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周礼订义》卷二十三宋王与之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二十三 宋 王与之 撰

调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郑康成说：“调，就是和合的意思。”史氏说：“大凡人的心，刚受到触犯就会愤怒，愤怒就会争斗，争斗起来，即使鼎镬（酷刑）摆在面前，也不顾惜。等到怨恨嫌隙已经形成，杀伤发生，人被擒获，退后反省自身，已经没有生路，追念父母妻子，再也无法相见，没有不悔恨觉悟而怨恨旁人没有救止自己的。先王深知人情的隐微，设置调人在事情开始时进行谐和，使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这是忠厚到了极点。”

掌管调解万民的仇难，使他们谐和。

项氏说：“难，就是互相结为仇敌。大凡百姓的仇难，常常起于有己、有物，己与物相偶，不能没有爱憎。爱憎互相攻击，嫉妒之心就产生了。所以有因为一天的忿怒而成为终身的仇敌，睚眦必报，即使死了也不悔恨。这种仇难，哪里说得尽呢！”先王于是命令调人来谐和调解。

大凡因过失而杀伤人的，由民众来调解平息。

郑康成说：“过，是没有本意的；成，就是平息。”郑锷说：“过失误伤，在这方没有结仇的道理，在那方却有必报的义务。调人联合乡里的民众，立为证佐，共同证明其并非本意，以平息他们的怨怒之心，这也是减少刑罚的一个方面。（刘执中说：“一定要由民众来调解的原因，是让那些比闾中相亲爱的民众，劝助执行调解，那么他们就不敢改变心意而再次不平。”郑康成说：“《春秋传》说：‘惠伯调解这类事情’。”郑景望说：“故意杀人、故意伤人，按正刑判决，不再复议。过失并非本意却按正刑报应，圣人是所不忍心的。周家的法律，五刑有疑问的，即使是死刑也有赦免和处罚，掌管刑罚的人推究刑情、确定法度就是这样。”）

鸟兽（造成的伤害）也是如此。

郑康成说：“过失杀伤别人的牲畜。（项氏说：比如鲁国人因为一只鸡而互相攻击，这也是仇难产生的原因。）”

大凡调解仇难，对于杀父之仇，要避开到海外；对于杀兄弟之仇，要避开到千里之外；对于杀堂兄弟之仇，不能同处一国；对于杀君主之仇，视同杀父之仇；对于杀师长之仇，视同杀兄弟之仇；对于杀主君或朋友之仇，视同杀堂兄弟之仇。如果不避开，就给他瑞节，凭此将他逮捕。

史氏说：大凡怨恨仇敌积蓄在心中，不见面就算了，一旦见面就无法停止，所以调解的方法也在于不让他们见面，这就叫做避开。项氏说：调解仇难，并不是能阻止忠臣孝子的心，让他们不报仇，也不过是劝他们避开罢了。郑康成说：调解让他们避开，在这里不能就地报仇，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叫做四海，主，是大夫、君主，《春秋》传说：晋荀偃去世，宣子洗手抚摸他说：“侍奉吴国，怎敢不像侍奉主君一样？”（郑锷说：一国的君主有仪仗护卫，怎么会有过失误杀兄长的事呢？所谓主，是指以利益得民的主君，《左传》所载家臣称大夫都叫主，那为主君，那么他臣下侍奉的人难道没有像豫让侍奉智伯那样的吗？）瑞节，是玉节中的剡圭。（黄氏说：瑞与节，节难道是旌节吗？）调解了却不肯避开的，是不服从王命，王用剡圭让调人逮捕他，治他的罪。（刘氏说：就像襄公二十二年子展黜退游氏的道理。项氏说：给报仇者瑞节，让他逮捕仇人归官，有节就没有人敢抵抗，而忠臣孝子不至于遭受祸害，又在官府逮捕他杀死，那就不是百姓私自杀人，而仇人的子孙也不能再报复了。）

贾氏说：杀父之仇以下，都是杀人的贼，王法应当讨伐，就应当杀他。在没杀之前，虽然以防赦，还是应当让他离开家乡避开仇人。这经文略说了，没说的，都按服制亲疏来类推。（我按：唐虞的法律，过失没有大罪，《康诰》也说：“如果有大罪但不是故意，只是灾祸偶然发生，已经穷究了他的罪责，这时就不能杀。”调人所说的，是指过失杀人罢了。然而过失者是可以赦免的，但对于人有父兄君臣之仇，不可同处，伤害了孝子顺孙的心，所以让他们避开，并不是说所有伤杀者都这样。）赵商问：“《春秋》的道义，儿子不报仇，不是儿子；臣子不讨贼，不是臣子。楚胜之类，还说郑人在这里，仇敌不远了，不能看见仇敌而不讨伐。”子夏说：“对于父母的仇敌怎么办？”孔子说：“睡在草席上，枕着盾牌，不做官，不与仇人共戴天下。在街市朝廷遇到，不放下兵器就搏斗。天下尚且不放下兵器，海内为什么还要调解呢？”项氏说：“父母的仇敌，不与共戴天。大凡四海之远，虽然有至孝之心，也不能前往了，所以避开到海外。兄弟的仇敌，不放下兵器，但千里之外就够了。堂兄弟的仇敌，不同国，同国就必定报复。君主与父亲相同，师长与兄弟相同，主友与堂兄弟相同。”史氏说：“海外很远，千里之外次之，不同国又次之。亲疏的道义，难道没有等差吗？”

黄氏说：杀人者罪不至死，不符合他子弟的心，所以制定避开仇敌的法令。上位者执行法律推究情理，所以过失误伤允许和解。至于子弟的心，怎能防备？所以又让他们互相避开，然后仇难才可以调解。不然，各自奋起私义，怨恨仇敌越来越多，百姓就不和了。郑景望说：子

译弟弟的心，看到父兄被杀被伤，悲痛之情从未减轻，因此有所不能忍受。圣人又体恤这种情感，让杀害父兄的人逃往远方异地，以伸张作为子弟的情感。如果不逃避，就论处他违抗命令的罪行，将他拘禁在当地。对于过失误犯而减轻重刑的施行，是依据人情而设立仇敌的法律。如果在四海之内，在千里之内，与他同处一国而不能报仇，就不是合格的臣子。所以能够报仇的，是臣子的志向得以伸张；而如果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异国，虽然不能报仇，也足以安慰他的志向。这就是调人这个官职之所以称为调和仇难的原因。

译王氏在《详说》中说：“复仇的规定，原本是为父兄子弟设立的，至于朋友、师长、主君与臣友之家，又何必牵涉到外人呢？”贾氏以没有儿子作为理由来解释，这是正确的。

凡是杀人，如果有反过来杀人的，就使邦国共同仇视他。

贾氏说：既然杀了一个人，如果他有子弟，又反过来杀他，恐怕以后与自己为敌而害自己，所以郑玄说：想要消除祸害、削弱敌人，那杀人者或许逃往邻国，所到的国家如果捕获了他，就仇视他。【○史氏说：杀人者死，君王已经杀了他，仇家又想着报复，就与邦国共同抛弃他。○郑锷说：这大概是有司依法杀人，有人敢于仇视并杀他的，他所杀的人虽然是有司本人，推究其本意是不服国家的法律，应当被天下所不容。】

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他们不得与杀人者同处一国；如果去复仇，就处死。

刘氏说：杀人而合乎道义，就是〇谋，祸乱邪恶尚未发作而能事先杀掉他。《朝士》说：凡是盗贼、军队、乡邑以及家人杀掉他而没有罪过，就是这个意思。迁徙他的子孙让他们居住在异国。【○郑锷说：这大概是被判死刑而逃窜不〇官允许人捕捉的。有人捕捉他，搏斗致死，虽然说是双方互相杀害，但杀他合乎道义，所以命令他避居他处。那人的父兄子弟都不得去复仇。如果去复仇，那就是杀害奉命之人，怎么可以不处死呢？○史氏说：应当杀的人不要让他复仇，让他居住在异国，以平息他的怨恨之心。如果有去复仇的，这是不知上级的法令，可以杀他。】○项氏说：杀人而合乎道义，那么对方必定不合乎道义。然而还是让他们不同处一国。先王不忍心让臣子与杀害其君父的人同处。然而既然合乎道义而不同处一国，就不可复仇了。复仇必定处死以伸张道义。我认为：《曲礼》说：父亲的仇不与仇人共戴天，兄弟的仇不反手而兵，朋友的仇不同处一国。《檀弓》中子夏问孔子关于父母兄弟之仇的意思，也类似这样。然后才知道复仇这件事，如此重要。《周官》中调人的职责，是让父兄师长的仇都有所避忌。那么礼经难道是教人杀人吗？调人难道是纵容邪恶、容纳奸恶的人吗？大概《礼记》所说的主要是为复仇的人而言，《周礼》所说的主要是为被人复仇的人而设。而且调人调和争端，是针对过失杀人者而言，不是针对过失杀人者自己允许去复仇。又说：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他们不得复仇。如果去复仇就处死。说的是比如为众人所杀而得其宜，就不应当复仇，所以也不得复仇。《朝士》说：凡是杀仇人的，登记在士那里，杀他而没有罪过。这仇人是指应当杀的人，然后登记在士那里就没有罪过。不登记就是有罪过。这样那么调人的职责就很明白了，他所调和的在于过失，而他所不允许复仇的在于道义。如果说这是纵容邪恶，那么瞽瞍杀人，皋陶作为士就逮捕他。法律所在，即使是天子也不能庇护他的父亲。难道有君主立法，又急于调和争端吗？我由此知道调和过失与道义的人，是用来顺乎人情的。所以《公羊子》说：父亲不应当被诛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父亲被诛杀，儿子复仇，这是作为儿子的道理。这虽然论述有司的事情与调人的职责言语不同但意思相同。那仇是否可以复仇，也看其应当杀还是不应当杀。唐〇宗时，殿中御史杨万顷杀张审素二子，手杀万顷，在斧上系表，陈述父亲冤屈的情况。议论的人大多说应当宽恕〇宗，下诏说：“国家设立法律，期望停止杀戮，各伸作为儿子的志向，谁不是孝子？辗转相求，哪有尽头？”于是杖杀了他。如果他的父亲果然有冤死，怎么可以行一切之意呢？到宪宗时，韩愈因梁悦的事，作《复仇状》，认为：“依据礼经则义不同天考，依据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两件事，都是王政的大端。杀与赦，不能一概而论。应当集议奏闻，斟酌其宜而处理，那么经律就不会失去其防备。”这是看其应当诛杀，就用调人交仇的道理；看其不应当诛杀，就用调人复仇的说法。

凡是有争斗愤怒的，能够调和的，不能调和的，就登记下来。先动手的人处死。郑康成说：争斗愤怒，是争辩诉讼的人。○史氏说：争斗愤怒，平息它就不至于争斗，不接受平息的，作为籍以记录，使他们不可以再犯。先动手的人处死，那么即使有愤怒的人也不敢先〇以触犯罪过。这都是平息怨恨、平息诉讼的重要方法。【○王昭禹说：好勇斗狠，将亡其身以及其亲，必定有办法调和，使彼此各无亏欠。如果不可调和，也是强梁而不可教的人，所以必定登记以记录其事。如果又先动手，所谓怙终贼刑，就必定处死。】

陈及之说：“胡五峯说：‘从前先王盛世，不命令而能行，不禁止而能止，天下风动，无一不得其所。令行禁止，天下没有冤民。现在司徒的属官有调人，掌管调和万民的争端，有避仇的法，有交仇的令，有成斗怒的书，这是下陵上替、政令不行的明证。周公经世的典章，竟然如此吗？呜呼！周公的法令，难道只是为当时考虑吗？为当时考虑，那么成王作为君主，周公召公作为臣子，那些百官有司都是贤大夫，不命令而能行，不禁止而能止，本来不应当有。像调人这样的官职是可以的。如果认为周公身致太平，这些官职不必设置，这是相率为苟安之计。一日周公

译人死后，便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了。况且《司市》的法规规定：“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受刑的人；夫人经过市场，就处罚一个幕布；世子经过市场，就处罚一个帟帐。”设立惩罚来禁止他们随意经过市场，是担心他们宴饮游乐没有节制。凭借成王作为国君、夫人、世子的身份，难道会宴饮游乐没有节制吗？设立法规来防备这种情况，是为了后世啊。凡是这类情况都可以类推。”○郑锷说：“《调人》的法规不把复仇看得很重，而是允许通过诉讼来免除（复仇），战国时期于是出现了借助交情报仇以成就乡里侠义之风的人，像郭解这类人，都是报私仇。儒家学者关于复仇的议论，如韩愈、柳宗元，众说纷纭，并不一致。《调人》的法规果真能在后世实行吗？”

译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郑康成说：“‘媒’的意思是谋划，谋划使不同类别的人和谐结合。现在齐国人把麴〇叫做媒。”

贾氏说：“媒氏设在此处，是因为《集名》说配匹男女，取法于大地生育万物的道理。”

薛氏说：人的最真挚的情感，在于对家庭子孙的期望，如果没有东西来维系他们的意志，那么向善之心就无法巩固。于是设立了媒人，掌管万民的离散与结合。所以凡是男女没有配偶家庭的，上级官员为他们制定礼仪并促成结合，使他们在内有家庭保守的安定，在下有子孙长远的期望，那么教化就可以实现了。

掌管万民的离散与结合。

郑锷说：鲁昭公娶吴国女子，因为是同姓，被称为吴孟子。陈司败讥讽他不懂礼。大概婚姻是结合两个姓氏的好事，应当辨别氏族区别宗族，有百代都不能通婚的情况。周朝设立媒氏这个官职，考虑到万民愚昧不知道这些区别，于是让他们掌管这种分别，使男女知道区别，然后才能通婚。郑康成认为‘判’是半，得到另一半成为结合，主要结合那另一半，成就夫妇关系。我认为‘判’是辨别的意思，指男女的区别，知道族类之所以区别，就不会有同姓结婚的过失了。【○史氏说：《曲礼》说：男女没有媒人介绍不相知，名字没有接受聘礼不交往不亲近。所以用日月来报告君主，斋戒来报告鬼神，准备酒食来召集乡党朋友，以此来加深他们的区别。大概有分别就有结合。】

凡是男女，从取名以上，都记录年月日，以及名字。

吕氏说：取名，按照《内则》所说，孩子出生三个月末，男孩戴角形帽，女孩戴结发帽，以此拜见父亲，父亲为他取名。宰官记录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生”，并收藏起来。宰官告知闾史，闾史记录两份，一份藏在闾府，一份献给州史。州史献给州伯，州伯藏在州府。制度详细严密到如此程度。战国以来，不再重视百姓的生死，这个制度废弃缺失很久了。【○史氏说：就像《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夘日生子同名那样。○郑锷说：男女刚出生三个月，父亲取名的时候，必定记录在版籍上，那么就知道他们二十岁三十岁可以嫁娶的时候了。】

命令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

郑康成说：“二和三，是天地相承覆的数字。”《易经》说：“参天地而〇数焉。【○贾氏说：王肃说：《家语》记载哀公问孔子说：‘男子十六岁精通，女子十四岁化育，这样就可以生养人民了。’开启礼仪，男子三十岁有家室，女子二十岁有丈夫，难道不晚了吗？孔子说：‘礼，说的是极限，也不超过这个限度。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有做父亲的端倪；女子十五岁许嫁，有出嫁的道理。从此以后就自行婚配了。’那么三十岁的男子，二十岁的女子，在仲春之月，所谓说的是极限的法度罢了。】

李氏说：防止淫乱的礼仪，关键在于及时。国家没有鳏夫，那么《桃夭》的诗歌就创作了；失去配偶，那么《有狐》的讽刺就兴起了。那些家庭被王者的风范所维系，作为君主的人不可不考察。孟子对齐宣王说：‘内没有怨恨的女子，外没有旷夫。大王如果喜欢美色，与百姓共同喜好，对于大王有什么困难呢？’这话真是对的！君主知道喜欢美色，却不知道下面的人没有家庭；知道放纵欲望，却不知道下面的人有怨恨旷夫，这可以吗？天地不交合，万物就不生长；有丈夫有妻子，然后才成为家庭。上得以奉养父母，下得以养育子孙，生民的根本，就在这里。所以设立官职掌管分别，用礼仪来结合他们。

凡是娶妻、休妻、入嗣子的都记录在案。

郑锷说：娶妻，如果媒氏记录了却休妻，入嗣子也记录在案，大概‘判’的意思是分别而去。百姓有夫妻反目，以至于分离，已经分别而去，记录在版籍上，记下他们离合的原因。入是不应该入的，已经没有嗣子，或者纳入同宗的儿子作为嗣子，就像现在的立嗣，纳入不应该纳入的人，如果不记录，那么以后的婚姻就没有区别了。司农认为入子是嫁女，郑康成认为是媵侄娣不聘的，非常失去了入子的意义了。【○郑景望说：后世的法律不允许收养异姓子孙，与这个意思相同，大概担心同姓为婚扰乱人伦。然而法律存在而入嗣子的不曾记录在官府，嫁娶的没有官员来掌管他们的分别，那么姓氏虽然不同而实际上相同，礼仪虽然完备而人伦实际上混乱的情况就有了，这是先王所深恶痛绝的。】

仲春之月命令媒人撮合男女。

郑康成说：仲春阴阳交合，以成就昏礼，顺应天时。○王氏详说：王子雍坚持荀卿的话，认为霜降迎娶新娘，冰融停止，于是区别《家语》作为解说：霜降而妇功成，嫁娶的进行。又说：冬天结合男女，并且怀疑仲春之月，于是认为不是婚姻的时期。不曾想到《诗经》所说的，大体以春天为正。比如：有女怀春；比如：春日迟迟，女心伤悲；比如：仓庚于飞，熠燿其羽，都以春天为正。

在这个时候，私奔的不禁止。如果没有缘故而不听从命令的，处罚他。

郑锷说：有人说这个时候命令媒人撮合应当嫁娶的男女，使得他们能够及时，那么私奔的应该禁止，反而不禁止。郑康成认为重视天时权且允许，是否正确？我认为郑康成这一句话的错误，伤害败坏风俗教化，至今牢固不可破除，可叹啊！周朝立法的本意，说私奔

译如果不禁止，那么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不遵循法令的行为，就与现行律文中所说的“若之若同”一样了。“若之”的意思是“及”，即说对于不禁止男女私奔以及没有正当理由而不遵循法令的人，都应当予以处罚。怎么能认为这是顺应天时而权宜允许的呢？【○陈君举说：私奔者不禁止，是不该进行的行为却进行了；没有正当理由而不遵循法令，是现在适宜完成礼仪却没有完成礼仪，所以都应当予以处罚。○史氏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是防止礼仪缺失的正当程序。在仲春之月，如果这些礼仪有不具备的，都称为私奔。私奔者不禁止，是听任他们减省礼仪而完成婚配。《内则》说：“经过聘礼娶来的叫妻，私奔而来的叫妾。”先王重视聘礼，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由媒人撮合而成，能称之为淫乱私奔吗？国家遭遇凶荒，家庭遇到丧祸，如果一定要等待礼仪完备，男女就会错过婚配时机，这叫做有正当理由。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具备礼仪，予以处罚是适宜的】○郑景望说：处罚，是处罚那些承担婚嫁责任的父母兄弟。

译管理那些没有配偶的男女，并加以防范。

郑康成说：“司，就是察访的意思。无夫家，指的是男女中的鳏夫和寡妇。”

凡是嫁女儿、娶媳妇，送入的聘礼只用纯色的丝帛，不超过五两。

郑康成说：“‘纯’字实际上是‘缁’字，纳聘礼用黑色丝帛，因为妇人属阴。在娶妻的礼仪中，一定要使用同类性质的物品。五两，就是十端。之所以说‘两’，是为了体现配合的名分。十，象征五行与十天干相互成就。士大夫则用浅红色的丝帛，天子加上谷圭，诸侯加上大璋。《杂记》说：‘纳聘礼一束，一束五两，一两五防。’那么每端就是二丈。郑锷说：‘经书记载男女没有聘礼就不交往，不举行婚礼。聘礼用来表达深厚的情意，也是礼仪寄托的地方。纯帛五两，富人不超过这个数目，穷人也能够达到，这是礼仪的适中制度。然而娶妻要送聘礼，嫁女儿也要送聘礼，这是因为嫁女儿时，男方应当送聘礼，这聘礼是送入女家的。’

禁止迁移坟墓合葬的人，以及为未成年死者操办婚事的人。

郑康成说：“迁葬，是指生前不是夫妻，死后已经安葬，却迁移尸骨使他们合葬。殇，是指十九岁以下未嫁而死的，生前没有按礼仪交往，死后却让他们合葬，这也是扰乱人伦。”史氏说：“男女生前是夫妻，死后就同穴合葬。迁葬者是指为死者求娶妻子，殇者是指为死者求娶丈夫，这太不合常理了，以此来防范百姓，后世还有像苍舒那样合葬的。王昭禹说：‘婚姻是为了联合两姓的友好，体现天地的义理，受命于祖先，亲迎于家门，三个月后在宗庙拜见，如果没有拜见宗庙就死了，尚且不迁入祖庙，附祭于婆婆，归葬于女方家族，以显示她未成为正式的媳妇。为未成年死者妄自操办嫁娶，这难道是礼仪的本意吗？’

凡是男女之间的阴私诉讼，在战胜国的社坛审理。那些涉及刑罚的，交给士官处理。

郑锷说：男女阴私诉讼，是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事情，怎么可以公开宣扬于人呢？战胜国的社坛，国家灭亡了但社坛还在，上面覆盖着，下面垫着木栈，不受霜露之气，阴闭不通，阴私诉讼在这里审理，隐蔽而不外露。儒者相传，说召伯在甘棠树下审理男女诉讼。我曾嘲笑他们不考证《行露》、《甘棠》这两首诗。《甘棠》是赞美召伯的教化，在南国显明；而《行露》才是审理诉讼的诗。召伯如果在甘棠树下审理男女诉讼，听到周公关于‘战胜国社坛’的说法，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王氏说：“社坛属阴，所以在这里审理阴私诉讼，因为神所在的地方。表明应当恭敬而不加防范。”

郑康成说：“不在赦免宽恕范围内的，直接交给士官处罚，不再经过士、司寇等官员审理。”

司市设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薛平仲说：夫妇男女，是人最大的欲望所在。其次是财利交往。先王已经设立了媒氏，来满足人的大欲。而对于追求利益的心，难道可以不加以规划吗？当百姓聚集进行交易时，人情本来就容易喧哗。如果没有地位尊贵、权力重大的人来镇守，那么真假混杂，恐怕难以遏制。所以司市必须由下大夫担任长官，而质人负责订立契约，贾人负责征收布匹，也都由士担任。其大纲已经确立，但仍担心真假难辨，耳目不足以完全防范。那些在市肆之间，本来就有深知真假并足以作为耳目的人。于是从胥师到肆长，都由这些人担任，熟悉市场情况的，一定让司市选拔他们。所以精于侦察的，就担任胥师；善于物价的，就担任贾师；司虣用来禁止争斗喧哗，司稽用来抓捕盗贼，胥用来纠察不正之风，肆长用来平衡名实。凡是市场治理中应当细致防范的，没有不各自负责其事的。那些徒众既然乐于被上级任用，那些扰乱市场的人，就不能在其中苟且容身。那么即使让五尺孩童入市，也没有人敢欺骗他了。等到市场治理得以施行，所谓的商贾，能不担忧货物滞销吗？所谓的平民，能不满足急需吗？后来，又有泉府之官，来征收布匹，并控制敛散之权。用来救济市政的困窘，四民相互依赖，于是有了稳定的志向。

掌管市场的治理、教化、政令、刑罚、度量、禁令。

刘氏说：治，是指端正万民交易的法规；教，是指使三个市场守信义而不欺诈；政，是指平衡百物价格的轻重；刑，是指制裁盗贼奸伪之民；量，是指执掌五量以定谷米的公平；度，是指谨守五度以定布帛的制度；禁，是指破坏法纪、扰乱风俗的物品不在市场上出售；令，是指宣扬教化、建立政令之事，必须向百姓公布。这八件事，是司市的大纲。王昭禹说：招致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使他们

译没有比市场更能聚集和流通财货的了。如果不用官吏来管理它，那么聪明狡诈的、愚昧勇猛的、怯懦暴戾的、强取豪夺的、荒诞轻慢的，都会为了争夺性命之情而不择手段，无所不至。先王因此设立官吏来管理它，用治理来整顿它，用教化来感化它，用政令来匡正它，用刑罚来制约它。用来衡量多少，就有量器；用来测量长短，就有度器；禁止人们不做某事，就有禁令；命令人们做某事，就有政令。治理和教化是根本，政令和刑罚是枝末；量器和度器，是用来辅助治理和教化的器具；禁令和政令，是用来辅助政令和刑罚的工具。这八项制度既已确立，防范和制约的措施就周全完备了，即使有聪明的人也不能施展他的奸诈，即使有勇猛的人也不敢放纵他的暴行。

译郑景望说：“考察主管官员治理市场的法规，乃是改善风俗的政治举措。天下的动乱，积累于人心追逐利益。利益聚集的地方，没有比市场更严重的了。在这里详细考究，这也是用来端正人心、遏制动乱根源的方法。养育百姓必须有教育，给予利益必须有防范。无论大小都全面顾及，没有偏废疏漏的地方，这大概就是王道的政治吧？”

依次划分区域并规划市场。

郑锷说：“治理市场虽然有上述八种法规，想要加以管理，使市场井然有序，那么又应当有九种方法。”

郑康成说：“次，指官吏办公的房舍，如思次、介次。就像现在的市亭一样。”叙，排列。王昭禹说：“叙，就是各自在其所属区域的次序。”刘执中说：“是指司市二十八人，各自以所居住的次序为序，划分区域，掌管店铺。”郑康成说：“经，指界限。”贾公彦说：“划定市场的界限，使各有处所，不相杂乱。”

陈列店铺，辨别货物，使市场公平。

郑康成说：“陈，陈列。”王昭禹说：“货物聚集，应当陈列出来，使买者容易看见，辨别清楚使不混杂，那么货物各自按类聚集，没有混淆的祸患，这就是市场公平的原因。”

用政令禁止奢侈浪费，使市场均衡。

郑司农说：“靡，奢侈浪费。”王昭禹说：“物品的奢侈浪费容易售出，百姓将会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实用之物，所以用政令禁止，那么物品没有不同的崇尚，百姓没有不同的喜好，市场适宜均衡，而没有不公平的祸患了。”

通过商贾使货物丰盛，使货币流通。

郑康成说：“流通货物叫商，囤积货物出售叫贾。”阜，丰盛。郑司农说：“布，指钱币。”

王昭禹说：“货物依靠商贾而后丰盛，货币依靠货物而后流通。大抵货币是用来权衡百物并使之流通的。货物如果不丰盛，那么货币就没有流通的对象，所以必须通过商贾使货物丰盛而后流通货币。”

用度量衡确定价格，征召买卖者。

郑康成说：“征，征召。”史氏说：“招诱。”儥，买。贾公彦说：“儥字的训释不固定，下文‘贵儥’，郑注为‘贵卖’，也是望文生义。”王昭禹说：“量用来衡量多少，度用来测量长短，既用度量衡使之公平，那么物价的高低就确定了，然后才可以征召买卖者。儥，卖。”

用契约确立信用，止息诉讼。

我认为质剂见于《小宰》篇。

史氏说：“质用人证，剂用书面契约，信用确立则市场没有争讼了。”郑锷说：“空口无凭，失信不偿，诉讼就不会止息。制定长质短剂，结为确定的契约，有信用不欺骗，那么争讼就可以止息了。”

用市场管理人员禁止伪劣，消除欺诈。

郑康成说：“贾民，指胥师，是贾师的属官。”郑锷说：“用伪劣装饰货物，百姓受其欺骗，那么欺诈就无法消除。任用贾民作为市场胥吏，了解货物的真伪，那么欺诈就可以消除了。”

用刑罚禁止强暴，驱逐盗贼。

郑康成说：“刑罚，指宪、徇、扑。”项氏说：“用强力害人叫虣，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夺取叫盗。”王昭禹说：“利益所在，强横的人有时难免强暴，贪婪的人有时难免盗窃。不用威严惩罚，就不能禁止并驱逐他们。所以大的用刑罚，小的用处罚。”

用泉府统一货物，收敛赊欠。

郑康成说：“同，共同。”王昭禹说：“凡是市场上卖不掉的，以及货物滞留在民间的，就按其价格买下，这就是收敛。给物品挂牌并书写价格，等待不时来买的人，各自按其原价给予，这就是赊欠。收敛则百姓没有贱卖的祸患，赊给则百姓没有贵买的祸患。这样开合敛散出于一人，盈虚有无贯通上下，难道不是与百姓共同拥有货物吗？”

大市在太阳偏西时开市，以百族为主。朝市，在早晨开市，以商贾为主。夕市，在傍晚开市，以贩夫贩妇为主。

郑康成说：“日昃，太阳偏西。市是杂乱聚集的地方，说‘主’是指其人多。”郑司农说：“百族，指百姓。”贾公彦说：“百族有的在城内，有的在城外，允许他们来往，所以在日昃以后以他们为主。说百族为主，就兼有商贾贩夫贩妇；商贾为主，就兼有百族贩夫贩妇；贩夫贩妇为主，就兼有百族商贾。”郑锷说：“百族大概是市场中的豪族大姓，以财力雄强的人吧？商贾流通货物，不过看其财力的多寡；豪族大姓独自富有，尽合商贾的财货而有之。在日昃之时，继商贾之后，没有不聚集的物品，那么他们的市场比商贾的大了。说在朝市之前，是指其市场非常大。”王昭禹说：“从早晨到中午，是商贾交易的市场；百族是百官族姓，不专门从事市场牟利，所以应当避开商贾，因此大市在日昃时开市，以百族为主。”贩夫贩妇所得微薄，到傍晚就停止，所以傍晚以他们为主。王昭禹说：“贩夫贩妇早晨进货傍晚卖出，靠日力维持衣食，他们的贩卖是利用日之余力，所以夕市在傍晚开市。”

凡是市场，进入时胥吏手持鞭子和度量衡，守卫市场；群吏平整店铺，展示成品，确定价格；在思次升起旌旗以命令市场；市师莅临并听理大治大讼；胥师、贾师在介次莅临并

译审理小治小讼。

郑锷说：前代儒者的说法认为，市场设在一院之内，那么应当有负责门市的人按时进入市场。市胥手持鞭和度尺来守卫，市场众吏举起旌旗来发号施令。市师这时进入思次（郑司农说：思次是市场中的候楼；郑康成说：就像市亭一样），胥师、贾师进入介次（郑康成说：介次是市亭的下属，较为次要的处所；黄氏说：《周礼·序官》中胥师、贾师都是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介次就是他们的办公处所）。如果有诉讼就在此审理，所谓清晨侧身挤入市场的人，怎敢冒犯法律、怠慢官吏而欺骗市场以谋利呢？

鞭和度尺，是没有刃的殳，在上面系上鞘就成为鞭，根据其长度刻上尺寸就成为度。争夺门位的人就用鞭来威慑，争夺长短的人就用度尺来整齐。一物而有两种用途，又借此来禁止和约束。众吏则从胥师以下，各自管理他们的行列店铺，使有分界而不相争，检查他们的货物是否合格，使符合标准而不欺骗谋利（王氏说：器物符合尺寸，布帛精粗符合数量，木材符合砍伐标准，鸟兽鱼鳖符合宰杀标准，这就是所说的合格）。店铺确定、货物合格，才确定价格的高低，并在思次举起带有柝和羽毛的旌旗来号令市场，让人望见就知道应当进行买卖。

利益所在之处，都有贪婪之心。举旌旗的处所，名叫思，是让人见到利益而思考道义。市师（郑康成说：市师就是司市）莅临此处，所以审理大治大讼，也应当先致思吗？至于胥师、贾师虽然是市场的小吏，但审理小治小讼，也在介次进行。说介就知道思是大处，说思就知道介是思的次级处所。市师审理大的诉讼，胥师、贾师审理小的诉讼，这难道不是大事听从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吗？

译凡是百姓在市场中约定交易、发布布告、衡量度量、执行刑罚的，都各自在相应的地点按次序进行。

王昭禹说：在市场中约定交易的，是指在市场中有买卖契约的人。○贾氏说：凡是百姓在市场中约定交易的，包括以下这三件事。

黄氏说：辟是法度，布是钱币。各地的布帛和钱币混杂到来，必须在这里考核。法度不合法度就不使用。贾谊说：钱币的法度没有确立。郑玄说：考核各种钱币，其用意应当如此【○王氏详说曰：辟就像宰夫所说的“失财用物”，这里的“辟”与“名存实亡”的“辟”相同，指名义存在而实际已亡。○王昭禹说：发布布告的，是指因犯法而被罚缴布帛的人】

黄氏说：度量衡，由官府制定标准，展示给百姓看，让所有制作斗斛丈尺的人，都以此为法则。郑玄说就像现在处置斗斛和丈尺一样，恐怕也是这个意思【○贾氏说：是指斗斛放置在米粟的店铺，丈尺放置在绢帛的店铺】

贾氏说：叙就是各种货物店铺排列的地方【○王昭禹说：叙就是前面所说的按次序划分土地来经营市场。○刘执中说：发布布告的人因犯罪在司市受罚，所谓出布的人，如果是因马匹获罪，就站在马匹店铺前；因度量获罪，就站在粟米店铺前；因尺度获罪，就站在布帛店铺前。那些受刑戮而陈尸于市场的，也都有固定的位置。不失去其次序，是为了让众人知晓并惩戒恶行】

凡是拾得货物、钱财和六畜的，也照此办理。三天后上报处理。

郑康成说：“拾得遗失物品的人，也让他们放在相应的地方，货物放在货物店铺，马匹放在马匹店铺，这样主人寻找就容易了。三天内没有人认领的，就没收归官府。”

凡是治理市场中的货物、钱财、六畜和珍奇异宝，使缺乏的变得充裕，使充裕的更加丰富，使有害的消亡，使奢靡的减少。

郑锷说：货物钱财的用途，六畜的饲养，珍奇异宝的玩赏，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虽然依靠商人，但制定法度来调节物价高低，实际上根本在于官府。○郑司农说：缺乏的，使有无此物，就开通其流通渠道，使之存在。○郑康成说：利，利于百姓，指物产丰厚的；害，害于百姓，指物价昂贵的。使存在使丰富，是抬高其价格征收赋税；使消亡使减少，是压低其价格抑制它。奢侈浪费细巧之物，使富人喜好奢华，抑制它罢了【○王昭禹说：物品中奢靡的，特意压低价格来抑制它，使之减少罢了】○李景齐说：先王根据物品的盈虚好坏，适时地调节其高低，不仅使之有无相通，也关乎风俗习惯，不可不纠正。

凡是流通货物钱财，用玺节来管理出入。

黄氏说：“玺节由司关掌管，货物出入都由司关接收，进入到达市场，出去到达目的地，这是市政。所以出现在司市的职掌中，货物的出入必须有司关的关节凭证。王室的司市，邦国的司市，不自行决定出入，郑玄的说法不对。”○王昭禹说：“货物钱财用玺节来防止欺诈，从市场出去到达门关，从门关进入到达市场。”

国家遭遇凶荒、瘟疫、丧乱时，市场不征税而铸造钱币。

郑锷说：凶荒瘟疫丧乱之时，百姓正处困境，如果市场征税，则物价昂贵而百姓更加困苦，所以市场不征税。当时，百姓困于财力，钱币不缺乏则百姓得以复苏，所以适宜铸造布泉。周景王时铸造大钱，单穆公说：古代天降灾祸，于是衡量资财钱币的轻重，来救济百姓，最终铸造大钱来鼓励农业、救济不足，百姓从中获利。那么凶荒瘟疫丧乱时铸造钱币，乃是救患的一种方法。○陈及之说：市场既然不征税，则货物聚集多，货物多则钱币贵重，钱币贵重则货物反而便宜，这不利于商人。铸造钱币则货物虽多而钱币不贵重，商人有利可图则来者多了。

凡是市场中禁止伪饰的法令，在百姓中有十二条，在商人中有十二条，在贾人中有十二条，在工匠中有十二条。

郑锷说：市场是奸伪的渊薮。利益所在，有禁令来禁止，则不敢做；有刑罚来惩罚，则不敢犯。禁令没有比伪饰更优先的。因为奸人欺骗百姓以谋取利益，以假充真。能禁止其伪饰，则百姓不受其欺骗了。○王昭禹说：《王制》说：“有圭璧金璋不在市场出售，命服命车不在市场出售，宗庙的器物不在市场出售，兵器不在市场出售，牺牲不在市场出售，用器不符合标准不在市场出售，兵车不符合标准不在市场出售，布帛精粗不符合数量，幅宽窄不符合度量不在市场出售，奸邪的颜色扰乱正色不在市场出售，锦文珠玉制成的器物不在市场出售，衣服饮食不在市场出售，五谷不合时宜，果实未熟不在市场出售，木材不合砍伐时节不在市场出售，禽兽鱼鳖不合捕杀时节不在市场出售。”《周官司市》所说的“在民、在商、在贾、在工者各十二条”，就是这类。凡此之类，其数有二十四。在工匠不得制作，在百姓不得蓄养，在商人不得资助，在贾人不得出售。分别而言，所以各有十二条。大概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车四，宗庙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车八，奸色九，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这些在工匠不得制作。牺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饮五，食六，五谷七，果实八，木九，禽十，兽十一，鱼鳖十二。凡这些在百姓不得蓄养。商人是资助这些来流通的，贾人是因此来出售的。所以分开来说

译（这些禁令）也都是十二条。○刘执中说：关于禁止伪饰的法令有十二条，士农工商四民共同承担违犯的刑罚，没有人敢触犯，这是为了确立制度并淳厚风俗。○陈君举说：这难道只是担心百姓欺诈吗？也是不让他们荒废正业去制作无用的器物。百姓荒废正业，那么农业根本就不会雄厚；器物没有用处，那么国家就不会充实。

译在市场中施行的刑罚，属于小刑；在宪门处施行的刑罚，属于中刑；在道路上示众施行的刑罚，属于大刑；还有扑打之刑。那些依附于这些刑罚的案件，都归士师处理。

郑锷说：司寇掌管五刑，如国刑、野刑之类，而没有市刑。现在有三等刑罚，又有归士师处理的刑罚。这是因为市场是众人聚集的地方，不能用常规刑罚来治理，而在市场中争夺利益、触犯官吏的人，都是奸民中的头目。如果稍微放纵不加以治理，市场就会不肃穆；等到他们罪行严重，再由士师判决，就来不及了。所以根据他们犯错的轻重，使用三等刑罚。这不是五刑中的刑罚，小刑判决后，一定要在宪门公示他们所犯的缘由；中刑则让他们在道路上行走示众，使人们看到他们被鞭打的状况；大刑不立即判决，在官府处罚，然后到事发地点扑打以示众，使他们知道司市不可触犯。除了这三种刑罚之外，有触犯五刑的人，就归士师处理。司市不敢专断，司徒对于万民不服教化而有狱讼的，媒氏对于男女之间的阴私诉讼，以及这里所说的依附于刑罚的案件，都归士师处理。大概是指使用五刑罢了。

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受刑的人；夫人经过市场，罚掉一顶幕盖；世子经过市场，罚掉一顶帟盖；受封的大夫经过市场，罚掉一顶伞盖；受封的命妇经过市场，罚掉一顶帷盖。

郑康成说：这是指诸侯以及夫人、世子经过他们国家的市场，大夫的内子经过都城的市场。市场是人们交易获利和施行刑罚的地方，君子没有缘故不去游览观赏。如果去游览观赏，就施恩惠以表示喜悦。国君就赦免受刑的人，夫人、世子、受封的大夫、受封的命妇让他们离开，处罚因尊卑不同而不同。【郑锷说：不提及天子、公卿，只说国君以下经过市场的事情，大概是因为诸侯国远离王畿，无所畏惧忌惮，游览观赏容易放纵，这是应当防范的。陈君举说：从国君经过市场赦免受刑的人以下，先王之所以禁止他们经过市场，大概是因为这些人应当在朝廷而不应当在市场，正是为了区别市场与朝廷，区分贵贱，确定士农工商的职业。】刘迎说：先王制定法律，在人的欲望尚未形成之前就加以防范，不等到欲望形成后再禁止。市场不仅是利益所在，天下奇异技巧和淫靡精巧的物品都聚集在那里。一旦经过市场，所见的就与以前不同，奇异靡费淫侈的物品会激荡他们的心，改变他们内心的操守。所以用赦免市场受刑的人来使他们感到羞愧，以此来在未然之前制约他们的心，使他们不敢做出经过市场的举动。至于夫人、世子、受封的大夫、受封的命妇，都是不知不觉就会骄奢的人，所以罚掉他们的帷幕、帟盖，正是为了责备他们不能自我遮蔽，从而见到淫侈的物品。国君以下尚且如此，何况天子还有什么求取不到的呢？王氏说：经过市场不是用来表明远离利益的。市人触犯刑罚是为了利益，国君接近利益，那么市人还有什么可惩罚的呢？所以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受刑的人，所说的受刑的人也就是宪、徇、扑这三种刑罚罢了。幕、帟、盖，都是遮蔽下方的物品。在上位者接近利益，就无法遮蔽下方的人了。黄氏说：隐藏君王与后妃而不见，认为考察礼制、端正德行，必定不应该有这种情况。

凡诸侯会同、军队出征、服役、市场交易，司市、帅、贾师跟随前往，治理市场政务，掌管买卖事务。

郑康成说：“市司就是司市。”贾氏说：“司市跟随前往，因为他们知道物品的价格。”

【阙】氏说：所说的市场，不只是国都的市场而已。遗人规定五十里有市场，市场有候馆，是用来接待宾客、会同军队服役的地方。量人营建军队的营垒房舍，测量市场、州道、军社的里数，那么道路与军社也有市场了。有市场就有买卖事务，而当时未曾有外市的官员，特别由国市总管。只有会同、军队服役的时候，市师、帅、贾师跟随前往，所以由国市的官员分担事务。王昭禹说：这样军队聚集的地方，就没有贱卖贵买伤害民财的祸患了。

周礼订义卷二十三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二十四 宋王与之撰

质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说：“质就是平定。”郑锷说：“物品有不统一的价格，人有争利之心，买者想要便宜，卖者想要高价，价格如果不平定，争竞的争端就会兴起。周朝设立质人，由中士二人担任，王平定物价，既治理质剂，又治理书契，平息争竞。”

掌管市场中货物财宝、人口、牛马、兵器、珍奇物品的交易。

郑康成说：“成就是平定。”王昭禹说：“物品有美丑，价值有贵贱，人有喜好厌恶，二三不一而不整齐。如果让买卖的人自己进行交易，没有质剂而自行转化，居住的人众物产有无相济，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质人之所以掌管平定买卖的原因。成，就是使彼此都达成交易而没有亏损。”

项氏说：货贿，就是财物。郑锷说：人民是奴仆的称呼，在市场上出卖的，难道是良民吗？项氏说：兵器，就是弓矢戈矛。王氏详说：《王制》说：“戎器不在市场上出卖”，是指私人出卖。如果是官府出卖，而平定价格，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然的话，六乡六遂之间，按时节检阅兵器的人，应当从谁那里获取呢？孟子说：“农夫用他们的粮食交换器械，陶冶也用他们的器械交换粮食。”可见兵器不是乡遂的农民自己制造的，这很明显了。【郑锷说

译《王制》说“兵器不在市场上出售”，这大概是夏商时期的制度吧。郑康成说：珍异，指四季的食物。项氏说：锦缎、纹饰、珍珠、玉石。

译凡是买卖交易的，都要使用质剂。大宗交易使用质，小宗交易使用剂。

杨氏说：质指的是牙保（中介），剂指的是买卖交纳。○郑锷说：欺诈虚伪之心，常常因利益而起，如果不设法确立信用，那么争讼就会增多，刑狱就会繁杂，所以凡是买卖交易的人，必须让他们订立质。大宗交易因为物品和钱财都多，所以使用质，质就是当面见证作为凭证；小宗交易因为物品和钱财都少，所以使用剂，剂就是订立文书契约来规范它，不必当面见证。解说的人认为大的叫质，小的叫剂，质所约定的期限远，剂所约定的期限近，所以又有长的叫质，短的叫剂的说法。郑康成认为人民牛马属于大宗交易，兵器珍异属于小宗交易，他的说法怎么如此不通呢？

掌管稽查市场文书契约。

郑康成说：稽是考核、治理的意思。书契，是买卖物品的凭证。这种凭证的样子，写在两枚竹简上，在侧面刻上齿痕。○易氏说：契约这种东西，买卖双方各执其一，给予的人执左契，体现他给予的仁德；索取的人执右契，体现他索取的道义。合在一起作为验证，只是显示取予的信用罢了。

统一度量衡，统一布帛的幅宽和匹长，巡视并考核它们，违犯禁令的就没收货物并处罚其人。○王昭禹说：统一度，就是统一长短；统一量，就是统一深浅；统一淳，就是统一布帛的幅宽；统一制，就是统一布帛的匹长。已经统一之后，又巡视考核【○项氏说：巡视考核各种物品，不符合度量衡标准，不符合淳制标准的】，如果有违犯禁令的，就没收他的货物，处罚他的人。这样欺诈虚伪的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质人说：违犯禁令的就没收货物并处罚其人，但没有说凡是财物。司门说：凡是财物违犯禁令的就没收，但没有说处罚。大概说了没收并处罚，那么凡是财物就可以知道了。司门所没收的，还没有涉及利益交换，所以只是没收而已。

凡是处理质剂纠纷的，国都内十天，郊外二十天，野外三十天，都邑三个月，诸侯国一年内受理，超过一年不予受理。

郑康成说：“这是指带着契约凭证来诉讼的人。在期限内来就处理，超过期限就不处理。这是为了杜绝百姓好讼的风气，并且减少文书事务。”郊，指远郊；野，指甸、稍地区；都，指小都、大都。

王氏说：质剂纠纷的处理，应当及时裁决，拖延很久才辨别，那么证人可能已经死亡，事情容易滋生伪证，所以超过期限不予受理，这也是为了减少烦扰【○史氏说：市场的交易，本来不可以赊欠，允许赊欠的，一定是先确立了信用，所以订立契约来借贷，那些过期不还的，一定是财力枯竭而无从拿出钱了，如果官府受理逾期的诉讼，那么多年的债务将不胜征收索取，百姓也会困苦，超过期限不予受理，是先王教导百姓折毁契约放弃债务】

○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说：○是民居区域的称呼。○郑锷说：孟子说：“市场有管理而不征税，有法规而不设关卡，那么天下的商人都高兴并愿意把货物存放在那里。”解说的人认为货物存放在市场中而不征收租税，所以叫防而不征。那些货物长期滞留在○中而卖不掉的，官府依法代为收购，所以叫法而不防。那么防人的官职，掌管市场中的区域，大概有授予田夫一防的防，有市场店铺存放货物的防，那么市场中可以存放货物的地方，所以设置防人的官职。○王昭禹说：掌管征收市场五种布税，而官名叫做防人，因为这些布税出自市场○之中。○李景齐说：先王为了治理市场而设置的官职有十个，掌管征收的仅仅是一个防人，其余的只是在于防范百姓的奸邪，以及治理物资有无互通的政策，轻重之意大概可以看到了。

掌管征收市场的絘布、緫布、质布、罚布、○布，并上缴给泉府。

郑康成说：布就是货币。○王昭禹说：所征收的货币叫做布，所上缴的府库叫做泉。大概布是说利益散布于外，泉是说利益出于一孔。我按：絘布，是胥师所征收的在次舍中的布税；緫布，是肆长总括征收在店铺中的布税；质布，是质人所征收的质剂者的布税；罚布，是司市所征收的违犯市场法令者的布税。当货物进入市场时，胥师、贾师各自居住在次舍，辨别物品经过市场，其中有欺诈虚伪的，用布来处罚，出自次舍的叫做絘布。货物进入店铺，肆长根据所卖的物品征收税赋，总括计算，数目不止一种，叫做緫布。质人买卖的质剂，如今田宅、牛马由官府发给券契来收税，叫做质布。司市对于违犯市场法令的，没收并处罚，叫做罚布。防人正掌管市场防区之地，凡是各种物品邸舍的税赋，防人都可以征收。然而防人本来征收防布，也兼收五种布税，是想让他知道依靠土地任职的人，不可以征收物品的税赋，征收物品税赋的人，不得征收土地的税赋。防人所征收的，必须上缴给泉府。又将征收市场中卖不掉的货物和滞留在百姓手中的货物，虽然征收实际上是给予，哪里像后世借此夺取百姓的利益呢？

凡是屠宰的人，征收他们的皮、角、筋、骨，上缴给玉府。

贾氏说：“这是指屠杀牛羊之类的人，他们也有地税，趁着屠宰就收取皮角筋骨中适合装饰器物的，上缴给玉府以充当邦赋【○王氏说：屠宰的人正以肉为利，皮角筋骨则是其余财物，征收上缴给玉府，就明白玉府所取的不是百姓的正税

译凡是珍奇物品中有积压不用的，就收集起来送入膳府。

译郑锷说：膳府负责供给周王及后世子的膳食美味，于是征用那些滞销而卖不出去的货物。大凡珍贵的物品，其价格必定会增高，如果市井百姓不去购买，那么这些货物就会滞销，说的是它们卖得不够快。官府将它们征收上来，不仅仅是为了供给贵人的膳食，也是为了使物品不至于腐烂变质，从而让商贩的贸易不致断绝。

史氏说：“皮、角、筋、骨，不是食物，所以征收后存入玉府，用来资助百工制作器具。食物中那些珍贵稀有的，屠夫靠它们谋生，如果有滞销的情况，将要腐烂而不能食用，征收后存入膳府，那么百姓不损失钱财，官府得到实际用处，这就是所谓两全其美。”

总说

陈君举说：王安石曾经说《周礼》这本书，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自从有了《周礼》以来，刘歆辅佐王莽，专门从事理财；到了王安石熙宁年间，也专门从事理财。所以先代的儒者大多对《周礼》产生怀疑。现在仔细考察，也确实有可疑之处。且以“防人”这一官职为例：所谓的“絘布”，郑氏说是排列店铺征收的税，就是现在的房廊钱；所谓的“防布”，郑氏说是各种物品在邸舍征收的税，就是现在的白地钱。又有“罚布”，是买卖不公平的罚款；“质布”，是质人巡查时犯禁的罚款，就是现在的搭地钱。又有“緫布”，子春说是没有店铺站立手持货物征收的税。如果像熙宁年间不系行钱那样，凡是屠夫将皮角筋骨征收入玉府，就是现在所说的缴纳筋骨；将珍贵稀有的滞销品征收入膳府，则是供给一人玩赏喜好。唐德宗宫市的弊端，起初只是让官吏与百姓交易，后来却用宦官作为使者去买，大多不偿还本钱。熙宁年间的不系行钱，郑侠在奏议中说，挑水、拾发、担粥、提茶的人都有免行钱。那么防人的弊端，怎能不达到这种地步呢？其他从山虞到泽虞，从卝人到掌炭，又有上述各种征税。像这样尚未到达市场街肆的，在河流则有河禁，在沼泽则有泽禁；金玉铅锡则有禁令，齿革羽毛则有禁令，细葛粗葛薪炭则有禁令。所以向百姓索取的，没有不齐全的。至于司门对犯禁财物的没收，司关对举货的罚款，巾车对车辆损坏则收取赍费，马质对马匹死亡则更换物品。先王不与百姓争利的原则，在这本书中完全看不到了。所以王莽使用《周礼》，于是有了五均六筦，列肆里区没有不征收的；王安石使用《周礼》，于是有了坊场、河渡、白地、房廊、搭罚六色、免行、市例之类，无所不有。以至于《周礼》这本书，后人不敢尝试。周朝的法度，果真如此吗？还是使用它的人失去了它的本意呢？

胥师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都配两名史官。贾师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都配两名史官。司虣每十个店铺设一人。司稽每五个店铺设一人。胥每两个店铺设一人。肆长每个店铺设一人。

郑康成说：“从胥师到司稽，都是司市自行征召任命的，胥和肆长，是在市场中服徭役的人。”【○贾氏说：从胥师到司稽，都是府史之类，不是命士以上的人，胥和肆长与胥徒相同】

刘执中说：“市场店铺设置官员如此繁多，不是为了谋取利益。市场店铺的百姓，每天趋向于小人的境地，未必不是因为利益。所以设立一个肆长，五个店铺设一个司稽，十个店铺设一个司虣，二十个店铺设一个贾师，一个胥师，而由一人总领，由司市临治，防止利益的沉溺使百姓陷入欺诈虚伪。”【○我按：薛氏的说法见司市条】

胥师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政令

贾氏说：“序官中说胥师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所以说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政令。”

并平定其货物价格，公布刑罚禁令

王昭禹说：“货物价格飞涨，则伤害货币；价格过低，则伤害物品。胥师为之平定，所以不得擅自抬高或压低。”○郑康成说：“宪，是悬挂示众。”贾氏说：“刑，是指市场中的刑罚。宪徇扑者，是指悬挂示众、巡行示众、扑击示众。”○王昭禹说：“宪禁，就是禁止伪饰，在百姓、在工匠、在商人、在行商中都是如此。”易氏说：“宪刑禁，使人们知道该趋向什么、避开什么。”

察其欺诈虚伪、修饰行为【下孟反】、售卖邪恶【他得反】的人而诛罚他们，审理其小的治理事务和小的诉讼而裁决【丁乱反】它们。

郑司农说：儥，是卖；慝，是恶。说的是边走边卖奸伪恶物的人。○王昭禹说：诈，是指人的欺诈；伪，是指物品的虚伪。用欺诈来修饰行为，用虚伪来售卖邪恶。【○郑锷说：修饰行为就是矫饰为奇异独特的行为，或者托言怪力神异，使整个市场的人奔走聚集观看；售卖邪恶就是鲁国人饮羊血、卖鞭子用栀子染色的行为。这些如果不诛罚，那么市场就会混乱了】○王昭禹说：小的治理事务和小的诉讼，胥师各自在其辖区裁决；大的则上报市师，所以能减少烦扰，去除滞留。

贾师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货物的治理，辨别其物品而使之均平，展示其成品而确定【音定】其价格，然后才允许入市交易。

郑康成说：“贾师确定物品价格。”○史氏说：“贾有师，是贾人所取法的榜样。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那么左右有局，各司其职。所谓货物的治理，说的是所治理的无非是货物之事。”○郑锷说：“店铺中的物品，美丑混淆，贾人能够辨别，何况作为贾师，尤其精于辨别好坏，所以让他辨别物品。”○史氏说：“既辨别了物品而使之均平，既展示了成品而确定了价格，那么百姓的交易无

译可以议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哪里会有接受那些装饰欺诈、行为奸邪的人呢？【○贾公彦说：“辨别货物并使其价格公平，这与胥师的职责相同；展示成品并确定价格，则与胥师不同，因为胥师了解货物的价格。”】

译大凡对于趁天灾抬高物价的商人，要禁止他们，使物价保持恒定。

郑康成说：“恒，就是常。说的是像囤积米谷、棺木，遇到久雨或疫病时，抬高价格出售，借天灾危害百姓，使他们更加困苦。”○史氏说：“物价暴涨，无法禁止。禁止的话，商人就会深藏货物不出，需求的人多，价格不得不贵，即使有智巧，怎么消除这种情况呢？先王的市集，已经预先知道货物的多少、有无的所在，所以能让他们必定出售，而市场价格可以保持统一。所以说：‘使物价有常。’后世没有方法来处理，只是滥用刑罚威势来禁止，即使每天鞭打，想求得物价有常，也是不可能的。”

四季的珍奇物品也是如此。

郑康成说：“这是进献宗庙的物品。”○贾氏说：“珍奇物品，也是富人在物价低时预先囤积，在物价高时出售。”○王昭禹说：“四季的珍奇物品，是趁着人们喜好而抬高价格，禁止他们抬高价格，那么珍奇物品就少了，抑制了百姓的喜好，就端正了。”

大凡国家出售物品，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员，轮流掌管每月的出售事务。

郑司农说：“说的是官府有所变卖，贾师率领他的属员更替值班，为官家出售，均衡劳苦。”○史氏说：“轮流掌管每月，就像现在所说的轮班值班。”

大凡军队服役、防同（诸侯会盟）也是如此。

贾氏说：“这也是随从所在的地方，应当值班为官家买卖。”

司虣掌管市集的禁令，禁止那些争斗喧哗的人，以及暴乱的人，出入互相欺凌侵犯的人，以及在市集聚众游荡饮食的人。

郑康成说：司虣禁止暴乱。○王昭禹说：胥师已经掌管宪刑禁令了，司虣又掌管，大概胥师所掌管的是市集伪饰的禁令而已，司虣所掌管的不仅于此，凡是争斗喧哗暴乱之类都包括在内。

郑康成说：嚻，就是喧哗。○王昭禹说：鬭，是用力量争执；嚻，是用口舌竞争。○易氏说：虣，就是用强暴虐待他人；乱，就是用私意违背道理；出入相陵犯，就是放纵恶行害人的人；以属游饮食于市，就是放纵情欲扰乱风俗的人。○郑司农说：以属游饮食，就是聚众饮食的人。○王昭禹说：成王所说的聚众饮酒不悔改的人。

郑锷说：“治理的方法，凶暴不去除，无法使善良的人安定；强梁不驱逐，无法保护柔弱的人。古人有牧羊去除败坏群体的说法。市集是利益所在，也是凶强之人的渊薮。周人想要安定善良的人、保护柔弱的人，使市集不扰乱，于是在十肆设立司虣一人，专门以察视强暴为事，在市集颁布禁令来禁止他们。”

如果禁止不了，就搏斗并杀死他们。

郑锷说：“以上都是不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为什么要等到禁止不了才搏斗呢？大概君王的刑罚，都是不得已才使用，禁止不了才搏斗并杀死他们，这是仁恕之道。”

史氏说：“先王有心爱护百姓，所以设置官吏来禁止暴乱；后世有心谋取利益，所以设置官吏来制造暴乱。百姓有一件物品，官吏就想得到它，既然不能自己取走，必定借奸民作为囊橐。他们如果不从，就争斗喧哗暴乱，欺凌侵犯无所不至。百姓不得已而给予他们，官吏已经接受了，奸民于是更加放肆。官吏正拱手听命，怎么敢搏斗并杀死他们呢？所以想要实行禁止暴乱，应当先选择好的官吏处于上位，而下层的奸民自然感化了。”

司稽掌管巡视市集，察视那些犯禁的人，以及那些不正之物，并搏斗擒拿他们。郑康成说：“司稽，察视滞留不按时离去的人。”○郑锷说：“周朝在每五肆设立司稽一人，让他暗中伺察。不长时间审察，怎么能见到实情？官名叫做稽，意义就是这样。”

王昭禹说：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说各掌，与胥师、贾师之类不同，大概司虣、司稽以肆的数量来制定员额，而所掌管的则通于整个市集。○王氏详说曰：二官联事通职，没有司稽怎么会有司虣，所以不说各掌。○项氏说：犯禁，就是凡是犯市集禁令的人。○史氏说：不物，就是不正之物，奇器、淫巧，凡是不适用于用的都是。

项氏说：搏斗伺察并擒拿他们。

掌管逮捕市集的盗贼，示众并刑罚他们。

贾氏说：“市集中的刑罚，不超过宪徇扑。这掌管逮捕市集的盗贼，也不过是小盗示众扑打而已。刑罚的人必定示众，所以示众刑罚两样都说。”○王昭禹说：“逮捕盗贼示众并刑罚他们，使众人知道畏惧而不敢犯。”

胥各自掌管他们所治理的政事，拿着鞭子和度尺巡视在前面，掌管坐起、出入的禁令，捕获那些不正的人。

郑锷说：考察序官，凡是官府必有胥徒，而胥是才智的称呼，大概是有才智的人担任。市集有胥，每两肆一人，在胥师手下，以供使令。后世五百之徒罢了，比起胥师，又微小得多了。却让他们各自分管所治理的地方，而掌管政事，大概拿着丈二无刃之戈，可以作为威势来震慑奸人，也可以作为度尺来订正尺寸。○王昭禹说：司市说执鞭度，守门胥说执鞭度而巡其前者，大概刚进入时守门，已经进入后巡视前面，虽然不同但执鞭度则是一样的。○郑锷说：又让他们巡视市集前面，凡是坐的人坐，走的人走，出的人出，入的人入，各有职业，不做游手好闲的人。知道趋市的人，他们的行坐出入不正。

译对于这种情况，就趁其不备，突袭并捕捉他们。

凡是犯罪的人，用鞭打、杀戮来惩处他们。

译郑锷说：“如果有罪，就鞭打并诛杀他，然后再加以处罚。”○易氏说：“鞭打用来显示威严，诛杀用来显示羞辱，这本来就是厌恶那些为了不正当利益而陷入罪过的人。”○郑康成说：“处罚他们，让他们缴纳布匹。”

肆长各自掌管所属商肆的政令，陈列货物，名称相近的货物要分开陈列，实质相近的货物要靠近陈列，从而使价格公平合理。

郑锷说：肆，是商人陈列货物的区域。货物杂乱陈列，名称和实质混淆，贵贱悬殊，就会有受欺骗的人。每个商肆设立一名长官，掌管其中的政令，使陈列货物的人各自加以区分【○王昭禹说：这就是所说的陈列商品、辨别物品而公平市价】。名称相近而实质不同的货物，使它们分开陈列【○郑司农说：比如珠玉之类，都叫珠，都叫玉，但价格有的上万，有的数万，恐怕农夫和愚民受欺骗，所以区别开来使它们分开，不让它们混杂以欺骗人】，这样就不能以名称来混淆实质。实质相近而名称不同的货物，使它们靠近陈列【○郑康成说：迩也是近的意思○易氏说：实质相近的，比如布帛实质不同，但做衣服被子则是一样的，所以让它们靠近】，这样名称虽然不同却不失其实质。公平其价格，端正其物品，物品不失其实质，价格得到其恰当。商肆的政令，没有超出这些的。

征收总布，掌管戒律禁令。

易氏说：总布是各商肆的税赋，凡是商旅贸易买卖，有的用斗斛计量，有的用权度计量，总括起来称为总布【○史氏说：总括计算其数量而征收作为税赋】○王昭禹说：征收总布，是肆长征收后输送给泉府的人，所以泉府的人征收五种布赋，总布是其中之一。○黄氏说：戒禁大概是设立对持有货物卖者的戒律禁令。○史氏说：征收布赋的戒律禁令。

泉府设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八人，徒八十人。

吕氏说：从泉府往上，凡是货物事务隶属于乡师；从廪人往下，凡是谷物事务隶属于遂人。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在市区征收钱赋，在野外征收粟赋，所以里布、屋粟，本来就是有的。○易氏说：泉府应该列在天官，现在却列在地官司徒的属官中，是因为它掌管市区的征布。○郑锷说：考察它的名称，钱的意思，叫泉，是说它出于一个孔；叫布，是说它散布于天下。泉府所收藏的是钱布，不叫布而叫泉，大概是因为轻重敛散的权力出于公家，像泉水的源头，应当从一个孔流出。

掌管用市区的征布，征收市区中卖不出去的、货物滞留在民用中的，按照它们的价格购买下来，给物品插上标签并写上价格，等待那些不时需要购买的人。

贾氏说：征布就是泉府絘布以下的布，都并入泉府收藏。○郑锷说：叫征布，是说以正当的方式取得它。○黄氏说：征收市区中卖不出去的、货物滞留在民用中的，用货物就征收，否则就不征收。○郑司农说：给物品插上标签并写上价格，每件物品都插上标签，写上价格标签，附着在物品上。不时购买的人，是指急需的人。○杨氏说：泉府的法度，不是为了取利。征收市区中卖不出去的货物，是为了便利商贾，使没有滞销的货物，不因为便宜就购买它。等待那些不时需要购买的人，是为了便利百姓，使没有匮乏的用途，不因为昂贵就高价卖给他们。○陈君举说：上天创造万物，不自用，使用它的是人。人有财物，不自用，使用它的是君主。《系辞》说：理财正辞，禁止百姓做坏事叫做义。君主不理财，那么权力就在商贾手中，掌握市井的权力，断绝百姓物品的命脉，百姓的缓急需求是时常有的。虽然便宜不得不卖，削减其价格大半就可以了。虽然昂贵不得不买，增加其本钱十倍百倍也可以。百姓怎么能养育？所以卖不出去的货物就征收它，不时需要购买的就给予它。物品插上标签写上价格，让他们知道价格，何况赊借物品以准备礼仪，借贷本钱以代替生产，都是为了缓解贫困而抑制兼并。管仲平定轻重，李悝平定籴价，寿昌常平仓，都是古人的意思。

陈及之说：“熙宁年间设置市易务，并且说这是成周的市法。内帑拿出钱数百万，作为本钱，市易司派人到岭南各地购买货物，以压制富商的利益。推究其意图是为了获利，哪里是泉府的法度呢？”

购买的人各自跟随他们的担保，都鄙的人跟随他们的主君，国人和郊人跟随他们的有司，然后才给予他们。

郑康成说：抵是柢字，柢是本的意思。本是指所属的官吏主官有司【○贾氏说：是指本主所属的官吏，才交付给他们，就是都鄙跟随他们的主君之类。○刘执中说：就是下文所说的赊买，各自跟随他们的担保。比如六乡六遂的人购买，就由其族鄼的官吏担保；比如都鄙的百姓购买，就由其食采邑的主君在朝中的担保。以上都是赊买各自跟随他们的主君和有司担保。○郑司农说：抵是故价】

黄氏说：“主君，是别治大夫。”解释：“是说公卿大夫常在王朝，他们的都鄙则派人治理。像季氏、费宰、公山、弗扰之类，天子的都鄙大概也是这样。”○贾氏说：“都鄙可以兼指大小都及家邑。国人，是指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的百姓；郊人，即远郊之外六遂的百姓。”○易氏说：“有司则跟随其乡遂的官员。”○陈及之说：“百姓在泉府购买物品

译（臣子）必定顺从君主，顺从主管官员，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不合时宜地购买物品，或者置办不紧急的事务，如果不是官府加以节制，就会损害钱财、败坏家业。像这类事情，已经非常细微了。」

译陈君举说：“这只是为了救济百姓的急难，如果权宜之计出自于买卖，那么就不能持续下去。”

凡是赊欠的，祭祀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

郑司农说：赊就是赊欠。因为祭祀和丧事，所以从官府赊买物品【○王氏说：赊叫做赊，就是不立即支付价款】○刘执中说：以上都是赊欠，所以说凡是赊欠的，祭祀不超过十天，意思是吉事不耽误正业，所以十天可以偿还；丧事不超过三个月，凶事耽误正业，宽限其运作来偿还【○郑锷说：三个月是一个季节的周期，种庄稼的也成熟了，养蚕的也成功了，可以偿还了】○史氏说：百姓的急难，没有比丧事和祭祀更急的，缺乏时贫穷的人呼号乞贷却没有地方，现在官府供给物品来应对他们，规定期限让他们偿还，起初没有利息，向办丧事和祭祀的人家收取利息，不是仁政。

凡是百姓借贷的，和主管官吏辨别，并授予他们国服，作为利息。郑司农说：“借贷，就是从官府借本钱。”○郑康成说：“有司，是所属的官吏，和他们辨别借贷给百姓的物品，确定价格给他们。”

我按：国服陈止斋读“服”如“服公事”的“服”，认为百姓借贷的人在偿还本金之后，再为公家服役几天作为利息。徐牧斋读“服”如“侯甸服”的“服”，认为百姓借贷的人以其服役的地方输纳彼此的价值，必定不相等，除去本金之外，剩余的都作为利息。两种说法都胜过注疏。至于李叔寳想要纠正责偿出息的说法，以防止人们征收布匹借贷给百姓，让他们凭借所从事的职业作为生生之计，如农民从事田野之事，妇女从事丝麻之事。利息也像司徒用保息六法养育万民，所以保护他们使生息，不是责求他们的利益。这个说法固然好，恐怕不是泉府所能持续的。因为泉府所征收的布匹是用来收敛商贾的滞货，不时而买的人已经标以原价，有急而赊欠的人又偿还以原价。至于百姓的借贷，又用财物生息，那么这种方法就穷尽了。不如陈及之说：立法不仅是为了便利百姓，如果百姓得到利益而官府失去物品，就不是好法。泉府藏物很多，不赊贷给人，那么必然导致腐败损坏。岁月久了不能用，赊贷给百姓，百姓转移到其他地方，已经得到利益，后来以原物入官，各自贡献所有作为利息，那么官府也得到便利了。不仅是这样，周礼凡是商贾都有税，现在从市泉府借贷物品，就免除他们的税。既然免除了税而贡献利息，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必须和有司辨别并授予他们的，是防止百姓的欺诈。世上奸猾无行的人，巧伪曲说至官府而赊贷，官府不知道他们的奸诈而给他们，那么将来未必能偿还。和有司辨别就不再有这样的祸患。凡此等制度，得到贤人然后可以实行，否则不能承受其弊端。王荆公吕嘉问为市易官，剥削细民，聚敛更加严重，豪商大贾怨声载道。等到有人进言，就说：“泉府”！唉！我不知道先王的法度，使人怨声载道而尚且不顾吗！

郑锷说：“后世青苗取息，名叫利之，适足以祸之，不是周家立法的意思。”

凡是国家事务的财用，从这里取得。年终则计算其出入，而缴纳其余。○贾氏说：国事，是说有司为国家之事兴作用财物者，都来问泉府，取财为具焉。○杨氏说：泉府敛市之征，布其所得几何？说者谓先王所以变通天下之财者在此。不知道闗市待膳服以下皆经费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泉府所谓国事之财用者，特内外府之待与夫经费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者，亦可知矣。○郑锷说：泉府所入者，皆财也。故国之财用可以取具，亦犹大府所入者皆赋也。故国之赋用取具焉。

郑康成说：“防，计也；纳入也。”○贾氏说：“出，谓出府；防计用财。入，谓于防人敛取絘布已下，纳其余者。若国家来取财，不尽而有余，则纳与天官职币。”

司门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门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郑康成说：司门主王城十二门【○贾氏说：知道王城有十二门者，案《匠人》云：营国九里，旁三门，四面各三门，是谓十二门】若今城门校尉【○贾氏说：案经，每门下士二人，据在门开闭者，此司门是都司緫监十二门官，故举汉法况之】

我按：门关次于市官之后，因为闗与门、市常相联，设官以司之，将以御奸盗，禁奇货。后世反恃此为征商之利。孟子说：古之为闗，将以御暴；今之为闗，将以为暴。

掌管授予管键以开启关闭国门。

郑锷说：天府宗社之重，宫禁之严，四方之人毕趋焉，则门之开启关闭尤当谨而严，故用下大夫掌授之，以管键。或谓籥搏键器也，则又谓键为牡，盖以入者为牡

译形体宽大的为牝，意思是使用管籥来开启门，使用键牡来关闭门。王安石认为，授予钥匙则由司门总管诸门，所以掌管授予钥匙以开启门。

译凡是出入货物不合规范的，要纠正其货贿。

愚按：正，古书作正，如同合乎法度、合乎数量、合乎度量，都称为正。不合规范者，既然在出入的时候加以察验，那么货贿就都可以得到纠正了。

王昭禹说：“不合规范者有所稽查，然后危害者就会消亡；奢侈者微细，货贿有所纠正，然后消亡者有利者就会富足。”

凡是财物违犯禁令的，要检举出来。

陈及之说：“所谓违犯禁令的，就是司市伪饰的法令，在民间的商贾工匠中，十分之十二是这样的。”

王氏详说：“质人说，违犯禁令者要检举并处罚；司门说，凡是财物违犯禁令的要检举；司关说，凡是货物不经过关卡的，要检举其货物并处罚其人。”这三者也有异同。大概司关所检举的，是检举那些不经过关卡的货物：从内部出来的，经过市场到城门，从城门到关卡；从外部进入的，从关卡到城门，从城门到市场。因此关卡是内外的要道，所以人的货物必须经过关卡，不经过关卡就检举并处罚。至于司门、质人所检举的，只是检举那些违犯禁令的货物。说违犯禁令，那么不经过关卡的，处罚就有所不及；说不经过关卡，那么违犯禁令的，处罚必定有所兼行。然而质人、司关是检举并处罚，到了司门则只检举而不处罚。大概检举在司关，处罚在质人，而将其财物归给司门罢了。不然，一种违犯禁令的货物，质人处罚他，司关又处罚他，多么残酷啊？

用这些财物供养死于王事的老者及其孤儿。

陈氏说：“尊敬我的长辈进而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以此来教导天下的孝慈。何况那些出力效命而死于王事的人，上有父祖，下有子孙，抛弃而不供养，不足以报答；供养而不合乎礼制，不足以表示劝勉。春天供养孤儿，以象征阳气的生发；秋天祭祀老人，以象征阴气的成就。而外饔、酒正、司门、稾人各自供给其职事。冢人的职责，凡死于战事的，不葬入兆域，战败而无勇的，投掷到茔外以惩罚他。惩罚其身而供养其父祖子孙的，不惩罚，不足以显示义；不供养，不足以显示仁。春秋时，齐国将要救郑，命令孤儿三天一朝，用乘车并系两个邑作为赏赐。召见颜涿聚的儿子晋说：‘温地的战役你的父亲死在那里，现在国君命令你拥有这个邑。’服车而朝见。魏文侯对于死事之家，每年派遣使者慰劳赏赐其父母。汉代有孤儿，士兵都是有所作为而这样的。”

祭祀用的牛牲，系在监门，供养它们。

贾氏说：祭祀用的牛牲，就是充人所说的散祭祀的牲口。○易氏说：这是从充人那里接收的，所以充人责成司门，而司门责成监门。○王昭禹说：有司门，又有监门，大概司门以下由大夫二人担任，其属下有二十八士，总共掌管王城十二门罢了。至于十二门，又各有士二人，这就是所谓的监门。○王氏说：必定让监门饲养牲口，是因为他们在郊外和国都各有所近，便于早晚开启关闭，不曾缺乏人手，便于饲养照看，而且众人出入，其饲养照看不谨慎，容易稽查的缘故。然而祭祀五帝，享祭先王，不系在门上，那么其致严又与此不同了。

凡是岁时祭祀的门，接收其余下的祭品。

贾氏说：“四时的祭祀，门不止一个，所以说凡。如果月令‘秋祭门’，是祭祀庙门，此门也指国门。十二个，除了四时祭祀外，又有为水祈祷，如《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大水，用牲口在门祭祀的事。”○易氏说：“祭门不敢用散祭祀的牲口，特意接收其共牲的剩余者而使用。”

凡是四方的宾客来到，就以此报告。

郑康成说：“造，就是至的意思。”○贾氏说：“四方诸侯来朝觐，到关卡关人报告王，到郊外，郊人报告王，到国门，门人报告王，王派遣人前往迎接。”

司关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关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郑康成说：关，是边界上的门【○贾氏说：王畿千里之内，五百里边界设置三关，也是十二关】王昭禹说：在国都叫门，在边境叫关【○郑锷说：在国都的门则早晚作为开启关闭的防备，在边境的关不过作为通货贿的道路罢了】

掌管国家货物的符节，以联结门市。

黄氏说：“关在郊外，所以叫郊关。货物行于关门之内，所以称国。郑谓商所发司市之玺节非也。不仅市没有节，而且货物刚从外面进入，怎么能立刻在司市那里得到节？凡节都掌节守之，玺节付给司关，使通货贿。联，是说与门市为联。”

郑景望说：“商贾蓄积货物，等待时机而高价出售，因患难而困厄百姓，也是王政所非常厌恶的。以联结关市，那么货物无处隐藏泄露，必定按时，即使想要壅塞利益以伤害百姓，也不可能了。”

掌管货贿的出入者。

黄氏说：“货物进入司关，给予符节才能入门而到达市场。”

掌管其治禁与其征防。

王昭禹说：“有以治理而整理它，那么货贿的高下美恶就没有混淆的祸患；有以禁令而制止它，那么货贿的靡害不物就没有交通的弊端【○

译张氏说：治理它的人，只是用市官的法度来治理罢了。○刘迎说：掌管他所治理的禁令，那么细微之处就没有不被规范的了。《王制》说“关吏手持符节以稽查奸邪”，这就是六治禁。

译史氏说：掌管征收商税，以及征收店铺税并积累储备。易氏说：孟子说：“市场只征收店铺税而不征收货物税，只依法管理而不征收店铺税。”解释的人说，有的征收土地上的店铺税而不征收货物税，有的用市场官吏的法律来管理而不征收店铺税。店铺税是坐贾（固定商人）所缴纳的，货物税是行商（流动商人）所缴纳的。所以防人掌管征收市场的店铺税并上交泉府，泉府又用市场的货物税来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因此市场有货物税，又有店铺税。至于关卡则没有店铺税而有货物税。为什么呢？司关掌管货物出入，这是有行商的货物税。关卡没有市场官吏的法律，怎么会有店铺税呢？然而这里所说的征和防，是辨别哪些该征哪些该防，然后向司关报告。所以由司关来征收。又五百里到达国门，国门虽然有不合规定的稽查，却没有货物税。大概市场方面，行商有货物税，坐贾有店铺税，这就是司关掌管征收并连接门市的原因。张沂公说：《王制》说：“古代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这是指商朝的时候。商朝以前国家用度少，不征税也还能维持；周朝以后国家用度更加广泛，不征税就不行了。

凡是货物不从关卡出去的，没收他的货物，处罚那个人。

陈及之说：“郑氏认为这是从私道逃避税收，是不对的。周文王治理岐地时，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周公制定法律，关卡有关税，防有防税。大概因为商贾的利润多于农业，如果不征税，那么从事末业的人多而从事本业的人少。然而既然在关卡征税，就不征收店铺税；既然征收店铺税，就不在关卡征税。取税已经非常优厚，怎么会去逃避税收呢？大概不从关卡出去，一定是伪造的物品，是司市所禁止的，用来欺骗百姓谋利的，所以一定要没收他的货物【○王昭禹说：“凡是货物不从关卡出去的，就是贪利而忘义，徇私而背公，所以没收他的货物，处罚那个人】

凡是送达的货物，就用符节和传信发出。

郑康成说：“商人有时从百姓那里取得货物，中间没有玺节的人，到达关卡，关卡为他制作玺节，以及传信让他出去。那些有玺节的，也为他制作传信。传信就像现在的移过所文书。”○王昭禹说：“符节用来验证货物，传信用来书写数量。”○郑锷说：“既授予符节，又为他制作传信，使所到之处没有阻碍。”

黄氏说：符节和传信不是司关所能制作的。凡是送达的货物，即使不是从市场来的，从城门到关卡，不从门径直接到关卡，司关都用符节和传信发出，送达他所要去的地方。进入没有传信，有传信掌管符节。所谓凡是通达于天下的，一定要有符节和传信来辅助。

国家遭遇凶荒和瘟疫，就取消关卡和城门的征税，仍然进行稽查。

郑司农说：凶，指凶年饥荒；札，指疾疫死亡，无关市之征者，出入没有租税。○王昭禹说：司门稽查出入不合规定的人，那么关门本来也有稽查。现在因为荒疫的时候，应该取消稽查了，然而不停止，所以说仍然稽查。《春秋传》说：还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话，祸故多藏在细微之处，○在于人们所忽视的地方，所以虽然是在凶荒瘟疫的时候，仍然稽查。

凡是四方的宾客，叩关，就为他报告。

郑康成说：指朝聘的人叩关，就像谒见关吏一样。○郑锷说：四方宾客叩关求入，朝暴客不可不防备，宾客不可不迎接，所以为他报告。定王派单襄公向陈国借路去聘问，楚侯不出境，司空不视察道路。单子回来报告王说：“陈侯必定有大祸，国家必定灭亡。”周的秩官有说：“敌国宾客到达关卡，关尹报告，行理用符节迎接他，候人作为向导，卿出郊劳，司里安排馆舍。”由此说来，门吏报告礼宾，防备奸邪的意思两者都有。

有内外传送的命令，命令就用符节和传信传出或传入。

贾氏说：“外之送令，指从诸侯之国畿外进入的，那么关人用符节和传信；内之至王，内之送令者，指有王命从王国而出的，那么也用符节和传信。”出之送至畿上【○郑锷说：“内送令，王命达于诸侯；外送令，邦国以闻于朝廷。用符节和传信出纳，那么下情必上达，而王命布于四方。然而诸侯也以令为言者，所谓诸侯之复欤】○王昭禹说：“符节用来验证，传信辅助符节，用来防备奸邪。”

陈君举说：先王的制度，寝室有门槛，闾里有门屏，出有棘梐，居有郛郭，以达门关，都使百姓纳入正轨，而禁止非义。从畿内到达外国，给予符节而由王官掌管。不同的就不通达，而天下如一，所以诸侯没有私防，大夫没有私交，士没有游说，百姓各自土著。周朝衰微，各国自为政，鲁国废除六关，秦人焚烧符节，璧马借路，戍人掌管，只利于驰车，无所禀命。大概王官的职守不行于外服了。汉文帝又取消关卡禁令，当时矫伪而出，乘传而行，郡国出粟赋钱，无敢如何。防备七国之变，后复用乘传。武帝增加到三辅都尉讥察，至有诸侯以关入免者。纲纪太密，东都有关都尉了。

郑景望说：“解释的人认为聨门市参相聨比，检查狡猾的商人。货物不从关卡出去，指从私道出去逃避税收的，那么没收他的财产而鞭打那个人。司门稽查出入不合规定的人征税。犯禁，指商人不携带的，没收没入官。凡此与后

译世间的州县征税的场、栏、检、要、逻、剥、刻，对农民和商人的压榨，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不同。但王政所禁止的，是因为末业（商业）胜过本业（农业）而本业更加微薄，奸诈欺骗得以得逞而改变风俗习惯。所以检查商人的政令，是为了表示重视根本而端正民众的心志。那些从事贩运的百姓，在贸易的时候，如果欺骗的人获得利益，那么诚实守信的人怎么能不改变想法而变得欺骗呢？如果奸诈的人获得利益，那么纯朴正直的人怎么能不互相惊惧而变得奸诈呢？所以在市场门口用参验联保来约束他们，用玺节凭证来管理出入，列举他们的货物，处罚他们的人，以此来惩戒和威慑他们。这并不是为了征收利益，而是在那些趋利的百姓面前设置防线，培养他们诚实守信、纯朴正直的心。出入不携带违禁物品，是为了防止奇异邪僻的行为；财物触犯禁令，是为了厌恶追逐末业。使用触犯禁令的财物，供养那些因政事而死的老者，是为了显示先义后利的原则。先王引导百姓，并不是用物质给予他们，只是堵塞他们趋向邪恶的道路，使欺骗无法实施，奸诈无法施行。这就是立法设官的用意，与后世专门致力于增殖利益的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译掌节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说：“节，就是信物。是出行者所执持的信物。”吕氏说：“查考《春秋》记载司城荡意诸来投奔，向府人呈验符节，所说的就是这里的府二人。古代一定有府人，收藏这些符节，所以向府人呈验。”贾氏说：“掌节与门市相连，所以也连带归在此类。”

掌管国家的符节，辨别它们的用途，以辅助传达王命。

王氏详说：“邦节，就是下文所说的玉节、角节，用于内外的诸侯；虎节、龙节、人节，用于国家的使者；符节、玺节，用于司门、司关、司市以及乡遂之间。总括来说，都是邦节。”郑氏把典瑞中的珍圭、牙璋、谷圭、琬圭、琰圭当作邦节，而且掌节自掌节，典瑞自典瑞。难道可以把珍圭、牙璋之类当作符节吗？

黄氏说：掌节设在关卡，取用给予方便。符节都是邦节，有守节，有行节，玉节由邦国守护，角节由都鄙守护，这叫守节。使节以及门关道路的符节，都是行节，必须从掌节那里发出。郑氏说：关市道路的官员都能制作符节，这样就会杂乱地主管符节，何必设立专职呢？郑康成说：君王有命令，就分别符节的用途，授予使者。郑锷说：命令出于一人，没有人敢不信，但伪造欺骗来假传命令的，大概也有，所以君王虽然有命令，一定要用符节辅助它作为信物。

守护邦国的人，使用玉节；守护都鄙的人，使用角节。

郑康成说：“玉节的形制，如同君王为他制作，以命令的等级决定大小。角用犀角，其形制没有听说过。”易氏说：“玉则美在其中而畅达于外，是诸侯的象征；角则致力于内而捍御于外，是公卿大夫的象征。守，就是守护符节的意义。”郑锷说：“命令诸侯去守护邦国的人，用玉节来辅助，玉是用来比喻德行的。凡是受封成为邦国君主的，都有君子的德行。命令君长去守护都鄙的人，用角节来辅助，角这种东西，向上穷尽而善于冲撞，都鄙的长官，职责应当对外抵御侮辱，对内辅佐王室。郑康成认为诸侯在其国内，卿大夫王子弟在其采邑，有命令的也有符节来辅助，所以用玉节、用角节，似乎失之偏颇了。”

凡是邦国使者的符节，山国使用虎节，土国使用人节，泽国使用龙节，都是金属制的。用英簜来辅助它。

郑锷说：君王派遣使者行走天下，哪里去而不通达？然而没有符节作为信物，那么欺诈之心或许会在被派遣的人中萌生，而怀疑之心或许会在所到的国家中产生。所以一定要持符节然后出行。前面说的玉节、角节，是王命的守护；这里说的虎节、人节、龙节，是使者执行作为信物。所去的国家有平地、山泽的不同，铸造金属为符节，分别做成虎、龙、人的形象。山国多虎，泽国多龙，平土之地则是人的聚集地。如晋、楚多山，吴、越多水，陈、郑是平原旷野，看他们所执持的符节，可以明了他们所去的邦国。谁敢伪造欺骗而胡乱前往呢？王昭禹说：小行人有管节而掌节，不说掌节。所掌管的叫做邦节，以辅助王命。所谓邦国的使者，是出使邦国的人所执持的。小行人所传达的叫做天下之节，就是所说的龙节、人节、虎节、管节，是邦国、都鄙使者所执持的。不是王官所掌管的，掌节不说都鄙的使节，那么出使都鄙的人没有符节，只用旌节出行罢了。

郑锷说：符节都用金属，取它寒暑燥湿不能改变的意思。使者执持符节，也是想要不改变所坚守的，所以取法于金属。辅助符节一定要用英簜，用来防备外部。簜，是竹子。所说的瑶琨篠簜就是它。用簜做函套，画上纹彩，使它的英华在外显露，内有不变的刚强，外有可观的文饰，尊重王命而重视使者的光彩。王昭禹说：《诗经》说：二矛重英。又说：朱英緑縢。那么英作为装饰，是很明显的。易氏说：用金属制作，铸造形象有坚固而不改变的意义。簜加上英饰，有礼仪相接的礼节。

门关使用符节，货物财宝使用玺节，道路使用旌节，都有期限来返回符节。郑康成说：门关，是司门司关；货物财宝，是主管流通货物财宝的官员，指司市；道路，是主管五条道路的官员，指乡遂大夫。凡是百姓远行到达邦国，邦国的百姓如果来进入，由门进入的司门为他制作符节，由关进入的司关为他制作符节，商人的司市为他制作符节，因征令及家徙的乡遂大夫为他制作符节。只根据时事而行，不出关不使用符节。变司市说货物财宝，是因为玺节主要用来流通货物财宝，不一定经过市场，或许资助于民家。变乡遂说道路，是容纳公邑及小都、大都的官吏，都主管五条道路，也有百姓。符节，如同现在宫中各官的诏符；玺节，是现在的印章；旌节，是现在使者所持的符节。王氏说：门关就用符节符合，货物财宝就用玺节验证，道路就用旌节标志。黄氏说：符节都从掌节发出，符节付给门关的官员，玺节专属于司关，旌节付给道路的官员。

译郑玄说：“乡遂大夫就是这类人，这里专门指负责民众迁徙以及传达征发命令的人，让他们根据具体事务来使用符节。”

周王命令掌节官员掌管符节，给予从外地来的人。凡是自行从外地来的人，都应当持有路节，从都鄙来的由都鄙给予，从甸稍来的由甸稍给予，到了关隘，司关扣留路节，然后给予符节才能进入。

到达城门时，登记出入的日期；出关时交还符节，司关归还他所扣留的路节，然后允许出入。

从城内出去的人，在出发地给予路节和传信。郑玄所说的“只根据时事需要而行，不出关就不使用符节”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因为关门之内是经常往来的地方，有期限要交还符节，不只是百姓和商人，即使是门关、道路的官员也有期限要交还符节。

交还后再给予新的符节，那么作为邦国、都鄙的使者，交还符节必定有固定的时间，守持符节的人即使换了一代也要交还，交还后就再给予新的符节。

这些都是掌节官员专门执行的职责。

郑康成说：“将要送行的人拿着这种符节来送别出行的人，都根据路程远近、日期时间来进行考核，就像现在的邮驿有规定的行程一样，以防止有人包藏奸诈、擅自前往别处。”

译薛氏说：“龙节、虎节、人节，用金属制作，并用英簜作为辅助。至于符玺、旌三节，之所以不说‘辅’，是因为下文有‘以传辅之’的话。既然说了‘凡’，那么六节都辅以传信文书了。只是用金属制作的，既辅以英簜，又辅以传信文书；用竹子制作的，不过是用传信文书来辅助。春秋时期，所谓的龙节，辅以玉而不辅以英簜。昭公二十九年，鲁君在郓地，派公孙衍向齐侯进献龙辅。解说的人认为龙辅是玉，之所以取名为‘辅’，是因为它辅助龙节。到了西汉时，有铜虎符，属于龙节一类，都用金属制作；竹使符，属于旌节一类，都用竹子制作。周代的制度在汉代得以施行，而在春秋时期却未能施行，真是可悲啊。”

凡是通达于天下的，必定有符节以及传信文书来辅助它。

郑康成说：“必定有符节，是说远行的人没有不拿着符节就出发的。”○郑锷说：“通达于天下，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乡或一个州，能不给他符节吗？虽然有符节作为信物，必定要有传信文书作为辅助。传信文书，是用来记载事情的。两者相互依赖而行，所以有‘辅助’的含义。”

没有符节的，有几类人就不能通达。

郑康成说：“关押在圜土之中。”

孙氏说：“先王防范世人，使他们循规蹈矩地进入法度之内，而不敢放纵心意、肆意妄为，自陷于颠沛越轨、不恭敬的境地，就是因为有这些制度器具。制定符节，通达于天下，统一法则，居住在邦国都鄙的人，遵守它作为重任；前往郊野四方的人，拿着它来显示信用。命令凭借它而施行，货物凭借它而流通。所以淫乱结党、违背道德的人，不能逞其私欲；合谋结党、缔结私交的人，不能实现其志向。一件微小的器物，对于人心的操守取舍、国家的安危，关系如此密切，这难道不是先王驾驭天下的关键所在吗！”

《周礼订义》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二十五 宋 王与之 撰

遂人，中大夫二人。

郑康成说：“六遂的土地，从远郊延伸到畿内，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陈及之说：“郑氏说六遂的土地，距离王城百里以外，直到二百里。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在郊甸之中了。然而秋官的乡士掌管国中，遂士掌管四郊，那么六遂的土地也有在四郊的。大概六乡选取国中的百姓，征发不足，就扩展到四郊，而乡士掌管六乡的狱讼，治所在国中。六遂选取四郊、六乡剩余的土地，征发不足，就扩展到郊甸，而遂士掌管六遂的狱讼，治所在四郊。所谓的‘遂’，正是五家为邻，直到五县为遂，必定地域相连，民居相接，然后才能组成保伍，可以互相保护、互相接受、互相纠察。如果分散在其他地方，那么怎么互相管辖隶属呢？”

王氏详细解说：“六遂的官员与六乡的官员相同，六遂的法令与六乡的法令相同，只是六遂的官员比六乡低一等，六遂的法令与六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且以乡遂的官员来说，六乡有大司徒在，六遂则为遂人；六乡有小司徒在，六遂则为遂师；六乡有乡大夫在，六遂则为遂大夫；六乡有州长在，六遂则为县正。鄙师就是党正，鄼长就是族师，里宰就是闾胥，邻长就是比长。然而大司徒是六命的卿，而遂人不过是中大夫；小司徒是中大夫，而遂师不过是下大夫，这是六遂之间的长官和副职。乡大夫是六命的卿，而遂大夫不过是中大夫；州长是中大夫，而县正不过是下大夫，依次类推，都低一命。所以六乡的下士是一命，而六遂的下士没有命，这是乡遂官员的不同。且以乡遂的法令来说，六乡的上等地没有莱亩，而六遂的上等地则有莱五十亩。六乡以一人作为正卒，其余作为羡卒；六遂则以一人作为正卒，一人作为羡卒，其余作为余夫。六乡所说的伍、两、卒、旅、师、军，详细记载了军制；六遂所说的遂、沟、洫、浍、川，详细记载了田制。然而军旅未尝没有田，田制也未尝没有军，总之是互文见义。其他如遂大夫所说的三年大比，就率领他的官吏而兴起百姓，就是乡大夫所说的宾兴贤能的方法；鄙师所说的祭祀，就是党正所谓祭禜；鄼长所说的祭祀，就是族师所说的祭酺；里宰所说的召敛，就是闾胥所说的召令；邻长所说的迁徙到其他邑从而授予他，就是比长所说的迁徙到国中及郊从而授予他。然而五物的询问，德行、道艺的考核，见于乡而不见于遂，难道六遂没有这样的人吗？”○薛平仲说：“居住在国中及郊的乡民，先王为他们兴举贤能，让他们出外做官、入内治理，为他们建立市场进行交易，而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务本尚实的风气，才开始有办法转移这些百姓的趋向。遂居住在六乡之外，距离王城百里之远，这些百姓朝夕从事的，无非是耕桑陇亩的事务，钱镈耒耜的使用。如果使他们心中浮躁有厌恶劳苦、喜好安逸的念头，又怎么能一天安心于田里呢？所以先王让百姓居住在野外，从五家开始积累，虽然与乡的统领没有不同，而命名为‘遂’。所以使他们在那里自遂，不然，我能教他们稼穑，而遂民或许至于饱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