刑官被称为士。士，是察明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够明察。士师，又是众士所效法的表率，所以官名叫做师。柳下惠曾任士师。○李嘉会说：士师以下不叫寇而叫士，是因为各自专掌刑罚的职责，审理狱讼、判定罪行，都希望恰当，所以叫士。自古以来掌管刑罚的官员叫士。○薛平仲说：事情固然有过于明察的弊病，唯独刑罚贵在更加明察，这就是士师作为司寇的考核标准，又用来教导众士必须明察的原因。因此从国都内的乡，延伸到四郊的遂，从遂延伸到公邑的县，从县延伸到四方之都家，再延伸到四方之邦国，各地都设置官员，这些官员都叫士。凡是内外有狱讼的，都不是地方治理所能专断的，而一律归王国之士管理，并汇总到朝廷听审。士之外，朝中的君王与公卿大夫在上议论，群吏与卑贱的民众在下参与，刑罚就这样确定了。

士师的职责，掌管国家五种禁令的法律，以辅助刑罚。

王昭禹说：禁令体现仁，刑罚体现义。禁令不能制止而仍然违犯，然后才施加刑罚。○郑康成说：左右，是辅助的意思。辅助刑罚，就是辅助禁止民众做坏事【○郑锷说：刑罚施行于已经做坏事之后，先王的意思希望人们不犯法，所以用五种禁令的法律，在坏事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这就是辅助刑罚的原因。人的身体有手足，左以辅助，右以佑助，那么身体就没有做不到的了。五种禁令辅助刑罚，大概也是这样】○易氏说：古代有五种刑罚，没有五种罚。五罚从周穆王开始。古代所谓的罚，是较轻的刑罚。舜用象刑来规范常刑，那么常刑就是重的。因为常刑为重，所以用五流的法律宽宥它，还觉得重，又设立三等较轻的刑罚：

译说用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扑刑作为教育的刑罚，用罚金作为赎罪的刑罚。赎刑就是后世所说的罚款，而它的轻重程度又位于三种轻刑之下。到了周朝设立刑官的职位，起初并没有五种罚款的法令，而《司圜》篇所说的“惩罚人不损害其财产”，由此可知舜时的赎刑就是这里所说的损害财产，其刑罚之轻也就非常明显了。考察《士师》篇，那么成王、周公的心意，不只是希望没有刑罚，也希望没有罚款，所以在刑罚的左右方面设有五种禁令，在刑罚的前后方面设有五种告诫，大抵就是依靠这些罢了。后世人情日益淡薄，而触犯法律的人越来越多，穆王于是制定五刑的法令，来削减五刑原有的旧制。司刑所掌管五刑的种类共二千五百条，而穆王的三千条以枚数计算，虽然比前代有所增加，然而墨刑和劓刑各增加了五百条，都是轻刑。宫刑减少了二百条，死刑减少了三百条，都是重刑。只是因为禁令和告诫没有建立，而在刑罚的左右前后方面缺乏方法，观察其具体条目，哀怜矜恤的心意固然可以看出，观察其总体情况，文辞胜过风俗弊端的弊端也可以推知了。

译第一是宫禁，第二是官禁，第三是国禁，第四是野禁，第五是军禁。郑康成说：“宫，是指王宫【○郑锷说：就是阍人所说的‘不得入宫’那样。○刘执中说：乡刑纠正孝道，根本在于家庭，所以称为宫禁，这是乡刑的禁令】官，是指官府【○郑锷说：就是没有缘故不得擅自进入那样】国，是指城内【○郑锷说：就是进入国都就要询问禁令那样】○郑锷说：野禁，就是现在的田律，野外中的禁令；军禁，就是喧哗吵闹、夜间行走，军队中的禁令。这五种禁令在经书中有所记载，现在的刑统律令就是这一类。大司寇有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称为五刑，这里称为五禁。大概士师揭示五种禁令，禁止而不听从，以至于触犯刑罚，那么大司寇就用刑罚对待他们，实际上是互为表里。有人说这里有宫禁，大司寇为什么没有宫刑？我私下认为小宰掌管邦国的宫刑，那么王宫的事务，由天官掌管，不是大司寇所能干预的。

都用木铎在朝廷上巡行宣告，书写下来悬挂在里巷的门上。

贾氏说：《尔雅》说‘巷门叫做闾’，那么悬挂在处处巷门让百姓知道。○郑锷说：用木铎在朝廷上巡行宣告，是用来给尊贵的人看；书写下来悬挂在里巷的门上，是用来给卑贱的人看。贵贱都知道，禁令刑罚就将搁置而不用了。

用五种告诫先后施行，刑罚不要使百姓触犯罪过。

王昭禹说：禁止使不要做，施行在事情发生之前；告诫督促其懈怠疏忽，施行在做事的时候【○李嘉防说：禁止是想要他们畏惧收敛而不去做，告诫是想要他们防备谨慎而知道避开】○郑锷说：五禁称为左右，五戒称为先后。五禁就写在书上用文字展示，五戒就通过口头用言语告知。以刑罚为正，而五禁在左右辅助；以刑罚为中，而五戒在前后引导。左右是说它的佐助，先后是说它的诱导。先王不想要百姓触犯刑罚，既书写出来让他们观看，又谆谆告诫。先是指在未犯之前，已有教导；后是指在已犯之后，再有惩罚。或先或后，叮咛恳切，不想要使百姓触犯罪过【○王氏说：先后施行，就像《盘庚》上篇用告诫在先，就像《盘庚》下篇用告诫在后。○刘氏说：在蛊卦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在巽卦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那五戒，是在事情发生前告诫，使不触犯刑罚】

第一是誓，用于军旅；第二是诰，用于诸侯会盟；第三是禁，用于田猎役事；第四是纠，用于国都之中；第五是宪，用于都鄙。

郑锷说：用兵，然后才有誓。誓，是用言语折服，使断然必定守信。《汤誓》、《泰誓》，作于用兵之时，就是这样。诸侯全部会盟，王将有作为，就作成文诰的言辞，来告诫他们，使他们知道其中的缘故。《大诰》，作于洛邑四方和会之时，就是这样。田猎行役，兵众聚集，有人放肆行事，就残害天物，所以它的告诫称为禁。城邑之中，奸盗得以并存，不加以纠察，就不知道，所以它的告诫称为纠【○王昭禹说：就像刑典中的纠察万民】都鄙不出王畿的范围，它所应当实行的，都视王朝为法则，所以它的告诫称为宪。是说应当效法王朝的宪章。虽然如此，这是特别而言。如果通而言之，宪、纠、禁无所不用，就像小宰说‘凡宫中的纠禁宪禁于王宫’之类就是这样。誓、诰在书中可见，而这三者则久而无传。名称虽然不同，用来告诫百姓则是一样的，所以总称为五戒【○王昭禹说：誓所使用的，不只是军旅，而以军旅为主，祭祀、田猎役事之类都有誓。禁所使用的，不只是田猎役事，而以田猎役事为主，宫中、官府都有禁。以此推之，那么诰、纠、宪，也是这样罢了】

掌管乡合州党族闾比的联结，以及百姓的什伍编制，使他们互相安定互相接纳，以办理追胥之事，以施行刑罚庆赏。

郑康成说：乡合，是乡所合的。○王昭禹说：六乡之内，比其居则有州党族闾；比其民则有什伍。合州党族闾比，是以比合比；以闾合闾，所以联结其居所。合其人民的什伍，是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联结其人。联结比其居所，什伍其人，是乡官的事务，而士师又掌管它，使他们互相安定互相接纳的缘故【○王氏详説说：大司徒族师比长，只说相受，未曾有相安的文字。这里士师掌管乡合州党族闾的联结，而说相安，正是所谓诛杀乱民以安定百姓，这就是刑官的考量】○易氏说：人有罪过未触犯法律，而危害州里的，赶走他那么不善的人远离，而善的人得以互相安定。上罪服劳役一年，以至下罪服劳役三个月，任于州里的赦免他，那么不善的人反而回来，善的人得以互相接纳。相安相受，是与众人同欲。与众人同欲，就与众人同恶。以办理追胥之事【○刘执中说：追袭寇盗，就像春秋时追戎于济西，胥伺，相聚夜宿以伺察盗贼的意思。○贾氏说：以比追胥，以比什伍使任追胥二

译在乡里事务中，人们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这其中有利的一面存在。通过施行刑罚与庆赏，奖赏一人而众人受到同样的激励，惩罚一人而众人受到同样的警戒，这其中有道义的一面存在【○王昭禹说：废弛职事的人施加刑罚，有功绩的人施加庆赏】。这就是士师掌管乡里、辅助六乡教化工作的原因。○郑锷说：这些原本都是小司徒和族师的职责，现在却让士师来掌管，大概是因为司徒的属官专门处理行政事务，而刑官的属官则用刑罚来辅助教化，先用教化来诱导百姓，后用刑罚来鞭策百姓，这样百姓就知道有所畏惧，六乡的政教也就成功了。

译李嘉防说：“士师所联合并使用的，也只是追缉逃犯、执行刑罚、奖赏庆贺这类事情。如果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就应当由司徒、司马来承担。所谓‘相安相受’，是让百姓知道联合编组的好处，在于各位刑官自然能够互相安定、互相保全，如果不这样，刑官就可以责罚他们了。”

掌管官府内部的政令。

刘执中说：“官中政令，是指秋官下属所执行的政令。”郑锷说：“上文说掌管乡、州、党、族、闾、比的联合编组，恐怕有侵犯其他官职职权之嫌，以为这是司徒的官府，而政令都出自那里，所以又说掌管官府内部的政令，表明他专门掌管司寇的官府，不可以侵犯其他官职的职权。”

审察诉讼案件的言辞，用来告知司寇；判决案件、平息争讼，传达国家的法令。

易氏说：“审察诉讼案件的言辞，那么刑官的下属，如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自上报那些未能决断的案件，并将他们的言辞呈报给士师。士师根据这些言辞进行审察，用来告知司寇判决案件、平息争讼。案件诉讼已经审明，符合国家的法令，士师又将国家的法令传达给乡士、遂士、县士、方士。上下联合办事，精审察考到了这种程度，这就是案件之所以能够处理得公正得当的原因。”

李嘉防说：“一定要审察诉讼案件的言辞，情理是怎样的？告知各位司寇来斟酌考量，然后才可以传达国家的法令。”郑锷说：“司寇在朝廷商议法令，士师秉承它传达给外面。”王氏说：“掌管官府内部的政令，其政令只施行于官府内部；传达国家法令，则是传达给邦国和都鄙。”王昭禹说：“政令、国家法令，一定要让士师掌管并传达，因为违背法令就是刑罚所追究的对象。”

掌管士的八种成例：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

贾氏说：“士就是士师以下的人员。”郑司农说：“八成，是指行事有八篇条例，就像现在的决事比。”郑锷说：“成，就是条例品式，前世所确立的，可以依据作为比照的就是它。小宰的八成，都是治理百姓的成法，所以大宰用它来对待万民之治，这八成则专门用来治理士。根据经文考察，中士以千计算，将近五千；下士以万计算，将近两万。数量如此之多，虽然他们的兴起本源于乡大夫，但根据《尚书》考察得很详细，不幸有奸邪之人出现在其中，如果不专门确立成法来驾驭他们，士师怎么治理他们呢？汋，如同斟酌的酌，是斟酌选取的意思。暗中包藏祸心，想要采取向背的态度而未决断，于是探听国家机密，斟酌事情来做奸邪之事，这就叫邦汋。左氏说：大概是斟酌的意思，意图也是如此。贼，如同寇贼的贼，暗中做不仁不义的事，以毒害王民，成为动乱的阶梯，这就叫邦贼。谍，就是反间的人，暗中为诸侯刺探国家事务，这就叫邦谍。王昭禹说：“邦贼是指小人在内部作乱成为贼寇，邦谍是指奸人从外部来成为间谍。”上有命令而下不遵从，这是违逆。国家有既定的法令，却故意违犯，这是废置搁置法令的人，所以叫犯邦令。郑康成说：“犯令，就是干犯王教令的人。”挢，如同矫制的矫，上面没有这样的命令，却擅自出于自己的意思，矫饰而去做，这是有无视上级之心，所以叫挢邦令。盗取百姓财物和国家货财，用来自我聚敛，如同阳虎窃宝玉大弓之类，这就是邦盗。易氏说：“是指窃取国家权柄来作威作福。”相互交结唱和，雷同如汉唐之时，群小结党营私，共同做倾邪之事，这就是邦朋。王昭禹说：“结成私党来扰乱百姓。”是者，诬以为非；曲者，诬以为直，变乱黑白，使事情无不失去真实，这就是邦诬。王昭禹说：“制造谣言来迷惑大众。”凡是这八种，都是动乱的阶梯。八成之法，专门用来驾驭士，意图难道浅薄吗？黄氏说：“这八种，士师都有成法，直接判定他们的罪行。虽然如此，还有情理在，贼和谍必定处死，所以司戮说：掌管斩杀贼谍而陈尸示众。子服景伯说：我的力量还能在街市上陈尸示众，行使士师的职权。”王昭禹说：“先王忧虑奸人成为祸害的根本就像这样，确立八成之法，让士师掌管，等到这类人出现从而治理他们，那么制服动乱、保全国家，用来防止祸患萌芽的措施，难道不是极尽完善了吗？”

如果国家遭遇凶荒，就用荒辩的法令来治理。

刘迎说：“荒辩的法令，用来区别荒年的轻重，从而知道中年、凶年、无年。想要为移民、通财、纠守、缓刑做准备，如果凶荒而没有区别，怎么知道吃两�与不能每人吃两�的区别呢？上饥则动用上年的粟，中饥则动用中年的粟，下饥则动用下年的粟，未必不是从荒辩的法令中知道的。先儒已经将辩解释为别，郑司农说：“救荒的政令有十二种，而士师分别接受其教条，这就是荒别之法。”又改为贬，并援引刑贬作为证据，那么荒辩难道仅仅是缓刑的一种吗？郑锷说：“司徒的荒政有缓刑，而没有移民、通财、纠守，这些事唯独掌管于此，大概不移民、不通财、不纠守的，就等待用刑罚来对待。凡是这些都属于荒贬之法，用来治理凶荒之时，不使用平时的法令。先儒认为辩应当是贬，引用朝士虑刑贬作为证据。我认为贬就是减损，至于凶荒之时”

译应当辩论灾荒的轻重程度，并考究时务，以此作为辩救的方法，不必改为贬官。○刘执中说：如果不辩论灾荒的轻重就一概施行救荒政令，那么侥幸之民就会出现，所以士师用辩荒的方法来治理。○林椅说：荒政虽然有六种措施，但辩荒的方法存在于士师的职责中，因为乡里合聚的措施，百姓什伍之间有用来纠察其职守的规定，然后荒政才能施行。

译命令迁移百姓、互通财物、纠察守卫、宽缓刑罚。

王昭禹说：迁移百姓，就像梁惠王将百姓迁移到河东那样【刘执中说：百姓可以迁徙，就让他们迁移到有粮食的地方；不能迁徙，就把粮食迁移过去救济他们】。互通财物，就像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给他们那样。纠察守卫，就是纠察四方边界的守卫，以防备寇盗警报。宽缓刑罚，就是刑罚虽然不能废除，但也宽缓它而不急于执行。

王氏《详说》说：“大的称为邦，小的称为国，这是郑氏的说法。邦是王者的邦，国是诸侯的国。正因为大宰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大司徒掌管建立邦国的土地图籍，大宗伯掌管建立邦国天神、地祇、人鬼的礼仪，大司寇掌管建立邦国的三典，难道不是邦属于天子的事务吗？只有大司马掌管建立邦国的九法，所说的邦及国是兼指诸侯而言的，这是《周礼》的规范用语。然而邦作为王者的邦，也作为诸侯的邦。况且移民通财，并非王者的专属事务，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措施聚集万民，并没有提到移民通财。大司徒在官职末尾说：‘发生大荒大疫，就命令邦国移民通财’，这说明移民通财是用来对待诸侯的。这里说‘命令移民通财’，紧接着‘如果邦国遭遇凶荒之后’，这说明邦又是指诸侯的邦。那么‘邦国’二字就没有固定的说法。”

凡是因财物、狱讼产生纠纷的，用傅别和约剂来公正裁决。

易氏说：傅是指土地契约作为担保，别是指判书作为合验，约是指书写期限约定，剂是指作为契约凭证，书是指书写【郑锷说：因为争夺财物而产生狱讼，必须用傅别约剂来公正裁决，这就是小宰八成中所说的听取借贷与买卖纠纷的情况。借贷的财物，就用傅别作为约束，两人各执一半；买卖的财物，就立下期限约定，并有契券各自执持。所以因财物引起诉讼的人，拿着这些作为裁决依据，再施加刑罚，也就没有愧疚了【王氏说：百姓知道没有傅别约剂就无法治理，都在开始时不敢苟且简略，诉讼因此得以减少】】。林椅说：在借贷时，已经有了傅别，这是在混乱未发生之前就进行治理。

如果祭祀被战胜国家的社稷，就为他担任尸。

郑锷说：“胜国是指被我所战胜的国家，那么就没有君主了。然而实际上是我用兵战胜了他，比如周战胜商，不废除亳社是因为商汤的缘故，不断绝祭祀，所以祭祀它【陈君举说：‘忌讳子卯日的音乐，保存垂和的器物，都是警戒的意思，设立夏社与此用意相同’】。易氏说：‘《郊特牲》说：社祭土地，以阴气为主。又说：天子的大社，必须承受霜露风雨，以通达天地之气。丧国之社，加盖屋顶，不承受天阳。亳社开北窗，使阴气明朗。提到亳社，就是胜国之社。亳社以阴为主，而刑罚属于阴类。媒氏因为男女之间的阴讼而在胜国之社审理，这是同类。这里祭祀胜国之社，而刑官担任尸，也是同类【刘执中说：‘《鳬鹥》诗中，宗庙社稷七祀都有尸，没听说用刑官担任。胜国之社稷，祭祀五土之神和先稷，与兴王之社稷没有不同。一定要覆盖其坛，用士师担任尸，祭祀其社稷，是为了威慑亡国的妖邪罢了。’郑锷说：‘因为战胜了他，本源于使用甲兵的大刑，所以让刑官担任尸，是用来示警的’】”

君王闲居出入时，就在他前面开路并清道。

易氏说：从治朝退居到内朝，称为燕朝；从燕朝退居到寝宫，称为燕寝。这出入之所以称为燕出入【贾氏说：指宫苑都是如此】。士师在前面开路并清道，那么君王在闲居之时，大概没有一处不谨慎。车称为道车，其用意也可以推知了。

郑锷说：让刑官开路清道，那么人们畏惧刑罚而不敢冒犯【黄氏说：前导、清道、辟止，都是让刑官自大司寇以下，根据事务的尊卑程度来使用】。

总论

王氏《详说》说：“夏官小臣，君王闲居出入时在前面开路。这里说君王闲居出入时在前面开路并清道。大概成周时期，万乘至尊，其护卫极其严密。根据经文考察，有前马，有前车，有前王，有前驱，有前王而辟，有前驱而辟。起初不可混为一谈。前车，是指车已驾好而君王尚未乘坐的时候，如齐右掌管祭祀、会同、宾客时的前齐车。君王乘坐时就牵马，行走时就陪乘。以君王乘坐而跟随在前车之后，难道前车不是指君王未乘坐的时候吗？前马，是指车已行走而君王凭靠车轼的时候，如道右君王凭靠车轼时就下车牵前马。君王下车就用伞盖跟随，以君王下车而跟随在君王凭靠车轼之后，难道前马不是指车已行走的时候吗？前王，是指君王在宗庙中步行时的情况。大司寇如果禋祀五帝及纳亨时前王，以前王而跟随在纳亨之后，难道前王不是指在宗庙步行的时候吗？前驱，是指车或行或趋的时候。大仆君王出入时从左边驾车而前驱，小臣君王闲居出入时前驱，以前驱而跟随在君王出入之后，难道不是指或行或趋的时候吗？然而前王是一样的，有前王而辟的，有前王而不辟的。前驱是一样的，有前驱而辟的，有前驱而不辟的。大司寇尊贵，所以前王而不辟，前王而辟，大概是小司寇吧？然而大司寇在纳亨时前王，小司寇在大宾客时前王。况且宗庙之中没有禁止行人通行的道理。”

译也？大仆掌管端正天王的礼服位次，在天王出入时担任前导。小臣掌管端正天王的便服位次，所以在天王休闲出入时也担任前导。他们都担任前导而不回避行人。士师以刑罚官的身份进行考核，对不回避的人处以刑罚。这就是前导时要求回避的原因，与小司寇对不回避者处以刑罚的规定相同。只不过小司寇是在天王之前，而士师是在前导之前罢了。至于回避之外，还有清道戒严的措施。在经典中可见到的，也都可供考证。天官中的宫正，凡是国家事务都清道戒严。夏官中的仆，掌管宫中清道戒严的事务。大司寇，凡是国家重大事务，派遣其属官清道戒严。小司寇，凡是国家重大事务，派遣其属官清道戒严。士师，当诸侯作为宾客时，就率领其属官在王宫清道戒严。乡士各自掌管其乡里的禁令，率领其属官在道路两侧清道戒严。这些也是不可不辨别的。宫正掌管王宫，所以用国家事务来表述。仆掌管五寝，所以用宫中之事来表述。大司寇掌管国家的三典，所以用国家重大事务来表述。小司寇掌管国家的五禁，所以用国家重大事务来表述。士师不参与国家重大事务，所以只在诸侯作为宾客时，在王宫清道戒严。说乡士掌管六乡，当天王的祭祀、军旅、宾客有出入于六乡时，所以在道路两侧清道戒严。说宫正掌管王宫却称清道戒严国家事务，与士师在王宫清道戒严有所不同，大概是因为宫正说凡是国家事务，那么王宫中的祭祀等事没有不清道戒严的；而士师只是在诸侯作为宾客时才清道戒严。称为回避，称为清道戒严，都由刑罚官主持其事，这正是为了加重天子的威势。至于天王的三公、六卿、大夫出入于乡遂、公邑之间，也有回避的礼仪而没有清道戒严的礼仪；外诸侯进入天子之国，则有回避的礼仪，居住在客馆，则有清道戒严的礼仪。乡士提到三公，遂士提到六卿，县士提到大夫，都说为他们前导并回避，由此可知三公、六卿、大夫有回避的礼仪而没有清道戒严的礼仪。讶士说国家有宾客进入国都，就为他们前导并回避，野外也是如此，居住在馆舍就率领其属官为他们清道戒严，由此可知外诸侯既有回避的礼仪又有清道戒严的礼仪。然而三公、六卿、大夫在乡遂、公邑之间则回避，在王城之内则不回避；涉及国家事务则回避，不涉及国家事务则不回避。诸侯自有其国，而且在天子之国回避，在客馆清道戒严，在国都得以使用这些礼仪，这是很明显的。

译祭祀五帝时，士师负责为神尸和王洗手，以及向镬中添水。

郑锷说：祭祀五帝必定有神尸【○李嘉防说：五帝是指五位人帝，祭祀五帝也有神尸，神尸是神灵的主宰。周公祭祀泰山以大公为神尸，祭祀上天也有神尸，这种说法应当审慎考察】神尸的尊贵如同天帝一般，自然没有亲自去洗手的道理。神尸进入庙门时，用盘和匜盛水洗手，由士师浇水。君王有向神尸献祭的事，必定要走到洗手处以示洁净，士师也负责浇水。镬中的水原本由小司寇注入，士师则负责添加。所有这些，都是取其清明之意，用于刑狱之事，所以让士师负责浇水和添水。洎，就是及、到的意思，因此有增添的含义【○郑康成说：洎，指增添浇洗的水○王氏说：为神尸和君王洗手，是为了达到洁净、去除污秽的目的】○王昭禹说：小司寇注入镬水，士师接着小司寇的工作而完成它。○贾氏说：这里只说祭祀五帝时浇水给神尸和君王洗手，其余冬至、夏至以及祭祀先王、先公时的浇水洗手，小祝负责为神尸洗手，小臣负责为君王洗手。郁人在凡祼礼时负责浇水洗手，只有在宗庙举行祼礼时如此。

凡进行刉珥（音几，而志反）时，就捧着犬牲。

郑锷说：刉珥两件事，总称为衅礼。羊人和肆师都进行刉珥。刉，指割杀。用羊血衅成庙的礼仪，雍人举起羊，登上屋顶，从屋顶中间面向南，割杀羊，血流在前面，然后下来。刉字与刲意思相同。用犬作为牺牲，大小祭祀，由司寇捧着。士师则在衅礼时捧着。珥，应当是弭吧？与小祝弥烖兵的意思相同。注解说珥应当是衈。用牲毛的称为刉，用羽毛的称为衈。不知道这里捧着犬牲，犬哪里有羽毛呢【○愚案详见肆师】

诸侯作为宾客，就率领他的属吏在王宫清道戒严；大丧也如此。

郑锷说：“有人说诸侯作为宾客，举行燕享礼仪，为什么要在王宫清道戒严呢？大概飨礼在庙，燕礼在寝，率领属吏在王宫清道戒严，就是在寝宫的时候。”○易氏说：“率领属吏在王宫清道戒严，是为了严肃朝廷的礼仪。”○李嘉防说：“大丧有庐舍的居住，也应当清道戒严以防备非常之事。”

王昭禹说：“大司寇、小司寇说‘使率领他的属吏’，不一定亲自率领；士师说‘率领他的属吏’，就是亲自清道戒严了。大司寇清道戒严邦国大事，小司寇清道戒严国家事务，所以士师只清道戒严王宫罢了。”

大师率领他的属吏禁止违抗军旅的人，以及触犯军禁的人，并加以杀戮。郑锷说：“王师所经过的地方，敢有阻遏的，或者所需之物有不听从命令的，军中的禁令敢有干犯的，就是不遵守军法的人，怎么能不杀戮呢？”晋国魏绛将与狄人在太原作战，荀吴的宠臣不肯立即当兵，就被斩首。鸡泽之盟，晋侯的弟弟扬干在曲梁扰乱军行，魏绛杀了他的仆从，正是说的这种情况。○易氏说：“率领属吏执行杀戮，是为了端正军旅的法纪。所有这些，都是由刑官士师担任其职，重视其事。”

年终就命令校正要防。

郑锷说：命令刑官的属吏罢了。○易氏说：小司寇在正岁命令他的属吏入防，这是将年终所校正的要防之事报告上去【○郑康成说：定计簿】

正岁率领他的属吏在国都及郊野公布禁令。

郑康成说：“离开国都百里称为郊，郊外称为野。”○郑锷说：“小司寇所宣布的，及四方之远，士师公布，其近处。”

周礼订义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六十一宋王与之撰

乡士设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郑司农说：乡士主管六乡的狱讼。○郑锷说：乡的刑官最多，大概因为六乡的人民最多，而小人无知触犯法律的人多。不仅是刑官众多，史胥共二十四人，而徒则有一百二十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六乡地域广阔，追逮的人多吗？

主管国中

黄氏说：六乡的百姓，是君王直接治理的，所以他们的狱讼在国中审理。六乡教化详细，其刑罚也不同。所以司徒说：乡八刑；司寇说：乡刑，就是这样。百官的狱讼，也在这里审理。○王昭禹说：乡的狱讼，不在乡审理，而在国都审理；遂的狱讼，不在遂审理，而在郊审理；县的狱讼，不在县审理，而在野审理。因为他们所管辖的地方远，而考察希望就近进行。

各自掌管其乡的民数并纠察告诫他们

郑康成说：“乡士八人，说各自，是四人，而分主三乡【○王氏说：乡士通掌国中，而分掌其乡】○郑锷说：“乡的民数，教官掌管，这里又掌管民数，大概是为了进行纠察告诫，并非正式治理民数。”○黄氏说：“纠察告诫他们，是担心他们昏昧失误而触犯法律。然而六乡四郊，郊狱或许另设主管郊刑的官员，恐怕也有与乡不同的地方。”○易氏说：“圣人对刑狱，不得已才使用，分设职官降低典章，然后折服百姓。只有刑罚辅助我，接受百姓然后能调和各种狱讼，那么告诫、纠察、命令他们，不要让罪过加于百姓，这是圣人的本心。”

审理他们的狱讼，考察他们的言辞

郑康成说：“察，审察。”○郑锷说：“审理狱讼而不考察言辞，那么曲直就会失当，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