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三十三

译放置的位置，如《礼运》篇所说“酒在室内，醴酒在门内”之类，斟酒时使其适合饮用，各自不同。四季祭祀所用的器物也不同，如郑锷所说：辨别其使用的适宜之处，那么尊中所盛的酒必定用于献祭，而彝中所盛的酒必定用于灌地降神。盛放郁鬯及醴齐等酒，如郑锷所说：辨别所盛放的物品，那么郁鬯用来盛放于彝，不可盛放于尊；齐酒用来盛放于尊，不可盛放于彝。

译王昭禹说：“先说掌管六彝，后说掌管六尊，这是尊卑的次序。至于祠、禴、烝、尝、追享、朝享，都是先彝后尊，这是使用的次序。”郑锷说：“这里说六彝、六尊，幂人却有八尊来盛放五齐、三酒，为什么呢？如果五尊盛放五齐，那么一尊就常无用；如果用罍盛放三酒，就不应称为八尊。大概尊与罍分开命名则不同，合起来说则都称为尊罢了。”

春祠夏禴的祼礼使用鸡彝、鸟彝。

郑康成说：祼礼使用圭瓉，酌取郁鬯，这是初次献尸。之后用璋瓉酌取亚祼。《郊特牲》说：周人崇尚气味，灌礼使用郁鬯的气味，郁香混合鬯香，阴气通达于深渊，灌礼使用圭璋，是利用玉气。灌礼之后，然后出迎牺牲，这是致阴气【贾氏说：郑康成引用《郊特牲》来证明祼礼使用郁鬯以及使用圭璋，又说灌礼之后然后迎牲，是指后亚王祼之后，王才迎牲。此注说后亚灌之后，王才迎牲，与《内宰》注不同。《内宰》取王事自相亚，其实以司尊彝为正】郑锷说：祼献必定使用彝尊，不是随便作为盛放鬯齐的器具而已，而是各因时而使用，时节不同则器具不同，各因时节来表明意义。鬯必定盛放在彝中，春祠的彝则装饰以鸡，鸡是东方的畜类，岁起于东，于时为春【王昭禹说：春是时节的开始，而鸡因其司晨且属木，所以用鸡彝】夏禴的彝则装饰以鸟，鸟是凤。《书》说：我则鸣，鸟不闻，指鸟为凤。夏为文明，而凤具五色，是文明之禽【王昭禹说：夏在五行中属火，而鸟属火，所以用乌彝】王祼献之后，后亚献，所以用二彝，王酌取其一，后酌取其一。

都有舟。

郑康成说：“都有舟，都有罍。说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都有，是相同的。”郑锷说：“尊有罍，是备齐酒之乏；彝有舟，岂不备鬯之乏吗？舟的形制，陆佃说如当今酒船之类，酒船喻舟，其义甚明【郑司农说：“如当今承槃”】但如今宗庙中尊罍没有这种制度。易氏说：“考察礼制，彝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郑氏说舟是尊下的台，所以礼家不言所受，这不必论。大概舟这种东西，量其所受，有济物之利；超过其量，有沉溺之害。雷这种东西，应时而动，有泽物之利；动不以时，有浸淫之患。知道舟罍的警戒，就知道先王设置尊罍的意图。”

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

愚案：此即九献之礼，已见于笾人。

薛氏说：祼礼，是用来求神于阴而礼敬之。二祼之后，有朝事、馈食与卒食，用来完备九献，而二祼则不与焉。朝践以荐腥为主，王酌取醴齐而始献，后亚之，诸臣终焉，这是朝践的三献。馈食以荐熟为主，王酌取盎齐以始献，后亚之，诸臣终焉，这是馈食的三献。馈食之后，尸有献酒之礼，这是人道的终结。于是有献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瑶爵，为一献，诸臣亦一献，这是九献。

王氏说：朝践者，是笾人、醢人所说的朝事。践指笾豆。《诗》所谓“笾豆有践”，再献者，是笾人、醢人所说的馈食。以朝事为初献，则馈食为再献。朝献即朝践，以笾豆言之，则曰践；以爵言之，则曰献。相备也。馈献即再献也，以序言之，则曰再；以物言之，则曰馈，亦相备而已【王昭禹说：祭祀以祼为始，而萧乃在于朝践之后，所以礼曰“既奠然后萧”，又曰“建设朝事，燔燎羶香祼，然后朝践以荐血腥”。礼所谓“腥其俎者”是已。朝践而后馈食，荐以熟，礼所谓“熟其肴者”是也。祼者求诸阴，故在室中，而书所谓“王入太室祼”是也。朝践者阳，馈食者阴。馈食虽为阴，乃所以致食味之道，故其节同在于堂，而礼所谓“坐尸于堂”，又曰“设祭于堂”是也。且人之生，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朝践者用气报气，而事之以天道；馈食者用味报魄，事之以人道。今特牲、少牢之礼，自馈食后而尸有饮食之礼，此先王之事，其亲制之以死生之间者也。李嘉防说：秋冬不曰朝践，乃曰朝献；不曰再献，乃曰馈献。春夏属阳，生长之时，以气为主；秋冬属阴，物成之时，以味为主。故秋冬曰朝献、曰馈献】

郑锷说：献字本戏字误转为献。毛诗传谓之牺尊，牺与戏字同音。奈何康成读牺为素何切，凿为之说曰：画为牛形，婆娑然甚无理。春而耕，耕必资牛，故春之尊为牺牛之形。夏用象

译尊者，是象征南方之兽的礼器，它的形状极其巨大。因为夏季万物丰盛宏大，所以夏季的尊者做成象的形状。在祼礼结束后，迎接牺牲进入宗庙，宰杀牺牲并献祭，血腥之气开始弥漫，这时进行朝践之礼，使用两个献尊来盛放醴齐。等到进献熟肉的时候，称为再献，使用两个象尊来盛放盎齐。之所以必须使用两个尊，是因为君王酌取其中一个，王后酌取另一个。○陈及之说：一个尊盛放明水，一个尊盛放郁鬯，一献尊盛放齐酒，一献尊盛放泛酒。所以祼礼使用鸡彞、鸟彞，朝践和再献必定使用两个尊【○李嘉防说：经文既然说春祠、夏禴，祼礼使用鸡彞、鸟彞，那么春夏各自使用其中一种，是很明显的。至于下文说：朝献使用两个献尊，再献使用两个象尊。这是春天使用献尊，夏天使用象尊，每种尊各用两个来盛酒，那么特别强调“两”和“再”。秋冬所使用的彞，每种尊也用两个，也是这样。各自顺应时节来体现礼义，并不是鸡彞、献尊用于春天而夏天也兼用，鸟彞、象尊用于夏天而春天也兼用，那样就会杂乱而没有区别了。明水和酒则是常礼，不必多论。酒正用来充实八个尊，那么有泛酒、明水合在一起成为八个罢了】

译我按：这种说法在祼礼部分完全正确。但说到使用尊器的地方就有问题了。经文说朝践礼用两献尊，再献礼用两象尊，总共是四尊。每次献酒，王与后各酌取其中一尊，朝践两次，再献两次，共用四尊，足以供应四次献酒。如果像所说的那样，春季用两献尊，夏季用两象尊，怎么能凑成九献的礼仪呢？

都有罍，这是诸臣用来酬酢的。

郑锷说：“罍上有云雷的纹饰。”陈祥道说：“罍是用来盛酒以供给尊长饮用的。《诗经》说：‘瓶子空了，是罍的耻辱。’那么罍这种器物很大，称它为罍，是有雷的意象。大概雷按时节出现，就利于万物，反之则成为灾害。器物做成罍的样子，只是起警戒作用罢了。《礼记》说：‘整天饮酒而不醉，’这是先王用来避免酒祸的方法。尊长取其止息而安定的意思。”李嘉防说：“在朝廷的臣子如此众多，每次祭祀难道四尊就能供应？必定有罍来辅助，作为诸臣酬酢的准备，所以有两个。”这是说罍辅助尊器，就像瓶子辅助罍一样。

郑锷说：从初祼一直到馈食之献，王与后各四次，总共八献。诸臣于是酬酢尸，大概是不敢与王共用尊器，所以酌取三酒来酬酢尸，总共九献。郑玄说诸臣酌酒来自我酬酢，哪有这种道理？“昨”就是“酢”，饮酒的礼仪，百拜三行，称为献、酬、酢罢了。酢，是送的意思，所以它的字也写作“昨”，有送往的含义，大概是用酢来送尸，怎么能叫自己喝呢？薛氏说：“九献之后，礼节完备了，作为尸的人可以酬酢吗？那王主持祭祀，后跟随王，诸臣则从事于祭祀，如果有所省略，那么礼节就不完备。所以王首先献，后其次献，尸的酬酢也是王和后在先。说诸臣的酬酢，难道不是往返报施的礼节终于此吗？而且对上级公，就说王礼再祼而酬酢；对诸侯，就说王礼一祼而酬酢。这是主献宾而宾酬酢尸。人生在世，以饮食宴乐为相爱的恩情，以宾主献酬为相接的礼仪。等到他们死了，不忍心区别对待而断绝关系，这就是设置酬酢礼仪的原因。王在户内的东边接受酬酢，后在东房的中间接受酬酢，诸臣在西阶之上接受酬酢。司几筵有祭祀先王接受酬酢的席位，那么后和诸臣，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我按：祭祀有九献，现在只说祼、朝践、再献，而没有提到酳尸和诸臣作为宾客的献酒。王献尸则酌取朝践尊中的醴齐，后献尸则酌取再献尊中的盎齐，诸侯作为宾客则酌取盎齐，外面没有不同的尊器，所以不必再说。

秋季的尝祭和冬季的烝祭，祼礼用斝，都有舟。

郑锷说：郑康成读“斝”为“稼”，说秋天是万物收敛的时候，禾稼在西边成熟，所以祼礼用斝，以表明农事的完成。陆佃说：“《春秋传》说：燕国用斝耳贿赂齐国，那么斝有耳。”黄目，是画成黄目的样子。人的眼睛不曾是黄色的，鸟的眼睛则是黄色的，气的清明没有比鸟更甚的，所以《礼记》说：黄是中，目是清明。说从中酌酒而清明于外。冬天是万物归根复命的时候，祼礼用黄目，说清明于外而想要观察其复归。陆佃说：“鸡、鸟、虎、蜼的图案，取之于物；斝耳、黄目，取之于身。”

它们的朝献礼用两着尊，它们的馈献礼用两壶尊，都有罍，这是诸臣用来酬酢的。

郑锷说：秋天的时候，事物伤于末端，将要返回根本，已经收敛了华彩，将要取得果实，所以它的献酒，用着地无足的尊。王昭禹说：“万物在秋天为入，入为止，而着有止的意象，所以用着尊。”冬天的时候，人的功业已经完成，可以劳享而饮酒了，所以它的献酒，用酒壶之尊，名叫壶，有储藏积蓄的含义。《礼记》说：君在西边酌取牺象尊，夫人在东边酌取罍尊，就知道王与后不共用尊器，这就是为什么都是两个的原因。

凡是四季之间的闲祀，追享、朝享，祼礼用虎彝、蜼彝，都有舟。易氏说：郑司农把追享解释为追及其祖先所出，与大宗伯的馈食相同，称为禘；把朝享解释为三年丧毕而朝于庙，与大宗伯的肆献祼相同，称为祫。然而馈食、肆献祼列在四时之首，闲祀列在后面，怎么能称为祫禘？又五年一次禘，三年一次祫，是宗庙的大礼，怎么能作为四时的闲祀？考察《祭法》：王立七庙，一坛，一墠。叫考庙，叫王考庙，叫皇考庙，叫显考庙，叫祖考庙，都每月祭祀。远的庙为祧，有两个祧，享尝就停止了。离开祧为坛，离开坛为墠。墠坛有祈祷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离开墠叫鬼。解释的人说享尝是四时的祭祀，时祭之外，亲近的为祖、为考，每月朔日朝于庙，这就是朝享；亲远的为迁庙之主，有祈祷就追祭，这就是追享。这两者是四时的闲祀，列在祠、禴、烝、尝之后。郑锷说：先儒说虎是西方的义兽，蜼像狝猴而大，它的鼻子向上，下雨就自己垂下来，用尾巴塞住鼻子。郑康成说：“蜼，是猿猴类，仰鼻长尾。”大概是兽的智慧。追享及迁庙之主，世系已经远了，还不忘祭祀，这叫尊尊。尊尊直到远祖，可以称为义彝，刻以虎，是因为它的义。朝享

译在祖先的宗庙中行走，亲近感最为深厚，每月进行祭祀，这叫做亲爱亲人。亲爱亲人而不忘记每月的祭祀，可以称之为智慧。○用蜼（一种猿猴）来刻画装饰，是因为它象征智慧。○黄氏说：也是画蜼作为装饰。虎彝则是画虎。

译那朝践之礼使用两个大尊，再献之礼使用两个山尊，都配有罍，这是众臣所用来酬酢的。

王昭禹说：大尊是太古时代的瓦制酒尊，含有返本复始的意义。禘祭以义理追及祖先所从出的本源，也是以仁德返本复始，所以使用大尊。山尊画着山的形状，山含有以仁德兴利致养的意义。祫祭以奉养死者所归之处，在祖庙中合食，也是以仁德兴利致养，所以使用山尊【○郑锷说：再月之祭，是为了安顿祖先的神灵，所以酒尊刻成山形，取它安定以致养的意义】。易氏说：四时闲祀是非常之礼，开始时以人道求之，主动；结束时以人道事之，主静【○王昭禹说：春夏是动的时节，所以用动物形象；秋冬是静的时节，所以用静物形象。禘祫具有四时的意义，所以一个用静物，一个用动物】。○易氏说：成周时期功成治定，兼用四代的礼乐。四代的乐见于大司乐的职掌，四代的礼在这里得以体现。曾考察虎帷是有虞氏的宗庙，〇泰是有虞氏的酒尊，山罍是夏后氏的酒尊。又夏后氏用鸡彞，殷商用斝，周朝用着，象用黄，目用鲁壶。现在在六享之间兼用它们。

凡是六彞六尊的斟酒

贾氏说：六彞与郁齐为类，六尊与醴齐、盎齐为类。下面有凡酒，上面不说罍，是因为文字不完整。凡说酌的，都是过滤使之可以斟酒【○李嘉防说：司尊〇所说的，都是斟酒的事，不是说齐酒的清浊。那说献酌的，是摩莎过滤出它的香汁而斟酒；明酌的，是用茅过滤而斟酒；涗酌的，是涗和清酒而斟酒；脩酌的，是用水洗勺而斟酒。《郊特牲》疏说：酌是斟酌】

郁齐献酌

郑锷说：郁鬯固然不是齐名。叫郁齐，是因为过滤郁鬯必须用齐，然后才可以斟酒以祼献。说用齐，是明确不能用酒。因为郁是最尊贵的，用酒过滤它，就近乎亵渎；用齐过滤它，才是尊重它。康成读献为莎，献就是祼献的献，何必改字？○刘执中说：郁齐只在祼礼中使用，在献礼中最重，所以叫献酌。○王昭禹说：九献之礼始于郁齐，所以叫献酌【○郑康成说：《礼运》说：〇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齐次序排列，那么醆酒就是盎齐。○贾氏说：郁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齐中盎齐稍清的和郁鬯过滤，所以说涚于醆酒。○愚案：注疏认为这郁齐献酌就是《郊特牲》汁献涗于醆酒】

醴齐缩酌

贾氏说：醴齐浑浊，还用事酒的清明部分和醴齐，然后用茅过滤，使之可以斟酒，所以叫明酌【○郑锷说：《左传》所谓包茅不入，无以缩酒，《记》说：缩酒用茅，明酌也，正是这个意思】

盎齐涗酌

郑康成说：“盎齐稍清和，用清酒过滤它而已【○贾氏说：醆酒就是盎齐，盎齐稍清，也不说缩，那么不用茅。○愚案：注疏认为这盎齐涗酌，就是《郊特牲》醆酒涗于清】○王昭禹说：“《记》说：凡涗新之也。又说：醆酒涗于清。因为盎齐色葱白而尤其清，所以用酒涗【○郑司农说：涗酌者，捝拭勺而酌也】

凡酒脩酌

王昭禹说：三酒是人所饮用的，所以说「凡酒用以献尸，而尸饮焉」，那么尤其应该脩治它，以尽其味，所以叫「脩酌【○郑锷说：脩治使之明洁，然后才可以斟酒】

【郑康成说：脩读如涤濯的涤，涤酌以水和而过滤它。现在齐人把浩酒叫涤。○郑司农说：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

易氏说：「以脩视涗，那么凡酒为味；以涗视缩，那么盎酒为清；以缩视郁，那么醴齐为淳。大概宗庙之中，开始时以人道求之，结束时以神道事之，越近则越亲所以如此。」○郑康成说：「凡此四者，祼用郁齐，朝用醴齐，馈用盎齐，诸臣自酢用凡酒。只有大事于太庙，才备五齐三酒。」○王昭禹说：「献用五齐，这里说醴、盎二齐，大概泛齐从醴齐用于朝践，缇齐、涗齐从盎齐用于馈食。祭用五齐三酒，五齐最薄，所以致其义；三酒致味，所以效其实。以神事焉，所以用五齐；以人养焉，所以用三酒。」

黄氏说：「案司尊彞掌管器物罢了，郁鬯，郁人和而实之，那么五齐三酒之当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彞明其器用，使世妇掌之。」

大丧存奠彞

王昭禹说：朝奠夕彻，不立即去掉，所以叫存。○郑景望说：不知道神所享用的，不忍心撤去【○郑康成说：存，省也】○贾氏说：大丧之奠，有〇尊盛郁鬯，只有祖庙厥明将向圹，为大遣奠时有之。奠彻之早晚，无文案。《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那么朝奠至夕彻之，夕奠至朝乃彻。大遣亦然。

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说：「有

译因重大变故而举行祭祀，也怀着丧礼般的悲哀，向神灵祈祷，所以也保留祭品，不立即撤去。」○郑景望说：「意思是说等待神灵的回应。」

译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说：以几筵来命名官职，而其所掌管的是几和席，举出一项就可以类推其他项。○王氏详説说：筵铺在下面，席加在上面【○陈祥道说：铺展在地上因而变得宽广的是筵，加在筵上因而聚集起来作为装饰的是席】，而几则是立着设置的，用来等待尊者。养老有几种几筵，《行苇》诗所说的“铺设筵席”以及授予几案就是如此。礼待宾客有几种几筵，《肆师》所说的“重大宾客莅临时设置筵几”就是如此。说：几筵以尊卑为顺序；说：筵几以先后为顺序。

掌管五种几、五种席的名称和物品，辨别它们的用途和位置。

郑康成说：“五种几分左右，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五种席是莞席、藻席、次席、蒲席、熊席，用途和位置是所设置的席以及其处所。”○黄氏说：“莞席用纷帛作边缘，加上缫席用画纹作边缘，加上次席用黼纹作边缘，这是玉几所用的席；蒲席用缋纹作边缘，加上蒲席用纷帛作边缘，这是雕几所用的席；莞席用纷帛作边缘，加上缫席用画纹作边缘，这是彤几所用的席；熊席是漆几所用的席；苇席是素几所用的席；萑席用黼纹作边缘，与素几相同，这就是五种几五种席的名称和物品。”疏家认为苇席和萑席不计入五种席的数目中。

郑锷说：几和席的用途不同，意义各自有所主导，用名称来指代物品，用命名来区分它们。有的用于朝觐，有的用于祭祀。朝觐时位于宗庙窗户之间，大射时位于虞庠之中。祭祀先王的席位在宗庙的堂奥，接受祭肉的席位在宗庙的西南。用途不同，各自依据物品来阐明意义，所以专门设置一个官职来辨别它们。

凡是大朝觐、大飨、大射，凡是分封国家任命诸侯，王的席位设置黼依。

郑锷说：论述国家的礼仪，事情中最大的称为大朝觐、大享射、大封建、任命诸侯。大朝觐不是四季的常规朝会【○黄氏说：时防殷同，司仪所说的将联合诸侯筑坛的就是这个】，大享射，举行大享的礼仪，又与诸侯进行大射【○黄氏说：大享防同享诸侯，掌客所说的王联合诸侯而用享礼招待诸侯，长十有再献的就是这个，大射是泽宫的射礼】，大封建，就是割裂土地疆域而让他们拥有国家；任命诸侯，就是当面告知列国君主并命令他们办事。凡此都是大礼，所以仪制也不同。

贾氏说：《尔雅》说“窗户之间叫扆”，在扆的地方设置黼。黼就是白黑相间而呈斧形的花纹。这个斧形用大木板作为底座，就是《掌次》所说的“皇邸”。那里郑注说：“邸，后面的木板。”把这个斧形木板放在扆上，就把黼扆作为总称。根据《缋人》说：“白与黑叫黼。”根据色彩来说，如果根据绣在物体上，就是金斧纹。靠近刀刃处是白色，靠近斧柄末端处是黑色，取金斧割断的意义【○陈氏说：刚断，是先王暗中使用的，不是向上推崇的缘故，所以黼依设置在后面。用黼纹设置在下衣的边缘，绣黼纹设置在中间。六服以黼为后，其意思相同。○薛平仲说：画斧没有柄，是设置而不使用的意义】

王氏详説说：“《明堂位》以黼依的黼为斧斤的斧字，是取其所画的物品来说的；这里说黼依的黼为黼黻的黼字，是取其所画的色彩来说的。诸侯虽然有黼裘，用于誓省；虽然有黼裳，用于助祭，然而最初没有黼依的制度。这就是天子的席位有三重且有次席，席用黼纹作边缘而诸侯没有的原因。”

在依前面朝南设置莞席用纷帛作边缘，加上缫席用画纹作边缘，加上次席用黼纹作边缘。郑锷说：王的席位设置，依在前面必定朝南设置莞席而用纷帛来作边缘，加上缫席而用画纹来作边缘，加上次席而用黼纹来作边缘。既在左边设置玉几，又在右边设置玉几，无非是为了在依上设置黼纹以表明王者的威严。断依前面必定朝南以表明王者的继明【○易氏说：干位在西北，白与黑为黼，大概取之于西北的干。离位在南，圣人南面而治理天下，大概取之于正南的离。干的体性为刚，所以圣人依凭它。离的作用为明，所以圣人面向它】所设置的席位则是莞席，莞这种植物丛生在水中【○王昭禹说：莞是蒲中细小的。○陈氏说：《尔雅》说莞苻离，郭璞说：西人呼蒲为莞，莞是小蒲席】，那么完整而使用它，表明其品德的纯全。用纷帛来作边缘【○王昭禹说：织成纷帛】纷像绶带一样有花纹而狭长【○易氏说：莞是筵中清坚的，纷绶带用来作边缘】，表明其文采的缤纷在莞席之上。加上缫席，缫是将蒲蒻削去展开编成五彩，表明其有华藻的文采。用画纹来作边缘，画纹是云气【○易氏说：缫是席中柔懦的，画云气用来作边缘】，表明其文采在缫席之上。又加上次席，次是将桃枝竹排列编成【○郑司农说：次席是用虎皮做的席。○易氏说：大则是席中次列成文的，黑白黼纹用来作边缘】，表明其行事有次序的节度。用黼纹来作边缘，又以此表明其威断。莞席用纷帛作边缘以全体作为本质，缫席用画纹作边缘以文采作为修饰，次席用黼纹作边缘以斧形作为决断。有本质作为根本，有文采作为装饰，文质具备于内，然后用决断施行于外。所以莞席在下面，缫席在中间，次席用黼纹作边缘在上面。朝觐、享射、封国、任命诸侯的时候，其席位所设置的就是这样，谁敢不俯伏听命，以统一的德行来尊崇上天

译子乎。

陈氏说：席有纯边，就像衣服有镶边一样。○郑锷说：根据书籍考证，铺设席子都说是铺设多层席子，莞席铺在地上，是不叠加的。缫席、次席加在莞席上面，大概都是叠加的，与莞席合起来成为五层，这就与《礼记》的说法相合了。天子的席子叠加为五层，那么下文诸侯的席子也是叠加的就可以知道了【○贾氏说：依照前面南面以下，席子是三层的。凡是铺设席子的方法，最初铺在地上的那一层，就叫做筵，叠加在上面的就叫做席，以下都是这样。所以《序官》的注解说：铺陈在地上叫筵，叠在上面叫席。《礼器》说：天子的席子五层，诸侯三层。现在这里天子只有三层，五层是依据祫祭来说的，如果是禘祭应当是四层，时祭都用这三层。○陈氏说：王统治天下所以席子用三层，这是为了符合阳数的奇数，而诸侯则是遵循地道，多叠加一层席子是为了符合阴数的偶数。○王氏详说：《礼记》所说的是夏商时期，而《周礼》所说的是成周时期】

译左右玉几

郑锷说：“左右都设置玉几，表示凭借德行来获得安宁。”项氏说：“玉的质地是浑厚纯一的。”

陈氏说：“几，是君王用来倚靠以获得安宁的器物。君王在朝觐、防同（诸侯会盟）时站立而不坐。《曲礼》说：‘天子倚靠着斧扆站立，称为觐；在宁（门内）站立，称为朝。’《明堂位》说：‘天子背靠着斧扆站立。’这并不是有所倚靠。然而一定要设置几，郑氏解释《太宰》时认为：‘站立时设置几，是为了优待至尊者。’荀子说：‘周公背靠着依（斧扆）而坐，诸侯在堂下奔走。’这难道不是所传闻的说法不同吗？郑司农说：‘《顾命》记载：成王将要去世时，命令太保、芮伯、毕公等人穿着冕服，倚靠着玉几。薛氏说：‘《周礼》中的五种几，没有比玉几更尊贵的；《尚书》中的四种几，没有比华玉几更贵重的。所说的玉几，就是华玉几。’

祭祀先王时，酢（受祭酒）的席位也如同上述情况。

郑康成说：“昨读作酢，指祭祀时君王接受酢酒的席位。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吃完祭品后，君王饮尽祭酒，祝官接过酒杯，又斟酒授予尸，尸回敬君王。于是为君王在户内铺设席位，随后众臣致酒，才铺设席位。”易氏说：“在室中面向西接受酢酒，而不是面向南。专门提到酢席，说明没有几。相同之处只有席位罢了。”郑锷说：“接受酢酒时在户内铺设席位，都如同朝觐、享射时的位置，是为了供奉宗庙而安顿祖先，因为祭祀是为了接受福佑。”

诸侯祭祀时，铺设蒲席作为筵，用绘有花纹的丝织品做边缘，如同铺设莞席，用纷乱的丝线做边缘，在右边设置雕刻的几。

郑锷说：“诸侯祭祀时铺设蒲席作为筵，就用绘有花纹的丝织品做边缘，在上面加铺莞席，并在右边设置雕刻有花纹的几。用蒲席来表现柔顺服从的意思。”郑康成说：“不铺莞席而加铺缫席，是因为缫席柔软不如莞席清坚，而且对于鬼神更适宜。”绘有花纹的丝织品以四方相对为纹样，守护一方土地，而以柔顺服从居于下位，文采显现在外，然后才能接受天命建立国家，保有社稷，以福泽其子孙，所以祭祀的席位就是这样。王昭禹说：“有说绘有花纹的边缘，有说画有图案的边缘，大概分布色彩称为绘，摹画成形称为画。《考工记》说：青色与白色相间，红色与黑色相间，像这样称为绘；又说：山用章纹，水用龙纹，像这样称为画。”易氏说：“天子有次席和黼纹边缘而不用于诸侯，是因为诸侯不可以崇尚自然的文采，不可以专断裁制的意义。诸侯有蒲席和绘纹边缘而不用于天子，是因为蒲席不如莞席细密，绘纹不如画纹工整。”

项氏说：“蒲柔软而绘有文采，莞坚硬而粉洁。不铺莞席而加铺缫席，是因为这是君王所降低的，却是诸侯所尊尚的。”

薛氏说：“诸侯祭祀时席位右边设几，国宾席位左边设几。那么祭祀是阴事，所以设在右边；宾客是阳事，所以设在左边。”郑氏注释《士虞礼》说：“认为主人属阳长居左，鬼神属阴长居右，这是正确的。”然而鬼神虽然居右，不一定都是鬼神，所以甸役也设在右边，因为甸役是阴事。

易氏说：“天子在左右设置几，诸侯则阴事尚右，阳事尚左，这也是尊卑的区别。在一几一席之间，大的分别就存在了。”

酢席铺设莞席，用纷乱的丝线做边缘，加铺缫席，用画有图案的丝织品做边缘。国宾在窗前，也如同上述情况，在左边设置红色的几。

郑康成说：“昨也读作酢。”郑锷说：“尸回敬的席位，用莞席来崇尚质朴，用缫席来表现文采，只有文质兼备，才能接受神灵的福佑。”王氏详说：“天子的酢席与祭祀席相同，诸侯的酢席与祭祀席不同。大概天子至尊，可以与鬼神共用席位；诸侯则不行。也就像天子的酢酒用醴齐，与鬼神共用尊爵；众臣的酢酒用罍，与鬼神不同尊爵。酢席、酢酒不同如此。然而说酢席则没有几，祭祀时神灵倚靠几吗？”李嘉谠说：“君道贵在刚强，臣道崇尚柔顺。人君朝觐、享射、任命诸侯的大礼，既然以三重为制，那么祭祀以招致鬼神，接受酢酒以享受鬼神的福佑，都不改变这个席位的数量。这是君道纯一的意义。诸侯有庇护百姓的大德，有事奉君主的小心，居上治理下，升龙降龙，其道则二。所以祭祀用一席，接受酢酒延请宾客用一席。”刘执中说：“几则是神灵居右而人居左，席位则是降低君王一等而区别于神灵。”

黄氏说：“特别为国宾在此设置席位。先郑说：《礼记》中的‘国宾老臣’，就是掌管宾客的诸侯之长吗？后郑说：诸侯来朝，卿大夫来聘，都得以使用，岂不是近乎没有章法吗？”郑锷说：“邻国的卿大夫来聘，称为国宾。主人在阼阶，那么宾客在户牖之间，如同接受酢酒的席位，表示国宾文质彬彬的意思。”郑司农说：“在窗前铺设筵席。”

王氏详说：“王氏认为诸侯左边设彤几是祭祀时下筵，国宾则不设几，曾不知道鬼神的几居右，人道的几居左。如果用左彤几来对待鬼神，那么上文诸侯祭祀右边设雕几。如果用左彤几作为众神所倚靠而用于祭祀之间，这不是用来礼敬鬼神的方法。那么彤几用于延请宾客，正是用来对待宾客的。”郑锷说：“在席位左边设置彤几，以表示国宾有文明的意思。”项氏说：“彤则是红色，以显示文采。”

甸役则铺设熊席，在右边设置漆几。

译几

郑康成说：“是指王畿内负责祭祀表貉的官员所铺设的席子。”【○薛氏说：“经文说的是甸役，并没有提到祭祀，郑氏的说法果真像他所讲的那样吗？”】

译郑锷说：田简众役，任用众人必定以果敢坚毅为首要，所以席子用熊皮制作。熊，是猛兽中坚毅而令人畏惧的。○王昭禹说：用熊皮装饰席子，或者在席子上画熊。

易氏说：几案用漆装饰，表示端正坚固。漆几，属于右侧的阴事【○郑锷说：设置几案以便神灵依靠，神灵幽暗阴隐，所以几案设在右边】。

凡是丧事，铺设苇席，右边放置素几。如果是柏席，用萑（音丸）和黼作为边缘装饰。诸侯则用纷作为边缘装饰。每敦（音道）配一个几案。

郑康成说：丧事，指凡是祭奠。萑，像芦苇但更细的草。○郑司农说：柏席，是紧贴地面的席子，苇席铺在上面。○项氏说：柏席、敦，都没有得到确切的解释，恐怕是器物，像玉敦之类，用来盛放黍稷。有人说：柏席，是承载黍稷的席子，这种说法似乎通顺【○郑康成说：敦读作焘，覆盖的意思。棺木在殡宫时，则用椁覆盖；下葬后，则加见，都是指覆盖。○贾氏说：棺木在殡宫时，则用椁覆盖，即《檀弓》所说：天子用涂龙輴的椁覆盖。说下葬后加见，就像《既夕礼》中下棺完毕后，则加见，见指道路上张挂帷荒，将要入藏以覆盖棺木，说见的原因，是因为棺木不再出现，只见到帷荒】。

凡是吉事更换几案，凶事沿用几案。

郑康成说：“吉事，王在宗庙祭祀，在室内行裸礼，在堂上行馈食礼，在祊行绎礼，每件事都更换几案。侍奉神灵讲究文饰，表示更新；凶事指凡是祭奠的几案，早晚相因。丧礼简略【○刘执巾说：‘凶事沿用几案，是因为不知道神灵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凡是其位处都设置几案，就像《顾命》中的四个仍一样。’○李嘉防说：‘吉事不止祭祀，凡是视朝、觐见、飨射、燕饮没有固定场所，所以必须更换几案；丧事有固定的事务，有固定的场所，沿用几案是适宜的。’】王昭禹说：‘吉事崇尚文饰，凶事崇尚质朴，更换几案以文饰为尚，沿用几案以质朴为尚。’”

贾氏说：“阮谌说：几案长五尺，高二尺，宽二尺。马融认为长三尺。旧图认为几案，两端红色，中间黑色。”○李嘉防说：“筵席之间，短不超过寻，长不超过常，中间的不超过九尺。边缘装饰的制度，上不超过黼，下不超过缁。布卷的时候，必定从末端捧起。像桥衡铺设，必定请示方向；上升必定从下面。”

天府设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锷说：“王者所有的天下，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天子的宝物。镇国之宝的重器，则先祖承受天命；而后传承生民的数量，则是上天所托付。五谷的数量，则是上天所生。治理中用来考察吏治，则是奉行天意而执行赏罚之法。它所储藏的府库，特别命名为天大府。虽然九府的首领，不过掌管财用而已，怎能与之相同呢！”

王氏详説说：“天府所储藏的，是国家的宝器。然而难道只是玉吗？官府、乡州、都鄙的治中，民数、谷数、贤能之书，都是国家的宝物。由此可知成周之时，以政事为宝，以人民为宝，以民食为宝，以贤能为宝，不只是以珠玉为宝而已。”

薛平仲说：“礼寄托于灌礼，既然足以感通幽隐而没有欠缺，那么礼维持天下的作用，大概可以信赖了。这是天府以下的官员，都有体现礼维持之功的地方吧？”因此国家的玉镇宝器，承受于祖先而守护储藏于宗庙。如果使这礼不足以维持天下，那么僭越天之分的人，大概会有盗窃窃取的了。所以天府的官员，首先在这里，虽然有守护储藏的不同，而国家的玉镇宝器确实优先。大概这礼维持的大作用，府库命名为天，其大可知。至于用玉制作五瑞，用来记述天宠；因瑞而分别五命，用来确定天瑞；因命而差异五服，用来彰显天命。礼足以保护天府所储藏的，那么五瑞、五命、五服都由这礼来严明其分际。礼的功用，本来就是这样。

掌管祖庙的储藏及其禁令。

郑康成说：“祖庙，始祖后稷的庙，其宝物世代相传守护。如鲁宝王大弓。”

易氏说：王者的基业，传承于先祖，而后承受天命，以拥有天下。凡是历代的玉镇大宝器，都可以拥有而储藏。掌管祖庙的守护储藏，是先王的器物守护及其禁令，那么王者以道守护其器物【○项氏说：所守护有人，则所储藏有物】○郑锷说：守护储藏在这里，必定有禁令作为防守的器具，然后可以保全而不坠落，而人不敢萌生觊觎窃取之心。

凡是国家的玉镇大宝器储藏在这里。如果有大祭、大丧，就取出陈列。事情完毕，再储藏起来。

郑锷说：玉的美者，可以作为国家的镇宝。如〇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类，器物的大者，为历代所宝。如崇鼎、贯鼎、大贝、鼖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类。康成认为玉瑞、玉器的美者，储藏在这里。典瑞难道专门掌管其不美者吗？祖庙的守护储藏，那么先祖所传承的，国家的玉镇、大宝器，则是国家的至宝，可以与祖物一起传承的，也储藏在这里。大祭的时候，取出陈列，以昭示祖先传承此以及后。陈列

译这些，是用来彰显他的功绩的。在重大丧礼中陈列这些，是用来彰显他的才能，坚守这些以善始善终。郑玄说陈列这些是为了美化国家，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美化国家。事情结束后又随之将它们收藏起来，传承他所珍视的宝物，守护他所传承的东西，将以此作为万世的荣耀。

译凡是官府、乡、州以及都鄙的治理文书，天府都接收并收藏起来，用以禀告君王，考察群吏的治理情况。

郑锷说：郑玄的解释，认为“治中”是治理职掌簿书的要点，用道理来推究，大概是指治理之道中符合法度、可以作为楷模准则的部分。天府以守护宝藏为职责，所以凡是内至官府，近至乡州，远至都鄙，群吏的治理中有符合法度者，就接收并收藏起来【○贾公彦说：没有提到六遂及四等公邑，是文字简略】。这样或许可以用来禀告君王，用这些来考察群吏的治理，让君王看那些符合法度的作为准则，那些簿书的要点，有什么关系呢？○易氏说：官府、乡州及都鄙的“治中”，是计算治理情况的文书，与玉镇大宝物一同收藏在天府，是因为百姓也是国家的宝物，官吏尤其亲近百姓，先王对此深加重视。比如将贤能者的名册登载于天府，教化就能合乎中道；将百姓粮食的数量登载于天府，政事就能合乎中道；将诉讼案件的情况登载于天府，刑罚就能合乎中道。凡此种种，无非是“治中”的文书【○刘执中说：“治中”就是治典，因为建立天下的中道，所以称六典为治中，在《顾命》中称为大训，大概与河图一同作为宝镇了】。天府接收并收藏它们，用以禀告君王考察群吏的治理，那么吏治就会更加谨慎，民心就会更加稳固，然后才可以永远保有天命，而玉镇大宝物也就能够守住了。

郑锷说：解说的人认为司会考核日成、月成、岁成，用以禀告君王及冢宰决定废置。太宰听取百官的述职，而禀告君王决定废置，还哪里需要依靠守藏的官吏接收“治中”来禀告君王呢？我认为这是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渐的意思。奸邪之人之所以敢萌生窥窃之心，实在是因为上位者不能明察其邪正。上位者之所以不能明察，实在是因为没有方法去考察。上下废弛，逐渐导致大坏。有问鼎的楚子，有窃玉的阳虎。这就是圣人命令天府接收“治中”来禀告君王的原因，大概是守护的方法吧【○李嘉祐说：考察职掌治理的，天官必定由天府禀告君王，这是禀告以祖宗的意思，否则吏治频繁更动，中道将在哪里？难道足以安抚祖宗的英灵吗？】

春季首月，用牲血涂抹宝镇及宝器。

郑康成说：“上春即孟春，衅，是指杀牲用血涂抹。”○郑锷说：“凡是宝物所在的地方，必定有神主宰，所以杀牲来涂抹，是为了禳除不祥。但一定要用上春，是为了表明守护不失，到了岁首而更新，新之又新，以至于无穷吗？”

凡是有吉凶之事，在祖庙之中，负责浇水洗手、手持蜡烛。

郑康成说：吉事，是四季祭祀；凶事，是后王丧事，在祖庙朝祭的奠礼【○贾公彦说：小祝在大祭祀时给尸浇水洗手，小臣在大祭祀时给君王浇水洗手，这两官所浇水洗手在祖庙，那么天府就为他们手持蜡烛照明。如果士师职掌祭祀五帝，给尸浇水洗手不是祖庙的事，就不参与持烛】

郑锷说：吉凶之事，君王与群臣如果在祖庙有事，掌官负责浇水洗手以达到洁净，又负责手持蜡烛以提供光明。祖庙的守藏，只有明智才能守护而不失。春秋定公八年，记载“从祀先公盗窃宝玉大弓”，大概是因为祭祀太庙而盗贼得以窃取。由此可知宝镇宝器都藏在祖庙，以表明这些器物是由祖先的功德所得，子孙才拥有，也是本于先祖。如果不明智，怎么守护呢？这就是让他持烛的原因。

冬季末月，陈列玉器以占卜来年的吉凶。

郑司农说：贞，是问卜。○郑锷说：先王防患远忧，因为百姓深厚，所以常常长虑却顾，作为灾害的防备。尝祭之日占卜，芟狝之日占卜，戒社之日占卜，认为耕种还不足以知道来年的休咎，又在季冬之月，太阳穷尽于次，星辰穷尽于纪，岁将更始之时，而预先占卜。当问卜时，天府的官员陈列玉器以礼神。玉这种东西，是阳精的纯粹，将要与神灵交通，所以必定用玉。问卜者，是大卜的职责，天府掌管取出玉器并陈列。

如果要迁移宝物，就捧送它。

郑康成说：“奉即送。”○贾公彦说：“迁宝，是指君王迁都，那么宝物也迁往天府，捧送到那里新庙的天府。”○郑锷说：“迁移就捧送它，与宝物一同前行，先王难道是因为爱宝物吗？实在是因为世代守护，不敢丢失。”

如果祭祀天的司民、司禄而献上报民数、谷数，就接收并收藏起来。郑锷说：考察小司寇的职责，孟冬祭祀司民，向君王献上报民数，君王拜受，以规划国家用度，那么祭祀司民献民数，是小司寇的职责；春官司禄的职责缺失，其祭祀司禄之神，或许与司民的祭祀相同吗？司民，是轩辕的角星；司禄，是文昌宫的星。又说下台为司禄，禄的意思就是谷【○易氏说：考察天文志，司民为轩辕角，其十七星的两角，有大民、小民；司禄，是文昌三台的第六星。天上有这些星，先王以此命名官职，又让他们以民数、谷数登载于天府。大概君王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这民数、谷数的登载，所以必定要等到祭祀天的司民、司禄】所以谷数就由司禄的官掌管，小司寇献给君王，君王接受后登载于天府。天府接收并收藏它们，守护宝镇所依赖的就是这个原因。然而民数，是天所赋予；谷数，是天所生，

译用来养育百姓。君王奉行天命、治理民众，民众和粮食的数量收藏在天府，是适宜的。一定要祭祀司民神、司禄神，然后才呈报这些数目。因为司民神，是掌管人生命运生死的神；司禄神，是掌管年成粮食丰歉的神。每年孟冬时节，民众数量的增减、粮食数量的多少都已经可以知晓，于是祭祀他们所掌管的神灵，然后才呈报这些数目。天府的官员将其收藏，意思是说，从此以后有民众来守卫邦国，有粮食来养育百姓，祖庙的守藏可以说做到了守护而不失守了。【○林氏说：每年呈报民众数量、粮食数量，是最为达成太平盛世的重要事务。《管子》说：制定国家制度，设立二十一个工商之乡，六个士人之乡，十五个农夫之乡，三分其制来说，就是所谓的七分之三是民众，五分之三是农夫，五分之二是工商。先王之所以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是为了想要均衡民众数量、粮食数量，使根本与枝末相当，作为来年的制度依据罢了。至于水旱灾害等意外情况的发生，则一定要有储蓄来应对。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三十年，必定有十年的储备，这就叫做太平。所以说每年呈报民众数量、粮食数量，是最为太平盛世的重要事务，就是这个道理。我曾经考察古代，民众数量确实体现在九官所治理的事务中，九功所歌颂的内容里，《大禹谟》中关于用人的记载，周公将其记录在册，孔子对其版籍表示敬意，孟子阐述其道理，观察他用来讽谏齐、梁、滕、鲁诸君，以及回答北宫锜、毕战提问的方式，大体都是这个宗旨。既然如此，那么自古以来，先民有所作为，他们用来规划治理以富强国家、养育万民的方法，其关键实在就在这里。谁说可以忽视而不思考，从而坐视天下百姓陷入困穷呢？】

译孙氏说：知道应当守护什么，却不知道守护的方法，那么还不足以守护。所谓贤人的名册，能人的名册；所谓百姓的数目，粮食的数目；所谓治理中枢；所谓盟约，这些都是用来守护这个宝器的。如果不任用贤人、使用能人，谁去首先治理国家呢？如果不担忧百姓、使粮食充足，谁去辅佐拥戴那个位置呢？官府、乡、州、都、鄙的治理中枢，是用来提持这个宝器的方法；国家的大盟约，是用来维持这个宝器的器具。都把它们登记在天府，让玉镇、大宝一同收藏，大概继承帝位、守成之君，就知道所守护的在这里，不至于仅仅拥有空虚的宝器就以为安定了。【○郑锷说：解说的人认为乡大夫把贤能的名册献给天王，天王登记在天府，这里没有提及，为什么呢？我认为百姓和粮食，是所凭借用来作为守护宝镇器具的东西，而贤能的名册，只是显示它被尊崇到与鼎宝同等，并不是用来作为守护的器具】

周礼订义卷三十四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三十五 宋 王与之 撰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郑康成说：“典瑞，就像现在的符玺郎。”○郑锷说：“瑞和器，都用玉来做，一同掌管在这里。官名特别称为‘典瑞’，大概是因为器是用来礼神的，不担心臣下擅自改作，只有瑞作为合符的凭证。天子用它来检验诸侯，以知道他们的顺从或违抗；诸侯用它来合乎天子，以显示他们的臣服。这不是祭器可比拟的，掌管它的人尤其应当严肃，所以特别用瑞来命名官职。”

掌管玉瑞、玉器的收藏，辨别它们的名称、物品以及使用的场合，设置它们的服饰。郑康成说：“人拿着来见君王的叫瑞，礼神的叫器，瑞是符信。”○郑锷说：“玉瑞，是王与诸侯所执的圭璧，使者所执的瑞节；玉器，是祀天、祭地、灌先王，致四时的圭璧璋瓉。有的叫圭，有的叫璧，它们的名称不同，颜色也各异，所以应当辨别它们的名称、物品以及使用的场合。有的祀天，有的祭地，有的朝日，有的覜聘，有的治德，有的结好，有的和难，所以又应当辨别它们使用的场合。设置缫借作为它们的装饰，内有宝物来体现它，外有文采来彰显它，然后礼仪才可观。”

王插着大圭，拿着镇圭，缫借五彩，五就，用来朝日。

郑司农说：晋读作搢绅的搢，意思是插在大带和绅带之间，像佩带剑一样【○贾氏说：凡带有两种，大带，大夫以上用素色，士用练色，就是绅。还有革带，用来佩玉等。现在插笏的，插在绅的外面，革的里面，所以说绅带之间】玉人的职掌说：大圭长三尺，上端削薄，末端像椎形，天子穿着它；镇圭长一尺二寸，天子守护它。

杨氏说：大圭不雕琢，象征天道的质朴。朝日仅次于祀天，所以插着镇圭用来朝日。所以拿着它【○愚案：镇圭的说法已见《大宗伯六瑞》】日是众阳之宗，上面有参赞天地神明的作用，所以用大圭、镇圭、缫借来朝日。

陈氏说：“《曲礼》说：拿着玉有借的就袒露上衣，没有借的就穿着上衣。《左氏》说：藻率鞞鞛。郑氏说缫是用来荐玉的，木为中间的骨干，用皮革包裹并画上图案，大小如同玉的大小。大概玉的借以藻而缫之，长度视玉的颜色，以象征德行的文采，就以象征文采的完成。君子以贞刚的质地存在于内，以柔顺借之于外，又有文采，然后才可以行礼了。玉五彩五就，颜色不超过五种。公侯伯都是三采三就，递减以两。子男大夫聘玉都是二采的，礼穷则同。缫或作藻。冕藻用丝织成，那么圭缫也一样。郑氏与杜预都说用皮革做，没有依据。缫可以垂下可以弯曲，那么比玉宽了。郑氏说各自视其玉的大小，也没有依据。圭缫都有组来系着，聘礼所说的皆〇纁系长尺绚组就是。璧缫也一样。《春秋传》所说的楚平王再拜皆厌璧纽就是【○贾氏说：下文有三采的，也是一采为一就，又说二采一就的，因为臣行聘不得与君同，所以二采采为一行，二采共为一就。凡说就的，或两行名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或一匝二行为二就，就即等也。所以聘礼说：缫三采六等。朱白苍注说：三色色为再就，即六等。杂记也说三采六等，注说：以朱白苍画之。再行行为一等，是等为一行，行亦为就，据单行言之也。○】【《曲礼疏》说：熊氏说：五采五就者，采别二行为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者，亦采别二行为一就，故三就。二采二就者，亦采别二行为一就，故再就。一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采则别唯一行共为一就。杂记及聘礼说三采六等，故知天下诸侯采别为二等也】○王昭禹说：“设色的，采蓝以为青，采沙以为朱，五采蓝沙之类。采色一成，谓之一就。五就则五色皆成。”

郑康成说：“王朝日，表示有所尊崇，训导民事君。天子常在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

译说：“在东门之外拜日【○黄氏说：《觐礼》记载了朝日的礼仪，大概是当时防止诸侯会同朝见天子，天子已经在坛上揖见诸侯，乘坐龙辂，载着大旂，出东门拜日，然后返回祭祀方明，这就是所谓的大朝觐。平常的春朝之日，诸侯有因修治岁事而来朝见的，难道不是率领他们出来吗？《国语》中‘大采朝日’，大概是指每日朝见太阳】○王氏详细解说：经籍中有只说日不说月的，也有日月并说的。况且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见于《冯相氏》。而《尧典》在仲夏则说‘敬致而已’，用土圭来致四时日月，见于《典瑞》，而玉人在土圭则说‘致日而已’。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姊，没有祭天而不祭地的，没有祭日而不祭月的。日月并说的，是为了完备阴阳的意义；只说日而不说月的，是为了尊崇阳而卑视阴的意义。郊祀的祭祀，是大大报答天而主祭日。晋用大圭，执镇圭来朝日，那么郊祀朝见天，也就可知了。只说祭祀天地的圭而没说朝见天地的圭，难道也是大圭镇圭吗？

译公爵手持桓圭，侯爵手持信圭，伯爵手持躬圭，其玉饰的丝绳均为三种颜色、三重绞结；子爵手持谷璧，男爵手持蒲璧，其玉饰的丝绳均为两种颜色、双重绞结，以此在朝见、觐见、宗庙相见、遇合以及会同等场合朝见天子。○易氏说：这些圭璧列在镇圭之后，即是《大宗伯》篇中所说的用玉制作六种瑞信。然而上公受九命，所以桓圭长九寸；侯、伯受七命，所以信圭、躬圭长七寸；子、男受五命，所以谷璧、蒲璧长五寸，这是命数的规定。至于桓圭、信圭、躬圭的玉饰丝绳均为三采三就，谷璧、蒲璧的玉饰丝绳均为二采再就，这并非命数的规定，而是用来装饰圭璧，其中蕴含着尊卑隆杀的等级意义。○郑锷说：天子从天接受瑞信，所以朝日时进献它；诸侯从天子接受瑞信，所以朝觐、宗遇、防同进献它。玉用来比拟德行，而用柔顺的丝绳来装饰进献，是用来阐明下级侍奉上级的道理。

郑康成说：“三采，指朱、白、苍三色；二采，指朱、绿两色。”

郑司农说：“手持圭璧去朝见天子，《觐礼》说：‘侯爵进入大门右侧，坐下安放圭，再拜稽首。’这是侯爵朝见天子。”

诸侯相见也如同这样。

郑锷说：不仅是在朝见天子时，进献玉器的装饰如此，诸侯互相朝见也是这样。根据三采、二采的区别，来知晓爵位的高低、国家的大小，并且用来阐明邻国交往的礼节，无不基于文明柔顺的道理。○郑司农说：也是手持圭璧去相见，所以邾隐公朝见鲁国，《春秋》传文说：邾子手持玉器，姿态高傲，面容仰视。

刻有纹饰的圭、璋、璧、琮，其玉饰丝绳均为二采一就，用于视察和聘问。

郑司农说：瑑，指有边缘棱角，刻出纹饰。○易氏说：这是诸侯派遣臣子去朝见天子，但是公、侯、伯用圭，而他们的臣子也用圭；子、男用璧，而他们的臣子也用璧。不仅如此，圭之外又加上璋，璧之外又加上琮。臣子不可以超越君主，其使用有所不同。郑氏认为璋用于聘问，后夫人用琮来享祭，学者于是据此推断圭璋的用法，殊不知《玉人》篇说：璧、琮九寸，诸侯用来享祭夫人。又说：刻纹的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用于视察和聘问。所谓刻纹的圭、璋、璧、琮，与普通的圭、璋、璧、琮本来就不相同。五等诸侯用桓、蒲、谷等纹饰装饰他们的圭璧，而他们的臣子只刻出纹饰。五等诸侯有的三采三就，有的二采再就，而他们的臣子只二采一就，这就是尊卑的区别。【○林氏说：礼制对于朝觐的玉器，说明其刻纹，桓、信、躬、蒲、谷就是；对于视察聘问的玉器，只说刻纹而已。刻纹的圭、璋、璧、琮用于视察聘问就是。至于享献的玉器，诸侯用来享祭天子，则不刻纹。《玉人》篇所谓诸侯用来享祭天子就是。】

郑锷说：进献玉器的丝绳装饰，都是朱、绿二采。一就，二采，用来形成纹饰。一就，用来体现纯一的义理。○郑康成说：大夫多人前来叫视察【○贾氏说：即殷时的视察，称为视】，少人前来叫聘问【○贾氏说：即时的聘问，称为问】○黄氏说：时聘、殷视察，都使用这些玉器。聘问公、侯、伯用刻纹的圭、璋，聘问子、男用刻纹的璧、琮。

愚案：郑注认为这是诸侯派遣使者去朝见天子，黄氏认为这是天子派遣使者去邦国。要知道王与诸侯的臣子通用，用于视察和聘问。其余详见《玉人》篇的内容。

四圭有底座用来祭祀上天、旅祭上帝。

郑锷说：邸，是底座。朝见住宿的城邑叫做邸，旅祭住宿的地方也叫做邸。邸有依托住宿的意义。四圭有底座，是用璧作为底座，四面合着刻纹，伸出一根圭依托在上面。用璧作为底座，用来象征天的形体。四圭依托在璧上，用来象征天由形体而产生作用。一定要用四根圭，是象征天道运行周遍四方，神灵无处不在的意思。【○易氏说：璧的颜色是苍色，琮的颜色是黄色，圭的颜色不同，不应一块玉可以全部完成。邸以依托住宿为义，那么就是四根青圭依托在苍璧上，两根青圭依托在黄琮上，以此推求，才符合玉人的制度。】○刘氏说：天以一气化为四时，滋生万物，五帝是四时的主宰。《易经》说：帝出于震，就是这个意思。四圭有底座，象征四时本出于一气，五帝本自于一天。○王昭禹说：祭祀上天，是指圆丘祭祀天神。旅祭上帝，则五帝在其中，因为涉及众多神灵所以称为旅。【○孙氏说：国家有变故则旅祭，旅祭是合祭昊天与五帝。】

两圭有底座用来祭祀大地、旅祭四方。

郑锷说：用琮作为底座，两面各刻出一根圭，依托在上面。依托在琮上，用来象征地的形体，以及圭的两面。说地的作用不足以比上天，也用来体现地数为二的意义。【○刘氏说：圣人作《易经》，二昼为坤，用来象征地的形象，所以两圭有底座，效法坤的意义。】○王昭禹说：祭祀大地，是指方泽的祭祀，即大享。旅祭四方，则五岳四渎在其中。

陈及之说：《宗伯》所说的苍璧黄琮，就是《典瑞》所说的四圭两圭。苍璧黄琮，说的是它们的颜色；四圭两圭，说的是它们的形状。由此推论，凡是夏正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如果祭祀上天，则冬至圆丘用四圭的苍璧；祭祀大地，则夏至方泽用两圭的黄琮。祭祀天地的地方，只限于圆丘方泽，哪里有天帝之别，昆仑神州之异呢？郑氏以《宗伯》苍璧所礼为圆丘郊天皇天帝，《典瑞》四圭

译所祭祀的是感应五行之气而诞生的天帝。其说法是：夏、商、周三代君王祭天，都使用夏历建寅之月。凡是君王承受天命，必定是感应五行之气而生，就祭祀孕育自己的天帝。如果周朝以木德称王，就祭祀青帝灵威仰；以火德称王，就祭祀赤帝赤熛怒。这种学说大概源自东汉光武帝喜好谶纬，当时的士大夫沿袭相传。郑玄最精通谶纬之书，他说：三代君王祭天，都使用夏历。《月令》中说孟春时节天子在元旦向上帝祈求丰收，并不是郊祀上天。○易氏说：《周礼》大宗伯掌管六种玉器，用苍璧祭祀天，用黄琮祭祀地。大司乐的职掌，冬至时在圆丘祭祀天，夏至时在方泽祭祀地，称为“礼”，这是祭祀的常规。至于四圭有邸、两圭有邸，用于祭祀，也用于旅祭。然而国家有重大变故，就旅祭上帝和四方山川。有变故才称为旅祭，于是与祭祀天地同属五祀。这难道是祭祀的常规吗？不是这样。璧圆象征天，而四圭象征天道的完整；琮方象征地，而两圭象征地道的偶数。依托于邸，用于祭祀天地，也是祭祀的常规。旅祭只是通用罢了。大概以上帝和四方山川为主，称为大旅祭，那么天神地祇以下都参与祭祀。这就是同时使用祭祀天地玉器的原因。

译祼圭带有瓉，用来陈设祭祀先王，用来祼礼宾客。

郑锷说：祼圭长一尺二寸，带有瓉，它的形制像盘子【○郑康成说：汉代的礼制，瓉盘容量五升，口径八寸，下面有盘，口径一尺】，但是它的柄是用圭做的，有流口向前倾注，防止做成龙口的形状，这是用来舀取鬯酒来祼祭神灵和宾客的。解说的人说祭祀先王叫做“肆”，对于宾客则用“祼”来说，为什么呢？郑康成说用来祭祀先王的叫“肆”，是分解牲体来祭祀，因此以此命名。我认为既然先祼祭然后才分解牲体，现在把祼祭命名为“肆”，不符合顺序。“肆”，是陈设的意思。郁人调和郁鬯酒来装满彝器并陈设它，凡是祼玉洗涤它、陈设它都叫做“肆”，即陈设。圭瓉陈设在先王面前并用来灌祭，所以先儒认为“肆”是灌祭先王，接待宾客如同侍奉神灵一样，所以他们的礼仪中有祼礼，所谓上公再祼之类就是如此。嫌忌宾客是人而不应当祼祭，所以特意用“祼”来说【○陈氏说：只有天地之神不用祼祭，所以《典瑞》中祼圭只用于先王，《玉人》中祼圭只用于祭祀宗庙，那么天地不用祼祭就可以知道了。《礼》说：诸侯赐予圭瓉然后才有鬯酒。《诗》说：赐你圭瓉，秬鬯一卣。而鲁、晋两国都使用它，因为它们对百姓有功。《祭统》所说的君主手持圭瓉祼祭尸，大宗伯手持璋瓉亚祼，这是诸侯使用玉瓉的礼仪。周朝衰微礼制废弛，而臧文仲带着鬯圭去齐国告籴，哪里知道先王赐予周公的用意呢】○易氏说：宾客也有祼礼【○郑康成说：爵行叫做祼】，就是《大行人》所说的王礼再祼、一祼的节次。宾客也有“肆”，就是《大行人》所说的享礼九献、七献、五献的顺序。先王说“肆”，宾客说“祼”，是互文。

圭璧用来祭祀日月星辰。

郑锷说：“用圭邸在璧的上面，刻出一圭。日月星辰附着于天，它们的功用各自主司一方，所以用一圭。它们的本体依托于天，所以用一圭而邸于璧。”○易氏说：“一圭而邸于璧，所以叫做圭璧。璧圆本来用来象征天，一圭所邸则对于天道来说不足，所以用它来祭祀日月星辰。”○王氏详说：“朝日用大圭镇圭，祭祀日月用圭璧，这是朝日与祭祀不同。”

璋邸射用来祭祀山川，用来造赠宾客。

郑锷说：半圭叫做璋，射是指琰而出。半圭的璋邸于琮，而从下向上都斜退而琰出，所以叫做射【○郑康成说：璋有邸而射，取义于减杀于四望○林氏说：璋邸射是素功，因为它的刮磨之功简略。郑氏认为素功是没有雕刻装饰，如果这样，四圭、两圭、圭璧之类有雕刻装饰吗○李嘉防说：璋邸射的形制，本体方正而扞御外部。本体方正则坚守不变，扞御外部则斜剡而有威严。体现山川的形势，用来扞御而观望诸侯。没有雕刻装饰，贵在纯诚守义罢了。《玉人》对于璋邸射特别说素功，夷平而没有雕刻，是很明显的】璋用来象征阴的任事，又从而斜杀它，像箭矢的射，体现通赞的意义。用它来祭祀山川，就是小宗伯所说的兆山川丘陵坟衍的地方。宾客到来，用它来致送稍饩。宾客回去，用它来致送赠贿【○项氏说：到达馆舍而致送饩，叫做造；出郊外而致送赐，叫做赠】所用与山川相同的原因，是山川是国家的扞蔽，宾客的到来，也用礼相接，用来扞蔽其国家所以如此○易氏说：琮方固，用来象征地。半圭所邸于地道，对于祭祀山川、造赠宾客来说不足。

土圭用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用来度土地。

郑康成说：土地就是度地。○郑锷说：土圭长一尺五寸，上可以度天时，下可以测地理。想要知道天时，就竖立它来观察春夏秋冬的日影。冬至日在牵牛，日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日影长一尺五寸，那么太阳的运行就可以知道了。春分日在娄，月亮上〇于东井，而圆于角下〇于牵牛；秋分日在角，月亮上〇于牵牛，而圆于娄。下〇于东井那么月亮的运行就可以知道了。叫做“致”的原因，是竖立土圭在这里，使日影自然到达这里，那么用来致四时的日月就是如此。想要知道地理，就竖立它来观察东西南北的日影，用一寸的日影知道千里之远，用一分的日影知道百里之近。封建诸侯，就用它来度量土地。

王昭禹说：“《玉人》说土圭长一尺五寸，用来致日。说度土地，致日不说月。大概是以成岁而言，成岁的是阳而已。”

珍圭用来徴守，用来恤凶〇。

易氏说：珍有贵重的意义。○郑锷说：考察《玉人》的职掌，不说珍圭。杜氏认为珍应当为镇，郑康成认为它是王使之瑞节，它的形制大小应当与琬琰相依，不把它作为镇圭的原因，是人君守之以镇安天下的圭，怎么可以交给使者拿着出使呢？然而诸侯守土，王想要徴召他们，在凶〇之际，王想要抚恤他们，派遣使者前往，难道可以无所执持吗？这就是制作珍圭的原因，可惜它的尺寸没有流传，现在无法考察，不是镇圭是可以断定的。杜子春说：诸侯是一国之镇，凶〇时百姓有逺志，想要镇安他们，他的说法是对的，改字以顺从自己的意思，是不可以的。

牙璋用来起军旅，用来治兵守。

郑锷说：半

译圭的一种叫作璋，长七寸，雕琢成牙齿的形状，取牙齿刚硬锋利、能咬噬兵器的意象，所以手持它来征发军队。如果军队驻扎在外，守卫要害之地，有不遵守军纪的人，就手持此璋来惩治他们。○李嘉防说：用武力使人服从是困难的，服从就像牙齿咬合物体，必须闭合之后才停止，所以用它来征发军队，是用来治理外部事务的；用它来治理军队守卫，是用来整顿内部秩序的。牙璋则由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使用，中璋则由小规模军事行动时使用【○林氏说：郑康成说：牙璋、中璋在琰部都有锯齿状的装饰，那么先说牙璋是因为它有纹饰。贾公彦说：军队多时使用牙璋，军队少时使用中璋，中璋也有锯齿装饰，只是牙璋的纹饰更多，所以得名牙璋，并先被提及。春秋时期，宋国司马请求符瑞来命令他的部众，攻打桓氏；魏国有兵符，汉国有铜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都是这类情况】○礼库说：古代五侯九伯和二伯专权征伐，而诸侯都共同承担四方事务，王畿内的军队不轻易出动。参照《周礼》和《司马法》，天子有四方事务时，冢宰向四方征调军队，说某国不遵道义，在某月某日征讨它，军队到达某国，小宰掌管警戒，虎贲捧着文书用牙璋来征发军队，这样王畿的军队就不会轻易出动。在《易经》未济卦中，高宗讨伐鬼方，三年后在大国受赏，那么即使是天子亲自征伐，也使用诸侯的军队。《诗经》中周王出行，六师跟随，那么所在之处都编成六师。刘文公在平丘会盟，对晋国人说：天子的老臣，请求率领王室的赋税军队，精锐战车十乘，那么即使是王室使者莅临军队，也不过十乘作为先行部队。宣王恢复古制北伐，制度就是这样。平王东迁，用王室军队戍守申、甫，《扬之水》开始讽刺这种情况。然而春秋时期，桓王讨伐郑国，还有陈、蔡、卫国的人参与，二百四十年间，王室军队讨伐屡次发生。《左传》未曾见到王室车驾出动，只有败绩于茅戎时，王室军队亲自出动，《春秋》对此深加讥讽。

译璧羡以起度

李嘉防说：注释中说“羡”，是指不圆整的样子。玉璧原本直径九寸，旁边减去一寸，用来增加上下的高度，所以高为一尺，横向直径为八寸。玉璧圆整部分九寸，中间孔径三寸，边缘部分加倍，因羡长而延伸，则成为十寸，旁边减为八寸。十寸是一尺，八寸也是一尺。以十寸的尺为基准建立度量，则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以八寸的尺为基准建立度量，则八尺为一寻，加倍为一常。这样，九寸的玉璧，纵向和横向都可以作为尺的标准，这是通权达变的方法。必定要依据九寸而加以羡长，因为九是天数，可以变通。○郑锷说：先王制定度量的用意，正是为了测量长短，但担心后世度量标准如果不存留，那么想要制作器物的人将无所考证，所以广泛制定制度来保存它。有黄钟的长度作为度量，那么度量起始于九寸；有璧羡的长度作为度量，那么度量起始于一尺。从九寸累积起来，所谓用律吕制作音乐的人有所考证；从一尺推广开来，所谓用器物举行礼仪的人有所考证。音乐的数必定起始于九，因为九是阳数，而音乐由阳产生；礼仪的数必定起始于十，因为十是阴数，而礼仪由阴产生。○王氏说：度量在音乐中，起始于黄钟的长度；在礼仪中，起始于璧羡。先王认为如果度量不存留，礼仪和音乐的典章就会消亡，所以制定这些让天下后世有所考证。○刘执中说：度量起始于黄钟的长度，权衡起始于积黍的重量，又制作羡璧，那么尺寸就不能改变了；又制作文驵琮，那么权衡就不能欺骗了。那么五种量器不说它们的制度，已经辨析清楚了。

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防璧琮以敛尸。

贾氏说：这六种玉器，两头都有孔，又在两孔之间开凿沟渠，在沟渠的两边稍微高起作为眉瑑，所以说“用丝带穿连它们”。○王氏说：六样东西都制作渠眉，璧和琮又加以防饰。

郑康成说：“在大敛时收敛尸体，加上圭在左边，璋在头部，琥在右边，璜在脚部，璧在背部，琮在腹部。大概是取象于方明神的缘故。防饰璧和琮，是为了通达天地。”○贾氏说：“圭在左边，以下都是约略依据《大宗伯》中青圭礼敬东方等文字。因为尸体头朝南放置这六种玉器，《宗伯》中璧礼敬天，琮礼敬地。现在这里璧在背部在下，琮在腹部在上，是因为背部属阳，腹部属阴。”○刘氏说：“君王的孝道，没有比严父配天更大的了，所以收敛时，用礼敬天地四方的玉器来制作。”

谷圭以和难以聘女

郑康成说：“谷圭也是君王派遣使者时的瑞节。”○易氏说：“谷是善的意思。如果天子派遣人和解诸侯的仇难，以及派遣人到诸侯那里聘娶女子，都使用谷圭进行。可以消除诸侯的怨恨，可以谋求诸侯的交好，所谓善就是取这个意思。”○郑锷说：“圭长七寸而纹路像谷粟的，名叫谷圭，大概与谷物的纹路相同。谷粟这种物品，充实而能养育人。君王对于诸侯希望使他们协调一致，如果他们有仇难，不相互协调，就派遣使者手持谷圭去和解，希望使他们诚信相待，并且安定他们生生不息的福气，所以说用来和解仇难。○郑康成说：“难，是仇敌，和解他们。就像《春秋》宣公和齐侯平定莒和郯的争端，晋侯派瑕嘉在周王那里平定戎人的争端。”婚礼有六项，其中五项用大雁，只有纳征不用大雁，因为束帛可以手持，所以纳币用〇纁。天子加上谷圭，希望他们诚信相亲，并且生生不息，所以说用来聘娶女子。

琬圭以治德以结好

郑康成说：琬圭也是君王派遣使者时的瑞节。○陈用之《玉人解》说：琬圭钝其尖端，使之圆钝而不锋利；琰圭锐其末端，使之锋利而不圆钝。○郑锷说：圭长九寸，不尖锐而圆钝的，名叫琬圭。琬就是圆钝的意思。圭的形状都尖锐其上部，以表示其使用的锋利，这个却圆钝它。凡是物品尖锐就逆，圆钝就顺，所以不尖锐而圆钝的，用来显示柔仁而无所不顺的意思。正因为仁柔而顺，所以诸侯在德行上有不顺的，就手持这个去治理，使他们去除凶德而修习吉德。○黄氏说：凡是诸侯有善德的，天子派遣人用琬圭表彰他们。等到诸侯派遣他们的臣子来聘问，也手持这个来命令事务。《行人》说按时聘问以结诸侯之好，就是这样。诸侯在交好上有未讲习的，就手持这个去结交，使他们去除仇怨而结下和好，希望他们仁柔婉顺，欢爱相随。○易氏说：交好本于执守德行而不改变，所以治理德行为大，结好次之。郑锷说：这称为治德，玉人称为象德。大概中和柔仁是德的本质，所以圆钝其圭来象征它。从制作的角度来说，所以玉人称为象；典瑞则从君王派遣使者的角度来说，所以称为治。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郑康成说：“琰圭也是君王派遣使者时的瑞节。”○郑锷说：“司农说琰圭有锋芒，有伤害、征伐、诛讨的象征，但考证玉人的制度，未曾有锋芒，所以礼图说锋芒的说法，违背了判圭的意义。只有半截为圭，才得到圭的名字。琰圭也是九寸，玉人称为判圭。判就是半，凡是圭都琰其上寸半而已，这个却琰其半以上，又半为瑑饰的纹路。其半规以象征仁，其半琰以象征义。仁义各居其半，

译但并不纯粹在于用兵。诸侯的行为有不善之处，拿着这个来责备讥讽他们，使他们改正改变。治理百姓的政治有邪恶之处，拿着这个来告诫晓谕他们，使他们去除这些邪恶。行人对殷頫说去除邦国的邪恶。这去除邪恶，是指殷頫所执掌的职责。大概是因为诸侯政治上的邪恶还没有达到可以诛杀的地步，所以责备他们，使他们改正行为、去除邪恶。这就是所说的用仁爱来爱护他们，就一定有讥讽责备的话；所说的用道义来要求他们。」○黄氏说：「改变行为，他们的恶行还没有显著，使他们向善；邪恶则是他们的恶行已经形成了。去除邪恶，免除他们的罪责。」

译林氏说：“玉圭圆润而弯曲，体现仁德，所以用来治理德行，缔结友好关系；玉圭尖锐而有锋芒，体现义理，所以用来推行正道，铲除邪恶。”

总论

黄氏说：“时聘无非是为了缔结友好，使者手持有纹饰的圭、璋、璧、琮来执行礼仪，又手持琬圭来褒奖有德之人，也是手持它。殷頫无非是为了铲除邪恶，使者也手持有纹饰的圭、璋、璧、琮来行使权力，又手持琰圭，告诫惩戒过失行为也是如此。这就是说聘礼和頫礼相同而事情不同，所以用‘宛’（弯曲）来彰显其义理。”

在大祭祀、大旅祭，以及所有宾客事务中，供给玉器并捧持它们。

郑康成说：“玉器，指的是四圭、祼圭之类。”○郑锷说：“大祭祀是祭祀天地宗庙，大旅是旅祭上帝及四方神灵；宾客所用的是祼圭；祭祀所用的是四圭、两圭之类。典瑞供给这些器物，又捧持它们前往。”

在大丧事中供给饭玉、含玉、赠玉。

郑康成说：“饭玉是碎玉，用来混杂在米中【○贾氏说：饭玉，天子用黍米，诸侯用粱米，大夫用稷米，天子的士用粱米，诸侯的士用稻米，饭玉与米同时使用，这就是《檀弓》所说的：饭用米和贝，不用食物之道，郑玄说：食物之道轻慢，米和贝美好，正是这个意思】。含玉是柱状玉，放在左右嘴角及口中【○贾氏说：含玉有数量有形状，《杂记》说：天子饭九贝，诸侯七贝，大夫五贝，士三贝，郑玄说：这是夏代的礼制，因为同样使用贝的缘故，周代天子和诸侯都用玉，也与饭玉同时施行】。赠玉大概是璧，赠礼有束帛和六种币帛，璧用帛包裹【○贾氏说：赠玉，根据《既夕礼》，下葬时棺木入坑，赠礼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上玉，这是赠送先王的物品】。”

贾氏说：“按照玉府的职掌，大丧事供给含玉，这里又提到它，是因为玉府主要负责制作，这个官职主要负责完成事务并供给。”

凡是玉器拿出时，就供给并捧持它们。

黄氏说：“出对应藏，不用的时候藏起来，使用的时候就拿出来，拿出来时自然应当供给并捧持。王所赐出的，玉府、内府、典瑞不参与。郑玄的说法不对。”○易氏说：“共，是供给物品；奉，是捧持事务。这个职官都说了玉瑞玉器的名称、物品和用途，而在职官末尾说供给并捧持，是重视这件事。”

郑锷说：“上文说供给玉器并捧持，主要针对祭祀和宾客。担心其他事务的时候，或许不供给捧持。所以说凡是玉器拿出，就供给捧持，表明没有不供给捧持的时候。”

王氏详说：“天府所藏的，作为国家的宝物；典瑞所藏的，作为国家的用具。所以天府说，如果迁移宝物就捧持它；而典瑞特别说，凡是玉器拿出就供给捧持。”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项氏说：“万物由天制定命令，臣下由王制定命令，所以称为典命。”郑锷说：“看《春秋》记载‘王派荣叔来赐给公命令’，诗人赞美宣王能够爵命诸侯，那么命令出自君主所赐。然而从一命到九命，有等级差别，看命令数量的差别，就可以确定隆重或简略的礼仪。这就是礼仪出自命令。典命的官职，由中士二人担任，掌管臣下命令数量的文书，用来记录事实并传达信用。所掌管的是礼仪和命令，而特别用典命来命名官职，大概是因为没有这个命令就没有这个礼仪。”○贾氏说：“典命提升群臣的秩级，也是礼仪事务。又爵命属阳，所以在此。”

掌管诸侯的五种礼仪，诸臣的五种等级的命令。

郑康成说：“五仪，是公、侯、伯、子、男的礼仪，五种等级。五等，是指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有的说仪，有的说命，是互文见义。”○郑锷说：“诸侯有礼仪，必定基于命令；诸臣有命令，也必定有礼仪。对诸侯特别说礼仪，对诸臣特别说命令，为什么呢？因为诸臣的命令地位低，他们在礼仪上未必有僭越的差别，最先需要辨别的莫过于命令；诸侯的命令地位尊，他们在礼仪上有觊觎的嫌疑，最先需要辨别的莫过于礼仪【○易氏说：“诸侯并非没有命令，以礼仪为实质；诸臣并非没有礼仪，以命令为节制，所以如此”】。然而大宗伯用九种命令的礼仪来端正邦国的位次，那么命令有九种。这里说诸侯五仪、诸臣五命，大概是因为典命所掌管的，是群臣提升秩级命令数量的文书；大宗伯则是合并九种命令所用的礼仪，来端正朝廷的位次。不计算不命的士，因为他们地位低而没有位列于朝廷。”

上公九命为伯，他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九为节制；侯伯七命，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七为节制；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五为节制。○王昭禹说：“上公有功德的被任命为二伯，二伯虽然同于九命，九命者未必都是伯。公是他的爵位，伯是他的职务。如果从陕以东，由周公主管；从陕以西，由召公主管。这就是《王制》所说的八伯，各自率领其属国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以天下为左右，称为二伯。”○王氏详说：“作为伯的称公，则终身如此；而二王之后称公的，则及其子孙。周公封于鲁，不去鲁；太公封于齐，不去齐。所以称公的终于其身而已，而他们的后世不过称为齐侯、鲁侯而已。”

译宋国自从防子以来，就按照上公的规格建立制度，直到春秋时代结束，始终被称为宋公。这是因为宋国是前代两位君王（夏、商）的后裔，他们的子孙得以称公，是为了完备三统之说；而三公的后裔，其子孙不得称公，是为了表彰有德行的人。○郑康成说：国家，指国君所居住的地方，即城邑的规模。上公的城邑大概方圆九里，宫室方圆九百步；侯伯的城邑大概方圆七里，宫室方圆七百步；子男的城邑大概方圆五里，宫室方圆五百步。○郑锷说：以前的儒者根据《匠人》中“营国方九里”的记载，认为周天子的城邑应当是十二里，怀疑《匠人》记载的是夏、商两代的制度。我认为《匠人》是依据天子中城来论述的，并非不同朝代的制度。上公的外城比照天子的中城，以九里为准则。宫室则方圆九百步，车旗则树立九旒的常旌，樊缨九重，副车九辆；衣服则冕服绣有九章，其他礼仪也都以九为准则。那么桓圭长九寸，缫借长九寸，介者九人，礼用九牢，朝见时宾主之间相距九十步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译王昭禹说：从上公往下依次递减，依据两种礼文规定的数量，就按照他们的官职等级来制定。《王制》说：三公为一命穿衮服，如果增加等级则是赏赐，不超过九命。次等国家的国君不超过七命，小国的国君不超过五命，也是这样。○郑锷说：公卿大夫用八、六、四，公侯伯子男用九、七、五。大概在内作为天子的臣子，地位虽然尊贵，即使是三公，也是臣子的道理；在外作为诸侯，国家虽然小，即使是子男，也是君主的道理。君主的道理面向南方，效法阳气，所以公侯伯子男的数量都是奇数；臣子的道理面向北方，效法阴气，所以公卿大夫士的数量都是偶数。意义各自有所取法。

天子的三公，为八命；他们的卿，为六命；他们的大夫，为四命。等到他们出京受封，都增加一等。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也都如此。

郑锷说：这些都是说在朝廷中的命数。卿就是上大夫，大夫则指中大夫、下大夫而言。从上士、中士、下士为一命、再命、三命，类推上去，那么中大夫、下大夫同于四命。五命不用于任命在朝廷的臣子，所以卿为六命。七命也不用于任命在朝廷的臣子，所以三公为八命。这些数字都是偶然的。三公与卿大夫在朝廷，并非没有畿内的封邑【○郑康成说：出畿内封于八州之中○贾氏说：畿内诸侯前往封国，也称出封】等到他们前往畿外受封，然后增加一等的命数，以褒奖尊崇、宠异他们。所以八命的三公加一命就成为侯伯，四命的大夫加一命就成为子男。命数既然增加，那么国家宫室之类也随着命数而增加。表明他们在内靠近君主，那么他们的权势就屈抑，礼仪应当递减；在外远离君主，那么他们的权势就伸展，礼仪应当隆重，就是这个原因【○陈君举说：等到他们出京受封都增加一等，那么劝勉人的时候就有特别的恩惠。如果增加旧没有颁爵的等级，每有不尽之意。如果当时都极其分明，一旦想要劝勉国家征伐有褒赐之类，都是人怎么对待他们呢？这是先王的深意】

李氏说：古代设立王朝的，没有九命的公之后，世人臣子宠命极其隆重，如所谓位上公、加九锡的，违背周家的礼意太远了。○陈君举说：典命的大夫没有中下的区别，查考序官有中下大夫，那么说命大夫自分为中下，似乎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位则有高低不同，士以三命为差别。但典命只说公卿大夫的命数，是想显示有出封的事情，所以说他们出封都增加一等。士爵位低，没有出封的道理，所以不说。那些士的命数既然不说增加三命以下的，正显示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去六命、四命，没有三命、二命、一命。郑玄则约略上士为三命，中士为再命，下士为一命。如果这样，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都是阴爵，等待出封为诸侯，才成为阳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既然不能出封，所以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也是阳爵，没有嫌疑【○郑锷说：典命不说天子士的命数，只说诸侯国的士，大概近而在朝，名分严，远离朝廷的容易萌生非分之想，所以防备诸侯的国家尤其紧急，从士就开始防备，类推上去可知】

易氏说：“成周的制度，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的，齐、鲁、晋、卫是；有以诸侯入为天子公卿大夫的，芮伯、彤伯、卫侯、毛公是。或出或入，是成周内外相权的大制。”○孙氏说：“在外的数量隆重，在内的数量递减。止斋认为先王想要抑制内重外轻的祸患，归于平衡，所以在命数上用心。我考察内重外轻，这是后世的弊病，先王的时代没有听说过。诸侯之中，选择有才能贤德的人入为王官；诸臣之中，功勋名声已经显著的则出封邦国。书记六卿，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在其中，都是从诸侯成为王官的。下至吕伋为虎贲氏，滕侯为卜正，先王难道因为人情所乐而求以抑制他们吗？等到太公封齐，召公封燕，周公封鲁，都是因为三方未定，封以镇守。周公最终不就国，伯禽继承。又难道因为人情所不乐而以褒奖他们吗？在内则低头而为臣，不使其递减，无法断绝僭越上级的阶梯；在外则南面而为君，不使其隆重，将无法保全君临的体统。更出迭入，只是在车旗衣服礼仪之间，显示损益的初始，并非想要平衡内外轻重的势力。”○王氏详说：“毛氏的说法认为出加入减，先郑的说法认为出加入亦加。而且毛氏见《无衣》之篇有‘岂曰无衣，六兮’的话，于是说晋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减。先郑见《宗伯》之职有‘六命赐官’的话，于是说子男五命入而为卿，是入亦加。然而《无衣》之篇，诗人的意思，想要武公入为天子卿士，虽然六命之衣，也自有所愿为。毛氏失诗人之意了。《宗伯》之职，谓内而卿士之有官人者，非谓

译子男入朝担任卿士而被赐予官职，这已经违背了郑国失礼之家的本意了。出访时不增加礼遇，加入时也不增加礼遇，应当采纳郑玄的说法。

译凡诸侯的嫡长子，若已向天子受命，代理国君之职，则其礼仪比国君低一等；若未受命，则用皮帛作为信物，位列子男之后。

郑康成说：“誓就是任命。表明天子已经任命他作为继承人，确立的继承人不能轻易更改。”春秋桓公九年，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行的是国君的礼仪。这是【○黄氏说：这是因为国君有丧事或疾病，不能亲自朝见，而派世子代理，所以仍称为国君之礼】○王昭禹说：“既然已经确定他是国君的继承人，所以代理行礼时，就降低一等，以避开国君的正位。”○郑康成说：“公的嫡子像侯伯那样执圭，侯伯的嫡子像子男那样执璧，子男的嫡子与未受命的嫡子，都排在次等小国之君之后，执皮帛来朝见，对他们的接待都以上卿之礼相待。”易氏说：“诸侯得以世袭爵位，是效法贤人。世袭必须以嫡长子为正统。于是父亲去世就由嫡子继承，嫡子去世就由嫡孙继承，杜绝祸乱之源，安定上下之心，其根本在于此。然而如果让诸侯自行由嫡子继承而不禀告王命，那么凭什么让天下人奔走效命呢？所以周朝的王者，虽然不废除万世确定的名分，但也从未没有轻重隆杀的手段。凡是世子受命于王，就有文告的辞令，申明告诫的意思，所以称为誓。已经受命的，代理国君而至，对待他的礼仪，比国君的礼仪低一等。如果未受命，就没有作为诸侯继承人的名义，所以用皮帛排在子男之后而没有正式的礼仪。这是为了尊崇天子的命令，上以尊崇天子的命令，下以安定万世的名分，从而政令得以施行。”

王氏详说曰：三帛的制度很古老了。《舜典》所载，先儒认为，○执皮帛以及诸侯的嫡子未受命者，用皮帛排在子男之后，公的○，用皮帛比照小国之君，是这样。《典命》所说的，只是诸侯的嫡子未受命者以及公的○而已，起初并没有说天子的○。《宗伯》说○执皮帛，那是天子的○吗？天子的○是六命，这里虽然没说○，但说他的卿是六命，那么○就在其中了。皮帛，是用束帛加上虎豹之皮。天子的○是六命，上公的○是四命。六命的○所执的是虎皮；四命的○所执的是豹皮。至于诸侯的嫡子未受命者，排在子男之后，也不纯粹是子男。公的○比照小国之君，也不纯粹是小国之君。这又体现了周公制定法度的用意。春秋桓公九年，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左氏认为以上卿之礼接待他，这不纯粹是子男，很明显。《行人》的职掌说：凡大国的○执皮帛，排在小国之君之后，出入经过三次积馆，不询问一次劳问，朝见的位置在车前，不交换傧相，庙中没有相礼，用酒礼接待他，这不纯粹是小国之君，很明显。

公的○是四命，用皮帛比照小国之君，他的卿是三命，他的大夫是再命，他的士是一命，他的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自比照他命的数量。侯伯的卿、大夫、士也是如此。子男的卿是再命，他的大夫是一命，他的士不命，他的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自比照他命的数量。

郑锷说：上公是最尊贵的，他的国家得以设立○，用来辅佐他，就像汉朝时所立的诸侯王之相。从一命的士往上推，士只有一命，大夫是再命，卿是三命，所以○是四命。四命大概相当于天子的大夫，名称同于天子的○，地位相当于天子的大夫，名称虽然相同而地位不同，这就是天子与诸侯臣属的区别。执皮帛，表明他的德行足以覆盖众人，而文采足以显耀于外，他的礼仪则像子男那样，天子的大夫出封就是子男，公的○相当于天子的大夫，所以得以比照子男的国君。《左传》说列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正是指这个【○郑康成说：比照小国之君，列在卿大夫之位，而礼仪像子男】○易氏说：公的○是四命，那么上同于天子的大夫，执皮帛比照小国之君，那么又上同于天子的○。然而天子的○执帛而加虎皮，大国的○执帛而加豹皮，这就是区别【○王昭禹说：王的○与公的○都称为○，因为他们特立而无朋党，他们的德行相同，他们执皮帛比照小国之君，本来就是适宜的】○王昭禹说：上公是九命，那么他臣子中命数最高的不能超过国君命数的一半，所以○只是四命。卿次于○，所以是三命；大夫次于卿，所以是再命；士又次于大夫，所以是一命。侯伯的国君与公的命数不同，他们的卿大夫士的命数与公相同，这是因为从他们国君的命数来降低等级。公是九命而有四命的○，侯伯不能设立○，所以提升他们三命的卿与上公的卿相同。因为臣子中命数最高的不能超过国君命数的一半，那么提升侯伯的臣子与公的卿大夫士同命，也可以起到勉励作用而没有嫌疑【○郑锷说：我考察《春秋》成公三年，晋国派荀庚、卫国派孙良夫来聘问，公认为中行伯的地位在第三，孙子的地位是上卿，怀疑谁先谁后，而臧宣叔说：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上下如此，是古制的规定。从宣叔的话来看，那么

译次等国家的上卿只能相当于大国的中卿，这意味着侯、伯的卿不得与公、侯的卿相比拟，但这与《兴命》篇的记载不符。大概《典命》篇说的是他们受命的等级数目相同，而宣伯所说的，是论及他们职位的相当；他们的命数虽然相同，但职位却降低了一等，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原因。○王氏《详说》说：“《王制》中次等国家的卿与大国的卿不同，如今侯、伯的卿、大夫、士也是如此。大概《王制》所说的是夏、商两代的制度，夏、商的上等大国没有‘〇’（指某种爵位或等级标志），所以它们的卿不得不与次等国家的卿有所区别；周朝的上等大国设有‘〇’，次等大国没有‘〇’，这相当于比大国低了一等。卿、大夫、士的命数完全相同，其间也就没有再值得怀疑或混淆的地方了。”

译郑锷说：“诸侯的卿受三命，相当于天子国的上士；大夫受再命，相当于天子国的中士；士受一命，相当于天子国的下士。宫室、车旗、衣服等类，都根据他们的命数来制定等级差别。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国家，所以不称国家。侯、伯之国没有公，只有卿、大夫，他们的命数以及礼仪等类，都根据命数来制定制度。小国的卿受再命，相当于天子国的中士；大夫受一命，相当于天子国的下士；士不受命，则是由国君自行征辟任用。解说的人认为，受再命的卿、受一命的大夫，他们的宫室、车旗等类，本来就有可以参照的命数。那么如果不受命的士，将参照什么呢？我认为，由国君征辟任用的士，也可以比照一命之士来制定礼仪，只是略微减少一些。如果不参照一命之士，那么宫室、车旗等类，就没有可以取法的标准，恐怕就会与未做官的庶人等同了。先王的制度，命数只是根据国家的大小来确定的。”

总论

林椅说：“诸侯有五种仪制，而命数只有九、七、五、三等。臣子有五个等级，而八、六、四、三、二、一却有六个等级。这是因为公、侯、伯、子、男都是由命数来确定的，不是通过累加命数而达到的。至于士到大夫，则有通过累加命数而晋升的情况。所以臣子说等级，从五命以上就与子、男相同了。所以侯、伯、子、男各自说仪制。”

《周礼订义》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三十六 宋 王与之 撰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陈君举说：“司服掌管君王及受命大夫的服饰，弁师掌管他们的弁冕，而皮制、麻制、丝制的鞋都收藏在天府所属的机构。制作完成后颁发，大概是因为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宗伯接受这些来供给服饰御用。汉初有御府令，掌管御用衣服；东西织室也有令，都隶属于少府。费用全部出自禁钱，不从大司农调拨。齐国的三服官也主管制作服饰，进贡不超过十笥。后来逐渐奢侈。○又说：典瑞掌管瑞命，司服共有士六人，巾车掌管路车仆役，司常共有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节瑞命数，服饰车旗的使用，用来表明尊卑并寓于命数之中，都是典礼中重大的事情。秦朝制度，车乘主管于太仆，符玺隶属于少府。瑞器只限于玺印，佩饰只限于绶带和襚衣，衣服车旗的章纹，也多依据军事事务以使便利。凡是古代用来辨别班次服饰等级的，都粗略不讲。保留下来的不是形式上的文具就是空有法度，不足以称为礼。汉朝沿袭不改，于是这几项分属不同官员，而太常特为仪官，不与政务相通了。自从北齐设置主爵，后来改为司封，那么秩命就归于吏部。自从魏晋设置驾部，那么车舆就归于兵部。自从隋朝设置中监、尚辇，又分别由内省统领。到了这里连汉朝的错误都一并犯了，哪里还有闲暇治理礼制呢？”

掌管君王吉凶场合的衣服，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物品，以及使用的场合。

郑锷说：“君王的吉服有九种，自大裘到〇冕；冕服有六种，自韦弁到冠弁；弁服有三种，即所谓的皮弁素积，〇衣素裳，缁衣〇端。总括来说，都称为吉服。从服弁服到弁绖，这称为凶服。吉服以文饰为主，凶服以质朴素雅为尚，都是想要符合事理和情分罢了。司服辨别它们的名称、物品以及使用场合，有的用于祭祀，有的用于朝会，有的用于田猎，有的用于吊唁，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身体以显得美观。穿着这些服饰来行礼，就有不可改变的道理。人们观看，也能知道尊卑的差别。这就是重视辨别的原因。○易氏说：从君王以下都有吉凶衣服，因为礼制从君王开始。”

君王的吉服，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这样。郑锷说：“祭祀是为了致福，福是事情中最吉祥的。六冕的服饰，称为吉，大概是专门用于祭祀的服饰。”

愚案：天帝的义理已在大宗伯篇中见过。

郑锷说：“羔裘没有经纬的纹饰，却有纯一的质地；没有刺绣绘画的巧技，却有自然的形体。它的颜色纯黑，用来象征道；它的物品能表达恭敬，用来象征礼。不称为羔裘，而称为大裘，是因为天体最为宏大，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祭祀天的裘。这是为了象征它的形体。只有在大裘之上，覆盖着衮服，所以记载衮服称为被。说覆盖在上面，而且祭祀天应该崇尚质朴，反而覆盖上衮服。大概陶器、匏器、藁秸，圆丘扫地，虽然主于质朴；镇圭的缫，借龙旗的日月，四圭有邸，六变之乐，又主于文饰。内尽质朴，外尽文饰，以尽事奉天道的方法【○陆氏说：先王祭祀天以冬至之日为正，而裘又是服饰的根本，所以取大裘来命名。然而裘之上未尝没有衣服，而衣服之下未尝不用裘】。凡是冕的制度，版宽八寸，长是宽的两倍。前面圆后面方，后面仰前面俯。用布装饰，上面〇下面朱。前面圆而俯，是向明与万物相交的意义；后面方而仰，是向晦与万物隐藏的意义。上面〇象征天道的上升，下面纁象征地道的下降。命名为冕，是说应当俯首以表达恭敬的意思。”

易氏说：“君王的吉服有六种，自衮冕以下，都有章纹数目，只有大裘没有章纹，用黑羔皮制作。冕就是〇冠无旒的冕【○愚案：这可能是注防图说，或者因为服饰既同冕，岂能说无旒】。这是冕与裘崇尚质朴的表现。然而