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周礼订义》卷四十四宋王与之
王昭禹曰：建者，作而立之也。大宰以道揆者也，大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则所建者法之所自出；以法守，则所建者书之所自成。史以掌官书为事，所谓建，特作而立其书。以道制法，有不与也【○郑锷曰：典法则小宰贰大宰之治，司防攷用财之数，其书则建于大史。书者不刋之典，茍无其书，虽大宰之尊，亦无所稽攷。谓之建也，冝哉】李嘉防曰：六典曰建法则不曰建，何也？如大宰之建六典，葢政赋以随凶丰，刑典以随乱平，故曰建。今大史所掌者年歳，尤当随年歳以为设施，所以必建也。若八法八则有常法矣，守之可也。
凡辩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郑康成曰：「谓邦国都鄙以法争讼来正之者。」○易氏曰：「刑之以司约之法而刑之。」○王昭禹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书皆藏于大史。有疑焉，则使辨于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谓非法，其刑之冝矣。」
林椅曰：五官具见之法，多有其目而无其数。葢周公宅百揆，緫其网于上，其数在有司，故也。若大史辨法者，攷焉。六官之法，当尽在是矣。
愚案：三代之时，有议论而无诽谤，有面辨而无腹非。朝廷法度，至使天下之懐疑者得以致辨，而上之人又反覆考正之。当是时，下无挠法之心，求质其所未安；上无恃法之心，求释其所未信。辨者既明，攷者既当，起信险肤者，犹肆其利口以阻乱吾之法则，焉得不絶之？然则未信者，吾与之开导反覆，不信者，然后刑之。则古人之忠厚，可见矣。
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
黄氏曰：「剂不独劵书诅祝质邦国之剂信凡有约者皆有剂司约所谓大约剂小约剂是也小宰听卖买以质剂亦谓有剂可质」。
郑康成曰：贰犹副也。○贾氏曰：以贰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大史亦副冩一通也。六官之所登者，约剂相续不絶，在后六官更有约剂，皆副冩一通上于大史以藏之【○黄氏曰：观文意，似多一六官字。邦国都鄙万民约剂，六官既登之，又藏于大史，所以副贰六官。○易氏曰：司约以其约剂登于六官，又以其副登于大史，为六官之贰】○王氏曰：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盖六官所藏约剂，有登于司约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则以贰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参之攷之故也。
若约剂乱则辟灋不信者刑之
黄氏曰：「辟之为言正也。大史掌邦法，若约剂纷乱抵冒不可攷，则以法正之。」
【愚案：法字，疏家以为约剂，不如黄氏作邦法。辟字，郑锷以约剂藏于故府，啓籥乃见，故以辟为开。黄氏谓辟之为言正也，不如作开辟。若六官约剂乱，则大史辟开所藏之贰，亦好。书言：“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正之以法，是非曲直自不可掩，然犹怙乱嚚讼，刑不容巳】
易氏曰刑之与上经同
郑锷曰：邦国都鄙之君与所治之民，上下相临，犹有待约剂为信。攷《左传》：郑桓公与商人世有盟誓，相信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母或匄夺尔有利市寳贿，我勿与知。」然则国君与民，有时而用约剂也。藏于大史者，盖彼以闻于王朝之六官，六官以登于大史。其藏也，所以贰六官，备遗忘。若此等约剂，邦国都鄙有之，六官有之，大史亦有之。时移世变，乆而或乱，君民相疑，入而质证于王朝，则大史辟啓旧藏，观其所登辟法以示之。犹有不信者，非不信吾法，是终欲乱其约剂也。可不待以刑哉？
正歳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
贾氏曰：中数曰歳，朔数曰年。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气，正月立春，节；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节；大寒，中。皆节气在前，中气在后。节气一名朔气，中数一名中气。节气有入前月法，中气无入前月法。中气帀则为歳，朔气帀则为年。假令十二月中气在晦，则闰十二月；十六日得后正月立春，节。此即朔数曰年至。后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气帀，此是中数曰歳。中朔大小不齐，不置闰则中气入后月，须置闰以补之。正之以闰，若今时作厯矣
译王昭禹说：“建”，就是制定并确立。大宰是用道来衡量事物的，大史是用法律来守护事物的。用道来衡量，那么所确立的就是法律产生的根源；用法律来守护，那么所确立的就是文书形成的依据。史官以掌管官方文书为职责，这里所说的“建”，只是指制定并确立这些文书。用道来制定法律，是不允许的。【郑锷说：典法则由小宰辅助大宰治理，司防考核用财的数目，这些文书则建立在大史那里。文书是不刊定的典籍，如果没有这些文书，即使大宰地位尊贵，也没有可供查考的依据。称之为“建”，真是恰当啊】李嘉防说：六典称为“建法”，却不单说“建”，为什么呢？比如大宰建立六典，大概政令赋税要随着灾荒或丰收而变化，刑典要随着动乱或太平而变化，所以称为“建”。现在大史所掌管的是年岁，尤其应当随着年岁来制定措施，所以必须“建”。至于八法八则，是有常法的，遵守就可以了。
大凡辨别法律的人来查考，不相信的人就处以刑罚。
郑康成说：“说的是邦国、都鄙中因法律争讼而来求公正裁决的人。”易氏说：“用司约的法律来处罚他们。”王昭禹说：“上级制约下级是有法律的，这些文书都收藏在大史那里。如果有疑问，就到大史那里去辨别并查考。不相信的人，就是违背法律，处罚他们是应当的。”
林椅说：五官具备的法律，大多只有条目而没有具体数目。大概周公总揽百官，在上面统摄纲纪，具体数目由下属官吏掌握，所以如此。如果大史辨别法律的人来查考，六官的法律，应当都在这里了。
我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有议论而没有诽谤，有当面辩驳而没有内心非议。朝廷的法度，以至于让天下心怀疑惑的人得以前来辩明，而上面的人又反复考正。在那个时候，下面的人没有扰乱法律的心思，只求质询他们心中不安的地方；上面的人没有倚仗法律的心思，只求解释他们心中不信的地方。辩明的人已经清楚，考正的人已经恰当，那些心存险恶、肤浅的人，还肆意用巧言来阻挠扰乱我们的法律，怎么能不杜绝他们呢？那么，对于尚未信服的人，我们与他们开导反复；对于坚决不信的人，然后才处以刑罚。这样看来，古人的忠厚，就可以看到了。
大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中有契约凭证的，都收藏在这里，作为六官的副本，即六官所登记的内容。
黄氏说：“剂不仅仅指券书、诅咒、质剂，邦国的剂信，凡是有契约的都有剂，司约所说的大约剂、小约剂就是如此。小宰听断买卖用质剂，也是说有了剂可以质对。”
郑康成说：“贰”就是副本。贾氏说：“作为六官的副本，六官各有一份，大史也抄写一份副本。六官所登记的，契约凭证接连不断，后来六官再有契约凭证，都抄写一份副本上报给大史收藏。”【黄氏说：看文意，似乎多了一个“六官”字。邦国、都鄙、万民的契约凭证，六官已经登记，又收藏在大史那里，所以作为六官的副本。易氏说：司约将契约凭证登记在六官，又将副本登记在大史，作为六官的副本】王氏说：司约掌管邦国及万民的契约凭证，如果发生大乱，六官就依法惩处那些不信守契约的人并杀之。大概六官所收藏的契约凭证，有登记在司约并收藏的，大史又收藏一份，那么就可以用副本与六官所收藏及所登记的内容相互参验考正。
如果契约凭证混乱，就依法惩处那些不信守的人。
黄氏说：“辟”的意思是正。大史掌管邦法，如果契约凭证纷乱抵牾不可查考，就用法律来纠正。”
【我认为：法字，注疏家认为是契约凭证，不如黄氏解释为邦法。辟字，郑锷认为契约凭证藏在旧府，开启钥匙才能见到，所以把辟解释为开。黄氏说辟的意思是正，不如解释为开辟。如果六官的契约凭证混乱，那么大史就开启所收藏的副本，也好。《尚书》说：“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用法律来纠正，是非曲自然无法掩盖，然而仍然怙恶不悛、狡辩诉讼，刑罚就不能停止】
易氏说：这里的刑罚与上文相同。
郑锷说：邦国、都鄙的君主与所治理的百姓，上下相互面对，尚且需要依靠契约凭证来取信。查考《左传》：郑桓公与商人世代有盟誓，相互信任说：“你们不要背叛我，我不强买强卖，不要索取掠夺，你们有利市珍宝，我不去干预。”那么国君与百姓，有时也使用契约凭证。收藏在大史那里的，大概是因为他们上报给王朝的六官，六官登记在大史那里。收藏在那里，是为了作为六官的副本，防备遗忘。像这样的契约凭证，邦国、都鄙有，六官有，大史也有。时移世变，时间久了可能会混乱，君民相互怀疑，进入王朝来质证，那么大史就开启旧藏的副本，观看所登记的内容，依法出示给他们。还有不信服的，不是不相信我的法律，而是终究想要扰乱契约凭证。能不等待刑罚吗？
校正岁和年，用来安排事务，颁布给官府以及都鄙。
贾氏说：中气数称为岁，朔气数称为年。一年之内，有二十四节气，正月立春，是节气；雨水，是中气；到十二月小寒，是节气；大寒，是中气。都是节气在前，中气在后。节气也叫朔气，中气数也叫中气。节气有进入前一个月的规则，中气没有进入前一个月的规则。中气循环一周称为岁，朔气循环一周称为年。假设十二月的中气在晦日，那么闰十二月；十六日得到后正月的立春，是节气。这就是朔数称为年。后年正月一日得到雨水，是中气。这是中气循环一周，这是中数称为岁。中气和朔气的大小不齐，不置闰月那么中气就会进入后一个月，必须置闰来弥补。用闰来校正，就像现在制作历法一样。
郑锷曰：周以建子为正，而四时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谓之歳，用建子谓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歳则读法、三歳大计羣吏之治之类；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之类。大史正歳与年，而次序其事，颁于官府都鄙，使以次举先后，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并与歳而皆正也。
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说，极是。《尔雅》云：“周曰年，夏曰歳。”经所谓“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读法，朝防等事用之；而歳则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时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叙其事也。《豳风·七月》一诗，称“一之日”、“二之日”与夫“七月”、“八月”，即此义。孔子作《春秋》，亦两存之，书四时而兼月用，时王之正则建子；书四时而不月，则行夏之时而建寅。如书“二月无冰”，以夏正论之，二月春暖无冰，亦是时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
王昭禹曰：「王国之事，时定矣，然后可以及邦国，故继之以颁告朔于邦国。」
颁告朔于邦国
郑司农曰：颁读为班，班布也。○郑康成曰：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祖庙，至朔朝于庙，告而受行之【○郑锷曰：恶其不告也，故不曰颁正朔，而谓之告朔】
王昭禹曰：「玉藻曰：『诸侯皮弁听朔于大庙，吉月必朝服而朝。』则古人重朔如此。文公四不视朔，子贡所以欲去告朔之饩羊。」○贾氏曰：「此及论语称告朔，《玉藻》谓之听朔，《春秋》传谓之视朔。视者，君入庙视之；告者，使有司读祝以言之；听者，听治一月政令所从言之，异耳。」
闰月诏王居门终月
胡伸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天度之一，故歳则周天。月小余之一，故歳复减六，积三歳未周之度，与所减之日，乃置闰。」
郑锷曰：治厯明时，非置闰则四时无自而能定。闰虽可以定四时，然斗指两辰之间，天无是月也。大史则诏王居门，何邪？以月令攷之，王者之位，春则青阳之左右个，夏则明堂之左右个，秋则緫章之左右个，冬则▯堂之左右个。闰月非常月也。大史诏王居路寝之门，其意以为门者往来不穷之地，闰乃天道所由以变通也。王者终月听政于此，示变通之意也【○王氏详说曰：明堂位曰：大庙，天子明堂，其説出此。故黄氏亦云：明堂有四门，路寝亦有四门。闰月居门者，听朔于明堂中，还处于路寝门中，终月以闰非常月，故无常月，故无常居之处。案玉藻曰：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言立云者，是谓听闰月之朔于明堂门中。此云居门终月，言居云者，是谓听朔而退居于路寝门中。若夫非闰之月，则听朔于路门之外，而寝于燕寝矣。○杨谨仲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天子听政之堂，故有四门八窓七十二牖，取其明也，非独以祀上帝而已。今郑以此居门为路寝之门，防复以为明堂。路寝宗庙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门，而曰十二月聴朔于十二堂，以为听朔，疑其为宗庙。此既言居门终月，非特听朔可知。况天子颁朔于诸侯，藏之祖庙，至朔告庙而受行之，此诸侯事也。今以天子居十二堂为听朔，可乎？又曰：若在明堂告事之时，立行祭礼，无居坐之处，以为明堂无居坐之处，疑其为路寝。此既言居中门，与月令居青阳大庙、居青阳左右个同。闰月不居大庙及左右个，乃居中门，则居明堂矣。惟于宗祀明堂无居坐之处，若平时听政焉得无居坐之义】○李嘉防曰：十二月天子各有所居者，月令之説。月令，吕不韦集诸儒而作，三代无明文。今曰诏者，得非闰月不常，大史诏王居门，以应之，以顺上天裁成制度之义。其余则有常居，不在所。诏矣。
王昭禹曰：「王之居门，凡以应天而已。终月者，所以成其事也。大史则诏王而已。」
易氏曰：「于正歳年而言序事，则知官府都鄙以敬民为主；于颁而言告朔，则知邦国以敬王为主；于诏王居门而言终月，则知王者以敬天为主。」
大祭祀
译郑锷说：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但四季的事务中也有使用夏正建寅之月的。使用建寅之月称为“岁”，使用建子之月称为“年”。事务中有使用建寅之月的，例如在正岁宣读法典、三年对群吏的治理进行大考核之类；事务中有使用建子之月的，例如司稼根据年成的好坏颁布征收和发放的法令，丰年则公家每十天用粮三天之类。大史校正岁与年，并排列事务的次序，颁布给官府和边远地区，使他们按次序举行政事，不失去应有的顺序。就像《月令》所记载的十二个月的事务，这也是连同岁一起都加以校正的。
我按：这里用周人建子兼用夏正来解释，非常正确。《尔雅》说：“周朝称年，夏朝称岁。”经文中所谓“正月之吉”的，是建子之月的正月，年只用于宣读法典、朝会警戒等事务；而岁则便于处理政务。然而有适合使用周朝正月的，也有适合使用前代君王正月的，不能不加以校正以排列事务。《豳风·七月》这首诗，称“一之日”、“二之日”以及“七月”、“八月”，就是这个道理。孔子作《春秋》，也两者并存，记载四时而兼用月份，是使用时王的正月即建子；记载四时而不记月份，则是实行夏时的正月即建寅。例如记载“二月无冰”，用夏正来论，二月春暖无冰，也是时节的常态；不知道这二月是用周正，即夏历的十二月。
王昭禹说：“王国内的事务，时节确定了，然后才可以推广到诸侯邦国，所以接着说颁布告朔给诸侯邦国。”
颁布告朔给诸侯邦国
郑司农说：颁读作班，班布就是颁布。○郑康成说：天子颁布朔政给诸侯，诸侯把它藏在祖庙，到了朔日在祖庙朝见，禀告并接受执行。【○郑锷说：厌恶他们不禀告，所以不说颁正朔，而称为告朔】
王昭禹说：“《玉藻》说：‘诸侯穿皮弁在太庙听朔，吉月一定穿朝服朝见。’那么古人重视朔日就是这样。鲁文公四次不视朔，子贡因此想要去掉告朔的祭羊。”○贾氏说：“这里和《论语》称告朔，《玉藻》称为听朔，《春秋》传称为视朔。视，是君主进入祖庙观看；告，是派有司宣读祝辞来说明；听，是听取治理一月政令的依据，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闰月诏告君王居住门中终月
胡伸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太阳每天行天度之一，所以一年就周天。月亮小余之一，所以一年又减去六，积累三年未周天的度数，与所减去的日数，于是设置闰月。”
郑锷说：治理历法明确时节，不设置闰月则四季无法自行确定。闰月虽然可以确定四季，但斗柄指向两辰之间，天上没有这个月。大史则诏告君王居住门中，为什么呢？用《月令》来考察，君王的位次，春天在青阳的左右个，夏天在明堂的左右个，秋天在总章的左右个，冬天在玄堂的左右个。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大史诏告君王居住路寝之门，他的意思是门是往来不绝的地方，闰月是天道用来变通的。君王终月在此听政，表示变通的意思。【○王氏详说曰：《明堂位》说：大庙，是天子的明堂，这个说法出于此。所以黄氏也说：明堂有四门，路寝也有四门。闰月居门，是在明堂中听朔，还退居路寝门中，终月因为闰月不是正常月份，所以没有正常月份的固定居所。按《玉藻》说：闰月则关闭左门，站在其中。说站立，是指在明堂门中听闰月的朔政。这里说居门终月，说居住，是指听朔后退居路寝门中。至于非闰月，则在路门之外听朔，而睡在燕寝了。○杨谨仲说：孟子说：明堂，是君王的殿堂，是天帝听政的殿堂，所以有四门八窗七十二牖，取其明亮，不仅仅用来祭祀上帝。现在郑氏以此居门为路寝之门，又认为是明堂。路寝宗庙都有五室十二堂四门，而说十二月听朔于十二堂，认为听朔，怀疑是宗庙。这里既说居门终月，不仅仅是听朔可以知道。况且天子颁布朔政给诸侯，藏在祖庙，到了朔日告庙而接受执行，这是诸侯的事。现在用天子居十二堂为听朔，可以吗？又说：如果在明堂告事的时候，站立行礼，没有居住坐下的地方，认为明堂没有居住坐下的地方，怀疑是路寝。这里既说居中门，与《月令》居青阳大庙、居青阳左右个相同。闰月不居大庙及左右个，乃居中门，则是居明堂了。只有在宗祀明堂没有居住坐下的地方，如果平时听政怎么没有居住坐下的意义】○李嘉祐说：十二月天子各有所居，是《月令》的说法。《月令》，是吕不韦召集诸儒而作，三代没有明文。现在说诏告，莫非是因为闰月不常，大史诏告君王居门，以应和它，以顺从上天的裁成制度之义。其余则有常居，不在所诏告之列。
王昭禹说：“君王居门，都是为了应和上天罢了。终月，是用来完成事务的。大史只是诏告君王罢了。”
易氏说：“在正岁年而言序事，就知道官府都鄙以敬民为主；在颁布而言告朔，就知道邦国以敬王为主；在诏告君王居门而言终月，就知道王者以敬天为主。”
大祭祀
与执事卜日
郑康成曰：「执事，大卜之属与之者，当视墨。」○易氏曰：「大祭祀之礼，有所谓羣执事，此言与执事卜日，则卜日之执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则涖卜之执事，所谓大夫占色是也。大卜、卜师、占人等则卜龟之执事，所谓卜人占坼是已。大史以下大夫为春官之属，不敢言帅，而言与者，史与之占墨故也。若六官以下皆有事于祭祀，则谓之羣执事。」
译与执事卜日
郑康成说：“执事，是指大卜的属官中负责与史官共同观察墨迹的人。”○易氏说：“大祭祀的礼仪中，有所谓的众执事，这里说‘与执事卜日’，那么专指负责卜日的执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则是主持卜筮的执事，即所谓的大夫观察龟甲裂纹的颜色。大卜、卜师、占人等则是负责灼龟占卜的执事，即所谓的卜人观察裂纹。大史以下的大夫属于春官的属员，不敢说率领，而说‘与’，是因为史官与他们共同观察墨迹的缘故。如果六官以下都参与祭祀事务，则称为众执事。”
戒及宿之日，与羣执事读礼书，而协事。
贾氏曰：戒谓散斋七日，宿谓致斋三日。当此日，与羣执事预祭之官读礼书而协事，恐事有失错，物有不供，故也。○王昭禹曰：祭之事繁矣，具载于礼书之文，故读礼书，按其文而协其事之所当共也。○郑康成曰：协，合也。
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
易氏曰：祭之日，羣执事之位亦不一矣，亦皆见于礼书之所载。大史执书以辨其位，故曰「次位常【○贾氏曰：执书，谓执行祭祀之书，若今仪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此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郑康成曰：谓校呼之敎，其所当居之处】
郑锷曰：「有受誓之时，有宿斋之时，合羣有司，读礼书以示之，使无事不协。至祭之日，执前日所读之书，以次序其祭位所常行之事而已。」
辩事者攷焉不信者诛之
郑康成曰：「谓抵冒其职事。」○郑锷曰：「有来辨其事者，用旧书以攷焉。有不信者诛之，告之不信则诛责之。所谓国有常刑也。」
王昭禹曰：「法者，上之所以制下，辩而不信，其罪重故刑之；事者，下之所以事上，辨而不信，其罪轻故诛之。」
大防同朝觐以书协礼事
郑锷曰：大朝觐防，同列国君臣咸在。有大国之人，有小国之人。合五等之图案，礼书以示之，使无国不协。○郑康成曰：亦先习録之也。
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
贾氏曰：「将送也。币，谓璧帛之等。王者与诸侯行礼之时，大史执礼书以告王，使不错误。」
李嘉防曰：「读书则与众同读，参所见以共协其事也。执书则执书之常然，以定其位，常之不可易也。以书则即礼仪之等级，品物之髙下，一皆听之于书而已。如是既定，然后执书以诏王。在上者不可得而私，在下者不可得而变。君臣上下，一由乎规矩典常之内。此书者，史之所掌也。」
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
郑司农曰：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传曰：楚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王氏曰：谓史抱知天时之器。○项氏曰：知天之书。○易氏曰：天时，兵家趋吉避凶之书。方师之岀也，筮人之职，固已有巫环之筮。环人即其筮以为致师之举。孟子所谓“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
郑锷曰：「用兵之际，欲卜胜负，则上观天时，下听军声。大史主厯数者，大师主吹同律者，其职虽异，其事则相须。必使大史抱天时之式，与大师同车共载，庶上观天时以参所听之声，既审且达，胜负立决也【○李嘉防曰：「大史以厯知天，大师以乐知兵，彼此参合，则吉凶可以明矣】
大迁国抱灋以前
郑康成曰：「法司空营国之法，抱之以前，当先王至知诸位处。」○郑锷曰：「国或大迁，如盘庚迁亳、成王宅洛之类，抱迁国之法以前，盖相其隂阳而定宗庙社稷之位，不可无故常之法。」
大丧执灋以涖劝防
易氏曰：法者，六引六绋之法。○郑司农曰：劝防，引六绋【○愚案：説见《丧祝】
王昭禹曰：「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大史执法以涖之而已。」
遣【弃战反】之日读诔
郑康成曰：「遣谓祖庙之庭，大奠将行时也。人之道终于此，累其行而读之。大师又帅瞽廞之而作諡。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诔諡成于天道【○贾氏曰：「曽子问云：『惟天子称天以诔之』，彼注引《公羊》制諡于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于南郊祭天之所称天以诔之，是王之谥成于天道。若然，先于南郊制諡，乃于遣之日读之，葬后则称諡】○黄氏曰：「瞽诔其徳行，故作諡；史记其言动，故读诔。」
凡丧事攷焉
郑康成曰为有得失
小丧赐諡
黄氏曰：小丧，王子弟之丧。郑谓卿大夫，非也。卿大夫赐諡，读诔，小史掌之【○贾氏曰：大史赐之諡，小史读之。故小史职云：卿大夫之丧，赐諡读诔。卿大夫将作諡之时，其子请于君，君亲为之制諡。諡成，使大史特往赐
译在戒斋和宿斋的日子，大史与各位执事官员诵读礼书，以协调祭祀事务。
贾氏说：戒斋指散斋七天，宿斋指致斋三天。在这几天，与各位执事官员、参与祭祀的官员一起诵读礼书以协调事务，是担心事务有失误差错，物品有供应不足，所以才这样做。○王昭禹说：祭祀的事务繁多，都详细记载在礼书的文字中，所以诵读礼书，按照文字来协调那些应当共同完成的事务。○郑康成说：协，就是合的意思。
祭祀当天，大史手持礼书，依次确定各位执事官员的固定位次。
易氏说：祭祀当天，各位执事官员的位次也不相同，也都记载在礼书中。大史手持礼书来辨别他们的位次，所以说“依次确定固定位次”。【○贾氏说：执书，指手持执行祭祀的文书，就像现在的仪注。以次位常，指各自居于所掌管的位次，这是一定常规不变，所以说常。○郑康成说：指校正呼应的教导，以及他们应当居住的位置。】
郑锷说：“有接受誓戒的时候，有宿斋的时候，集合各位有司，诵读礼书来展示给他们，使没有事务不协调。到了祭祀当天，手持前日所读的书，来依次安排祭祀位次上常规进行的事务罢了。”
辨别事务的人要考核，不诚信的人要责罚。
郑康成说：“指抵冒其职事。”○郑锷说：“有来辨别事务的人，用旧书来考核。有不诚信的人责罚他，告知他不诚信就责罚他。这就是所谓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王昭禹说：“法，是上位者用来制约下位者的，辨别而不诚信，罪重所以用刑罚；事，是下位者用来侍奉上位者的，辨别而不诚信，罪轻所以责罚。”
大防同、朝觐时，用礼书来协调礼仪事务。
郑锷说：大防同、朝觐，诸侯君臣都在场。有大国的人，有小国的人。集合五等诸侯的图案，用礼书来展示给他们，使没有国家不协调。○郑康成说：也是先练习记录。
到赠送币帛的日子，大史手持礼书来告诫君王。
贾氏说：“将，是送的意思。币，指璧帛之类。君王与诸侯行礼的时候，大史手持礼书来告诉君王，使不出现错误。”
李嘉防说：“读书则与众人一同诵读，参看所见以共同协调事务。执书则手持礼书是常规，以此确定位次，是常规不可改变。以书则即礼仪的等级，物品的贵贱，一切都听从于礼书。这样确定之后，然后手持礼书来告诫君王。在上位者不能私下更改，在下位者不能随意变动。君臣上下，都遵循规矩典常之内。这礼书，是史官所掌管的。”
大出兵时，大史怀抱观测天时的仪器，与大师同乘一辆车。
郑司农说：大出兵时，大史主管怀抱式盘来知晓天时，判断吉凶。史官主管知晓天道，所以《国语》说：“我不是瞽史，怎么知晓天道？”《春秋》传说：楚国有云像众只红鸟，夹着太阳飞。楚王派周大史去问，大史主管天道。【○王氏说：指史官怀抱知晓天时的仪器。○项氏说：知晓天道的书。○易氏说：天时，是兵家趋吉避凶的书。军队出发时，筮人的职责，本来就有巫环的占卜。环人即根据占卜来发动致师的举动。孟子所谓“包围攻打它，必定有得天时的”。】
郑锷说：“用兵之际，想要占卜胜负，就要上观天时，下听军声。大史主管历数，大师主管吹律同音，他们的职责虽然不同，但事务却相互需要。一定要让大史怀抱观测天时的式盘，与大师同车共载，以便上观天时来参验所听到的声音，既审察又通达，胜负立刻就能决定。”【○李嘉防说：“大史用历法知晓天象，大师用音乐知晓军情，彼此参合，那么吉凶就可以明白了。”】
大迁国时，大史怀抱法度走在前面。
郑康成说：“法，是司空营建国家的法度，怀抱它走在前面，应当先让君王知道各位官员的位置。”○郑锷说：“国家有时大迁徙，如盘庚迁亳、成王宅洛之类，怀抱迁国的法度走在前面，大概是为了观察阴阳而定宗庙社稷的位置，不能没有固定的法度。”
大丧时，大史手持法度来监督劝勉防同。
易氏说：法，是六引六绋的法度。○郑司农说：劝防，是牵引六绋。【○愚案：解说见《丧祝》】
王昭禹说：“丧祝掌管大丧劝防的事务，大史手持法度来监督它罢了。”
遣祭之日，大史诵读诔文。
郑康成说：“遣，指祖庙的庭院，大奠将要举行时。人的道终于此，累积他的德行而诵读。大师又率领瞽史作谥号。瞽史知晓天道，让他们共同完成此事。说王君的诔文和谥号成于天道。”【○贾氏说：“《曾子问》说：‘只有天子称天来诔他’，那注引《公羊》说在南郊制谥。瞽史既然知晓天道，又于南郊祭天之所称天来诔他，这是王君的谥号成于天道。如果是这样，先于南郊制谥，然后在遣祭之日诵读它，葬后则称谥。”○黄氏说：“瞽史诔述他的德行，所以作谥；史官记录他的言行，所以读诔。”】
凡是丧事，都要考核。
郑康成说：因为会有得失。
小丧，赐给谥号。
黄氏说：小丧，是王子弟的丧事。郑康成说是卿大夫，不对。卿大夫赐谥，读诔，由小史掌管。【○贾氏说：大史赐给谥号，小史诵读诔文。所以小史的职掌说：卿大夫的丧事，赐谥读诔。卿大夫将要作谥的时候，他的儿子向君王请求，君王亲自为他制谥。谥号制成，派大史专门前往赐给】
之。小史至遣之日，往为读之。知义然者，见《礼记·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
译小史在派遣他出发的那天，前往为他诵读。知道合乎道义的原因，是看到《礼记·檀弓》中记载：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谥号。
凡射事，饰中舍【音释】筭，执其礼事。
贾氏曰：饰中者，谓饰治使洁净也。○项氏曰：中以盛筭，筭以记中。筭多则胜。方射之时，设筭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皆取服猛之义【○贾氏曰：郷射、大射筭，皆于中西设八筭于中。内耦升将射，大史取中之八筭执之待射。中则更设于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
郑锷曰：诸侯之制，射于国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境则虎中。中盛以筭，其制尺有二寸，则知天子之射中，或以皮树，或以闾虎射中，则释筭以记其中之数。舍释也，大史释之者，职当记注，故以记其中之数也。防谓射之礼事者，射之先则燕礼也。余以为言执其礼事，则非特燕礼可知，凡射时之升降揖逊皆礼事也。书掌于此，则礼事冝执于此，守而勿失者谓之执。黄氏曰：射人与大史数射中，射人主皮，大史治礼。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邦国之志，奠【音定】系【户计反】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
郑锷曰：或谓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司农谓邦国之志，乃《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康成谓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邦国与四方初无以异，分为二官之所掌，二郑亦分为二説，何邪？曰：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郑志之类。若夫邦国之志，非杂记邦国之事，乃志诸侯所出之世系，与其庙祧昭穆之志。如鲁出于周公，郑岀于桓公，晋出于叔虞，世系绵逺，传序寖多，昭穆乆而或乱，王朝亦有志以记之。小史掌其志，奠其本系之所出与世数之逺近【○郑司农曰：系世谓帝系世夲之属，小史主定之，瞽蒙讽诵之】又辨其昭穆，若其国有事，则诏告之以王朝之忌讳，使无犯焉【○易氏曰：王朝有事，如賔祭之礼，则小史诏王之忌讳，忌谓先王终日，讳谓先王之名，诏王于行礼之时使之知避，是数者小史专之】所谓邦国之志，如此説者，疑所奠之系世，所辨之昭穆，非诸侯国之事。殊不知王之系世与昭穆，非小史之所能掌。以经攷之，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又掌三族之别，以辨亲踈，则王朝属籍所付不轻矣。后世立宗正一司，以掌玉牒，此岂小史事？今云掌邦国之志，又云诏王之忌讳，王岂庸不知有事之时，始以诏王，此何理哉【○陆佃曰：秦兴灭学，小史职废，系世昭穆失其本宗。及司马迁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名《世家》，乃知姓氏所由出。至贾弼有《姓氏簿状》，贾希镜有《姓氏要状》，唐李守素有《肉谱》，郭冲有《姓系録》，路敬、韦述之徒传之不一。惟辨昭穆使不相乱，昏姻得之而有别，亲踈得之而有属，则姓氏之学不可忽。《国语》教之世为之昭明徳而废幽昏以怵惧，是则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后世之劝戒。姓非天子不可以赐，氏非诸侯不可以命】
大祭祀，读礼灋，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
贾氏曰：此大祭祀，唯谓祭宗庙三年一祫之时，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郑锷曰：大祭祀，大史读礼书矣；小史则读礼法，以戒百官也。礼书者，祭祀之典故；礼法者，祭祀之戒令。既读法，则令其官八人以礼书叙次昭穆之俎簋。簋以盛黍稷，俎以载牲体。昭穆有尊卑，俎簋之数有多寡，案典故以叙之【○李嘉防曰：因昭穆而叙之，不致典祀而豊于昵】
黄氏曰：大史之属，史八人。史掌书，以书叙昭穆之俎簋，谓此史也。小史主定系世，辨昭穆，故并史事叙于此。
大丧、大賔客、大防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灋者，掌其小事。
郑锷曰：「賔客防同之事，则为大史之佐。小事礼法者，已得专逹之。」
卿大夫之丧赐諡读诔
郑康成曰：「其读诔，亦以太史赐諡为节，事相成也。」
冯【音慿】相【息亮反】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郑康成曰：「冯乘也，相视也。」世登髙台，视天文之次序。天文属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
译凡射礼之事，整治盛算的容器，掌管其礼仪事务。
贾氏说：整治容器，是说整治使其洁净。项氏说：容器用来盛放算筹，算筹用来记录射中的次数。算筹多则胜。在举行射礼时，将算筹放在容器中。大夫用犀皮容器，士用鹿皮容器，都取制服猛兽的寓意。郑锷说：诸侯的制度，在国都射礼用皮树，在郊外射礼用闾，在边境射礼用虎皮容器。容器盛放算筹，其制度长一尺二寸，由此可知天子射礼的容器，或用皮树，或用闾虎。射中后，释放算筹以记录射中的次数。舍，即释放。大史释放算筹，是因为其职责在于记录，所以用来记录射中的次数。防说：所谓射礼的事务，射礼之前则有燕礼。我认为说掌管其礼仪事务，则不只是燕礼可知，凡是射礼时的升降揖让都是礼仪事务。书官掌管于此，则礼仪事务适宜在此掌管，坚守而不失叫做掌管。黄氏说：射人与大史计算射中次数，射人主管皮树，大史治理礼仪。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管邦国的记载，确定世系，辨别昭穆。如果有事，则告知王的忌讳。
郑锷说：有人说小史掌管邦国的记载，外史掌管四方的记载。郑司农说邦国的记载，是《春秋传》所说的周志，《国语》所说的郑书之类。郑康成说四方的记载，像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邦国与四方起初没有差异，分为两个官职所掌管，两位郑氏也分为两种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四方的记载，是周志、郑志之类。至于邦国的记载，不是杂记邦国之事，而是记载诸侯所出的世系，与其庙祧昭穆的记载。如鲁国出于周公，郑国出于桓公，晋国出于叔虞，世系绵长，传序渐多，昭穆久而可能混乱，王朝也有记载来记录它。小史掌管其记载，确定其本系所出与世数的远近。又辨别其昭穆，如果其国有事，则告知以王朝的忌讳，使其不触犯。所谓邦国的记载，按这种说法，所确定的世系，所辨别的昭穆，不是诸侯国之事。殊不知王的世系与昭穆，不是小史所能掌管的。以经文考察，小宗伯辨别庙祧的昭穆，又掌管三族的区别，以辨别亲疏，则王朝属籍所托付不轻。后世设立宗正一司，以掌管玉牒，这岂是小史之事？现在说掌管邦国的记载，又说告知王的忌讳，王岂是平常不知道有事之时，才告知王，这是什么道理呢？
大祭祀，宣读礼法，史官用文书排列昭穆的俎簋。
贾氏说：这大祭祀，只说祭宗庙三年一次合祭之时，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郑锷说：大祭祀，大史宣读礼书；小史则宣读礼法，以警戒百官。礼书，是祭祀的典故；礼法，是祭祀的戒令。既宣读礼法，则令其官八人以礼书排列昭穆的俎簋。簋用来盛黍稷，俎用来载牲体。昭穆有尊卑，俎簋的数量有多寡，按典故来排列。
黄氏说：大史的属官，史八人。史官掌管文书，用文书排列昭穆的俎簋，说的就是这些史官。小史主管确定世系，辨别昭穆，所以一并叙述史官之事于此。
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辅助大史。凡国家事务使用礼法的，掌管其小事。
郑锷说：“宾客会同之事，则作为大史的助手。小事礼法者，已能专达。”
卿大夫的丧礼赐谥，宣读诔文。
郑康成说：“其宣读诔文，也以大史赐谥为节制，事情相互成就。”
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郑康成说：“冯，乘也；相，视也。”登上高台，观察天文的次序。天文属于大史。《月令》说：“于是命令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
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郑锷曰：「古者天子有灵防，诸侯有观防，以占视天象。其台巍然而髙，则观天者得以乘髙而相视之，故名曰冯相氏】
译日月星辰的运行、宿度、离位，都不会有所宽贷。【○郑锷说：“古代天子设有灵台，诸侯设有观台，用来观测天象。那些台观巍峨而高耸，观测天象的人得以凭借高处来相互观望，所以命名为冯相氏。”】
郑锷曰：「质之《尧典》"四时平秩"之文，此冯相氏乃羲和之职，然只用中士为之，疑其职卑，其实不然。帝尧之世，止羲和四子耳。周家正歳年，颁告朔，有大史以下大夫二人为之，又有冯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职官，尤详备若此，奚可以尊卑论邪？」
掌十有二歳
郑康成曰：「歳，谓太歳。歳星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乐广説：「歳星与日常应太歳，月建以见。」然则今厯太歳，非此也。
【愚案：防注歳星太歳之説，乃古今成説，然犹有未明者。葢歳星逆行于每月日月所防，在天之十二次，自丑而子，自子而亥戌者也。大歳则顺行于每月斗柄所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凡斗柄所建即是太歳，但斗柄每月移，而大歳则一年始移耳】
王氏详説曰：「在天有歳星，在地有太歳。歳星右行，太歳左行。在斗曰星纪，在女曰▯枵，在危曰娵訾，在奎曰降娄，在胃曰大梁，在毕曰实沈，在井曰鹑首，在柳曰鹑火，在轸曰鹑尾，在氐曰寿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谓歳星右行。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戍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此所谓太歳左行。左行者，谓自东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谓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东。至于日月之行，犹是也。天道左旋而经星从之，日体右转而歳星从之。故日行北陆为冬，西陆为春，南陆为夏，东陆为秋。然歳星行天，一歳移一辰，率百四十四歳而跳一辰，若再跳则厯又改矣。」《春秋保干图》曰：「三百年斗厯改宪者，以此。」
十有二月
贾氏曰：十有二月者，谓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郑锷曰：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臯，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是谓十二月之位。
十有二辰
贾氏曰：十有二辰者，谓子丑寅卯等【○刘执中曰：谓所舍之次，在天为次，在地为辰】
十日
贾氏曰十日谓甲乙丙丁等
二十有八星之位
贾氏曰：二十八星谓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位者，緫五者皆有位处，五者皆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见。
辨其序事以防天位
郑锷曰：歳月辰日星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违，乃辨其先后之序以防之。如春则平秩东作，欲合乎日中星鸟之时；夏则平秩南讹，欲合乎日永星火之时。以至民之析因夷隩，国之寅賔寅饯，凡事之叙，皆求合乎天，是之谓防。《尧典》之平秩，所以谓之辨秩者，正此所谓辨其序事【○王氏详説曰：伶州鸠对周景王曰：「武王伐商，歳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此所谓五位。案武王伐商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为十月。是时歳星在张，故曰鹑火；房为驷，月行至房，故曰天驷；日行至箕，故曰析木。戊子后三日为周正月朔，日月防于斗，故曰斗柄。是月辰星始见于▯枵，故曰天鼋。▯枵一名天鼋，歳、日、月、星辰，此五位也。以防天位，亦犹是欤】
黄氏曰：「尧典厯象日月星辰，厯推其数，象占其行。大史掌厯，冯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动也，虽有常度，而不免或赢或缩，其差常在毫厘渺忽之间，积而渐逺。故古人有厯则有象，随而正之。歳星大约一歳歴一次，十二歳而小周，故以位定歳。歳十二月，日与月合于十二辰，是为朔，相直为望，此月之位，故以定十二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自甲至癸为十日，天运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日日而差。积十日为一旬，积三旬为一月，积十二月为一歳，此日之位，故以定十日。大史正歳年以序事，冯相氏于此平辨之，以合于歳月日之位，而知厯之精防中否，此其大法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王昭禹曰：日
译郑锷说：“对照《尧典》中‘四时平秩’的文字，冯相氏的职务本是羲和的职责，然而却只任用中士来担任，人们怀疑这是因为他的职位卑微，其实并非如此。帝尧的时代，只有羲和四个儿子罢了。周朝校正岁年，颁布告朔之礼，有大史以下的大夫两人来负责，又有冯相氏，又有保章氏，大概不是单一的职官，尤其详细完备到这种程度，怎么可以用尊卑来论断呢？”
掌管十二岁
郑康成说：“岁，指的是太岁。岁星与太阳同处一个星次的月份，就是北斗斗柄所指向的时辰。”乐广说：“岁星与太阳通常对应太岁，通过月建来显现。”那么现在的历法中的太岁，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的按语：郑注关于岁星、太岁的说法，是古今通行的定论，然而还有未阐明之处。大概岁星逆行于每月日月所会的天空十二次，从丑到子，从子到亥、戌。太岁则顺行于每月斗柄所指向的地上十二辰，从子到丑，从丑到寅、卯。凡是斗柄所指向的就是太岁，但斗柄每月移动，而太岁则一年才移动一次。】
王氏《详说》说：“在天空有岁星，在地上有太岁。岁星向右行，太岁向左行。在斗宿叫星纪，在女宿叫玄枵，在危宿叫娵訾，在奎宿叫降娄，在胃宿叫大梁，在毕宿叫实沈，在井宿叫鹑首，在柳宿叫鹑火，在轸宿叫鹑尾，在氐宿叫寿星，在心宿叫大火，在箕宿叫析木。这就是所说的岁星向右行。在寅位叫摄提格，在卯位叫单阏，在辰位叫执徐，在巳位叫大荒落，在午位叫敦牂，在未位叫协洽，在申位叫涒滩，在酉位叫作噩，在戌位叫阉茂，在亥位叫大渊献，在子位叫困敦，在丑位叫赤奋若。这就是所说的太岁向左行。向左行，是指从东到南，从南到西，从西到北；向右行，是指从北到西，从西到南，从南到东。至于日月的运行，也是这样。天道向左旋转而经星跟随它，日体向右旋转而岁星跟随它。所以太阳运行到北陆为冬，西陆为春，南陆为夏，东陆为秋。然而岁星在天上运行，一年移动一个辰位，大约一百四十四年跳跃一个辰位，如果再次跳跃，历法又要改变了。”《春秋保干图》说：“三百年斗历改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十二个月
贾氏说：十二个月，是指斗柄每月指向一个辰位，十二个月就循环一周了。○郑锷说：正月叫陬，二月叫如，三月叫寎，四月叫余，五月叫臯，六月叫且，七月叫相，八月叫壮，九月叫玄，十月叫阳，十一月叫辜，十二月叫涂，这就是十二个月的位置。
十二个辰位
贾氏说：十二个辰位，是指子、丑、寅、卯等【○刘执中说：指所停留的星次，在天上叫次，在地上叫辰】
十个日名
贾氏说：十个日名是指甲、乙、丙、丁等
二十八星的位置
贾氏说：二十八星是指东方的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的斗、牛等位置，总共这五组都有位置，五组都依据四方四面十二辰而显现。
辨别它们的顺序和事务以防范天位
郑锷说：岁、月、辰、日、星在天空的固定位置，各自推演它们所在的地方，希望人们的行事不违背，于是辨别它们的先后顺序来防范。比如春天就平定东方的耕作，想要合乎日中星鸟的时候；夏天就平定南方的政事，想要合乎日长星火的时候。以至于百姓的迁徙安居，国家的朝见饯行，所有事务的次序，都寻求合乎天道，这就叫做防范。《尧典》中的平秩，之所以称为辨秩，正是这里所说的辨别其顺序和事务【○王氏《详说》说：伶州鸠回答周景王说：‘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这就是所说的五位。查考武王伐商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按夏历是十月。当时岁星在张宿，所以叫鹑火；房宿为驷，月亮运行到房宿，所以叫天驷；太阳运行到箕宿，所以叫析木。戊子后三天是周正月的初一，日月合于斗宿，所以叫斗柄。这个月辰星开始在玄枵显现，所以叫天鼋。玄枵又名天鼋，岁、日、月、星辰，这就是五位。以防范天位，大概也是这样吧】
黄氏说：“《尧典》历象日月星辰，历推演它们的数目，象观察它们的运行。大史掌管历法，冯相氏观察象数。日月星辰都是运动的，虽然有常规度数，但不免有时盈余有时短缺，它们的误差常在毫厘渺忽之间，积累起来就逐渐偏离。所以古人有历法就有象数，随时校正它。岁星大约一年经过一个星次，十二年小循环一周，所以用位置来确定岁。岁有十二个月，太阳与月亮合于十二辰，这就是朔，相对为望，这是月亮的位置，所以用来确定十二个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太阳每天运行一度，从甲到癸为十日，天体一天运行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替，黄昏、清晨、中午每天都有差异。积累十日为旬，积累三旬为月，积累十二月为岁，这是太阳的位置，所以用来确定十日。大史校正岁年以安排事务，冯相氏在这里平定辨别，以合乎岁、月、日的位置，从而知道历法的精微是否适中，这是它的大法。”
冬天和夏天测定太阳，春天和秋天测定月亮
王昭禹说：太阳
为阳而实，故致于长短极之时；月为隂而阙，故致于长短不极之时。○郑康成曰：冬至日在牵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尺五寸。此长短之极，极则气至。冬无愆阳，夏无伏隂。春分日在娄，秋分日在角，而月▯于牵牛、东井，亦以其景知气至否。○陆佃曰：黄道北至东井，南至牵牛，东至角，西至娄。夏至日在东井而北近极【○髙闳曰：夏至日去极六十七度】则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牵牛而南逺极【○髙闳曰：冬至日去极百十五度】则晷长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娄，秋分日在角，而中于极星，则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夫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升故为温为暑；隂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隂胜则为凉为寒。若日失节于南，则晷过而长，为常寒；失节于北，则晷退而短，为常燠。此四时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东西南北，有青、白、赤、黒之道各二，而出于黄道之旁。立春、春分，月行青道；立秋、秋分，月行白道；立冬、冬至，北旋黒道；立夏、夏至，南从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者，以月入八日与不尽八日，得隂阳之正平故也。然日之与月，隂阳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观君居中而逸，臣旁行而劳；臣近君则威损，逺君则势盛。威损与君异，势盛与君同。月逺日则光盛，近日则光缺。未望则岀西，既望则岀东。则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説，葢足信也【○刘迎曰：冯相氏但言十二月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而无土圭之文，此以二至长短之极与二分之中而致日月耳，不必谓以土圭致日景也】
译太阳属阳且充实，所以能达到昼夜长短的极致；月亮属阴且有亏缺，所以只能达到昼夜长短非极致的状态。○郑康成说：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宿，日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时太阳在东井宿，日影长一尺五寸。这是昼夜长短的极致，达到极致则节气到来。冬天没有过盛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分时太阳在娄宿，秋分时太阳在角宿，而月亮在牵牛、东井宿，也是通过日影来知晓节气是否到来。○陆佃说：黄道北至东井，南至牵牛，东至角，西至娄。夏至时太阳在东井而向北靠近极点【○高闳说：夏至时太阳距离极点六十七度】，则日影短而表影长一尺五寸；冬至时太阳在牵牛而向南远离极点【○高闳说：冬至时太阳距离极点一百一十五度】，则日影长而表影长一丈三尺。春分时太阳在娄宿，秋分时太阳在角宿，而居中于极星，则日影适中而表影长七尺三寸。太阳，属阳。阳气主事则太阳进而向北，白昼进而变长，阳气上升所以温暖炎热；阴气主事则太阳退而向南，白昼退而变短，阴气占胜所以凉爽寒冷。如果太阳在南边失于节度，则日影过长，导致常年寒冷；在北边失于节度，则日影过短，导致常年暑热。这是四季测定太阳位置的方法。月亮在东西南北九条轨道上运行，有青、白、赤、黑四条轨道各两条，而出现在黄道旁边。立春、春分，月亮行于青道；立秋、秋分，月亮行于白道；立冬、冬至，月亮向北旋转行于黑道；立夏、夏至，月亮向南跟随行于赤道。古人测定月亮位置不在两立（立春、立夏等）而常在两分（春分、秋分），不在两分的望日而常在朔日，是因为月亮入八日与不满八日，得到了阴阳的正平。然而太阳与月亮，是阴阳尊卑的区别，就像君臣一样。看君主居中而安逸，臣子旁行而辛劳；臣子靠近君主则威严受损，远离君主则势力强盛。威严受损与君主不同，势力强盛与君主相同。月亮远离太阳则光芒强盛，靠近太阳则光芒亏缺。未望时月亮出于西方，既望时月亮出于东方。那么太阳有中道、月亮有九行的说法，大概足以相信了【○刘迎说：冯相氏只说十二月十日二十八星宿的位置，而没有土圭的文字，这是用两至长短的极致与两分的适中来测定日月，不必说是用土圭来测定日影】
以辨四时之叙
郑锷曰：辨字本亦作辩。説者，谓见景之至否，可以辩说其晷刻，以正闰余，使四时之叙无有差忒。○黄氏曰：夏至日景极长，冬至日景极短，春秋分平，日景平则日亦平。致言长短与平，各至其数，四时之气定矣。于是而置闰，所谓以闰月定四时，成歳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黄氏曰：推步虽精，星辰日月之动，晷度从违，吉凶之证者焉，则又设官以观占之，名曰保章氏。保安也，章明也。占天象以诏救政务，在保安时变，章明天意，不为恠诞诳幻【○郑康成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变。○郑锷曰：诗云：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葢言星辰昭囬于天之章，其着象也，章章可观。为国家者仰察其垂象之文，可知为政之得失】
刘氏曰：「冯相氏，考诸厯数，以知天道者；保章氏，占于天象，以察时变者也。」○郑锷曰：「二官俱以氏为名，意以为天象固非常人所能知，必天文之家，父祖子孙世守其职，始知其详也。名官曰氏，欲世守之。」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
王昭禹曰：掌天与星，所谓日月之变动，五云之物，十有二风，皆天也。所谓星辰分星者，皆星也。○刘执中曰：掌天星，谓占眡之志者，记载其变动之顺逆，以知天下之迁易，而辨其吉凶之小大浅深，以诏于为国者也。○郑康成曰：星谓五星，有赢缩圜角【○贾氏曰：天文志云：歳星所在，其国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如前曰赢，赢为客，晚出为缩，缩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无有逆行云。圜角者，星备云：五星更王相休废，其色不同。王则光芒，相则内实，休则光芒无角不动摇，废则少光色顺四时，其国皆当也】辰日月所防【○项氏曰：辰有至否】日有薄食晕珥【○贾氏曰：此即眂祲职文】月有盈亏脁侧匿之变【贾氏曰：月有盈亏，即礼运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脁侧匿之变者，五行传云：晦而月见西方，谓之脁；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祸福变移所在，皆见。
黄氏曰：二十八星，十二辰，随天左旋；日月星辰，右旋。天、日、月、五星，皆动物也。观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动为可志矣。尧典：「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葢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动」，而曰「星辰之动」。天之动不可见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为七政，从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动，有疾徐、赢缩、循轨、不循轨；日月薄蚀，五星陵犯，皆于此乎占之。天下之迁迁变也，变则其占不可常。梓慎论孛曰：「夏数得天，火作，宋、衞、陈、郑当之。」占歳曰：「歳在星纪而滛于▯枵，蛇乘龙，宋、郑必饥。」禆灶曰：「歳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星孛大辰，而占在宋、衞、陈、郑；失次在星纪，而占在宋、郑、周、楚。是皆所谓迁也【夏数得天，蛇乘龙，害鸟帑，皆其占法。注家虽附防其说，然其所以用之者，终不能知也。歳失次，梓慎、禆灶之占亦异】其后崔浩占荧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当入秦，此犹得古人遗法。循轨为吉，不循轨为凶。又有时变，如当食不食，当陵犯不陵犯，为吉；晕珥、脁匿、圜角、失色，皆非晷度之正，为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扶问反】星
郑康成曰：「星土，星所主土，封犹界也。」○刘执中曰：「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扬州；虚、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参，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张，三河；翼、轸，荆州。」○薛氏曰：「星土之説不明旧矣。有为北斗之说者，以谓七星主九州，若雍属魁星，冀属枢星，兖、青属机星，徐、扬属权星，荆属衡星，梁属开星，豫属摇星之类是也。有为五行之説者，以为十二次主九州，若降娄、▯枵主于岱歳星位焉，鹑首实沈主于华太白位焉之类是也
译用来辨别四季的次序。
郑锷说：“辨”字原本也写作“辩”。解说的人认为，通过观察日影是否到达极点，可以辩说推算出刻漏的时间，以此来校正闰余，使得四季的次序没有差错。○黄氏说：夏至时日影最长，冬至时日影最短，春分和秋分时日影持平，日影持平则太阳运行也持平。说到长短与持平，各自达到其应有的度数，四季的气候就确定了。于是设置闰月，这就是所说的用闰月来定四季，成就一年的岁数。
保章氏设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黄氏说：虽然推算历法很精密，但星辰日月的运行，日影度数的顺逆，吉凶的征兆，还需要设置官员来观察占卜，名叫保章氏。保是保安，章是章明。通过占卜天象来告诫补救政事，在于保安时运的变化，章明天意，不从事怪异虚妄的欺骗。【○郑康成说：保是保守，世代守护天文的变化。○郑锷说：《诗经》说：‘那浩瀚的银河，在天上彰显文采’，大概是说星辰在天上昭示其文采，其显现的形象，清晰可见。治理国家的人仰察天垂示的形象，可以知道施政的得失】
刘氏说：“冯相氏，考察历数，以此来知晓天道；保章氏，占卜天象，以此来察知时运的变化。”○郑锷说：“这两个官职都以‘氏’为名，意思是天象本来不是普通人所能知晓的，必须是天文世家，父祖子孙世代守护其职责，才能知晓其详情。官名叫做‘氏’，是想要世代守护。”
掌管天星，用来记录星辰日月的变动，以此观察天下的变迁，辨别其吉凶。
王昭禹说：掌管天与星，所说的日月之变动，五云之物，十二风，都属于天。所说的星辰分星，都属于星。○刘执中说：掌管天星，是说占卜观察并记录其变动的顺逆，以此知晓天下的变迁，并辨别其吉凶的大小深浅，以此告诫治国的人。○郑康成说：星指五星，有盈缩圆角【○贾氏说：《天文志》说：岁星所在的国家不可攻打，可以攻打别人。超越星宿向前运行叫盈，盈为客星，晚出叫缩，缩为主星。所以有人说：天下太平，五星遵循度数，没有逆行。圆角者，《星备》说：五星更替王、相、休、废，其颜色不同。王则光芒四射，相则内部充实，休则光芒无角且不摇动，废则少光色顺四时，其国家都应当如此】辰日月所防【○项氏说：辰有到达与否】日有薄食晕珥【○贾氏说：这就是视祲职中的文字】月有盈亏脁侧匿之变【贾氏说：月有盈亏，即《礼运》中说的三五而盈，三五而缺。脁侧匿之变者，《五行传》说：晦日月亮出现在西方，叫做脁；朔日月亮出现在东方，叫做侧匿】这七种情况在右侧行列舍次，天下的祸福变移所在，都能显现。
黄氏说：二十八星，十二辰，随天向左旋转；日月星辰，向右旋转。天、日、月、五星，都是运动的物体。观察诸天星，那么星辰日月的运动就可以记录了。《尧典》说：“日中，宵中，日永，日短。”大概是用这些星来记录的。不说“天的运动”，而说“星辰的运动”。天的运动不可见。不说五星日月，五星为七政，由此可知。星辰日月的运动，有快慢、盈缩、循轨、不循轨；日月薄蚀，五星陵犯，都在这里占卜。天下的变迁，变迁也，变化则其占卜不可常定。梓慎论孛星说：“夏数得天，火作，宋、卫、陈、郑当之。”占卜岁星说：“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蛇乘龙，宋、郑必饥。”裨灶说：“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星孛大辰，而占卜在宋、卫、陈、郑；失次在星纪，而占卜在宋、郑、周、楚。这些都是所说的变迁【夏数得天，蛇乘龙，害鸟帑，都是其占卜方法。注家虽然附会其说，但其所以使用的原因，终究不能知晓。岁失次，梓慎、裨灶的占卜也不同】后来崔浩占卜荧惑星，也说：“星亡必以庚辛，秦也。”这是应当进入秦国，这还得到古人遗留的方法。循轨为吉，不循轨为凶。又有时变，如应当食而不食，应当陵犯而不陵犯，为吉；晕珥、脁匿、圆角、失色，都不是日影度数的正常现象，为凶。
用星土来辨别九州的地域，所封的疆域，都有分【扶问反】星
郑康成说：“星土，是星所主宰的土地，封犹界也。”○刘执中说：“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扬州；虚、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参，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张，三河；翼、轸，荆州。”○薛氏说：“星土的说法很久就不明确了。有北斗之说，认为七星主宰九州，如雍属魁星，冀属枢星，兖、青属机星，徐、扬属权星，荆属衡星，梁属开星，豫属摇星之类。有五行之说，认为十二次主宰九州，如降娄、玄枵主于岱岁星位，鹑首实沈主于华太白位之类。”
。以今攷之则不然，星土葢分星之十二次分属九州，十二次虽分十二土，然合而言之为九州而已。成周盛时，诸侯封域棊布九州，大者百里，次者七十里，小者五十里，附庸小国又不能五十里者，固不容皆有分星之次，大率所封之分星皆以九州举之。自春秋之时不明九州之星土，即分星之所次，至韩、赵、魏三家分晋而堪舆之说起，初分十二诸侯上配天文十二次。彼战国时强者陵弱，大者并小，其分疆错壌，虽连亘数千里，然侵夺去取初无定论，果能尽合于天文之度乎？况星纪于天文在东北，乃以当东南之吴越；鹑首于天文在东南，乃以当西北之嬴秦；周都闗河天地之中，而鹑火则南方之次；齐都营丘实负东海，而▯枵则北方之次。止分十二国，犹不当天地之度，况乎国千八百，欲尽以天文分星槩之邪【○贾氏曰：「歳星或西或北，不依国地所在，以古之受封之月，歳星所在之辰属焉耳】先儒谓九州中诸国分星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谓堪舆非古数是也，谓亡其分星之书则未之思矣。岂知诸国之分星即分其九州之星土以为分星乎？吾固谓十二次之星丽于九州则为星土，分于天下诸侯则为分星。何则？青州之星土则▯枵也，齐之分星属焉；扬州之星土则星纪也，而吴越之分星属焉。以至兖之寿星，荆之鹑尾，皆星土而为郑与楚之分星。雍之鹑首，冀之大梁，皆星土而为秦与赵之分星。若夫梁州之实沈，其地入于雍豫，则星土亦分于雍豫，而为豫之分星。徐州之降娄，其地入于青兖，则星土亦分于青兖，而为鲁之分星。今以▯论之，《左传》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郑禆灶曰：“今兹歳在颛帝之墟，姜氏任氏实守其地。”释云：“颛帝之墟谓▯枵也”，则知▯枵为齐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夏，吴伐越，晋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歳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释云：“歳在星纪”，故知星纪为越之分星，而▯州之星土也。《尔雅》云：“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释云：“箕龙尾，斗南斗天汉之津梁，为燕分，而幽州之星土也。”《左传》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故商主大火，宋为商之后，故知大火为宋分，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公十七年，星孛于大辰及汉，梓慎曰：“汉水祥也，衞颛顼之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此娵訾为衞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歳在星纪，淫于▯枵，蛇乘龙，龙宋郑之星。”故知寿星为郑分，而豫州之星土也。《郑语》周史曰：“楚重黎之后，黎为髙辛氏火正。”则知鹑尾为楚之分。《左传》昭元年，郑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知实沈为晋分，而并州之星土也。皆分星之见于书▯可攷也。然诸国之封域既列于九州之内，则诸国之分星即九州之星土，尚何泥于北斗五行之说乎？
译用今天的情况来考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星土，大概是把十二次分属九州，十二次虽然分为十二块土地，但合起来说就是九州罢了。成周兴盛的时候，诸侯的封地像棋子一样散布在九州，大的百里，次之的七十里，小的五十里，连五十里都不到的附庸小国，本来就不可能都有对应的分星之次，大抵所封之地的分星都是以九州来概括的。自从春秋时期不再明确九州之星土，也就是分星所在的次序，到韩、赵、魏三家分晋而堪舆之说起，开始将十二诸侯与天文十二次相配。那战国时期强者欺凌弱者，大国兼并小国，它们划分疆界交错杂处，虽然连绵数千里，但侵夺取舍起初没有定论，果真能完全符合天文的度数吗？况且星纪在天文上位于东北，却用来对应东南的吴越；鹑首在天文上位于东南，却用来对应西北的嬴秦；周朝都城在关河之间，是天地的中心，而鹑火却是南方的星次；齐国都城在营丘，背靠东海，而玄枵却是北方的星次。仅仅划分十二个国家，尚且不符合天地的度数，何况有一千八百个国家，想要完全用天文分星来概括它们呢？【○贾氏说：“岁星有时在西有时在北，不依据国家所在地，而是以古代受封的月份，岁星所在的时辰来归属罢了。”】先儒说九州中各国分星的书籍已经失传了，堪舆虽然有郡国所入的度数，但不是古代的数目。说堪舆不是古数是正确的，说分星之书失传了则是没有深思。哪里知道各国的分星就是划分九州的星土作为分星呢？我本来就说，十二次的星附着在九州上就是星土，分给天下诸侯就是分星。为什么呢？青州的星土就是玄枵，齐国的分星属于它；扬州的星土就是星纪，吴越的分星属于它。以至于兖州的寿星，荆州的鹑尾，都是星土而成为郑国与楚国的分星。雍州的鹑首，冀州的大梁，都是星土而成为秦国与赵国的分星。至于梁州的实沈，其地并入雍豫，那么星土也分在雍豫，而成为豫州的分星。徐州的降娄，其地并入青兖，那么星土也分在青兖，而成为鲁国的分星。现在以玄枵为例，《左传》昭公十年有星出现在婺女，郑国裨灶说：“今年岁星在颛顼的废墟，姜氏和任氏实际守护着那块土地。”解释说是：“颛顼的废墟指的就是玄枵”，由此可知玄枵是齐国的分星，也是青州的星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夏天，吴国攻打越国，晋国史墨说：“不到四十年，越国就能占有吴国吗？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攻打它，必定承受凶险。”解释说是：“岁星在星纪”，所以知道星纪是越国的分星，也是扬州的星土。《尔雅》说：“析木叫做津，箕宿和斗宿之间是天汉的津梁。”解释说是：“箕宿是龙尾，斗宿是南斗，天汉的津梁，是燕国的分星，也是幽州的星土。”《左传》襄公九年说：“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而用火来纪时。”所以商朝主管大火，宋国是商的后代，所以知道大火是宋国的分星，也是豫州的星土。昭公十七年，彗星出现在大辰和天汉，梓慎说：“这是汉水的祥瑞，卫国是颛顼的废墟，所以称为帝丘，它的星宿是大水。”这就是娵訾为卫国的分星，也是冀州的星土。襄公二十八年，梓慎说：“岁星在星纪，淫于玄枵，蛇乘龙，龙是宋郑的星宿。”所以知道寿星是郑国的分星，也是豫州的星土。《郑语》周史说：“楚国是重黎的后代，黎是高辛氏的火正。”所以知道鹑尾是楚国的分星。《左传》昭公元年，郑国子产说：“将实沈迁移到大夏，主管参宿，唐人就依凭它。”知道实沈是晋国的分星，也是并州的星土。这些都是分星在书中可以考证的。既然各国的封地都列在九州之内，那么各国的分星就是九州的星土，还有什么必要拘泥于北斗五行的说法呢？
以观妖祥
黄氏曰：日月五星，其动者二十八星，不动者二十八星，各有所主。后郑言古数之存者十二次之分而已。唐僧一行分星度，岂非堪舆遗学欤？其凿亦甚。日月五星占其动，故言观天下之迁；二十八星占其不动，故言九州之地皆有分星。郑云主用客星彗孛之气为象，恐非彗孛五星之变，则其动者常星自有变，当占。○王昭禹曰：以观妖祥，则分星所主在地者，妖祥兆于天；以所主之分星观之，则九州之妖祥灼然可见矣。
以十有二歳之相【息亮反】观天下之妖祥。
愚案十二歳説见冯相氏
郑锷曰：歳星之行，十二歳而周天，是谓十二歳。色欲明光润泽，赤而角，则其国昌；赤黄而沉，其野大穰。故其占色相，色相变异，则天下之妖祥皆可得而知。歳星所在，其国有福。春秋之际，越得歳而吴伐之，遂受其凶。左传言歳在颛帝之墟，居其鹑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视其相，则又观其有妖星也【○黄氏曰：先儒説歳星、太歳为祥，独不言相为何义？然观天下之妖祥，不独以分土占之也。星书言歳为五星长君，象其应在天下，梓慎、禆灶之占可见。○刘执中曰：十有二歳，则大歳也。是谓歳隂木星之神，大歳左行于地，歳歴一辰，▯枵之歳在子，星纪之歳在丑，而歳常右行于天，而居其舍也。所谓相者，木之相火星也，火之相土星也，土之相金星也，金之相水星也，水之相木星也。歴十二年而五星更生，星循度，或合于一舍为吉祥，三合、两合、赢缩、流逆、失度，则为兵烖、水旱、凶札，各如其占焉】
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
郑康成曰：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郑司农曰：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黒为水，黄为丰。故《春秋》传曰：「凡分至啓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诏救政。
降丰荒之祲象
郑康成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国。」○李嘉防曰：「气为祲，形为象。」
王昭禹曰：「言降丰荒之祲象，则与眡祲所谓叙降同矣。葢下其説于国，使民知之焉，故谓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备，患未生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也，可谓厚矣。」
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
王昭禹曰：十有二风，风之生于十二辰之位者也。葢天地六气合以生风，艮为条风，震为明庶风，巽为清明风，离为景风，坤为凉风，兊为阊阖风，干为不周风，坎为广莫风。八风本乎八卦。传曰：「舞以行八风，谓此也。」四维之风兼于其月，故艮为条风而立春亦曰条风，巽为清明风而立夏亦曰清明风，坤为凉风而立秋亦曰凉风，干为不周风而立冬亦曰不周风。故八风变而言之，又谓十二风也【○李嘉防曰：八卦主八风，惟辰戌丑未之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故风无定风。今注云「十二风」，意者立春在前月则兼前月之风，在后月则兼后月之风，立夏、立秋、立冬皆然。或云于乾坤艮巽既有定名之风，安得云四立无定风？盖四立有在前月法，有在后月法，以卦气所属参酌之，则可知矣。十二月之风各应其月为天地之和，不然则为乖为别，而妖祥可得而命。○刘迎曰：十二风以十二月占之，如风自东来为震，名明庶；南来为离，名景风。风盖有八，以十二月占之则为十二风。先儒以十二辰皆有风吹律以知和否，若吹十二律以知十二风，则十二歳之相、五云之物，又将吹何而观之？此穿凿之说】
郑锷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风从律而不奸，则气和可知。风，气不应，由隂阳不和，不和为乖，不应为别。见其乖别，可以命其妖祥。○王昭禹曰：命以告人，使之知所备。○王氏曰：乖别在人，妖祥先见于风，亦人与天地同流通，万物一气故也。丰荒之祲象，言降乖别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命，谓名言之。
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贾氏曰：五物谓掌天星以下。○王氏曰：诏以诏上，访以访下。○郑康成曰：访，谋也。见其象则当豫为之备，以诏王
译用来观察妖异与祥瑞。
黄氏说：日月和五星，其中会移动的有二十八星，不会移动的也有二十八星，各自有所主宰。后郑说古代天文数术留存下来的，只有十二次的分野罢了。唐代僧人一行划分星度，难道不是堪舆学的遗存吗？这种说法也很牵强。日月五星观测它们的移动，所以说观察天下的变迁；二十八星观测它们的静止，所以说九州之地都有对应的分星。郑玄说主要利用客星、彗星、孛星的气象作为征兆，恐怕不是彗星、孛星和五星的变化，那么那些移动的恒星如果有变化，也应当观测。○王昭禹说：用来观察妖异与祥瑞，那么分星所主宰在地上的事物，妖异与祥瑞的征兆在天上显现；通过所主宰的分星来观察，那么九州的妖异与祥瑞就清晰可见了。
用十二年的岁星相貌来观察天下的妖异与祥瑞。
愚案：关于十二岁的说法，参见冯相氏篇。
郑锷说：岁星的运行，十二年绕天一周，这叫做十二岁。颜色想要明亮光泽润泽，红色且带角，那么该国昌盛；红黄色且深沉，那么田野大丰收。所以观测它的颜色和相貌，颜色和相貌发生变异，那么天下的妖异与祥瑞都可以得知。岁星所在之处，该国就有福气。春秋时期，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攻打它，于是遭受了凶险。《左传》说岁星在颛顼帝的故地，居于鹑首，而有妖星出现，告知邑姜。观察它的相貌，又是观察是否有妖星出现。【○黄氏说：前代儒者说岁星、太岁为祥瑞，唯独不说“相”是什么意思？然而观察天下的妖异与祥瑞，不仅仅通过分土来占卜。星书说岁星是五星的首领君主，象征它在天下的应验，梓慎、裨灶的占卜可以证明。○刘执中说：十二年，就是太岁。这叫做岁阴木星之神，太岁在地下向左运行，岁星经过一个辰位，〇虚宿的岁在子位，星纪的岁在丑位，而岁星常在天上向右运行，并居于其舍。所谓“相”，就是木星的相貌、火星的相貌、土星的相貌、金星的相貌、水星的相貌。历经十二年而五星重新更替，星辰遵循度数，或者合于一舍为吉祥，三合、两合、赢缩、流逆、失度，就会发生战争灾祸、水旱灾害、瘟疫死亡，各自符合其占卜的结果】
用五种云气的物象来辨别吉凶、水灾和旱灾。
郑康成说：物象就是颜色，观察太阳旁边的云气颜色。○郑司农说：在二至二分的时候观察云色，青色主虫灾，白色主丧事，红色主兵荒，黑色主水灾，黄色主丰收。所以《春秋》传曰：“凡是分至启闭一定要记录云物，是为了防备的缘故。”所以说：凡是这五种物象，用来告知补救政令。
降下丰收或荒年的祲象。
郑康成说：“降，就是下。知道水旱所降下的国家。”○李嘉防说：“气叫做祲，形叫做象。”
王昭禹说：“说降下丰收或荒年的祲象，那么与视祲所说的叙述降下相同了。大概是将说法下达给各国，让百姓知道，所以叫做降。事情未到而让百姓准备，祸患未生而让百姓防备，先王以此来仁爱百姓，可以说是很厚道了。”
用十二风来考察天地的和谐，命名乖离别异的妖异与祥瑞。
王昭禹说：十二风，是产生于十二辰位置的风。大概天地六气结合产生风，艮卦为条风，震卦为明庶风，巽卦为清明风，离卦为景风，坤卦为凉风，兑卦为阊阖风，乾卦为不周风，坎卦为广莫风。八风本源于八卦。传曰：“舞蹈用来推行八风，说的就是这个。”四维的风兼于其月，所以艮为条风而立春也叫条风，巽为清明风而立夏也叫清明风，坤为凉风而立秋也叫凉风，乾为不周风而立冬也叫不周风。所以八风变化而言，又叫做十二风。【○李嘉防说：八卦主宰八风，只有辰戌丑未之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所以风没有固定的风。现在注释说“十二风”，意思是立春在前月就兼前月之风，在后月就兼后月之风，立夏、立秋、立冬都是这样。有人说在乾坤艮巽既有定名的风，怎么能说四立没有固定的风呢？大概四立有在前月的法则，有在后月的法则，以卦气所属参酌，就可以知道了。十二月之风各应其月为天地之和，不然就是乖离别异，而妖异与祥瑞可以命名。○刘迎说：十二风用十二月来占卜，如风从东来为震，名叫明庶；南来为离，名叫景风。风大概有八种，用十二月来占卜就是十二风。前代儒者认为十二辰都有风吹律管来知道和谐与否，如果吹十二律来知道十二风，那么十二岁的相貌、五云的物象，又将吹什么来观察呢？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
郑锷说：太平盛世，天地之气结合产生风，风符合律管而不奸邪，那么气和谐就可以知道。风，气不相应，由于阴阳不和，不和叫做乖，不相应叫做别。看到其乖离别异，可以命名其妖异与祥瑞。○王昭禹说：命名用来告知人们，让他们知道防备。○王氏说：乖离别异在人，妖异与祥瑞先见于风，也是人与天地同流通，万物一气的原因。丰收荒年的祲象，说降下；乖离别异的妖异与祥瑞，说命名，都是命名而降下的命名，意思是命名而言。
凡是这五种物象，用来告知补救政令，咨询有序的事务。
贾氏说：五物指掌管天星以下。○王氏说：诏用来告知上级，访用来咨询下级。○郑康成说：访，就是谋划。看到其象就应当预先为之准备，用来告知君王。
救其政，且谋今年星天时占相所冝次序其事【○黄氏曰：序事即太史序事。星辰日月有变动，则访其事当行当止，以承天意，是为救政。○刘执中曰：序事者，冯相氏以厯数而攷之者也。故以所志之变动，访于厯数者，以稽合而使王信之，则恐惧生而救政出矣】
译挽救政事的过失，并且谋划今年星辰、天时、占卜、相术所适宜的事项，按次序处理这些事务。【○黄氏说：序事就是太史序事。星辰日月如果有变动，就探求这些事应当施行还是应当停止，以顺应天意，这就是挽救政事。○刘执中说：序事，是冯相氏用历法数理来考察的。所以将所记录的变动，向精通历法数理的人咨询，以核查吻合，让君王相信，那么恐惧之心就会产生，挽救政事的措施也就出台了】
郑锷曰：占辨于方萌之始，诏人君以救灾应变之道而已。救灾者，必贵乎有政；应变者，不可以无事。以政而救灾者，王之职也。故行应变之事，当先后之序，必询访然后知。○易氏曰：政者，国之大本。诏救政于上，则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职访序事于下，则人臣知儆戒之意【○李嘉防曰：救政诏于上，序事访于下，五物之变可以感通君上之心，而尽臣下欲言之情。后世因灾异以求直言，近之】
周礼订义卷四十四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十五宋王与之撰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内史一属，所以次于大史之后者，事固有所由始。造命之地，则一人风化之所由出；命令之逹，则四方观听之所由归；左右夹辅之助，则一人心腹耳目之所由▯。内史之官，既以中大夫一人，又以下大夫二人辅之。盖端本澄源于内者，既有可纪之实，然后付诸大史以脩之，而待后世之有攷【○孙氏曰：「史官隶之宗伯，以宗庙典籍具存，非博古通今之士不能胜其任也】
黄氏曰：「内史掌八枋之法，与▯宰同，地愈亲，任愈重，故其爵秩髙而置员广，皆先王精意。自汉始，以尚书緫朝事，其后离而为中书，又离而为门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
掌王之八枋【兵病反】之灋，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
郑康成曰：大宰既以诏王，内史又居中贰之。○郑锷曰：大宰权之所在，内史书之所在，用其权可以驭羣臣，案其书可以诏王治。诏王虽同，权与书不侔矣。大宰谓之柄，取能执之意，字从丙，丙者向明而执之，故于诏王驭羣臣言之。枋则取刻制之义，字从方，方者义执矩之所同，故于诏王治言之。曰杀不曰诛，内史法之所在，有罪则当杀耳。
愚案：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史官者公论之所出，权柄有一不公，史氏得直笔以书之，凛乎其可畏也。属诸礼官，其选清矣，而得参稽乎朝廷爵禄之事，岂惟足以制冢宰之自专，而庙堂进退亦▯日与儒者参订矣。
执国灋及国令之贰
郑康成曰：「国法六典八法八则。」○王氏曰：「上以道制之下，守以为法；上以命使之下，禀以为令。」○郑锷曰：「国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时之令；掌其法，书其令，各有官守。内史皆执其贰而已【○李嘉防曰：「拘一定之说，不酌诸人情世变；上或以法制自胜，下或以虚文为欺，损益升降无所变通，其弊乃甚。必二者并行，治本时宜，彼此兼济，斯无难行之患】
以攷政事以逆防计
王昭禹曰：「以攷政事，则所主在治；以逆防计，则所主在财用。」○郑锷曰：「与大宰司防，更相参稽。」
掌叙事之灋，受纳访，以诏王听治。
郑康成曰：「叙六叙也。六叙六曰以叙听其情。」○王昭禹曰：「其法之所掌，皆先尊而后卑，先贵而后贱，先上而后下，先大而后小，所以谓掌叙事之法。」○叶氏曰：「有事斯有法。军旅之事，则有军旅之法；田役之事，则有田役之法；以至祭祀、丧纪、防同之事，莫不皆然。内史所掌叙事之法者，法有不便于民，先王不恃法以为便，不任己以为明，故必纳访于民，而使内史受焉。其所便者因之，其所不便者革之，损益必利于民，然后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纳访，然后诏王听治。」○郑锷曰：「王者有所咨询，谓之访；臣下有所复白，谓之纳【○郑康成曰：「纳访，纳谋于王也。」○黄氏曰：「自内而出曰访，自外而入曰纳】上有所访，则下有所纳，访者不一，则其所纳亦不一矣。内史掌叙事之法，以纳访之事先后有伦，不相杂糅，乃诏王而听其治，非他史职比【○李嘉防曰：「纳访者，因事变而访问，由已见而论奏，与臣民之复逆之有常者不同，必曰掌叙事之法者，盖所访纳者非一事，但其序不可紊乱而
译郑锷说：占卜辨别于事物初萌之时，只是告诫君主以救灾应变的方法罢了。救灾，必定重视有政令；应变，不可以没有事务。以政令来救灾，是君王的职责。所以实行应变的事务，应当有先后的次序，必定要咨询访求然后才能知晓。○易氏说：政令，是国家的大根本。在上方告诫救正政令，那么君主就知道修省的道理；事务是有司的常规职责，在下方咨询访求事务的次序，那么臣子就知道警戒的意思。【○李嘉防说：救正政令在上方告诫，咨询事务在下方访求，五种灾异的变故可以感通君主的心，而尽到臣下想要进言的情意。后世因为灾异而寻求直言，接近这个意思】
周礼订义卷四十四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十五 宋王与之撰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说：“内史这一属官，之所以排在太史之后，是因为事务本来有所由开始。造命的地方，是一人风化所由出的地方；命令的传达，是四方观听所由归的地方；左右夹辅的帮助，是一人心腹耳目所由出的地方。内史的官职，既用中大夫一人，又用下大夫二人辅佐他。大概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在内部的，既然有可以记载的实绩，然后交给太史去修撰，而等待后世有所考证。【○孙氏说：“史官隶属宗伯，因为宗庙典籍都保存着，不是博古通今的士人不能胜任这个职务”】
黄氏说：“内史掌管八柄的法度，与太宰相同，地位越亲近，责任越重大，所以他的爵位等级高而设置的人员多，都是先王的精微用意。自从汉朝开始，用尚书总领朝政事务，后来分离为中书，又分离为门下，而朝廷日益卑微，这不是成周建立官职的本意。”
掌管君王的八柄【兵病反】的法度，用来告诫君王治理。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
郑康成说：太宰已经用来告诫君王，内史又居中辅助他。○郑锷说：太宰是权柄所在的地方，内史是文书所在的地方，运用他的权柄可以驾驭群臣，依据他的文书可以告诫君王治理。告诫君王虽然相同，权柄与文书不相等了。太宰称为柄，取能够执持的意思，字从丙，丙是向着光明而执持，所以在告诫君王驾驭群臣方面来说。枋则取刻制的意义，字从方，方是义执矩所共同的地方，所以在告诫君王治理方面来说。说杀不说诛，内史是法度所在的地方，有罪就应当杀罢了。
我按：八柄在太宰那里告诫，内史又掌管用来告诫君王，史官是公论所出的地方，权柄有一分不公，史官得以直笔书写，凛然令人畏惧。隶属礼官，他们的选拔清高了，而能够参预考核朝廷爵禄的事务，岂止足以制约太宰的自专，而且庙堂的进退也每日与儒者参预订正了。
执掌国家法度及国家命令的副本
郑康成说：“国家法度是六典八法八则。”○王氏说：“上级用道来制约下级，下级遵守作为法度；上级用命令驱使下级，下级禀受作为命令。”○郑锷说：“国家有一定的法度，又有一时的命令；掌管它的法度，书写它的命令，各有官职守备。内史都执掌它们的副本罢了。【○李嘉防说：“拘泥于一定的说法，不斟酌人情世变；上级有时用法度自胜，下级有时用虚文欺骗，损益升降没有变通，它的弊端就严重了。必定两者并行，治理根本适应时宜，彼此兼济，这才没有难以推行的祸患”】
用来考核政事，用来预先防备计簿
王昭禹说：“用来考核政事，那么所主管的是治理；用来预先防备计簿，那么所主管的是财用。”○郑锷说：“与太宰、司会，互相参预考核。”
掌管叙事的法度，接受采纳咨询，用来告诫君王听政治理。
郑康成说：“叙是六叙。六叙第六条是以叙听取他的情实。”○王昭禹说：“他所掌管的法度，都是先尊而后卑，先贵而后贱，先上而后下，先大而后小，所以称为掌管叙事的法度。”○叶氏说：“有事就有法。军旅的事务，就有军旅的法度；田役的事务，就有田役的法度；以至于祭祀、丧纪、会同的事务，没有不是这样的。内史所掌管的叙事法度，法度有不利于民的，先王不倚仗法度以为便利，不任用自己以为明智，所以必定向民众采纳咨询，而让内史接受。那些便利的就因循，那些不便利的就变革，损益必定利于民，然后可以治理天下，所以先接受采纳咨询，然后告诫君王听政治理。”○郑锷说：“君王有所咨询，称为访；臣下有所复述禀白，称为纳。【○郑康成说：“纳访，是向君王采纳谋议。”○黄氏说：“从内部发出称为访，从外部进入称为纳”】上级有所咨询，那么下级有所采纳，咨询的不止一种，那么所采纳的也不止一种了。内史掌管叙事的法度，以采纳咨询的事务先后有伦理，不相混杂，于是告诫君王而听政治理，不是其他史官的职责可比。【○李嘉防说：“纳访者，是因为事变而咨询访问，由自己的见解而论述奏报，与臣民复述逆料的常有不同，必定说掌管叙事法度者，大概所咨询采纳的不是一件事，但它的次序不可紊乱而
杂听耳】
黄氏曰：「龙之于舜，仲山甫之于宣王，盖其职也。今自内出者，中书受之；自外入者，通进银台司受之。职久分矣。」
译【杂听耳】
黄氏说：“龙对于舜，仲山甫对于宣王，大概都是他们的职责。如今从宫内发出的文书，由中书省接收；从宫外呈进的文书，由通进银台司接收。职责早已分开了。”
凡命诸侯及▯卿大夫，则防命之。
项氏曰：诸侯有土之君，▯卿大夫在朝之臣，皆书辞于防以命之【○贾氏曰：周法爵及士，余文更不见命士之法，明士亦内史命之，不言者略之也○朱氏曰：内史掌▯命诸侯羣臣，故贤能之书内史贰之，谓副本也。古者封建诸侯，内史读册而命之，非特命诸侯，亦以命在廷，访其可否】
愚案：典命，四命大夫加一等，出封为子男。故命大夫则作「防」，命士则不作「防」，以其爵犹卑，未可以出封也。
王氏详说曰：「言命诸侯及▯卿大夫，则防命之为出封者设尔。盖防命非常命也。」书曰：「▯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书序曰：「康王命作册毕。」左氏曰：「王命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后世有内制，其古之防命欤？
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
贾氏曰：诸侯凡事有书，奏白于王，内史读示王【○郑康成曰：若今尚书入省事】
【愚案：事书若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治教刑禁之逆顺为一书，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小行人得其书，反命于王，内史乃从而读于闲暇之日，则尊居九重，明见万里，曾无壅蔽之患】
黄氏曰：今门下书读，犹存古意。四方事书，即外史所谓以书使于四方者。王制其令内史读之，外史书之【○愚案：此以事书作上谕下之书，亦通。恐以为外史之书使，不可书使，是锡书之使，非事书之使】或曰：四方事书无所不具，命内史以读之者，盖格物穷理之端，参之朝夕事为之际，所谓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者。
王制禄则賛为之
郑康成曰：「王制云：王之三公视公侯，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元士视附庸。賛为之为之辞【○郑司农曰：诸侯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
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
郑司农曰：“以方版书而出之【○杜氏曰：方直谓今时牍也】○黄氏曰：“制禄之方，司禄受之；赏赐之方，职嵗受之。是皆考之八枋之法，不可得而滥也。”○项氏曰：“赏赐或以土田，或以车服，或以器物，皆賛其等，书之于方，出而命之。”
郑锷曰：行爵出禄，无非人君之命。或以防，或以方，其别也。盖命以爵者，必有徳之人，为防命之所以述其徳；与以禄者，必义所当与之人，用方出之所以着其义。防者，简牍之辞，方版也。其制方，方言其义。内史既掌为防命，以言其人之徳，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书来上，则使读之所以验前日防命之言，不为溢美。若夫赏赐出于一时之喜，亦出以方，见其合义然后予，亦非人君之私。既賛为之，又以方出之，则王命合义矣，可书之以为后世法。又藏其贰，则他日有所攷。春秋之世，城濮之役，晋侯有功，襄王命内史叔兴父防命之，为侯伯，则周之家法犹有可攷。晋之克齐，使巩朔献捷，定王使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又私贿巩伯使相告之勿籍，则赏赐之非义而内史不书，又可知矣。
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郑康成曰：「副写藏之。」○项氏曰：「凡有王命，既书以出，遂藏其贰，皆史所当载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陈君举曰：内史犹今内制翰林也，外史犹今外制舎人也。凡防命之出，皆黜陟予夺，大小臣工爵禄之事，其与人主图之者，固▯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师言之叶否，非有文墨议论之士讲求参酌，或不当于功罪，虽当功罪，而襃贬益损之文，或作于好恶，往往伤王言之体。于是以二史属春官，而▯宰诏王大宗伯之属，得以陈谊补过于其间。是故号令罔不臧，而赏罚公，亦三公所以辑众美、昭令闻也。其见于传：襄王使召武公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使大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则二史从公之事，观其道天子诸侯德谊文辞甚美。虽东周尚如此，亦足以观史氏之典刑矣。自秦变古，寖失此意。辞令在尚书郎，则尚书重；在中书舎人
译凡是任命诸侯以及卿大夫，就制作策书来任命他们。
项氏说：诸侯是有封地的君主，卿大夫是朝廷中的大臣，都将任命他们的言辞写在策书上以任命他们【○贾氏说：周代的制度，爵位及士的任命，其他文献中不再见到任命士的方法，显然士也是由内史任命的，只是省略了不说○朱氏说：内史掌管任命诸侯群臣，所以贤能之人的任命文书由内史制作副本，副本就是副册。古代分封诸侯，内史宣读册书来任命他们，不只是任命诸侯，也用来任命在朝的大臣，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可行】
我按：典命，四命大夫加一等，出外封为子男。所以任命大夫就制作“策”，任命士就不制作“策”，因为他们的爵位还低微，不可以出外封地。
王氏详说曰：“说任命诸侯以及卿大夫，就制作策书来任命他们，这是为出外封地的人设立的。大概策命不是普通的任命。”《尚书》说：“祝官捧着册书只告知周公。”后来《尚书序》说：“康王任命作册毕。”《左传》说：“周王命令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后世有内制，大概是古代的策命吧？
凡是四方诸侯的事务文书，由内史宣读。
贾氏说：诸侯凡是事务都有文书，上奏禀告给周王，内史宣读给周王看【○郑康成说：就像现在尚书入省处理事务】
【我按：事务文书如果万民的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治教刑禁的逆顺为一书，悖逆暴乱作恶，还违犯法令的人为一书，瘟疫丧事凶荒厄难贫困为一书，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小行人得到这些文书，回报给周王，内史就在闲暇时宣读，那么尊贵地居于九重宫阙，却能清楚地看到万里之外，完全没有壅塞蔽障的祸患】
黄氏说：现在门下省的书读，还保留着古意。四方事务文书，就是外史所说的用文书出使四方的人。周王命令内史宣读它，外史书写它【○我按：这里把事务文书当作上级对下级的文书，也讲得通。恐怕认为是外史的出使文书，不可以说是出使文书，这是赐书的使节，不是事务文书的使节】有人说：四方事务文书无所不包，命令内史来宣读它，大概是探究事物原理的开端，参酌于早晚行事之际，所谓人追求多闻，时常建立功业的人。
周王制定俸禄，内史就协助制定。
郑康成说：“《王制》说：周王的三公比照公侯，卿比照伯，大夫比照子男，元士比照附庸。协助制定就是为他们拟定辞令【○郑司农说：诸侯的下士比照上农夫，俸禄足以代替他们的耕作；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卿是下大夫的四倍俸禄，君是卿的十倍俸禄】
用方版发出赏赐也这样。
郑司农说：“用方版书写而发出它【○杜氏说：方直就是现在的木牍】○黄氏说：“制定俸禄的方版，司禄接受它；赏赐的方版，职岁接受它。这都是考察八枋之法，不可以滥用。”○项氏说：“赏赐或者用土地，或者用车服，或者用器物，都协助确定等级，书写在方版上，发出并任命。”
郑锷说：授予爵位发出俸禄，无非是君主的命令。有的用策，有的用方版，这是区别。大概用策任命爵位的，必定是有德行的人，制作策书的原因是为了陈述他们的德行；给予俸禄的，必定是道义上应当给予的人，用方版发出的原因是为了彰显其道义。策，是简牍的辞令，方版是方形的木板。制作方版，方版说明其道义。内史既然掌管制作策命，用言语说明人的德行，等到那人治理四方事务，用文书上报，就让他宣读，用来验证往日策命的言语，不夸大赞美。至于赏赐出于一时的喜悦，也用方版发出，看见符合道义然后给予，也不是君主的私心。既协助制定，又用方版发出，那么王命符合道义了，可以书写下来作为后世的法则。又收藏副本，那么日后有所考察。春秋时代，城濮之战，晋侯有功，襄王命令内史叔兴父策命他，为侯伯，那么周朝的家法还有可考察的。晋国攻克齐国，派巩朔献捷，定王使按照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的礼节对待他，又私自贿赂巩伯让他互相告知不要记录，那么赏赐不符合道义而内史不记录，也可以知道了。
内史掌管书写王命，于是制作副本收藏。
郑康成说：“副写收藏。”○项氏说：“凡是有王命，既书写发出，就收藏副本，都是史官应当记载的。”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陈君举说：内史就像现在的内制翰林，外史就像现在的外制舍人。凡是策命的发出，都是黜陟予夺，大小臣工爵禄的事情，与君主谋划的，固然是宰相。而君主的意图是否恰当，师保的言论是否协调，没有文墨议论之士讲求参酌，或者不符合功罪，即使符合功罪，而褒贬损益的文辞，或者出于好恶，往往损害王言的体统。于是将二史归属春官，而宰相诏告周王大宗伯的属官，得以在其中陈述道义弥补过错。所以号令无不美好，而赏罚公正，也是三公所以聚集众美、昭示令闻的原因。见于传：襄王派召武公和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派大宰文公和内史兴，赐晋文公命。那么二史跟随公的事情，观察他们道天子诸侯德谊文辞甚美。虽然东周尚且如此，也足以观察史官的典刑了。自从秦代改变古制，逐渐失去这个意思。辞令在尚书郎，那么尚书重要；在中书舍人
，则中书重。方汉重尚书，至号喉舌之官，事归台阁。三公失职，则尚书遂擅天下。魏晋重中书，则并掌职务，至有中书监迁尚书令，自谓有夺▯池之恨，而中书亦擅天下。两省相倾，至今并置。最后开元别置学士院，白麻独在学士，为天子私人，称内相矣。以一辞令之官，所乡辄偏，重权倾君相，而朝廷不尊。然后知周家以▯宰建六典，实掌六卿，而二史分▯宗伯，道揆在上，权纲归一，而无专遂之私；法守在下，众职交修，而无诡随之患。所谓周道如砥者，以此。
译那么中书省的地位就显赫了。汉朝重视尚书省，以至于称其为喉舌之官，政事都归于尚书台阁。三公失去职权，于是尚书省就独揽天下大权。魏晋时期重视中书省，于是中书省兼掌各项职务，以至于有中书监升任尚书令，还自认为有被剥夺权力的遗憾，而中书省也独揽天下大权。中书省与尚书省互相倾轧，直到今天两省依然并存。最后，唐玄宗开元年间另外设立了学士院，起草诏令的白麻纸专由学士负责，他们是天子的亲信，被称为“内相”了。凭借一个掌管辞令的官职，所指向的地方就偏颇，权重到压倒君主和宰相，导致朝廷尊严不再。这才知道周朝设立冢宰建立六典，实际掌管六卿，而左右史分别辅佐宗伯，道德法度在上，权力纲纪归于统一，而没有专权擅断的私弊；法律职守在下，众官职共同修治，而没有诡诈顺从的祸患。所谓周朝的政治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正，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掌书外令
项氏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则上出之为命，下禀之为令。故内史书内，谓之命；外史书外，谓之令【○王氏曰：命，后世所谓制也，故内史书之；令，后世所谓诏也，故外史书之。外令，国令也，外史掌书之，而内史执其贰，谓之外令，以别于女史之内令。○王昭禹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因事而告者令也】○李嘉防曰：不曰作而曰书者，如行人子羽脩饰之，而后书，可以达诸王国之外。○黄氏曰：凡王命，内史书而出之；外史受而书行之。今中书舎人书行，盖合而为一。内史留柢，遂以为国令之贰。
掌四方之志
郑康成曰：志，记也。○刘执中曰：四方之志，谓九州、列国、四海、百蛮世系之所自出，封建之所由兴，朝贡之断续，政教之违从，礼乐之更革，俗尚之丑好。若土均、土训、诵训之所职，皆为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顾问。孔安国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其此之类欤？○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则下以知风俗之所在【○黄氏曰：为有四方之事，当攷故实也】陈君举曰：古者诸侯无私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者，诸侯各有国史，书国中之事以达于天子。天子又时廵以察之，有二伯以询之，内史以董之。故列国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西过周室，考史记旧闻，具于鲁而次于春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今攷晋史自殇叔时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无年月，鲁之春秋乃自▯公始，则诸侯私史亦东周以来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诸侯之史藏之周室，而列国图志亦藏之。故以春秋之时，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以鼎象九州之山川形势，得周鼎亦可以识天下矣。
掌三皇五帝之书
郑康成曰：「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李嘉防曰：书断自皇帝以下，大道常道所可备记者，此后凡有书，莫不兼掌夏商周所纪，不言可知】○王昭禹曰：「上以攷古昔之所行。」○黄氏曰：「必掌皇帝书者，凡王之命皆当聨次于尚书也。汉御史掌兰台秘书，其遗意也。」
掌达书名于四方
郑康成曰：「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黄氏曰：皇帝书名在四方久矣，何以逹为？朝廷常有书，周书自泰誓之后皆是，至东迁犹有书，四方未知朝廷制作之意，故以其名逹之】
【王氏曰：书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谓之名。○郑康成曰：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郑锷曰：四方言语不同，上世音读与后世亦异，欲使天下诵读之际无东西南北之讹，无古语今言之异，则书之名不可以不达。逹之于四方，欲使之皆同也。大行人几歳谕书名？盖外史逹之九嵗之久，虑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谕之】
【愚案：黄氏以书名为古之书，逹其名，以广帝王之道；王氏以书名为今之字书，亦通，但与上下文恐不相协】
若以书使【所吏反】于四方，则书其令。
王昭禹曰：「以书使于四方，外史书其令，则掌外令故也。」○黄氏曰：「令犹今言制敇也，书犹今言制书、敕书也。」○易氏曰：「亦所以明王政之所从出【○郑锷曰：「书名既正，道徳乃一，风俗乃同。其有不同，遣使以正之，因书而使，故曰『以书使四方』也。书其书使之令，以为证，知其国书名之不正，天子曾遣使以正之】
愚案：古者邦国之书，皆锡于王。其国已有此书，惟达其名，使天下知，一人所重者在此。其国未有此书，若遣使以颁之，必书其令，使天下知，一人所锡者在此。于是，邦国无私书，天下无异学。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郑康成曰：「御，犹侍也，进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賛书。人多也。」
愚案：周之诸史，皆是王者之史，独御史一官无王字，所辅者是▯宰，所攷者是百官，大槩是簿书期防之所从出，所以御史之史至百二十人。秦重刀笔，见得其事，权稍重，挈而列之于冢宰之下，百官
译掌管书写外令。
项氏说：君王的话只称为命，不称为臣下的话，臣下无所禀承的称为令。所以上面发出的称为命，下面禀承的称为令。因此内史在宫内书写，称为命；外史在宫外书写，称为令。【○王氏说：命，是后世所谓的制，所以由内史书写；令，是后世所谓的诏，所以由外史书写。外令，即国家的法令，由外史掌管书写，而内史执掌其副本，称为外令，以区别于女史掌管的内令。○王昭禹说：一旦确定不可更改的是命，因事而告知的是令。】○李嘉防说：不说“作”而说“书”，就像行人子羽修饰之后才书写，这样才能传达给王国之外。○黄氏说：凡是王命，内史书写并颁布；外史接受并书写后施行。如今中书舍人书写并施行，大概是合并为一了。内史保留底稿，于是作为国家法令的副本。
掌管四方各地的记载。
郑康成说：志，就是记载。○刘执中说：四方各地的记载，是指九州、列国、四海、百蛮世系的来源，封建制度的兴起，朝贡的断绝与延续，政教的违背与顺从，礼乐的变革，风俗的好恶。如同土均、土训、诵训所掌管的职责，都作为记载收藏起来，以等待君王的咨询。孔安国说：九州的记载，称为九丘。说九州所有的事物，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风气所适宜的情况，都汇聚在这本书中，大概就是这个类别吧？○王昭禹说：掌管四方各地的记载，那么下面就能知道风俗所在。【○黄氏说：因为有四方各地的事务，应当考察旧有的事实。】陈君举说：古代诸侯没有私人的史官，外史掌管四方各地的记载，是因为诸侯各自有国史，书写国内的事情以通达天子。天子又时常巡视以考察，有二伯来询问，内史来督察。所以列国的史书大多收藏在周王室。孔子也西行经过周王室，考察史书的旧闻，在鲁国完备并编次为春秋。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如今考察晋国的史书从殇叔时才开始有，楚国从武王以上有世系而没有年月，鲁国的春秋则从隐公开始，那么诸侯的私人史书也是东周以来才有的，不是西周的制度。不仅诸侯的史书收藏在周王室，列国的图志也收藏在那里。所以在春秋时期，楚子询问鼎的大小轻重，因为鼎象征九州的山川形势，得到周鼎也可以识别天下。
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
郑康成说：“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李嘉防说：书籍断自皇帝以下，大道常道所可完备记载的，此后凡是有书，没有不兼掌夏商周所记载的，不言自明。】○王昭禹说：“上面用来考察古代所行的事情。”○黄氏说：“必定掌管皇帝书籍的原因，是凡王的命令都应当连接次序于尚书之中。汉代御史掌管兰台秘书，这是遗留的意思。”
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
郑康成说：“比如尧典禹贡，传达这些名字使人们知道。【○黄氏说：皇帝书的名字在四方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要传达？朝廷常有书，周书自泰誓之后都是，直到东迁还有书，四方不知道朝廷制作的意思，所以用这些名字传达给他们。】
【王氏说：书名，就是字。字用来正定百物的名称，所以称为名。○郑康成说：有人说古代叫名，现在叫字，让四方知道书的文字从而能够阅读。○郑锷说：四方言语不同，上古音读与后世也不同，想要使天下诵读时没有东西南北的讹误，没有古语今言的差异，那么书的名字不可以不传达。传达给四方，想要使它们都相同。大行人每隔几年谕示书名？大概是外史传达九年之久，担心不统一，又派行人前往谕示。】
【愚案：黄氏认为书名是古代的书籍，传达它们的名字，以广传帝王之道；王氏认为书名是现在的字书，也通顺，但与上下文恐怕不相协调。】
如果带着文书出使四方，就书写其命令。
王昭禹说：“带着文书出使四方，外史书写其命令，是因为掌管外令的缘故。”○黄氏说：“令就像现在说的制敕，书就像现在说的制书、敕书。”○易氏说：“这也是用来明确王政所从出的地方。【○郑锷说：“书的名字既然正定，道德就统一，风俗就相同。如果有不同，派遣使者去正定它，因为书写而派遣使者，所以说‘带着文书出使四方’。书写派遣使者时的命令，作为凭证，知道那个国家书的名字不正，天子曾经派遣使者去正定它。】
愚案：古代邦国的书籍，都赐给君王。那个国家已有这本书，只传达它的名字，使天下知道，君王所重视的是这个。那个国家没有这本书，如果派遣使者去颁布它，必定书写其命令，使天下知道，君王所赐给的是这个。于是，邦国没有私人的书籍，天下没有异端的学习。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史官一百二十人，府吏四人，胥吏四人，徒役四十人。
郑康成说：“御，就是侍奉，进见。史官，一百二十人，用来掌管赞写文书。人数很多。”
愚案：周代的各类史官，都是君王的史官，唯独御史这一官职没有王字，所辅佐的是冢宰，所考察的是百官，大概是簿书期限之所从出，所以御史的史官多达一百二十人。秦代重视刀笔吏，见得其事，权力稍重，将其列于冢宰之下，百官
吕氏曰：御史之名见于《周官》，以中士、下士为之，特小臣之传命令者耳。至于战国，其职益亲，故献书多云“献书于大王”。御史渑池之防，各命御史书事。淳于髠亦曰：“御史在前，执法在后。”是又掌记事、纠察之任也。
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賛▯宰。凡治者受灋令焉。
王昭禹曰：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所谓六典以治邦国，八则以治都鄙，官成以待万民。其法则▯宰以道治之，其命则御史掌之。故以賛▯宰为职。○郑锷曰：出治令者，王也。推王命令而行之者，▯宰也。掌书治令为▯宰之助者，御史也。所掌如此，故凡邦国都鄙万民有所当治之事，皆于此受法令。盖书写传播本于此故也。
王昭禹曰：「九职、九贡、九式、九两之类，有其法也。御史掌其令而治之，法令皆书于此。凡治者，即是而受也。」
掌賛书凡数从政者
王昭禹曰：凡则如师，掌官成以治凡之凡同数；则如旅，掌官常以治数之数同【○郑锷曰：数则以小数计之，凡则以緫数计之，知其凡数，则官之冗省可得而见矣○黄氏曰：若今班簿欤？御史掌之，其事与宰夫八职相通】凡数从政者，谓以凡以数而从政者，御史皆掌而攷校之，则以凡与数皆载于书故也。盖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之在官，莫非从政者，不可以不知其登下多寡之计，故有凡数【○李嘉防曰：曰凡，曰数，则师旅之从政者，御史皆以史而賛书之，则国之法令、治令斯无邪径而杂出者矣】
巾车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刘迎曰：巾犹车之衣。以巾覆车，所以障其尘垢。幂人掌共巾幂，则以巾幂尊彝。巾车则以巾覆车，不特职于出，而又职于藏。今物之藏者谓之巾箱、巾笥，则巾车之为藏可识矣【○郑锷曰：续汉书云：古之战车，雕朱轮舆，不巾不盖，故知首饰谓之巾。路用玉金象以为饰者，皆饰诸末，犹人之首加巾以为饰也。○王昭禹曰：巾设饰之物，车人为车，别于冬官百工之事，而巾车所掌则设饰为主故也】○薛平仲曰：车而▯之以巾，则车为尊。掌车而必以大夫，则车为重【○黄氏曰：车旗之政，有财赋，有法度，故尊其爵秩】其属则有工百人，则车之制作云备。○又曰：自宗伯辨车旗之禁，掌车旗之赏赐，典命以命数而定诸侯诸臣之节，则车旗之制亦严矣。使即其叙次而论，则巾车一属当在典命、司服之后，今特次之史官之末。大抵先王之制礼乐，所以为扶持三纲五常之具，而史官之▯襃贬，又以为扶持礼乐之用，固有以严后世变礼易乐之防矣。巾车一属又列于史官之后，岂不曰器之藏礼，莫大于车？周人所上者，莫先于车。茍知简书之可畏，▯于此而敢僣乎？王氏详说曰：有车必有马，有马必有仆，有仆必有右。曰马、曰仆、曰右，皆见于夏官，而五路独见于春官。盖春官所以为礼，夏官所以为兵。车属于礼，马仆与右属于兵。
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郑康成曰：「公犹官也【○王昭禹曰：自王之五路至庶人乘役车以上，皆典于公，非私车，故谓之公车】用谓祀宾之属，旗物大常以下，等叙之以封同姓、异姓之次序【○王氏曰：等谓差其上下，叙谓次其先后，则以治其出入，故有先路、缀路、次路之名】○郑锷曰：「掌政令，以治其出入，凡公车之数，与其新故、成毁，无不周知之。」
李嘉防曰：「用车之时，尊卑并至，何以辨之？旗物以为之别耳。等叙不同，所用亦异，出入之际，诚不可不谨而治之也。」
王之五路
贾氏曰：路门、路寝、路车、路马，皆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以大为名，诸侯亦然【○刘执中曰：皆大之称，而无所拟伦，故曰路】
一曰：玉路钖【音阳】樊【歩干反】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音留】以祀。
郑康成曰：玉路以玉饰诸末【○贾氏曰：凡言玉路、金路、象路，皆是以玉、金、象为饰，不可以玉、金、象为路
译吕氏说：御史的官名见于《周官》，由中士、下士担任，只是传达命令的小臣罢了。到了战国时期，他们的职权日益亲近君主，所以献书的人大多说“向大王献书”。在渑池的盟会上，各国都命令御史记录事情。淳于髡也说：“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这说明御史又掌管记事、纠察的职责。
掌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治理法令，以辅助冢宰。凡是负责治理的人，都从这里接受法令。
王昭禹说：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治理法令，就是所说的用六典来治理邦国，用八则来治理都鄙，用官成来治理万民。其法则由冢宰以道统来治理，其命令则由御史掌管。所以御史以辅助冢宰为职责。○郑锷说：发布治理法令的是君王。推行君王命令并执行的是冢宰。掌管书写治理法令以辅助冢宰的是御史。所掌管的职责就是这样，所以凡是邦国、都鄙、万民中应当治理的事情，都从这里接受法令。大概是因为书写和传播法令原本就在这里的缘故。
王昭禹说：“九职、九贡、九式、九两之类，都有其法则。御史掌管其命令并加以治理，法令都书写在这里。凡是负责治理的人，都是从这里接受的。”
掌管辅助书写凡数和从政者的记录。
王昭禹说：凡，就像师，掌管官成以治理凡的凡，同数；则，就像旅，掌管官常以治理数的数，同【○郑锷说：数则是用小数来计算，凡则是用总数来计算，知道了总数，那么官员的冗杂或精简就可以看出来了○黄氏说：就像现在的班簿吗？御史掌管它，其事与宰夫的八职相通】凡数从政者，是指用凡和数来从政的人，御史都掌管并考核他们，这是因为凡和数都记载在文书上的缘故。大概从公卿以下直到在官的庶人，没有不是从政者的，不能不知道他们升降多寡的统计，所以有凡数【○李嘉防说：叫凡，叫数，那么师旅中的从政者，御史都用史官来辅助书写，那么国家的法令、治令就没有邪僻杂乱的情况了】
巾车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刘迎说：巾就像车的衣服。用巾覆盖车，是为了遮挡灰尘污垢。幂人掌管供给巾幂，就用巾幂覆盖尊彝。巾车则用巾覆盖车，不仅负责车的使用，还负责车的收藏。现在收藏物品的叫做巾箱、巾笥，那么巾车作为收藏之处就可以知道了【○郑锷说：《续汉书》说：古代的战车，雕刻朱轮舆，没有巾没有盖，所以知道首饰叫做巾。路车用玉、金、象来装饰的，都装饰在末端，就像人的头上加巾作为装饰一样。○王昭禹说：巾是装饰之物，车人制作车，区别于冬官百工的事务，而巾车所掌管的则以装饰为主，所以如此】○薛平仲说：车用巾来覆盖，那么车就是尊贵的。掌管车必须用大夫，那么车就是重要的【○黄氏说：车旗的政令，有财赋，有法度，所以尊崇其爵位等级】其下属有工百人，那么车的制作就非常完备了。○又说：自从宗伯辨别车旗的禁令，掌管车旗的赏赐，典命用命数来规定诸侯诸臣的节度，那么车旗的制度也就严格了。如果按照次序来论述，那么巾车这一属应当在典命、司服之后，现在特别排在史官的末尾。大概先王制定礼乐，是为了作为扶持三纲五常的工具，而史官的褒贬，又作为扶持礼乐的手段，本来就有严格后世改变礼乐防范的作用。巾车这一属又列在史官之后，难道不是说器物的收藏礼制，没有比车更大的吗？周人所崇尚的，没有比车更先的。如果知道简书的可怕，在这里还敢僭越吗？王氏详说：有车必有马，有马必有仆，有仆必有右。马、仆、右都见于夏官，而五路只见于春官。大概春官是为了礼，夏官是为了兵。车属于礼，马、仆与右属于兵。
掌管公车的政令，辨别其用途和旗物，并排列等级次序，以治理其出入。
郑康成说：“公就是官【○王昭禹说：从王的五路到庶人乘坐役车以上，都归于公家，不是私车，所以叫做公车】用指的是祭祀、宾客之类，旗物自大常以下，排列等级次序以区分同姓、异姓的次序【○王氏说：等是指区别上下，叙是指排列先后，以此来治理其出入，所以有先路、缀路、次路的名字】○郑锷说：“掌管政令，以治理其出入，凡是公车的数量，以及其新旧、成毁，没有不详细知道的。”
李嘉防说：“用车的时候，尊卑一同到来，怎么辨别呢？用旗物来区别罢了。等级次序不同，所用也不同，出入的时候，确实不能不谨慎地治理。”
王的五路
贾氏说：路门、路寝、路车、路马，都称路。路，大也。王所在的地方，以大为名，诸侯也是这样【○刘执中说：都是大的称呼，而没有可以比拟的，所以叫路】
一曰：玉路，钖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郑康成说：玉路用玉装饰各个末端【○贾氏说：凡是说玉路、金路、象路，都是以玉、金、象为装饰，不可以用玉、金、象作为路】
。郑云饰诸末者，凡车上之材于末头皆饰之】○郑锷曰：玉者阳精之纯，可以交三灵，故以玉饰路，则乘以祀天○郑康成曰：钖马靣当卢，刻金为之，所谓镂钖【○贾氏曰：眉上曰钖，故知当额卢案。《韩奕》诗：钩膺镂钖，金称镂，故知刻金为之】樊读如鞶带之鞶，谓今马大带○郑司农曰：缨谓当胷。《士丧礼》下篇曰：马缨三就。礼家说曰：缨当胷，以削革为之，三就，三重【直龙反】三匝也○郑康成曰：玉路之樊及缨，皆以五采罽饰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画日月者，正幅为縿，斿则属焉【○王氏详说曰：《明堂位》曰：鲁君孟春乗大路，载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郊特牲》曰：乗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诗·閟宫》曰：龙旂承祀，夫王建大常，日月也。诸侯建旂交龙也。诗人言鲁为龙旂，而记又言龙章而及日月，是旂常无辨也。按《司马法》云：章夏以日月尚明，商以虎尚威，周以龙尚文。周虽以日月为常，以龙为章，但赐鲁以龙章，其龙有升降不同耳】
译郑玄说：“装饰在末端的，凡是车上的材料，在末端都加以装饰。”郑锷说：“玉是阳精的纯粹之物，可以沟通天、地、人三灵，所以用玉装饰玉路车，用来乘坐祭祀上天。”郑康成说：“钖是马面部的当卢，用刻金制成，这就是所说的镂钖。”贾公彦说：“眉上称为钖，所以知道当卢在额前。《诗经·韩奕》说：‘钩膺镂钖’，金称为镂，所以知道是用刻金制成的。”樊读如“鞶带”的“鞶”，指现在马的大带。郑司农说：“缨是指马胸前的装饰。《士丧礼》下篇说：‘马缨三就。’礼家解释说：缨在马胸前，用削制的皮革制成，三就，即三重。”郑康成说：“玉路车的樊和缨，都用五彩罽装饰，十二就，就指完成。大常和九旗中画有日月的，正幅称为縿，斿则连接在上面。”王氏详说：“《明堂位》说：‘鲁君孟春乘坐大路，载弧韣，旂有十二旒，有日月之章，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仪。’《郊特牲》说：‘乘坐素车，崇尚其质朴，旂有十二旒，有龙章并设置日月，以象征天。’《诗经·閟宫》说：‘龙旂承祀’，君王建立大常，上有日月。诸侯建立旂，上有交龙。诗人说鲁国用龙旂，而礼记又说有龙章并及日月，这说明旂和常没有区别。按照《司马法》所说：夏朝以日月崇尚光明，商朝以虎崇尚威严，周朝以龙崇尚文采。周朝虽然以日月为大常，以龙为章，但赐给鲁国的是龙章，其龙纹有升降的不同罢了。”
项氏曰：玉路以玉为饰，温润而泽，见于仁；缜宻以栗，见于智；垂之如队，叩之清越，见于礼乐；瑜瑕不掩，孚尹旁达，见于忠信，备徳之美也。大常以三辰为饰，日月丽天，以象重明；日月久照，以象久于其道，相代而成昼夜，相推而成嵗时，体道之常，备道全徳，可以事神，故以祀○郑锷曰：所驾之马，钖以昭其声；樊缨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大常，象天之明斿，十有二，合天之大数。祀天则乘，所以极其尊也○李嘉防曰：大常之旗，非独祀则用之；仲秋治兵，王则建之；防同戎路，王则建之，见人君之徳同乎天地，抚世应俗，与日月同运。此日月所以为君之旗，而名之以常也。
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賔，同姓以封。
郑康成曰：「金路以金饰诸末，钩娄颔之钩，金路无钖，有钩亦以金为之【○贾氏曰：诗云『钩膺镂钖』，钩连言膺，明钩在膺前，以今验古，明钩是马，娄颔】其樊及缨以五采罽饰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画交龙者以賔，以防賔客同姓以封，谓王子母弟率以功徳出封，虽为侯伯，其画服犹如上公，若鲁衞之属，其无功徳，各以亲踈食采畿内而已【○李嘉防曰：同姓封爵无子男之卑而止于伯者，皆所以尊之也，若异姓有公侯之贵，亦不可不以金路】
项氏曰：金路，以金为饰，盖其形坚刚，义也；其性从革，和也。方之为方，圆之为圆，惟冶之所铸；大之则大，小之则小，惟物之所感，皆主于和也。大旂缋交龙，龙徳施物，主于恩；上下交感，主于通。既通且和，则以讲飨燕之礼，賔之而弗臣，宜矣；封同姓之国，亲之而弗踈，亦宜矣【○郑锷曰：无钖有钩，就以九金成数也。王出迎賔，则乘之，屈至尊而接賔，以示君臣之义也。同姓之封，非以私恩也，断之以义也】
王昭禹曰：路车以王所乗为主，其赐诸侯以路车者，所以为王之▯意，故《诗》有「路车乗马」之辞【○王氏详说曰：案定公四年，祝佗云：「武王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分唐叔以大路。」杜氏谓大路金路也，綪茷大赤也。夫三叔皆同姓，所封之车则同于金路，所封之旂，鲁用大旂，衞则用大赤，唐则不复有矣。曰祝佗所言谓武王时耳，此礼至周公时然后定】
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直遥反】异姓以封。
郑康成曰：「象路以象饰诸末【○王昭禹曰：以象齿为饰】象路无钩，以朱饰勒而已。其樊及缨，以五采罽饰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刘执中曰：周之旗】以朝以日视朝【○贾氏曰：以日视朝者，谓于路门外常朝处乘之。此虽据常朝而言，至于三朝皆乘之。案《司常》云：道车建旞。注云：道车，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则建旞。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车则同】异姓王甥舅。项氏曰：「象南方兽，文明之方也。其齿坚强而不挠，皆明辨之义【○李嘉防曰：象其坚在牙，其用在鼻。而南则属礼，坚强在我，而以礼接人，此所以为象路】以朱饰勒，以赤为旗，皆南方之义。故以之视朝，则君臣上下之礼明；以封异姓，则考礼正刑之义辨【○郑锷曰：象齿有文，以比礼也。无钖无钩，以朱饰勒。朱，南方之色。王出视朝，则乗之。视朝向明，以礼为主。异姓之封，彼为贵戚，欲由礼而动。○李嘉防曰：惟有明徳可以懐异姓】
林椅曰：「五路行人，建常、樊、缨，有公、侯、伯、子、男之别，而巾车止有同姓、异姓之分。盖巾车所辨，乃分器耳。」
革路龙【音厐】勒条【他刀反】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衞。郑康成曰：「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贾氏曰：自玉路、金路、象路皆以革鞔，即冬官云饰车欲侈，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为饰，谓之他物，则得玉、金、象之名。革路亦用革鞔，以无他物饰，则名为革路】龙駹也，以白黒饰，韦杂色为勒【○贾氏曰：龙勒者，马之辔饰，勒靣则在靣】条读为绦，其樊及缨以绦丝饰之，而五成不言樊字，盖脱尔。以此言绦，知玉
译项氏说：玉路用玉来装饰，温润而有光泽，体现仁德；质地细密而坚实，体现智慧；垂挂时如坠物般端正，敲击时声音清越悠扬，体现礼乐；美玉与瑕疵互不掩盖，光泽向四周通达，体现忠信，这是具备美德的美好象征。大常旗以三辰为装饰，日月依附于天，象征重明；日月长久照耀，象征长久遵循其道，相互更替形成昼夜，相互推移形成岁时节令，体现大道的恒常，具备大道的全德，可以用来侍奉神灵，所以用来祭祀。郑锷说：所驾的马，用钖来彰显其声音；樊缨有十二层装饰，用来彰显其文采。所树立的是大常旗，象征天上的明斿，有十二条旒，符合天的大数。祭祀天时乘坐，是为了极尽尊崇。李嘉谟说：大常旗，并非只有祭祀时才使用；仲秋整治军队时，君王就树立它；会盟时乘坐戎路，君王就树立它，表明君王的德行与天地相同，安抚世间、顺应世俗，与日月一同运行。这就是日月成为君王旗帜，并命名为“常”的原因。
金路用钩装饰，樊缨有九层装饰，树立大旂用来接待宾客，分封同姓诸侯。
郑康成说：“金路用金属装饰车辕末端，钩是马颔下的钩饰，金路没有钖，有钩也是用金属做的【贾氏说：《诗经》说‘钩膺镂钖’，钩与膺连言，说明钩在胸甲前，以今验古，说明钩是马颔下的装饰】。它的樊和缨用五彩毛毡装饰，共有九层。大旂是九旗中画有交龙的旗帜。用来接待宾客，指接待宾客；分封同姓，指王子、母弟凭借功德出外受封，虽然身为侯伯，其车服纹饰仍如同上公，像鲁、卫等国那样。如果没有功德，则各依亲疏关系在王畿内受封【李嘉谟说：同姓封爵没有子、男那样的低微爵位，只到伯为止，这都是为了尊崇他们。如果是异姓有公、侯那样的尊贵，也不能不用金路】。”
项氏说：金路，用金属装饰，大概是因为它的形态坚硬刚强，象征义；它的性质顺从变革，象征和。方的做成方的，圆的做成圆的，全凭冶炼铸造；大的做成大的，小的做成小的，全凭物体感应，都主要体现和。大旂绘有交龙，龙的德行施予万物，主要体现恩惠；上下交感，主要体现通达。既然通达又和谐，那么用来举行宴饮之礼，以宾客之礼相待而不以臣下之礼驱使，是适宜的；分封同姓诸侯，亲近而不疏远，也是适宜的【郑锷说：没有钖而有钩，九是金路的成数。君王出迎宾客，就乘坐它，屈尊接待宾客，以显示君臣之义。分封同姓，不是出于私恩，而是断之以义】。”
王昭禹说：路车以君王所乘为主，赐给诸侯路车，是为了体现君王的心意，所以《诗经》中有‘路车乘马’的诗句【王氏详说：查考定公四年，祝佗说：‘武王分给鲁公大路、大旂，分给康叔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分给唐叔大路。’杜氏认为大路就是金路，綪茷就是大赤。三位叔父都是同姓，所封的车都同于金路，所封的旗帜，鲁用大旂，卫用大赤，唐则没有了。祝佗所说的只是武王时的情况，这些礼制到周公时才最终确定】。”
象路用朱色装饰樊，缨有七层装饰，树立大赤旗用来上朝，分封异姓诸侯。
郑康成说：“象路用象牙装饰车辕末端【王昭禹说：用象牙作为装饰】。象路没有钩，只用朱色装饰马勒。它的樊和缨，用五彩毛毡装饰。共有七层。大赤是九旗中纯帛的旗帜【刘执中说：周朝的旗帜】。用来上朝，指每日上朝【贾氏说：每日上朝，是指在路门外常朝的地方乘坐它。这虽然依据常朝而言，至于三朝都乘坐它。查考《司常》说：道车树立旞。注说：道车，就是象路。君王早晚闲居出入乘坐这辆象路，就树立旞。如果在朝廷，就树立大赤，车是一样的】。异姓指王的外甥、舅父。”项氏说：“象是南方的兽，是文明的方向。它的牙齿坚硬而不弯曲，都体现明辨之义【李嘉谟说：象的坚硬在牙，用途在鼻。而南方属礼，坚强在我，而以礼待人，这就是象路的原因】。用朱色装饰马勒，用赤色作为旗帜，都符合南方的意义。所以用它来上朝，那么君臣上下的礼仪就明了；用来分封异姓，那么考订礼仪、端正刑罚的意义就辨明【郑锷说：象牙有纹路，用来比喻礼。没有钖没有钩，用朱色装饰马勒。朱，是南方的颜色。君王出视朝，就乘坐它。视朝向明，以礼为主。分封异姓，他们是贵戚，想要由礼而动。李嘉谟说：只有明德可以怀柔异姓】。”
林椅说：“五路车出行，树立常旗、樊、缨，有公、侯、伯、子、男的差别，而巾车只有同姓、异姓的区分。大概巾车所辨别的，只是分配器物罢了。”
革路用龙勒，条缨有五层装饰，树立大白旗用来出征，分封四方守卫。郑康成说：“革路用皮革包裹并涂上漆，没有其他装饰【贾氏说：从玉路、金路、象路都用皮革包裹，即《冬官》所说装饰车想要奢华，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牙作为装饰，称为其他物品，所以得名玉、金、象。革路也用皮革包裹，因为没有其他物品装饰，所以名为革路】。龙是駹马，用黑白两色装饰，用杂色皮革做马勒【贾氏说：龙勒，是马的缰绳装饰，勒面则在马脸】。条读作绦，它的樊和缨用绦丝装饰，共有五层。文中没有提到樊字，大概是脱漏了。由此提到绦，可知玉……
路、金路、象路饰樊、缨皆不用金、玉、象。大白，殷之旗，犹周大赤，盖象正色也【○李嘉防曰：大白属西方，兵戎贵盛，励四衞贵藩屏，皆取西方之义以成之也】即戎，谓兵事；四衞，四方诸侯守衞者，蛮服以内。
译路车、金路、象路的饰樊和缨，都不使用金、玉、象牙。大白旗是殷朝的旗帜，就像周朝的大赤旗一样，大概是取象于正色。【○李嘉防说：大白属西方，兵戎崇尚强盛，激励四方诸侯作为藩屏，都是取用西方的意义来成就的。】即戎，指的是军事行动；四卫，指四方诸侯的守卫者，范围在蛮服以内。
郑锷曰：革之为物，巩物而固之，坚而不可解，以象信也。上三路用罽，以文为贵，此以条为缨，则欲其固而已。其缨之就，以五土之数也。所建者大白，以信为主也。王即戎事，则乘之；诸侯守衞中国者，则以此封之。用兵贵其坚守，而守衞中国之诸侯，则以信固结之【○王昭禹曰：革所以扞内而蔽外，义之制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惟白为能受采，则以义受之之譬也】
木路前【子践反】樊鹄【户笃反】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郑康成曰：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读为缁翦之翦，浅黒也。
郑锷曰：木路至质，无文，以浅黒色饰韦为樊，鹄色饰韦为缨，不言就盖，此实三就尔，见其质也【○郑康成曰：不言就数饰与革路同○王氏详说曰：木路以封蕃国，蕃国爵不过子、子男五命，其五就也，宜矣】所建者大麾，以黒色主杀为事【○郑康成曰：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则黒，夏后氏所建】王出田，则乘之【○郑康成曰：田四时田猎○王氏曰：建大麾以田，司马辨旗物之用，不言者，司马所辨教治兵而已，既教治兵，遂以狝田，于是建大麾焉】蕃国之君，则以此封之【○郑康成曰：蕃国谓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田则主杀，待蕃夷之君，则亦至质而无文也。
緫论
郑锷曰：「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谓之次路。木路最后缀于诸路之后，故曰缀路。方其以多为贵，则玉路樊缨十有二就，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三。不言木路三，以上四路推而知之。方其以少为贵，则大路樊缨一就，先路三，次路五与七，缀路九。《礼记》不言缀路九就，亦以上四路推而知之。《礼器》曰：『大路一就，次路七就。』此以少为贵。《郊特牲》曰：『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以少为贵。且言于《郊特牲》郊祀之间，则以少为贵，盖祀天之时也。凡车上之材，皆饰其末，革路无他饰，故正名曰革；木路则木上无革，故正名曰木。」
陈君举曰：「郊特牲曰：『大路繁缨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又丹漆雕几之美，而素车之乘。此言商制也。所谓大路，即素车，而周官所谓木路也。商以大路为尊，次路为下，其樊缨自一推至于五，则为礼之杀，盖尊其朴，贵其质而已。周以玉路为先，木路为后，其樊缨十二损而至于五，则为礼之杀，盖尊其饰，贵其文而已。」
易氏曰：周人尚舆玉，路实备于四代。盖自陶唐氏以彤车而乘白马，其制略矣。有虞氏则因彤车而制鸾车，夏后氏则因鸾车而制钩车，殷人则因钩车而制大路，周人则因大路而制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为盛。自以祀至以田，则上得以兼乎下；自同姓以封至以封四衞，则下不得以拟乎上。然同姓如鲁衞，未至乎九命，何取乎金路之九数？异姓如宋杞，不止乎七命，何取乎象路之七数？四衞亦有五等之侯国，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数？蕃国夷狄虽大曰子，何为木路独不言数？盖以是为王朝出封之仪典，命所言在国车旗之数也。若夫王者兼用五路，宜若必玉路而后建大常，必金路而后建大旂，必象路而后建大赤，必革路而后建大白，必木路而后建大麾。然以大司马攷之，仲秋教治兵，王载大常，是以革路载大常。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其旗。」防同賔客，亦如之。先儒亦谓兵车之防，则以戎路建大常；賔客防同，则以金路建大常。是知五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斿者，兼诸侯之制，亦犹王之五服兼用衮鷩希毳，而有大章焉，有小章焉。
贾氏曰：凡五等诸侯所得路，在国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时，乘至天子馆，则舍之于觐馆。《礼记》云：「偏驾不入王门」，谓舎之于客舘，乘墨车、龙旂以朝。
王后之五路
郑锷曰：王有祀，有朝，有賔，有即戎，有四时之田，故所乘之路有五。王后有从王祀先王、先公之礼，有从王见賔客之礼，有朝王之时，有采桑之时，有宫中乘行之时。此五者皆当乘路
译郑锷说：皮革这种东西，用来加固物品使其坚固，坚硬而不可解开，以此象征诚信。上三路（玉路、金路、象路）使用罽（一种毛织品）作为装饰，以文采华丽为贵；而革路这里用条状皮革作为马缰绳，只是想要它坚固罢了。它马缰绳的层数，是按照五这个数字来确定的。它所树立的旗帜是大白旗，以诚信为主旨。君王处理军事时，就乘坐革路；诸侯中负责守卫中原地区的，就用革路来封赐。用兵贵在坚守，而守卫中原的诸侯，就用诚信来牢固地团结他们。【王昭禹说：皮革用来抵御内部并遮蔽外部，这是义制的体现。大白旗象征秋天，是正西方的事物，只有白色能够接受色彩，这是以义来接受的比喻。】
木路前面【子践反】的浅黑色【户笃反】马缰绳，树立大麾旗，用于田猎和封赐蕃国。郑康成说：木路不用皮革包裹，只是涂上漆而已。前，读作缁翦的翦，意思是浅黑色。
郑锷说：木路最为质朴，没有文采，用浅黑色装饰皮革作为马胸带，用鹄色装饰皮革作为马缰绳，没有说层数，这实际上也是三层，以显示其质朴。【郑康成说：不说层数，装饰与革路相同。王氏详说：木路用来封赐蕃国，蕃国的爵位不超过子爵、子男五命，它的五层，是合适的。】它所树立的旗帜是大麾，以黑色主杀伐为事。【郑康成说：大麾不在九旗之中，以正色来说，是黑色，是夏后氏所树立的。】君王外出田猎，就乘坐木路。【郑康成说：田，指四季田猎。王氏说：树立大麾旗用于田猎，司马辨别旗帜的用途，这里不说，是因为司马所辨别的是教治军队罢了，既然教治了军队，就用来田猎，于是树立大麾旗。】蕃国的君主，就用木路来封赐。【郑康成说：蕃国指九州之外的夷服、镇服、蕃服。】田猎主要在于杀伐，对待蕃夷的君主，也最为质朴而没有文采。
总论
郑锷说：“玉路又称大路，金路又称先路，象路次于金路，革路次于象路，所以都称为次路。木路最后缀在诸路之后，所以称为缀路。当以多为贵时，玉路的马胸带和马缰绳有十二层，金路九层，象路七层，革路五层，木路三层。不说木路三层，是从以上四路推知而得的。当以少为贵时，大路的马胸带和马缰绳一层，先路三层，次路五层与七层，缀路九层。《礼记》不说缀路九层，也是从以上四路推知而得的。《礼器》说：‘大路一层，次路七层。’这是以少为贵。《郊特牲》说：‘大路一层，先路三层，次路五层。’这是以少为贵。而且在《郊特牲》中说到郊祀之间，是以少为贵，大概是祭祀天时的缘故。凡是车上的材料，都装饰其末端，革路没有其他装饰，所以正名叫革；木路则木头上没有皮革，所以正名叫木。”
陈君举说：“《郊特牲》说：‘大路繁缨一层，先路三层，次路五层。’又说丹漆雕刻的美，而乘坐素车。这是说商代的制度。所谓大路，就是素车，也就是周官所说的木路。商代以大路为尊，次路为下，其马胸带和马缰绳从一层推至五层，是礼的递减，大概是尊崇其朴素，贵在其质朴罢了。周代以玉路为先，木路为后，其马胸带和马缰绳从十二层减至五层，是礼的递减，大概是尊崇其装饰，贵在其文采罢了。”
易氏说：周人崇尚玉，五路实际上完备于四代。大概从陶唐氏用彤车而乘坐白马，其制度简略了。有虞氏则因彤车而制作鸾车，夏后氏则因鸾车而制作钩车，殷人则因钩车而制作大路，周人则因大路而制作乘路。这五路的制度，只有周代最为兴盛。从用于祭祀到用于田猎，则是上级可以兼用下级的；从封赐同姓到封赐四卫，则是下级不可以比拟上级的。然而同姓如鲁、卫，未达到九命，为何取金路的九数？异姓如宋、杞，不止于七命，为何取象路的七数？四卫也有五等的侯国，为何拘泥于革路的五数？蕃国夷狄虽然大者称为子，为何木路独不说数？大概因为这是王朝出封的仪典，命所言在于国车旗帜的数量。至于王者兼用五路，似乎必定是玉路而后树立大常，必定是金路而后树立大旂，必定是象路而后树立大赤，必定是革路而后树立大白，必定是木路而后树立大麾。然而以大司马考之，仲秋教治军队，君王乘坐大常，是以革路乘坐大常。司常也说：‘凡是祭祀，各自树立其旗帜。’防同宾客，也是如此。先儒也说兵车的防同，则以戎路树立大常；宾客防同，则以金路树立大常。由此可知五路树立大常的，是天子的制度，而这四旗不说斿的，是兼有诸侯的制度，也如同王者的五服兼用衮、鷩、希、毳，而有大的章纹，有小的章纹。
贾氏说：凡是五等诸侯所得的路，在国内祭祀及朝见天子时，都乘坐它。但朝见天子时，乘坐到天子馆舍，就停放在觐馆。《礼记》说：‘偏驾不入王门’，意思是停放在客馆，乘坐墨车、龙旗去朝见。
王后的五路
郑锷说：君王有祭祀，有朝会，有宾客，有处理军事，有四季田猎，所以所乘坐的路有五种。王后有跟随君王祭祀先王、先公的礼仪，有跟随君王会见宾客的礼仪，有朝见君王的时候，有采桑的时候，有在宫中乘车行走的时候。这五种情况都应当乘坐路。
，故路亦有五。以其与王同尊，故亦称路。然不以路名车，曰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又见其次于王也【○李嘉防曰：后前曰路，示王同体也；后止曰车，则有臣妾之义】
译所以后妃的车驾也有五种。因为后妃与君王地位同等尊贵，所以也称“路”。然而不用“路”来命名车驾，而是称为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这也显示出后妃的地位次于君王【○李嘉防说：后妃前行时称为“路”，表示与君王同体；后妃停止时称为“车”，则含有臣妾的意味】
重【直龙反】翟钖靣朱緫
郑康成曰：「重翟，重翟，雉之羽【○贾氏曰：凡言翟者，皆谓翟鸟之羽以为两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
郑锷曰：「从王祀先王、先公之所乘。」
郑司农曰：钖，马靣钖【○王昭禹曰：钖靣以饰马○郑锷曰：所谓钖鸾和铃，昭其声也】緫着马勒，直两耳与两镳【○贾氏曰：凡言緫者，谓以緫为车马之饰，若妇人之緫，亦既系其本，又垂为饰，故皆谓之緫】
郑锷曰：「以朱为緫，取阳明之义，见其于宫中有君道也。」
厌【于涉反】翟勒靣缋緫
郑康成曰：「厌翟次其羽使相廹。」○郑锷曰：「饰以翟羽，相厌次焉，示其厌防，故不复重从。王见賔客则乘之。」郑康成曰：「勒靣谓以如王龙勒之韦为当靣饰【○郑锷曰：「谓马之靣如王革路为龙勒之饰，不设饰】缋画文也【○郑锷曰：「谓以白黒青赤之色如缋画之饰，以为緫见相杂之文】
安车雕靣鹥【乌兮反】緫
郑锷曰：安车则饰不用翟漆之而已，妇人坐乘，独此车名安，朝王所乘，取安处之义【○贾氏曰：曲礼云：妇人不立乘，又云：大夫致事乘安车，则男子坐乘亦谓之安车，然王后五路皆是坐乗，独此得安车之名者，以余者有重翟、厌翟、翟车、辇车之名可称，此无异物之称，故独得安车之名】雕靣，谓刻革为马靣之饰，不龙其勒。○郑司农曰：鹥读为鳬鹥之鹥，鹥緫者靑黑色，以缯为之。
皆有容盖
郑司农曰：容，谓幨车；山东谓之裳帏；或曰潼容【○贾氏曰：衞诗「渐车帏裳」，毛氏赤云潼容】○郑康成曰：盖如今小车盖。
翟车贝靣组緫有握
郑康成曰：「翟车不重，不厌，以翟饰车之侧尔。」○郑锷曰：「采桑则乘之。」○郑康成曰：「贝靣，贝饰勒之当靣【○郑锷曰：「贝者，水虫，余貾、余泉之类，物之美而可寳者】
王昭禹曰：组緫以织组为緫【○郑锷曰：组者，五色丝绦，文之美而相杂者○贾氏曰：朱緫、缋緫、鹥緫，皆以缯为之，则组緫以组绦为之】○郑锷曰：有幄者谓之帷幕，以为幄，有幄则无容盖【○郑康成曰：如今軿车○贾氏曰：汉法軿车无盖，故举以况之】
辇车组挽【音晚】有翣【所甲反】羽盖。
郑康成曰：「辇车不言饰，后居宫中，从容所乘，但漆之而已。为辁轮，人挽之以行【○贾氏曰：「杂记注引许氏《说文解字》曰：有辐曰轮，无辐曰辁。杂记注辁崇盖半乗车之轮，乗车髙六尺六寸，则此当三尺三寸】○郑锷曰：「以组为挽。」○郑康成曰：「有翣，所以御风尘；以羽作小盖，为翳日也。」
总论
易氏曰：重翟之钖靣朱緫，亦玉路之钖樊缨也。厌翟之勒靣缋緫，亦金路之钩樊缨也。安车之雕靣鹥緫，亦象路之朱樊缨也。翟车之贝靣组緫，亦革路之龙勒条缨。辇车以人挽之而已，盖拟木路，而其制略自安车以上皆有容盖，自翟车以上皆有幄，自辇车以上皆有翣。羽盖五路之等如此。○郑锷曰：衣袆衣则乘重翟，衣褕狄阙狄则乘厌翟，衣展衣则乘安车，衣鞠衣则乗翟车，衣褖衣则乗辇车。
王之防车五乘【绳证反】木车蒲蔽，犬▯【莫歴反】尾櫜【音羔】防饰小服，皆防。
郑康成曰：木车不漆者。○郑司农曰：蒲蔽，谓臝兰车，以蒲为蔽，天子防服之车，汉仪亦然【○郑康成曰：蔽，车旁御风尘者】犬▯，以犬皮为覆笭【○郑康成曰：犬，白犬皮。○贾氏曰：古者男子立乘，须冯轼上，须皮覆之，故云犬▯。士防记：主人乗恶车，白狗幦是也】○黄氏曰：康成以尾櫜，以犬尾为戈防之弢。小服，刀劔短兵之衣，始遭防所乗，为君之道尚微，备奸臣未必然。防家引礼防事无等，亦恐未尽。此言王之防车五等，则非诸臣之制。郑自始遭丧至▯次五等，恐当如此。或曰：丧车尾櫜防饰，小服皆防尾末也。车之大木末，皆布韬之以为饰，小木则皆布之。
素车棼蔽犬▯素饰小服皆素
郑康成曰：「素车，以白土垩车。棼，读为薠。薠，麻以为蔽。其▯服，以素缯为缘。」○王氏曰
译重翟车，马面饰钖，马缰饰朱色总绳。
郑康成说：“重翟，重翟，是用雉鸟的羽毛【○贾氏说：凡是说翟的，都是指用翟鸟的羽毛作为车两旁的遮蔽；说重翟的，都是指两层】”
郑锷说：“这是随君王祭祀先王、先公时所乘坐的车。”
郑司农说：“钖，是马面的钖饰【○王昭禹说：用钖饰马面以装饰马匹○郑锷说：所谓钖、鸾、和、铃，是为了彰显其声音】总绳系在马勒上，直连两耳与两镳【○贾氏说：凡是说总的，是指用总绳作为车马的装饰，如同妇人的总绳，既系住根本，又垂下作为装饰，所以都称为总】”
郑锷说：“用朱色做总绳，取阳明的意义，显示其在宫中有君道。”
厌翟车，马面饰勒，马缰饰绘色总绳。
郑康成说：“厌翟，是将羽毛排列得紧密相迫。”○郑锷说：“用翟羽装饰，相互厌次排列，显示其厌防之意，所以不再重复层叠。君王接见宾客时乘坐此车。”郑康成说：“勒面，是指用如同君王龙勒那样的皮革作为马面装饰【○郑锷说：“是指马面如同君王革路车的龙勒装饰，不设其他装饰】绘，是画有花纹【○郑锷说：“是指用白、黑、青、赤等颜色如同绘画般的装饰，作为总绳，显现出相杂的花纹】”
安车，马面饰雕，马缰饰鹥色总绳。
郑锷说：安车装饰不用翟羽，只漆饰而已，妇人坐着乘坐，只有这辆车名叫安车，朝见君王时所乘，取安处之意【○贾氏说：《曲礼》说：妇人不站着乘车，又说：大夫退休乘坐安车，那么男子坐着乘坐也叫安车，然而王后的五路车都是坐着乘坐，唯独这辆车得到安车的名字，是因为其余的有重翟、厌翟、翟车、辇车的名字可以称呼，这辆车没有特殊的名称，所以唯独得到安车的名字】雕面，是指雕刻皮革作为马面的装饰，不在勒上刻龙。○郑司农说：鹥读作凫鹥的鹥，鹥色总绳是青黑色的，用丝织品制成。
都有容盖。
郑司农说：容，是指幨车；山东地区称为裳帏；有的说叫潼容【○贾氏说：《卫诗》“渐车帏裳”，毛氏赤说叫潼容】○郑康成说：盖就像现在小车的车盖。
翟车，马面饰贝，马缰饰组色总绳，有帷幄。
郑康成说：“翟车不重层，不紧密，只用翟羽装饰车的侧面罢了。”○郑锷说：“采桑时乘坐此车。”○郑康成说：“贝面，是用贝壳装饰勒的马面【○郑锷说：“贝，是水虫，余貾、余泉之类，是美好而可宝贵的物品】”
王昭禹说：组总，是用织组做总绳【○郑锷说：组，是五色丝绦，花纹美好而相杂○贾氏说：朱总、绘总、鹥总，都是用丝织品制成，那么组总就是用组绦制成】○郑锷说：有帷幄的叫帷幕，作为帷幄，有帷幄就没有容盖【○郑康成说：如同现在的軿车○贾氏说：汉法軿车没有车盖，所以举它来比喻】
辇车，用组绳牵引，有扇，羽盖。
郑康成说：“辇车不说装饰，后妃在宫中，从容所乘，只漆饰而已。车轮无辐，人拉着行走【○贾氏说：“《杂记》注引许氏《说文解字》说：有辐叫轮，无辐叫辁。《杂记》注辁崇盖半乘车之轮，乘车高六尺六寸，那么这应当是三尺三寸】○郑锷说：“用组绳牵引。”○郑康成说：“有扇，用来抵御风尘；用羽毛做小盖，用来遮蔽日光。”
总论
易氏说：重翟车的钖面朱总，也就是玉路的钖樊缨。厌翟车的勒面绘总，也就是金路的钩樊缨。安车的雕面鹥总，也就是象路的朱樊缨。翟车的贝面组总，也就是革路的龙勒条缨。辇车用人拉着行走罢了，大概相当于木路，而其形制略同。从安车以上都有容盖，从翟车以上都有帷幄，从辇车以上都有扇。羽盖五路的等级就是这样。○郑锷说：穿袆衣就乘坐重翟，穿褕狄、阙狄就乘坐厌翟，穿展衣就乘坐安车，穿鞠衣就乘坐翟车，穿褖衣就乘坐辇车。
王王的丧车有五乘【绳证反】，木车，蒲蔽，犬〇【莫歴反】尾櫜【音羔】，丧饰小服，都是丧制。
郑康成说：木车是不漆饰的车。○郑司农说：蒲蔽，是指臝兰车，用蒲草做遮蔽，天子丧服的车，汉代仪制也是这样【○郑康成说：蔽，是车旁抵御风尘的】犬〇，是用犬皮覆盖笭【○郑康成说：犬，是白犬皮。○贾氏说：古代男子站着乘车，需要扶着车轼上去，需要皮覆盖，所以说犬〇。《士丧记》：主人乘坐恶车，白狗幦就是这样】○黄氏说：康成认为尾櫜，是用犬尾做戈矛的套。小服，是刀剑短兵的衣服，刚遭丧时所乘，为君之道尚微，防备奸臣未必一定如此。丧家引用礼制丧事没有等级，恐怕也不完全正确。这里说王的丧车有五种等级，那么就不是众臣的制度。郑玄从刚遭丧到〇次五种等级，恐怕应当这样。有人说：丧车尾櫜丧饰，小服都是丧尾末。车的大木末，都布上韬作为装饰，小木则都布上。
素车，棼蔽，犬〇，素饰小服，都是素色。
郑康成说：“素车，是用白土粉刷车。棼，读作薠。薠，用麻做遮蔽。其〇服，用素色丝织品做边缘。”○王氏说
：「素车、蔽▯服，皆素，则少变而饰以素，不皆防矣。盖后车变而弥吉，以至于丧除。」○郑康成曰：「此卒哭所乗。」
译素车、蔽服，都是白色的，那么稍微变化而用白色装饰，就不都拘泥于丧礼的规制了。大概后面的车变化而更加吉利，一直到丧期结束。郑康成说：“这是卒哭祭时所乘坐的车。”
黄氏曰：素车素饰，不言尾櫜，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则尾櫜可知。汉文帝遗诏无布车及兵器，其制至汉犹在。薻车以下不言小服，则如常车施革，駹车又渐漆矣。
薻【音緫，又音藻】车薻蔽，鹿浅▯革饰。
杜氏曰：「薻读为华藻之藻。」○郑康成曰：「薻，水草苍色。以苍土垩车，以苍缯为蔽也。」鹿浅▯，以鹿夏皮为覆笭【○贾氏曰：「夏时鹿毛新生为浅毛】又以所治去毛者缘之。○王氏曰：「革不言色，盖如素车用素。」○郑康成曰：「此既练所乘。」
駹车萑【音丸】蔽然，▯髤【香求反】饰。
郑康成曰：「駹车边侧有漆饰也【○贾氏曰：下文漆车全有漆，则此时未全为漆】萑，细苇席也，以为蔽者，漆则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贾氏曰：果然，兽名】髤，赤多黒少之色，韦【○杜氏曰：髤，漆】○王氏曰：「髤与萑不言物，盖如薻车用革。」○郑康成曰：「此大祥所乗。」
漆车藩蔽豻【五旦反】▯雀饰。
郑康成曰：漆车，黒车【○贾氏曰：凡漆不言色者，皆黒，且大夫所乗墨车及篆缦之饰，直得墨名，是凡车皆黒漆也】藩，今时小车藩，漆席以为之。豻，胡犬【○贾氏曰：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谓狐与犬合所生】雀，黒多赤少之色，韦也。此禫所乗。
緫论
李嘉防曰：丧车五乗，必有蒲棼、藻萑、藩为之蔽者，居丧衣服麄恶，形貎毁瘠，不可见人，人亦不可见己，故有蔽以自遮也。又用犬鹿然豻之皮以为▯者，盖丧服之中虽不治人事，而防身之道不可不谨。兽之害人，以其皮而为之防，亦示服猛之义。然丧车既无他饰，而戈防之弢与小服刀劒、短兵之类必言之者，自衞其身不可不谨。与书曰：「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者，是也。」又丧车五乗，贵贼皆同者，惟丧不辨贵贱，自天子达于庶人，皆终三年之丧，故有官者必曰「解官持服」，与无官同。
刘执中曰：「三年之丧，皆乗恶车，谓木车也。齐衰之丧，皆乗素车；大功之丧，皆乗薻车；小功之丧，皆乗駹车；服缌者，乗漆车【○贾氏曰：「天子至士丧车五乗，尊卑等则，大夫士禫亦得乗漆车与吉同者，礼穷则同也】
服车五乗，▯乗夏篆【音瑑】卿乗夏缦【莫干反】大夫乗墨车，士乗栈【才产反】车，庶人乗役车。
郑康成曰：「服车服事者之车，夏篆，五采画毂约也【○郑司农曰：「篆读为圭瑑之瑑。」○王氏曰：「夏篆以采篆饰车也。」○项氏曰：「▯主▯化，故夏篆以象文徳之敷】夏缦，亦五采画，无瑑尔。
王氏曰：墨车，墨而不采。○郑锷曰：以革鞔而漆之者【○项氏曰：墨车无五采，而其色幽，北方之智也。大夫以智帅人者】
贾氏曰：「栈车不革鞔而漆之者，此则冬官栈车欲弇，恐有坼壊也【○王氏曰：「栈车则无饰矣，考工记只栈车欲弇，饰车欲侈，墨车以上皆饰车也。」○项氏曰：「士栈车唯质而无饰，弇而不侈，则以士主事人】
郑康成曰：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王氏曰：谓之乗，非特载任器而已】○项氏曰：以庶人主役，故名役车。诗云：有栈之车，行彼周道【○黄氏曰：庶人府史也，服公事者皆乗公车】
郑锷曰：贵者乗车，贱者徒行，古之制也。此言服车五乗，上不及三公，下乃及庶人。盖三公非不乘车，坐而论道，不可以服事言。▯卿大夫有爵虽贵，亦当作而行事，乃自▯卿所乗者言之。庶人则▯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亦徒行耳。胡为掌其车耶？五色谓之夏染，人所谓染夏是也。▯之车毂画以五采而篆之，卿车虽五色，则缦而不篆。篆以见其文之着，缦以言其文之不足也。▯尊矣，宜别异于卿，卿又宜异于大夫。大夫乘墨车，则鞔之以皮而漆焉，又不及于夏缦之文。大夫又宜异于士，士乗栈车，则不革不漆，又不及于墨车之饰。士又宜异于庶人，故乗役车为方箱，以载任器，又不及于栈车之纯素。尊卑之分，上下之等，皆即乘车见之。
王氏详说曰：周礼有言公而不及▯，有言▯而不及公，有
译黄氏说：素车使用素色的装饰，没有提到尾櫜，是因为上文已经说了小服都是素色的，那么尾櫜自然可知。汉文帝的遗诏中没有布车和兵器，这种制度到汉代仍然存在。薻车以下没有提到小服，那么就像常车一样使用皮革装饰，駹车又逐渐使用漆饰了。
薻车使用薻草做的车蔽，用鹿的浅毛皮革做装饰。
杜氏说：“薻读作华藻的藻。”○郑康成说：“薻，是苍色的水草。用苍土粉刷车，用苍色的丝绸做车蔽。”鹿浅〇，是用夏天新生的鹿皮做覆笭，【○贾氏说：“夏天鹿毛新生为浅毛”】又用处理过去掉毛的皮革做边缘。○王氏说：“皮革没有说颜色，大概像素车使用素色一样。”○郑康成说：“这是练祭时所乘坐的车。”
駹车使用萑草做的车蔽，髤饰。
郑康成说：“駹车边侧有漆饰【○贾氏说：下文漆车全部有漆，那么此时还没有全部上漆】萑，是细苇席，用来做车蔽的，漆就形成了藩篱，就是吉礼，然果然也【○贾氏说：果然，是兽名】髤，是红色多黑色少的颜色，韦【○杜氏说：髤，是漆】○王氏说：“髤与萑没有说材质，大概像薻车使用皮革一样。”○郑康成说：“这是大祥祭时所乘坐的车。”
漆车使用藩蔽，豻雀饰。
郑康成说：漆车，是黑色的车【○贾氏说：凡是漆车不说颜色的，都是黑色，而且大夫所乘坐的墨车以及篆缦的装饰，只得到墨的名称，这是凡是车都是黑漆的】藩，是现在小车用的藩篱，用漆席来做。豻，是胡犬【○贾氏说：胡地的野犬，有的写作狐字，是说狐狸与犬交配所生的】雀，是黑色多红色少的颜色，是皮革。这是禫祭时所乘坐的车。
总论
李嘉防说：丧车五辆，一定有蒲棼、藻萑、藩来做车蔽，因为居丧时衣服粗劣，形貌消瘦，不可见人，别人也不可看他，所以有车蔽来遮挡自己。又用犬、鹿、然、豻的皮革来做〇，大概是因为在丧服之中虽然不处理人事，但防身的道理不可不谨慎。野兽害人，用它们的皮革来做防护，也显示制服猛兽的意义。然而丧车既然没有其他装饰，而戈防的弢与小服刀劒、短兵之类必定要提到的，是因为自卫不可不谨慎。与《尚书》所说：“虎贲百人，在南门迎接子钊”，是一样的道理。又丧车五辆，贵贱都相同，是因为只有丧礼不分辨贵贱，从天子到庶人，都守完三年的丧期，所以有官职的人必定说“解官持服”，与没有官职的人相同。
刘执中说：“三年的丧期，都乘坐恶车，说的是木车。齐衰的丧期，都乘坐素车；大功的丧期，都乘坐薻车；小功的丧期，都乘坐駹车；服缌麻的，乘坐漆车【○贾氏说：“天子到士的丧车五辆，尊卑等级相同，大夫士在禫祭时也可以乘坐漆车与吉礼相同，是因为礼制到了尽头就相同了”】
服车五辆，〇乘坐夏篆，卿乘坐夏缦，大夫乘坐墨车，士乘坐栈车，庶人乘坐役车。
郑康成说：“服车是服事者的车，夏篆，是用五种颜色画毂约【○郑司农说：“篆读作圭瑑的瑑。”○王氏说：“夏篆是用采篆装饰车。”○项氏说：“〇主〇化，所以夏篆用来象征文德的敷布”】夏缦，也是用五种颜色画，没有瑑罢了。
王氏说：墨车，是墨色而没有彩色。○郑锷说：是用皮革包裹然后上漆的【○项氏说：墨车没有五种颜色，而且颜色幽暗，是北方的智慧。大夫用智慧率领人】
贾氏说：“栈车不用皮革包裹也不上漆，这是因为冬官栈车想要收敛，恐怕有开裂损坏【○王氏说：“栈车就没有装饰了，《考工记》只说栈车想要收敛，饰车想要宽大，墨车以上都是饰车。”○项氏说：“士的栈车只有质朴而没有装饰，收敛而不宽大，是因为士主要侍奉人”】
郑康成说：役车是方箱，可以装载任器，以供役使【○王氏说：称为乘坐，不仅仅是装载任器而已】○项氏说：因为庶人主要服役，所以名叫役车。《诗经》说：有栈之车，行彼周道【○黄氏说：庶人是府史，服公事的人都乘坐公车】
郑锷说：尊贵的人乘车，卑贱的人徒步行走，是古代的制度。这里说服车五辆，上不及三公，下却及庶人。大概三公不是不乘车，而是坐而论道，不可以服事来说。〇卿大夫有爵位虽然尊贵，也应当作为而行事，是从〇卿所乘坐的车来说的。庶人则是〇府史胥徒在官的人，不是在官的庶人，也徒步行走。为什么掌管他们的车呢？五种颜色叫做夏染，人们所说的染夏就是如此。〇的车毂画以五种颜色并篆之，卿车虽然五种颜色，却缦而不篆。篆用来显示其文采的显著，缦用来表示其文采的不足。〇尊贵了，应该区别于卿，卿又应该区别于大夫。大夫乘坐墨车，就用皮革包裹而上漆，又不及夏缦的文采。大夫又应该区别于士，士乘坐栈车，就不革不漆，又不及墨车的装饰。士又应该区别于庶人，所以乘坐役车为方箱，来装载任器，又不及栈车的纯素。尊卑的分别，上下的等级，都从乘车中体现出来。
王氏详说：《周礼》有说公而不及〇，有说〇而不及公，有
并言公▯。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此言公而不及▯。巾车云：“▯乗夏篆，卿乗夏缦。”此言▯而不及公。射人云：“三公北靣▯，东靣三公执璧，▯执皮帛。”此并言公▯。人臣受君之命，莫大于车服。何王之三公八命所乗之车不见于巾车，所衣之服不见于司服？盖周制外而五等诸侯，其车服有常制；内而五等诸臣，其车服无常制。岂非以诸侯逺王，而诸臣近王？近王而无常制者，正所以别嫌，使八命、六命、四命皆从其所命之车服，得无嫌乎？详攷公卿大夫之制，大率相为异同。司服无三公之服者，服下同于▯；巾车无三公之车者，车下同于▯。三公下同于▯，而大夫亦上同于卿。盖卿大夫同于西靣，又同于▯冕者以此【○刘执中曰：诸侯之▯犹▯也，卿大夫犹卿大夫也。上得以兼其下，则▯备服车五乗矣。其贰车则各从其命数。是以天子之▯贰车六乗，大夫四，上士三，巾士二，下士一乗。所建旂斿如其贰车之数】
译并提及公与〇。《典命》说：“王的三公为八命，其卿为六命。”这里只提到公而没有提到〇。《巾车》说：“〇乘坐夏篆车，卿乘坐夏缦车。”这里只提到〇而没有提到公。《射人》说：“三公面向北，〇面向东；三公手持玉璧，〇手持皮帛。”这里同时提到了公与〇。臣子接受君王的任命，没有比车服更重要的了。为什么王的三公为八命，其所乘坐的车在《巾车》中没有记载，所穿着的服饰在《司服》中没有记载呢？大概是因为周代的制度，对外有五个等级的诸侯，他们的车服有固定的制度；对内有五个等级的臣子，他们的车服没有固定的制度。这难道不是因为诸侯远离君王，而臣子靠近君王吗？靠近君王而没有固定制度，正是为了避嫌，使得八命、六命、四命的臣子都按照他们受命的等级使用相应的车服，这样就没有嫌疑了吗？详细考察公、卿、大夫的制度，大体上彼此有异同。《司服》中没有三公的服饰，是因为三公的服饰与〇相同；《巾车》中没有三公的车驾，是因为三公的车驾与〇相同。三公的等级下与〇相同，而大夫的等级上也与卿相同。大概是因为卿与大夫在面向西时相同，又在与〇同冕时相同，原因就在于此【○刘执中说：诸侯的〇就像〇一样，卿大夫就像卿大夫一样。上级可以兼用下级的车服，那么〇就具备五种车服了。其副车则各自按照命数来定。因此天子的〇副车有六辆，大夫有四辆，上士有三辆，巾士有两辆，下士有一辆。所树立的旗帜和旒数与其副车的数量相同】
凡良车散【素旱反】车不在等者，其用无常。
贾氏曰：良车散车不在服车五乗之等列。精作为功则曰良【○王昭禹曰：良车与良裘之良同，谓其质之甚善也】麄作为沽则曰散【○王昭禹曰：散车与散乐之散同，谓其非法度之所用】○王氏曰：自役车以上皆有等者，其用固有常；余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易氏曰：或以共在上之恩赐，或以共在公之役使，故其用为无常。○李嘉防曰：良车在五乗之上，散车在五乗之下，此非制度所闗，故其用无常】
凡车之出入岁终则防之
贾氏曰：「出谓出给官用，入谓用罢归官。于当时録为簿帐，至嵗终则緫防计，完败多少以入计防。」
凡赐阙之
郑锷曰：「君于有功之臣，则车服以庸，有用以赐臣下者，不必防计阙之可也【○王昭禹曰：「凡赐无常，惟上所用，故阙而不防，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
毁折入赍【音咨】于职币
杜氏曰：赍读为资，资谓财也。乗官车毁折者，入财以偿缮治之直【○李嘉防曰：取之而车不佳，则必不取。其过在造车之工；取之未久而折壊，其过在乗车者。如此则造者、取者皆致谨矣。○黄氏曰：戒其不谨，敬毁败公车，虽入赍而以共赐予，不茍于财也】○郑锷曰：为职币掌余财，故尔。
大丧饰遣【弃战反】车，遂廞之，行之。
贾氏曰：遣车，言饰还以金、象、革饰之，如生存之车，但粗小为之耳【○郑氏曰：遣车一曰鸾车】○郑康成曰：廞，兴也。谓陈驾之，行之，使人以次举之以如墓也【○王氏曰：廞之于宫，行之以适墓】
及葬，执盖从【才用反】车，持旌。
郑康成曰：「从车随柩路，持盖与旌者，王平生时车建旌，雨则有盖。今蜃车无盖，执而随之，象生时有也【○贾氏曰：执旌在柩车之前，而文在下者，以执盖是巾车，因言持旌，非谓持旌亦从车】
及墓嘑啓闗陈车
郑康成曰：「关墓门，车贰车。士丧礼下篇曰：『车至，道左，北靣立，东上【○贾氏曰：郑知车是贰车者，以其遣车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陈明器在道，东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别陈车，是贰车可知。天子贰车，象生时当十二乗】
小丧共匶路与其饰
郑康成曰：「柩，路载柩车也；饰，棺饰也。」
歳时更续共其弊车
杜氏曰：「更续，更受新，共其弊车，归其故弊车也。」○郑锷曰：「物之弊，若不有以续之，则无以继。每歳以时更而续之，则车不阙于用。材之尚可用者，不可以尽弃。车虽已弊，亦共于车人，则工不阙于材。已弊之车，犹且择其可用者而用之。古人为国爱财如此。」
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
郑康成曰：「鸡人主呼旦，鸣铃以和之声，且警众。必使鸣铃者车有和鸾相应，和之象【○项氏曰：铃和，铃也。《诗》『和铃央央』，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鸾鸣则和应，则和铃主应。故大祭祀，鸡人呼旦以铃应之。铃在旂，亦以将驾玉路以行礼】
周礼订义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十六宋王与之撰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曰：「路，王所乗车【○王昭禹曰：「巾车谓之车，则上下所通乗；典路谓之路，则主于王车】
贾氏曰：巾车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冬官造车讫，以授巾车饰以金玉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乗者，又入典路，别掌之。
薛平仲曰：「玉路之大，复有典路以掌之；戎车之倅，复有车仆以掌之。至于旗常之建，司常又纎悉而明辨之。成周之君，亦岂略冕服之用，而特致意于此哉？前乎史官，则冕服盖有职矣；后乎史官，而车旗未之掌焉。先王错综于叙官之际，申严于礼典之防，尤当于此而有攷。」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与其用，说【书鋭反】
项氏曰：典路，专逹王与后之驾，说故曰路。○郑锷曰：辨其名物，当乗金玉者不可以乗象木，当用以祀宾者不可用以朝以田。○郑康成曰：用谓▯有朝祀之事，驾之。○郑司农曰：说谓舎车，《
译凡是良车和散车，不在五等服车的行列中，它们的用途没有固定常规。
贾公彦说：良车和散车不在服车五乘的等级序列中。制作精良讲究工巧的称为良车，王昭禹说：良车与良裘的“良”字相同，是说它的材质非常优良；制作粗糙简陋的称为散车，王昭禹说：散车与散乐的“散”字相同，是说它不在法度规定的用途之内。王肃说：从役车往上都有等级，它们的用途本来就有常例；其余的或是良车或是散车，只随需要而用罢了。易说：有的用来供给在上位者的恩赐，有的用来供给在公家的役使，所以它们的用途没有常例。李嘉说：良车在五乘之上，散车在五乘之下，这些不属于制度所管辖的范围，所以它们的用途没有常例。
凡是车辆的出入，年终时进行统计。
贾公彦说：“出”指发放供官用，“入”指使用完毕归还官府。在当时记录为簿册账目，到年终时总括统计，计算完好和损坏的数量以计入统计。
凡是赏赐的车辆，不统计其缺失。
郑锷说：君主对于有功之臣，用车服来酬劳，有用以赏赐臣下的，不必统计其缺失。王昭禹说：凡是赏赐没有常例，只随上位者的使用，所以缺失而不统计，不能用主管官员的法度来限制它。
车辆毁损折断的，缴纳资财给职币官。
杜子春说：赍读为资，资就是财物。乘坐官车毁损折断的，缴纳财物来赔偿修缮整治的费用。李嘉说：如果取用车辆而车不好，那就一定不取用。过错在于造车的工匠；取用不久就折断毁坏，过错在于乘车的人。这样那么造车的人、取用的人都会谨慎了。黄氏说：警戒他们不谨慎，敬重地对待公车的毁损，即使缴纳资财用来供给赏赐，也不在财物上苟且。郑锷说：因为职币掌管余财，所以如此。
重大丧事，装饰遣车，于是陈列它，行进它。
贾公彦说：遣车，是说用金、象、革来装饰它，像生前使用的车一样，只是做得粗糙细小罢了。郑氏说：遣车也叫鸾车。郑康成说：廞，就是兴起。是说陈列驾好它，行进它，让人依次举着它前往墓地。王肃说：在宫中陈列它，行进它前往墓地。
等到下葬时，拿着车盖跟随柩车，手持旌旗。
郑康成说：“从车跟随柩车，拿着车盖和旌旗的人，是君王平生时车建旌旗，下雨时有车盖。现在蜃车没有车盖，拿着它跟随，是象征生前有的样子。”贾公彦说：拿着旌旗在柩车前面，而文字在下面，是因为拿着车盖的是巾车，顺便说拿着旌旗，不是说拿着旌旗的也是从车。
等到到达墓地，呼喊开启墓门，陈列车辆。
郑康成说：“关是墓门，车是贰车。《士丧礼》下篇说：‘车到达，在道路左边，北面站立，以东为上。’贾公彦说：郑康成知道车是贰车，是因为遣车在明器之中。查考《既夕礼》陈列明器在道路上，东西面站立，这里不说明器而另外陈列车，可知是贰车。天子的贰车，象征生前应当有十二乘。”
小丧事，供给柩车及其装饰。
郑康成说：“柩，路是载柩的车；饰，是棺饰。”
岁时更换接续，供给其破旧的车。
杜子春说：“更续，是更换接受新的，供给其破旧的车，是归还其原来破旧的车。”郑锷说：物品的破旧，如果没有用来接续的，就无法延续。每年按时更换接续，那么车就不会缺乏使用。材料尚且可用的，不可以全部丢弃。车虽然已经破旧，也供给车人，那么工匠就不会缺乏材料。已经破旧的车，还选择其中可用的来使用。古人治国爱惜财物就是这样。
重大祭祀，鸣铃以应和鸡人。
郑康成说：“鸡人主管呼报天亮，鸣铃来应和它的声音，并且警戒众人。一定要让鸣铃者车上有和鸾相应，是和的意象。”项氏说：铃和，就是铃。《诗经》“和铃央央”，上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鸾鸣则和应，那么和铃主管应和。所以重大祭祀，鸡人呼报天亮以铃应和。铃在旂上，也是将要驾玉路以行礼。
周礼订义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十六 宋王与之撰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说：“路，是君王所乘的车。”王昭禹说：“巾车称为车，那么上下都通乘；典路称为路，那么主要掌管王车。”
贾公彦说：巾车已经主管王后的五路，现在这里又掌管的，是因为冬官造车完毕，授予巾车用金玉象等装饰，其中王及后所乘的，又进入典路，另外掌管。
薛平仲说：“玉路之大，又有典路来掌管；戎车的副车，又有车仆来掌管。至于旗常的建立，司常又细微而明辨。成周的君主，难道会忽略冕服的使用，而特别在意于此吗？在史官之前，冕服大概有职官了；在史官之后，车旗却没有掌管。先王在叙官之际错综安排，在礼典的防备上申严，尤其应当在此有考证。”
掌管王及后的五路，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物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说
项氏说：典路，专门通达王与后的驾，所以说路。郑锷说：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物类，应当乘金玉的不能乘象木，应当用来祭祀宾客的不能用来朝见田猎。郑康成说：用是指有朝祀之事，就驾它。郑司农说：说是指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