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十七　　　　宋　王与之　撰

译这是国家的教化之法啊，从这以下没有听说设立教化的意思，大抵都是校勘登记民数、整顿军赋，为什么呢？先王时代，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用礼制来养育男子，用井、邑、丘、甸来替代部伍的名称，用搜、田、狝、狩来更替战阵的训练，教化的意思正在于此。晋文公对内教化他的百姓，对外安定周襄王以显示道义，攻打原国以显示信用，大规模检阅军队以显示礼制，所以在城濮之战中，无论老少都讲究礼制，因此可以任用他们。卫灵公问孔子关于军阵的事，孔子用祭祀的礼器来回答，诸葛亮出入于行军布阵之间，文中子认为这样可以振兴礼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把教化百姓的事情当作清谈来看待，是最有害于事情的。

译于是将校比的法度颁布给六乡的大夫，让他们各自统计本乡人口的多少、六畜的数目以及车辆的数量，辨别其物资，按年岁时节上报其数目，以此来施行政教，推行征召的命令。

王昭禹说：颁布比法，就是颁布校比的等级标准【杨谨仲说：即五家为一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以至于互相救济】。卿大夫按年岁时节统计其夫家人口的多少，其校比就有法度了。这比法是由司徒颁布的，乡大夫则从小司徒那里接受法度并加以使用。王氏说：登，就是上报其户籍【郑氏说：登，就是成。成，就是定】。郑康成说：众寡，就是民数的多少。贾氏说：车，指的是革车和大车，辇是人拉着的。郑康成说：物，就是家中的财物【贾氏说：就是辨别家中财物的多少】。史氏说：物虽然是民家的物品，但在紧急时有用，应当辨别其是否可用。易氏说：六畜是为了准备公家用车，辇是为了等待军事和田猎的役事，也将它们登记入籍，并辨别其中可用的物品，上报其数目，那么人口、六畜、车辆就都有了确定的数目。贾氏说：按年岁的四季，小司徒施行政教，向民众征索，以及所施行的政令，都依据民众和物资的数目来执行。易氏说：施行政教就依据其数目来举行饮酒射礼之类，推行征令就依据其数目来发动军事田猎之类【黄氏说：征令，就是贡赋的征令。政教必须观察其丰歉而决定其隆重或简略，征令必须核查其有无而决定其宽缓或紧急，所以要上报人口、六畜、车辆的数目，然后才施行】。

王氏说：凡是民数，有统计的，闾胥按时统计其人口的多少，就是这样。有稽查的，乡师按时稽查其夫家人口的多少，就是这样。统计是因为所属的人少，稽查是因为所属的人多。有校核并上报的，族师按时召集民众并校核上报其夫家人口的多少，就是这样。有上报而不校核的，乡大夫按年岁时节上报其夫家人口的多少，就是这样。上报而不校核，那么其上报，是依据族师所校核的结果罢了。孙氏说：先王统计民数，有讲求安养百姓的实际内容的，有阐明爱敬百姓的道义的。讲求安养的实际内容，利益就显现在当时；阐明爱敬的道义，法度就流传万世。司徒统计民数，是为了讲求安养的实际内容；司寇统计氏姓，是为了阐明爱敬的道义。自从司徒颁布九比之法，让各级按时统计，又进而校核，所以按人口分配田地，按能力征发徭役，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供养，尊贵者、贤能者、服公事者知道可以免除，土地足以容纳其民众，民众足以治理其土地，这就是所说的讲求安养的实际内容。然而司徒统计其民数却不献报其数目，司寇献报其数目却不掌管其收藏。因为司寇是治理刑罚的官员，将出生人口的数目全部统计并献报，君王拜受，就知道民众的重要性，怎么可以轻易杀戮呢？天府祖庙的官员，接受民数的统计，与玉镇大宝器一起收藏，就知道国家根本所系，怎么可以轻视呢？君臣上下都通晓爱敬罢了。民爱敬的道义在上层阐明，那么安养的实际内容就在下层通达，常常互为表里。

到了三年，就进行大比。大比，就接受各邦国的比要。

郑氏说：大比是指让天下重新简阅民数及其财物【郑司农说：五家为一比，所以以比命名，现在八月案比就是这样】。刘执中说：三年就大比，是说简去那些老弱病残不能服役的人，补充那些缺漏不成伍的人。郑司农说：要，就是其簿册。黄氏说：邦国群吏大比，县师考核，小司农接受其概要罢了，这是简略的治理。最后说大比，六乡四郊的官吏平定教治、端正政事，考核夫屋及其人口、六畜、兵器，这是详细治理的。比法不施行于六遂。郑说：也接受乡遂，是不对的。比要在司徒，是民籍；简稽在司马，是军籍。郑锷说：说邦国，是指天下诸侯的国家，以区别于六乡所上报的。六乡在内部，所以上报其数目；邦国在外部，所以接受其概要。接受其概要，是因为民众已经分属诸侯，就不责求其详细了吧。

于是聚集万民的卒伍而使用他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易氏说：“防，就是聚集。小司徒用军制聚集万民，从五两直到军师，都包括在内。只说聚集万民的卒伍，是因为先王的军制，调兵必以五为数，出兵必以百为数。不以五为数不足以调兵，所以积数起于五人的伍；不以百为数不足以出兵，所以积数起于百人的卒。用百人的卒组成一个小阵，五百人的旅组成一个中阵，二千五百人的师组成一个大阵，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军组成五个大阵。”

郑氏说：“用，就是让民众从事其事。”贾氏说：“小司徒辅佐大司徒，掌管六乡六军的士，出自六乡，所以必须预先配置卒伍。使用他们，就是指军旅田役。”

郑康成说：“五两、卒、旅、师、军都是众的名称。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一万二千五百人。这都是先王根据农事而制定军令的。”郑锷说：“五家之比，就是五人之伍；五比之闾，就是五伍之两；四闾之族，

译四两组成一个卒；五族组成一个党，相当于五卒组成一个旅；五党组成一个州，相当于五旅组成一个师；五州组成一个乡，相当于五师组成一个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一个乡，合并起来就构成一个军。天子的六军出自六乡，只要阐明一个军的编制制度，那么六军的编制制度就都可以知道了。

译杨氏说：先王的制度，百姓居住时分为比、闾、族、党、州、乡，所以比卦是众人聚集在内，一个阳爻在上，作为他们的主宰，这是君王的象征。百姓出征时分为伍、两、卒、旅、师、军，所以师卦是众人分布在外，一个阳爻在下，作为他们的主宰，这是将帅的象征。

陈君举说：军队的编制，确立于伍，完成于卒。五是人数。五个人组成一伍，那么手脚耳目可以互相照应，不需要标记旗帜就可以辨别识别，不需要旌旗就可以指挥。五个伍组成一两，那么以人为伍，以卒为旅，以旅为师，以师为军，那么手脚耳目就不能互相照应，而标记旗帜和旌旗就派上用场了。所以用四个两组成一卒，纵横都是两，参伍和什伍的法则就确定在这里，它的军赋制度，也就因此而确立了。

郑锷说：解说的人认为五个人组成一伍，那么左右前后四个人，而一个人处在中间，五个伍就是二十五个人了。两个伍相互并列，就叫做两。二十五个人纵横都是五，为什么叫做两呢？大概是从二十五个人乘以四来组成一卒，那么纵横就都是两了。只有卒的纵横都是两，它的法则起源于五人的伍，所以用两来命名它。

朱氏说：出征的制度，五个人组成一伍，五个伍组成一两，四个两组成一卒，到第三层就加入一个四，凑成一百人。如果又是五，那就成为一百二十五人，就会有零散不整齐的地方。

陈君举说：小司徒整顿万民的卒伍来使用他们，士兵不是特别选拔的，都是我们的百姓。将领不是另外任命的，都是我们的官吏。有事时召集他们进入行军作战的阵势，无事时让他们回归田间乡里，没有招募骚扰的困扰，没有粮饷供给的费用。所以说：先王兵源充足却未曾拥有常备军队。

李景齐说：天子称为万乘，诸侯称为千乘。天子有六军，大国不超过三军，这是确定的制度。然而曾经考察司徒卒伍的制度，并用司马法来约略推算，不能没有疑问。司马法说：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样看来，一乘兵车，是七十五个人所能容纳的。约略计算，兵车一乘，就是三两的人数【五伍为两，就是二十五人；三两就是七十五人】，四乘就是三卒的人数【四两为卒，就是一百人；三卒就是三百人】，百乘就是三师所合并的人数【五旅为师，就是二千五百人；三师就是七千五百人】，五百乘就是三军所合并的人数【三万七千五百人】，累积到千乘，那么六军就聚集了【七万五千人】。这样看来，六军的人数，恰好足以容纳千乘。以天子的六军来说，就不够万乘；以诸侯的千乘来说，就不应该有六军。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将天子京畿内的全部土地编为军队，就足以容纳万乘。而所谓的六军，只是寄寓在六乡之中，是天子的宿卫之兵罢了。其余六遂和都鄙的军队，大概不包括在内。将诸侯的国家全部编为军队，那么大国有一千乘，而所谓不超过三军的，仅仅止于五百乘罢了。不是因为不够千乘，也可以用天子宿卫之兵的数量来约略推算。这是周人重视根本、驾驭轻末的方法，唐代人府兵制中的君子，说它得到了乡遂制度的遗意，大概出于此。

用来兴起军旅，用来兴作田役，用来比集追胥，用来命令贡赋。

郑锷说：军制已经确定，那么就有征伐的时候，兴起他们作为军旅；四季之间，兴作他们去从事田役；有盗贼的时候，比集他们去从事追胥；闲暇的时候，命令他们去缴纳贡赋，没有不可以的。

刘氏说：贡赋，是制作军队所需要的。

黄氏说：乡的军制，寄寓在比、闾、族、党、州、乡之中，所以整顿他们的卒伍而成为伍、两、卒、旅、军，大概常常自成六军。用在兴起军旅、兴作田役、比集追胥、命令贡赋，都是乡法。军旅说兴起，部伍平时就确定，由此而兴起。田役说兴作，田地全力耕作，车少人多，役使随着事情多少而定，车不出动，都是临时兴作的。田地虽然为六军，大概不止七万五千人。追胥也全力耕作，当时比集他们，不使临事时纷乱错杂。野外都不像这样，不整顿卒伍，大概乡里的车和人不需要互相依赖，其作用在于人，而有时全力耕作，所以在卒伍中整顿；野外的车和人互相配合，其作用在于车，没有全力耕作的事情，所以合并于五乘。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六军为车千乘，用《司马法》三百家共一车来约略推算，七万五千家只得到车二百五十乘，不能充满足够的赋税。大概六乡都是守兵，防备如同征伐，他们出动很少，所以六军只具备人员罢了。车马的赋税不全出自百姓，就用公家的车马来补充。校人有马牛，人有牛，都用来供给公家的车马。乡的赋税，由闾师征收。

郑锷说：遂人谈论贡赋、师田、政役与此先后不同，为什么呢？大概小司徒整顿六乡的万民作为卒伍，军法兴起于乡，所以先说用来兴起军旅，而后才说到贡赋。遂人治理邦国的野外，以供给财用，财用出自野外的较多，所以先说颁布职事兴作以命令贡赋，而后才说到师田、政役。然而整顿卒伍作为军法，应该属于大司马，而小司徒掌管它，为什么呢？大概事情不预先准备，就不能应对突发状况。司马主要在于用兵，如果司徒没有平时教导，没有合法地合并，司马一旦想要合并使用他们，是做不到的。

于是平均土地，以稽查其人民，而周知

译其数额如下。上等土地，每户七人，可服劳役的，每户三人；中等土地，每户六人，可服劳役的，两户五人；下等土地，每户五人，可服劳役的，每户二人。

译郑康成说：“均”是平的意思，“周”是遍的意思。贾公彦说：上等土地和下等土地等级不同，要使它们均平，所以称为“均土地”。既然已经分配了土地，就根据土地来考核人民中可以任职和不可以任职的情况，从而普遍地知道人口的数量。郑锷说：上文在岁末统计人口、大比之年接受各地方上报的户口册之后，接着说编组万民的军队编制，那么人口数量已经确定，然后才可以制定军法。军法已经制定，接着说均平土地以考核人民并普遍知道其数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编组万民的军队编制，是为了兴起军旅；这里说可以任职的人数，是为了征发田役。将要征发田役，必须预先知道可以任职的人；想要知道可以任职的人，必须先考核他们所受土地的等级。家有七人的，必定授予上等土地，看他们受的是上等土地，就知道可以任职的是一家出三人。家有六人的，必定授予中等土地，看他们受的是中等土地，就知道可以任职的是两家出五人。家有五人的，必定授予下等土地，看他们受的是下等土地，就知道可以任职的是一家出二人。因为根据他们所受土地的优劣，足以知道他们力量的有余和不足。解说的人认为受田有九等的方法，这里用七、六、五作为三等，是因为以中等来推明上、下的意义。贾公彦说：按《王制》所说，上等农夫供养九人，其次供养八人，再次供养七人，再次供养六人，再次供养五人，那里说的是五等，这里说的是七、六、五三等，因为人员不同，所以郑康成说有丈夫有妻子才构成家庭，从二人到十人是九等，二人、三人、四人是下等土地的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等土地的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等土地的三等，这部经文只说七、六、五，是依据中等土地的三等，从而知道有上等、中等、下等土地三等。我认为这里说的是六乡受田的方法，学习礼制的人看到遂人颁布田里制度，从上等土地一夫受田百亩到余夫也如此，于是认为六乡受田的方法与六遂相同，只是以中等来推明上、下的意义，却不知道经书记载的，从王畿的乡、遂、都、鄙直到诸侯的邦国，凡是授田的方法自有四个部分：大司徒说不易之地，一家百亩；一易之地，一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一家三百亩，这是第一部分。小司徒说上等土地一家七人可任职的，一家出三人；中等土地一家六人可任职的，两家出五人；下等土地一家五人可任职的，一家出二人，这是第二部分。遂人说上等土地一夫受田百亩，莱地五十亩；余夫也如此。中等土地一夫受田百亩，莱地百亩；余夫也如此。下等土地一夫受田百亩，莱地二百亩；余夫也如此。这是第三部分。大司马说上等土地供养者占三分之二，其民可使用的是一家出三人；中等土地供养者占一半，其民可使用的两家出五人；下等土地供养者占三分之一，其民可使用的是一家出二人。这是第四部分。即从这四部分来考察，大司徒说的是都鄙的制度，小司徒说的是六乡的制度，遂人说的是六遂的制度，大司马说的是诸侯国的制度。怎么证明呢？司徒说凡是建造都鄙接着说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为都鄙的制度明显了。小司徒说上等、中等、下等土地的制度，不与六遂相同，又不与都鄙、大司马相同，不是六乡的田制又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上等土地应当供养十人、九人、八人，中等土地应当供养七人、六人，下等土地应当供养五人，这本来是常法。六乡在内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就授予上等土地，家有六人就授予中等土地，家有五人就授予下等土地，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加强内部。如果六遂所授就不能与乡相同，所以另外说：上等土地一夫受田百亩，中等土地一夫受田百亩，下等土地一夫受田百亩，显示其如同常法而已。然而又有莱地五十亩、莱地百亩、莱地二百亩，不与乡相同，是因为遂地遥远而贫瘠，授予莱地是为了使远方富足。又从爵位来考察，乡大夫的爵位与遂大夫相同，乡师的爵位与遂师相同，小司徒的爵位与遂人相同。遂人掌管授予遂田，那么小司徒就掌管授予乡田了。遂人说六遂的制度，那么小司徒所说的就是六乡授田的制度，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至于在外建造都鄙，是大司徒的事，都鄙的田在大司徒那里说，施政职于九畿之外，而令其军赋是大司马的事，邦国的田在大司马那里说。由此看来，说以中等来推明上、下的意义，是妄说。

吕氏说：《司马法》说：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十井为通，通为匹。三十家出一士，二徒。以小司徒来参证，司徒所说的可任职者如此之多。《司马法》出士、徒的数量如彼之少。古人用兵，都按不胜来计划，以考虑失败，所以不全部使用，即使失败还可以扶持。所以小司徒只说可任职者，不是实际数量。自此以后调发兵员的，都用实际数量。侥幸一次胜利，不幸一次失败，就都不可挽救了。晋国作州兵，乃是尽数调发，非常不符合先王的制度。其他如鲁成公作丘甲，曹操按户籍得到三十万军队，苏秦说齐王临淄城中七万户，不下每户三男子，而最终用二十一万。而曹

译曹操对崔琰说：“昨天核查户籍，可以得到三十万兵力，所以魏国是大州。”这都是按照实际人数来征调的。只有诸葛亮有这样的想法，整个蜀国那么大，他的军队最多不过十二万人。诸葛亮使用了八万人，经常留下四万人作为轮换替补。蜀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诸葛亮没有把兵力全部用尽。等到蜀国灭亡时，还有十万军队，在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损耗的不过两万人罢了。

译凡是征发民夫服役，每家不得超过一人，把其余的人作为预备役。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时才全力出动。郑司农说：“羡，就是多余、富余的意思。”○王氏说：“能够服役的人，有的家庭有三人，两户人家有五人，每户有两人，但征发民夫服役，不超过每家一人。大概是因为使用民夫不必一次性全部征调，计算服役时间的长短，取劳逸均衡罢了。不在一次征发中每家出两人，是为了宽待百姓。”○王昭禹说：“把其余的人作为预备役，那么正式使用的只是正卒罢了。然而正卒又有可以替代的人作为后备，这就是百姓之所以有余力而不被劳役所困的原因。”○郑司农说：“田，指的是田猎；追，指的是追捕寇贼。”

陈及之说：“竭作，郑氏解释为全部出动，这是不对的【○程氏说：竭作就像‘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单毕皆尽’那样，是互相补充的说法】。田猎是为了教导百姓熟悉军事，所以不能不全部教导他们。等到应当田猎时，今天某甲，明天某甸，也不是一次性全部出动，这是为了休养生息民力而互相轮替教导。至于追捕盗贼，就不按名册征发人员，家中的成年男子都可以出动。所以说‘竭作’，如果说全部出动，那就会扰乱不堪。○王氏说：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才全力出动，这是因为猎取禽兽与众人愿望相同，追逐盗贼与众人厌恶相同，而且所役使的时间短且不久。”

李景齐说：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来安置百姓，根据人口的多寡来任用他们的劳力，这是周朝均衡民力的好方法。用司徒的制度来约束三农八家，四十八人中能够服役的只有二十人，这是因为一家之中老幼常年占七分之四，少壮常年占五分之二。平时耕种，有变故时作战，都是家中的少壮之人。有人说：平时耕种可以，有变故时作战让少壮者全部服役，那岂不是妨碍农事吗？岂不是无法供养父母、抚养子女吗？大概家中能够服役的人，虽然有的两人或三人，但凡是征发民夫不超过每家一人，那么农桑之事不废，供养父母、抚养子女之事不受干扰，是因为有预备役不被征调。至于田猎以练习作战，追捕盗贼，为什么全力出动呢？大概田猎和追捕盗贼是暂时的，所以不妨碍全部征调。虽然如此，司徒的制度率领三农八家，能够服役的二十人，又有预备役的办法，这是使用民力非常宽厚的表现。以一井八家而任用二十人，那么一甸六十四井就是一千二百八十八人了。司马法则说：一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登记民数那么多，而征调给司马的不到十分之一。如果说凡是征发民夫不超过每家一人，那么以一井八家计算，六十四井就是五百一十二家，应该士卒更多，却仅仅只有七十五人。百姓都可以成为士兵，但不全部成为士兵。不仅如此，司马法又说：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方圆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这百里的成，在一甸之外又增加了三十六井，应该所任用的士兵更多，而现在特别只有三十人，又是为什么呢？登记百姓作为士兵非常完备，而到了征调时不过如此罢了。那么百姓可以编入伍队的并不全部作为士兵，而编入伍队作为士兵的在征调时又进一步减少。先王休养生息民力就是这样。

凡是使用众庶，就掌管他们的政教，以及戒律禁令，审理他们的诉讼，施行赏罚。易氏说：“使用众庶，用政令来规范他们，用教化来引导他们，就不会有殃及百姓的过失；用戒律来整顿他们，用禁令来制止他们，就不会有视成暴虐的行为。像这样如果不顺从而有诉讼，就为他们审理诉讼，听从命令的有功，不听从命令的有过，又为他们施行赏罚。”

郑锷说：平时无事，族师掌管戒令，政事由党正掌管政令教治，州长掌管教治政令之法，乡大夫掌管政教禁令，乡师掌管教化以及戒令纠禁。不是不平时就明白而熟晓，等到征发众庶使用他们，小司徒又掌管政教以及戒律禁令，为什么呢？能够用政教训治的人，未必能够制驭他们；能够用戒禁制驭的人，未必能够训治他们。只有地位尊贵爵位高的人，合并政教与戒禁而兼管，那么百姓既信服又畏惧了。

诛杀共同违抗命令的人。

郑康成说：“命，是用来誓告的。”○贾氏说：“说的是像大司马群吏在阵前听誓，司徒面向北来誓告他们。”

凡是国家的大事召集百姓，大的变故召集余子。

郑氏说：大事、戎事、大故、灾、寇。○郑司农说：应当征召聚集百姓，那么小司徒召聚的余子，指的是羡卒。○郑锷说：经文说大事，又说大故，不能一概而论。大事是国家的常事，只是在常事中算是大的罢了。至于大故，则是事情出于意外，祸患生于不测，处理它的方法，应当出于常理之外。所以周人设立了召集百姓的法令，又另外设立了召集余子的法令。百姓是每家受田的成年男子，余子是家中的羡卒。常事中的大事，如田役之类，每家出一人足够了，所以只召集平时授田的成年男子。至于变故中的大事，每家出一人不足以抵御，所以召集其余作为羡卒的人。徒役说‘起’，追胥说‘作’，这里用‘致’来说。我认为从国家法律来说，应当说‘起’、说‘作’；从司徒来说，就说‘致’。

译“致”的意思是，让（他们）自己前来。司徒在这里树立大旗，让他们听到号令便自行到来。因为均分土地、统计人口的法令，早已预先确定，那些应当为公家服役的人，听到号令便自行前来，不需要逐一号召。大小司徒的职事都以“致”来表述，由此可见。

译于是规划土地，将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场。

黄氏说：这是治理郊野的方法，“乃”是承接上文的连词，乡遂的制度已经完备，又接着设立郊野的制度。之所以必须设立郊野的制度，是因为贡赋应当由司徒掌管，军队的役使也就随之确定了。康成说：建立都鄙采地的井田，与乡遂不同，这种说法最为乖谬错误。郊野全是农夫，所以实行公田九分取一的制度，用来征收租税；实行丘乘四分取一的制度，用来治理车马。○郑锷说：规划郊野，就是将田野分开，实行井田和牧场制度，可以耕种的土地实行井田制，可以放牧的土地作为牧养区。《左传》所说的“在平坦肥沃的地方实行井田，在低湿高燥的地方实行牧场，各自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而已”。我认为：一平方里划分为井，井田共九百亩，公田在中间，私田包围在外面，这就叫做“井其田野”。上等土地授予休耕地，面积是耕地的二分之一；下等土地授予休耕地，面积是耕地的两倍；相比中等土地休耕地与耕地面积相等，这就叫做“牧其田野”。

【王氏详说曰：授地的方法，大致是三户人家受领六户人家的土地，上等土地百亩，不需休耕；中等土地百亩，休耕一次则为二百亩；下等土地百亩，休耕两次则为三百亩。总体计算，是三户人家受领六户人家的土地，两牧相当于一井。○黄氏说：牧场位于高崖和低湿之地，不实行井田制，现在各地仍有系官牧地。郑氏说：九夫为牧，两牧相当于一井，这是不对的】

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

郑锷说：井田制度始于每户受田百亩，累积到九户，则地方一里，纵横各三百步，田地九百亩，这是一井【○黄氏说：孟子所说的八家各自私田百亩，中间是公田，就是这个意思○王氏说：九夫为一井，是因为九户人家的土地共用一口井】累积四井，三十六户的田地，纵横都是两井，则地方二里，田地三千六百亩，这是一邑【○王氏说：百姓以里居住，四井同属一邑所以叫邑○黄氏说：邑是聚合的意思，是说百姓聚合在这里】累积四邑，一百四十四户的田地，则地方四里，田地一万四千四百亩，这是一丘【○王氏说：百姓以族埋葬，四邑同属一丘所以叫丘○黄氏说：丘是聚集的意思，是说百姓聚集在这里】累积四丘，五百七十六户的田地，则地方八里，田地五万七千六十亩，这是一甸。田地到了甸，方八里，旁边加上一里，才得到方十里，这是一成。甸又叫做乘，是说车乘的制度到这里才完备【○王氏说：田地包围在洫中，命名为甸○黄氏说：丘乘的制度在这里形成，《汉书·地理志》说甸六十四井，出一辆长毂战车，就是这个意思】田地达到一成，那么四成累积为四百井，四百井三千六百户，则方二十里了，于是称为县【○王氏说：未成为都，所以取名为大夫所治理的县○陈及之说：一甸之中，以五百一十二家为标准，而登记在公家名册上的有七十五人，必定这七十五人是一辆战车的人员。至于田税，则一律以井来计算○李景齐说：成公作丘甲，《春秋》讥讽他，大概是因为甲应当在一甸征收，而鲁国在一丘就征收，那么军赋就极重了】到了四县，则方四十里了，于是称为都。田地到了都，方八十里，旁边加上十里，才得到方百里，这是一同【○王氏说：未成为国，所以取名为公卿王子弟所治理的都】

我认为郑氏认为甸方八里，旁边加上一里，则方十里为一成，累积百井九百户，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户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户治理洫。四都方八十里，旁边加上十里，才得到百里为一同，累积万井九万户，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户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一万七百三十六户治理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户治理浍【○黄氏说：见《遂人》凡治野】虽然横渠也跟随他的说法，却不知小司徒四井为邑，到四县为都，都是以四为数来说，说的是田地的实数。《司马法》从井十为通，到终十为同，都是以十为数来说，兼及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丘为甸，就是《司马法》通十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的，那三十六井是山川城郭。小司徒四都之地，就是《司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只有六千四百井，而同却有万井的，那三千六百井是山川城郭。大致小司徒的制度，相比《司马法》都是三分之二的实地。郑氏旁加的说法，其算法是对的，但不必说旁加的人专门治理沟洫。陈君举也说：沟洫的事情，年年都有，而军赋不常有，如果专门让某人治理沟洫，某人出军赋，就不公平了。至于认为周制畿内用夏的贡法，税夫没有公田，邦国用商的助法，公田不税。王氏详说，又为之解释说：畿内用贡法，是因为乡遂及公邑的官吏早晚从事于民；邦国用助法，是因为诸侯专一国之政，恐怕其税民无度。都鄙虽然在畿内，然而实为诸侯，所以用助法。郑伯谦怀疑这个，哪有天子之国自己税民田，而让诸

译难道侯爵只拥有公田而不征收赋税吗？又有人说周王畿内以及天下诸侯都一律实行贡法，按夫征税而没有公田。公田是商代的礼制，文王作为商朝的诸侯，他的田制还依照商礼，到了武王取得天下、周公摄政时，才加以变革。这些说法都是拘泥于郑玄（康成）关于采邑制度、井田制不同于乡遂及公邑的说法。至于黄文叔认为这是遂法，说六乡的百姓职业不同，他们受授的土地或多或寡，有的甚至不授地，参差不齐，所以不实行井田之法；必须凑足六军，而人、徒、车、辇不相须求，所以不实行丘乘之法。大抵上是乡中教习士人，野外教习农民。郑玄说井田之法完备于甸，而止于都，是因为食采地者都是四取其一。大概他把这当作都鄙井田的制度，他的说法反而背离了正道。《司马法》规定三百家出一车，七十五人中征调一人。小司徒规定四甸为一县，出四车，四车也是三百人中征调一车，一车七十五人也是四征调一。所以丘、甸、县、都都是从四进位，到都为止是十六车中征调四车，足以组成行列。所以丘乘之法完备于此。野外的制度都是四征调一。乡中三百家出一车十马，见于《司马法》。野外七十五家出一车四马十二牛，见于《汉书·地理志》。轻重不同，乡的役务多，野的役务少；乡授田多，野授田少。大抵先王的制度常常优待内部，殊不知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怎么会有内外之别？孟子说：“乡田同井，那么乡里未曾不以井田授地。”只是乡里的土地靠近王畿内部，多是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而适合放牧的少，所以有井田而没有牧场。至于野外的土地，难免有美恶肥瘠的差异，难道一定像手掌那样平坦、像棋盘那样规整吗？只有既有井田又有牧场，按比例折算施行，才是井田的活法。所以小司徒规划田野，必定兼井田和牧场而言，而井田和牧场的制度在遂地中说得更加详细。井田以九为基数，邑以四为成数，那么制定土地的数量就可以由此通行了。至于县、都的名称偶然与公卿采地的名称相同，也不是因此就把它当作采地。薛氏的说法很明确。

译薛氏说：“从九夫共耕的井田，到四县组成的都邑，不过是数量多寡的不同名称罢了。丘、甸的划分用于乡遂和公邑、县都，则用于采地。乡遂、公邑并非没有县都的建制，但百姓所受的土地，仅限于一夫之田以及宅田、士田、贾田、公邑之类，并未达到县都的规模。因此所使用的制度，只限于井邑、丘甸罢了。采地所受的土地，也并非没有井邑、丘甸，井邑、丘甸本来就在县都之中。只是卿大夫所受的土地，有的四十里，有的八十里，所以才划定县都的制度。”

总论井田

我按：周代井田的法度，只有《小司徒》中有所记载。说八家各自私耕百亩，共同耕种公田百亩，这是孟子的说法。说八家各自耕种一百一十亩，以十亩作为公田，其余二十亩作为庐舍，这是《汉书·食货志》的说法。现在将各家的说法记录在后面。

王氏说：“田亩的形状像井，而在公田之中又挖掘水井，所以称为井田。一井的田地九百亩，八家占八百亩，公田在中间，也是一百亩。除去二十亩，八家分配，每家得二亩半，作为庐舍，加上在城中的土地二亩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公田八十亩，由八家共同耕种，这就是‘助法’。庐舍在中间，是为了尊重人。私田环绕在公田之外，大概是保卫王者的意思。八家私耕百亩，到了出兵的时候，就是八阵图的法度。”○陈及之说：“一井九夫，八家共同拥有，各自受领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总共是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庐舍。所说的‘什一而税’，通用于王畿之内，直到天下诸侯都是如此。孟子说：‘周人实行百亩而彻。’又说：‘《诗经》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随后也滋润我的私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代也是实行助法。张横渠说：‘百亩而彻，这个“彻”是透彻的彻。透彻地耕种，那么劳力相互督促，没有一个人敢懒惰。等到收获之后，就计算亩数平均分配，按照平均分配的数量取出十分之一的数量归给公家，这也是一种说法。总之，公家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收，看百姓如何耕种罢了。或者一家耕种一百一十亩也可以，或者一家共同耕种八十亩也可以，而征收赋税一定要看年成的丰歉。所以《司稼》说：‘巡视田野观察庄稼，根据年成的好坏制定征收的法度。’”

我按：这里主张《汉书·食货志》的说法是正确的。

图说曰：“《汉书·食货志》引用孟子的说法，失去了界限。因此何休注释《公羊传》，范宁解释《谷梁传》，赵岐注释《孟子》，宋均解说《乐纬》，都认为是这样。道理行不通。为什么呢？说井田九百亩中间是公田，那么一百亩共同作为公田，不能每家取十亩。说八家各自私耕百亩，那么一百亩都归属于公家，怎么能再用二十亩作为庐舍？说共同耕养公田，那么八家共同管理公田，怎么能每家分十亩自己治理？如果每家取十亩自己治理，怎么能叫共同耕养？如果二亩半作为庐舍，那么每家另外的二亩半也归入私田了，怎么能说八家各自私耕百亩？”

我按：这里认为《汉书·食货志》的说法不对。

林氏说：“井田方圆一里，称为九夫。古代制定井田的法度，有用土地面积命名的，方圆一里为井，就是这样；有用田夫数量命名的，九夫为井，也是这样。用土地面积命名，是为了确定地界；用田夫数量命名，是为了确定征赋。周代都使用井田，所有田地都使用彻法。孟子说：‘乡田同井，’意思是乡里都使用井田。鲁哀公问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有若建议实行彻法，意思是邦国也使用彻法。《周礼》一书，都是通率而言，所谓互相参照，根据班固的话考察，孟子说的九夫为井，完全没有亏欠。后世画地图，也以纵横成列，不知道九夫为井，除去山川林麓三分之一，那么就是六百亩，又有一易再易之地，除去三分之一，那么一井之地只剩三百亩。如果按照孟子、班固的计算，那么一井的田地都是平地，他们的说法都不通。大概周公的井田，只是以通率备言罢了。查《左氏异议》说：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相当于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相当于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相当于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相当于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薮，五薮相当于一井；偃猪之地，九夫为规，四规相当于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相当于一井；隰臯之地，九夫为牧，二牧相当于一井；衍沃之地，九夫为井。《左传》记载楚国的蒍掩登记土田，度量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现在说井田九百亩，并非一定是平土都是上等地，而是根据土地所处的位置来规划，可以知道井田的说法，而且知道天下通行的道理。如果根据地图说井田九百亩，也只是看到它们的差异罢了。《礼运》说：‘大道既隐，而曰以立田里。’这是三王之初，就已经有井甸田里的法度。《信南山》序说：‘成王能够治理天下，以奉行禹的功业。’而诗中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论语》说：‘禹尽力于沟洫。’与《匠人》中井间有沟相同；《臯陶谟》‘畎浍距川’，与《匠人》”

译井田之间有沟渠专门通向河流。看孟子说：“夏代五十亩实行贡法，商代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代百亩实行彻法，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无论是贡法还是彻法，都是天下十分之一的税率。”如果不是丘甸的田制，怎么能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呢？所以井田制度，始于唐尧虞舜时期，直到夏商两代，逐渐修治完善，在周代达到了完备。

译我按此说却贯通：

以土地事务来任用民众，从而征收贡赋。凡是赋税征收的事。

郑锷说：井、邑、丘、甸、县、都的制度已经确立，于是用它来授田给民众，并让他们承担土地事务，命令他们缴纳贡赋，以及凡是赋税征收的事，都使他们供给上级的需求。大概治理土地有法则，民众就可以被任用；民众承担了事务，上级就可以从中取用。○黄氏说：乡和野都按照军法来命令缴纳贡赋，贡赋都有固定的制度，不允许有不缴纳的人，所以用军法来命令他们。野有赋税、杂征、薪草、木材之类，乡没有这些，可以从《委人》篇考证。贡赋和赋税，民众的饮食必须三者相协调，然后命令才能施行。郑说：地事指农、牧、虞、衡，地贡指九谷、山泽的材用，也不仅仅是这九夫（井田）立法，都归于农事。薮牧虞衡，与农业有别。农业确定了法则，然后薮牧虞衡都可以确立。

于是划分地域并辨别其守卫，施行其职务并平定其政令。

黄氏说：域是边界。井、邑、丘、甸、县、都各有边界。○郑康成说：守指虞、衡之类【○王昭禹说：山虞掌管山林的政令，为物产设立禁令，为守卫设立禁制；泽虞掌管国家沼泽的政令，设立禁制，让当地的人守卫财物，以此来辨别山林川泽的守卫】职指九职【○王昭禹说：先王制定职务来任用民众，如三农、园圃、虞衡之类，都是根据土地而设立职务】政指赋税【○王昭禹说：三农就让他们缴纳九谷，园圃就让他们缴纳草木，虞衡就让他们缴纳山泽之物，以此来平定各职务的赋税】○郑锷说：划分地域则称为邑、称为丘，有邑丘的界限称为县、称为都，有县都的区别，根据所到达的地方来辨别守卫，就不敢互相逾越。大概井邑的制度就在这里，一旦扰乱了守卫，井田制度就破坏了。施行九职，那么农民和园圃人有农民和园圃人的职务，工商人有工商人的职务，施行他们所承担的职务并平定其赋税，就各自适合其宜。大概征赋本来出于此，一旦失去公平，怨恨愤怒就产生了。康成认为“政”应当是“征”，是对的。○易氏说：六乡六遂、公邑都鄙的地域，都有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地，守卫既然划分了地域，必定确定守卫，然后施行职务。王畿如此，邦国也如此。这样都用贡赋赋税来命令他们，那么远近轻重各自得到均衡，所以说平定其政令。

凡是小祭祀，捧着牛牲，进献其尸肉。

黄氏说：大司徒祭祀五帝，捧着牛牲，进献其尸肉；享祭先王，也如此。除此之外，大司徒不捧不献，都由小司徒来做，称为小祭祀，这是与大司徒相对而言的大小。大宰祭祀五帝，赞玉币爵之事；祭祀大神大示，享祭先王，也如此。小宰凡是祭祀，赞玉币爵之事。大宗伯祭祀大神，享祭大鬼，祭祀大示，占卜日期，视察涤濯，临视玉鬯，省视牲镬，捧着玉齍，宣告大号。小宗伯小祭祀，掌管事务如同大宗伯的礼仪，都可以详细考证。这些都有精微的意旨，郑认为王冕所祭为小祭祀，是不对的。

小宾客，命令野外修治道路，储备物资。

郑氏说：小宾客指诸侯的使臣。

大军旅，率领其众庶。

郑锷说：“大军旅，那么大司徒用旗帜召集民众，小司徒率领其众庶以趋向大司徒所召集的地方。”

小军旅，巡视役事，治理其政令。

黄氏说：役卒，是役事。《小雅》说：劳还役。○贾氏说：小军旅，指使臣征伐；大军旅，天子亲自出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视；如果是大功役，那么大司徒巡视。○郑锷说：小军旅的时候，人徒虽然少，然而战争是危险的事，怎能没有筑军垒、修城堑的役事？应该有政令来统一他们，小司徒巡视其役事而治理其政令，那么人们畏惧威严而趋向事务，不敢怠慢了。○黄氏说：六乡不参与司马的征伐，有王命起用他们，那么小司徒率领并召集他们；司徒、司马调遣郊军，那么其官吏率领他们，小司徒巡察他们而治理其政令。○王氏详说：小司徒在大军旅，率领众庶而不说治理政令；在小军旅，说治理政令而不说率领众庶。这是众庶的事，小司徒可以率领并致于大司徒，而不能治理；政令的事，小司徒可以用于小军旅，而不能用于大军旅。

大丧，率领邦役，治理其政教。

郑康成说：“丧役，指正棺、引柩、复土。”○史氏说：“兴土工以进行因山的役事。”

黄氏说：“与遂人治理野役的政教相对，爱敬之情施行其中。”

凡是建立邦国，设立其社稷，端正其畿疆的封界。

贾氏说：诸侯也有三社三稷，指国社、侯社、胜社，都有稷配享。说设立其社稷，指用文书法度给予他们，不能每个国家都亲自前往。○郑锷说：大司徒设置了社稷的围墙，制定了畿疆的封界。小司徒又设立并端正它。大概地官掌管副职，权重位尊，诸侯受土以置社，或者为他们设置围墙，或者为他们建立祠堂；分土以建国，或者为他们制定封界，或者为他们端正封界，那么权力在朝廷，而诸侯不敢擅自专断。

凡是民众诉讼，用土地比邻来纠正它。

贾氏说：“民众有争讼，是非难以辨别，所以用土地的比邻来知晓是非”

译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人，共同进行公正的裁决。【○史氏说：“地比，是邻里之间相亲互助、互相担保的制度，可以用情义来裁决。”○易氏说：“这就是大宰八法中比居之法。”】

译土地发生诉讼时，用地图来纠正它。

郑氏说：地讼，是争辩疆界的人。○史氏说：图，是道路里程和疆界形状的图。○贾氏说：凡是丈量土地以建立城邑，在最初分封的时候，官府中就有地图，后来百姓有诉讼的，就用原本的地图来纠正它【○易氏说：这就是太宰八成中版图的方法】

年终就考核他所属官员的治理成效，并施行惩罚和奖赏。

郑康成说：“治成，是治理事务的统计。”○刘执中说：“施行政典政令禁戒而不亲自执行刑罚的，大司徒应当如此。因此所属官员的惩罚奖赏，小司徒可以专断。”

黄氏说：年终就考核他所属官员的治理成效。从乡郊到都鄙，有土地治理的都算是所属官员。土地治理详细，事情也多细小，所以小司徒考核他们的日常成效，能够自行施行惩罚奖赏。月要和岁成则呈报给○宰，治成大概是冡宰所施行的八法。

命令众官吏整理月计岁计的簿册，呈报事务。

贾氏说：众官吏指当值的六十名官员【○王昭禹说：凡是称吏，都指地位低下的人，从士以下都是，不只是府史胥徒之类】上文讲治成，是依据日常小成的统计，这里说月计岁计，是说月计岁计，汇总为簿册，而呈报他们事务的功绩状况，等待考核。○易氏说：小司徒呈报事务，是呈报给大司徒；大司徒呈报事务，是呈报给○宰。

正岁就率领他的属官观察教化法度，拿着木铎巡行说：“不遵守法度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命令众官吏公布禁令，修明法度，纠察职事，以等待国家的治理。

王昭禹说：“禁令是让百姓避开并遵守的，应当树立标志，让他们知道缘故。公布禁令修明法度，是让各自修明他们所遵守的法度，防止亏缺废弃。纠察职事是让各自纠察他们所治理的人，防止松懈散漫。”

等到大规模考核时，六乡四郊的官吏平定教化治理，端正政事，考核夫屋以及人口多少，六畜兵器，以等待政令。

贾氏说：大比也是三年大考核，考核户口，六乡四郊的官吏，是指比长、闾胥以上分布在四郊的人。○王昭禹说：说六乡而兼带四郊，是六乡之间的闲田，县师所治理的地方。○林氏说：教治是所主管在教化，如十二教之类【○项氏说：平定他所主管的教治。○刘执中说：评定他教治的优劣】政治是所主管在政令，如土地之政之类【○项氏说：端正他所施行的政事。○刘执中说：论定他政事的得失】○王氏说：考核夫屋，考核接受田地的夫和居住里的屋，催促他们及时居住，以端正治理他们的怠惰，是适宜的【○郑康成说：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出地贡的三人相互担保。○刘执中说：稽查考核他们夫屋的盈余不足。○黄氏说：六乡余民居住在四郊之内，专门用来安置工商薮牧之类，所以敬仲治理齐国有士乡有工商之乡，仿效先王这样做，考核夫屋可知没有公田】○王氏说：考核人口多少、六畜、兵器，也就能够知道增减有无，以等待征役、施舍、惩罚奖赏的政令【○贾氏说：以等待国家政令所需要的就供给它。○项氏说：政令就是大比有所稽查考核】

周礼订义卷十七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十八 宋 王与之 撰

乡师的职责，各自掌管他所治理乡的教化，而听断他的治理。

王昭禹说：乡师，是教官的首领，所以教化他的属官，所以称为师。○易氏说：乡师，下大夫四人，那么两人共同主管三乡，所以说各自掌管他所治理乡的教化。

郑康成说：听断是平定察验。○刘执中说：六乡大夫已经专断他们乡的治理了，这里又听断他的治理的是大事，不是乡大夫可以断定的。乡师接受并听断他的治理，大司徒审察并听断他的判定【○贾氏说：从乡大夫以下到伍长，各自听断他们的百姓，现在乡师又听断他的治理，是担心乡官有滥失】

用国家的考核法，按时稽查他们夫家人口的多少，辨别他们的老幼、贵贱、废疾、马牛等物，辨别可以服役的和可以施舍的，掌管他们的戒令，纠察禁令，听断他们的狱讼。

郑锷说：小司徒有九比之法，用来稽查夫家的数目，称为比法。乡师用法则称为国比之法，说这法是国家之法，而不是乡师所制定的【○林氏说：就是大司徒五家为比之法】○项氏说：小司徒先贵贱，乡师先老幼。大概朝廷没有比爵位更重要的，乡党没有比年龄更重要的。可以服役为军队，所谓可以服役的，是家三人之类。告诫他们使谨慎，命令他们使执行，纠察他们使不放肆，禁止他们使不做。○易氏说：稽查他们夫家人口的多少，是说可以服役的；辨别他们的老幼贵贱废疾，是说可以施舍的。牛靠力气来载，马靠力气来驾，不能没有老壮强弱的不同，也有可以服役可以施舍的。乡师都跟着辨别【○王氏说：小司徒使登记六畜，辨别它们的物，而乡师只辨别马牛之物，是因为率领田役为事，那么所需要的只是马牛而已】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纠禁，最后以听断狱讼。这固然是听断他的治理，而不是用来作为教化。然而在未争未有过之初就预先折服其萌芽，这才是用来作为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